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哇，二〇〇三年五月十四日的《羊城晚报》，公布了广东在抗击“非典”中被撤职和开除公职者的名单。他们中有医院和卫生院的院长、副院长，门诊部负责人，防疫组组长，以及护士、会计等等。或因擅离职守，或临危退缩，或弄虚作假哄抬医药费……

　　在此之前，北京、湖南、广西也都公开处罚过临阵逃脱的医护人员。同时，近一个月来，全国还有一百二十名官员因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惩处，其中大多是因“迟报、瞒报、漏报疫情”。

　　——这就是“透明”。

　　对高尚者要称颂，对有功者要赞赏。对制造种种罪过的卑劣者，也要惩罚。治“非典”需用重典。非常时期嘛，如果只是一味地大哄大嗡，很容易被误解为拿丧事当喜事办。

　　中国抗击“非典”是以四月二十日为转折点，撤掉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疫情公开，政治透明。于是，才能举国总动员，并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然，真不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如今是媒体时代，家家有电视有报纸，也就拥有了这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连在伊拉克打仗都看得一清二楚，发生在自己国家的“非典”又怎么能瞒得住？只有公开，才能动员群众。要公开就得公正，和群众心里的小九九对上号，才能获得社会和民众的理解。

　　几乎跟我们在佛山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的同时，美国于去年十一月五日在纽约发现了两名“黑死病”患者，此病又称“腺鼠疫”，死亡率为百分之十四，比最初对“非典”死亡率估计要高。“由于具有透明有效的沟通机制，这一事件可能引起的恐慌和混乱被提前平息和转移”。全纽约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但没有人紧张，因为知道发现了“黑死病”的同时，也知道了这两个人的病是怎么得的，不是恐怖分子的生化武器袭击，不会传播实际上也就真的没有传播开来。

　　到今年二月，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劳登县医院又收治了一名从中国返回的老年妇女，据信是美国确诊的第一例“非典”患者。劳登县医院马上把这名患者送入“负压病房”隔离，医护人员换上防护服，并迅速向卫生局报告情况，卫生部门立即派出两名传染病专家指导抢救工作。目前，这名患者已经病愈出院，没有传染给家人和医护人员。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四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公布了“非典”疫情。以美国那样一个强横傲慢、完全不把联合国以及任何一个国家放在眼里的国家，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重视这一卫生通告，立即启动“紧急指挥中心”，向各地卫生部门和医院紧急发布加强对“非典”监控和防治的指导原则，将“非典”列入隔离检疫的传染病清单，允许卫生部门对拒绝接受检查的疑似患者进行强制隔离。所以，当国际上“非典”疫区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剧增的时候，美国却是例外。作为一个人员流动频繁的大国，迄今全美仅发现五十六例“非典”患者，且还没有死亡的记录。

　　我们是“非典”的重疫区，真正引起重视却比美国晚了一个多月。这不是一般的迟钝。以“非典”迅猛的传播性，正是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北京以及周边地区害惨了，并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这不是人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吗？这样的卫生部长若不撤掉，天理难容！

　　自闹“非典”以来我没有戴过一次口罩，没有喝过一口中药汤。不是不想戴，也不是不想喝，只是信不过“非典”肆虐时期商家们突击出来的口罩和中药。无须特别留意，只是碰巧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些报道，就足以触目惊心。山东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口罩村”，回收医院用过的旧纱布，漂洗一下就缝成口罩，每人一天可以缝制一千多个。不光山东有这样的“口罩村”，全国到处都有。如昆明新彪牌汽车座套厂，“非典”一来“连夜改行缝制卫生口罩”。北京昌平一个修鞋摊也改产口罩……多了，似乎没有人不能缝制口罩，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缝进口罩，如碎布片、旧棉纱、坏泡沫、再生棉、卫生纸等等。这样的口罩戴到嘴上防不了“非典”还引不来别的病吗？药也一样，只讲许多抗“非典”的药方里都少不了的金银花，里面却掺了干树枝和杂草……人们听见风就是雨，竟敢大喝这样的药汤子，真可谓中国特色！

