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一世该有多少个“第一次”？第一次学话，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坐进课堂，第一次走进工厂，第一次扣动扳机，第一次听见孩子喊自己为“爸爸”……有了第一次，才有第一百次、第一万次。有了尝试，才有失败和成功。不论失败或成功，“第一次”都是值得珍惜的。

　　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都是十分明确、记忆深刻的。然而作家的第一篇“作品”，往往被当成是作家第一次发表出来的作品，或者是使作家成名的作品，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概念。也许有的作家第一次写作就能成功，就能一举成名。但更多的情况是：从写“第一篇作品”到写出一篇能够公开发表的作品，这中间还有一段艰苦甚至是漫长的历程，是由无数次的失败铺成了一个个台阶，使其一步一步走上了文坛（这里所说的“第一篇作品”单指第一次“投稿”。按理说，每个人的第一篇语文作业、第一次写信、第一篇作文，也都可以列为是“第一篇作品”）。

　　人活一辈子难免会有许多失误，或者叫失败，一生下来就所向无敌，只要想干什么就必然成功的人是没有的。所谓“人无完人”嘛。社会有假相，生活有假相，知识也有真伪，眼睛可能欺骗自己，感觉也可能欺骗自己，唯有失败的教训是真实的、可靠的。作家是在一次次的失败之中学会了写作，不仅懂得了应该写哪些东西，而且知道哪些东西不应该写进自己的作品。在文学的技巧中，会“舍”的功夫比会“取”的功夫还要重要。

　　谁的青年时代都有一个又一个美妙绚丽的梦想相伴随，想出什么主意或做出什么事情都是不足奇的。每个人第一次冒出想写稿的动机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第一次投稿时想的绝不是当什么作家，对什么是文学知道的也不确切，直到过了二十五年之久，才考虑是否要把文学当作自己要干的事业。这个过程不能算短了！

　　当时我在暑假的勤工俭学中爱上了机床，心血来潮，认为自己最好的志愿就是将来当个“机器匠”。完全由于发生了一个偶然的事件，有人把文学当作“棍子”打我，我就想拾起这根“棍子”回击。因为自己不懂“棍法”，不但没有打上对手，反而砸到了自己的头上。这就是投稿失败，第一次失败、第十次失败、第五十次失败……讥讽和嘲笑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把我困在一个孤岛上，逗得我兴起，于是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想打开文学的门，靠天真的向往不行，靠赌气也不行，唯有一条路——刻苦用功，总结失败的教训。

　　第一次投稿的冲动是可贵而又可笑的。可贵者“胆”，血气方刚，全无顾忌，信心十足；可笑者“稚”，不知天高地厚，把创作看成是浪漫而又惬意的事情。创作固然离不开幻想，可是用幻想鼓起来的冲动进行创作，却非碰壁不可。创作——要求作家把从生活中获取的经验全部送还给创造生活的人们。当时作为中学生的我，还没有真正留意过生活，又如何能够很好地表现生活呢？不过，人在顺境中日子像流水一样流过去，很难感受到生活的主旋律。倒是在逆境中很容易摸到生活的底蕴。而且认识生活先从认识人开始，了解人又需在矛盾和纠纷之中才能深刻，疾风知劲草，困难之中才能考验人心。说来令人寒心，正是在全校青年团员批判我的大会上，我才开始了解当时的社会，真正认识了在一块学习了好几年的同学。有位当团干部的同学，面皮像奶油一样白嫩，要不是一双近视眼多少减了点彩，他可能是全校最漂亮的白面书生。那些日子我到哪儿去都会碰上他，他对我关心备至，千方百计哄我说话，然后把我的话全部记下来加以“演绎”，拿到批判会上全变成了攻击我的炮弹，甚至还到图书馆查阅了我的借书目录，找到了我为什么背地里要替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老师“说好话”的根源——原来是受了“一本书主义”的毒害。还有一位同学，年纪稍大，模样像个临时工，有一双大而突出的金鱼眼，晶晶闪光，当我决心进工厂当工人，并且已经上了班的时候，他蹬着三轮车把我骗到学校接受他们的“思想会诊治疗法”。名为“会诊”，实为乱扣帽子。后来，我明白，他们其实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可是，这却使我从中看清了某些人的面目，看到了生活不光有微笑，还有阴险、严峻、忧郁，当然也有善良和友谊。这件事剧烈地改变了我的思想和性情，对以后的写作无疑是有影响的。但在当时却不懂得往深里挖，更不会和写作挂钩。以为写作和现实生活是两码事，写作和心灵是可以不搭界的。

