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同志：

　　你好！读了你的新作《乔厂长上任记》，我非常兴奋。好一个乔厂长，有胆有识，栩栩如生，他像一座铜雕耸立在我的眼前，像一团火燃烧在我的心中。乔厂长是新长征的先锋，是无畏的闯将，是国家的希望。现实生活中多一些乔厂长，四个现代化将会大步跃进。我也在学习小说创作。为此，热烈盼望你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谈谈乔厂长这个形象的诞生过程。我相信这对我们学习小说创作的年轻同志，将会很有益处。

　　此致

　　敬礼

　　王炳麟

　　1979年9月

　　我在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塑造了一位重型企业厂长的形象，我的本意是想写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典型。尽管这篇小说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和缺点，乔厂长这个形象也不是很成功的，却得到了读者热情的肯定和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机械行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其中对于乔厂长这个形象就有很大的争议。我在文艺界的老师和朋友们肯定了这个人物，有的也担心乔厂长的形象理想色彩重了一点，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厂长太少了。天津的几位批评家更是想一棍子把乔厂长打死，忽而说他是一个替“四人帮”翻案的、一无是处的、搞修正主义的人物；忽而又说他是作者造出来的一个“神”。可是掌握全国机械工业生产状况的领导同志却对我说：“我们的企业里不仅有乔厂长，还有比乔光朴更优秀的厂长。”从我接到的很多工厂读者的来信中，他们不仅不认为乔厂长是“假的”，甚至把他当成了真的；不仅没把他当成小说中的人物，反而把他当作现实生活中活生生存在的人物，打听他，欢迎他，拿他和自己的厂长对照，用乔光朴的办法给自己的领导出主意。

　　为什么工业战线上的领导和群众对乔厂长的态度，同文艺界有些同志对这个形象的担心是这样的不同呢？特别是和天津那几个批评家对乔厂长咬牙切齿的态度更不一样呢？我究竟是应该听取工厂的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呢，还是接受批评家的批判呢？

　　但是，我在文艺界的朋友和老师，说我写的乔厂长理想色彩重了一点，这话是对的。也许正是我对乔厂长这个形象加进了理想的成分，才得到了工人群众的认可。我的几个朋友担心乔厂长这个形象的现实性不足，这是不必要的。群众的生活中是不能没有真理的，同样也不能缺少理想。

　　我不是根据一个人写成的乔光朴，我综合、研究了几位厂长的性格、特长和作风，最后确定了乔光朴的个性特征。小说中乔光朴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他处理问题的办法，有些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我是把别人的事借用来放在他的身上，有些情节则完全是虚构的。比如：请战出山，处理杜兵，请那个外国青年工人讲课及上任后遇到的一些矛盾和处理同郗望北的关系等等，都是有根据的。小说中提到的一些数字也都是绝对准确的。

　　小说中也有一些情节是我根据乔光朴的性格发展加上去的，这可能就是那理想的部分。因此乔光朴的事迹里不仅有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有今后应当发生的事情，也是乔光朴这个人必然会干出的一些事情。文学要反映生活，不可能不加进作者的理想。就是到照相馆照相还要加以修饰，抹掉皱纹，配上光线和色彩，又何况是文学作品呢。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不是理想太多，而是太少。如果没有理想支撑着，我们活得就更乏味了。本来就是理想，如果没有理想还要未来干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就是全国人民最美好的理想吗？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理想和未来也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乔厂长这个形象有理想的成分，又是扎根在今天的生活之中的。如果说一九六五年以前，像乔厂长这样的干部并不少见，那么现在这样的干部为什么少了呢？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难道不应该首先培养一批懂得“四化”的领导干部吗？工厂的同志所以把乔光朴当成真实的厂长，正是反映了群众对“四化”的迫切要求，对冀申式的干部的不满和对乔光朴式的干部的渴望。

　　乔光朴这个形象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认可，还因为他不是神，而是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用行动同生活中的困难，同自己的弱点不断进行斗争的人物。

