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养成的写日记的习惯，在“文革”期间丢掉了。前两年想恢复这一习惯，开始还能坚持，每日必记。后来便改成周记、旬记、月记。再后来索性变成了有感则记，无感则罢。这里发表的就是从断续的日记中选出的。因去掉日期，隐去名姓，加上了小标题，就愈发不像日记了，只好名之曰“杂记”。读者就在我的身后。

　　今天又收到编辑部转来的几封读者来信，颇有些内容。

　　×××在信里说：“九月十五日早八点我把《当代》第四期借到了手（图书馆刚开门，我带着抢的意识在众多的借阅者中获胜的），一个新颖别致的题目映入我的眼中——《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用了四个多小时读完了这部作品，我边读边品味，边享受，对书中的人物感到特别熟悉，我把他们和现实中的青年相对比，这些人物实在、贴切、可信，我脑子里总是闪动着他们的影子，也可以在身边找到他们。”北京某食品厂的×××干脆在信里说：“从前我也读过不少作品，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您笔下所描写的解净有很多地方像我。”一位叫××的读者则说：“这篇小说打动我的地方就在于：我和刘思佳是具有同样心理和行为特征的人，小说里的句句话都像是在描绘我……”一个自称是“老图书馆员”的同志在信里有这样的话：“一口气读完了您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眼看得更花了，烟也抽完了，又到夜里十一点钟。可是还想向您提出个请求：改编成剧本吧，每个人都应该认识认识自己（加重点线是原信里就有的——作者注）。但世上不知有多少人，也包括我，对自己是陌生的！这样的人更难以了解别人。您教会了这些人：认识你自己吧！”

　　我感到和读者从来没有这样亲近过，这些信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受到激励，受到教育。一篇小说真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自己”吗？倘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作者还要求什么呢？艺术的最高目的不就是帮助人们加深对生活的理解吗？《赤》稿的后半部分我写时就很不满意，解净的成长还应更真实、更艰难，她到车队后还会有新的反复。结尾更是匆匆忙忙，一点不俏皮，尤其是刘思佳这个人，最后他还应有新的“绝活”。我知道自己作品的毛病，当初也估计不出这篇小说究竟能引起读者的多大兴趣，现在看来作家只要能揭示周围世界的新的人物、新的性格、新的事物，作品就有力量，就或多或少能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怎样检验自己的作品？是凭自我感觉，还是听取客观世界的反应？我把众多的读者的议论视做最权威的评价。有人说文章是寂寞之道，如果真是看破了红尘，自甘寂寞，还写文章当作家干什么呢？作家最大的寂寞就是和读者失去了感情上的联系。你写你的，他看他的，你这里悲欢离合，呼天抢地，他那里无动于衷，顶多是嘴边有一丝同情的笑纹，对于一个“灵魂的工程师”来说，还有比不能启动读者灵魂的马达更悲哀的吗？我曾经体验过这种滋味，写过一些使人灵魂不转的作品，尽管牵动自己感情的大轴在飞速旋转，那不过是打空转，丝毫不影响别人的感情。读者的反应必定是冷漠的。作品应该是作家感情的铀，不爆炸则已，要爆炸就应该引起读者感情上的连锁反应。记不清是哪位老先生说过一段大意是这样的话：读者是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家铺开一张白纸写作的时候，读者的影子就俯身站在作家的背后。甚至作家不愿意识到影子存在的时候，影子还是站在他背后。这个读者的影子就在那张白纸上打上他那看不见磨灭不掉的印记。

　　摆出一副孤芳自赏、对读者不屑一顾的态度不是严肃负责的作家所应有的。到目前为止，读者关于《赤》稿的来信从数量上看不及《乔厂长上任记》和《开拓者》等作品多，但也有几个特点：一、来信者多是青年人；二、每封信都有一定的内容，那种空泛而简单的祝贺信较少，即使是对小说提出批评，也很具体；三、来信者多是和小说中的人物对上了号或者从解净、刘思佳身上照出了自己的影子。以前也有不少人跟我的小说中的人物对号，但多是找“反面”人物。这常常使我哭笑不得。而这次惹得许多青年人来对号的两个人物，却是深深地寄托着我的同情和信任的“正面”形象。这是为什么呢？

