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借用法国诗人雨果提出的这个命题，想说明当今人们在精神上的渴求比对物质的追求更迫切。

　　为艺术而艺术固然很崇高、很超脱，但为国家民族的进步而艺术则更实际、更需要。

　　当一个作家看到自己的作品要搬上银幕，搬上电视屏幕，是高兴呢，还是恐惧？我至少是恐惧多于高兴。小说中的人物是在自己胸中孕育了很长时间，凝结着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血肉。小说的程序也要简单些，作者——人物——读者，三者的灵魂碰出火花，就成功了。电视的程序就复杂多了，作者——人物——导演——演员——录像——观众，这么多角度，这么多人，都要在灵魂上见火花，就不容易了。而碰不出火花，就不能燃烧人们的感情，激动人们的思想，滋补人们的精神，就是失败了，人物走形了，变样了。这是一。

　　二、电视的观众不同于小说的读者，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或者是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纠缠了一整天的人们，晚上回到家里还会关心乔厂长怎样在矛盾中挣扎吗？轻松愉快的娱乐片，险象丛生的打斗片，不言而喻地占有一定优势。

　　然而，生活有多复杂，人们的思想就有多复杂。现实生活是一出奇异而雄壮的戏剧，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交织着光明和黑暗、真诚和虚伪、美好和丑恶、高尚和卑俗、正面和反面、温暖和冷酷的搏斗，人们关心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因此，乔光朴也没有遭到格外冷淡。

　　去年秋天，我住在湖南宾馆七楼的一个房间里，一天晚上突然闯进来一位年轻的妇女，她遭人迫害，险些家破人亡，听说我是“乔厂长”的作者，就以为我和乔厂长之类的人物一定有什么关系，闯进来告状。解放军里一位女战士，找到编辑，感谢乔厂长几乎救了她父亲的一条性命。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天津请来一个上海的乔厂长做报告，在入场券上印着报告人的头衔，就是“上海的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天津某单位也有一个被群众推为“乔厂长”的人，听完报告后说：“他不是乔厂长，他是冀申。”

　　我对群众的这些反映是很珍视的。一个作者创造出来的人物走出小说，走出电视屏幕，走到群众的生活之中，群众又给了他新的生命。除此，作者还企求什么呢？

　　燃起人们灵魂中的理想，作家不但要对自己的艺术负责，还要对时代负责。作家的心灵应该和人民的心灵相沟通、相交流。我们刚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一页，每个人在这一页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血泪。历史不仅给乔光朴留下了一副艰难而复杂的烂摊子，历史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一道难题，而且必须用思想和行动做出回答。想回避它是办不到的；像铁健那样胡乱维持局面，想维持历史倒退也是不行的；悲观失望，灰心丧气，也大可不必。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时代在除旧布新，社会在新旧交替，怀疑、思考、判断，不足为奇。有种种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停滞、民主与专制、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也是正常的，甚至是好事情。社会是由诸多的细胞组成的，细胞的裂变就是进步。乔光朴在痛苦和矛盾中，前进了而不是倒退了。“开拓沼泽地的人就得耐住性子听青蛙在周围聒噪。”冀申们可以得势于一时，终不能久远。

　　但光靠乔光朴并不能力挽乾坤，翘首以待英雄来解放的思想是悲哀的，何况乔光朴也是凡人。“奴性，便是瞎了眼睛的灵魂。”民主才是群众的瞳孔，是社会前进的视觉器官。

　　乔光朴的遭遇不是肤浅的、闹剧式的悲欢离合，他陷进去的矛盾具有一种深沉的悲剧因素。然而在痛苦中并不使他绝望，反使他感奋，变得聪明起来。这也许是许多人同情乔光朴的一个原因。

　　现在回到电视剧上来，时代要求艺术必须深入到生活中去，观众喜欢通过屏幕看到已经被艺术家读透了的生活这本书。电视剧在立体地表现生活的真实这一方面，比小说有很大的优越性。我期待着很快有这样的机会，当作家们看到自己的人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大吃一惊，发出惊呼：这难道是我所创造的那些人物吗？是，又不全是，他们更生动，更深刻，血肉更丰满了。

　　从文学作品改编是电视剧创作的一个途径，因而我对《乔厂长上任记》说了这一番话。似乎都是废话，离题太远，和电视剧无关。但我却觉得是真话、心里话，不仅和电视剧有关，而且是专为它说的。

　　1981年2月22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