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笔记

　　干什么工作大多是越干越顺手、越容易，唯独创作，越写越艰难。作家要用自己的作品经历漫长的人生考试，还要率领自己的人物们一次次坠入深渊，一次次登上绝顶，反复经受各种各样的磨难，去领略人生的真谛。然而，文学的真谛似乎比人生的真谛更难琢磨，忽而抓住了，忽而又放跑了。创作真是一门相当吃力的行业。如同有阳光就有影子，有思想就有各式各样的苦恼，作家想得多，因而苦恼也就更多些。有追求和探索，有成功和失败。我真想把自己搞创作的“底牌”和盘托出，求教于文学界的老前辈和专家们。但自己的理论修养很肤浅，编故事还勉强能应付，要叫我讲出故事为什么这样编，怎样编才效果更好，恐怕就语无伦次，漏洞百出。暴露出弱点，更便于别人帮助纠正。于是顾虑也就减少了，把搞创作时偶然记在本子上的一些零星想法，整理成为《创作笔记》。

　　不要为灵感所骗，创作应该有灵感，灵感一来作品就爆出火花，显露出才气。灵感往往是一部作品诞生的导火索。

　　但是创作是不是光靠灵感就可以呢？

　　灵感有各式各样，就像各式各样的火花一样。萤火是火花，划燃火柴也是火花；焊枪嘴喷出的是火花，洪炉燃烧也是火花；闪电是火花，火山爆发也是火花。人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可能产生某种灵感；根据自己身边发生的种种琐事，也可能唤起一些创作的灵感。对于有相当文字能力的人，有这点灵感能敷衍成一篇作品，但长期这样写下去就会被自己的灵感所迷惑。认为有才气不要生活也可以写作，滥用才气，作品离生活越来越远，就像掺了水的稀粥，清汤寡水，没有味道。有人觉得不下去生活又能写出作品是很惬意的，而且据说作品离生活越远就越有艺术性，就越可以留传于后世。把灵感和生活割裂开来，把艺术手段和内容对立起来，作家就变成了写作机器。创作难道是这样轻松愉快的事情吗？不，作家的使命就是拣一条最艰难的路。

　　作家是用自己全部思想的血浆，经过浓缩的感情的铀给作品以生命，每篇作品都是由作家自己的血肉孕育成的孩子，不经过十月怀胎，就一个一个生出来的孩子，肯定要先天不足。

　　我不理解怎么能够把作家分成“写自我”的和“写客观”的。文学不是纯客观的记录和报道，不是人物标准的行为录，不是生活的大事记。文学要反映十分复杂而矛盾的现实生活，要写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这就必须要渗透作家自己的深厚感情。作家不仅观察生活，更要抓住生活的血脉，感受生活的千差万别，全身心地拥抱生活。冷眼旁观不能产生艺术，任何时候作家的心也不应该冷。仅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作家都是写自我的。

　　但是“写自我”不应该是缺乏生活的遮羞布，不应该成为不深入生活的挡箭牌。作家的“自我感觉”不容忽视，但作家本人并不就是整个世界，而应该把全世界集中在自己身上，把自己的心灵当作世界的回音壁。“自我”也不能代替全部社会生活，而应该把自己融在社会中，融在群众中，“自我”才真是有的可写。如果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光靠自身碰击出来的那点微弱的灵感的火花，就太可怜了。那样思想就会有枯竭的时候，灵感就有碰不出火花的时候。

　　去寻找巨大的灵感的火源吧！作家的力量来自人民。当他的心和人民的心碰在一起，他和人民保持着广泛的精神联系；当他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和人民保持着血肉联系，他的思想视野就会非常广阔，感情的铀就会爆炸。那灵感才会像焊枪喷火，像洪炉燃烧，像闪电撕破沉积的乌云……

　　有人把雨果比做盗走天上的闪电的巨人，“他带着那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箴言和隐喻，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当时人们苦闷莫名的生活”，揭示了人生的真谛。

