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选刊》：蒋先生您好，首先对您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历经十一年后终于二〇〇八年十月问世表示祝贺！这部凝聚了您巨大心血的著作，将笔触伸向农村、农民，我想这或许不单单是您对于艺术创作的追求，也是出于一份情感上的诉求吧？

　　蒋子龙：不错，写长篇要有丰沛的感情支撑，感情空了，文字就会干巴巴。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我人生最美好最快乐的时期，为我的人生打上了底色，储存了能量。至今做美梦的时候，梦中的景物多是农村。我的农村情结更像我心里的一块病，这部长篇不写出来，我舒服不了。

　　《杂文选刊》：人们往往这样形容您的性格：外冷内热。不熟悉的人常会误以为您冷漠孤傲，而实际上只要能“冲破那道严肃的防线”，便会发现您是一个古道热肠，并不乏幽默和可亲的人。您这道“严肃的防线”是与生俱来，还是您丰富而又曲折的人生经历、工作经历使然？

　　蒋子龙：自母亲去世后，我的命运就伴随着打击，每当干出点苗头，准会招来重重的一击……没完没了，几乎折腾了我大半生。如今这副样子，有自己的性格因素，也有命运的成全。在朋友圈子中我被认为是豪爽的，敢说敢做的。但我内心很清楚，自己怵头交际，不像别人那样能轻松自如地就融入一个新的群体。有时狂傲，有时自卑，有时冷漠，有时火热，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作家的性格就更是复杂多变。

　　《杂文选刊》：一九七六年《一个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发表，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九七九年《乔厂长上任记》再次引起轰动。然而我们知道，这两部作品都给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能否与我们分享，在那样的情境之下您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信念促使您一路上笔耕不辍？

　　蒋子龙：文学对我来说不过是一种逃避。读书的时候我功课不错，非常想上大学，由于身上背着个政治处分，彻底毁了大学梦。当兵时干得也挺好，按理应该提干，却由于出身不好不得不复员。回到工厂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工匠或生产管理者，却又一次次地挨整挨斗……凡是我想干的没有一件能如意。后来发觉，躲到文学里还能保留自己的梦，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世界中，生活和命运得到更新，精神得到释放。当我的小说也遭到批判时，我已经无路可逃、无处可退了，正如俗话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到“乔厂长”挨批时，就如同给我打兴奋剂，报纸上每见到一篇批判文章，下班后我会在路上买一瓶啤酒、五毛钱的火腿肠，当晚必创作一个短篇。

　　《杂文选刊》：提到您，人们首先便会想到《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优秀的小说。《“公偷”》等杂文亦是流传甚广，为广大读者所称道。是基于怎样的一种情愫，使您在小说创作的同时，创作出一篇篇精妙的杂文呢？

　　蒋子龙：文学不能没有虚构，但光有虚构也是不行。“物以稀为贵”，当今文坛，杂文比小说更珍贵。能写杂文是一个作家在文字上过关的标志。在这个全民书写的时代，不是小说，而是杂文把许多写作的人挡在作家的门槛之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并不容易，要求作家必须有起码的公共意识和社会良知，至少自己做人有底线，心地比较清净。否则你即便有生花妙笔，也写不了杂文。我之所以在近二十年里写了不少杂文，是现实一次次非把我从虚构中拉出来不可，我不先把这些话说出来，就无法安心，也对不住文学给我的这点话语权。同时我也感谢杂文凝炼了我的思想和文字，成全了我写作风格上的另一面。

　　《杂文选刊》：从创作的角度看，长篇小说是一种“宏大叙事”，需要很强的掌控能力。而杂文则相反，篇幅短，但杀伤力亦足。您是怎样驾驭这两种不同的文体创作的呢？

　　蒋子龙：长篇小说和杂文的情理相同，文理相通，我认为好的长篇里会藏着许多杂文的“核”。长篇可以藏拙，甚至允许有闲笔。杂文别看顶着个“杂”字，却不允许对水、掺假，有一点假情假意假深刻，立刻变味，就不再称其为杂文。

　　《杂文选刊》：有人说您这一代人经过了一个妄信、盲信到觉醒的过程。您怎样看待这些？

　　蒋子龙：小孩子刚一出生的时候，从里到外都极为单纯而洁净，看到什么东西都要往嘴里放，无论是泥土还是玩具。这种不干不净的天性，反而帮助小孩子更能健康地成长，只有接触脏东西，才能在体内产生对付脏东西的抗体。就在这种不干不净中，渐渐地让小孩子学会了怎样分辨脏和净。但环境的脏和净，生活的逆和顺，常常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就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命运曲线。现代年轻人痴迷网络，焉知不是“妄信、盲信”？过许多年后这一代人同样会有自己不同的“觉醒”。

　　《杂文选刊》：您的杂文如《美国的烧烤俱乐部》、《面皮和球皮》、《癌性格》等，总是能够从细微的小事中挖掘出宏大深沉的题旨，行文举重若轻，绵里藏针，使读者在轻松畅快的阅读中触摸到作家思想的质地。这样一种风格应是来源于对生活独到的体会和在创作中完善的思想体系吧？

　　蒋子龙：我崇尚杂家，关注社会现实，认为杂文的第一要素是“观点”。所以我写杂文多是“大题小做”。“观点”一定要有些现实性、针对性、思想性，“大”点没关系。写起来要小心，“巧迂回，多穿插”，让人看上去像是在说一个小故事、小点子，姿态越小越好。

　　《杂文选刊》：当代很多作家在西方的影响下，都有一种“影响的焦虑”。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状况的？传统流传下来的文化，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文人文化，另外一种是民间文化。您的作品似乎更多地体现民间文化民间意识，更写实。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蒋子龙：我已过“耳顺”之年，什么话都能听进去，感兴趣的事物很多。但不缺少自知之明，没有“胸怀未来”、张口闭口都是文化的锐气了。用不着自己操心的事便不瞎掺和，轮不上自己着急的事也不去添乱。写自己想写和能写的，不管它是不是文化，是“文人文化”还是“民间文化”。

　　《杂文选刊》：在二〇〇七年年末，您创作了《2007年的智慧》、《2007年的爱情》等杂文，而去年，我们又看到了《2008年的尴尬》、《浪漫的2008》、《2008年的创意》等作品。这样以杂文视角进行的年终盘点，构思独特，题旨深刻，涉及范围广，难度亦大。是怎样的感慨促成了这一系列作品的问世？在今年年末，我们是否能看到“2009年”的盘点作品呢？

　　蒋子龙：每到年末年初，都会有报纸索要过年的文章，哪有那么多的“拜年话”好说？而一年过去了是必须要说点话的，国家有国家的总结，各单位也都要盘点一番。于是我想搞个“民间盘点”，到网上去搜罗全年的流行语。每年都有不同的流行语，而流行语最能反映民意、民情、民事。我选择最能表达当年特点的流行语，分门别类，编辑成文。近乎文字游戏，即兴而为。没有计划，没有目标，去年写了今年不一定还写，就看到年底有没有兴致，有没有合适的题目。

　　2009年4月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