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九六〇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距今快有四十年了。前二十年总共写了不足二十万字，只能算刚开始和文学结缘，写作还纯粹是出于对文学原始的即兴式的爱好。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学校定向的生活理想破灭之后，往往喜欢投奔文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
能成为“为文学而生活的作家”是近二十年的事。在这不足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写了四百多万字——这个数字在当今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作家中不是高的，顶多算个中等。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坛，可真是个多产的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外力的推动，或者说是创作环境的激发。然而这个“多产的时代”并不是一味地只有平静和温馨，也许唯其如此，反而更成全了文学。
作家的生命轨迹就是这样的，一旦被文学收容下来，麻烦就会更多。但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放逐到文学——这个活火山岛上来了。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关注它的文学。于是当代文学和生活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文学的想象力得益于现实，又不能见容于现实。
我尝过由上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在报纸上被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特别是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这段时间里，我每发表一篇有点影响的小说就会引起一番“争议”，甚至是一场风波。“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含义就是被批评，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是很难把批评和批判分得清的。文坛上最初的开放，就是伴随着不断地“争议”。我遇到的所有“争议”大都从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平静气氛。
当时不理解，现在想来仍然感到匪夷所思。值得吗？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不知是现实拖累了文学，还是文学拖累了我？
也许这正说明我是个走运的作家——这就是我以及文学无法脱离的时代。一次又一次地“争议”，并没有能扼杀我的创作欲望，只是像狗一样追撵着我。我稍有懈怠，后面又响起狂吠声，只好站起来又跑。常常是这一篇还没有被“批深批透”，我的新作又出来了，使批判家们批不胜批。因为大环境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了，开放的大趋势已无法逆转。没完没了的“争议”，反而增强了我对自己小说的自信，知道了笔墨的分量，对文学重新有了敬意。
老是被“争议”、被批判的人，渐渐地就会感到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丢失的了，在创作上反倒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当一个人经常被刺激，被激怒，他的风格自然就会偏于沉重和强硬，色彩过浓。经历过被批判的孤独，更觉活出了味道，写出了味道——我的文学结构并非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它向现实提供了另一种生存形态。
当然，我也获得过许多奖励，有几次是一边被“争议”一边获奖。其实，批判和奖励都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东西，它最大的功能是督促我去追求一种更强有力的叙事方法。
我用四百多万字，也是用自己的心灵，给这段历史时期一个投影。我惟一能说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和真诚。
回顾是一种收割。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歉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目了然地全摊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清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己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残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
经历了争争斗斗、七批八判，如同庄稼经历了干旱、水涝、风霜、冰冻，当然也有风调雨顺的时候。总之是小不顺大顺，因此才有所收获。保留住一份坦诚，一份自然，人格文格仍然健全，我忽然又生出几分欣慰。
艺术说到底，不就是求真、存真嘛。
回顾这二十年，发现自己对创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这段时间我写得快而多，情感以忧、思、愤为主，文学的责任承载着现实的严峻，视真诚为创作的生命。尽管这真诚有点沉重，有时锋芒直露，对前途却并未丧失信心，甚至对有些人物还投以理想的光焰。就这样形成了我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基调，或者说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风格了，并有意强化这一风格，追求沉凝、厚重。跟文学较劲，努力想驾驭文学。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我想摆脱自己的模式扩大视野。比如“乔厂长的模式”，《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刘思佳的模式”……文学不应该以题材划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局限。这个时期我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和“饥饿综合症系列”。这个阶段的情感和创作基调是沉静，沉静中有反思有热望。冷静地观察和思索，并未使我脱离现实，相反倒愈加重视文学的现实品格了。冲出工业题材的束缚，对工业社会的熟悉，更有助于我探索和表现工业人生。文学天地开阔了，能够限制我的东西在减少，创作的自由度在增长——这个阶段对我至关重要，走出了自己的阴影，也走出了别人的阴影。这很难，但很值得，没有这个阶段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收割”。我想人们所谓的“昙花一现”（像昙花那样烈烈轰轰、辉煌灿烂的一现也很了不起，不应该受到嘲讽，也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就是指不能突破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格和题材的局限，从始至终都是“一段作家”。
一九九〇年以后，我不再跟文学较劲，不想驾驭文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如地乐于被文学所驾驭。超脱批判，参透悲苦，悟出了欢乐，笑对责难和褒奖，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却自觉正在接近文学的成熟期，进入创作的最佳阶段。各方面的准备都做得差不多了。
我无法否认近二十年，是我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期”。作这种“收割”式的回顾，实际是在我的播种期间进行的，并不影响正常的耕作。况且收割后的土地更会渴望着新的播种。
春种秋收，乐此不疲。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蒋子龙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