　　写作似乎不可以没有才气，但是只靠吃才气，依仗小聪明，路子只会越走越窄。缺乏才气，但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对文学又“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也有可能成为作家；仅有才气的人不一定都能成为作家。像我这样的工人业余作者，无论如何我是不承认自己有才气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最初爱上文学创作，与其说是出于灵感，还不如说是出于责任，一种对生活应该负有的责任。一股被生活所激励出来的力量，推动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每写一篇作品总要拿出点新东西来吧，这种新东西有时光靠挖掘“自我”是得不到的。列·托尔斯泰在《齐尔凯维奇的日记》里说过一段很带肝火的话，我最初看到这段话觉得这个老爷子带着私人成见，感情偏激，对马尔柯夫等作家是不公正的。可是渐渐觉得托尔斯泰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说：“‘……形式’已臻于完美。可是他们这一切作品会给什么人带来什么好处呢？！……他们通过技巧的修养，都练就了一手笔法，娴熟地摆弄着——比方说吧——笔杆子，他们写得轻松愉快。但是，那种新东西究竟在哪里呢？那种新东西，应该推动社会前进，应该给社会指出它的缺陷，应该使社会在精神世界的新现象和道德完善的新道路面前睁开眼睛看一看。可他们却没有这种新东西。我们所有的现代作家津津乐道的、多半以恬不知耻的态度去描摹的，是爱情、妇女、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奇事怪闻……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思想究竟在哪里？我们一读他们的作品就会问：‘一个人为什么要写这一切，浪费时间，这也能算工作？！’答案不用费心去找，有的是为了荣誉，有的是为了物质利益。……如果诗人们对你们说，他写作的目的纯是‘为艺术而艺术’，那么你们切不可相信。”跟上生活前进的脚步我们的作家似乎是分“拨儿”的，这个“拨儿”可不是指作家成群结派，而是指解放初期成长起来的、“大跃进”时期成长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四人帮”倒台后成长起来的等等，好像蒸包子一样，一屉顶一屉。后一拨儿起来，前一拨儿有许多就销声匿迹了。新陈代谢，新老交替，这是正常的现象。可是正常的现象中隐藏着不正常的因素。新中国成立才三十多年，作家（尤其是业余作者），换了好几拨儿。这寿命不是太短了吗？原因很复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自己垮台的，也有被政治淘汰的，各人的情况不同，多种多样。我却觉得最基本的一条是被生活所淘汰。一个生活的落伍者是很难再写出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的。

　　对一个作家来说，活着不等于有生活。作家应当时时刻刻地跟着生活一块前进，不断寻求新的描写现实生活的方法。不能对生活失去热情，失去责任感，失去探索生活的勇气。只要和生活不脱节，即便是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能看清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正在顽强滋长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芽，也就敢于描绘纷纭繁复、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有勇气说出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判断，表现自己的爱和憎。这一切光靠活着，光靠手里夹着一杆笔就能解决吗？

　　嬉笑怒骂都可以，但创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度、有思想、有生活。而且作家对生活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总会厚此薄彼，有所爱也有所憎，有所追求也有所遗弃。调动全部的文学触角把握住生活的变化，抓住社会性很强的主题，概括出社会的典型。脱离生活的激流，就不可能得到这一切。

　　有的老作家创作生命力长达六七十年。在一拨儿倒了一拨儿又起的近三十年，不是也有的作家被命运抛到了最基层，甚至是“十八层地狱”，但他们和人民在一起，不仅没有沉沦，反而摸到了生活的底蕴。这样的作家是打不倒的，一旦他手里有了笔就会才气纵横，爆发出极其旺盛的创造力。事实也正是这样。

