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用一个字概括我对文坛乃至上个世纪的印象，那就是：闹！
闹饥荒，闹革命，在跟革命对象闹的同时，革命阵营内部也不停地闹事、闹矛盾、闹情绪、闹气、闹架，闹哄哄地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闹剧，也闹出了一场又一场的乱子——以“文化大革命”为最。
当“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人们曾欢呼雀跃，觉得这回可有了安全感，今后再不搞整人的政治运动了，即便有人还想再搞“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还搞得起来……
我却越来越怀疑这种信心。
巴金老先生在《“文革”博物馆》一文中说：“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文化大革命的原生形态或许不那么容易再死灰复燃，但它的次生形态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远远没有绝迹。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不单是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更重要的是改革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
那场浩劫过去二十多年了，人们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变，社会的道德水准可否有了明显的提高？人性可否有公认的可圈可点的进步？不错，商品经济的确松弛了许多人头脑里的阶级斗争的弦，但某些人爱闹腾的毛病是改不掉的，文坛上的闹腾也仍未结束……
上闹下和下闹上
如果我说，眼下还有人在搞“大批判”，想“围剿”或“封杀”一个作家，恐怕很少有人会相信，人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都什么年月啦？
你说现在是什么年月？
——争争斗斗的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改革开放经历了二十多个年头，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剧烈的改变，自己的正事都忙不过来，谁还有闲心去给别人发动政治运动呢？
很不幸，我讲的是真事，而且就发生在我身上。那是两个月前，实实在在地到了二十世纪的末尾，一家报纸未经我允许就转载了我在一九九六年写的一篇短文：《天津人真哏儿》。里面有这样一些话：
“（天津人）谦虚，实在。千百年来以北京的门户自居。何为门户？看门守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传达室。
“忠于职守，安贫乐道。再有钱的单位也不会把传达室装修得比自己的办公室、会议室、居室更堂皇，更豪华。因此天津老是比北京差一点，马路比北京的窄，楼房比北京的矮，工资比北京的低，连物价也不如北京涨得高涨得快。
“某些国外著名的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世界级的音乐大师，甚至包括一些世界级的政客，如尼克松、布什、卡特、撒切尔等，路过天津就像经过传达室一样，决不停留地昂头而过。在天津人的记忆里，似乎只有可亲可爱的金日成、西哈努克，曾让天津认认真真地戒过严，好客的天津人推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满头雾水地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有些事传达室能挡得住，比如小偷小摸，要饭的，拣毛蓝的。有些事传达室就挡不住了，如八国联军进北京，天津非常仗义地拼死守卫着首都的门户。但传达室毕竟是传达室，八国联军最后还是进了北京。作孽一番之后又撤出了北京，反倒在天津建立了租界地。把北京的门户变成了监视北京的岗楼，让天津人尴尬了许多年。”
大概是这些话使有些人大为不悦，质问或许批评了报社，报社便连开两天会检讨此事，于是闹成了一桩事件，立即在全市的政治圈子和文化圈子里哄传开来，说我又倒霉了。
你看看，他们不经过我的同意就转载我的作品是违犯了国家颁布的《著作权法》，不光明正大地写文章批驳我的观点，私下里召开大批判会又损害了我的名誉权。我也但愿自己的那篇短文有失偏颇，可天津人这样一闹，不是反而印证了我的观点吗？天津人，还是真哏儿！
