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现在文坛开始走向正常。当今的群众对文坛不太关心，而文人们真正甘于寂寞的却很少。所以当社会对文坛不怎么关心的时候，文坛自身就变得很热闹了。有些人嘴上说甘于寂寞，说从文是寂寞之道，这是说给别人听的。我觉得真正甘于寂寞的应是中国作协的主席团委员、原《当代》杂志主编秦兆阳老先生了。我非常崇拜他。他什么会都不参加，连出国都不去。他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有气，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比较宽和，比较厚道。他对任何业余作者的稿子都看，自己也不断地写文章，去年《大地》这部长篇问世了。我就想写一篇关于这位老先生的散文——《慈祥的火》。

　　总之，文坛现状概括起来是生机勃勃、矛盾重重，具体表现是：

　　（一）以宣布别人的死亡来证明自己的新生。以批评家的面目出现成名最快。就是首先否定别人，打倒了名人自己就出了名，宣布别人的死亡，横扫千军如卷席，然后，他就活了，并且唯有他是活的。这是当今文坛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但不一定是坏现象。他们不迷信，我看这也行，也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文坛的各个大小城池不断地变换旗帜，正如鲁迅先生的诗句：“城头变换大王旗。”文坛正如某些大学有些研究生，在夜间一二点钟宣布自己发明了一个思想体系，或者一个哲学体系。第二天早晨，再问他发明了什么体系，他已经记不得了。我觉得这很好，因为他的体系很快地发明，很快地淘汰，这才是一潭活水，不要一个体系长时期地统治很多人。

　　（二）为文学而创作，为永恒而创作背的包袱太重了。现在有的年轻人老追求永恒，言行充满矛盾。一方面宣布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死亡、是虚无，可另一方面又顽强地追求自己的不死，希望自己永生。本来永生、永恒、不死是传统的观念，现代观念应是追求不断竞争，不断淘汰。一些年轻人宣布老同志死了，而他自己却希望永远站在那个位置上不死。这样一来，你不又成了其他更年轻的人的负担了吗？所以对别人讲新观念，对自己却使用传统观念，这是矛盾心理的表现，与自己的宣言不谐调。

　　（三）一些人打着老庄的旗号，带着儒道的霸气。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言必老庄，其实真正懂老庄的也没有几个。比如天津有位业余作者，来到我家里，谈得激动的时候就谈佛，谈《金刚经》、《百喻经》、《心经》。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但也看了一点这方面的杂书，我随便背了六句箴言，他连听都未听过，也就是说他嘴上讲佛经，却根本没有看过佛经，打着佛教来唬百姓。老庄有个思想是听其自然，但一到他们身上就带上唬人的色彩了。

　　文坛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排辈分、论座次，笼罩着儒家的霸道之气。现在的文坛就好像水泊梁山，只能容纳一百单八将，多一个也不行，而且还排辈儿。但现在排辈儿，跟以前的排辈儿不一样，以前是正排，爷爷辈儿是爷爷；现在是反排，爷爷辈儿是孙子，孙子辈儿是爷爷。辈儿最小的第五代，比前几代要横得多。因为他宣布前四代死亡了，第五代是新生的，是代表潮流的，是代表艺术的。这种现象是非常有趣的。

　　（四）在目前，作家的自我修养，作家的自尊、自信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有一些很大的作家，也提出了文学要走向世界这样的口号。他们还考虑怎么让外国人喜欢我们的小说，怎么了解外国的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愿望，甚至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向外国朋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你们究竟想看什么？愿意看什么？我们写什么你们满意？我感到很悲哀，文人都到了如此地步，你还怎么要求我们普通老百姓不崇洋媚外呢？

　　一些作家为文学走向世界而走向世界，是非常可悲的。所以作家人格的力量、人格的魅力，作家的自尊、自信，在当前活跃的文学气氛当中，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五）一些知名的人物正在热衷于自我表现，一些更年轻的、更扎实的、更有实力的文学青年冒了出来。他们创作的根基扎实、有厚度。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些有希望的东西，一些令人振奋的东西。

　　（六）文坛被人为地搞拥挤了。文人易散不易聚。现在的文坛搞得有点像上公共汽车：汽车里的人满了，你再想上去，就必须把他拉下来。这样干是不行的，搞不出东西来，搞创作也不从容，而且关系紧张。当然这是文坛拥挤造成的。

　　我曾嘲笑中国作协主席团，你们汇报工作就汇报开会，每年开了多少次会，而且每次开会都是一样拥挤。我建议中国作协发个通知，在全国分出两批作家，一批是专门开会的作家（因为有些作家认为去开会是一种荣誉、是一种待遇，不让去不满意），一批是不去开会的作家，搞创作的作家。把文坛搞得松散一些，不要太拥挤了。

