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怎么看,我对父亲的不满是无法避免的。这么多年他到底干什么去了,那时他并没有遇上我母亲,完全有机会有能力及早来到青滩。这八年按他自己说的,是在寻找革命,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不是明摆着的吗?重庆不是还有专门关押革命者的渣滓洞、白公馆吗?父亲迟不出现、早不出现,一出现就将几乎是天作之合的一对有情男女生生拆散,让人世间少了一场美满婚姻,多了一出爱情悲剧。
肖姣和骏马要我理解父亲,他们认为桃叶对屈祥的苛求是有道理的,因为爱情有权利也有义务要求对方做到纯洁完美。我完全不能苟同他们的俗见,我说就当那船是条旅游船,就当那些乘客是游客,经历了这毕生难得一逢的险境,岂不是日后的无限风光。特别是屈祥那样的神技,从那往后谁再有机会身临其境、亲眼目睹哩。
我这样说了之后,肖姣便坚定地站过来了。
在肖姣认同我的说法后,在内心里,自己反而后退了许多,开始认清,在这件事上,完全责怪父亲确实是太偏颇了。
父亲在八年的寻找中吃尽了苦头。父亲自己也苦笑着调侃自己,说国人用八年时间打得东洋鬼子举手投降,可他竟然连革命的毛都没有摸到一根。
父亲从黄州老家舍命走上几千里带到重庆的信,竟然与自己向往的革命毫无关系,甚至是对革命的反动。父亲在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冷遇后,依然不死心,接连几个月总在那一带徘徊。有一天他被几个便衣带到一个阴森的地方,那些人将他关了十天后,又把他放出来,并且将被八路军办事处退给他的那封信再次退给他,其中一个人还极为神秘地对他说,要找革命,只能去西康。父亲从王永萱那里听到过对付特务们各种伎俩的办法,可是王永萱没有提醒他,凶神恶煞的特务也会开玩笑,搞恶作剧。父亲犹豫了几天,还是踏上了去西康的路。正是这条路耗去他八年时间。父亲在回乡逐步当上革命干部以后才知道,西康是那个年代最不可能找到革命的地方。父亲在那条路上什么都经历过,洪水、猛兽、瘟疫、匪徒。习惯之后他就不怎么怕了,所以才能在“冲天一炮”里保持着别人没有的镇静。父亲最感后怕的是那一次,在山里碰见一群康巴女人,她们发疯似的同时喜欢上他。父亲逃跑时,她们在后面追了足足两天两夜。幸亏在最后关头父亲迷路了,跑进深山野林,而那些女人则照着正常的路径往下追。
不光是桃叶,就是祖父,父亲也顾不上,只是偶尔想到祖父胸前的伤口是不是复发了,是不是又在流脓流血。
父亲回到黄州标云岗乡下后,祖父见了他,第一句话就问桃叶的情况。父亲说他娶了桃叶,可又不小心将她弄丢了。祖父听后,不禁长叹一声,说自己真该在家里将他们的喜事办了,然后哪儿也不去。
祖父还预言,父亲今生今世再也找不到如此好的女人了。
桃叶尽管对我父亲有太多埋怨,她还是没忘记精心挑选一些桃叶橙让父亲带给祖父,算是做后人的一点孝心。这些桃叶橙让标云岗的人经久不忘。县里的一位干部寻踪来到家里,说了一大堆好话后,祖父才将仅存的一只桃叶橙送给他。那位干部吃过后,反复说,这么好的东西,若在民国以前,肯定是向皇帝进贡的上品。父亲就是在这之后,被这位当干部的人带到县里,随后才参与了储运公司的筹建和发展。
苦苦追求后的父亲,绝对算不上是个彻底的革命者,他将私人感情反复塞进革命事业里。那时县里用煤奇缺,按道理应该就近到黄石去弄,且袁仓煤矿的煤品质优良,多少年来一直让东洋鬼子垂涎三尺。父亲却力主到秭归去运。那些小煤窑的煤,怎么能同袁仓大矿的优质煤相比?父亲自有他的理由:秭归那儿的煤运到黄州,每吨要便宜几角钱。别人不仅同意他的意见,到年底评先进时,他还获得勤俭节约模范的荣誉。
