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会场，见艾伦·金斯伯格早早地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正埋头往两盘磁带上写字。我向他打过招呼，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金斯伯格把签有他名字的两盘磁带双手递给我，这上面录着他演唱的歌曲，送给我作纪念。我真诚地感谢了他，同时也觉得有点惊讶，这是正规的原版磁带，像他那样的演唱水平，居然能够灌唱片、卖磁带？
我无以为报，把带在身上的一部译成英文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赠给他，书——是“秀才礼”嘛！
昨天晚上回到旅馆我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有关金斯伯格的材料，这个人在我眼里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他变得真实而具体，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他无疑是个地道的诗人，具有强烈的诗人气质，不枯燥，不做作，不干巴巴地打官腔，在他的嘴里似乎真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讲出来的话。
“我的母亲是共产党员，她相信希特勒和罗斯福要毒死她，最后死在疯人院里。我的父亲是社会主义者，却不喜欢斯大林，我七岁的时候，家里成天争论不休……”
金斯伯格出生于俄国移民家庭，犹太人，他的家庭在当时的确与共产主义劳工运动有联系。一九四五年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还没有读完，他想引逗清洁女工，在自己宿舍窗户上画了淫秽的画还写了一些猥亵的词句，被学校开除。以后，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油船上的厨师、电焊工、夜间搬运工和洗碟子工。同时也不停地写诗，结交一些诗人朋友。有一年夏天，在纽约的贫民窟哈莱姆区的一所公寓房子里，金斯伯格经历了他自己称之为关键性的转变，他好像“听到了整个宇宙的末日，同时又看到这一末日的不可避免的美丽”。他在诗里表现这种关于美国社会的喜剧式的末日来临的看法，他大胆地使用自传体的手法来描述他自己吸毒以及和吸毒者交往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金斯伯格最终以优秀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但是，一位朋友把他的住所当做储藏毒品的仓库，他一方面想为朋友“两肋插刀”，事发后又想逃避起诉，只好承认自己精神失常，在哥伦比亚精神分析研究院住了八个月。
“主观是唯一的事实，我们身体内外六个感官感觉到的东西才是诗。而细节只能是散文的内容。没有空洞的思想。眼睛是可以把所有事物改变的。写诗就像统治国家一样。不要把疯狂藏起来！诗——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客观事物。它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启发，是人的完整的叙述，是自我预言……”
一九五六年，金斯伯格的第一本诗集《嚎叫》出版。这本书强烈地表达了精神上不满的美国青年的呼声，他的诗加上他的生活方式及外表都触犯了许多保守的个人和团体。这本书还被卷入了一场诲淫的官司，从而成了畅销书，金斯伯格也得以扬名全美国。
人们把金斯伯格第一次朗诵《嚎叫》的那个晚上称为“垮掉的一代诞生时的阵痛”。他从此被誉为“垮掉的一代的父亲”。青年人把金斯伯格的公众形象和当时轰轰烈烈的自由化运动联系在一起。比如：民权运动、同性恋、生活源于各种形式的冲动——吸毒、超然、东方宗教思想以及后来的反越战等等。金斯伯格有了大量的追随者，他们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录了音，到处播放，崇拜至极。无怪乎连斯奈德都尊称他为“老师”。
更为有趣的是，从金斯伯格开始，使诗从书本上走了出来，走到了公众的讲台上，他把诗歌变成了一种朗诵的艺术形式，到处朗诵自己的诗。而且往往是从念佛经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斯奈德给鲸鱼开音乐会。
金斯伯格还参加过许多放宽精神的社会冒险，有时服用麻醉药，他还曾卷入过多次的政治性或社会性的示威和案件。他已出版了十四部诗集、十四部散文集、十四部选集，创作了六部摄影集，并参加过五部影片的演出。我猜不出他在影片中扮演哪一类的角色，便在小本子上记下一条：争取看一看金斯伯格参加演出的影片的录像。
我只顾研究身边的这位美国诗人，会议已经开始了，由冯牧主持。我提醒自己：今天可要集中精神，会议已进入正题，可以自由发言，中美作家要展开讨论了，看他们都有些什么惊人的高论！