　　认为作家的功夫全在“写”上，至于外部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都是无关紧要的。不了解创作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到底应该写些什么，这是开始投稿时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以后命运又对我给予了加倍的“照顾”，一个坎坷接着一个坎坷，在生活的大山里艰难地跋涉，找路、攀登、迂回、摔跤，腿脚被荆棘划破了，头也几次被磕破，几番领略了人生的意义。当我对文学不再抱任何期望的时候，突然，我亲身经历的“生活”要干预我脑子里的“文学”，富足的“生活”滋补了苍白无力的“文学”。虽然中外有不少生活的幸运儿成了才气纵横的作家，我还是认为“不幸”和文学之神更容易沟通感情。

　　创作不仅需要认识世界，掌握社会生活的情绪，更需要认识自己、发现自己、表现自己（请不要把这话误解为“写自我”），找到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现实的主观态度，“把这些态度体现在自己的形式中、自己的字句中”。作家就是要抓住那种属于他自己的特殊的东西。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很长时间，自己的心和生活的“心”碰不到一块，看见东写东，看见西写西，抓不到那种只有自己能发现的生活的“个性”。自己也似乎是做人有个性，提起笔来无个性。写出来的全是大路货，而且过时了，毫不新鲜，理所当然一次又一次地被编辑部退了回来。这是失败的原因之二。

　　我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一种被自己称做是“文学招魂”的努力。我必须在文学上找到自己的“灵魂”，在创作时要体现出这种只属于自己的灵魂深处的东西。生活中有些事件使我感而不动，当时动心，很快就忘记了。还有一些事件，不仅使我感动，一动到底，甚至灵魂发生战栗。碰上这样的事件，我就仔细品味，探出究竟。希望能从生活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灵魂，找到自己的创作个性。读别人的作品时也自觉地进行这种锻炼。以前凡是读别人的作品，都觉很好，因为自己写不出达到发表水平的东西，见到印成铅字的作品自然是认为不错。现在则要认真玩味，是真好、假好、大好、小好；哪些地方打动我，哪些地方不那么打动我；如果我要写这样的事件应该从哪里着笔……大量的阅读哺育了我的智慧和心灵，丰富了我的知识，开阔了我的文学视野。没有知识，手里的笔就软弱无力。我几乎是阅读无选择，只要能抓到手，什么书都看，接受却有选择，有味道的、对自己胃口的，便在大脑文学知识的仓库里保存下来。反之，没有什么味道的书籍，看过就忘了。不倦地研究生活这本大书，不倦地从别人的书籍中汲取营养。拼命阅读这两本书的结果，使自己渐渐觉得心里那颗遭受过摧残的种子又开始有点活泛了。自中学时代投稿遭到惨败以后，沉默了六年。这六年实际上是在默默地进行文学准备，不过连自己也不敢承认这一点，甚至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期间我成了一个熟练的工人，并且当上了生产班长，有个不坏的前程，正稳步地向着“大工匠”的目标前进。到部队以后成了一个不赖的制图员，甚至还当上了“技术能手”、绘图组组长，在事业上有个光明的未来。就在这时候，心里埋藏得很深的那颗文学的种子发芽了，它和灾难一块出土，逼得我不得不离开那种舒适、平稳、安定的生活轨道。本来我的“文学活动”都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自己就认为它纯属非法的“地下活动”，不动声色，不张扬，决不请一分钟的创作假。这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包括讽刺和挖苦。但文学本身是不安分的，这颗种子除非不发芽，一旦发芽就很难保住“密”。文学是表现生活的，生活却似乎并不喜欢它。然而不管喜欢与不喜欢，文学离不开生活，生活也离不开文学。

