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土地长大豆，天津城东的水土长小站稻，洛阳的牡丹花移到别处就变种，南方的竹子栽到北方就长不高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有不同的植根于生活的根须，都有不同的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和水分的办法。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因作家而异。

　　灵感的偶然爆发同深沉而持久的创作冲动一样，依靠作家生活的积累。天才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枪膛里有子弹，不管是谁扣动了一下扳机，子弹都会射出去；枪膛无子弹，任你怎样激动，怎样渴望击发，也只能放空枪。天才的作家正是对生活做出了天才的认识和表现。作家的才能并不是不依赖生活经验、生活知识而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它还和生活经历造成的特殊气质以及内心的各种品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肚子里布满机关，引起创作冲动的“契机”就格外多，一个偶然事件触动了枢纽，也会流出一大篇故事来。胸中有火，碰上导火索就会燃烧。

　　有人一碰就燃烧，有人“深入生活”，却所得甚少，这并不说明生活的不重要，恰恰证明善于观察比善于表现更可贵，会思索比会编故事更重要。生活是文学的乳汁，为文学提供一切素材。任何作家的任何题材都是借来的，向生活借来的。可见综合概括生活的本领，对于一个作家是何等重要啊！

　　像创作的血液一样宝贵的“生活”，是怎样获得的呢？靠偶然的猎取奇闻逸事来碰运气是靠不住的，也不是正路。各人的才力不同，聪敏程度不一样，好的立意和人物很少叫我偶然碰上，也许碰上过，由于自己的愚钝而错过了好运气。我总觉得个别情节是可以偶然获得的，但是主题和典型形象却必须是在胸中孕育而出。这当然是笨办法，可是它很牢靠，不会轻巧地取得成功，也不会欺骗你。生活是有生命、有血肉、有个性的。作家能不能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就在于能否从生活中抓住和自己性格相近的东西。大家都说“文如其人”，要真正达到文如其人的境界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感受不到生活的个性，创作就不会有特色。

　　“生活”也不能单靠几次偶然的下去就能获得。好像平时可以脱离生活，游离于社会之外，一旦需要，下去捞一把就可以了。作家的整个生活应该是经常不断地观察和研究。但是，就像开卷有益一样，下去总还是有效果的，临阵磨刀不快也光嘛。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毛病，由于写得不多，还没有感到过无东西可写的苦恼。但是有被生活“堵”住的时候。脑子里明明有好几个题目要做，胸中也有几个急于要出生的人物，可就是懒洋洋地上不来情绪，只想看书，不想提笔。我有个土办法能医治这种创作上的惰性，就是到车间里去，不需要搜集素材，用不着打听任何趣闻逸事，拿起钳子出一身臭汗，和同伴们一打一闹，一说一笑。快了一天，慢了三四天，精神上的疲劳就可以消失，没有得到有助于创作的一丝一毫的材料，可是创作的欲望萌动了，又可以写上一阵。作家不是英雄，但也需要像安泰一样有块土地做自己的母亲，当你力气使尽，精神衰竭的时候，躺到母亲怀里打个滚儿，立刻精力旺盛，可以重新投入战斗。这块土地最好是在生活的基层，有真心实意关心你的群众。如果下去只为收集创作材料和人物模特，说不定很快就会失去这块土地和母亲。

　　把头伸到生活的肺腑里去，和生活同呼吸。动用全部感官感受生活的神经的颤动，感受生活的血肉的热度。把生活集中到自己身上，使自己感情的荧光屏上准确无误地反映出生活中千差万别的各种微小的变化。

　　我主张建立一个“雷达站”，这恐怕又是一个笨办法。我的工厂就是我观察社会的“雷达站”，经营了几十年，我对它太熟悉了，熟悉它的每根神经。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通过它还可以了解中国和世界（主要是机械行业）这个大社会。我在自己的“雷达站”上掌握生活的深度，人物的血肉大部分是从这个“站”上获得的。到处走走看看或“深入”一下，是为了开阔视野，增加了解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给人物增加点外部特征和换一下环境，也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是非。我非常舍不得割断几十年来和工厂血肉相关的联系。我理想中的条件，是每年在工厂干八个月，给我四个月的创作时间。可惜现实不允许。人家都以为我是专写工厂生活的，其实我是把社会搬进了工厂，有时也把工厂的同事们搬到社会上去写。不管写什么题材，作家注意的中心始终应该是人——社会人。了解生活也正是为了了解人，生活中的一切“宝贝”，全集中在人的身上。

　　人的个性往往跟社会发生矛盾。乔厂长的“悲剧”是这种矛盾的结果，金厂长和车篷宽的“悲剧”也是这种矛盾的结果。正是许多这样的矛盾，促进社会的前进。抓住了这样的矛盾，似乎就抓住了生活的脉络。把社会变革、历史变化带来的人的变化，当作观察的中心，通过强烈表现人的性格的真实和人身上固有的各种特点，来反映时代。

　　感受不到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运动，就不大可能把现实生活中人的身上所特有的东西表现出来。

　　生活可以给作品带来新意和深度。对生活的认识和研究，决定了作品的深刻或肤浅。创作就应该把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深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成果奉献出来。