　　我有这样的感觉，离开工厂两个月，心里就想工厂想得难受，说不出来的一股滋味。想什么呢？想生产，想机器，想人？好像是，好像也不全是，反正就是想工厂。回家哪怕只有两天的时间，也得到工厂转一圈。各个部门都去打个晃，一说一笑，身上非常舒服。我两个月没有进工厂，转上这半天，就把这两个月的空白补上了。这两个月中厂里出了什么大事，头头中有什么新闻，工人中有什么新鲜事全都知道了。我不问，他们也会跟我说。他们不说，我一进厂门口，从工厂的气氛中也可以体察到厂里的变化。我在这个工厂里待了二十多年，工厂的历史和工厂的干部、工人，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的。别人说的只言片语到我的脑子里就和整个工厂的历史，和每一个活生生的人连在一块了，我一下子就掌握了工厂和人在这两个月中所发生的变化，而且都是形象的具体的。我用半天时间所了解到的东西，一个专程来采访的作家半个月也得不到。有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局外人甚至永远得不到。

　　请不要误会，我所以想工厂，出来的时间一长就像想家一样急不可耐地要回去看看，决不是为了回厂抓点创作材料。我从来不靠临时抓材料搞创作，我要写的题目都是在心里活了很长时间的。作家的生活是靠经常不断地观察和研究，不是偶然碰上的，不能靠下去采访一两次、和人谈一两回话就现炒现卖地写成一篇作品。猎奇可以得到故事，却不容易碰到典型。典型是作家的心长期埋在土壤里所得到的结果。

　　有人主张作家应该有一块牢固的生活根据地，通过个别了解一般，由深到广。也有人认为固定的生活根据地有局限性，只能培养业余作者，培养小作家。大作家应该以整个的社会作为自己的生活根据地，想到什么地方去，想了解什么，想写什么都有充分的自由。文学所反映的是整个的社会生活，人物的典型性应该达到全人类的高度，作品应该具有世界性的规模。怎能局限于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局部地区。

　　这两种主张都有道理，但不应该互相排斥、互相对立，而应该互相结合起来。后一种当然是大作家的气魄，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就是这么做的。前一种也不一定就出不了大作家，曹雪芹恐怕就是属于有一块熟悉的“生活根据地”，以写他自己根据地里的事情而达到“全人类的高度”和“世界性规模”的。各人的情况不一样，只能因人制宜，而不能强求一律。有人不下去体验生活，但朋友很多，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每天坐在家里聊天，各种社会新闻、奇人逸事，都能传到他的耳朵里，可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他并不感到生活枯竭，源源不断地写来，题材很广很杂，而且作品里不无情趣。只是在挖掘生活的深度上却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不是生活的参加者，他是生活的旁观者，只是为了写作才来了解生活。站在生活的边沿上，连鼻子尖也不伸到沸腾的生活里一下，怎么可能洞悉生活的真谛？他很难在作品中保持独具风格的才情和内容，在创作中缺乏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他拿不出只有他才会知道，只有他才能写出来的东西。

　　有的人就是不会根据听来的故事进行创作，只有把鼻子伸到生活里去才能捕捉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样的作家就必须为自己建设一块长期的“生活根据地”，这是他创作上的“领地”，长时期，甚至终生为他的创作提供食粮，就像大家所说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一样。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根据地”里，有助于对生活做出独特的、深刻的研究。在创作中可以表现自己确切知道的，而不是根据道听途说的猜想得来的，还便于寻找别人所没有看到、没有意识到、没有理解到的东西。

　　创作的根须在生活里扎得越深，越能细致地感受时代的动荡给人们带来的那些社会的、伦理的、道德的、心灵和外在的变化。文学是写人的，写人首先就得了解人，而“了解人的艺术是一种并没有十分把握的艺术，这里面没有任何确凿的法则”，只有到生活里去接触、去观察、去研究各种各样的人。一个好的演员他胸中倘若不装着几十个，以至上百个性格和外表迥然不同的老年人形象、中年人形象和青年人形象，他塑造人物就不可能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对一个作家来说，如果是写工厂生活的，随便一问：现在老工人有几种，他们都想些什么？青年工人分几类，每一类都有什么特点？干部的思想状况如何？班组长有什么苦恼，车间主任好当不好当，厂长、局长的精神面貌如何？以反映工业题材为主要创作任务的作家，应该张口就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立刻就有几十个，以至上百个的活人在眼前跳出来，能够说出他们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些基本情况。

