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中篇小说《开拓者》的最后一段话时，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觉得浑身没有劲，头靠在椅子背上闭住双眼，而且眼睛居然有些发潮。我的泪囊极深，眼里很少流咸水。以前也写过一些小说，从没有过这种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文学创作的路本来就是一条羊肠小道，我选择的这条“拥抱现实”的创作道路就更加崎岖和险峻。

　　我是个工人，我熟悉工人，我是以写工人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的。但是以我师傅为代表的一批真正老工人的变化引起了我的深思，使我笔下人物的身份不自觉地升格了。我所以由写工人到写厂长，由厂长写到部长，不是赶时髦，更不是哗众取宠，有我难言的苦衷。

　　我的师傅是个八级锻工，中国第一代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我有幸能跟这样的人扎扎实实地学了几年手艺。五十年代他的精神状态可以用十六个最恰当的字来形容：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以厂为家。我们上早班，下班的时候看到中班要干一种很复杂的活，我就不走，留下来继续干，想学点手艺。师傅也不走，陪着我，一边干一边讲解。他每天都是早来晚走，上班的观念很强烈，下班的观念极淡薄。可是到了七十年代，他对个人的事情斤斤计较，上班干私活，给家里打个菜刀，做个斧头，工作时间睡觉，甚至迟到早退。有时他回到家里什么事情都没有，也想早走个十分八分的。七十年代初我当了车间领导，检查劳动纪律的时候，偶尔也会在厂门口碰上想偷偷溜走的师傅，他害臊，我比他更害臊，把头一低装作没看见，大会上不点他的名，更不扣他的奖金。我心里非常难过，这是为什么呢？可悲的是有这种变化的不仅是我师傅一个人。我太了解自己的师傅了，有这种变化绝不能归罪于他。工人变了，怎样写工人？

　　不是不能写好人好事，而是写好人好事不真实，不能真正地把工人写活。写他们的变化，冷嘲热讽，甚至鞭打一番，我于心不忍。责任不在他们，况且我如果回班组当工人也不见得会比他们好。我决定寻找这种变化的根源，按照生活的脉络一点点地往深里挖。工人的身上系着干部的影子，“矛盾在下边，根子在上边”，从一个车间看到全厂，从一个工厂看到全局、全部。因此，我笔下的人物也逐渐升级，从工人写到了部长。开始是无意识的，当我发现有人用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各种关系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这个网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我就比较自觉地想写出这个网，并想写出从上到下都敢于冲破这个网的一批人物。

　　我写这一组小说的时候，思考过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但思考最多的还是在这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人的精神面貌。我力图以工业战线为背景，把人物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舞台上，写人物的精神生活、经济生活，也不回避政治生活。政治生活是这几十年我们生活里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政治简直可以说是生活的神经，有些喊叫离政治越远越好的同志，实际他离政治很近。完全躲避政治生活，就很难认识这个时代、认识这个社会。我们的同胞还不是以进剧院、参加舞会和进行社交为主要生活内容；还得工作、学习，为国家的繁荣昌盛焦心。政治路线还是像耍龙灯的龙头一样，上面一动下面都得动。怎样能在脱离时代、脱离社会的情况下，写人生的永恒之谜，写好人物的命运呢？

　　但政治不等于政策，不回避政治生活不等于跟在现行的政策后边跑，很难有几年、几十年一成不变的政策。政策总是要根据当前社会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不断调整和变化的。文学作品如果简单地紧跟某一项政策，就像挂在龙尾巴上的灯笼，活受罪了。

　　文学作品的功能不是改变制度，倒可以影响制定制度的人。

　　我深感自己缺乏驾驭这个伟大时代的出色题材的才能。但是“作家的使命就是拣一条最艰难的路”，我和这个时代是一同成长起来的，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没有它就没有我，也是它促使我拿起笔来，我不写它还写什么？

　　我写这样一些小说不是没有过犹豫。“四人帮”时期的政治风云造成某些作家的投机性和适应性，离政治远一点，离现实生活远一点，以为钻到为艺术而艺术的保险柜里就可以万事大吉，一篇作品里要有三分淡话、三分假话，用三分淡话、三分假话，带出四分真话。这不能不说是被逼无奈摸索出来的生存术。

