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父亲的死可能给我带来好运，我哭得就更凶了。别人哭的时候我跟着哭，别人不哭了我一个人还哭，别人假哭我真哭。哥哥嫂子就有一套哭丧的技巧，吊孝的人一来他们倒地就号，声音很大，听起来很感动人，其实是干号，一滴眼泪也没有。身子趴得头挨地，眼睛却滴溜溜乱转，吊孝的人一起身他们的哭声立刻止住，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接来送往，应酬各路亲朋，东张罗西忙活。他们把哭当做一种形式，好像演戏一样是哭给别人听的，是为了凑热闹和制造悲哀气氛用的，把给父亲办丧事当成一种工作来完成，不动感情，忙忙乱乱。我一看到他们这副样子就哭得更伤心了。我是替父亲难过，尸体还在床板上躺着，亲人们就开始糊弄他，不把他当做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真让人寒心，好像他的死是不可避免的，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就不觉得他是不该死的。他一辈子没享过福，死得太窝囊了！他刚死，做儿女的就这么容易、这么狠心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吗？我总觉得父亲还没有真死，做儿女的只要心诚是能够把他哭活过来的。

　　三天来我眼睛哭肿了，嗓子哭哑了，唯独眼泪永不枯竭，老哭老流，老流老有。我自己也想不到身上的水分能够通过眼睛都流出来。听说泪流干了就流血，我感到身体渐渐枯萎了，水分似乎快要流尽了。我咽不下东西，吃饭的时候只能喝碗汤。由于跪得时间太长，磕头太多，膝盖酸疼难忍，就像骨头里刺进了玻璃碴儿。只有趴在父亲身上大哭的时候才能忘记这种疼痛。但是一碰到父亲死后第一次见面的人，不论老幼我一律扑上去磕头，孝子（女）头遍地流。老人说儿女磕头是替死去的父亲赎罪，我却总觉得是为自己赎罪。父亲一死我就可以从内蒙古调回来顶替他上班，好像父亲是被我催死的！

　　在外人眼里我们是一家子，其实一家人之中也有亲有疏，有偏有向。哥哥处处想着嫂子，妈妈最疼大姐，不知为什么我跟爸爸最好，然而数我受爸爸的牵累最多。他在市建筑工程处给头头开小车，有一天得到消息造反派要去掏头头的老窝，他偷着开车去送信，把主任拉到郊区躲起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头头很快就被造反派抓了回来。父亲可倒了大霉，比他拼命为之效忠的当权派挨的打更惨，挨的斗更多，挨的骂更狠，因为他是工人阶级的叛徒，是走资派的走狗，既是政治问题又是品质问题，被人瞧不起，单位里不再拿他当人看，我在学校里则成了地地道道的“狗崽子”！

　　我宁愿当个真正走资派的女儿。走资派毕竟掌过权、得过势、吃过香，人们可以批判他、憎恨他，却不敢轻视他、鄙薄他。有人甚至明里批判他，暗里巴结他，想到当权派终归是当权派，将来也许还会掌权的。当那种人物的儿女暂时受点委屈也值得。我的父亲演的这算哪一出呢？丢人现眼，他活得太老实、太憋气了！

　　为了洗刷父亲带给我的耻辱，我用了多少心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要想入团就得先博得老师的喜欢，要讨好老师就得有点惊人的举动引起她注意，学校号召捡废钢铁，我就脱下头一天上身的新褂子兜废铁，同学们吓一跳，老师被感动，表扬我是全心全意地一点不掺假地学雷锋。捡的那点破铁不值五角钱，跟我那件新褂子的价值根本无法相比，但我不心疼不后悔。谁知我越是积极，同学们越恨我，越瞧不起我，他们往我书包里倒墨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从后面往我身上砍石子。我成天孤零零的，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有几个同学一见了我就起哄：“汪汪，狗，狗！”

　　我的活路只能是离开这个学校，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自己的家，宁肯死了也不能再像爸爸那样活一辈子！所以学校刚一开始动员上山下乡，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报了名……

　　火葬车来了，它像个会走动的骨灰匣一样让人发瘆。全家人突然像大合唱一样一块儿号啕起来，他们平时哭得不卖劲儿，原来是留着力气在送爸爸走的时候大哭一场。我却是只有哭的感觉，再也发不出哭的声音。帮忙的人在门外点着了鞭炮，屋里的人七手八脚，闹闹嚷嚷，把父亲抬起来送上火葬车。妈妈和姐姐哭喊着扑向火葬车，帮忙的人把她们拉住了。我始终抓着父亲的手，随着担架不顾一切地跳上了火葬车。我跪在父亲身边，用两只手紧紧握住父亲的右手。

