一

　　吉建芳是线条天才。她的漫画是线条的奇观，或细如钢丝，强韧有力，简练传神；或柔如蚕丝，千转百回，变化多端。她含蓄内敛，平素话很少，却能即刻就把自己的感觉和知觉变成漫画，用线条说出一切语言，表达世间万象。

　　她的漫画不是夸张，而是浓缩——提炼事物的本质，萃取精华，勾魂摄魄。她的漫画不是讽刺，而是微笑，温馨睿智，意味隽永。因此，她的漫画不只画出了看得见的，也画出了一时看不见而将来会被看见的东西。

　　吉建芳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女子漫画世界。

　　二

　　获奖总是好的。

　　特别是这个年度好书奖，对我来说简直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在此之前，我完全不知情，没想到。秋天出书，冬天获奖，太出乎意料了。

　　如今还有这么省心的奖，令我感动多于高兴。可见还是有真正热心于文学的人，他们给了文学以鼓励和希望。

　　关于《农民帝国》这部小说，我不想再多说什么，它上市还不足三个月，年度好书奖的评委们就注意到它，并选择了他，这给了我很大的温暖和鞭策。因为这是一部我无法不写的书，中途曾萌生过想放弃它的念头，越想放弃才发觉自己必须要写完它。

　　它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再现真实的生活，还熔铸了我的理想和痛苦。我赋予这部书的责任是创造生活，浇铸人生。

　　这个奖让我有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心血没白费。

　　三

　　2009年5月，辽宁省作家协会在中国老牌工业重地沈阳，召开“工业题材座谈会”。这是我等待了许多年的一个座谈会，也总觉得只有辽宁作协最适合在沈阳组织这样一个会。在我的记忆里，“东北”的概念和共和国的重工业是连在一起的。但任何会议都是有时间限制的，越谈得深了，与会者就越感到不能尽兴。同样也是中国老牌子的文学刊物《鸭绿江》编辑部，似乎看出了这种不尽兴，在散会后的当天晚上，又找到我做了一次长谈。

　　或许是受座谈会的感染，或许是《鸭绿江》编辑部的问题提得很到位，激发我一吐为快，将近一、二十年来的困惑和思考，以及写作中的得失和盘托出。更感谢《鸭绿江》竟如实刊出。这篇“访谈录”的面世，一半功劳归编辑部，没有他们的“访”，就不会有我的“谈”，他们不问到我心里，我也不会交心。这篇文字没有多少理论色彩，有的是散文般的感情分量，和坦实的求问：中国真地完成工业化了吗？还是正进入工业的高峰期？为什么工业题材的文学并未迎来一个高峰期？等等。

　　现在的国人喜欢用美国作为参照系，那就说说美国，他们用了近2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当年不惜一切追求工业化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有许多关于工业化的名言，诸如“美国的事业，就是工业！”“对通用公司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当年辛克莱的工业题材小说《屠场》，被认为是一部“改变了美国”的书。小说第一次公开揭露了商人给食品染色，工人掉进高温煮肉桶，立刻只剩下几根白骨，其余的东西都变成肉罐头，死耗子掉进去也做成了香肠……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边吃早饭边看《屠场》，突然大叫一声：“我中毒了！”随即将香肠扔出窗外，从此吃素……我们即便在全民高喊工业化口号的时期，也没有这般重视工业和工业题材。

　　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已经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时代就是书写时代。传统文学已经很难离得开电脑和网络，更不要说网络文学、手机文学（或者叫短信文学）。最新的统计中国有网民2.5亿，也就是说有2.5亿写手，单是手机高手就每天平均发175条短信……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书写进入一个快乐的时代。我特别想感谢读者，能在我的这篇关于创作的谈话中看出了散文的情致和元素。

　　四

　　每到年关，人们都需进行盘点和总结。社会多元，价值取向不同，认识多种多样，比如同是富豪排行榜，就有好几种，更不要说期刊排行榜、大学排行榜等等，谁有兴趣都可以搞一个自己认可的排行榜。故年终总结也可以各式各样，有格式化了的“穿鞋戴帽式”，有千篇一律的“换汤不换药式”，有报喜不报忧的“光明礼赞式”……我想搞一个“另类盘点”，便连续10年每到年底都写几篇“花边”式的短文。

　　信息社会，信息代表事件，而事件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霸占了人们的想象力，比作家的虚构还要离奇。信息就是潮流，信息本身就是思想，信息就是一切。我只不过将自己的想法搓成一根细绳，把信息分门别类，然后串成一个个不同的主题。利用信息本身的轰击力，借力发力，连缀成篇，如此而已。所以这类的东西不能多写，写多了就有耍贫嘴之嫌。但，正是这个信息社会，成全了当世杂文。多年来文学批评界有一种声调，说文学死亡了，文学被边缘化了……等等不一而足。杂文也是文学的一种，却一枝独秀，正呈现出一种普及化的繁荣景象。

　　笼统地说，现代杂文可以分为三大块。

　　第一块，是网络杂文。博客里的大部分文章是杂文，比如韩寒的作品，几乎篇篇都是杂文，直截了当，想怎么“杂”就怎么“杂”，锐不可当。还有铺天盖地的手机段子，是更简短精锐的杂文。无论任何聚会，只要有一群人都在放声大笑，八成是在读杂文，或有人在说杂文。无论多么盛大严肃的会场上，总有人在摆弄手机，而且不在少数，他们的脸上会现出一种忍俊不禁的会心之笑，那一定也是在看杂文。

　　第二块，银幕及舞台上的口头杂文。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赵本山的小品，张艺谋的《三枪》等，都是吸收了杂文的思维和创作手法，才得以大红大紫。最近北京人艺正上演刘恒写的一台大戏，人物一开口就是杂文，从大幕一拉开，便一杂到底。完全可以称其为“杂文剧”。这应该算是杂文的创新。

　　不要以为杂文就非得写在纸上，有一天纸被电子所取代又该怎么办呢？比尔·盖茨不是已经预言：再过十年，电子报将取代报纸嘛。我在加拿大的国际作家节上就这个问题说过如下一段话：“世界在变，生活在变，人在变，文学在变。其实文学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变：魏晋辞赋有别于先秦诸子，韩愈能‘文起八代之衰’，就是一次大变。欧阳修的丰赡，三袁张岱的自然，龚定庵的峭拔，直至鲁迅的犀利，林雨堂的泼俏……文学也从未因内容与形式的变化而停滞。”杂文当然也不例外，变则通，通则久。

　　第三块，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杂文。虽然没有前两块那么热闹，但文思周密，立论有根，却常能代表当今杂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我也希望自己能写出地道的杂文。但今天的杂文如何才能地道，却不得而知，只好在有了感觉的时候抓到什么算什么，拣到筐里的都是菜。像这等“花边”类的作品，不能算是地道的杂文。但《杂文选刊》要选它，这说明当今杂文的视野和概念已经在变化，在扩大。或许这就是俗话说的“歪打正着”——这本来就是文学创作中经常使用的手法。 蒋子龙散文集：红豆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