　　总之，当今文坛是非常活跃的，是充满生机的，是正常的，文坛正在开始走向正轨。现在创作时机很好，作家可以轻松地写文章、搞创作；批评家可以自由地批评。在这样的条件下，会逐渐出现一批有实力的作家，出现大规模、大气象的作品。我正拭目以待。尽管一些新的名人背着领导文学新潮流的包袱，很苦很累，并且还没有创作出大规模、大气象的现代主义作品，但它毕竟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在，小说有众多流派，其中一派就是新潮作品。新潮作品的发展趋势，一是走向死亡，一是走向现代主义。走向死亡的新潮作品就是现在的小打小闹、玩弄技巧、玩弄“花活”、脱离群众的作品。比如一堆萝卜或者萝卜一堆，这是传统的语言，老的格式；萝卜的集团，这就有现代味了；按美学原则组织起来的萝卜，按控制论原则组织起来的萝卜，按系统论原则组织起来的萝卜，这就是现代主义。这是不行的。这个例子是从《讽刺与幽默》上看来的。

　　还有一种新潮作品是走向大规模，走向大气象。比如《第五号屠宰场》，它把人性丑的东西认识得很深，有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产生这类作品的原因要取决于社会，取决于历史。也就是说这类作品的出现是社会的自然现象，是历史的必然。比如《第五号屠宰场》的作者本身就很怪，他的生活、行为、观念都很怪，他写的那些东西是他真正的生活观念、世界观的流露。他写出的作品也是货真价实的现代主义。怪论不是人的世界的变形，是现代人心性的变形，怪论正是现代人的精神产物。而我们的一些现代主义作品，是作者硬憋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作者的生活、观念跟普通人一样，没有变化。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就故作怪诞状，这是不行的。因为故作怪诞状就不怪诞，故作深奥状就不深奥。

　　还有一派就是现实主义小说。我认为现实主义不应该仅仅指已经发生的或已经发现的事物，还应该包括对未知和未被发现事物的发现过程，还应包括这种世界不断的变化过程，还应包括世界当代未来的这种稳定的关系和联系，这都应算现实主义的内容。

　　现实主义小说也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继续发展。当今的世界是飞速发展的世界，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跟现在的现实主义已有很大差别。海明威的现实主义和福克纳的现实主义也大不一样，所以现实主义只要不断地吸收，不断地丰富自己，就可以发展下去。现实主义的另一个前途也是死亡。我认为凡是死亡的东西，都是应该死的东西，不要拉它，也不要挽救它。那么当今的现实主义小说有什么特点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倾向明显淡化。就是现在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政治倾向也淡化了。

　　第二，反映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和记事文学发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新潮作品太多，使大家都烦了，使记事文学很兴旺、很发达。

　　第三，表现强烈的人性现实和感情现实的作品增多。比如我写《蛇神》，其中对人性的现实和感情现实就比较重视。

　　第四，描绘现代人对现代社会、对现代人自身的思考。就是反映现实的作品，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思考增多了。

　　第五，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较少。现在文明人类面临着两大威胁，一是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威胁；二是生态平衡的破坏。面对这两大威胁，当代文学反映得很少。

　　第六，用现实观照历史，用现代意识揭示历史。也就是小说的哲理性加强。

　　此外，我们当代还有纯理性的小说、潜意识的小说和畅销的通俗小说等。

　　文学学会是搞理论的，理论就是说理。我曾对哈佛大学的学者们讲，我们搞创作的是把死的写活，你们搞理论的是把活的写死。当然这是对搞创作、搞理论的一种幽默的解释，是不准确的。准确地讲应是什么呢？比如进行一场篮球赛，理论家应是教练员或者是解说员，而作家应是球员。教练员和解说员，已不能上场参加球赛了，但可以坐在一边对谁输谁赢，双方的打法，队员的表现做一番解说。球员可以不管什么打法、动作，只凭自己的感觉去打球、进球就行了。也就是说作家讲究的是“进球主义”，而理论家是解释球是怎么进的。

　　那么作家创作成功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感觉。我觉得作家创作的全部才气都取决于感觉。感觉就是灵感，灵感来自于感觉。如果一个作家没有灵感，那这个作家就不行了。按现象学派的干将胡塞尔的理论，世界分为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借用他的观点，我觉得对于作家来讲最重要的是心理世界。作家的心理世界是否丰满、丰富，取决于作家是否有独特的灵敏的感觉。对于作家来讲，重要的不是物理世界。也就是，不是对这个物理世界如何，而是对物理世界的感觉如何？对物理世界（比如地球、太阳、银河系）的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作家要表达的、要描写的，恐怕就取决于个人的感觉。我认为你要表达的，跟你的感受一样，也就是你把生活、把人生写得同你自己的感受一样，那么你的这篇作品就不错。如果是小说，这部小说就不错；如果是一首诗，那么这首诗就不错。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找到的是现实和自己心灵上的某种联系，也就是那座联系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的桥梁。作家抓住了这种联系，作品就是独特的、有味儿的。所以，每个作家都不一样，就是因为每个作家对现实和心灵之间的感觉联系都不一样。

