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设想，现代人类如果不开会怎么受得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许多国际、国内的重大的问题，要靠开会来决定。人类历史上记载着许多重要的会议。

　　尤其是中国人，几乎在娘胎里就懂得开会了。因为怀孕的妇女可以不参加或少参加体力劳动，但开会不得请假。挺着大肚子去听报告，学文件，讨论国家大事，研究计划生育，开会是解放后出生的中国人必不可少的“胎教”。

　　我们的会多，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因此喜欢不喜欢开会，会不会开会，能不能忍受开会，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人因在会上一个发言就可能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有人则因一个发言可能被打入地狱，一九五七年的大批所谓“右派分子”大都是在会议上被“揪”出来的。连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彭德怀元帅，最后都败在了庐山的会场上。

　　因此，有人一听说开会便喜上眉梢。有人一听说开会则心里发怵，厌烦，厌恶。

　　我活了半个多世纪，开过的会不计其数，细想起来却记不得有哪一个会是美妙的，或是真正有价值、不开不行的。能够记得的都是一些可怕、可恶的会。决定历史的会议由大人物们去开，老百姓开会只是被决定。

　　比如：当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第一次知道开会的厉害，会场如战场，炮弹呼啸，血肉横飞。以后在“文革”期间又经历过“袖珍型批判会”（加上我只有四个人）和由七千人参加批判我一个人的“巨型批判会”……

　　像我这种人不可能热衷于开会，开会成了我生活中一件很头疼的事。但是，自一九八二年被选为天津作协常务副主席，不主持开会是不行了。记得我第一次主持一个文艺界的老同志座谈会，要讨论的事情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例行公事，不能不开会。当时机关里只有一辆旧上海轿车，从八点三十分出车，把十几位老同志都接齐已经快十点了。我建议这个会只能开半个小时，从十点半开始送大家回家，到把最后一位送回去，差不多也快十二点了，不影响老同志们吃午饭和午休。堂堂美国总统有时和其他国家的首脑也只“通话十分钟”或者“会晤半小时”，一个群众团体有什么事情半小时还说不完呢？即便真有话想说，大家都是作家，而一个叫契诃夫的大作家曾说过，简短是天才的姐妹。相信谁也不会讲得太长。然而我又想错了，只要一开会还真有说不完的话，一个人发言半小时都不够用，“好不容易开一次会，还不叫我们把话说完吗？”说得有理，饭可以晚吃，觉可以不睡，会不能不开。把话说尽，心里痛快——这就是开会的好处。

　　有人经常批评作协，为什么不开主席团会，为什么不开理事会，为什么不学习这个文件，为什么不讨论那个报告。对他们来说开会像过生日一样快乐。另有一批作家很不愿意开会，觉得开会是浪费生命。这使我好不作难，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开会作家”，任何会议都由他们去开。另一类是“写作的作家”。结果老嫌开会少的人，却不愿当“开会作家”，遂使我的建议流产。

　　还有一个难题，开会发什么东西？本部开会好办，按眼下的社会风气，凡有外人参加的会没有白开的。然而作协很穷，而且会越来越穷。我提议凡非发东西不可的会就每人发一本稿纸。一本稿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如果画得好写得好，同样可以变成钱。又高雅，又有作家协会的特色。此建议却遭到工作人员一致的反对。发稿纸会挨骂，还不如不发。朋友埋怨我参加现代会议太少，孤陋寡闻，一个对开会没兴趣、不擅长组织各种会议的人，怎么能当好主席呢？

　　此话中肯而尖锐，打疼了我。好在我这个主席早已是“超期服役”了，很快就下台了。不过，现在又“官”复原职，这真是由不得自己的事。

　　人的级别往往取决于会议的级别，只要看他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基本上就能断定他是什么级别的人物。

　　会当官的人没有一个不重视开会的。该他参加的会议你不让他参加或忘记通知他了，他跟你没完。开会是一种政治待遇，是政治生命的标志。

　　剥夺了某个人参加某种会议的资格，就说明这个人有点不妙了。

　　作家有职称，无级别，有人担任一些社会职务，那多半也是象征性的，安慰性的，不必认真的。我就有那么个头衔儿，每年要开一次大会，千八百人聚集在一个大宾馆里呆上八到十天。我对大会、长会有一种本能的逃避意识，这头衔时不时挂在我头上，却没有认真参加过一次会议。