朋友们鼓动我诉诸法律求个公道，我却以苦笑了之。半个多世纪来，经历的这类事件多了，每次都是被动地承受，等待事态的自然转化。眼下毕竟还不是“文化大革命”，没有把我揪去坐喷气式、喊口号就算认便宜。积多年挨批判的经验，对付批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守住自己，保持沉默。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这样一篇短文会触怒这些人的神经？几天后，有位在政府谋职的朋友告诉我，现在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要鼓气不能泄气……
如果因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就轻而易举地把气给泄了，也许那气原本就没有鼓起来，或者那是用嘴吹起来的轻飘飘的玩具气球，一碰就破。真正的民气，志气，热气，骨气，是不会那么容易地泄掉的。况且，怎么就认定我的文章是泄气的而不是鼓气的呢？编辑既然选上它就说明喜欢它，一级级地审查过关都没有看出问题，就说明不是一个人欣赏它。出事后连续几天，我早晨在游泳馆都会碰到为这篇短文抱不平的人……
社会毕竟是进步了，倒退十几年，上边批下边会造成连锁反应，震中是五级，到下边就成了八级。即使是同情你的人也噤若寒蝉，不敢替挨批者说话。
由于职业原因，跟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所接触，多年来我总结出这样几条规律：
领导干部自我感觉不佳，群众的口碑却不错——这样的地方发展得快；
领导干部的自我感觉和群众的评价基本一致——这样的地方稳定而自信；
领导干部的自我感觉和群众的感觉差距较大——这样的地方就尴尬了。
岂料，我还是把事情想得简单了，就在批判《天津人真哏儿》的同时，另一家报纸正在连载着我的长篇小说《人气》，也突然中止，这其中隐藏着一种重大的威胁。
从内部传出的小道消息是：有的作家告状……这就奇了，这“有的作家”不去写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还热衷于告别人的状呢？是想趁《天津人真哏儿》的事件落井下石，还是借机想投某些领导同志所好？
文坛上的闹都是这样闹起来的，有时是从上往下闹，有时是从下往上闹。归根结蒂是得先闹动了上边，上边不动下边就闹不起来，上边一闹，下边见风使舵和趁风扬土的人就热热闹闹地活动起来了。
事情也确实闹起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总会有些读者，在敏感的事件中被敏感地腰斩，更激起了读者的敏感——中国的老百姓大概是被“文化大革命”闹惊了，一看我的小说被封杀，就想当然地认为我这个人一定是出事了。找上门来的，打电话来的，写信来的，搅得我干不成别的事啦。众口——祸福之门！连住在我楼下的邻居也用有点异样的眼神看我，不好意思当面问我，又受了周围老邻居的委托，就绕弯子去问作家协会的人。我想，报社里的状况可能也差不多，《人气》还真有点人气！
上边闹下边主要有两个手段：一是批，二是卡。对付《天津人真哏儿》是批，对《人气》是卡。卡就是封杀，停掉，管死，简单而又快捷，有时非常有效。有时则适得其反，非但卡不死，反倒会把事情闹大。《人气》偏偏就赶上了这后一种情况，立即就有人想在网上和外地的报刊上大炒这件事，连标题都想好了：《天津封杀蒋子龙》、《诞生〈人气〉的地方腰斩〈人气〉》……
检讨自己
我请求朋友们千万不要使用现代传播手段炒作我的难堪，给我雪上加霜。我要静下心来好好反省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经历……
自一九五七年自己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挨批，如今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仍旧经常被折腾，这是为什么？至于文坛是什么样子，社会是什么情状，大家都心知肚明，无需我多说。重要的是能找出我自己该负什么责任。
明摆着的一个原因是爱“犯棱”——棱子。额方角锐，不圆，不熟。
一九五五年我以高分从农村考入天津的一所中学，却受到了城市学生的蔑视，称我为“小侉子”，刚开始还常从背后暗算我，打一拳或踢一脚。这激怒了我，培养了我的不驯服，因对大城市的陌生而产生的怯意一下子消失了，对想欺负我的人加倍还以颜色。两年后，当一位自己尊重的老师被打成右派之后，傻乎乎地跟好朋友乱嘟囔。这位好朋友是个白白净净的天津学生，功课也不错，任班上的学习委员。原来他早就想压过我去，利用跟我天天在一起的方便，把我每天说的话、看的课外书，都添油加醋地汇报给学校团委，终于把我抓了典型，又批判又处分，那位好朋友如愿以偿地代替我当上了班主席。那是我第一次被出卖，小小年纪竟气得吐血，至今左肺上还留有一个钙化点。