　　搞文学创作是跟神对话，神就是自己，自己的感觉和体验。搞创作必须抓住自己的感觉和体验。每个人的感觉差别很大，有的感觉迟钝，有的感觉肤浅，有的感觉一般，有的感觉公式化、概念化，有的感觉比较独特，搞创作就是抓住自己那些新颖、独特、视野开阔的感觉，那些比一般人看得更深、更广的感觉。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才华所在。

　　我是如何捕捉感觉的呢？捕捉感觉的关键是抓感觉的触发点。有时因为一句话、一种思想、一个人物而触动你的灵感，引起你的某些想法，然后你把它记录下来，你就捕捉到了感觉。比如我写《锅碗瓢盆交响曲》。在一九八一年，天津有个“康乐食品店”，旁边的一个单位，盖房用了两年零七个月，受到了表扬；而这个食品店的经理用九个月盖起了楼房，却挨了批评。因为他太冒尖了，太出头了。他于是火了，他说：我是为国家两肋插刀，我没有占国家的便宜。斯大林“三七开”，我是平民“五五开”就行了。他的这句话，忽然地使我对这个人物发生了兴趣，创作了这篇小说。

　　还比如，我创作《赤橙黄绿青蓝紫》这部中篇小说时，我正是一个车间的主任。我们车间招了一批学徒工，都是七〇届毕业生。其中有个女孩子，她工作很好，并且生活朴素，不烫发，不穿奇装异服，不谈恋爱，总穿一身绿军装，在工厂里表现很好。于是我们提拔她到政工组工作，然后是入党、提干。“四人帮”被粉碎后，那些提前谈恋爱、烫发、穿奇装异服的青年人，都涨了工资，又是结婚，又是生小孩，家庭生活很正常；而这个尖子却涨不了工资，搞不上对象。于是我觉得害了她，于是我们把人马放出去，为她找对象，但都未成功。

　　一年的春节，我上街，忽然碰见了她，她穿着一身挺漂亮的衣服，身边也跟着一个小伙子。这时我就有一个感觉：现在的她不是我那个政工组组长了，我感觉到她非常漂亮。同时我又觉得人本来是很美的，或本来应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本身也应是丰富多彩的，何必搞得像以前那样单调呢？也就是人性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人的外表也应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于是当我和她分手后便有了这部小说的题目。

　　关于《蛇神》的素材是很早就有的。我是沧州人，是林冲发配的地方，家乡很穷，很迷信。我从小就爱看戏，经常四处跑，追着看戏。我们家乡出来的演员很多，我的叔伯嫂子就是唱戏的，因此我对唱戏很熟悉。

　　到了初中的时候想考戏校，而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教导主任极力反对，因为我功课学得不错，他们一次次地找我谈话，拼命打击我报考戏校的情绪。他们说，你虽然嗓子可以，而长大以后嗓子会变音的，况且你的个子长得那么高（一米八），谁跟你配戏呀，人家唱坤角的姑娘哪有那么高呀，即使有人跟你配戏，就像一个暖瓶和一个茶杯似的，多难看呀！况且你长得也不好看，又是三角眼……拼命打击我报考戏校的积极性。最终我没有考，但我对京剧怀有深深的感情。参加工作后，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去排队买梅兰芳、马连良主演的戏票，由于这种原因使我对戏剧演员的生活比较熟悉。我还考虑到展示演员的生活，对表现文化生活、表现当今人生舞台有好处。以前人们不是爱说人生没有观众席吗？大家就要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有些人台上会演戏，台下不会演戏；有些人台下会演戏，台上不会演戏。而且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扮演一个角色。有的角色演得好，有的演不好。于是我趋于这种动机就把小说的背景放在剧团了。

　　我创作《蛇神》的目的，主要是想表现一个真实的知识分子形象。我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虚假得太多。表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被批判，受关押，后来落实了政策，一点不记仇。我接触过一些受冤枉的科学家、研究员、教授，他们谈起往事耿耿于怀，他们说，我对党不记仇，我对时间还记仇呢，二十年宝贵的年华失去了；我对自己的灵魂还记仇呢，我的灵魂跟先前不一样了。所以，我有责任把我看到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真实地再现出来，于是便写了《蛇神》。

　　我在《蛇神》中塑造的典型人物是有原型的。共有两个，一个是在河北梆子剧团工作的我的老乡——裴艳玲，关于学戏的问题是她的。另一个是福建武夷山蛇园的园主张震，他是我的朋友。关于毒蛇的知识，吃蛇肉的知识都是跟他学的。

　　张震曾是闽剧团的一个编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人让他写检查，他就背医书。这点是真实的。而其他的男女关系问题就不是他的了。

　　我在一些地方讲课时，一些人拼命攻击《蛇神》主人公的男女关系问题，甚至有些女同志说，以前我们非常崇拜你，你怎么能写这些肮脏的东西呢？我们觉得你开始堕落了。可是我事后一了解，她们都看了。我觉得不能只让人了解美的东西，也要了解一下丑的东西。而我只不过是用传统的意识，传统的形式包含一点现代意识罢了。

　　（根据1986年11月30日在唐山市文学学会的讲话录音整理）

　　1986年12月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