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外出归来，意外地收到一份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出版的《交流》一九九四年第二十八期，不知为什么一见到这种文件式的内部读物，心里便生出一种不祥之感，以往这种读物从未给我传递过好消息。于是顾不得疲劳先读《交流》，越读越觉惶惑：出国半个月莫非“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这期《交流》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审读述评”，题目是《读报有感之四》，对四月份我在《南方周末》的“周末茶座”一栏里发表的五篇随笔大张挞伐。字里行间充满恶意，或有意歪曲，或断章取义，或不讲道理只扣帽子；称我的五篇短文“是一面灰色的旗帜”，“缺乏社会责任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轻率地抹煞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把严肃的问题庸俗化”……
一
五篇随笔加在一起不过七八千字，居然把“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轻率地抹煞了”，这是何等严重、何等吓人的帽子！怎不令人想起“文革”？后边似乎就应该喊口号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然而这位“审读者”似乎只有批判的架势，却缺少批判的武器。我读了几遍他（也许是她）的“有感”，也没有弄明白“审读者”的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到底想批判什么？他（或她）自己又拥有什么？被他（或她）强拉硬拽押上审判台的东西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比如：是他（或她）说我的五篇随笔是“省委机关报”的“旗帜”，然后就给这“旗帜”涂上颜色加以批判。这与我何干？我从来不认为像“周末茶座”这样的小栏目会成为报纸的“旗帜”。又如：“审读者”大段引用了我的《雇佣自己》一文：“人类发展经济是为了充分满足自己的欲望，经济越发达，生活中的诱惑就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疯狂雇佣自己，变成挣钱机器，消费动物……所以雇佣自己，别出卖自己，把雇佣变为‘最优秀者的劳累’。”然后加以批判：“在这里，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集体的观念……统统没有了，人，仅仅是‘挣钱机器’、‘消费动物’，是赤裸裸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是十分虔诚的拜金主义者。显然，如果让这种观念畅通无阻、大行其道，那么，精神支柱的崩溃，道德的滑坡，也就是理该如此，不足为奇的了！”这是哪儿对哪儿？批判和被批判拉扯得上吗？我只能认为“审读者”就是想批判我，有问题要批，没有问题也要批，甚至不惜偷用我文章中的观点，只不过重复得不好，显得装腔作势，令人啼笑皆非。也许“审读者”的本意原就不在于批什么、批谁，他（或她）需要的是批判的声势，批判的既成事实，自己坐在审判官的位子上，把别人推上审判台。此人深知当“左派”的好处，当批判家是万无一失的，批错了也损耗不了自己一根毫毛，被批判者是奈何他（或她）不得的。如果批对了，他（或她）很清楚会有什么结果，自己会得到什么。这样的心理又岂止是“灰暗”，简直是“阴毒”。
然而，命运还赋予人类一个永远的使命，就是不断地向自身的极限挑战。这也是历史所证明人类不得不遵循的生存法则：承认极限，又不囿于有限，而是千方百计地突破极限；否则人类自身，以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心理环境和物质条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程度。事实证明，人的极限并不是不可突破的，生命有极限，同是又有巨大的潜力。
二
我在《难讨公道》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退休后的老马到自由市场上买香蕉，挨了个体户一顿臭骂，却只能强咽下这口恶气，咽不下也得咽，“上了年岁的人格外需要社会公德的温暖，缺少公德的社会环境是生命的陷阱……”“审读者”批判我“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或她）“说不出的滋味”就是错的吗？就该批判？呼唤社会公德，揭露破坏公德的现象是“缺乏社会责任感”，那么当广州沙河流氓在大街上公然侮辱妇女、阳江一名十二岁学生落水，数百人围观而无一人相救时，“审读者”一定认为围观者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而报纸把这种事情揭露出来，是“缺乏社会责任感”、是“细细描写了阴暗面、消极面”了？当今中国最大的“阴暗面、消极面”就是腐败，然而党和国家敢于正视它，公布了大量触目惊心的案例，还有层出不穷的诈骗、害人不浅的医疗事故、对群众和社会构成极大危害的假冒伪劣产品等等，以“审读者”的观点来看揭露这些都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了！只有敢于揭示腐败，才能反腐败，这正是一种积极和强大，一种力量和希望。“审读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光明使者”，好像只有他（或她）才看到了国家是一片净土，也只有他（或她）才有责任维护国家这片净土，这是何等的虚伪和脆弱。
