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在生活面前都是一个小学生，作家想要有所长进，就不能逃避这个严师。其实如果想躲避现实生活，就如同想躲避自己的影子一样困难。

　　生活把一个又一个问号提到了所有人的面前——经济上出现了市场调节，自由竞争，各种各样的责任制，五花八门的大包干、小包干。现在还出现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个人发家致富的典型，一个农民一年竟可以收入上万元乃至几万、十几万元。许多过去不可想象，认为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物，现在出现了。大家也自然而合理地接受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财光荣”这个事实和道理。有好人致富，有正当的发财之道，也有坏人捞大钱，走邪门歪道发财。捞不了外快的人中有没本事、偷奸耍滑的懒汉，也有老实巴交的百姓。金钱是上帝和魔鬼的使者，能使人上天堂，也能使人下地狱，它能影响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人们的心理状态。国家政治生活的动向发生了变化，许多概念都不一样了。有些口号依旧，其内涵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宪法改变了，婚姻法也改变了……

　　这一切牵扯到每一个人，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作家不可能逃避这一切，用双手捂住脸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是不行的。然而，要叫作家直接去表现这些东西也是相当困难的，闹不好就会图解政策，变成一时的宣传工具，条文一变，作品就完蛋。如今谁能打保票对生活的变化就吃得那么透呢？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尚且不能大包大揽地拍胸脯，作家又怎能信心十足地表现眼前还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呢？心里拿不准，手就提不起笔。

　　于是，靠雕虫小技，玩花活，借以躲开现实，还可以不中断创作。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演的不如会看的，读者和精明的批评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创作倾向：文学显得空了、虚了、发飘了。作品中“生活的浓度淡了”，像酒里对水，淡而无味；作家表现得有点“捉襟见肘”，靠花架子以支撑门面。这意见尖锐而又中肯，作家无路可躲。因此，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辙儿”。

　　我怎样走自己的路呢？投石问路，今年夏天写了《锅碗瓢盆交响曲》。关于这部小说的成败得失暂且不论，那是读者和批评家的事情，在创作上允许探索，也允许失败。重要的是我自己要有个清醒的认识：路子这样迈可不可以？

　　盯紧人，而不是紧跟某些事件；拥抱现实生活，并不等于描写现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探索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反映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

　　社会政治生活的现状改变了，群众的舆论改变了，人们的兴趣和追求也起了变化，新的憧憬与旧的习俗发生了冲突，新的观念与传统的道德发生了抗争，新生活要破坏旧生活的轨道，有人积极去适应新的现实，有人则更喜欢旧的秩序。爱情、婚姻、家庭、伦理、道德、法律、风俗等等观念都在有所改变，生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不仅不会使作家感到为难，反而给文学提供了可任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

　　我决定走一条描写现实、拥抱生活、揭示人的内心秘密的创作之路。

　　我把着眼点盯在了青年人身上，他们经过了一段痛苦和思考，受住了精神上的空虚和思想上裂变的折磨，逐渐地都在走向现实。这个现实——不再是与世界隔绝的死水一潭，现代人的生活视野和思想视野要比从前开阔得多了。于是，我在生活中发现了《锅碗瓢盆交响曲》里的主人公——牛宏。

　　他天生是个不吭不哈的“牛琢磨”，但是生活使他的个性发展渐渐由内向转为外向。这也是我为这个人物设计的灵魂的内核。敢于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命运、战胜生活。

　　我在生活中还发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那些能够打开局面的单位，其领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具有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风度，新的魅力。而那些在工作上打不开局面的人，在生活上则喜欢采取守势。但是在个人的问题上倒常常是春风得意的。而那些勇于开拓新局面的人，在个人的生活上往往不是胜利者，却是失败者，但在做人的方面，在做个真正的人上，他们是成功的。人——应该是过这样一种有内容的生活。牛宏正是这样的人，当我发现这一点之后，高兴极了！

