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极佩服只埋头创作不发议论的作家，而且很想效法。遗憾的是，在当今文坛上我还没有碰到这种“沉默”且成功的作家，因而自己的效法也很不成功。

　　作家若因为自己的作品陷于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境地，那是“罪有应得”，不该有丝毫抱怨。但是，在“轰轰烈烈”的年代，我常看到有些作家是因其讲话、发议论、写理论文章而倒其大霉。这似乎有点“划不来”。作家应以创作发言，不应画蛇添足地解释自己的创作。所以当我走上文坛之后，决心当个“哑巴作家”。可是社会的意志往往比“社会动物”的意志更坚强，随着社会的活跃、文坛的活跃，加上编辑的盛情、朋友的催促、师长的启示，原来“横”下的一条心，渐渐“竖”了起来，原来是“宁可得罪朋友也不写什么体会文章”，渐渐不愿得罪人了。写了一，就不能拒绝二，自己破了戒，只好自作自受。

　　现在竟然要把这些七零八散的“豆腐块儿”编成一本书，心里难免忐忑。康达同志在二十年前就给我看稿子，帮我改文章。那时他常被报社请去做“特邀编辑”，帮助编辑看稿子、辅导业余作者。我就是被辅导的一个，我们虽是同龄，他却曾为我师，对我创作上的“这两下子”了解得很清楚。现在他看出了我心中的惶惑，却偏偏为这本小书起名为《不惑文谈》。我感激他良苦的好心。

　　然而，要想“不惑”，谈何容易！文学是活的，生活不断向作家提出新的问题，生活要求文学跟着历史一同前进。

　　历史又从来不是个脚步蹒跚的老人，它在自己迂回曲折的历程中，不断轻装，不断更新。它的行进速度不是越来越慢，也不是“等速度”，而是有点像巨石从高空落下，是“加速度”。

　　人类的祖先在农村生活了几千年，乃至几万年。到一七一二年纽康曼发明了可以使用的蒸汽机，只用了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人类就完成了具有世界规模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却只用了几十年，当前西方发达世界已面临第三次工业革命。用美国人阿尔温·托夫勒的话说，世界正在从危机中“迅速出现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出现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式的冲突，需要崭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法和新的观念”。

　　因此，我虽然在年龄上进入了“不惑”之年，但能否真正做到“不惑”，实在没有多大把握。就像不能把握这个世界、把握生活一样。今天，我们还没有全部碰上发达国家遇到的那些烦恼，不等于今后就永远碰不上。宁可在前进中遇到数不清的烦恼，也不应该在落后守旧中求得安稳。文学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人类从来不会满足生活中某些成就而停滞不前，总是勇往直前地积极创造新的生活。

　　历史的进程是不可抗御的，历史充满了创造的渴望。人类如果不创造，就没有火，没有文明和历史，至今还在茹毛饮血！

　　历史是由一代又一代生活的创造者写成的，作家总是面对着新的各式各样的创造者。人类的历史远未结束，创造者的故事不过刚刚开始。文学必须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节奏，去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尤其是明天生活的节奏——创造的节奏。

　　生活在前进中不断扬弃一些旧观念，构造一些新观念。文学要前进，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也需经常抛弃一些旧观念，建立某些新的观念。编辑《不惑文谈》，实际就是想对自己的一些创作观念来一番筛选，搞一次“回头看”。回头一看，有愧有惊，原来是这样走过来的？！回头，是为了让头脑更清醒，便于今后抬头看得更远。总结过去的创作，裁判过去的创作，是为了更坚定地走向未来。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还做不到“不惑”，希望今后能渐渐达到“不惑”的境界。

　　明天的生活不是今天生活的扩大，正如发明飞机是从鸟得到启发，但飞机不是放大了的鸟。文学也应该有一个使命：预见一些新的事物。在平凡或不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新的种子，而且指示出这新的种子就是未来果实的萌芽。用艺术的全部触觉感受它、发现它、表现它、发展它。这新的东西——是否可以说就是生活的创造者的足迹。

　　这“足迹”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通向理想境界的阶梯。为了发现这宝贵的“足迹”，作家恐怕要拿出探险者的勇气、力量和智慧。“有奇事方有奇文”，不必搜尽枯肠去编造新的天方夜谭。也不必故作多情，对生活发出一声又一声微弱的叹息。更不必哗众取宠，以雕虫小技赚人。今天，生活的海洋掀起了巨大的波涛，无疑会淹没掉许多东西，也会升起新的文学征帆。

　　文学无法对生活下命令，却可以烧灼生活的灵魂。作家袒露自己的心灵与人民的心灵对话，用自己燃烧的心去感染读者。因而，那些与作家内心无缘的东西，只会导致麻木和沉沦。

　　千百年来，人类为创造的欲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太值得了。生活——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是千篇一律的一种美好称呼。它代表着千百种各不相同的生动的灵魂，千千万万各具特征的活人。把生活和群众纳入“标准化”、“同步化”、“直线化”，是不足取的。创作不能把活的搞死，把复杂的搞简单。如果老是作假，文学还有什么希望？！

　　不写典型似乎难以写出人物，然而人比任何艺术家笔下的典型都更高。读者往往也希望作家拿出比典型更高的东西。表现当代富于创造性的有丰富内涵的人物，表现作家独到的深刻的认识，就要有丰富的形式和多方面的技巧。文学理应异军突起，用全新的内容和全新的艺术形式，与历史相适应。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和工业密不可分了。如果说以前凡是作家无不从农村大地吸取过乳汁。那么今后，作家们都不可能不从工业化和技术领域中获得营养。这就是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那些推动着我们的生活向现代化迈进的劳动者们，一定要干预你的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谁能逃脱历史赋予他的命运呢？以前还有一句具有嘲讽意味的现成话：“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现在离开地球是可以的，但要借助于现代化的宇航工具。

　　我之所以要写下这《不惑文谈》里的最后一谈，就是想告诉读过这本小书的读者，赶快忘记它，扔掉它，应该着眼于未来。以一个“文学宇航员”的眼光，寻找一下自己的发射场，设想一下中国文学的未来吧。

　　文学不应该被历史甩下，也不可能被生活甩下。

　　1984年1月17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