　　读者是极其敏感的，作家应该从读者细致的变化中发现新的东西，不断调整和读者的关系。我十分珍视这些读者来信，它是我创作上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照出了自己作为一个作者的“形象”，看到了自己作品的长处和缺点。而且读者还像桥梁一样，把作家和社会、作家和生活连接在一起。大多数读者是公正的，尤其当他们能够毫无拘束地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我每一篇作品问世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不担心他们会批判，不求他们的鼓励，只怕他们沉默和冷淡。最高的蔑视是无言，证明这作品刚一降生就死了。当然，几百年后死而复生的也有，太少了。

　　我说这样的话决不是鼓励自己去迎合读者、讨好读者，甚至不惜去哗众取宠。那样只会引起读者的厌恶，也许还是唾弃！因为你把读者当作了学生，或者你把自己当作了卖者，把读者当成了买者。这都没有把读者的位置摆正。读者其实是作者的老师。只有那些诚实坦白、刻苦努力的学生才会得到老师的重视；不争公众的喝彩，规规矩矩守着自己小说的人，也许更容易得到文学之神的偏爱。

　　我是否应该这样鞭策自己：把生活写真，把人物写活，让活人喜欢或咒骂，何来枯竭之感？

　　今天是星期日，××从早晨来一直坐到下午三时，他是我多年挚友，也同样喜欢舞文弄墨。围绕着创作我们谈得很多，很广泛，也很愉快，对两个人都有益处。隔上一段时间，几个知心好友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畅叙一番，堪称人生快事，真是一种享受。

　　他近来没有写东西，觉得没的可写，创作似乎枯竭了。即便有些东西可以写，却又把握不好分寸，十分苦恼。因而羡慕起我来了，他说我肚子里好像有写不完的故事，对各种各样的材料都能驾驭，应付裕如。我夺过他的酒杯，为了惩罚他说出这样没有水平的话，灌了他三大杯。我不知道那些大手笔、那些才气纵横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就一点痛苦也没有，我体会创作的滋味可是——三分痛苦加上五分激动，再加上三分欢乐。有时候简直是走到了绝境，觉得自己是个蠢材，搞创作是个天大的错误，恨不得折断钢笔，撕碎稿纸。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干脆扔掉钢笔，什么也不写，什么也不想，到车间里去拣最重的活计干上一通。一进工厂的门就觉得自己才气横溢，干什么工作也会比搞创作有成就。可有的时候，生活的手指又重重地拨动了头脑中那根管创作的神经，突然闪现出来的一个人物、一个情节，甚至是一句有味道的话和一个新鲜的意境，都可能重新唤起创作的冲动，柳暗花明又一村，觉得自己并不那么蠢，还能干上一番。

　　生活不断地向前演进，笼统地说，创作永远不会枯竭。但是每一个作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到七八十岁，还有旺盛的创作热情，创作生命一直延续到肉体生命的终结。有的人创作生命则早早地就终结了。我们才三四十岁，不要被枯竭感吓住，分析一下，是生活枯竭了，还是思想枯竭了？也许是表现手法上没有新路数了？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更有力量，为了跳得更高，可以先往后退几步。不争一时之高低上下、毁誉荣辱。三年写不出作品，到第四年能写出好作品就行；或者九年写不出东西，第十个年头写出了不同凡响的作品，要比十年不停地写，但写出的都是平庸之作强得多。写不出不强写，笔停心不停，积蓄、寻求、酝酿更大的爆发。谈何苦恼，苦尽是甜，痛后是乐。

　　他说我已经给自己闯出了一条路子，这话不能算错，可这条“路子”正是我痛苦的根源，若能甩开这条现成的路子，另辟蹊径，创作也许还能更上一层楼。因为创作没有一条坦荡的直路，没有一条永远不变的法则可循。然而要想丢掉自己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开出来的道路，又谈何容易！创作没有轻车熟路，但是谁都有想走轻车熟路的惰性。我从学习写作到现在，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和各种各样的惰性进行顽强的抗争。沿着旧路子一直走下去，其结果不是上升，也不是前进，而是下坡，是倒退。人们之所以不满意已经发明的“写作”这个词，偏要再发明一个意思和它差不多的词——“创作”，也许想特别强调一下：文学不创便不能作，每写一篇都要创、要闯。

