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芳望着我阳台上的那盆牡丹花，眼睛超然于有情和无情之上，睿智白皙的额头凝聚着静谧和充实感。我眼睛望着她，耳朵听着她有滋有味的讲述，不知为什么脑子老开小差儿，又想起了我的同学侯玉屏。颜芳同侯玉屏毫无共同之处，我为什么老把她们两人的命运搅在一起？

　　侯玉屏是著名的侯家码头大掌柜的千金，她家趁十几条轮船。从前连日本人也让侯家三分，她记得每年她父亲过生日都要摆下一百桌酒席。侯玉屏却偏偏从小就爱上了一个穷邻居的儿子鲁振元。鲁振元的父母以捡破烂儿为生，他父亲到市内走街串巷地去收破烂儿，他母亲就在侯家码头上捡捡拾拾，最为侯家的人所瞧不起。家里弄得脏糊糊。房前屋后摊晒一堆堆乌七八糟的破烂东西。然而鲁振元却长得一表人才，高高的个子，英俊的大脑袋，很帅的小平头，大耳、高鼻、闪着光芒的眼睛。热乎乎的一双大手，处处透着憨厚、真诚、英气的力度。他还是全市中学篮球联赛的冠军队——十八中校队的主力队员。

　　鲁振元比侯玉屏高三年级，侯玉屏有做不出的功课就去问他，做得出的也去问他。她喜欢胳膊肘顶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巴颏，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鲁振元，她就愿意听他说话。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行，至于他讲些什么无关紧要。两人谁有了一点好东西都要偷偷地送给对方，一支钢笔，一个铅笔盒，一种好吃的东西……

　　渐渐地两人都感到有些话当面说不出口，于是写情书。替他们传递情书的是鲁家窗台上那盆死不了花。谁写好了情书就压在花盆底下，把对方的信取走。侯玉屏说：

　　“振元的脚爱出汗，他的球鞋和袜子很臭，可是我不嫌。反而喜欢偷偷地闻它、亲它，有一种男人特殊的气味令我激动得浑身战栗。我对老邢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情。”

　　老邢就是“半导体”，全名叫邢起福。他又干又丑，毫无性感。

　　解放以后鲁振元的父母都有了正式工作，日子越过越好。而侯家却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侯家的主要人物死的死，坐监狱的坐监狱，侯家码头彻底归了国家。这些变迁不仅没有影响侯玉屏和鲁振元的关系，反而使他们的关系更亲近了。鲁振元决心打一辈子篮球，高中毕业后考进了湖南体育学院。母亲为他做了个红裤衩，穿上它可以保佑他在球场上平安无事，临行时他却把这件宝物偷偷地送给了侯玉屏。侯玉屏送给鲁振元一块手绢，咬破中指用自己的鲜血在上面写了四个字：“生恋亡爱”！

　　那个年月时兴写血书。）

　　我昏昏沉沉地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这七天里，哥哥拿着我从内蒙古带回来的县、公社、大队的三级证明信，到建筑工程处为我办好了顶替父亲回城上班的全部手续，姐姐到派出所替我报上了户口。一切都很顺利，因为父亲死了，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城里终于有了我立脚的位置。

　　已经官复原职的工程处党委书记吴国基还挺不错，没有忘记我父亲为他开了十几年汽车，没有忘记我父亲为了救他而受的那些折磨，他给我写了一张纸条——

　　曾孟达同志：

　　颜芳同志分到你队工作，她在农村插队期间表现很好，请你多加培养，对她的能力给予足够的重视。

　　吴国基即日

　　哥哥向我夸耀他费了许多周折才见到吴国基，幸好吴书记不是那种“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断”的人，没等他多费话就大笔一挥写了这张条子。别小瞧这张纸，它比任何盖着公章的证明信都更管用。曾孟达是工程处下属的一个修缮队的党支部书记兼队长，是吴国基提拔上来的。吴国基叫他对我“多加培养”就等于告诉他要对我“多加照顾”，叫他重视我的“能力”就是说要给我分派一个轻松的工作。这跟黑话一样难懂。我问哥哥，这位吴书记既然想帮忙，为什么不把话写得明白点儿呢？哥哥说，当头儿的都是大滑头，这张纸条万一落到别人手里也找不出毛病，不至于给他招来什么麻烦。