父亲再次来到青滩便是运煤。
他出发的那天是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父亲对这个日期记忆犹新,因为这一天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中共湖北省委彻查秭归县饿死人事件”的消息,说是因为官僚主义,导致在一九五一年的春荒中饿死了一百六十六人。父亲将这条消息从头到尾又从尾到头,反复看了许多遍,上面既没有提到那个当副指挥长的黄州老乡老魏,也没提到桃叶或屈祥。那时的《人民日报》总是晚三天到县里,所以这张报纸是三月三十一日出版的。
父亲看完报纸后,当天下午就启程往青滩赶。
青滩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惨,虽然比不上抗战期间作为重要转运站那样繁华,但比一九四九年新旧政权大更迭前后热闹许多。问起饿死人的事,青滩的人都说,那只发生在江南。还说,如果青滩都饿死人了,不用说秭归,恐怕全国都要面临大灾难。
父亲找不着屈祥,别人都将他向南岸上孝镇那边指,然后千篇一律地说,总有一天,“江老虎”会像神女峰一样,变成一块大石头做的“山老虎”。
那两天,肖姣的父亲正好不在,他被镇上派到县里参加民船业民主改革工作先期培训去了。
父亲围着红围巾,提着小木箱在镇上来回走动的样子非常引人注目。他买了一把坨坨糖散给围在四周的孩子们,让他们去告诉桃叶自己又来了。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开,又一窝蜂地跑回来,气喘吁吁地告诉他,桃叶说她不认识这么一个人。
父亲在江边找好了一条柏木船,那船可以装一百五十吨煤,长十丈余,高和宽都在一丈以上。父亲看着第一筐煤倒进船舱后,这才转身亲自往龙马溪那边去。
出乎意料,桃叶对他很热情,领着他在屋前屋后到处转,指给他看那被雷电击毁半边的橙树,又讲树下那些稍有裸露的雪花膏瓶的来历。她站在一处山包上,望着峡江讲述自己当年怎么被屈祥从冬天的江水里救过来。这些事父亲先前就知道了,但他越听越糊涂,不知道桃叶这样做是干什么。
直到桃叶明白地告诉他,从前的一切都结束了。
父亲才晓得桃叶是将自己当作一个刚刚认识的陌生人。
父亲内心里痛苦万分,他将祖父对她的怀念与问候说了。只有在祖父这一点上,父亲才能找到昔日与桃叶的共鸣。桃叶对祖父的话语没有变,对标云岗的回想也没有变。她说这个时节,标云岗宽阔的田野里,油菜花一定是铺天盖地、香飘十里。
父亲马上邀请她坐上这趟运煤船直达黄州。
桃叶断然摇头拒绝了。
但在桃叶摇头的样子里,终于出现一些忧伤往事。
桃叶说:“我哪儿也去不成了。峡江恐怕要变成没有桥、没有船的银河。”
父亲说:“不要紧的,现在还有飞机可以坐。”
桃叶说:“别扯什么飞机。”她叹了口气,“这就是你不如屈祥的地方。人家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有血有肉的,而你只会用聪明。”
父亲说:“屈祥到南岸上孝镇干什么?”
桃叶说:“他的事就像这山立着,水淌着,道理明摆着,想说清楚却难。”
父亲说:“他什么时候回北岸?”
桃叶说:“不晓得,有可能永不回来。”
父亲说:“那是为什么呢?”