　　不能正确地、有分析地甩掉一些旧的，就不能创造新的。牙膏不堵死后面，就不能从前面挤出来，挤出一点，后面就要折叠上一块。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否定自己，还能不痛苦吗？然而作家舍此还有什么别的更轻巧的路呢？没有。只好鼓起勇气，有胆略地在原有的经验上不断开辟新路，变小路为大路，变大路为高速公路。甚至可以放弃原有的路，乘飞机在长天开辟新航线，乘轮船在大海上找出新水路。爬山运动员都不是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登上绝顶，通向文坛的路也是盘绕迂回，曲曲折折。面对着新的生活的挑战，面对着读者对作家越来越高的要求，敢于否定自己已经吃熟的老套子，挑硬骨头啃，力争每篇作品都有个新面目。难呀，真难！创作就是个越写越难的工作。如果越写越容易，像机器生产零件一样，那岂不成了写匠？若是作家和工匠一样掌握一门技术就能吃一辈子，我们又何乐而不为？

　　××帮助我回顾了一下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一九六六年以前发表的那几篇作品就不值一提了。但是当时感到比较自由，干劲十足，信心很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如果有编辑来约稿，真是受宠若惊，人家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只要你给我发表。记得一九六六年春天，有个北京大刊物的编辑找我组稿，我下班后骑一个小时自行车赶到市里拜访那位编辑，谈完话已是晚上九点钟，再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回工厂的单身宿舍，搬个小板凳趴在床上，不渴不饿，不困不累，干个通宵。然后把写成的稿子再送到市里，编辑还没有睡醒，将稿子悄悄放到桌子上，骑车赶回工厂还不误上班。到食堂买四两馒头二两炸糕一碗稀饭，哎呀，吃得真美！可是没过多久，刊物纷纷停办，好几篇已经打成小样的稿子又都退回来了。想搞创作的“雄心大志”破灭了，埋头技术，准备做个大工匠。一九七二年报纸上的文艺副刊恢复，编辑约我写稿，于是重新拾笔，写了《三个起重工》和《压力》等小说，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反响。但感觉路子越走越窄，不是根据生活进行创作，而是用现成的套子去套生活。一九七五年，被生活本身那股不可遏制的强有力的巨流所推动，我想冲击一下旧有的模式，不写路线之争，不写事件小说，根据生活的真实面貌进行创作，写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一九七六年这篇小说遭到批判，一棍子把我打蒙了。根据当权者“将功补过”的指示又写了《铁锨传》。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两年又批判《铁锨传》，《机电局长的一天》似乎又是好作品了。这样翻来覆去脱掉了好几层皮，对我的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痛苦的裂变过程中，我摆脱了简单地写好人好事、写技术革新、写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写一个中心事件和围绕着一个生产过程展开矛盾等等“车间文学”的模式。一九七九年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初步找到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也许还算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我了解许多各式各样的干部和工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以不费多大劲就能写出一批作品。但总想学会了使枪再学使棒，十八般兵器不一定都能精通，以一件为主，其他几样多少也能耍两下，像程咬金一样只有三板斧是不行的。于是便产生了《血往心里流》、《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等作品。力求一篇作品一个样儿，从内容到形式尽量都有所改变。有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效果，有的则失败了。不论成功与失败，都比驾轻车走熟路多付出了几倍的心血。但心血没有白费，这不单是指像××这样的挚友都没有把我看透，更重要的是自己从苦中尝到了甜头：搞创作越写越难是正常的，如果越写越容易，倒应该打个问号，认真检查一下自己的创作。

　　送走了××之后，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何必等有了枯竭感再停笔呢？倘若你的水井里只剩下半槽水，每提一次水，虽然也能装上多半桶，但水是浑的，还带有泥沙。与其如此，何不先把水井积蓄得满满的，每提一次都能够送给读者满满的一桶清水，岂不更好。是文学沾了工业的光，还是工业沾了文学的光？