　　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强化了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久会有一个迫切的问题被提出来：怎样提高人的质量。当然不是指肉体结构的质量，而是说人的成熟程度。因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机械化、自动化，对人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中国也要繁荣，也要强大，我们将来可能也会遇到那种“发达国病”。把人当作单纯的“经济人”，还是当成“社会人”？是信奉“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的X理论，还是赞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V理论？还是什么Z理论、超Y理论？研究人是复杂而艰深的一门学问，它难就难在人是经常变化的。

　　人的个性和思想的千奇百怪，决定了现实生活的复杂纷纭和丰富多彩，“现实”这个概念，不仅包括可见的和已经被艺术家预见的事物，还包括尚未可知的或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怎样抓住这未知的和萌芽状态的事物，就要抓住人的变化。时代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人的身上。人的变化是非常微妙的，而且不好琢磨。作家就是要研究这种变化，从人们的变化中发现具有典型性的东西，把常见的表面现象变成具有内在含义的情节。

　　所谓跟上生活的脚步，也就是跟上人民前进的脚步。

　　文艺界的气候稍有变化，有人就提出离现实生活越远越好，文学应该写人生，写人物命运，不要老提问题，哪有那么多问题好提，提不出问题岂不就没有什么可写了吗？这话有道理。还有，离开政治，离开现实生活，专写小人物，在艺术上下功夫，这样的作品很可能会流传百世，至少比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生命力要长。这话也不算错。

　　我不明白的是离开时代，离开社会，离开现实生活，离开亿万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怎样写出生长在地球上的活人的人生呢？怎样写出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命运呢？倒退几百年，作家可以写人物的私生活，吃喝玩乐，游山逛水，儿女情长，除暴安良。现在我们生活内容的主要比重首先是为国家劳动，群众平时的全部社会生活就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而且精神生活取决于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作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可以远远地离开前面这两大类生活，但是你的人物也可以超脱时代，不食人间烟火吗？有些天真而可爱的作家鼓吹“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几十年了，哪一年行得通了呢？

　　文学的使命是刻画人物。通过人生反映社会、表现时代；也只有通过表现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条件，才能更好地揭示人生命运的永恒之谜。

　　看来跟上生活的脚步不仅需要顽强的毅力，还需要勇气。没有勇气就没有文学。有勇气才能表现出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揭示出生活的真正意义；创作时所选择的矛盾，才能既符合生活的真实，又能反映那真正能触动千百万人思想和情感的现实问题。也唯有勇气才能表现宏伟的生活图景，使作品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磅礴的思想力量，丰富动人的人物形象。

　　人物——应该是从生活的矿石里提取出来的生活的钢，那才是坚硬的、实在的。成功的人物形象，不仅仅是人的典型，还应该是时代的典型。

　　文学必须深入到生活里去，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群众的要求。作家是自己时代的历史学家，我们敬佩像鲁迅那样驾驭时代、裁判时代、总结时代的大师。当自己的“手指刚刚可以触到时代的圆顶”的时候，不要像被火烧了一下似的立刻躲开。

　　时代、社会现实生活和“流传百世”的艺术性并不矛盾。才能卓著的文学家和时代的紧密联系，不仅不会妨碍文学的向前发展，而且构成文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推动文学向世界高峰挺进。我记不得是谁说过一段颇有意味的话，大意是：作家是刻画社会和人的心理变动的艺术家。他不仅把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动荡当作自己注意的中心，更要不断地力求把人和社会的发展作为自然的、历史的进程来加以描述。在这种发展中，人的个性往往跟社会发生矛盾，但同时，人的个性仍然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对社会的内部运动、对社会的演化发生重大影响的现实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的性格最大限度地、十分真实地表现出来。写人生也好，写命运也好，才有可能深刻。