“美国作家都要兼职才能在贫穷线以上，书的稿酬还不够付汽车的保险费。书店订购的书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年轻的作家就更困难。”约翰·赫西（John Herser）从一见面就把我称做他的“老乡”，他一九一四年出生在天津市新华路旁边的一幢房子里，一直长到十岁才回到美国。一九七四年他访问中国时去看了一下自己的出生地，那座房子的新主人是位热情的中国老太太，希望赫西能够回去，她可以为他把房子腾出来。赫西一谈起这件事，脸上就现出无限神往和感动的神色。他的座位在我的左边，六十多年前学会的中国话还没有完全忘记，在交谈中他对中国对天津表现出很深的感情。他身材精瘦细长，满头银发，有一副慈祥老者的风度。他在美国拥有七个荣誉学位，他用写作“探讨了形形色色有关人类的课题，并一直保持着清新、流畅和严肃的风格”，“从未流于说教的地步”。一九四五年，他的《为阿丹诺而鸣的钟声》（A Bell for Adano）获普利策小说奖。他的另一篇获奖小说《一块卵石》，描写发生在伟大长江上的强烈、庄严而又神秘的生活。他今天的发言，也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会议应该讨论的核心问题上——作家和社会生活、文学和人类时代。他继续说：
“作家应该永远是生活的局外人，也就是说永远不满足现实生活，要追求新的生活。小说应当使任何一个读过它的人能够面向他那一个时代的人生，而不论这是个什么时代。”
赫西的话无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且有其独到的观察。
小库尔特·汪纳古特发言：“写作是使愚蠢的人变得聪明的一种工作。作家都是人格分裂症患者。文学的作用是什么呢？打个比方：我把一个南瓜举到四米高的空中，然后一撒手，南瓜摔到地上，发出‘砰’的一声。这就是文学的作用。”
礼堂里一阵哄笑。
名不虚传，这位汪纳古特果然才气不凡。他的本意是否认作家和文学的社会功能，却不直说，用尖酸幽默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这和他写作的风格是一致的。这位身高一米九，一头灰发蓬松而零乱，无论从体魄上还是精神上都看不出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他每次发言都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像他那些小说，用创作科学幻想作品的办法表现当代社会，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五号屠宰场》稳固地确立了汪纳古特作为美国当今一个重要作家的名声。“他的想象力、幽默以及既迷人又发人深思的文体受到赞扬”。同时，他也被文学家们公认是一位严肃的作家。这也许是因为汪纳古特所描写的是当代一些关键性问题——技术专横、人们对轰炸的恐惧、最深刻的政治上的内疚、最疯狂的恨和爱等等。
然而，他今天的发言使得他的一些伙伴都不赞成。因为他的观点倘若能够成立，卡普斯为这次中美作家会议所出的讨论题就变成了一句废话。卡普斯在讲话时含蓄地、兜着圈子表示了自己的异议。
美国的“曹禺”——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则讲的比较干脆：“作家的作品比任何炸弹都更有威力，作用更大，永久不休。否则，文明就很脆弱了。一九五六年我被判过刑，因为我拒绝说出在作家会议上看到的那些被认为是资助共产主义者的人们的名字，被判为蔑视国会罪。一九六五年我又拒绝了白宫的一次邀请，由于在越南的悲剧，这种场合使我感到心情沉重，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去参加。当枪炮轰鸣时，艺术就在死亡。而且生活的法律比任何执法吏所能想出的东西都要强得多。”
且不说米勒的文学主张，他被判刑一事以及白宫请他去做客，他拒绝这种荣誉，现在都成为他的骄傲，成为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人格的有力佐证，这一点叫我感到有趣。
更为有趣的是，美国作家团的内部观点发生了分歧，我们则不必吭声了，在旁边看乐儿吧。美国这些老兄并没有统一的组织，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代表美国、代表某一团体或某一组织，他们只代表自己。没有任何义务要维护主席的尊严、同伴的脸面等等。有人几十年也没有开过这么长的会，这次能坐住屁股开三天会，可谓是破天荒的不简单了！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能约束谁，大家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相聚一堂，完全靠思想、智慧、感情和个性相互配合，不存在外界压力。会议结束，大家四散而去，谁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想着他们这种“沙龙”式的作家关系，不禁暗自笑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的团长冯牧点到了我的名字。他说我和张洁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希望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汪纳古特使会场的气氛轻松了，这气氛对我有利，因为我喜欢斗智式的说笑，而不会一本正经地进行严肃的讲话。
