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个意味深长的数字。还没有得到它时令人向往，已经得到了它又难以忘记。有了第一，才会有第二、第三……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一位我所尊敬的老教师，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罪状之一，据说是向我们这些学生灌输“一本书主义”。我作为被“毒害”者之一，居然对这个“主义”还一无所知。于是，凭着一颗幼稚而好奇的心，开始研究这个“一本书主义”。最后竟得出了几条结论：其一，中国的作家成千上万，倘每人写一本好书，也是一大幸事、乐事。其二，能写出好书的人大多不是名利之徒。其三，我上小学时作文就曾得过甲字下面还加上一长串红圈儿，也就是说比优秀还优秀。当然，一到中学作文就不行了，但还没有降到班里最劣等。可见，我不是最笨的。可是屡屡投稿，屡屡失败。写一个几百字、几千字的小文尚且不能成功，足见人家能写出几万字、几十万字的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多么了不起！你不会写书，千万莫乱批书。其四，有的作家终其一生，用尽其全部才华，只留给后人一本书，却成为不朽的精品。有的人则才力不能贯穿始终，皇皇几卷，十几卷，一本不如一本，越到后来越泄气，后劲不足……

　　这本是同学们在课余时间聊天的闲话，我的一位好朋友到团委告密，他因此颇得领导看重，我则倒了一点小霉。结论是错误的，错误得近似胡说八道。所幸当时不在中学生里抓“右派”，只撤掉我的班主席职务，给了个团内警告处分。

　　书——真是“坑害”我不浅，还没走上社会先背了个处分。档案里有这个黑黵儿，说不定会影响我一生的命运。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谁能料到，二十多年之后，我这个被自己判定为“绝不是当作家的材料”的人，却要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了，尽管当时还不是作家。

　　“我也能出书？”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九六五年。当时一位好心的编辑同志鼓励我：“等这几篇小说发出来，可以考虑编一本书。”我又惊又喜，就用上面那句话反问他。不久，各刊物纷纷停刊，我那些手稿好不容易变成了清样，最后还是都退回来了。我当时血气方刚，精力旺盛，憋了十几年的劲，刚写上兴头来，还真有点“一发而不想收”的架势。不收也得收，出书的幻想也跟着破灭了。

　　到了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召开了，提出了要搞现代化，国家开始注意经济。不久，中央又召开了一个钢铁座谈会，生产要大上。想不到“钢铁”两个字帮了我那些写“钢铁”的小说的忙。出版社把我的小说集发稿了。已经到了二校，“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出书的事没说告吹，实际是告吹了。拖到七月份，唐山大地震发生，天津也是房倒屋塌，版砸了，原稿丢了，事隔三年之后只找出一份不全的校样。这倒干脆，一了百了。以后是抗震救灾，举国哀悼……不要说出版社，就在我个人的生活里，出书也是排不上号的，连想都不敢想它。

　　一九七九年，我又写出一些短篇小说，出版社重提为我出书的事。不久，某些人对我的一个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展开颇为壮观的批判，使书的出版计划再一次泡汤。

　　当年秋天，《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北京专为《乔厂长上任记》召开座谈会。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辑对我说：“为了对你的支持，我们出版你的短篇小说集，把《乔厂长上任记》也收进去。”

　　我十分感动。那是头一次见到这位副总编（据说现在已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以前他在我的眼里是大学问家、权威。他不仅是翻译家，还是文艺批评家，记得我还读过他的散文和诗。当时我对别人的作品从不敢妄加评论，只觉得他的文字极精美。这样的人物居然当众说要给我出版第一本书。何况当时我正处于不算很妙的挨打的境地，而且不知道因何挨打，弄不清拳头来自何方。可是，声势之猛，上纲之高，手段之不加选择，都令我莫名其妙。可想而知，在这种时候我听到国家级出版社领导人的那几句话，是终生不会忘记的。

　　但当时我不知说什么好，且又不能表态。因为另一个地方出版社还牵着这本书的头哪。虽然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不会出我的书了，可是人家没有公开说不出我的书，我不能主动说不叫人家出。尽管那样做也许正中人家下怀。我却要承担是我撕毁了协议的罪名。更不能让人家骂我是势利眼，一见国家级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表了态，就受宠若惊，急忙从地方出版社撤稿。“受宠若惊”也许有一点，我早已被批判得像惊弓之鸟，在别人听来很普通的话，我听了就会“若惊”。所幸的是，我当时头脑还清醒，知道那位副总编辑好心好意，对这些“背景”一无所知，更不清楚地方出版社曾两度想出版我的短篇小说集，我不能为了自己出书给好人添麻烦。那一阵，我也有自己的怪脾气：业余作者本不以创作为第一职业，你要说写咱就写，写不出好的，至少不在乎几个“批判家”。你要说不叫写了，拉倒。不出书照样活。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我把出书的事扔到脑后，连想也不想了。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接到从火车站打来的一个电话，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老王同志。他是专为我来的，还要搭今天晚上的火车赶回北京。我换下工作服，从工厂所在的北郊区骑了自行车用一个小时赶到火车站。老王同志把一份《天津日报》，一撕两开，垫在售票处前的台阶上，拉我坐下。他时间很紧，来不及说客套话就进入正题：

　　“你的短篇小说集的书稿现在在哪儿？”

　　“地震的时候丢了。”

　　“去年和今年新发表的小说编书了吗？”

　　“还没有。”

　　他舒了一口气：“哈，我就知道是这样。闹了半天，并没有人要出你的小说集！”

　　“有个市的出版社曾经有过这个意思。”

　　“现在以《乔厂长上任记》做书名的多人合集已经出了两本啦，有的一次就印二十万册。别再拖了！我们决定出你的小说集，我已经把你这两年发表的小说剪贴好了。数量够了，你要愿意还可以再选一两篇过去的作品收进来，今年出书。”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有点发怔：“我怎么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交代？”

　　“由我们去做工作，他们是大出版社，稿子多，姿态高。对你来说给小社没给大社，别人不会说闲话……”

　　就这样，我的第一本书在火车站上敲定了。我愿意用一篇小说的题目做书名，老王同志坚持用《蒋子龙短篇小说集》做书名。当年出书（1980年），印了七万册，随后又再版了一次。

　　我却因此欠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情，一般情况下不敢走进他们的大门。至今，无颜见那位总编辑。

　　1980年冬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