其实“审读者”的批判文章本身就证实了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审读者”为了打击人故意不想承认的“阴暗面”和“消极面”。我在广东省宣传部的新闻出版处同样“难讨公道”，我的遭遇还不如“老马”。“老马”挨的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个体户的粗骂，而且是明的，骂完就完了。我挨“审读者”的骂虽然不带脏字，但更恶毒，白纸印上黑字，且揪住不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审读者”在《交流》上发表了两篇批判我的文章，并扬言要“深入讨论下去”，也就是说要继续骂下去。而且我在明处，他（或她）在暗处，他（或她）可以随意“交流”，我则不知跟谁去“交流”。《交流》每期印二百份，专送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倘哪位领导人根据他的一面之辞做了批示，又当如何？这跟写匿名信、打小报告有什么不同？难怪“审读者”有恃无恐，他（或她）看谁不顺眼都可以躲在暗处、高处，突放冷枪，“交流”一下。被批判者遭了暗算还不知子弹来自何方，这又有何公道可言？更不知到哪里去讨公道，岂不是又一篇实实在在的《难讨公道》？当《南方周末》编辑部写出答辩文章，“审读者”却说要“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他（或她）的心什么时候“平”过？气何时可“静”？他承认自己在批判文章中用词“高尖激”，却不许别人“以高尖激的用词还敬”，不许“针尖对麦芒”。这就是说被批判者只能用“低平缓”对他（或她）的“高尖激”，用肉体对他（或她）的“针尖”，这跟卖香蕉的个体户欺侮老马有什么两样？难怪“审读者”看了我的文章感到有“说不出的滋味”，原来他（或她）站在了蛮横霸道的卖香蕉的摊贩一边，或者在骨子里他们有某种相同的东西，喜欢为所欲为，欺侮人欺侮惯了。
三
“审读者”决心要对我进行全面的否定和批判，所以我在“周末茶座”上发表的五篇随笔无一不是无错误的。《爱情需要一把锁》是就情侣们在黄山殉情的现象嘲讽一股自杀的风气，规劝人们爱惜生命。按理说这没有涉及“审读者”所认为的“严肃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但他（或她）仍然有帽子给我扣，说我“歌颂”和“提倡”自杀。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审读者”已经读不懂中国字了，还是故意歪曲、没事找事？他（或她）一直就是这样来“审读”别人的文章吗？而且气势凌人，自命不凡，这到底是“被审”者的悲哀，还是“审读者”的悲哀？他（或她）在尽兴地抄录了我的文章之后，竟发出这样莫名其妙的指责：“真不敢相信，上面的那些文字，会出现在省委机关报的周末增刊上。”是我的文字有问题，还是不该“出现在省委机关报”上？若出现在别的报上是不是就没事了？那“省委机关报”应该出现什么样的文字呢？莫非要天天“假、大、空”或者天天发表像“审读者”这种“有感”式的文章？那“审读者”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正确的文字”光明正大地在“省委机关报”上发表呢？
四
目前全国的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十三，这是国家公布的数字。我还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材料，讲有些地区每年春天的植树造林变成了“植数造零”。我在《绿色缺乏症》里解释了森林和人类的关系，以及减少绿色将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却被“审读者”上纲上线为“抹煞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他（或她）的根据是：“广东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这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我讲的是宏观，没有涉及任何一个具体地区，“审读者”讲不出我的材料和结论有什么问题，却举出一个绿化先进的局部做棍子，想一下把人打死，这就有点胡搅蛮缠了。没有人说广东的绿化工作搞得不好，但广东的绿化好不等于全国的绿化好，更没有改变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事实。谁都看得出这是“无限上纲”，是为批判而批判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是能轻易被人“抹煞”的吗？更不要说是“周末茶座”上的一篇随笔了。“审读者”把自己装扮成广东的代表、正面的先进成绩的代表，为广东鸣不平，以期激起更多的人对一篇随笔的误解和愤怒，可谓用心良苦。一篇谈绿化的不足两千字的小文章，值得动这么大的心思吗？“审读者”发动这次突然袭击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五
“审读者”以为我的《政策》一文可被他（或她）抓住了大辫子，因为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他（或她）一旦祭起“维护党和政府的政策的严肃性”的武器，哪个还敢不服！然而政策联系着“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每个人不仅有理解和遵守政策的义务，还有议论乃至批评政策的权利。何况历史已经证明，“党和政府的政策”也并不是从来没有失误过，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政策就曾给国家造成过严重的危害，即使是眼前的一些政策也未见得就十分合理、尽善尽美。否则岂不天下万事大吉，“党和政府”也就用不着老有新的政策出台，或对以前的某些政策做出修正和补充，直到终止实行。我在《政策》这篇随笔中讲了一些发生在自己和别人身上跟政策有关的故事，谈了一点对有些政策的感受，这有什么“辫子”可抓？又怎样把“严肃问题庸俗化了”呢？“审读者”不分析，不讲道理，他（或她）批判人的方式就是大段大段引用我的文字，到最后用一两句话扣个大帽子。“审读者”把“政策”当做打人和吓人的武器，是“严肃”得过了头，变成了“整人狂”。钻空子，找毛病，鸡蛋里挑骨头。这种只许他随心所欲地整人，不许别人说话，又是哪家的“政策”？如果你的政策有“两面性”，为什么不可以“嘲弄”？既然你的政策有“不等性”，“讥讽”一下又何妨？