　　文学伴随着每一个人走完他的一生，可有的人觉察不到这一点，而作家需要牢牢地抓住这一点。哪一个人的幼年没有听过各种各样神奇美妙的故事？在儿童的心里，文学中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更富于魅力，打开了他们童稚的心灵，启迪了他们的智慧。就像少年儿童没有不知道孙悟空的一样，中国人的精神上有谁没有受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的滋补和熏陶？中国作家的文学神经应该是敏锐、雄健、粗壮的，我崇尚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的风格。当这根神经又从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了养分之后，变得枝杈繁茂、左右逢源，但不会失掉中国的风采、民族的传统。当时我把许多中国的优秀作品同外国的优秀作品对照着读，发现中国的优秀作品很快就能把读者带进书里，读者的感情能同书中人物的感情水乳交融，同悲同乐；而外国的优秀文艺作品可以使你拍案叫绝，却很难被感动得落泪。这就是民族的“差异”，传统不同、习惯不同、环境不同，感情不可能很快地完全相通。我根据自己这些不一定准确的判断，给自己的创作规定了一条“土政策”：可以借鉴外国作家的写作技法，确实大有可借鉴之处；但写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人的味儿，感情、气质、个性、语言、行动等等，必须是地道的中国式的，不能制造文学上的“混血儿”。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两年写了五十多篇废稿，也算是失败了五十多次，对这些失败的教训咀嚼了六年，才开始发表一些通讯、杂文、散文。但是自己都不满意，我不过是想借写这些东西更多地了解人、熟悉人，为写作打开点局面。我一直憋着劲想写小说。

　　六十年代初，部队大搞练兵、大比武，热火朝天，士气昂扬。当时有件事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不断派遣高空侦察机和舰艇，侵犯我们的领空和领海，我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有时一天提一次，甚至一天提两次。如果仅仅靠空口提警告，就没有力量，对方不予理睬，则陷我们于十分尴尬和耻辱的境地。作为军人，我们比别人更加焦急和愤怒，必须在军事上给予还击，方不失大国的泱泱之风。海军派出舰队巡逻，战士宣誓：拼死一战，也要保卫祖国的海疆。美国不承认我们提出的十二海里的领海，可是看到我们决一死战的舰队，却不敢越过我们画定的领海线，在领海线以外游弋了一阵子就撤走了。不久，陆军老大哥和空军就开始一架又一架地打下了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和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陆海空，海军身为“老二”，却掉在了后面。

　　机会终于来了。夏天的一个午后，某基地接到了情报，敌人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要来骚扰。但是，天不做美，空气潮漉漉，天空乌沉沉，眼看一场暴雨就要来临。而下大雨又会影响我们战斗机的起飞和空战。司令员叫设立在某岛上的一个海军气象站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报。这个气象站还是连续三年的“四好单位”，平时预报气象很准确，这一天中尉站长却慌了神，他已经测出了准确的数字，两个小时内不会下雨，可他不敢相信自己，不敢向司令员报告。关系重大呀！如果说没有雨，飞机起飞后下起雨来，出了事故谁负得起责任？倘若说有雨，飞机不起飞，错过战机，那责任就更大。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过去，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半小时，还剩下最后十来分钟，越到最后越紧张，敌机马上就要来，雨也许立刻就会泼下来，中尉站长吓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司令员怒不可遏当即撤掉了这位站长的职务，果断地下令还击，从开炮到敌机坠毁还没用十秒钟。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那个站长只讲花架子，平时千好万好，临到战时却耽误大事，练兵的目的应该为了实战。我心里涌起一股冲动，平时积累的一些人物也在脑子里活起来了，仿佛是叫喊着要出生，催着我快给他们登记。我心里也感到憋得难受，但是没有时间写。有时憋得实在受不了，就利用十五分钟的课间操时间在纸上写两行。好不容易盼到一个没有公差勤务的星期六的晚上，我躲到三楼的楼梯拐角处文艺宣传队放乐器的小暗室里，一口气干到深夜两点多钟，草稿写完了，心里非常兴奋。悄悄回到宿舍，躺到床上之后还迷迷糊糊似睡非睡，老是想着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和对话，特别是有那么几句自己很得意的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念叨个没完。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连抄清带修改，几乎又干了一个通宵，稿子完成了。偷偷拿给一个战友看，他让我寄给《甘肃文艺》，我照办了。没过多久，稿子发表了。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小说——《新站长》。

　　从此以后发表作品不算困难了，但在创作上仍然有不少失误。因此，觉得成功和荣誉是虚的，是靠不住的。而失败则是实实在在的，刻骨不忘的。教训和经验是宝贵的，在一个作家前进的道路上，有时失败比成功更有推动力。这就是我之所以要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回头看过去那些歪歪斜斜的脚印，可以帮助自己清醒地认识到今后应该踏向哪里。

　　1981年4月21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