这样的教训应该说够受用一辈子的了，可我似乎是个好了伤疤就容易忘记疼的人，以后又被我自己提拔重用的一个人狠狠地出卖过，幸好我命硬。
——对了，这是一位有点特异功能的作家给我算命时下的结论，他说我的命很硬。我至今还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这个“硬”字。
我的老人都活过了七十六岁以上，自己儿女双全，健康乐观，妻子的身体似乎比我还棒，性格豁达——显然我的这个“硬”字跟家庭无关，并不磨损自己的亲人。那么就只能跟文学联系起来想这个“硬”字了……
作家的命有软的吗？文坛上从来没断了闹腾，命太软了能挺得住吗？是不是就因为硬，我才屡遭折腾都没有被折腾熟，至今还有点棱角？况且我多是遭受来自上边的折腾……
我从一九六〇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就挨批。那篇作品的题目叫《西瓜熟了》，大意是讲一个很小的海岛上，驻守着三个战士，一个是陆军岸炮部队的雷达兵，一个是空军的气象兵，一个是海军的潮汐兵。海岛上只有石头没有土，陆军的雷达兵回家探亲时捎回一兜子土和一包西瓜籽，到秋天真的结成一个西瓜，三个战士为了分吃这个来之不易的西瓜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我本来是按着小说的样式写的，可能是写得不像，再加上不会投稿，没有注明寄给文艺部，结果《人民海军报》在头版像报道模范人物的英雄事迹那样发表出来，还加了编者按，号召全军官兵学习三个战士团结友爱的精神……
可想而知，我所在的部队大哗，中国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海岛，也没有这样三个兵，政治部的干事把我找了去好一顿批：胡编乱造，虽然没有丑化我军，但也影响恶劣！
自那以后，好像就给我的创作命运罩上了一种晦气——不断地会受到批评、批判，乃至批斗。
《机电局长的一天》，在工厂的大礼堂里七千人批判我一个。以后又在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都演出过的中国大戏院召开全市批判大会，这也是一种光荣，要不是这种机会，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登上那样的舞台？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刚把我批倒批臭，“文革”就结束了，很快他也被揪了出来。一九七九年我出访南斯拉夫前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买饭时发现他和夫人正站在我身后排队，“相逢一笑泯恩仇”，我让他们先买，然后坐到同一个桌子上吃了顿和解饭。不久他就作古了——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硬”？
后来，那个倒霉的“乔厂长”问世。当时有位领导不知为什么特别憎恨“老乔”，在布置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工作时，他讲了一个小时的话，前四十五分钟都是批我。我们厂的工会主席在传达的时候说：“全市计划生育运动的最大障碍就是蒋子龙！”
——这样的事情多啦，那个时候几乎是一篇作品一场风波：《拜年》、《赤橙黄绿青蓝紫》、《收审记》……都列出来就有炫耀倒霉之嫌。倒霉原本不该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可在中国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似乎赋予了倒霉一种特殊的意义……直到一九八四年我发表《燕赵悲歌》，激怒了当时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又向更上面的领导作了汇报。两周后更上面的这位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接见参加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的代表。等到在跟我握手的时候他说：“刚读完大作，这部小说的倾向很值得讨论……”我能猜得到他下面要说什么，要知道“讨论”这两个字的分量，如果当面反驳他对我的批评，当着美国作家的面会有损他的形象；如果听了批评不吭声就等于默认，自己又于心不甘，只好不等他把话说完就主动松开手站到远处去。
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了累，感到了烦，生活不该是这个样子，文学不该是这个样子。我做人有棱角，作品有棱角，几经打磨，棱角没有完全打磨平，倒是打出了许多缺口，像锯齿……