　　“小芳，下来吧，咱们坐后面的车。”

　　好像是嫂子的声音，我没有心思搭理她。我不能离开爸爸，不能让他一个人躺在这黑乎乎、阴森森的火葬车里。

　　“别管她，她是犟眼子！”

　　哥哥把花圈也想放进火葬车，我使出全部力气才勉强喊出一点声音：

　　“别碰着咱爸爸！”

　　一个来帮忙料理丧事的老大爷把花圈拿走了，对另一个帮忙的人说：

　　“颜师傅的这个老闺女还真孝顺，成天不吃不喝，哭得死去活来。轮到我死的时候能有人这样哭我就知足啦！”

　　看来真哭还是假哭是瞒不过别人的，儿女的哭声不仅能慰藉爸爸的亡灵，也能慰藉活着的人的心。我感激那位老大爷看出了我的孝心，我把爸爸的手攥得更紧了，如果他有知觉一定会喊疼的。

　　“哐当”一声，火葬车的后门关上了，车厢里一片漆黑，我看不见父亲的脸，双手抓得更紧了，父亲的手又粗又硬。

　　火化场在远郊，汽车要走一个多小时，进了火化场父亲就真正的走了，我愿意就这样握着父亲的手永远走不到火化场。火葬车里密不透风，一股又腥又霉的恶臭噎得人喘不上气来，车厢不停地晃动，父亲的尸体也在担架上轻轻地摆，就像又活过来一样。我一点也不害怕。由我来陪着父亲走完这通向死亡的最后一站，我感到满足，感到心里的悲痛似乎也减轻一些了。

　　四周格外安静，只听见了车轮滚动的声音。没有人管我，也不会再有人劝我，我可以尽情地哭，有泪尽情地流，没有多长时间好哭了。人活得这么艰难不哭是不行的，可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痛痛快快地大哭、敢哭，把心里的忧患悲哀痛苦委屈酸咸苦辣全都哭出来……

　　（她想跟我说什么？泪光闪烁，黯然神伤，脸上的线条无比柔和，惹人爱怜，我真受不了女人的眼泪。几乎可以断定，这位颜经理一定是来向我叙述她感情生活上的不幸，开头先谈她父亲的死，借以打开自己感情的闸门。

　　前天，我中学时期的一位同学突然来访，费了好大劲儿我才认出眼前这位地道的“城市胖大嫂”就是昔日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侯玉屏。当时她是学校女子篮球队的队长，每逢她们赛球或练球的时候，球场四周就围起好几层人墙，几千只眼睛与其说是看那只飞来蹦去的篮球，不如说是为了尽情地光明正大地盯着侯玉屏，苗条的身材欢跃奔跑，有力在扩张，美在流动。姣好的脸蛋红扑扑，充溢着生命的朝气。飞扬的短发像黑色的闪电，放射出一股强大的电波，吸住了所有观众的心，无一例外地都为她叫好，为她的队加油。许多男同学以能跟她说上几句话或被她看上一眼为荣。想不到岁月的斧凿竟把她砍削成这副模样！我仔细观察才能找到她身上残存的那一点年轻时候的神韵。几句客套话一说完，我问她找我来有什么事情？侯玉屏突然哭了起来，咧着大嘴，完全不管美观不美观，不管我心里会怎样想，她哭得自然而又真诚。我发现女人的眼泪是与人交往的最好黏合剂，有了这种东西立刻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近了。

　　她的精神眼看就要崩溃，谁知道呢？也许永远不会崩溃。但我感到惊慌失措，请她快点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我帮什么忙？我一定两肋插刀！千万别这样真枪实弹地大哭。

　　侯玉屏的丈夫比她大十三岁，年轻的时候说不清得过一场什么大病，左边的肺和四根肋条被摘除了。身子变歪，右肩高左肩低，胸脯扁而瘪，不论走到哪里，“半导体”的外号始终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导者，倒的谐音。再加上秃顶，丝瓜脸，这副尊容真够十五个人瞧半月的了！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的内心世界比他的外表更难令侯玉屏容忍。他们有三个孩子，二闺女今年要考大学，回到家就复习功课，“半导体”一进家门则必须打开电视机。如果他回来得晚一点，就边喝酒边看电视，酒菜倒不甚讲究，只要有一盘炒鸡蛋、二两花生豆就行。如果侯玉屏再给他加上两个菜，他就会美得摇头晃脑，啧儿咂儿地把酒喝出响声来。喝到兴高采烈时，他就敢当着孩子们拍拍侯玉屏的肩膀，得意地夸上几句老婆：“咱这小娘儿们，没比了！”倘若他回来得早，酒足饭饱之后沏上一壶热茶，往电视机跟前一坐，不看到播完了第二天的节目预报不挪窝。只要是电视剧他就百看不厌，没有电视剧有广告也能看得津津有味儿。光眼看还不行，嘴里也不闲着，他的评论自然都是独特的顺口的有时也不失幽默感的一串串粗话，激动起来还要手舞足蹈，拍桌子打板凳。如果有武打片或者足球赛，那更是如同过年一般，“半导体”从一早晨就念叨，就盼着天快点黑。想想看，有个这样的“一家之主”，家里会有多热闹！

