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用令人信服的科学根据，说明了孩子为什么像父母，为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创作也是一样，作家的气质、性格、禀赋直接影响他（她）的作品，即所谓“文如其人”。

　　根据我的情况，是不是只能写一些“乔厂长”之类的人？风格就是人，人不变风格也不会改了？我的老师曾为此高兴过，也担心过，也提醒过我。

　　种什么子，结什么果，土质不一样，只是收获的多少不同。是现实生活孕育了“乔厂长”，他是社会的产儿。一母生十子，一子一个样儿。搞创作似乎也应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地在内容上有所发现，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失败也不怕。不钻别人的套子，也不钻自己的套子。其实，作家只要是根据生活写作，而不是坐在屋里编故事，在写作过程中有时就会不得不抛弃一些已经用熟了的手法，不得不抛弃一些吃透了的思想，而根据生活的面貌，构思一些新的东西。于是，我无法赶开老缠着我的那些“金厂长”，我想试一试。

　　谁知由于我对生活里的金厂长非常熟悉，也许是生活中金厂长的确不少，这篇作品倒产生得异常顺利。这篇小说的成败得失我不管，有一点鼓了我的劲：我也可以生出和自己的性格、气质完全不同的“孩子”，叫他们一个人一个样。

　　金凤池不是个理想人物，也不能简单地把他称为“大滑头”。他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变人的灵魂。金凤池在社会生活里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孤立的。我们不想培养这种人，甚至厌恶这种人，事实是出了不少这种人。如果说他是当今社会孕育出来的一个“怪胎”，实在不应当由金凤池个人负责。

　　如果说文学典型就是通过鲜明的人物个性反映生活本质和生活的某种规律，金凤池不正是在这十几年里被扭曲了灵魂的一种典型吗？

　　不管写成小说以后典型不典型，不管别人怎样看待金厂长，我一旦发现了金凤池这个人物身上有某种典型的东西，创作冲动就上来了，要想不写他是不行了！

　　我写《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决不只是想痛痛快快地鞭打一番像金厂长这样的人。他办的一些事情实在够“滑”的。但他为什么会变滑？他要不滑行不行得通？为什么“滑”成了人的一种自卫和处世的本能？他身为厂长，要讨好上级讨好同级，还要讨好下级。为工人办好事是讨好，那么不为工人办好事倒是正确的了？奇怪的是他八方讨好并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以前是厂长，现在还是厂长，他想把工厂搞好，把生产搞好，让工人们都得点实惠。他的家庭并没有因他的神通广大而得到什么好处。我写他家庭一节，写他“酒后吐真言”一节，就是为了刻画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如果不敢当乔厂长，为什么不可以当金厂长？这总要比那种只会当官不会做事，不关心群众，只想为自己多捞一点的人要好吧？

　　我也是矛盾的。我对金凤池这样的人物是非常熟悉的，写作的时候他就像站在了我身边。小说里所有细节没有一个不是从真实的事件改头换面提炼出来的。我不满意金厂长的某些做法，可又同情他、理解他。

　　他是个人，是个复杂的大活人。我没有让他按照“典型人物”标准的行为守则去行动，我不想写根据某种思想概括出来的抽象的生活。现实生活不给作者让路，也不给金凤池让路，生活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我只好努力去反映这十分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真实生活。我事先无法为人物安排行动大纲。金凤池一出场就左右我，而不是我左右他。

　　屠格涅夫说过：“准确地强有力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和现实，对于文学家来说是莫大的幸福。甚至这个真实不符合他自己的同情也不要紧。”

　　这个“准确地”和“强有力地”是高标准，我需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文学作品只有符合生活真实才能存在。不要按自己想看的去看生活，要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去看生活，感受生活，感受生活中的多种人的变化。要深入精细地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为什么要写生活，写真实，写这种很沉重的东西？写一些远离生活、不疼不痒而又轻松愉快的东西，不是更好吗？大家都可以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作家是以他的人格，替自己的人物在社会上做担保的，这就更加重了创作的责任。如果作家笔下的人物曾丢过作家的人格，他对这种责任会看得更重大、更宝贵。

　　现在的读者要求文学深入到社会生活里去，“进攻生活的致命的要害”。这就要求作家必须首先读懂生活这本书，然后才可能选择符合生活真实的矛盾，反映真正能触动千百万人思想和情感的现实问题。

　　随着时代的进展，金厂长的个性和社会发生了矛盾。同时，他的个性又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许许多多的金厂长对社会演化发生了重大影响。作家应该是“刻画社会和人的心理变动的艺术家”，我常常为达不到这种火候而焦躁！我做过热情的呼喊，也做过自以为是深沉的解剖，都是为了要达到这种目的。

　　我采用了日记的办法，就是想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尽量写得更像实际的生活。用对自己的心灵可以无话不谈的方式，从平凡的日常的事物中，表现一些典型的东西。让冲突符合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逻辑，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当然，这种写法也有缺点，铺陈琐碎，刻而不深。

　　作家应当不断为自己寻找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形式和技巧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生活，而不是为了掩饰和打扮自己贫乏的生活、迟钝的思想。天生一个胖孩子，穿什么衣服也是活蹦乱跳；一生下来就是死的，穿戴再好也不会喘气。我在创作上最怕生这样的“死胎”。

　　什么样的时代，就产生什么样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金厂长的办法不也是一种斗争形式？生活中人们的斗争方法千奇百怪，花样翻新。和生活相比，我深感自己的文学表现手法太不够用，花样太少。钻头的样式千百种，都是为了对付各种不同的岩层和土质，为了钻得深、钻得快。作家手里流墨水的钻头，也应该是为了透过生活的表面深入到它的最深处，而不是为了其他。因此，我要经常磨钻。

　　先有对生活不厌烦的探索，创作上才有可能长进。看到了生活矿层里的宝，才能下钻，才能取出宝。有了丰富的生活这摊活水，就不必求救于编故事、凑巧合。当然，不可忽视编故事的作用。找到了矿，还得会开采，不能乱开乱采。有经验的作家说我浪费材料，糟蹋矿石，常常大材小用。我想这话是有道理的。创作也要讲究剪裁下料，综合利用。我在这篇“日记”里试了一下。

　　回想写《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想了一些问题，就记下了这些。驴唇不对马嘴。

　　1980年1月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