　　今天接到秦兆阳同志的长信，为我的短篇小说《狼酒》提出了详细而又具体的修改意见，令我豁然开朗。这些意见一针见血，且又非常容易修改，我只用三个小时就把五条意见全部改完了，费劲不大，可是小说的格调却大大提高了。真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我服气，我叫绝！我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时候，秦兆阳同志是我的老师。作为出版社的领导、老编辑，他要看很多稿子；作为老作家，他还有自己繁重的创作任务。想不到竟为我一个微不足道的短篇付出了这样多的心血，我被老师的深情厚谊所感动。然而我得到的教益，却绝不仅仅局限在对一篇小说的修改上。我苦思苦求，终也不能在表现工业题材上有所长进。今天我仔细体味秦老师信里的话，心有所动，今后朝哪个方向前进，仿佛有了一线具体的希望。

　　秦兆阳老师送给我六个字：“发掘、升华、扩展。”发现什么、挖掘什么、把笔触伸向哪里、怎样才算发掘得深？尖锐不尖锐不取决于是否触及了政治上十分敏感的事件，提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而要看作家的笔墨是不是冲到了人的灵魂中去。暴露和批判不是一回事。谁都知道文学应该写人物，问题是怎样写？表现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怎样刻画人物？

　　可以写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可以用浓墨重彩渲染主要的事件。但作家的着眼点要始终盯紧人，写人的精神状态、品格、气质、风度的魅力，由此概括出社会精神状态的典型。一切事件都拿来作为衬托人物精神状态的环境和道具。表现怎样做人，人应该怎样生活。我写作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但有时自觉，有时不自觉，并不是永远清醒地调动一切手段强化这一点。有时甚至照顾了题材，丢了人物，舍本求末。《狼酒》中对应丰的刻画正是有这样的毛病，对这位锐意改革的部长的精神状态，没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何必要从党中央的决议里，从国家的政策和政治经济形势上去寻找他改革的动力呢？如果把他这个在当前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特殊人物充分地表现为他就是这样一种人，不这样干他就活不下去，即使他的事业失败了，但他做人成功了，这就写出了人的力量，精神状态的力量。小说最后的落脚点不是说明改革是否成功，而是告诉人们如何做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才叫文学上的升华。作品得出的结论不是政治哲理，而是做人的哲理，生活的哲理。

　　李清照的词经过了几百年，到现在我们读起来觉得还很有味，就因为她写出了某种特定环境下人的特定情绪。抓住这种情绪就是抓住了人。写工业题材也不能丢了这种“人的情绪”，或者是让工业生产的气氛淹没了“人的情绪”。

　　秦老师劝我要打破只表现一个工厂，只描写上下级之间的简单的如同垂直线一样的人物关系。人是“社会动物”，必然要有社会生活，要拉得开，纵横扩展，从生活的大动脉着手，工业文学的这盘棋就可以活起来。而且可以避免所谓“暴露黑暗面”和“会引起消极的副作用”等问题。生活的画面十分广阔，这儿不亮那儿亮，只要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状态，而人物又是向上的，那么，即使他的事业失败也不能算是黑暗。

　　我看也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才能把枯燥的工业写活，才能把复杂的生产过程转化成刻画人物的情节。社会把它巨大而复杂的投影投射到每个人的心灵上，影响着每个人性格的发展。作家的责任就是把人物心灵上的社会投影展示到稿纸上，也只有广阔地展开社会画卷才能充分地揭示人物心灵。不懂工业写不好工业题材，只懂工业也写不好工业题材。要研究时代，了解社会，观察一切人，有了对现实生活广泛而积极的兴趣，严肃而认真的态度，就能把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动的艺术形象融合为一体。心中有了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不管作家叫他在什么地方活动，都会吸引读者。

　　社会的发展终将消灭城乡差别，当经济高度发达以后，工业和农业就会融为一体。到那时候再提“工业文学”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工业文学”的前景就是渐渐地去掉“工业”，只剩下“文学”，不会再因题材区分作家和作品。当前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不是很强，而是很弱，命中注定我今后也还得继续表现工人的生活。但是，“物以稀为贵”的原则不是一概适用于文学领域，写工业题材的作品不应该抱着侥幸沾光的心理，倒应该让工业沾文学的光，由文学带着工业战线上新的人物、新的精神世界，进入广大读者的心中。

　　工业改变了生活，养育了文学。愿文学和科学一起成为生活的两个翅膀。

　　1981年7月24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