　　二闺女、三小子不得不用棉花把耳朵堵上。趴在墙角的台灯下准备功课。大闺女已经参加工作，就越发看不惯她爸爸身上的俗相劣骨，更受不了他像个大烟鬼似的，香烟一根接一根。他越激动越高兴就抽烟越多，把屋里熏得老是乌烟瘴气。为了三个孩子的健康，侯玉屏也只得给他买好烟抽。他的气质本来就是劣等的，如果再抽劣等烟卷儿，通过他的单肺臭嘴过滤后吐出来，那气味还好闻得了吗？三个孩子嘴上叫他爸爸，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但并不认为“爸爸”是个好名词儿，全不尊敬他，惹急了一块向他进攻。只要有一个孩子先对“半导体”发难，其余的两个人就会在旁边策应，一唱一和。

　　二闺女忍无可忍：“妈妈，瞧你给我们找的这个倒霉爸爸。你怎么找了这么个人？到马路上随便捡一个也比他强！”

　　大闺女的思想已经比较解放：“要叫我呀，一天也跟他过不下去！”

　　看过电影《雷雨》的小儿子也接上一句：“还不如鲁贵。”

　　“半导体”的优点是不管儿女们骂出多难听的话，他也不会寻死觅活，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不影响看电视。因为他比儿女们更会骂街：“你们这仨王八蛋要造反哪？”

　　二闺女：“你搅和得我看不了书，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别你妈的拉不出㞎㞎赖茅房！”

　　大闺女：“那个臭电视有什么好看的，连幼儿园水平都不到，就你一个人看得那么上劲！”

　　“你管得着吗？老子为你们挣了大半辈子命，不就是有这点享受嘛。”

　　小儿子最坏，知道他爸爸怕谁，就说：“妈妈，明儿个你到厂子找他的头儿去，就欠叫他的头儿治他！”

　　“小王八蛋！”

　　一只茶碗飞过来，“半导体”被捅了疮疤，勃然大怒。

　　可惜孩子们并不怕他，挨几下打也不怕他。

　　“我们是小王八蛋你就是大王八！”

　　“他本来就是第三者插足，咱妈根本不爱他，是他涎皮赖脸地硬把妈给磨过来了。”

　　“这就叫本事。我不把你妈夺过来，能有你们这群小王八蛋吗？”

　　“半导体”反而笑了。他知道自己不是王八，所以对儿女们照骂不误。

　　侯玉屏在旁边坐着，一声不吭，她要说说孩子，孩子是会听的。但她不想说，这能怨孩子们吗？她想说丈夫。丈夫是不会听她劝的，只有她离家出走或提出离婚，“半导体”才会真的害怕。孩子们都这么大了，怎么可以老演那一出？除此她实在不愿意跟丈夫说话，有什么可说的？有时十天半月想不出一句可以跟丈夫说的话。

　　然而“半导体”并不需要她的语言，也不管她的灵魂呀什么的，只要能给他炒菜做饭，能给他烫酒买烟，能给他管家，夜里能给他个身体，就足够了。他形容侯玉屏的身体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

　　“摸着像凉粉儿，上去像个小轮船儿，真美，我这辈子算不白来！”

　　因为他的躯干瘦小枯干。

　　侯玉屏真想哭。但是只要有丈夫在跟前，她就一滴眼泪也没有，她感到自己像个木头人一样活了这么多年。只要离开丈夫，她就感到自己像个活人，对谁都可以大哭一场。

　　她找我来就是为了痛痛快快地哭给我听？她应该去找心理学医生。据说在发达国家心理学医生很赚钱。中国有多少像她这种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家庭？特别是中年人的感情生活，许多人都碰上了一点危机。可惜我对心理学著作读得太少了，否则一定会比当写匠有出息。

　　侯玉屏怎么会嫁了这样一个人物呢？）

　　有几个日子是我到死也不会忘记的。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三十分，车厢里站满人，站台上挤满人，车上车下一片怪声怪气的哭叫声。那不是正儿八经地哭，开头谁也不敢哭，万一落下个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那就够你哭一辈子的了！一种被压抑的哭泣，一种被憋得变了腔调的哭声，从几千张嘴里一块发出来，变成一片号叫，一片怪叫，惨不忍睹，悲不堪闻！