　　如果作家失去了对生活的忠诚，失去了对社会的弊病、人民的灾祸的尖锐感受，失去了对文学使命的根本理解，那创作还有什么意义？！以为靠才华，凭技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什么保险、怎样旱涝保收就写什么，恐怕不大行得通。作家没有内心深处饱经痛苦而获得的那种极为珍贵，而又只属于自己的素材，创作才华就没有施展的余地，至多用来发发空论。表现丰富的生活需要丰富的技巧，“哪儿的技巧不为巨大的内容服务，哪儿的技巧就是一场骗局”。

　　长期扎根于自己的生活基地的人，切忌视野狭隘，只知道自己那条大街上的每一个胡同、每一户人家，却不了解整个城市的面貌和特点。站不高看不远，这一点就不如以整个社会作为“根据地”的作家那样“胸怀全国，放眼世界”。生活面过窄，思想视野狭隘，对于创作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我就挣扎了好多年，舍不得离开工厂，又被工厂所累。这个“所累”，不是指生产忙、工作累，没有时间写作；而是指创作跳不开工厂。后来与其说我改造了生活，不如说生活改造了我。

　　我所在的工厂是全国八大重型机器厂之一，是五十年代初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之一，由于它的规模和地位，经常和部、市、局的领导干部们打交道，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吃透了这个厂就等于对全国的机械行业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同国外的联系也挺多，特别是在技术情报的交流上。待在这个厂对国外的机械行业的发展不会是完全闭塞的。甚至出国的人员也很多，包括一般的技术工人（当然，搞创作的例外）。可见这是一个理想的生活基地，八面来风，四通八达，坐在厂里不动，就可以知道全国同行业的情况，全世界机械行业的情况。我在这个厂工作了二十三年，可是当我是个工人、是个生产班长的时候，厂子的规模不管多大也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自己的小组，只了解小组里那几个人，只能写点小诗和好人好事式的速写。天地打不开，憋得难受。当我一级一级地被提拔到了车间主任，眼界立刻开阔了，原来厂长就是这样组织生产的。开上几次会，吵上几回架，心里更清楚了，闹了半天，局长、市长、部长就是这样的。特别到厂长办公室又当了几年秘书，上至中央委员，下至十三级干部，都当过我们的厂长。我脑子里的这盘棋活起来了，几年来我总有个想法，要写出工业战线从上到下的“人物谱”。从《三个起重工》到《开拓者》这个“人物谱”算是完成了。写得成败是水平问题，但了结了自己的一桩心愿。责任尽到了，对得起培育自己的工厂和工厂里的同伴们。

　　我创作的风格和特点（假如说我算勉强称得上有风格的话），深深地受了现代化大企业雄浑气势的影响。高尔基说：“必须更接近生活，直接利用生活的提示、形象、画面，利用生活的颤动，它的血和肉。”长期埋在生活里，生活不仅会改变创作风格，还可以改变作家本人。因为生活本身有一股不可遏制的巨大推动力，能够扭转作家的创作思想，影响作家的感情、艺术观和审美观。生活教会了我尽量捕捉和自己气质相近的题材。我很少写“方案之争”，不写那种试车成功就是正确路线、试车失败就是错误路线的“一锤子题材”。我写工业战线上的人物，但是只把工厂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以整个社会做背景，表现的是“社会人”。借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句响当当的话，就是“身在工厂，心怀天下”。

