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带着问题来的，非常希望在这个很有意义的讨论会上听到理论界的专家和老前辈的发言，从中汲取营养得到教益。怎样表现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人，这个题目出得很好，很有意思。但要回答得好，却相当困难。作家要用创作实践做出回答就更难。我虽然还没有成功地描写过新人形象，但是我愿意表现新人。新人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不断地探索、创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是文学不可剥夺的特征。可是怎样才能写好新人呢？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维持旧的比创造新的要容易得多，旧的都是可知的，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掌握了它的规律，比较容易写得惟妙惟肖，揭示得真实和深刻。新生的事物本身有一部分是尚未被认识的，或者是不被人理解的，新东西必然也有它的缺陷和错误的地方。作家要认识它把握它就更困难，不仅需要作家的灵感，还需要有对生活的满腔热情和责任感；不能只是旁观生活，还要参与生活，作家的立场、感情、世界观都要经受检验。写新人——是作家给自己出难题，然而这又是作家不容推辞的责任，因而需要批评家在理论上给予指点。

　　作家习惯于回头看生活，从容地加以消化和吸收。要写新人不仅需要“回头看”，还需要“向前看”，表现今天生活中存在着而还没有真正被理解的东西。新人之所以“新”，就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却有蓬勃的生命力的东西，这不仅需要敏锐的眼光，还需要勇气。没有勇气就没有艺术，作家应该有进行探索的权利，也有因探索失败而总结经验的权利。文学表现新人并不等于全是正面歌颂，更不等于粉饰生活，像新闻报道那样简单地描写好人好事。要写好新人就应该使生活中的新人变为文学画廊中新的典型形象。写新人并不难，让新人的形象在文学阵地上站住脚就难了。写新人不是回避矛盾、脱离现实的借口，而恰恰相反。生活中新人的身上总是打上时代的印记，不感受时代的运动，不钻研生活，就无法刻画代表社会进步势力的新人形象，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也就不存在了。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力量就在于揭示我们周围世界的新事物。因此作者在创作中必须加进自己对新事物的感受和认识，善于透过生活的表面深入到它的最深处，揭示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新人的形象不是作家自封的，它必须得到群众的认可，因而必须真实。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也是当今这个时代最可宝贵的品质。群众对“四人帮”的假、大、空深恶痛绝，文学作品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群众，千万不要用假、大、空毁坏新人的形象。新人也是普通人，是从旧的污泥里钻出来的，没有旧就没有新，不应该把他们写成尽善尽美的完人，选择的矛盾也要符合生活的真实。采用给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编排标准行为目录的办法，按照职业、性别、年龄和经历简单地分配人物的行为，只会把活人写死，而不会写出真实感人的新人形象。新人是生活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活人，他们有自己的矛盾和痛苦，不会完全按照作者的意志和某种固定的创作公式去行动。支配他们行动应该是具体的历史环境、生活的必然性和人物千差万别的具体性格。从平凡的、日常的事物中抓住新人身上那些典型的、动人的东西，严肃地、勇敢地阐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把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冲突之中，坚决地暴露出造成冲突的深刻根源，展示出冲突各方的不同的生活理想。一句话：写斗争中的新人，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把新人的形象树起来。

　　作家不应该逃避生活中的矛盾，更不应该逃避对生活应该承担的责任。记不清是哪位老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准确地、强有力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和现实，对于作家来说是莫大的幸福。甚至这个真实不符合他自己的意愿也不要紧。”我们何尝不愿意自己的新人披荆斩棘，所向无敌，办什么事情都能马到成功，如入无人之境。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生活还有巨大的困难。唯其如此，生活中才更需要那些新的闯将，文学表现新人才更显得迫切。

　　文学要表现的是合乎生活本质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和真实的生活并不完全是统一的理由。由于十年动乱，使这一辈人经受了任何一代人都没有经受过的精神创伤和精神折磨，他们对不是亲眼看到、不是亲身体会到的东西不再轻易相信了。这种可怕的怀疑，造成了人们感情上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的情绪有时完全颠倒了生活的真实，把真的当成了假的，或者说：坏事假也真，好事真也假。在这种时代的气氛中，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典型性，都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读者十分敏感，作品中稍有一点虚假，都可能损害它整个的感染力，这就加重了表现新人的困难。必须获得高度的技巧，用新的形式表现新的人物，浑然一体，可亲可信。新人刻画得好，也会有助于医治人的精神上这股可怕的“怀疑症”，净化社会风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写新人这个倡议，对于社会、对于文学都有很现实的急迫性。