　　我有工作了，我也要赚钱了，从今后再不吃闲饭，不用家里为我操心了。我把吴国基的纸条小心翼翼地放进钱包里，恨不得立刻就去上班。妈妈不让，死活又把我关在屋里休息了两天。她说我只要一去报到，再想歇着也不行了。我躺在爸爸曾经睡过的床上老有一种犯罪感，我的职业、我的城市户口都是用爸爸的命换来的。活人沾死人的光总叫我心里感到不自在。家里还笼罩着一股沉闷悲凉的气氛，亲戚朋友都走了，连哥哥姐姐也都回去各自照看自己的小家庭，屋里显得空落落、死寂寂。我不愿让妈妈着急，就老老实实地留在家里。吃不下强吃，睡不着硬睡，无话可说就找事做，把里里外外、墙角旮旯，彻底清扫一遍，凡是爸爸用过的东西该拆的拆，该洗的洗，该扔的扔，该烧的烧。

　　我把屋子翻了个个儿，换了个样儿，好像把死气、晦气全赶跑了，屋里亮堂了，干净了。

　　我怀着一种新鲜的感觉去上班，走进修缮一队的大院子却吓了一跳，心情立刻紧张起来。院子里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建筑材料和脏糊糊的工具，这儿扔着几个灰斗，那儿丢着几把坏铁锹，小推车轱辘朝天，砖头瓦块如星罗棋布。比这些东西更脏更乱的是院子里的这些人，有人赤裸着上身躺在墙根儿下的草袋子上，枕着砖头，露着黑森森的胸毛，让我想起凶猛的野兽。有的手握大饼油条正往嘴里塞，有人高声说着粗话，他们正常说话就像骂街。阴凉处还有人在下棋、打扑克，我感到惊奇，这也算是个国营单位吗？工人就是这个样子？懒散、粗野、肮脏。我游游移移地走进院子，感到自己的气质和穿着打扮跟这里的环境气氛极端不协调。早晨出来的时候我还特意挑选了一身最朴素的衣服，黑纱的短袖衬衫、黑裤子，白凉鞋，因为我正在穿孝。话说回来，不论什么衣服一穿到我身上就格外抬色，我长得很白，当时留着运动员式样的短发型，被一身黑衣服一衬，一定很精神。我知道自己长得不算多漂亮，可从小到大没有人说过我长得丑。平时被人夸奖长得漂亮是一件很得意的事，但是一个漂亮姑娘走进这样的修缮队可就不大妙了。工人们全都扭过脸来看我，我突然感到全身一阵哆嗦，似乎浑身的衣服被他们的眼光剥得精光，连灵魂也裸露无遗了。我低下头不敢看他们，却又不知道该进哪个门。

　　有人咂嘴：

　　“嘿，要想靓一身青！”

　　有一个身材高大、相貌丑陋的人迎着我问：

　　“你找谁？”

　　“我找曾书记。”

　　“他不在。”

　　“那……”我不知该怎么办，是回去呢，还是打听一下能不能找别的人报到？

　　“孙队长在。”那个人主动把我领到院子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门口的墙上钉着个牌子——党支部办公室。他很积极地高叫一声：“孙队长，有人找！”

　　孙队长倒是一副很斯文的样子，眼睛抬起来，手里的钢笔也停住了，白净脸，整齐的分头，雪白的衬衫领口没有一点灰垢，想不到在修缮队还有这般干净秀气的人物。他望着我，眼镜片后面一双敏锐的眼睛闪闪发光：

　　“你找我？”

　　“我是来报到的。”

　　我糊里糊涂地把吴国基写的那张纸条递过去，孙队长仔细端详着那张纸，好像在辨认是不是吴国基的笔迹，我紧张地在等待着他对我的命运做出安排。孙队长终于把那张宝贝纸锁进了抽屉，站起身来，向我伸出手：

　　“欢迎你，颜芳同志。”

　　他的手挺软，可是很用力。我碰了一下他的手就赶紧松开了。

　　“我叫孙可展，是这儿的副队长，我知道你的事情，请坐。”

　　我在他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吴书记在信里叫我们多照顾你，给你分配一个轻闲一点的工作。”我心里一动，他们当头头的都看得懂这些黑话。吴书记的纸条是写给曾孟达的，他为什么一口一个“我们”，看来他与曾孟达商量过我的事情了。