“审读者”在批判文章的最后，把矛头一转，锋芒又指向《南方周末》的“编辑、主编、总编”，指责他们没有“马列主义修养”、没有“丰富的知识”、没有“社会责任感”，“问题出在把关上”……这就是“审读者”的“政策”：大搞株连法，一批一大串，一锅端。其恶意跃然纸上，我有一种被“审读者”选中当“突破口”的感觉。“突破”了我就可以借我的身体再去伤害别人。如果他（或她）是善良的是厚道的“有责任感的”，就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向编辑和作者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这样突然发难、欲置人于死地！
“审读者”还恶狠狠地发出这样的质问：“这个主持人的权力有多大？”谁都知道每份报纸上都有许多小栏目，每个栏目的主持人只有发表一些小文章的权力，还能有什么别的权力吗？或许还有挨批判的权力。比“审读者”的权力那可是差远了。令人不解的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是不大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审读者”如此神经兮兮、暴跳如雷地提出一个“主持人权力”的问题，莫非别有原因？有不便说出的潜台词是嫌自己的权力还小。是想剥夺所有“主持人”写文章的权力？还是自己想到“周末茶座”上来“主持”一番？
六
“审读者”在“有感”中终于说了几句跟写作有关系的话：“作家应该扬自己之长，避自己之短。”他（或她）认为我的“长”是写小说，为了显示其公正和客观甚至恭维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但写随笔正是我的“短”。这就是“审读者”的气势，觉得自己有权力规定作家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须知“长”和“短”是互相对应互相补充的，甚至可以转化，十个手指有长短各有各的用处。更何况孰“长”孰“短”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审读者”一定认为他（或她）写这类大批判文章是自己所长了！
“审读者”在第二篇“有感”中说：“把阴暗面、消极面的东西细细描写一番以后，在最后来一两句正确的语言，就说这个球擦了边，是好球呢？”等等。是谁提过擦边球的事？是谁在打擦边球？“审读者”又在玩弄着伎俩，自己提出擦边球做靶子，然后就向这靶子射击，认为这就是向我射击，还自以为想出了一句妙语，尖锐而刻薄。稍有一点乒乓球常识的人都懂得，擦边球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任何一个运动员都决不可以指望靠擦边球赢人。认为在创作上可以玩擦边球的游戏，同样是浅陋可笑的。那么“审读者”突然提出擦边球的理论，是不是认为当前中国的创作领域还存在禁区、界限，作家需“擦边”而过呢？既如此，“审读者”何不发表一个“写作规章”，规定好什么是“阴暗面、消极面”，什么是“正确的语言”，每篇文章里只能各写多少，比例该怎样搭配，一切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作家有法可依，“审读者”岂不也省了许多心思。
“审读者”在批判我的文章中，用了三分之二左右的篇幅引述我的话，他（或她）只是在一头一尾穿鞋戴帽般地说几句自认为是“正确的语言”，这又该做何解释呢？岂不也违背了自己的“写作规章”？按“审读者”的逻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审读者”骨子里是赞成我的文章中的观点的，这样虚张声势是别有所图，想打擦边球，或者想押一宝。
以往有太多的教训告诉我：许多政治运动和事端都是由这样的人挑起来的，他们一闻到什么味道，或认为自己的时机来了，便无事生非，突然出左拳打人或闹事。其实这些人中真正的表里如一、始终如一的“左派”很少很少，往往是一些投机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对别人是“极左”的，认为站在“极左”的高地上安全可靠，可以随意伤人而不被伤，在运动中可进可退。他们对自己则是“极右”的，什么权力都想抓，什么好处都想得，当左则左，当右则右，左右逢源。这些人是没有资格谈论“社会责任感”的，他们并不真正关心社会，甚至也很少接触社会，虚虚呼呼地浮在上面，养尊处优，指手画脚。也许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构成了当今社会的一部分“阴暗面”和“消极面”，如果不是他们老闹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也许会迈得更快一些，更稳一些，文化和新闻出版界会多一些安定，多一些祥和。
尽管“审读者”在《交流》上已发表了两篇批判我的“述评”，我仍难以相信他（或她）就是专冲我来的。区区五篇短文，也许有这样那样的偏颇不当之处，但我自信文章本身是严肃坦诚的，敢于直面社会现实，对生活对读者对自己是负责任的，只要不带偏见，有一般阅读能力的人就不会得出“审读者”那样的结论。“审读者”为什么绕那么大的弯子，费那么大的力气在这五篇短文上做这么大的文章呢？且不遗余力，没完没了，毫无与人为善的意思，似乎不闹出点名堂决不罢休！到底想干什么呢？为了肃清我五篇随笔的“流毒”？为了帮助我认识写作上的“短”处？谁会相信一个采取了那么狠辣手段的人竟怀有如此善良的动机呢？
生活太复杂了，你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困扰，许他无事生非，趁风扬土，设陷阱，找麻烦，却不许你看到他的“阴暗面、消极面”，在笔下还只能说“正确的语言”。难啊，真难！
生命有极限，自古至今还没有万寿无疆的人。人的体能有极限，在体育运动中，世界纪录是全人类的极限，亚洲纪录是亚洲人的极限，中国纪录是中国人的极限。人的精神也有极限，超过这个极限，精神就会崩溃，或做出极端的反常的举动，或成为精神病人。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蒋子龙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