　　可见，有了对现实生活的生动而又充满激情的感受，才能引爆创作欲望的火花，才能产生文学构思。作家的全部创作劳动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活的检验，也只有生活才能纠正作家思想上的错误和偏见，改变作家探索的方式和内容。我如果不发现“康乐冷饮店”的负责人，就不会开始《锅碗瓢盆交响曲》的艺术构思。这一发现打乱了自己原来的写作计划，我丝毫不觉得可惜。

　　我不否认，生气勃勃的创作思想也是至关紧要的，它能使生活发出光芒，这光芒反过来又能照亮作家在文学上进行探索的方向。我在生活中找到了牛宏，似乎也明白了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让文学成为当代人精神生活的透视镜。这就要求小说必须出人——写出人物来，深入精到地写出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歌，作家的责任就是让自己笔下的每个人物都能唱出他们的歌，合在一起，再配上和弦，就是当代人的命运交响曲。

　　作家要解释自己的作品总感到有些困难，但是可以讲出一串与这些作品有关的故事。

　　我和《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的主人公——牛宏的相识，就颇有点戏剧性。每个人都不可能不跟饮食行业打交道，我也一样，而且家住市郊，饮食公司虽然设了点，但它们的职工不愿意到离市中心那么远的地方去工作，因此这些饮食店的服务质量就可想而知了。时间一长，我肚子里积存了不少感慨。不论你多高兴，走进饭馆吃饭，常常会怄一肚子气；不论你脾气多大，买早点排上一个小时的队，也把你的性格磨没了。更不要说服务员叼着卷烟给你盛菜，擤完鼻涕为你拿馍了。饭馆里外不讲卫生，服务员个人里外也不讲卫生，谈吐粗俗，神情冷漠，官商官办，大爷买卖，是店就欺客！我的观察如果到此为止，就写这些现象，那就是写事不写人。作家的职业也是喜欢“琢磨”人。久而久之，我发现有些服务员根本不拿自己当人，自轻自贱，看不起自己的职业，进而瞧不起自己。作为这种心理的变态反应，则是把火气撒到顾客身上，用傲慢掩盖自卑，看不起所有来找他吃饭和买东西的人（因此才有《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牛宏要求他的职工都要让生命开花，牛宏姐姐不卑不亢地在汽车上卖票等情节）。

　　尽管如此，起先我并没有想用小说反映饮食行业的打算。我有两个已经想好的中篇，一个是表现一女电子科学家的，另一个是反映一位生命快要结束的领导干部的，都等待机会动笔。牛宏所以诞生在他们前面，因为有两件事情刺激了我。

　　第一件，某食品店，经理大偷，职工小偷，大家心照不宣，你经理还往家里拿呢，别人岂不是不拿白不拿。每到快下班的时候，经理站柜台，他的同伙必来买东西，花一块多钱买一斤糕点，却找回来二三十块钱。店里有个穿衣打扮不甚叫人喜欢的小伙子，对这件事实在看不下去了，又知道经理势力很大，按一般的规矩去告状或揭发检举是不顶事的。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智力采取了行动，邀集了店外的三个哥们儿，埋伏在小胡同中，当场抓住经理监守自盗的同伙，人赃俱全，痛打一顿，然后拉到公司。公司领导二话不说，光批评小伙子态度错了，方式不对，打人是侵犯人权。小伙子大骂三声，扬长而去。从此他就开始“耍”了！

　　令我震惊的是，经理是一店之主，尚且不把办好食品店当成自己的职责，更不要说其他的人。于是乎大家只有一种心气：不偷白不偷，不拿白不拿。扩而大之，“社会主义所有制”岂不是变成了没有主儿的所有制。国家的商业怎么能搞好？然而，再往深里问一句，这能完全怪罪那个经理吗？是制度上有漏洞，还是官商官办的土壤就适合长这种坏苗？

