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似有苦苦的创作欲望在涌动。脑袋却又是木木的，仿佛被文学的盐水腌得久了，反而更僵。浑身懒懒的，关节像疼又像酸。也许既不疼又不酸，只是生命的惰性超过了思维的活力。有几个现成的题目等待去做出，有一些想好的东西只要抖擞精神往稿纸上写下就行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极端厌恶写作这鬼行当！

　　窗外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高音喇叭把平时和气而又认真的街道主任的声音扩大得格外威严，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徒增一股惊惧的烦躁。我住的这叫什么地方？过的这是什么日子？或许我自己也得了“饥饿综合症”！

　　在床上翻过来滚过去，恨不得跟自己打一架。

　　世界是不可知的，一部分是现象，一部分是本体。理性低于意志，在创作过程中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是谁的意思？康德的，还是康德研究者的？我何必烦恼，为什么不把自己此时的感觉记录下来？尽管我还算不上是康德的迷恋者，我的小说也和康德学说风马牛不相及。

　　《情知不是伴》就这样开头了。

　　朋友们找上门来讲述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老同学向我哭诉自己的遭遇……这一切我本不打算写进小说。此时我突然意识到这琐细的、近乎荒谬的、七零八碎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日常生活。东一扫帚，西一耙子，飘忽不定，郁闷烦乱，这情绪也像真实的生活一样松散和自然。

　　我感受到强烈跳动的现实生活的神经，一起流入生活的动感。何必苦思，何必巧想，何必在形式的探求上气喘吁吁、紧张而又窘迫。就来它一次“感觉高于思想”、“直觉高于逻辑”和“行动高于沉思”又有何妨！

　　我不知是预感，还是恐惧，总觉得读者（包括我自己）对虚构越来越不大信赖了。人世间的事件层出不穷，繁复多变。而费尽心思想出的各种各样的“主义”往往受到自身的局限，显得单薄。也许中国是事件的大国，想象的小国。

　　艺术的手段和目的在于自己说明自己。我试用让事实本身说明自己，通过事实认识世界，认识时代，认识人生。我不期望完美，也不可能完美。我的优点几乎都藏在缺点里。

　　这样“流泻”下来，虽然显得平淡琐碎，但更真实，更像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对话。用不着矫揉造作。小说的结构、时空的运用反倒轻松自如了。

　　最大的缺憾是，小说一完成，人物就相对地固定住了。而生活是不会停止前进的。我交出稿子就会发觉生活中的颜芳、侯玉屏的新的性格侧面。为自己的肤浅而汗颜。也许是小说的现实品格限制了我，对熟悉的朋友下不了辣笔，透视才不深刻。

　　1987年5月31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