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采访，不善于积累材料，也就没有养成做笔记的好习惯。这倒节省了本子，还是上初中时用的一个小本子，一直用到现在，上面只抄些名人语录和格言之类的东西。在第二页上抄了一段这样的话：“一个作者越是文化低和缺少才能，他在思想眼界上越是落后，那么他的各式各样的‘法宝’也就越多。”

　　这是什么意思？当初它触动了我的哪一根神经才使我把这段话抄下来，现在都说不清了。有一层意思却是很明显的：一个学过工而未学过文的人，半路出家对文学发生了兴趣，抄下这段话用来安慰自己，鼓励自己。

　　生活的充实能补偿才华的不足。世界上常有许多“歪打正着”的事，搞创作的人碰到的这种“歪打正着”的事就更多。比如，自己下了功夫的作品，发表后却遭到了冷遇甚至批判；自己不满意的东西，反而得到了称赞。上学时就露出作家苗头的人却干了别的职业；有的决不是搞写作的材料，却出人意料地走上了创作的道路。正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写作上才气不足，所以才非常满足于当个“业余作者”，而且牢牢抱住主业不放。对我来说，有“业”才有“余”，“业”搞好了，才有可能“余”出点小说来。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业余作者在生活实践上恰恰是“专业”的。即使是对专业作家来说，在生活和写作的关系上，恐怕也得把生活摆在第一位。

　　一个作者要是除了文学什么都不懂，那他很可能连文学也不会懂的。

　　生活底子厚，并不等于就敢于正视生活和能够大胆地表现生活。说实话，敢于正视生活和能够大胆地表现生活是一条艰难而充满风险的路。且不说老作家们，就连我这个业余作者，从一九六二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到现在，总共十几年时间，才写了不到二十个短篇，却已经经受了三次公开批判。情况是很复杂的，这里当然有许多值得我深思的教训，但有时却批得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我冒了尖，“枪打出头鸟”。我冒了什么“尖”呢？顶多算是触动一些生活中的隐痛，碰了一些敏感而尖锐的问题。

　　社会把人推向庸庸碌碌的历史的惰性力太强大了。如果我只写些不疼不痒、四平八稳的擦粉一类的东西，就不会受到责难，一家老小也会平安无事，也一样能保持“业余作者”的称号。可是这样的作家不是作家，是“写匠”。作家和“写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

　　作家的职责应该是加速文学脉搏的跳动，激发生活中的动力。应该是以对自己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地阐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透过生活的表面深入到它的最深处，揭示人们行为的根据，指出这些行为的规律，勇敢而坚决地暴露出冲突的深刻根源。同时还要把握住现实生活发展的历史趋向。不把握住这个发展趋向，就不会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甚至会歪曲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真正现实主义作品的力量就在于揭示我们周围世界的新事物，并预见这种新的东西就是胜利的东西，给人以生活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表现生活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用花里胡哨的东西打扮生活，遮遮盖盖。还有一种是实实在在地进行化学反应，从生活的矿石里提炼生活的真金。作品中反映矛盾既要符合生活的真实，又要反映那真正能触动千百万人思想和情感的现实问题。

　　我没有因被批判就不敢对生活进行大胆概括，相反倒是批判更加激励了我创作的勇气。如果文坛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不写东西，反而忌恨别人写东西，专门打人；另一种是老写东西老挨打，那么，我命中注定要做第二种人。“苦肉计”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现实中往往是一个要打，一个不得不挨。既然要搞创作就得头皮硬，他打他的，我写我的。

　　工厂有个特点，肚里有气，产品上较量。你搞一级品，我搞特级品。中国的作家们为什么不能携手共进，百花齐放呢？即使相互不服气，也应该拿出产品来较量。让我们鸣起来！放起来！干起来！何必“图穷匕首见”或抄起棍子打起来？

　　1983年8月12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