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已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来写这篇所谓的“自画像”。不写不行，朋友已经来过两次了。而且他是第一次向我约稿……

　　为什么不写不行？长篇不也是朋友要的吗？而且答应人家在八月份交出书稿。

　　有一句话早就被智者们说滥了：要学会在生活中说“不”，一旦能够说“不”，你的日子就好过多了。我就是学不会说这个字，于是经常债台高筑，有时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稿子写好了，谁赶上就是谁的。自以为对得住朋友，其实对得住这个朋友，就对不住另一个朋友，都对得住了，说不定就对不住自己——

　　我还不能做到完全写自己喜欢的东西。要拿相当多的时间写别人希望我写的东西。

　　不是我在追赶文学，倒像是文学在追赶我，赶得屁滚尿流。不从容，不闲适。有还不完的债，有写不完的东西，还有许多好书没有时间看……这就是我目前的现状。

　　有时不得不用扔钢镚儿或抓阄儿来决定自己写什么。有部长篇小说已构思成熟，有强烈的创作冲动，却不能动笔。有一部长篇传记小说刚完成了三分之一，年初难却朋友盛情又糊里糊涂地在报刊上开了四个专栏……这日子可怎么办？心里有写作计划，却很难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这正是我的缺陷，性格上的缺陷。

　　表面上看是重义气、讲友情，其实文坛不是江湖，文学的选择是“六亲不认”的。使我不能静下心来，集中全部精力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受损失的还是我自己。近过半百尚不能守住自己，不能从容应对，明知是缺点，却又难于改正，可谓“本性难移”。

　　同时也感到自己写作速度太慢，不够刻苦。前不久香港作家梁凤仪来津，每天除去开会、签名售书、会客，还必须完成五篇专栏文章，深夜用电传发回香港，以供第二天发表。难怪她用两年多的时间写了五十一本书。日本华裔作家陈舜臣，那年我见他的时候他是六十四岁，其著作有两大摞，一摞从地板码到了房顶，第二摞也码起了多半人高。我记得当时受到的震动是难以言喻的。

　　面对梁凤仪你无法用闲事多、欠债多为自己开脱；面对陈舜臣我无法以年龄或写作庞杂，为自己开脱。才有长短且不说，我倘有他们一半刻苦，我欠的这点债还叫债吗？

　　慢工但不是巧匠。我想还是紧迫感不够，压力不够。

　　现在似乎到了这样一种阶段：写作成了一种需要，一种乐趣。什么奖呀、赛呀、新潮旧浪呀、别人怎样看怎样说呀，都不太在意，甚至不关心，不参与。每天最快乐的时光是坐在自己的桌子前，没人打搅。

　　几十年风风雨雨已经厌烦了，正在一点点地把积存在内心的晦气排掉。

　　同中国许多作家一样，我的文学经历也可以写成被批判的经历。

　　在中学的时候我崇拜的是机器，志愿是毕业后报考河北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一九五七年一场批判会改变了我的命运——不是批判我，而是批判教导主任孟昭惠，一个非常受学生尊敬的老太太，讲大课讲得最好。我最喜欢听她讲《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她有一条罪名是向学生灌输“一本书主义”和“成名成家的思想”。所以学校让学生中的班干部列席批判会。我率领着学习、文体、卫生、宣传四个委员去开会。散会后我向自以为是自己朋友的人说了一句“会后感”：孟主任够倒霉的，我怎么不记得她跟咱们讲过“一本书主义”？

　　学习委员是天津人，白脸，小眼，平时跟我不错。但这次他立刻到校团委书记那儿告了我一状：受右派分子毒害太深，在学生中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于是团委组织全校的共青团员“会诊”，为我“治病”。批来批去，口无遮拦的同学们说我想当作家，想成名。我越说冤枉，他们批得就越邪乎。最后激怒了我，你们说我想当作家，好吧，我就想，作家也是人干的。