　　因此，又引出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的问题。这个态度是隐瞒不住的，每篇作品里都贯穿着作家的生活态度。有的作品，字里行间都使读者感到生活的脉搏的跳动，表现了真实的世界。作家用生活的新鲜而热烈的血液充实了作品的骨架，使作品实在、真切、感人。有人尽管在作品中冷嘲笑骂，诙谐戏谑，仍然可以使人感到作家对生活的巨大热情，即所谓“热得发冷，寓热于冷”。自己对生活没有热烈的感情，怎么可能热情地描写生活？有些对生活缺乏热情的作品，读者同样也很容易地感觉出来。尽管这类作品有时写得很干净，很有风趣，仍然不能掩盖作家生活的不足。里面什么都有，就是看不到生活，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生活。使读者看到的仿佛是鲜艳的塑料花，是漂亮的蜡人。

　　作家只有在表现自己的生活态度的时候，才能揭示自己的心灵。作家不能像小鸟一样只会单调地歌唱自己的心灵，要把生活中各种强烈的音响碰在自己心灵上所产生的共鸣，也一起歌唱出来。唱出真实的生活的声音，弹奏雄浑的社会交响曲。

　　也有这种情况，从生活中感受不到的东西，不是由于缺乏热情，而是缺乏技巧。有的车间主任，接班时到下面转一圈，交班时再迈着四方步走一趟，全车间当天的生产情况便一目了然。他根据地上堆放的活件，就可以断定谁干得多，谁干得少，哪个出力大，哪个偷奸耍滑了。有的车间主任成天在下面蹲着，脑子里还是一盆糊涂糨子。有时还会闹笑话，表扬了那些不该表扬的，专会在领导面前玩花活、耍马前三刀的人。除去熟练的专业知识，还要有经验、敏锐的眼光，这也同个人的思想气质有关。

　　业余作者在起步时差不多都有过这样的苦恼：成年累月在工厂里待着，却什么也抓不着，对“生活”视而不见。可人家来转一圈儿就发现了许多新鲜东西。有人在工厂待了一二十年，一描写工厂的景物就出问题，要了他的命也写不出工厂的那股“味儿”，抓不住生活的“魂儿”。往往还会丢了西瓜捡起芝麻，抓到的东西不典型、不真实、不新鲜。有时诚心诚意想真实地表现生活，恰恰歪曲了生活的真实。真实的生活不一定都反映生活的真实。这就给“生活”增加了难度，不下去得不到，下去也不见得就保准能得到。“生活”的唯一目的，正是要获取这“生活的真实”，用艺术加以再现。艺术追求的是假中见真，真中见假实不可取。

　　生活是真的、活的，但表现到作品里，真实就不那么容易了。什么是“生活的真实”呢？

　　我以为这是生活的内核，也就是生活中确实可靠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生活的铀，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出这种铀，就能爆炸，发出比生活本身还要强大得多的力量。任何作品的轰动也都是一定“生活”的轰动，没有冤假错案就不会使包公轰动，厉鬼“李慧娘”也不会在八十年代重新引起轰动。

　　文学是写在纸面上的，它的作用却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纸面上。成功的人物应该是从生活走到作家笔下，又从作家笔下走向生活。林黛玉、诸葛亮、武大郎不就是活在人们中间，成为生活中的真实的人吗？有多少人把他们当成是作家编造出来的人物呢？如果作家的人物不能从小说里走到生活中间去，这人物不管刻画得如何光彩鲜艳，作家也只好孤芳自赏。

　　文学的力量来自生活。作家埋头于生活之中，笔就有力量。生活像个巨大的活塞，推动文学不断地前进，使文学丰富多彩，变化多端。作家要创新，要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只有到生活里去寻找，去寻找自己作品的生命和独特的味道。也只有在拥有大量现实材料的生活经验之后，才能比较自如地一面表现现实生活，一面还要预见一些新的事物。不深刻地了解现在，就不可能大胆地预见将来；不掌握大量生活，也不可能对生活做出正确表述。对生活的看法有了把握之后，作家不但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也不会随风倒。

　　欠债人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对生活欠债就是负责，还是负一点责好。如果自己觉得对生活欠了债，就会激起一股动力，非写不可，不写不行。我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教数学的老师，却来借阅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期刊；酷爱古文的老先生，竟然申明喜欢当前面对生活的短篇小说；无辜受罚的人寄来了申诉书；告状无门的人闯进我的房间，给饭就吃，给东西就接；认识自己的人自不待说，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找上门来，希望我写点什么什么内容的小说……这都是债！群众寄希望于文学，把作家当成自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又怎能会“无债一身轻”呢？

　　我早就掌握了一些比较成熟的其他行业的材料，有关于演员的，关于市民悲欢离合的，关于中国第一代工业资本家的。但是这些题目一拖再拖，老是给别的题目让路。这些年急急渴渴写了各种各样的工人、班组长、技术员、工程师、车间主任等等，直到写完《开拓者》，自以为欠账还得差不多了，以后可以缓口气，可谓“无债一身轻”了。工厂调整，我也“调整”，看点书，搞点轻松愉快的东西。谁知这一“猫”起来，根本就不想干了，写那些隔靴搔痒的东西有什么用？越待越懒，由“调整”要变为“下马”了。幸好我没有躲在家里“调整”，车间的现实生活像鞭子一样老是抽打我的负责创作的那根神经，几个月的工夫给我出了好几个题目，我还上了老账，又欠下了新账。欠生活的账，欠群众的账，是到死也还不完的。

　　怎么办？

　　在“调整”中前进，而不要在“调整”中倒退。肩负起沉重的生活，唯愿自己的笔力更深沉、更犀利，才对得起这生活。

　　生活养育了作家，也会锻炼作家。

　　1981年7月27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