　　但是，作家还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给自己塑造了一个真实的“文学形象”，这个形象的塑造，光靠艺术手段、语言功力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群众的感情和责任。“四人帮”也教会了作家一条：宁丢文，不丢人。

　　我把假话和淡话全省去，只说真话，能说几句就说几句。宁可粗，也要真（当然细而真就更好）。宁可冲淡文学的雅趣，也要保留思想和生活那种浑然一体的深沉力量。我希望文学作品能靠思想的力量、生活的力量、感情的力量、艺术的力量感染人。

　　作家对时代和艺术一样负有责任。

　　我写这些小说是还债的，我从学习创作的那天起，总觉得肩上负了工人的债，负了同伴的债，负了厂长的债。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负债感，我似乎对他们应该承担某种责任。对我这样一个才单力薄的人来说，这责任太沉重，我拼全力还难以应付。我羡慕有些“无债一身轻”的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从容自由，而且还可以为中国文学艺术的殿堂增添光彩。但是羡慕也没有用，“有多少作家就有多少创作道路”，命中注定，我的创作道路还得像一个长跑运动员那样竭尽全力地跑下去。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个锻工学徒的时候，在技术上就表现出一种不安全，师傅常说我总是要想出一些“怪点子”，有时候把很复杂的活很容易地干出来了，也有时候把很简单的活干坏了。现在学习创作还是这样不安分，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正是这种对生活莫名其妙的责任感，使我在创作中有时忘记了自己摇笔杆的身份，钻到生活的牛角尖里，陷进生活的旋涡里，感情冲动。这不是唤起灵感、才思迸发的创作冲动，而是类似当事者的冲动。这种冲动往往使作品的字里行间带着一股情绪。它的好处是能感染读者，至少是工厂的读者吧；坏处是离生活太近，甚至会使一些活人跟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引起一些和创作毫无关系的麻烦。

　　比如“乔厂长”，这个人物是真实的，程树榛的报告文学《励精图治》，写的就是生活中的真实的乔厂长。说明乔厂长在生活中，是有基础的，不是作者空想的。熟悉乔厂长的机械行业很少有人说他是假的。倒是那些完全不熟悉工业战线情况的同志却理直气壮地说乔厂长是理想人物，是不真实的。

　　我写《狼酒》中的副部长应丰和《开拓者》中省委书记车篷宽，主要情节全是真的，真到可以打官司、经得起法律检查的地步。结果，一些读者认为太真了，真到惹麻烦的程度，可见当作家之难，不仅暴露难，歌颂也难。歌颂了张三，李四就不高兴。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中国作家的地位不上不下，一般的干部、工人、农民跟小说中的人物对上号，对作家奈何不得。但是局长、部长、省委书记若是和小说中的人物对上号，就够作家喝一壶的了。过去我们的老祖宗在写《史记》、《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时候，一下笔就从帝王将相写到庶民百姓。国外的作家更是国王、王后，任意涂抹。我们的作家中似乎流传着两条不成文的规定：一叫离政治越远越保险，二叫越写小人物越保险，越能流传下去。这是经验之谈。无奈我肩上负着债，不写《狼酒》和《开拓者》，就像发疟疾一样难受。我决定写，但是为了防备万一，我借用了日本作家石川达三的经验。他写《风中芦苇》和《金环蚀》时，“小说所描写的内容绝不是虚构的架空事件，而是政界和财界内部尽人皆知的事实。小说中出现的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官房长官、通产大臣……都是有据可查的人物”。我多么盼望这一切顾虑都是多余的，都是庸人自扰啊！

　　当然，即使如此，也仍然有人认为应丰和车篷宽是假的——生活中哪会有这么好的领导干部！我曾选出一百封读者来信做了一次统计。有九十四封是从应丰和车篷宽身上看到希望和得到力量的，有六封是说这两个人物不真实的。我就分别给这六位同志写了信，请他们谈谈自己的理由和根据，有四位回信表示：我们并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不相信会有这样好的干部。有个小伙子直率地说：写好的典型没人相信，写得越好人家越不信。写坏的典型有人信，不管多坏都有人信。

　　呜呼，我感到异常的悲哀。好的真也假，坏的假也真。可怕的颠倒！生活的真实被颠倒了，文学的典型也被颠倒了。究竟什么样的才是现时代的典型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1980年3月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