　　在团内受了处分，撤掉班主席职务，调了班。我心灰意冷，大量读小说。钻进小说营造的世界里，可以忘记自己的现实世界。同时也是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人的险恶，那个“白脸委员”表面上仍跟我很好，经常跟踪我，到图书馆查我都借什么书看，然后到团委去报告。再加上家里经济状况窘困，我初中毕业后便考入管吃管住的技工学校。

　　一跟技术打交道我觉得如鱼得水，毕业后在一个刚建成的大型企业里受到重用。但文学仍在捣乱，喜欢看闲书、看戏、看电影和一切文艺演出，喜欢舞文弄墨，心不安分。不久又考取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当了海军制图员。很快便成了“技术能手”、“技术标兵”。但我出身富农，入不了党，也不可能被提拔重用。同时文学给我的耻辱从来没有忘记，经常给报纸写稿，为文艺宣传队编写节目。这些都被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视为“不务正业”。

　　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作品。到一九六五年正一发而不可收时，复员回到工厂，紧跟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像我这样的“黑笔杆子”、“修正主义苗子”，因为参加过“四清”工作队，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不可能有好果子吃。先被“抄家封门”——当时我尚未成家，家就是办公室，办公室就是家，符合当时“以厂为家”的精神。

　　没有一个单位敢要我，我便在大街上和工厂北面的林场里游荡了半年多。这不是长久之计，便厚着脸皮找到原来工作过的车间。这车间里有我几个真正的朋友，他们保护了我。但我自知与文学无缘，而且也不去想今后还会不会有文学。一心投入技术操作之中，由干部变为工人，从这种体力劳动中获得一种解脱、一种忘却，还有快乐和安慰。一干八年多，我喜欢技术，技术也从不亏待我，从工人变为生产组长、工长、车间主任。一九七五年中央要抓生产，召开了钢铁座谈会。我参加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工业学大庆会议”，心有所动，手也痒了，又写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在一九七六年复刊后的第一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很快中国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篇小说成了大毒草，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批判。

　　又停笔三年。

　　一九七九年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又是一场大风波，仅《天津日报》就发表了十四块版的批评文章。有些领导同志开会必批“乔厂长”，甚至在全市性的布置计划生育、植树造林的会议上也不放过老乔……一九八〇年的《开拓者》，里面有个完全虚构的D副总理，激怒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人物。有个人冒充我的名义写了部续篇，幸好编辑害怕把稿子退给了我，否则不知会惹出什么乱子。一九八四年的《燕赵悲歌》，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一位常委的批评。一九八五年的《阴错阳差》，一九八〇年的《蛇神》，甚至一篇散文，一篇随笔，都引起过或大或小的风波。

　　讲出这些，既不值得骄傲，也用不着沮丧。它不是“过五关”，也不是“走麦城”，它只是一种事实。离开这些事实便无法为自己“画像”。

　　可见不是我在追求文学，而是文学在牵累我。其实限于胆识和技巧，我那些作品远远未能揭示出时代本身的悲剧性实质。

　　我的文学形象是入世的，而我又信赖自己的文学直觉。用心镜映射世界，心灵经常逸出世俗的禁锢，所以反映现实，反而为现实所不容。

　　人格与素质对纸面的渗透，便形成了作家的风格。而作家对自己的风格又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它不行，有了它又会把自己框住。

　　“艺道艰辛同于世道艰辛”——现实太复杂了，比“风格”，比“典型”要复杂得多。任何一件简单的事情，都有可能演绎成一篇“罗生门”式的故事。张三看到的是白，言之凿凿。李四眼见的是黑，活灵活现。都有道理，都可能说谎，都可能没说谎。再加上人性中的痼疾、隐患、丑恶，使现实更加扑朔迷离，同时也使文坛飞短流长，是是非非不断。

　　相比之下，文学倒显得简单了。

　　为人为文的成败，取决于内心的矛盾冲突。而作家的生活是不可能不充满矛盾冲突的。按荣格的说法，作家只是文学的一种工具。

　　我被文学选为工具，不感到是一种幸运，也不认为有多么不幸。自觉精神已经成熟，在等待着这样一种境界的来临：轻松、愉快，只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大量的时间看书。

　　1984年9月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