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处于珠江三角洲的腑地，河涌交错，水网如织；山丘则丛林密布，人烟稀少。宋绍定六年（1233年），一个叫何德明的人来到番禺，见珠江从上游夹裹着大量泥沙而下，受潮水顶托淤积成坦，年年增大遂成冲积平原，肥沃松软，极宜种植，心想若在此定居，筑堤围田，定能富甲一方。

　　于是，何德明选择了番禺的沙湾安顿下来，向官方购得大片土地，并不断开发，渐渐扩充到300余顷。有了这等雄厚的根基，顺势繁衍生息，何氏一脉渐成番禺望族，将自家的大宗祠命名为“留耕堂”。

　　两旁的对联是：“小宗异大宗同钦于世世；前人修后人续享之绵绵。”

　　并且还立下了一个很特别的规矩：“凡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者，分别可获得祖荫二份、四份、八份”。每份“祖荫”相当于七亩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何家子孙书读好了，有了功名，不是鼓励他们离开乡土，忘记根本，而是以土地奖励，让他们眷恋故土，永不忘根脉。

　　由此，番禺何氏，乃成望族。宋代曾创造过何棠、何栗、何榘三兄弟同榜进士的佳话。后来以何柳堂为首的“何氏三杰”，将广东音乐进行系统集成、发扬光大，并创立了“典雅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席毛泽东曾在北京接见何贤的夫人以及后来成为“澳门特首”的何厚铧。创办近二百年的何氏家塾，今天是广东的省级名校“象贤中学”……不知是不是受此影响，现在属于广州一个区的番禺，每年考上大学的人数，都有七、八千之众。

　　何氏无疑创造了一种历经劫难却绵绵不绝的家族文化，正是这种富有强韧生命力的家族文化，令何氏一族成为名门，并保持兴旺至今。

　　解读何氏家族文化，理解今天番禺人的文化意识，关键就在“留耕堂”三个字上。

　　俗云：“耕种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番禺曾出土一块2000多年前的石碑，上刻四个大字：“大吉番禺”。那么番禺“吉”从何来？其古训是：第一代养地，有地才能养人；第二代养气，养浩然正气；第三代养文化，有文化才能培育和发扬君子之风。

　　因此，在番禺并非只有何氏一族如此，早已经形成一种蔚为可观的文化现象。被尊为“岭南三大家”之首的屈大均，别号“今种”。独开一番境界，令人浮想联翩。他削发明志，备受景仰。一生忠愤，气魄雄奇，以诗为史，创翁山诗派。

　　只有700多户人家、却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大岭村，先后考中过34名进士，有探花也有状元，出过知县以上的官员近百名。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的专家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异物志》的作者杨孚，也是番禺人，为东汉时期岭南第一才子。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守业尚文”，“绳美祖宗”。曾极其优美地赞颂鹧鸪的不离恋土：“其志怀南，不思北徂”。

　　能够“内守”，方可持久——这是番禺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番禺曾被视为“广州的后花园”。竞争社会，谁都想奋勇争先，没人愿意跟一个“后”字沾边。番禺却沉稳干练地当着“后花园”。当国内的“前院经济”正为姓“资”姓“社”争论不休的时候，番禺却忙于建桥修路、招商引资，出现了番禺历史上从未有过经济繁荣景象……

　　一个“后”字恰好发挥了番禺的性格优势。而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性格形成，要得益于文化的浸润和培育。历史上“后发先至”、“后来居上”的事例太多了，都是因为有文化上的“先”和“强”。即便在极其特殊的非常时期，番禺文化中的“留耕”、“守业尚文”的意识也没有泯灭。

　　坐落于南村镇的“余荫山房”，位居广东四大名园（番禺余荫山房、佛山梁园、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之冠，其主人邬彬，于清咸丰八年，官至从二品，年龄却只有34岁，便以母年迈为由，毅然辞官，归隐乡里。他建造“余荫山房”也处处体现一个先人的“荫”字和一个后人的“藏”字：“嘉树成荫，藏而不露，缩龙成寸，小巧玲珑。”因其匠心独运，园中有园，景中含景，外表别具一格，境界幽深广阔。一落成便成为中国园林艺术中的瑰宝。

　　今天的“余荫山房”，不仅完整地保留住其主人的文化理念，还凝结历史，成为番禺地域文化的一种象征。烟云过后，岁月照旧；岁月逝去，故事存留。

　　番禺的所有故事，都体现了当地文化的魅力。

　　时下流行“城市以文化论输赢”一说。古邑番禺，人文鼎盛，卧虎藏龙，这不能不说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有情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