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灾难进入反思期。

　　人们反思最多的是“非典”暴露出来的道德问题：个人品德、社会公德、公共卫生道德等等。比如，“非典”为什么会在中国这么多地区和城市蔓延？截止到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全球有“非典”病人八千二百四十例，仅中国内地就占了五千三百二十三例。二〇〇三年五月五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其封面大标题是：“SARS NATION”（SARS国度）。我们愤怒归愤怒，理智归理智，这次似乎很难以简单的断然否定来回击侮辱。

　　“非典”看上去是被控制住了，但谁也不敢保证它还会不会卷土重来？就像台湾和多伦多那样。人人心里都估摸着，今后也许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了。那人们希望今后能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呢？至少要活得干净一些，经历过非常灾难以后的正常，不应该重复以前的那种正常。这也就是国际生命伦理学会的前任会长、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丹尼尔·维克勒提出的——“以公共健康捍卫人的尊严”。

　　现代人的尊严，不是光靠你自己活得体面就能维护的。而“公共健康”必须要有公共道德做基础，做保障。毋庸讳言，“非典”灾难是一场公共卫生的危机，它暴露了现代社会潜藏的精神和道德危机。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志讲过一段他的采访经历，深刻地刺激了我。社会上流传的“毒王”是确有其人的，他不仅是最早感染“非典”的，也有着极强的传染性。先传染给他的家人，然后就在社会上和医院里传染了一片，有两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为抢救他而被传染，最终以身殉职。他是名副其实的“毒王”。当王志提出要采访他，想借以提醒世人，他竟张口索要五万元钱，没有钱就不接受采访。所以，社会上至今只知有“毒王”，却不知“毒王”为何许人也？他是怎样称王以及到底毒到了什么程度？

　　再比如，河北出了一个该判死刑还未来得及判就先死了的“非典”病人。他是一家公司的总工程师，去北京探视生病的女儿，自知染上了“非典”。便打电话让其妻租了一间房，然后便私自逃离北京。在此后的几天里，他分别到不同的洗浴房去大洗慢泡，每顿饭还要到不同的餐馆去吃喝。这显然是在故意传播“非典”病毒，他觉得自己要死了而别人还活着，心里不平衡。直到在一家洗浴房里昏死过去才被揭破真相。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怪事，致使非典疫情扩散开来，造成人心惊慌。所以，全国抗击“非典”斗争的转折点，是从中央撤掉两个政府高官开始。然后国家便一个接一个地颁布法令：抗“非典”不力的要撤职、开除，后果严重的依法处治；身染病毒却隐瞒疫情，故意传染给他人者，要判刑十年以上直至死刑；谣言惑众、制造恐慌者，同样会受法律制裁；借“非典”危机坑蒙拐骗、敲诈勒索者，也要被绳之以法……

　　同时，中国许多城市都立法重罚陋习。北京规定，吐一口痰罚款五十至二百元。上海人大常委会重新修订城市环境卫生法，对吐痰、便溺、乱丢垃圾等陋习可处以最高为二百元的罚款。自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在四天的时间里上海出动一万二千名执法人员，处罚了随地吐痰者三百二十四起。每处罚一个，周围的群众就鼓掌称快。可见随地吐痰已经成了人人厌恶的恶习。但，有人乱吐乱丢有本事，身上却没带那么多钱怎么办？上海市民呼吁加上这样的条款：“对无钱缴罚款的人，叫他用无偿劳动作补偿，穿上特制的服装，到公众比较集中的地方做擦洗痰迹的劳动或打扫卫生。”

　　如果在香港随地吐痰，则罚得更重，由过去的六百港元提高十六倍多，改罚一万港元。在新加坡随地吐痰要罚一千美元……这说明各地方的人都对随地吐痰深恶痛绝。二〇〇三年五月十四日，天津出动一千二百名执法人员，分成多路在繁华商业区、车站及主干道开展“抗击‘非典’改陋习、随地吐痰处罚你”的宣传活动。一上午有九百二十六名随地吐痰者受罚，处以最高限额十元的罚款。这可能是因为天津人收入低，执法者心慈手软，罚得有点温情脉脉。所以随地吐痰的人也多，派出的执法人员只相当于上海的十分之一，用了八分之一的时间，抓住的随地吐痰者却是上海的三倍！

　　中国人随地吐痰，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有时因一个人的一口痰会搞得其他中国人都很没有面子，甚至很没有尊严。对一个国家来说，既然你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要顾及它国对道德规范的期望。对一个人来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同样也要承担维护社会公德的责任。何况能够借痰传播的“非典”病毒，不仅让你丢面子、丢尊严，还会丢性命。性命攸关，就促使人们在“非典”灾难中思考许多伦理道德的问题，包括对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的认识。于是，社会舆论提出了“以德治典”、“以德防病”的命题。

　　德是教养，是知识，是人格的力量，也是一种约束。中国古写的德字是，上面一个“直”，下面一个“心”，有一颗正直的心就是德。而现在的德字，是两个人十四条心，还要在心的上面横上一根杠子。现代人七根肠子八条肝花，向善的决心并不总能十分坚定，很容易屈服根深蒂固的陋习。更何况我们有那么多人口，人口素质问题喊了许多年提高并不明显，没有严格的法制约束，怎么能形得成一个德字？

　　因此，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始终伴以各种各样的法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卫生的公共社会和健康的公共道德。这就要求社会公正，给每一个人的健康和长寿的机会均等。不能因某一个人的陋习，影响他人的健康。所以丹尼尔教授说，法律和警察也是“公共健康”的组成部分。

　　公共道德危机不解决，“非典”走了还会再来。即使“非典”不来，还会来一些其他更要命的“典”！据权威部门统计：“百分之十的中国人患有甲型肝炎（在美国、日本，这一比例只有百分之一）；大约有五百多万人患肺结核病，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且其中许多病例具有抗药性。”据全国防治艾滋病中心预测：“到二〇一〇年中国将有一千万艾滋病病人，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艾滋病病人最多的国家。”

　　面对这样一种卫生状况、健康状况，我们还敢大松一口气，说“非常时期”过去了？如果想不白经历这场“非典”磨难，就应该借非常灾难动用非常手段，建立起正常的公共道德规范和正常的“公共健康”制度，才有可能以后不会经常出现“非常”。正如先哲们所言，美德是每个人自己的礼物。而陋习，也是你自己的罪。 蒋子龙文集.10，难得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