桃叶生起气来说:“你总是为什么为什么,好像谁欠了你一大笔人情债。你去问峡江好了,它比你明白一百倍,别看表面上很鲁莽,心里却装着世界上的一切事。”
父亲沉默了很久。因为刚过清明,他后来提出来,要到小武汉的坟上去看看。桃叶不做声,那神情却是同意了。在一块无字墓碑前,父亲站了又站,桃叶几乎紧挨着他的肩头。父亲听见桃叶的抽泣声后,伸出左手将她轻轻搂住。
后来,桃叶用头顶着父亲的下巴说:“龙克,你要早点去爱一个人,再生一个儿子。我这一生只会等他一个人。”
桃叶自始至终没有在父亲的怀里做细微挣扎。
父亲松开手臂后,她还在那胸膛上靠了一会儿。
父亲明白,他必须说些别的事情。望着眼前寥寥可数的一些耕田,父亲忽然想起《人民日报》上说到的那场饥荒,他问桃叶当时情况如何。桃叶说几乎没事。父亲说青滩如果闹饥荒,这么一点田地怎么能救急。桃叶很自信地说,就是一粒粮食不要,光是渔坊里舀起来的鱼也能养活青滩的人。
从桃叶家里出来,父亲坐上小划子独自去了南岸。
屈祥坐在远离舀鱼人的水边,除了钓竿以外,另比别人多拿了一只爪钩。有人悄悄地笑着说,屈祥这是随时准备捉拿那个像东洋鬼子一样罪大恶极的鲟钻子。
父亲直到见着肖姣的父亲,才弄清楚来龙去脉。
那一次,桃叶在江边扔掉了屈祥送给她的钱袋,屈祥依然不认为自己错了。
他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对这件事作了了结——不再驾小船了。
从心理上讲,“冲天一炮”被反复征服后,船上的一切已对他失去吸引力。他不管桃叶怎么想,在我父亲刚刚离开青滩,桃叶仍是满腹气恼时,当街拦住桃叶,并让满街的人都来见证。
屈祥对桃叶说,这事已经过去了,不过还有一件事必须做,他要亲手逮住那只鲟钻子,为桃叶报那血海深仇。
桃叶当时就急了,说什么也不让他去做。
屈祥根本不予理睬,说自己已经决定了,从当天起,搬到南岸上孝镇去住,什么时候逮着鲟钻子,就什么时候回到北岸的青滩来。
为了屈祥的这个诺言,桃叶一个人在街边的茶馆里流了一整天眼泪。黄昏时,她走进屈祥家里,将正欲拿走最后一件行李的屈祥死死抱住,不让他出门。
屈祥非常生气,认为桃叶这是小瞧自己,以为他永远抓不到那条鲟钻子,永远不会回来。屈祥说,除非那条鲟钻子从此不来峡江,游到银河去了。只要鲟钻子敢来峡江,他一定会逮住那家伙。
屈祥还不许桃叶到南岸去找他。
父亲那时不相信屈祥能坚持下去。
除了桃叶,其他人也不相信。别人不相信,还有另外的原因。他们明白,对屈祥来说,逮着那条贪婪的鲟钻子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不会很长。
父亲乘运煤船离开青滩时,屈祥正在水边笨拙地钓着鱼,屈祥不为钱只为生计,够自己吃了他就打住,他不在乎旁边舀鱼的人将舀起的鱼堆成山或者铺成别样的江滩。
运煤船开航的那天,肖姣的父亲从秭归县城回来了,他说上级在动员,轮船无论是烧煤的还是烧油的,木船不管是柏木的还是杉木的,连同船上的船工或者桡夫子,都要加入船业社。运煤船的老板的脸色,阴沉得比煤还要黑,一路上不说话,见了码头就想靠上去,船一停,就上岸去找女人。在黄州卸完煤后,船老板让人将船拆散当作板子卖了。父亲看着被扔下的一百多名船工那种无家可归的样子,心里难过极了。他无法帮他们,只从心里更加认定革命的必要性。
父亲以后差不多年年都要去青滩,多数时间是去运煤。有时也运别的货物,像红糖、榨菜等。后一种情况总是从万县下来,只在青滩住一晚上。父亲每次去青滩,无一例外,总能在江边看到屈祥独自坐在那根又粗又长的钓竿后面,旁边放着一只爪钩。
在母亲被生存欲望所驱使,只身来到父亲那本来容不下任何其他女人的屋子之前,父亲就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妙。这种感觉同样源于青滩或者说秭归。父亲对情感所系之处的任何变化都非常敏感。
这方面的体会,我现在也有。
譬如在南京时,我打给肖姣的电话里,总会问到青滩的天气怎么样,是下雨还是天晴。天晴时我会联想到那可怕的旱灾;下雨了则又担心水量过大,会造成一场惨烈的滑坡。