　　“吴书记耍了个大滑头，他本可以把你留在上面，工程处是个大机关，哪个部门都缺人，再说你父亲，生前就是在处里开汽车。”

　　孙队长讲得诚恳而又直率，竟然当着我这个新工人的面说他的领导的坏话，一副替我抱不平的热心肠。我知道自己只能当工人，因为我是顶替父亲来上班的，父亲是工人，我怎么可以留在处里当干部呢？我担心是他不愿意要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孙队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实实在在地说：

　　“既然处里把你分配到我们队里来，我们当然非常欢迎。就是工作紧一点，要登梯爬高，修房拆房，搬砖送灰，你干得了吗？”

　　他尽管讲得很客气，我却没有挑选的权利，我不知道这里还有什么工作，我应该干什么工作。我急于上班，怎能一见面就挑肥拣瘦给领导一个坏印象呢？我很干脆地点点头：

　　“我能干。”

　　“那好，你先干着，有了合适的机会我一定给你调换。”

　　他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

　　他走到门口，冲着院子喊了一声：“宝和，来一下。”

　　院子里的工人跟着他的声音起哄：

　　“宝和，头头找你有美事！”

　　应声走进办公室的就是刚才为我带路的那个大个子，孙队长介绍说：

　　“他叫王宝和，过去在部队上打篮球，现在是咱们队三组的大组长。”他转一下脸又向王宝和介绍我，“这位是颜芳同志，分在你的组。你带她去把工作服、毛巾、肥皂之类的东西领出来。”

　　（怎么，又是一个打篮球的！我今天被困在篮球场上了。）

　　王宝和显然没有想到我是来当泥瓦匠的，而且还分在他的手下当兵，他那张骨多肉少的脸掩饰不住心里的惊讶，似乎还有几分高兴或者得意。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两颗戴着钢套的大门牙：

　　“走吧。”

　　我跟在王宝和后面走出办公室。有人——大概也是组长一类的人物，在招呼工人们去干活儿，躺着的开始坐起来，坐着的准备站起来，站着的懒洋洋地去收拾工具，院子里乱哄哄的。工人们一见王宝和那一本正经的神气劲儿，后面又跟着我这样一个穿着一身青的姑娘，可找到了取乐儿的话题：

　　“大老王，孙头儿找你什么事？”

　　王宝和脚不停头不回，扬起右手，用大拇指朝跟在他身后的我一点：

　　“给我们组分来个新工人。”

　　“嘿，我说你美得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宝和，孙头儿爱你，尽挑圆脐的给你……”

　　他们的嘴里好像吐不出有人味儿的干净话。我今后就要跟这些人在一块干活儿吗？看来工人不如农民，农民比较老实，讲点情面，当着我们外地来的姑娘是不说脏话的。

　　半个月下来我就适应了修缮队的工作。听起来姑娘修房子似乎是个很吃力的活计，其实每天最多干五个小时的活儿，其余的时间就是喝水、聊天、打盹儿，跟我在农村受的累相比差远了。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半农半牧，不要说干开山挖河修台田这些重活儿，就说割豆子吧，内蒙古的地垄几里地长，从这头望不见那头，我干活儿好强，割到地头腰就像断了一样，好半天直不起来，左手被豆荚扎得血糊糊的。我割到头不敢直腰，因为腰伸直了就不想再弯下了，我还要回头接应长毛，长毛至少被落下了一里多地。她是我的同班同学，长得美极了，她才真正是太阳的女儿，是大自然的娇闺女，太阳晒不黑她，风吹雨打也改变不了她那滑润的细皮嫩肉。尤其是那一对眼睫毛，又长又好看，连我都爱看，我俩特别要好。每逢我帮她割到了地头，她就累得坐在地上哭一场。对我这个吃过苦中苦的老知青来说，修缮队的活计简直不算一回事，使我想不到的倒是在智力上受了一次打击。修缮队是个三百多人的单位，有不少适合女人的工作，何况我哥哥又走了吴国基这样一个大后门，我本来是可以不必下组当泥瓦匠的，事后我才知道是自己把事情办坏了。