　　对于一个很平常的、没有多少才气的作家，他不担心“才气不足”的问题，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才气，却唯恐生活不足。这也正是我长期赖在工厂、宁愿一年干十个月的活也不愿脱产的原因。开始写出一两篇作品，不足为奇，渐渐感到后劲不足，力不从心，这不单是才华枯竭，而是生活的储备用完了，新的生活仓库还没有充实起来。一年搞五个短篇，可能五个都稀松平常。像酿酒一样，发酵时间长一点，多存一存，放一放，一年搞一个短篇，这一个可能胜过那五个。这要看生活的库存怎么样，存得多当然可以多写，存得少也要想多写，才华再高也难免捉襟见肘。我欣赏郑板桥题画竹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对社会负责同对艺术负责是一致的。

　　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劳动，它的成果却是属于社会的，作家不应该把创作的权利当作私人的特权。什么时候也不应该忘记人民——这是作家的“衣食父母”。掌钳的是抡大锤的教的，脑子是手教的，生活教会了作家创作。作家对自己的艺术负责同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生活负责是一致的，没有矛盾，更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

　　我听到过朋友们这样议论：现在群众欢迎的作品，一哄而起，将来不一定流传得下去；眼下大家都不买账的作品，说不定将来能够流传下去。文学艺术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结晶，真正的文学作品不同于群众文艺、通俗文学，还是写些离现实远一点的作品，争取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让后代流传下去。

　　谁能说这话不对呢？哪一个作家愿意人还未死作品早已被人忘记了呢！

　　但是，把文学同人民、同现实生活对立起来，把文学史同历史割裂开来，恐怕不尽妥当。对于这些问题理论家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只说几句大实话吧。谁也不敢说《红楼梦》不是文学珍品吧，能说群众不喜欢它吗？中国的文学史恐怕也不能把《三国演义》、《水浒传》排斥在外，这两部书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它们之所以流传下来不是因为当时群众不喜欢，恐怕恰恰相反。说群众喜欢就一定会流传下去，或者说群众不喜欢就一定流传不下去，都未免太绝对了。古代作家曾有不少写出作品不公之于世，而“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佳话，那些作品当时公开也不见得就引不起“轰动”。有的作品发表时确实不被人注意，日后才逐渐显露出其真正的价值。

　　其实这是不必争论的，时间是严格而公正的评判家，它会把有价值的东西同没有价值或价值不大的东西区别开来，把真实的同虚假的区别开来，把正确的同错误的区别开来。现在用不着打赌，也用不着为几百年后的事情算卦。中国这么大，读者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胃口都有，作家们最好是各干各的，一人一个样，花样翻新。各自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写出最佳水平。谁认为怎样可以流传百世，谁就怎样去写。如果有人觉得不能为了还没有影子的重孙曾孙而不顾眼前的父老兄弟，那他也可以写让现在的人民群众喜欢的作品。如果有人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永垂不朽，顾不得眼前，多考虑长远，也不应该反对。中国多出几部文学艺术的珍品，多出几个曹雪芹有什么不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值得深思：当作家的趣味和群众的趣味发生了矛盾，群众喜欢的作家不感兴趣，作家们推崇的人民不买账，这要怪作家，还是怪群众？是文学的繁荣，还是文学的堕落？当从南到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上空到处回响着播放《杨家将》、《岳飞传》、《隋唐演义》的声音，作为现代的作家，是感到骄傲，还是感到羞愧？

　　“四人帮”统治文艺时期的教训还记忆犹新，文学疏远人民，人民就疏远文学。读者是十分敏感的，他们从作品中能够看到作家的灵魂和人格，能够非常细微地感觉出作家的变化。他们很容易地看出，主张脱离社会、脱离生活、专在艺术技巧上下功夫的作家，不是对技巧特别有兴趣，而是没有内容，是想用技巧把思想的无力、认识的贫乏打扮起来。

　　作家担当着创造人民精神食粮的任务，没有权利消极、推诿。真正的文学作品也负有改变生活的责任，作家本人不应该轻看自己的成果，仅仅把它当成小摆设。获得高度的艺术技巧，是为了表现丰富的新内容，文学扎根于自己的时代，才能稳步地走向将来。

　　1981年4月12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