父亲一九五七年九月来到青滩时,正赶上从八月开始的旱灾。父亲是去奉节调运一批山货,他从茅坪开始一直观察到牛口,沿途半数田地基本绝收。从奉节返回时,父亲在青滩见到了桃叶。父亲问她情况怎么样。桃叶很自信地说没问题。父亲在街上走,也见不到几个人面带焦急。
青滩真的是个好地方,过了年父亲再来,果然没有饥荒迹象,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人。他们上山砍树炼钢铁,饿了就到附近的大食堂饱餐一顿。然后又回到山上,继续逐一砍倒那些高大的和还没长高大的乔木。
这一年庄稼长得不错,但收成不好。大家都去炼钢铁,成熟后的庄稼直到下雪了还无人理睬。在父亲的黄州老家,这时候的情况也与秭归差不多。已当了县储运公司领导的父亲,有些弄不懂这一年革命的含义,只是下意识地偷偷攒了些粮食,交给住在标云岗的祖父。当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连续三年的大饥荒来到后,父亲能够放下祖父这个包袱,实在是得益于自己的先见之明。
父亲也提醒过桃叶。
但桃叶对上苍赐给青滩的富庶深信不疑。
桃叶再三强调,在青滩,只需一根钓竿就能养活一家人。桃叶这话也是暗指在峡江南岸,用一只鱼钩来对付鲟钻子的屈祥。
一九六〇年秋天,父亲又到青滩时,桃叶的那份自信完全没有了。
《秭归县志》援引的一九八四年版《秭归县气象志》,对一九六〇年的旱灾作了如下记载:全县大旱,七月下旬至八月底三十三天基本无雨,实测总雨量仅七点四毫米。受旱农田面积二十八点四一万亩,占大秋作物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二,无收面积四点九七万亩,共减产粮食八千八百一十万斤。在县志里还记载着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一年的旱情,这两年比一九六〇年稍好一些。其时,秭归人口是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二十人,不累计头年的歉收,也不计算必须交纳的公粮。由于连年的浮夸,三年灾害时,征购公粮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十二点二,远远高于这之前的百分之五点六。就这样随意一算,桃叶和她的乡亲这一年吃粮减少了三百多斤。
这时候,黄州一带也是饿殍遍野,哀嚎动天。
父亲押着一船粮食顺峡江而下,是半月之后的事,哪怕是青滩,他也不敢停留。父亲怀揣调拨单,上水行走时见过桃叶。桃叶面带菜色,全身浮肿。她什么也没有说,只让父亲看了看那刚刚被省里来的陈教授命名为桃叶橙的橙树。父亲看见橙树上零落地挂着几只干瘪的小果子。肖姣的母亲这时已经出嫁了,她也有气无力地说,这是救命的仙果,不到最后时刻不能动它。
父亲还到江南看了屈祥。
江边全是钓鱼的人,他们瞅着一次次扯出水面的空钩,都盼着腊月三十下午的辞年鱼提前到来。
屈祥则幻想再像两年前的一九五八年那样,逮住一条几百斤重的鲟钻子。那时候大家都嫌那鲟钻子太大,有些让人害怕,都想便宜卖给帮秭归修公路的浙江人。因为这条鲟钻子,父亲再次扮演了爱情杀手的角色。屈祥没有计较这件事,父亲同他聊了几句后,他就催父亲走,说这时候早一分钟见到粮食就能多救许多人命。
父亲的粮船昼夜兼程,千里江堤上,随处都能见到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群,他们用最后的力气盯着江中的运粮船,渴望运粮船能触礁搁浅在他们面前。
父亲一回到黄州,我的其时还是少女的母亲就找上门来。父亲接受了母亲,但他无法接受母亲的全部愿望。他也没有粮食,而且心里还惦记着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女人。父亲为了我的出生而放肆地同母亲做爱时,脑子里装着的情欲,远没有粮食多。
没过多久,父亲就丢下年轻的新娘,又一次揣上调拨单前往四川。这是父亲唯一一次没戴上红围巾而在青滩下船。他在船上就打听到,拜年鱼没有如期到达青滩。往常这时候正是舀鱼的旺季,但父亲目光所及之处,一网网舀起来的全是江水。好多人说,大办钢铁的火焰将老天烤干了,天上不撒鱼种子,江里哪来的鱼?