　　写新人不应粉饰生活，不只是写社会的光明面。但是不等于不刻画人物心灵上、性格上光明的东西。不管环境多么艰难，矛盾多么复杂，有时正面人物甚至遭到惨败，心灵经受极度的痛苦，但是最终兽性不能战胜人性，人身上晦暗的、消极的、丑恶的一面不能战胜光明的、向上的、美好的一面。有人提出文学应该表现人性，我想总不会是指专去表现人性的堕落吧？

　　我主张表现真实的民族精神的美，生活的真实的美，新人的灵魂的美。作为这一切的对立面当然也要揭示丑恶、卑下、无聊的灵魂和人身上那根顽强的兽性的尾巴。

　　写新人同主张脱离现实生活的“娱乐文艺”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是不相容的。文学有它的娱乐性，但文学的功能不只是为了娱乐，这是不必多说的。新人的身上也可以有那种深沉的悲剧因素，但不是肤浅的、闹剧式的悲欢离合，也不是那种做作的、故弄玄虚的“失望”。他在痛苦的裂变中产生新的力量，他在逆境中有常人的感情，却决不使人感到绝望，相反的，在痛苦中变得清醒了、聪明了。

　　这也许就是有人指责的“理想主义”。给理想加上“主义”也不见得就可怕，也否定不了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性。雨果说：“人类的心灵需要理想甚于需要物质”，“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你要了解生存与生活的不同吗？动物生存，而人则生活”。国外的行为科学把人的基本需要分为六种：最低一层是生理上的需要，即满足衣、食、住、行等的需要；次低层是安全上的需要，指劳动安全、职业上的安全、职业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等等；中层是社会性需要；再上一层是尊重需要，即受人尊敬取得荣誉，能力品德的自我表现；最高一层才是自我成就需要，指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满足自己发展与成长的意愿。可见理想是生活中的黄金，是少不得的。文学要写人，写人生，怎么可以排斥理想的成分呢？“文学是从理想中分泌出来的”。

　　去年夏天，一位解放军女战士找到编辑，感谢《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帮助她父亲免于精神失常。她的父亲是一个印染厂的厂长，很有点像乔光朴，一心想把自己的工厂搞好，想实现一项重要的生产改革，可使他的工厂成为同行业中的尖子。但是有一位副厂长对工厂管理一窍不通，搞权术却很有办法，上串下联把厂长排挤走了。这位雄心勃勃的厂长明升暗降，到公司当了个有职无权的第十一副经理。他那一套改造工厂的雄心大志全成泡影，而且有苦说不出，精神极度苦闷，血压增高，每天不吃不喝。全家人十分焦急，当无计可施的时候女儿找来了《乔厂长上任记》，想给他解闷，不得志的厂长抓住这篇小说就不松手了，每当苦闷难挨的时候就读上几段，有时还拿着小说在屋里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但不再“绝食”，开始搞自己的规划，准备有一天重回印染厂当厂长。连他的女儿也没有想到，小说还能治病。

　　我举出这个例子决不是想证明《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写得如何成功，小说本身还有许多缺点。这件事却给我一个启示：文学负有改造人的灵魂的使命，不应该摧毁人们心中理想的火苗，倒应该点燃人们灵魂中的理想的火焰。

　　我想起了千百年来朝代更迭，表现清官的戏却盛演不衰。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都没有把黑脸包公的形象搞臭。当航天飞机成功地往返于地球和宇宙之间的时候，人们坐在剧院里看《李慧娘》，仍然为鬼魂报仇大鼓其掌。现实中得不到的，人们希望在精神上得到。这更说明人类的精神上不能没有理想，生活也不可缺少理想。丧失了任何理想和追求的灵魂是可怕的，它肯定不属于新人。

　　理想不同于幻想，更不是假、大、空，它是新人形象的血肉。

　　愿现实生活中新人的精神滋补贫血的文学；文学中新人的形象抚慰人类受伤的灵魂。不要唱“魂兮归来”的感伤调，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魂”永远不会丢失。

　　1981年4月19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