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芩

　　治诸热，黄疸火疡。

　　一 “科学院”和“如意馆”

　　1692年，传教士白晋写信向法王路易十四报告说，康熙皇帝将要在宫中建立科学院。这确有其事，不过，《清史稿》中记载这个“科学院”名叫“如意馆”。

　　“科学院”变成了“如意馆”，这个“馆”里会有些什么东西呢？我没有看到这个馆里的清单，但不外乎一些西洋小玩意儿，什么表啦，钟啦，西洋人的科技，在大清朝看来，只能是些雕虫小技，或者奇技淫巧。

　　说说那个至今仍然有名的顽固分子杨光先。顺治元年（1644），清政府委任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变更历法，新编历书。杨光先上书礼部，指摘新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康熙四年（1665），又上书指摘新历书推算该年的日蚀有错误，汤若望等因此被判罪，由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复用旧历。康熙七年，杨自己却因推闰失实入狱，后获赦。他写过一本《不得已》的书让外国人很是头疼，据说，传教士曾出重金收购销毁。

　　鲁迅曾说杨的文章还是很生动的。如何生动？他责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像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者倒挂在楼板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上帝创造世界等于说天外造天，那么上帝又是谁造的呢？宇宙万物，虚空众生，无始无终。如果说耶稣是天主，那么汉哀帝以前的世界就是无天的世界，如果说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岂不把中国人都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反问还是有力度的。我小时候也有杨光先一样的疑惑，特别是地球的形状问题，地球怎么能是圆的呢？怎么想也想不通，问老师，可怜文化大革命时候的老师自己也不清楚。

　　现在想想有些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茶余饭后说起来还会一阵好笑，因为“赛先生”早已深入人心，但在对待洋人的科技发明上，“如意馆”之类的思维还是有土壤的。

　　二 獭祭鱼

　　《礼记》中有“獭祭鱼”一词。说的是獭贪食，捕得鱼后不即食，陈列水边，观赏移时，犹如祭祀，然后食之。这种现象后常用来比喻罗列或堆砌典故。

　　“獭祭鱼”使用频率不高，但类似现象却是屡见不鲜见怪不怪的。

　　某地某领导喜作报告，报告时慢条斯理，“点”特多，往往是大点套分点，分点含小点，小点再列一二三，再分甲乙丙，几小时下来，“点”多得让人记不住，有好事者细数其点，报告完毕，共187点。此后秘书写报告也乐得省心，多抓点，少发挥。这位领导的喜“点”实在胜过獭祭鱼。不过这“点”并不完全是他的“点”，因此也就没有“鱼”那么珍贵，如果是鱼，我想那獭不可能捕百多条再一一食之，除非它想晒鱼干。

　　媒体时代，獭祭鱼还有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有些诸如“义务劳动”、“上门慰问”等“新闻”让人看了并不是很舒服。这些“新闻”的操作步骤往往是：预先通知或力请、坚请媒体记者，然后对着镜头起劲地做着某件事，待所需“程序”完毕，高潮即退，甚至立马打道回府。我总怀疑记者是怎么发现这些好新闻的，原来是“好事”者预先搞的“獭祭鱼”。为何要如此“祭鱼”？百姓也有糊涂的时候：某贫困户对着镜头感激涕零，“共产党真好”，可送温暖的主体却是某民主党派。这样做群众也反感，既是“义务劳动”还录什么像？张扬什么？獭大约也是智慧动物，獭祭鱼也许是储存食物，以备不测之需，然而“獭祭鱼”现象还是少一些为好。

　　三 问苦亭

　　历代官吏中不乏治理民政、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清朝康熙年间的江西庐陵知县陆在新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问苦亭”深得民心。

　　陆知县从小务农，取得生员资格后仍坚持耕作，“晨荷锄出，暮归读书”。就任知县时，不带仆从，并“誓于城隍神，不以一钱自污”。随后又亲赴各乡体恤民间疾苦。为使百姓有一个表达心愿的机会，陆知县又在县衙的右侧修建了一座亭子，名叫“问苦亭”，每月“朔望坐亭中，访求民隐”。百姓经常可与知县攀谈，不仅解决了许多问题，同时也融洽了官民关系。

　　陆知县为庐陵百姓做的事枚举不完，虽在任时间不长便卒于任，但他去世后，“庐陵人为罢市三日，会哭者上万人”。足见其“问苦亭”问到了百姓的心坎上。

　　“仁者爱人”有局限，但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地的信访接待日、领导接待日、12345之类的便民电话，都是沟通百姓的桥梁，是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体现。“问苦亭”是陆知县为官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其实也是建立在奉献的为官原则上的。按说当时，陆知县完全不用设亭自讨苦吃，他仍然是好官。因此，真正体察民情，百姓冷暖才能心头知，否则，“问苦亭”就会成摆设。