似乎心有所悟，便暂时离开工业题材，起动自己的另一块生活，着手写长篇。
却并未改变隔三差五就挨一下整的命运。
但，挨整归挨整，我又总能过得去，包括眼前这场腰斩《人气》的风波，中断了几天之后又继续连载。我能一次次地逢凶化吉，有时是靠“贵人”相助，站出来说公道话。有时是得益于自然法则，爱批判别人的人也有下台的时候，也会老，也会死，而比较起来，文学的生命力似乎还更长一些。能捱过来，更多的还是靠自己硬撑过去，只要生命力强盛，也会熬到转机，遇难呈祥。这可能得益于“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性格，受伤害后容易复原，心里并未因被一次次的闹腾而变得阴郁、晦暗，至今仍旧能吃能睡，卧推还能举起七十公斤，自由泳可在三十九秒钟内游完五十米。这大概就是所谓“命硬”的好处，这种“硬”原来是被外力捶打出来的，满身茧子，皮厚肉硬，令那些惯于咬人的人咬起来不那么爽口。
横闹
从上往下闹或从下往上闹，是“纵闹”。
“横闹”——就是俗话说的“打横炮”，从别处飞来的横祸。
比如一九八九年底，北京的两位知名作家不知为什么上了一种“黑名单”，有一天一位管文艺的领导带着上级的口头指令来机关找我，当着许多人对我说：“昨天晚上文联的主席跟部长一块看戏，他向部长明确表示，他们那儿的所有刊物都不再发敏感作家的东西。部长希望你们参考文联的态度。听说这期的《天津文学》要发表北京一些敏感作家的小说，能不能参考他的做法撤下来？”
那个文联主席是我认识十几年的朋友，在这之前，他跟北京所谓敏感作家的联系比我更多，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值得表这样态度！我是个直性子，遇事沉不住气，没有仔细思量，没有对证就给文联的朋友打电话，火气十足，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他说自己并没有跟部长说过这样的话，我心里一震，知道自己莽撞了，或许他真的没有说，或许他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被其他传话人给曲解了。这位管文艺的领导一直跟了我一天，再三督促我把他们两人的稿子撤下来，我顶着就是不撤，还当着他和编辑部全体人员骂部长是“小政客”，想叫我撤稿就该堂堂正正地下令，又当刽子手又不想负责任，卖了文联，还想再卖我。他们两人的稿子最终也没有撤，《天津文学》如期出版，但我这个《天津文学》的主编却被撤职了，文联的人也得罪了。
不当主编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成全了我的写作，但我仍然别扭了很长时间，主要是懊悔自己不沉稳，脾气暴躁，出口伤人，为什么要当众骂人家是“小政客”呢？即使不想撤稿，也可以好说好道或用别的办法解决。
更重要的是跟有些人十几年的友情画上句号。在此之前，我们曾为天津文坛上和谐轻松的空气高兴过，那时如果到外地去，见谁不见谁很有学问，不能把两个不说话的人聚到一块，不仅自讨没趣，甚至还会得罪一方乃至双方。有作家朋友来天津则不必有此顾虑，见他会有我，见我会有他……从那以后我们也跟那些疙疙瘩瘩的文坛一样了！
在文坛上交个朋友很难，毁掉友情却很容易，一句话，一个小小的误会就可能反目为仇，因为文人的关系原本就很脆弱。“文人相轻”自古亦然，而到了当代，似乎已经发展到文人相憎、文人相仇了。
一个年纪不算小的“业余作者”，屡屡被编辑部退稿，便去一个老作家那里告状，那老先生也就抡着拐杖到上面大闹，指责作家协会，主要就是蒋子龙搞派性……这都什么年月了，有些人一张嘴还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现在的“派性”是什么呢？是指纯文学派还是通俗文学派？下海派还是不下海派？哪一派算好，哪一派算坏？中国的文学刊物多得很，这儿有派性不发表你的稿子，你可以拿到别的地方去发表，到处被退稿难道说明到处都有派性？然而，只要有人告状，有人就下来查。虽然每次调查都不能还我一个清白，但上级机关听见风就是雨的这种举动本身，等于助长了闹事者的气焰。他们毫无损失，每闹腾一回总能调动领导同志过问，也算不白闹，至少还显示了自己的能量。连最底层的老百姓都懂得“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的道理，可许多经常被闹腾的领导人物，为什么反倒容易受闹事者的蛊惑呢？