　　这是有点不像话。一些习惯于开会的人，更是无法理解这种逃会心态，很自然地会猜度：我是不是对这个大会有意见？也许是瞧不起这个组织？抑或是神经有毛病？

　　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意见，一个人怎么可能对一个庞大的组织和大会有意见或瞧不起呢？如果有也是对自己不满意。我对这个“高规格的、隆重的”，被称为“一年一度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非常尊重的。正是出于这种尊重，我想大家心照不宣，彼此照顾，客客气气，我不去则大会省事，我也方便，这十来天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是得了“厌会症”，还是“恐会症”？十来天是一眨眼的功夫，为什么我会嫌长？外出旅游十天不嫌长，出国十天不嫌长只会嫌短，天天吃饭睡觉不嫌烦，为什么开十天会就受不了呢？

　　我找不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今年便规规矩矩地去参加会了。一报到先领了一个黑提包，里面除去会议文件之外，还有一个精美的笔记本、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小纪念品，保险公司的会议保险单，服装公司、钟表店、眼镜店赠送的九折优惠卡，还有领带、衬衣。大会筹备者想得相当周到，如今开会不只是精神会餐，还有一定的物质收获。

　　一位经济界的朋友见我这副少见多怪的样子，便教导我说：“你经常逃会是会落后时代的。”“有这么严重？”“开会能体现时代的高度。这种大会是最清廉的了，你猜猜我们公司有一次开会发什么东西？”

　　我壮起胆子瞎猜，无非是高档电器，总不会发辆汽车，发套房子吧？

　　“你们作家，太缺乏想象力了。我们弄来一车活鳖，俗称‘王八’，乃大补之物，市场上百八十元一斤，而且很难买到。工作人员按照到会者的级别高低，把王八也分类排队，级别高的王八大，级别越低，得的王八就越小。分活物可比分死物复杂多了。分王八有好几道工序，先在王八背上贴纸条，纸条上写着得主的姓名：李主任、张书记、刘经理、王代表……然后再把这些宝贝分装进兜子。王八一多怎么管得过来，搞得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大呼小叫：‘不好了，李主任跑了，快抓住！’‘张书记钻到床底下去了！’‘哎哟，刘经理咬了我的脚后跟……’”

　　这是对开会的一种创新。既然对会议内容无法进行创造，就在会议的形式和幕后分配上花样翻新。

　　我发觉开这种大会是很舒服的，官场得意的人大都擅于享受会议。只要你沉得住气，坐稳屁股，皮包一夹，不动脑子，不费力气，规规矩矩，坚持到底，就是好同志。而且吃得好——每人每天只交一元钱伙食费，早晨有牛奶、鸡蛋，中午、晚上六菜一汤；睡得好——在高档宾馆里，高枕无忧。看得好——每天晚上都有电影或文艺演出；说得好——会开会的人熟练地驾驭会议语言，说正确的话，慢条斯理，循规蹈矩。滔滔不绝的废话、空话、套话，中国语言经过这样一番排列组合，变得最没有味道，比噪音还令人难以忍受。它使听会的人智商变低，然而发言者却不是傻子。另一种人，心里有火气，或自以为思想深刻、见解独到，便慷慨激昂，逞口舌之快。不说白不说，说了虽白说，白说也要说。说出来心里就痛快了，有助于安定团结。

　　人类发展经济为了充分满足自己的欲望，经济越发达，生活中的诱惑就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疯狂雇佣自己，变成挣钱机器，消费动物。格尔提出的“争取被承认的斗争”，变成一种挣钱的斗争，有钱被承认，没有钱想被承认就难。所以雇佣自己，别出卖自己，把“雇佣”变为“最优秀者的劳累”。

　　见了熟人招招手，见了朋友握握手，需要的时候举举手，多么轻松。我决心坚持到底，好好休息一下。

　　然而，只坚持了两天又溜号了。原因是：这么好的会怕上瘾，成了“开会作家”。

　　一九八三年六月 蒋子龙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