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年轻的警察坦诚地说：“真的，犯人要逃跑的话我是不会管的。你信吗？”

　　我信。

　　但是，他的话仍然震动了我。

　　我不是对“大墙里面”发生了什么兴趣，《收审记》也不是什么“大墙文学”，什么“法大呀还是权大呀”地一概闹不清楚。只不过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关进一座类似监狱的建筑里。这是一个用现实手法写出的荒唐故事。

　　世上真有这样的收审站吗？这不是丑化“公检法”吗？

　　我如果回答说：“没有。”只能是“越描越黑”。我希望读者不要用“丑化现实”或“美化现实”这种简单的概念来对待《收审记》。

　　“人能变成甲虫吗？”——谁也不会用这种问题去责难卡夫卡。

　　外国人无论怎样怪诞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可信的。因为他们人本身就怪，生活怪，社会怪。艺术理应也怪，不怪才怪呢。怪得和谐而统一。

　　我们就不一样了，人是规规矩矩的人，生活是规规矩矩的生活，不能为了唬人故意作怪状。我选择了一般读者习惯接受的形式，把怪事写得不怪，像真的一样。

　　我与生活很容易处在一种“无隔阂”状态，此乃天性使然。因此笔触很容易进入到真实生活的框架之中，使读者忽略了小说本旨的荒诞性。以前已经造成许多误会，让我吃尽了苦头。但“本性难移”。生活中的丑和美我都爱，有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味道。倘若我也能搞点“解放”，便不会让自己的小说这么逼近现实。

　　中国人见了面喜欢问一句：“吃饭了吗？”

　　可见吃饭是头等大事。从前被饿怕了，才养成见面先问吃的习惯。

　　现在温饱已不成问题。但不等于说现代文明人类就没有饥饿现象。许多在国内很有身份的人，一走出国界就不能维护起码的自尊自信。甚至为了尝点洋荤，捞点洋货不惜大丢其人。对某一个人来说做到人穷志不短也许并不是很困难的，要求一个民族、十亿人口都做到这一点就难乎其难了。于是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饥饿的人流……

　　精神饥饿、人性饥饿、感情饥饿、皮肤饥饿、消费饥饿、土饿、洋饿、不饥不饱或半饥半饱的饿、什么都不想吃的饿……饥饿有多少种？实在难说。种种私欲、色欲、贪婪、仇恨、妒忌、误解、恐惧，构成现代人的饥饿综合症。

　　我解释不了这种“饥饿综合症”现象，也提不出治饿的办法，只能表达一点自己的感受。

　　以精神道德反映社会问题，用现实手法写出现实的荒谬。没有荒谬就不称其为现实了，水晶般纯洁透明的现实是不存在的。

　　不论作者还是读者，用愤怒和偏见代替思考总是无益的。

　　我取“收审站”这样一个环境是觉得它更能体现现代生活的压力，容易反映人和环境的尖锐对立。

　　人在绝境中完全去掉了伪装，变得赤裸裸了，袒露出自己的痛苦和弱点。“收审站”里考验着人性。文明的规则不大适用了，每个人都彻底表现出本来面目，人性中丑恶的那一面变得更可怕了。

　　牢房像织机一样把许多本不相识的人的命运之线交织在一起，每一条线又有自己的秘密和麻烦。生活充满了变化，什么都会发生，同样也都会消失。人一进了“收审站”，一下子对虚无莫测的命运就看得清楚了。我希望一段《收审记》能包含人生的复杂性、神秘性和丰富性。

　　任何怪诞都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什么耗子呀，野猫呀，蚂蚁呀，种种“精灵”都是从人的自身世界中幻化出来的，是人的世界在绝望孤独中的变形。

　　现代人各种饥饿症状全是人的心性的表现。仅仅成为犯人还不算太可怕，可怕的是文明人倒退成野蛮人，相互吞吃同类的灵魂，吃掉自己的人性。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的避难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被彻底摧毁了。即便是一群野兽被困在干燥的沙漠之中也会发疯的。

　　我不想复制真实的世界。

　　《收审记》充其量不过是个体现了某种感情与感觉、意念与想象、人格与自我的艺术世界。

　　我想写一个具有譬喻性的故事。有意把一些细节构筑成象征性图像，凡象征性图像才更有多义性。因此只能叫“综合症”——它不单是一种饥饿现象。

　　从“综合症”中，我感到更重要的是应该反省人类自身的“内宇宙”。

　　人物不断相互折磨，也折磨自己；控诉环境，也控诉自己。真正的牢房是人体自身，对人类威胁最大的是人类自己……

　　小说写完了，我自己的意识深层仍旧是朦朦胧胧的，为自己的想法感到震惊，自己对自己产生了一种神秘感。这种奇特的感觉不是常有的，我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甚或是越说越糊涂。作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自己幻想的牺牲品。

　　写到这儿突然发觉这篇短文真正成了废话。或许应该把题目改成《补赘》。

　　1986年9月5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