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人的心目中，“五大道”代表着一段历史，是一片神秘的街区，仿佛每一条胡同、每一个深宅大院里都藏着无尽的故事……

　　其实“五大道”并不大。不仅和新修的环线，射线无法相比，就是和过去的老道，如和平路、中山路、南京路等也无法相比。常德道充其量不过千米左右，是一条半截子道。而且“五大道”区域内的建筑也多是“小洋楼”……“小”何以被冠为“大”呢？

　　按人们的习惯，给一件事物加上一个“大”字，是表示一种尊崇，一种敬畏，一种激赏。如“大中华”、“大英帝国”、“大老美”，总统就是总统，身材并不特别高大的孙中山却被称为“大总统”，明明是小孩子可以叫做“大胖小子”，老虎也常被叫成“大老虎”……

　　“五大道”不是正道，既不由正南通向正北，也不是连接正东正西。而是斜飘飘地从西南通向东北。这也许恰好“歪打正着”——天津常被外地人看成是一座“斜城”，进了市区如进迷宫，找不到一条直道。历史曲折，环境曲折，太直了反而难以通达，难以成名。

　　“五大道”也不是只有五条道。至少有三个版本，一说从马场道往北数五条道，不包括成都道；一说从成都道往南数五条道，没有马场道；还有一说不算半截的常德道……总之构成“五大道”气象的是六条道，不管是从南边砍去一刀，还是从北边削去一块，或者从中间抽走一条，“五大道”的景观就都不完整了。

　　“五大道”凝固了天津的近代史。天津最早的繁华商业区在东北角，到明清时期，城里成了政治文化中心，即所谓的“北门富，东门贵，南门穷，西门贱”。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发，天津市的中心逐渐南移，产生了劝业场商业区以及“五大道”。

　　细说是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首先在天津开辟“租界地”，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至少有八个国家在天津建立了“租界地”。至今，其他国家的“租界地”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消亡了，人们已记不清楚它们的区域和界线，即便还有残留的痕迹也正在逐渐消亡。惟原来属于英国“租界地”的“五大道”，虽历经近一个世纪，却声名不衰，《今晚报》能以“五大道”命题征文，也足见其魅力随着岁月的流失似有增无减。

　　这是为什么呢？

　　天津曾经是一座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五大道”正是这种色彩的徽记。成都道最早叫“伦敦道”，大理道则以英属的“新加坡”命名，马场道——顾名思义是通向英商赛马场的道，最早曾以“英国租界董事会董事长”德璀琳的名字命名……后来由于北洋政府的腐败，军阀连年混战，一批中国的官僚政客，清末贵族，各路军阀，以及洋行买办，豪绅巨贾，都纷纷进入英租界栖身，以求庇护。如袁世凯、黎元洪、冯玉祥，清王朝的庆亲王载振，大太监小德张，国民党将领鹿仲麟等等。他们买地建楼，争奇斗异，装修奢华，于是构成了“天津小洋楼”群，被世人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道以楼荣，楼因道贵。再加上绿树环抱，见缝插针的草地、花坛和小花园，使得“五大道”区域整洁幽静，形成一种特殊的居住环境，被视为“非等闲人可以跻身的特殊地域”。

　　“五大道”是凝固的历史，是耻辱的标记，同时又是天津市发展、变迁的见证。

　　这五条幸运的大道，甚至到现在还是天津市的一道景观。这又引人思索许多东西——因为它是“五大道”，而不是一条道，成片，成规模，用眼下时兴的话说是一个“小区”。所以能自成气候，能留存下来成为历史。

　　但是，古往今来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分成许多住宅小区的。天津也一样，平民区有谦德庄、西于庄、同福庄，高档区有小白楼、滨江道、官银号……为什么都没有形成“五大道”的效应呢？解放后，工人当家做主，建了一些工人新村，如中山门、丁字沽，现在是“危陋平房改造”的对象。改革开放后也建了一些新的住宅小区，比如“天拖南小区”，刚建成的时候是何等漂亮，现在又如何呢？

　　在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最耐久的就是建筑。它所表现的文化艺术意义也最为丰富和强烈。一座建筑，特别的是一片小区，从一规划设计的时候起，赋予其很高的文化品位，凝固住民族的思想和艺术，以后才有可能成为凝固的历史。如果一建成就是个该拆掉的东西，毫无文化价值可言，又怎么能指望这样的建筑或小区会“成气候”，“凝固住历史”呢？

　　“五大道”是七八十年前修建的道路，至今仍不落后，比有些新开的道路还要宽——而有些新路，通车就塞车。“五大道”虽坐落在市区，四周被闹市包围，却能闹中取静——这一格外被现代人所珍视。因为住在市区的人们，现在想散步都困难了，大道上跑车，便道上摆车，满眼是灰尘，满嘴吸废气……现代人似乎正在执著地实现卢梭的预言：“城市是人类的垃圾堆”。《汉书》里也说：“商贾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曰游都市。”现在的城市越来越集市化，几乎是街街为市场，无路不摆摊儿。

　　就这样，在时代更迭的不断对比中，“五大道”成了一本书——这本书曾经被封锁过，被想望过，被批判过，被保护过，现在却被人读出了一点味道……

　　1998.11.7 人畜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