前两年，中国作家协会换届，这可是文坛爱闹腾的人大展拳脚的好时机，如果不借机大闹特闹一番，又怎么对得起自己。于是匿名信、黑材料接连不断地投向中组部、中宣部、中国作协以及市委的各要害部门，揭发我有重大的经济问题，家里的全套电器都是用作协的公款购买的。其实，只要对作家协会稍稍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检举，作协的那点经费，够给我装备全套电器的吗？但既然有人告，作为上级部门就得到作协来查，神秘兮兮地像演绎《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作协里没有人知道我的空调是什么牌子，电视机有多大，电脑是什么型号，以及音响是哪国货。
心术不正的人爱闹腾，固然是想伤害别人，因为他们看到别人活得好就从心里不自在。如果伤害不了对方也不怕，他们还可以靠这些伎俩安慰自己。
因此，在闹上级没有闹成的情况下，又直接来闹我，在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把匿名信的复印件偷偷塞进我的信箱，想给我的心里添堵，不让我过年，至少是不让我过好年。晚上我开信箱见到这个东西，读后虽然不能说高兴，但也没有生气。因为我知道他们就盼着我动怒哪，实实在在地说这个年他们是过不好了，这时候他们在猜测我见到这个东西没有？见到以后的反应如何？他们的嫉恨太活跃，不可能不反馈到他们自己的身上，必然会把自己降低为一个心耿耿气哼哼的小丑。对我来说这有什么损害呢？其实什么也伤不着我，我只需轻蔑，无须动气。这是送给我的一份特殊的拜年礼——我将来要写一部有关文坛传奇的小说，这样的材料不可多得，若叫我虚构，要命也想不出这么卑劣的措词。几年前，王蒙曾和我商量要编一本《当代小报告选》，苦于打小报告的人不肯提供稿件，致使这样一本畅销书迟迟不能问世。现在终于有了一份货真价实的小报告。
爱闹腾的人之所以能很容易地一次又一次地闹腾起来，盖因爱看热闹的人太多了，这些人只要事不关己——看打架的希望架打得越热闹越好，看火山爆发的认为火山烧得越大越好看。那些爱闹事的人则分两种，一种是出于有名目的仇恨，一种是出于无聊。罗曼·罗兰说过这样的话：有名目的仇恨，一旦达到目的，恨意就会慢慢解淡。但为了无聊而作恶的人，是永远不肯罢休的，因为他们永远无聊。
前不久，跟我相当熟的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兼诗人，郑重其事地向作家协会的干部打听：“听说蒋子龙携巨款跑了！”那干部告诉他，蒋子龙刚在楼道里跟我打过招呼。几十年来我就是这样在各种各样的中伤和诽谤中摸爬滚打过来的，早已学会听而不闻、风打不动了。这位诗人也相信并传播关于我的谣言，只是令我有点心寒——他一向自称是我的“哥们儿”，前些天刚跟我一起到解放军嫩江基地采访回来，他知道作家协会的真实情况，从中央到地方，哪一个作家协会会有“巨款”可让人“携”？如果我“携”的是自己的“巨款”，又何必要“逃”呢？如果是从银行里抢的，那叫“打劫银行”，不叫“携巨款潜逃”。
其实，这位编辑“哥们儿”是个挺好的人，他是听出版社的电工说我出事了，未加思考就相信，可怕也正在这里。为什么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并非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偶然失误，而是长期在政治上和体制上形成的阶级斗争意识的总爆发。“文革”的土壤与动因，是来源于积淀在每个中国人头脑中程度不同的闹腾文化和闹腾心理。“文化大革命”，并不像现在人们说的就是“坏人整好人”那么简单，而在当时，绝大多数人恰恰都相信是“好人整坏人”，是广大革命群众整“一小撮”。在广大革命群众里面绝大多数确实是好人，他们理直气壮去整“一小撮”，或支持和赞同别人去整。这才是真实的“文化大革命”心态，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然能经常见到这种心态：起哄，架秧，墙倒众人推，破鼓滥人捶。
社会上这类一哄而起的事件从未间断过。告黑状，散发黑材料，“文化大革命”的整人手段照旧被许多人在反复使用。关键是这些手段仍然有效果，恶人告状有人受理，散发谣言或黑材料有人相信，这就越发地鼓励了这些人的“文革”意识。
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培养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许多人已经将整人的那套极左手段“融化在血液里”，时刻不忘“落实在行动上”，无论什么时候再搞起政治运动来，仍旧是轻车熟路、一呼百应——可以断言，这种文化大革命的遗传肯定是要带进下一个世纪的。
左闹右
“以左攻右”——这是能闹的人惯用的伎俩，也是他们能屡屡得手的武器。