　　去内蒙古落户是我自己拿的主意，我一肚子火气，一肚子仇恨，能够控制着自己不哭出声。当看见要跟我一块走的红卫兵大队长也抱着家里人哭天抹泪，我才敢流泪。我的上半截身子探出车窗，妈妈和大姐一人拉住我的一只手，她们早就哭成了泪人，不比现在哭父亲的去世流的泪少。当时她们认为我去内蒙古就是发配，就是有去无回，跟死了差不多。人们哭小的总要比哭老的流泪多，从这一点看我是幸运的，小小年纪就赚了亲人许多眼泪。

　　我没有听见火车鸣笛，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时候开动的，只觉得拉着妈妈和姐姐的手越来越紧，渐渐拉不住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拉着的手分开，我眼看着妈妈昏倒在站台上。

　　我全身都湿透了，分不清是汗是泪，妈妈怎么办？姐姐一个人能把她救活吗？站台上那么多人会帮忙的，大家都是同病相怜，怎么见死不救？这能怪我吗？我不主动报名也得走，与其被打着走不如自己走，还落个爽快，落个积极。既然早晚都得走，晚走不如早走，早走也许会去个好地方，上级好拿我们做样板动员后边的人。如果我们去的地方又苦又穷，后边的人谁还愿意再学我们的样子上山下乡呢？以后才知道我这些小心眼儿、小聪明全都不灵。

　　妈妈和姐姐被人群挡住了，我看不到她们了。这时车厢的喇叭里传出一道命令：

　　“全体起立！”

　　我们都在自己的位子上站好。

　　“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们重复着，但声音沉闷，混乱。

　　“让我们放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预备——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家唱出的是哭音，声音尖细而又微弱。唱到第三句的时候车厢里变成一片哭泣声……

　　自我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难忘的大哭。

　　第二次大哭就是三个月以后了。

　　内蒙古迎接我们的是夹生的高粱米饭和爬着白蛆的黑酱。一间屋里住着我们八个女同学，一切都不习惯不适应，连饿带累熬得大家邪火特别大。火气一大是非就多，为了一点小事也会吵架，一吵架就哭，一个人哭别的人就跟着一块哭。大家好像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机会痛哭，发泄心里的委屈和痛苦，她们都是“红五类”，有这个权利放开嗓子大哭大闹。唯独我不能哭，我是地地道道的“狗崽子”，低人一等，不敢哭。因此一有人吵架我就急急忙忙地站在中间劝架，我怕她们哭，看着她们哭而自己不能哭是最难受的事。

　　慢慢地我学会了笑，难受的时候笑，愤怒的时候笑，受了委屈笑，挨了饿笑。但我心里实在憋得难受，真想找个机会大哭一场！

　　有一天下小雨，我刚接到家里的来信，想家的情绪实在难以遏制了，就骑上马跑到二十里以外的大草甸子上，在这儿不论怎么哭怎么叫也不会有人听见！我先是像演员练嗓子一样坐在马背上大叫：

　　“啊——啊！”

　　这喊声逐渐地变成了哭声。我撒了大泼，像个野人，像个疯子。我拼命地哭号，荒漠的大草原立刻就把我的声音全部吞没了。我尽情地放逐眼泪，但泪水很快就被雨水冲掉了。我哭够了，哭累了，从头到脚都被雨水浇透了，心里舒坦多了，骑着马慢慢回村子。

　　汽车停住了，骨灰匣式的车厢打开了，哥哥跳上车来。

　　“小芳，快起来，帮我把爸爸抬下去。”

　　我想站起来，可是腿不听话，伸不直。我的双手还紧紧攥着父亲的右手，也松不开了。不知是我舍不得离开父亲还是父亲舍不得丢下我，他的手指弯曲，骨节像铁钩一样死硬死硬，跟我的手指绞在一起。

　　哥哥害怕了，吓得脸都变了颜色：

　　“小芳，你怎么啦？”

　　他这一喊叫，姐姐、嫂子们都围到车门口，不哭爸爸倒大呼小叫地哭起我来，“小芳”、“小妹”地喊个不停！

　　还是火化场的工人胆大有经验，跳上车用力把我的手指掰开了，哥哥把我扶下车。他们抬走父亲，我紧追两步，哭喊着要往父亲身上扑，眼前一黑却倒在姐姐的怀里。我并没有死过去，心里还挺明白：

　　“爸爸就要被他们烧了……” 蒋子龙文集.7，燕赵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