　　对照一下“问苦亭”，我们的接待日、便民电话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还要不断追求解难不待百姓问的更高境界。“爱人者，人也爱之”，信夫。

　　四 名誉头衔

　　明朱国桢在其《仿洪小品》卷之九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话语：“宰相领使最多者，唐杨国忠，领四十余使，元燕帖木儿，领五十余使，又元人曰：我官衔半版写不尽。”

　　我不知道杨国忠的四十余个职位到底是妹夫赐给他的呢还是一些民间团体拍他马屁请他兼的。细一甄别，兼的可能性有，但极少，按杨国忠当时的势头，他是不会去兼诸如诗歌协会、服装研究会之类的虚职的，这些组织有否诞生还很难说。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皇帝老儿滥赐官爵，好像唐朝没有人才似的，事事想着大舅佬。至于元代人说官职半个版写不下，恐怕也不是夸张，至少是当时滥赐官爵的一个有力印证。

　　星转斗移，滥赐官爵发展到现在有了许多新变化，最主要的是实职少了，虚职多了。这个虚职和以前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某省一副省长身兼临时机构“组长”之类的职务二百多个。有句总结开会的话是这样说的：“98%的会是被2%的人开掉的”，这2%的与会者有的名誉头衔不会少于几十个。故某领导将A会议上的发言稿在B会议上宣读之类的笑话就不奇怪了。

　　由滥赐官爵演变到虚职满身，形式内容有所变化，但骨子里人浮于事、华而不实的本质却一点未变。

　　五 试太子（外一则）

　　唐天宝年间的某个中午。

　　唐玄宗和太子李亨（唐肃宗）一同进餐。桌上有一大堆美食，有香喷几里的烤羊肉，还有烤得非常精制的大饼。李亨这时正在用刀切羊肉，因肉上有许多油沾在了刀口上，他便拿过一张大饼，擦去了油渍。玄宗不动声色地看着李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想看看他是如何处理这张饼的。李亨正不知怎样处理这张饼，他抬头看了看父亲后，便慢慢地把饼送到嘴里，一口一口地吃掉。

　　玄宗很高兴，认为李亨很节俭。

　　宋高宗时，由于他唯一的儿子夭折，高宗决定选一名太祖的后裔为太子。这个工作量真是浩大，因为太祖的传孙有1600个，经过层层筛选，只留下一胖一瘦两个孩子。瘦小的叫伯琮，高宗怕难养，想再淘汰。这个时候，一只猫偶然从两个孩子身旁走过，伯琮一动不动，而胖孩子却伸脚踢了一下猫。高宗于是将胖孩子打发走了，但这时他并没有册封伯琮为太子，他还要继续考察。

　　几年后，高宗又选了一位太子候选人，名叫伯玖，两人都封了王。这时，高宗在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还是举棋不定。苦想之后，他又想出了一个测试的办法。一天，高宗各赐伯琮和伯玖10名宫女，过了几天，高宗又突然将宫女全部召回，验身，结果，赐给伯琮的10名宫女仍然是处女，赐给伯玖的都已不是处女了。

　　高宗最终立了伯琮为太子，他便是后来的宋孝宗。

　　六 两条“秦律”

　　建陵墓、筑长城、开灵渠、戍边塞、修驰道，秦始皇百役并兴且旷日持久，依赖的是秦律的严刑酷罚。

　　秦律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早的成文法律文献。它虽早已佚失，但从出土的千余支竹简中，仍可以看出“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仔细翻检一下秦律的内容，觉得也有化腐朽为神奇值得借鉴的地方，特别是一些治吏的条文。有两条当重提。

　　其一：保举人要为保举承担法律责任。“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也就是说，自己保举的官员犯罪，保举人要因任人“不善”而连坐同等地受刑。当时秦相范睢保举郑安平做将军打赵国，结果郑率兵二万降赵。降敌要灭三族，故范睢也在灭三族之列。他不像诸葛亮，只挥泪斩马谡做做样子，而不追究自己。

　　其二：官吏调任不得任旧僚做下属。“啬夫之送（徒）见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也即主管官吏调到另一机构或别的地方任职时，不可以任命自己从前的下属担任手下的新职。

　　秦始皇虽横征暴敛，却也深谋远虑。他深知管好百姓的同时，治吏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时的他已洞悉官吏容易出毛病的症结所在了，“事皆决于法”，故而他颁行全国的秦律是相当缜密完善的，虽然，他治吏的目的仍是为了治百姓。

　　尽管人有认识上的偏差，尽管举贤可以不避亲、不避旧，但我仍然觉得这两条有些不近情理的秦律却是很有些法理的。 病了的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