“对于作家来讲，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谈论自己，给自己的劳动下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给文学戴上各种不同颜色的帽子。我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不断地探索人生的奥秘，开拓人们的心灵世界。这种探索和开拓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不停地突破和革新。
“文学就是整个的活生生的人，是整个的世界，不要把文学看得太单调吧！最不懂文学的常常是作家，也就是所谓制造文学的人。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当你非常疲乏的时候，让你洗个热水澡，轻松一下，这是文学，当你困得睁不开眼的时候，给你冲一个冷水浴，使你清醒一下，这也是文学；热得大汗淋漓的时候，送一杯冰镇啤酒，是文学，冷得发抖的时候吹一阵热风，也是文学；击一猛掌是文学，亲切吻抱也是文学；可以严肃，可以娱乐，可以哭泣，可以咒骂，什么都可以，这都是文学。
“作家对自己的理解往往和群众对作家的要求不一致。作家不是圣人，作家是当不了圣人的。作家是‘人精’。人对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多，就会变得老奸巨滑。作家就是知道事情太多的那一类人。然而，如果作家都是傻瓜，大家对世界上的事情都一无所知，那也是人类的灾难。”
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发言结束后，左边的赫西向我伸出手，说我讲得很好。他这样郑重其事地握手祝贺，倒使我不好意思了。其实我的心里很清楚，我没有说什么严肃庄重的话，王顾左右而言他，充其量不过是凑趣。
吃过午饭，会议继续进行。
格雷发言：“我们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社会。在受困扰的社会里，作家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当政治家创造出一种有远景的政治生活，文学才会繁荣。”
汪纳古特辛辣地说：“美国的作家是非常受宠的，政治家不害怕作家，不管文学。在中国也是这样吗？”
金斯伯格用他特有的直率说得更痛快了：“中国有没有同性恋？你们有没有创作自由？毛泽东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他一口气提出了十几个问题，但和文学关系不大，多是政治性问题。看来挺尖锐，使礼堂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实际这些问题提得十分幼稚，毫不尖锐，很容易回答。我几乎是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笑出声。
人类的灾难之一，就是人为地制造许多隔阂，比如地界、语言、国家、政治、时俗等等，使各种民族之间不能相互了解。任何一个口号，不管其内容多么精彩和深刻，要想超出本民族的界限都是很困难的。口号不能出口。正像许多美国人不是对中国的现实，而是对中国的一些口号感兴趣并进而产生误解一样。作家的心灵如果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又怎么能够进行创作呢？可是，文学如同船，是不能离开水去追求自由的。世界上又哪来的绝对自由呢？美国号称“自由世界”，一到晚上却不许我们自由上街，因为不安全。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凶杀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是歹徒的自由世界，善良的百姓就不会自由。这是多么普通的事实，多么简单的道理。作家不应该叫群众害怕，使政治家害怕难道是坏事吗？美国的政治家不管文学，不怕作家，这难道是美国同行的光彩吗？“受宠”到不被答理的地步，实在是一种悲哀！美国作家表现出来的高涨的政治热情，对中国政治的关心远远胜过对中国文学的关心，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
其实，在所有的人当中，最紧张的要数卡普斯先生了。金斯伯格的发言刚一结束，他便小声向冯牧赔礼道歉，认为金斯伯格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使他都感到是一种耻辱，深感对不起中国朋友，他要个别找金斯伯格谈一谈。
我当然知道他是不会私下找金斯伯格谈话的。因为金斯伯格并不受他领导，他对诗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在以后的一天多时间里，金斯伯格的发言腔调没有丝毫的改变，证实了我对卡普斯的猜测。
卡普斯听到同伴给中国作家出“难题”，为什么会感到紧张呢？据说前几年召开过美苏作家会议，会上吵得一塌糊涂。他可不愿意把中美作家会议也开成那个样子。何况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是这样的微妙，这样的敏感，他是个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不会让这次作家会议背离美国的总的政治利益。