　　曾孟达跟孙可展两人关系紧张，我愚蠢地把该给曾孟达的条子交到了他的对立面手中，事情还能不砸锅吗！孙可展一是吃醋，党委书记在写条子的时候只想到曾孟达是一队的头头，眼里根本没有他。他就用琢磨我来证明自己在修缮一队里的权威。孙可展二是多心，他怀疑我会成为曾孟达的人。他如果给我分个好工作，我也只会感谢吴国基和曾孟达。他当然不会办这样的傻事。他把我整治一下，实际是表明对曾孟达的蔑视，等于告诉我，在这里只有他说了算，走别人的关系行不通。他做得无懈可击，又蔫又坏又损，曾孟达上班后知道了这件事也无计可施。

　　哥哥为这件事对我埋怨个没完没了，我仍然怀疑孙可展是不是真有那么坏。以后他见了我总是主动找话说，问长问短，非常关心我的工作情况。即便他真是曾孟达所说的那种笑面虎，也装得太像了，太好了，令我佩服。我不后悔也不怨恨，怨恨别人是无能之辈走投无路的表现。我从来不承认自己走投无路，我不会当一辈子工人，更不会老干这个泥瓦匠……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信心？自己也说不出多少道理，眼前似乎也缺少根据，但我有一种感觉，有一种决心。人不是靠道理活着，而是凭感觉活着。我的感觉特别准确，我很相信自己的感觉。五年前我下乡的时候嘴里说的是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心里想的也是扎根。但理智之外老有一种感觉冒出来：我不会在农村待一辈子。只要知道眼前的工作是临时的，我就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什么累都能扛得住。现在还不都是应验了！在一块下乡的同学当中我是第一个回城的。爸爸死的那天晚上我正住在姐姐家，刚睡着就做了一个梦，我从马上摔下来，脸正好摔在石头上，两颗门牙全磕掉了。硬是把我疼醒了，掉当门死亲人！我感到不好，爬起来就往家跑，回到家爸爸正捯气儿，他不看见我是不会咽气的！我抓着他的手，不住声地喊爸爸，他安安稳稳地闭上了眼睛。对，我的感觉和决心就来自爸爸，我决不当个像他那样窝窝囊囊活一辈子的工人！

　　我开始学科技英语，当同组的工人喝茶抽烟聊大天的时候，我就掏出小本子背单词。至于学好英语是不是准有用、能不能改行去搞翻译先不去想它。长毛的父母都是理工学院的老师，他们住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近，老先生愿意教我，我愿意学，这就行了，总比把时间白白地浪费掉好得多。我对科技英语兴趣很大，我相信只要自己学好了就一定会有用处。各个技术部门和大企业都有科技资料室，我可以翻译英文科技资料，顶不济还可以当资料员，只要能跳出修缮队就行。

　　但是在干活儿上我不让别人说出闲话，该我干的我决不少干。在心里我并不把自己看成是跟王宝和一样的泥瓦匠，我可以跟他们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心里总感觉这是暂时的，就像作家体验生活。在穿戴上我不赶时髦，那时候的时髦就是丑，女的男性化、大众化、工人阶级化。我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一下班就换上自己喜欢的好衣服，即便是上班穿的工作服我也把它拆开重新改做了，穿在我身上就像迎宾服一样合体、板正。我不是夸打扮，我喜欢长毛身上那种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熏陶出来的气质，我羡慕长毛母亲那种有知识教养的妇女所具备的风度。王宝和说我老像个客（qiě）似的——北方土语，指娇贵的客人。修缮队那些邋邋遢遢故意把自己打扮成十足泥瓦匠的女人，背后没少戳我的脊梁骨。说我妖里妖气，尽穿奇装异服，一身资产阶级的臭味。我听到这些闲话不仅不生气，反而高兴，我就是要把自己改造得不像个工人，当个资产阶级也比当个资产阶级的走狗强！资产阶级好赖还是主人，“狗”——这个字给我的刺激太深了。她们忌妒我的衣服漂亮，当着别人面骂我，暗地里又偷偷照我的样子裁衣服。她们还忌妒修缮队里那些最粗鲁的男人也不敢跟我甩脏话，愿意跟我搭讪，在我面前都装得人模狗样、规规矩矩的。