　　第二件，我的六岁的小女儿，到夏天喜欢吃冰棒，在家门口买的冰棒常会赶上苦的或咸的，不吃不知道是苦是咸，咬了一口人家又不愿退换。所以每逢我要到市里去，女儿便叫我从市里带几根冰棒回来。我有一个大保温杯，装上四根还有富余。有一次到“康乐冷饮店”去买冰棒，服务员居然替我装进了八根，下面四根把儿朝上，上面四根把儿朝下，严丝合缝，充分利用保温杯的空间。这是小事，可是反映了服务员很聪明，会做买卖。他态度也相当友善，言语柔和。我买东西常常看人家的白眼，这次简直有点受宠若惊。他多赚了我四根冰棒的钱，我还很高兴。随后我走进了冷饮店，店里顾客很多，秩序很好，店内装饰清雅整洁，墙上挂着字画，醒目的地方有盆景，二楼和三楼是雅座。“鸳鸯冰激凌”一份六角钱，“四喜丸子”（也是一种冰激凌）一元两角一份，花样很多，名字起得也很新鲜。一楼是大路货，二、三楼是高档产品。这个店懂得顾客心理学，现在大家兜里都有点钱，心里也想得开，愿意吃点新鲜的，用点新鲜的。特别是现代青年人，不论是陪着女朋友，还是小哥儿几个下馆子，敢吃，敢花钱，有好不吃次，吃了是赚的。因此，现在各种市场上，有独特风格的高档产品都供不应求。我兴之所至，采访了这个冷饮店的职工和负责人，负责人竟是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以前是个老实巴交、不爱说不爱道的人，越是这样的人，偶尔蹦出一句话便更有分量。现在则是个嘴茬子相当厉害、头脑精明、作风泼辣的领导干部了。地震时，“康乐”和它旁边一个食品店的房子全被震坏了，那个食品店修了两年，“康乐”在这个年轻人的带领下只用了九个月就盖起了新楼，开张营业，而且很快就使上缴的利润超过了同等规模的基层店。但是，这位年轻人却经常受到上级的批评，向公司写过三次书面检查。有一次把小伙子实在惹火了，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干能叫你们高兴，可那样会使国家少赚很多钱！我可以作检查，但这是为国家两肋插刀，给你们当官的一个台阶！我一分钱的便宜没占过。我犯的是正大光明的错误，斯大林还三七开呢，我是草民，五五开就行！”

　　“五五开就行！”这句话把我的心烧起来了，一下子点亮了我库存的关于饮食行业的全部材料。社会把它巨大而复杂的投影投射到每个人的心灵上。作家的责任就是把人物心灵上的社会投影展示到稿纸上。我决定放下其他的东西，着手写《锅碗瓢盆交响曲》。

　　至于“政治哑巴”、“阶级斗争脸”之类的人物，写出他们几乎用不着费什么力气，在我周围这样的人物很多，你不去找他，他会找你。我努力的是应该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要给他们乱起外号。记得一九八〇年我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叫《开拓者》，里面把一个青年人叫做“业余华侨”。以后这顶帽子就满天飞。有个青年来信挖苦我，说“发明‘业余华侨’的专利权”应该属于我。这不是我发明的，是生活发明的。我感到惭愧，因为我不愿意伤害青年人。

　　不管作家对生活所做的研究多么独特、多么深刻，多么具有认识作用，仍然不能因此就对生活中的冲突不再进行艺术构思，不再着意刻画人物。生活不能代替艺术。作家的全部努力应该使对生活的探索达到艺术上的发现。艺术上的发现——这是作家表达对世界的认识的唯一手段。掌握了这种手段，才能对生活进行具有道德意义和美学意义的表现；才能在理解现实、反映现实上不平铺直叙，而充满想象力；才能使作品蕴含丰厚，使生活的画面具有一种史诗般的味道。

　　然而，艺术上的发现何其艰难。作家可以为此付出最高的代价——“最大的想象力和最大的勇气！”

　　1982年12月24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