冯牧叫我回答关于创作自由的问题，我把上面谈到的意思讲了。
卡普斯为了扭转会议气氛向友好的方面发展，赤膊上阵了：“核武器威胁着全人类的安全，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如何为禁止核武器贡献自己的力量，拯救人类。能否请中国朋友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老先生似乎方寸已乱。他当然是一片好心好意，中国对禁止核武器的态度是坚定而又鲜明的，世人共知。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决不会使两国作家发生争吵，而只会产生友好的共鸣，加浓团结友好的佐料。可是他忘记这是什么场合、什么会议了，一群作家，讨论文学问题，又能就禁止核武器问题达成什么谅解呢？
他的问题应该请汪纳古特先生回答，汪纳古特嘲笑文学的作用是南瓜掉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响声，而他的主席却主张用文学去禁止核武器。请问，汪纳古特的南瓜掉下去以后没有落在地上，而是砸在了卡普斯先生深恶痛绝的核武器上面，是南瓜把核武器弄湿，使它不能引信爆炸；还是核武器把汪纳古特先生的南瓜碰个粉碎？
我终于忍不住举手发言了，为了不使卡普斯先生感到太不好意思，我把上面那段话的意思说得更婉转，更柔和。最后说：“我建议关于禁止核武器的问题，还是留待联合国的专门委员会去讨论吧。我倒觉得作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拯救文学，文学面临着听觉文艺、视觉文艺以及凶杀、色情等通俗文艺的严重挑战，特别是商业性威胁着文学性，尤其是在美国商业把文学打得节节败退之时，不知美国朋友对此做何感想？”
我的话音刚落，卡普斯就接着说：“蒋子龙先生说得很对，我们这是作家会议，不是联合国的禁止核武器会谈，这个问题不再讨论，让联合国的专门会议去讨论吧。”
可是散会后我却受到了中国人的批评，有我的同胞，也有美籍华人学者，说我太硬了，太厉害了，叫美方的主席下不了台啦，等等。他们有的直接跟我提，有的到团长跟前“捅棒槌”。金斯伯格对中国作家提出了那么多虽然不一定出自恶意、却不无嘲弄意味的问题，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反感，我的回答稍微锋利一些，他们先受不了啦！有些并无多少真本事、在美国混碗饭吃的人，他们为了要迎合美国人，无论说出怎样的话，我都可以理解。使我深深感到悲哀的是我的某些同胞！看来应付美国人倒不困难，困难的倒是怎样能取得自己人的谅解和配合。
因此，在这一部《过海日记》中，我决定不惜冒各种嫌疑，如实地公布我在美国各个不同的场合讲的每一段话，以及美国人和中国人对我这些讲话的反应。读者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中国人出国访问，其艰难之处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到美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各大城市都有中国城、唐人街，你每到一地都不难碰到一群群的中国人，他们可以成为你了解美国的桥梁，也可以成为一堵墙，妨碍你接触真正的美国。
写到这儿感情激动，手中的笔跑题了。现在书归正传。我不能说喜欢金斯伯格，但也不讨厌他。晚上我们一起去赴一位剧作家举办的宴会。在旅馆的门口他看见了我，急急忙忙从兜子里掏出两本他的诗集，右脚蹬在花坛上，垫着膝盖签上他的大名，送给我。其中有一本就是他的成名作《狂笑及其它诗篇》。金斯伯格的手里仍然提着他那个风琴，不论到哪里参观或吃饭，他必带此物，有请就唱，有时不请也唱，甚至在汽车里也一路唱个不停。今天晚宴的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单身汉，自己住一幢楼，楼内陈设相当豪华。他外表诚恳善良，是个同性恋者，借来和他相恋的男朋友的妻子作今天的女主人。两个朋友一个妻子，这是最现代化的“三角恋爱”。然而三个人却相处得极其友好，殷勤好客，亲如一家。只可惜晚饭吃的时间太长，结束时已近半夜，没有唱歌的时间了。今天晚上却是我们对搞文艺晚会最有恃无恐的一天，因为吃饭的时候我看见电影演员陈冲也来了，有这位姑娘在场，中国人还怕出节目吗？我们可以只管吃饭谈笑了。谁知却没有机会让陈冲在异国他乡又当着这么多中美作家，表现她的演员才能。吃过饭她高声叫喊着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名字，乘车走了。我也陪着金斯伯格提着他的风琴，悻悻地坐进了汽车。在路上，我鼓动他放开了喉咙。
一九八三年一月
附记：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八人，应邀赴洛杉矶参加中美作家会议，被称为“八仙过海”。这是我写的《过海日记》中的一章。 蒋子龙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