由于人类长期习惯于使用右手，“右便而左不便”，于是也形成了古人特有的尊卑观，“职高者名录在上，于人为右；职卑者名录在下，于人为左，是以谓下迁为左。”在政治上，古人视右为上，视左为下，“是时尊右而卑左”，所以称豪门贵族为“右族”，而被贬降职的人称为“左迁”。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左右颠倒，左为上，右为下，左常处于攻势，右常处于守势，左常斗右，右常挨斗，左能常胜，右则常败……
其实，许多爱闹腾的人并不真正清楚左和右的意义，只是实用主义地把左当做整人的武器。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上半个世纪这样，把左和右明显地区分开，然后形成尖锐的对立局面。且推而广之，广而告之，让全民都左，举国反右。人人皆知左的好处，以左自保或以左害人，培养了人的投机性。
所以，许多人都发同一个感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老爱闹？
没饭吃要闹，有饭吃了还要闹，大事情上闹个你死我活，小事情上闹个鸡飞狗跳，大单位闹得乌烟瘴气，小单位闹得人心涣散……总之，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人闹。
破除平均主义实在是社会的进步。但嫉妒毕竟是人类一种绝对的情感，过多的不公平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而过度的不平等则会积蓄成恶的根源。
经过“文革”的强化和普及，这种闹已经深入人心，影响远播。
根据这许多年来被闹的体会，我以为文坛上大体就是两种人：一种是爱闹的，一种是被闹的。爱闹的永远闹腾，他们的兴趣、热情和希望就在闹上，对自己的写作已经丧失了信心，或者从来就没有入过门，基本不知文学为何物，想通过闹腾得到靠写作得不到的东西。不会闹的人无论他被闹得多么惨苦，也学不会怎样闹，可能有时候也发狠：咱也闹一闹！一轮到动真格的，脸皮就拉不下来了，自尊、自重全成了闹的障碍。
要知道，造谣生事，胡搅蛮缠，到领导跟前摇唇鼓舌，拨弄是非，是需要有一张厚脸皮和一条长舌的，敢闹、能闹也是一种本事。
于是，渐渐地就形成了文坛上的这种局面：不会闹的人老是挨闹，能闹的人老是在闹。不会闹的人大多洁身自好，整天埋头于自己的写作。爱闹腾的人反而能经常接触领导，影响领导，这就使闹腾的威力增大了！领导怕闹，反而纵容了闹，能闹的人看似在闹别人，实际是在闹领导，闹自己。过许多年之后回头一看，除去一串闹的记录外加一堆匿名信、小报告，还能有什么呢？闹到最后自己却什么也没有捞到，于是由最初的嫉妒上升为仇恨，还想大闹，却已经没有力气了。能闹的人到晚年大多都闹得众叛亲离，处境凄苦，甚至死后都讨人嫌——一位被闹腾了大半生的老作家在去世前留下一条遗言：不敢学伟人，请把我的骨灰撒入江河大海，只要求随便撒到什么水域都行，或扬到有植物的地方也行，目的一点都不崇高，就是不与爱闹腾的小人同在一个公墓，免得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不得清静。
闹是一种病，死亡会结束它的危害。
也应该承认，市场经济已经减少了一些文坛上的闹，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上，爱闹的人失去了很大一块市场。而且作家协会的经费还在逐渐减少，有朝一日这样的单位被“经济调节”得有名无实或彻底“下岗”了，作家们自谋生路，去各写各的东西，使那些以闹为生的人失去闹的依托和舞台，只好去闹钱，或被钱闹。若出于眼红再闹人，人家会动用法律手段自卫。这是后话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受了“内伤”，这“内伤”在短期内是疗不好的，流脓淌水地不知要拖多长时间。
但是，没有一样灾难会对一个民族构成单纯的坏事。生命中最好的东西常常来自受伤，麦子碾碎以后才能做成馒头和饺子，地面经过翻耕才能下种，人性也需要苦难才能配成世上的幸事。忧伤破碎的心培育坚韧和勇气，优秀的心灵多有过重大的不幸。
在刚刚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人们都喜气洋洋地抬起了头，但在行进中还需要停留，难免要回头张望已经走过的路，这是一种习惯，有欣慰，有满足，有启迪，也会有遗憾……如果再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很可能会眼有点晕，头皮发怵，腹部一阵紧缩，但愿不要闹肚子。下个世纪还有许多新的景观在吸引着我们，生活注定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改变。
而改变总是快乐的。在路上观看沿途的风景，或想到下一个景观，总会令人激动和向往。 蒋子龙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