　　家里开始为我张罗着找对象，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什么条件也没有。可自己心里有主意，不找工人，颜家到了我这一辈儿一定要改变门风！

　　一年以后才碰上一个合适的，他叫谢雨田，是冶金研究所的技术员，他父亲在一家工厂里当会计，头上还戴着一顶资本家的帽子。谢家祖辈经商，开着一座绸缎庄，轮到谢雨田的父亲当掌柜的时候赶上公私合营。我果真找了个资产阶级。谢雨田迷上了我，他的父母却不大赞成，具体意见说不出来，就感到我太精，过分讲究穿戴，一定很会花钱，担心他们唯一的宝贝儿子会跟着我受气、受穷。谢雨田对我的感情倒很铁，宁肯跟家里闹翻也不愿跟我分手。我们相识八个月之后，雨田拿出一百二十元钱在饭馆包了三桌筵席，我们就算结婚了。

　　（看起来侯玉屏的命比颜芳好，她一进工厂就分配学电工，又轻闲，又有技术，令多少学徒工眼红眼气。而且还碰上了一个好师傅，脾气好，嘴也能说，给她讲技术，讲玩儿，领她逛商店。就是长相有点拿不出去，身体像一把干柴火。夏天，工人们下班前喜欢脱光了膀子在变电室里大洗一痛，并不回避女工。侯玉屏有幸看到了师傅身上那条一尺八寸长的大刀口，像肚子上安了个大拉锁，着实把她吓了一大跳。好在邢起福是做她的师傅而不是做她的对象。当师傅长得丑有什么关系！

　　侯玉屏的父亲在监狱里得了气鼓症，保外就医没有几天就死了。她的母亲不知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就是不同意她跟鲁振元谈恋爱，没完没了地跟她吵闹。什么小人得势啦，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老太太好像把家破人亡的怨恨全发泄到鲁家人头上了。因为鲁振元的父亲刚好在码头上当了个工会小组长。老太太不愧是侯家码头的大奶奶，家道破败了仍然说一不二，威风还在。侯玉屏表面上看娇生惯养，活泼好动，内里却又十分懦弱，没有主见，凡事都要依赖家里。她虽然给鲁振元写过“生恋亡爱”的血书，现在却感到跟鲁的关系成了她心里一个沉重的负担。家里不同意，师傅劝她散伙，朋友们有的劝她散，有的劝她坚持下去。到家里受围攻，到厂里被议论。她真感到受不了了，这个大包袱实在背不动了，她真想甩掉这个麻烦，快点了结算啦！

　　师傅邢起福替她做主，托人以她的名义给鲁振元写了绝交信，把那个红裤衩也退回去了。

　　每天下了班都是邢起福送她回家。在汽车上邢起福偷偷攥着她的手，她不敢动，也不敢叫喊。邢起福摸准了她的性子，在班上趁着没有别人的时候也敢搂她、亲她。她没有一点快感，但也不敢反抗，怕师傅伤心，怕一喊叫让别人看见更不好。稀里糊涂的厂子里就有了风声，大家都知道侯玉屏跟她的师傅好上了，这舆论正是邢起福求之不得的。可她心里只有鲁振元，根本容不下别的男人，至于嫁给师傅“半导体”，她连想都不敢想。但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她已经跟鲁振元散了，如果再吹掉邢起福，人家会怎么说她呢？还不把她看得更坏了！

　　侯玉屏在心里开始可怜邢起福，缺肋少肺的，快四十岁了还找不上个对象，难道真的就没人要他了吗？

　　她想，跟谁不是过一辈子。

　　现在才明白，这一辈子原来这么长，这么难熬！

　　奇怪的是侯老太太竟接受了邢起福这个女婿，只要女儿不找鲁家的儿子，找谁都行。何况找个年纪大的丈夫知道疼人。

　　他们结婚的时候全是侯玉屏娘家拿的钱。邢起福是一个穷光蛋，他挣的那点钱不够他抽、喝、玩儿的，根本没存下什么钱。连邢起福身上穿的单、棉、皮、夹、纱，也都是捡老丈人的衣服改做的，全是讲究的外国货。

　　邢起福婚后十分得意地对他的哥们儿说：

　　“没想到一鸡巴捅钱柜上了！”） 蒋子龙文集.7，燕赵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