　　给人物加上自己的理想同拔高人物、神化人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使人们感到虚假的作品，不是因为写了理想，而恰恰是缺少理想，缺少有理想的生活的描写，或者是把幻想、把没有生活根据的编造当成了理想。当人们感到一个作品虚假了，那它就不是概括生活，而是编造生活。在这样的作品中看不到万般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真实生活，生活的发展似乎是按照作者事先想好的写作提纲进行的。人物不是从生活中来，而是生活给人物让路，读者既看不到生活，也看不到活人，因而也就根本不关心人物的命运。反正大家心里都知道，到了什么时候，主人公就该说教了；到了什么时候，主人公就该获得全面胜利了。这种创作方法同大胆地概括生活，并根据生活的原型加上一些作者的理想是完全不同的。给人物涂上理想色彩，首先要以现实主义为基础，要懂得生活。

　　如果作者只是按照一个公式给人物分配行动，一篇小说成了中国人标准行为的目录，我认为是可悲的。那样塑造出来的人物很难成为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

　　写作应该是一种不断探索和出新的工作。如果不敢对生活进行独立的探索和概括，只想走一条大家公认的安全的路子，又怎么能够写出有新意的东西。当然，乔厂长在电机厂所遇到的问题，在文艺领域也不是没有。有时需要胆量比需要天才更迫切。一个毫无写作天才的人，只是因为有一点敢于正视生活的胆量，偶尔也能写出一点为人们所喜欢的作品。这实在是够可怜的，因为这十几年，“四人帮”那一套实在把搞文艺的人整苦了。又想写点东西，又不想挨批判，只好写一些保险的东西。文学的本性是战斗的，可是作家躲进了“安全岛”，又怎么能写出有战斗性的文学作品？这能怪中国的作家吗？其实文艺领域中哪有真正的“安全岛”，保险文学恐怕也算不得是真正的文学。

　　作家要证实的，应该是在人们今天的生活中往往还没有真正被理解到的事情，用笔拨开常见的事物，把表面的现象变成具有内在含义的东西。托尔斯泰说：“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只因为他并不是想照他所想要看的那样去看事物，而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事物。”

　　批评家们有这样一句威力无边的格言：“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土地上，难道会有你描写的这种事情吗？”一个作者碰到这样的审问，那他就离倒霉不远了。你说要批评或揭露生活中的假、丑、恶，他说只能批评或揭露过去的，不能批评或揭露今天的。有禁区就必然会有公式。

　　再回到乔厂长这个人物上来，我酝酿好了乔光朴这个形象之后，突然感到一种迫切的，很长时间活在我心里的一个主题，一下子和国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了。这就加重了我的责任感，似乎是生活逼得我不拿起笔来不行。这里引起我创作冲动的是生活现实，我写的也是生活中的活人。我用自己的心血充实了乔厂长的骨架。广大读者所以这样热情地肯定了这篇有缺点的小说，还不是因为我在小说中提出了一点问题，说了点真话和实话，写了几个真实的人。尽管问题提得不一定很准，话也说得不一定很圆满，人物写得也不一定很生动，读者心里很清楚，很恰当地掂出了一篇作品的优点和缺点所占的分量。我们的读者真是非常可爱的。

　　有人把一篇作品比喻成是作者的孩子，我赞成这个比喻。孩子无论长得多丑，父母总是爱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当天津的某些批评家对《乔厂长上任记》挥棍子猛打的时候，我仍然有勇气写出这篇短文的原因。可是，《乔厂长上任记》如果真是一个孩子，早就被这顿棍棒打死了。在咱们国家，打死一个孩子是要受法律制裁的。可是打死一篇作者用生命换取来的作品，却受到了法律的支持，至少是默许。

　　有人劝我说，搞创作是最倒霉的差事，很少会有好下场。也许正因为我倒霉，才搞创作；至于下场好坏，我不想给自己算命。

　　我可能又说了一些能被人抓住把柄的话，欢迎编辑、作家和读者们批评帮助，也欢迎批评家的棍子。

　　1979年10月3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