　　就在某些下三烂商家，挖空心思想借国难发邪财的时候，却忽略了“非典”带来的真正商机。如，中国政府今年计划拨款十二亿元，用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建设。四月二十三日，国务院又决定，中央财政设立总额为二十亿元的“非典”防治基金——这才是商家真正应该盯住的大蛋糕！国内外真正有眼光的企业都通过“非典”病毒的猖獗，重新估价和认识中国乃至世界的医药市场，纷纷关注疫苗业。也请看看他们的节奏：

　　四月上旬，美国政府卫生官员召集美国和欧洲的十几家大制药公司开会，商议“非典”疫苗的研发工作。为了加快研发进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在与公共和私立研究机构磋商协议奖励制度以及设立专项资金等。

　　四月中旬，加拿大的研究机构揭开“非典”病毒基因排列，并立即在美国申报专利。

　　四月三十日，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首席执行官加尼尔表示！“公司将与竞争对手合作，寻找可能的‘非典’疫苗。”

　　到五月初，一家美国制药公司为“非典”申请的药品专利已近六十项！

　　与此同时，那些靠邪门歪道坑蒙拐骗的不法投机商，也受到了严惩。

　　为商如此，为人也一样。同样是二〇〇三年五月十四日，天津出动一千二百名执法人员，分成多路在繁华商业区、车站及主干道开展“抗击‘非典’改陋习、随地吐痰处罚你”的宣传活动。一上午有九百二十六名随地吐痰者受罚，处以最高限额十元的罚款。半天时间抓九百二十六个吐痰者，可不是小数！然而执法者又体现了平民城市的“平民关怀”，又想罚，又不想得罪人，罚十块钱不疼不痒，只罚出了吐痰者的怨气，说不定下次还吐，甚至会吐得更多。因为心里觉得亏，报复上一次的挨罚，就再多吐几次。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人乱放鞭炮没人管是一样的，今天你放，明天我也放。它污染的不只是空气，还有人们的精神，非年非节，鞭炮乱响，人心恐慌，助长迷信。没有喜事当然就是丧事。

　　都是随地吐痰，在香港过去要罚六百港元，现在提高十六倍多，罚款一万港元。另外两个直辖市北京和上海，一个“非典”疫情比天津重，一个则比天津轻得多，都规定“吐一口痰罚款二百元”。北京还设了个下限：“不得低于五十元。”注意，是一口。吐得多，罚得多，连吐连罚。这才叫罚，直罚得吐痰者肉疼，才会有记性。要知道，我们在国际上被称为“吐痰大国”，这是何等的耻辱，不动真格的怎么能洗刷得干净？

　　也许有人会问，有人随地乱吐有本事，身上却没有那么多钱，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又能把他怎么样？上海市民呼吁加上这样的条款：“对无钱缴罚款的人，叫他用无偿劳动作补偿，穿上特制的服装，到公众比较集中的地方做擦洗痰迹的劳动或打扫卫生。”

　　自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在四天的时间里上海出动一万二千名执法人员，处罚了随地吐痰者三百二十四起。而天津只出动了十分之一的执法人员，用半天时间抓到吐痰者却是上海的四倍，比较一下数字，效果竟是如此悬殊。而这数字背后的内容，恐怕就更令人思索了……

　　“非典”病毒无论多么邪行，总有过去的时候，或者平稳地陪伴人类走下去。到那时我们能留下什么？为抗击“非典”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难道“非典”一过又一切恢复老样子，像有人恶毒咒骂的那样“吃得像猪，活得像耗子”？若真是那样，“非典”走了还会再回来。可是我相信，生活不会再是老样子了，中国人的生存形态将有剧烈的改变，“非典”培养出来的习惯有些会坚持下去。这就要有机制和法度的保证。 蒋子龙文集.10，难得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