父亲是搭乘夜班船来到青滩的。
这一次,那被青滩人熟识的红围巾和小木箱被他遗弃在黄州家里。仅仅凭这一点,便足以证明,后来发生的运粮船被打劈的灾难,是事先计划好的。
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特务那样,父亲将一顶鸭舌帽,低低地压在眉眼上,下船后直奔肖姣的父亲家里。他在那里换了外衣,让肖姣的父亲无论如何也要趁天黑将他送到南岸去。
父亲要请屈祥出马驾驶送粮船。
父亲绝对没有多说一个字,也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肖姣的父亲白日里过峡江都有几分紧张,这时他竟敢答应父亲的请求。那天晚上有月光,而且是满月,江面上很亮。
父亲乘坐的小船并没有对着南岸开。
每次月满时,屈祥都要去靠近空舲滩的聚鱼坊。那里有道石坎,满月之夜,峡江里上逆的大鱼都喜欢在那儿跳滩,屈祥要在那儿察看,自己苦苦等待的鲟钻子回来没有。此前被屈祥逮住的鲟钻子就是在那儿被发现的。
肖姣的父亲知道这个规律,驾着小船顺水往下闯。半路上,他们碰见一艘轮船,轮船上的人以为是屈祥重返峡江,将喇叭举到嘴边,连声问候个不停。父亲他们也没做声,擦过轮船船舷直奔聚鱼坊。
屈祥果然在那里,三人一见面,屈祥就说,他刚刚发现一条鲟钻子,很像那家伙。它跳了几次还没跳过石坎。
父亲开门见山地说:“我又拿到了粮食调拨单,这次想请你驾船。”
屈祥说:“在峡江上驾船说是靠技术,其实是靠记术,要记住什么季节,航道上有些什么礁石,这么长时间没在水上走,我恐怕记不准了。”
父亲一转话题说:“青滩饿死多少人了?”
屈祥说:“上面保密哩。恐怕不比‘民熙号’那次少!”
父亲又转话题,说:“去吧,别人记术再好我也不放心。”
屈祥看了看江里的小船,又看了看肖姣的父亲,然后说:“可惜!那家伙今年恐怕又要逃过去。”
屈祥当即亲自驾船从聚鱼坊直奔庙河。父亲没来得及在这里温故怀旧,就同屈祥一起上了码头上的另一艘夜班船。
十天后,一艘运粮船从兵书宝剑峡口钻出来。
运粮船在上滩槽口前丝毫没有减速,船头先是向上昂了昂,接着突然往水里一扎,笨重的船体像打滚一样几乎横着冲进槽口,转眼间就到了槽口的下游。有一瞬间,巨大的浪头将运粮船完全吞没了,就像浑身长满鬃毛的猛兽扑向一只小动物。片刻后,运粮船又像潜水艇一般从水里钻出来,几乎没有颠簸,顺着被江滩拦阻改变方向的流水从南岸驶近北岸。
江滩上观望的人说,看这船横空出世的样子,一定是“江老虎”屈祥在上面。
正说着,船头传来一声巨响!
肖姣的父亲第一个叫起来:“打劈船了!运粮船被打劈了!”
父亲押送的运粮船,在由屈祥驾驶时,触到一块礁石,船没沉,也没翻,刚刚将舱底撞破,便稳稳地停在江水里。就像一只大手将其托起来放在那儿,船上的粮包一只也没掉。
青滩两岸饿急了的人都拥到江里要捡这救命的财喜。
父亲跑上岸找到镇里的干部。他们一起往县里打电话请示后,将被水泡湿的大米和小麦按每包五十斤处理给青滩镇的人。实际上每包有一百五十斤。同时规定每两户只能扛走一包。
又过了十天,屈祥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随后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父亲却平安无事,因为他只是个押运的,船是由屈祥驾驶的。
从南京回来后,再至青滩时,我与老明同行。
老明一路上反复说,屈祥是秭归的李铜钟。它典出于那篇名噪一时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那个李铜钟是将国库的粮食分给了奄奄一息的灾民。我想无论是屈祥还是李铜钟,他们都是这场悲剧中的英雄。
父亲本该也是属于青滩的英雄。只是因为他没有被抓进牢房,大家才没有发现他。青滩人甚至不清楚,这船粮食本应该运到哪儿。多了这船粮食,青滩的饥饿少去不少。相反,少了这船粮食,饥饿的黄州更艰难了几分。
面对青滩时,父亲自我感觉是位英雄。
当他怀揣桃叶匀给自己的两斤湿漉漉的大米回到黄州后,他发现自己是个罪人。
父亲半路扔在青滩的千吨粮食,让青滩人熬到鱼汛期终于到来的那一天。父亲因对黄州所欠下的这千吨粮食带来的愧疚,自己罚自己十年不许到青滩。这十年中,每次路过时,他只是睁大眼睛望一望。直到葛洲坝工程上马之后,父亲才重新登上青滩江边那高高的石阶。
公安局的人带走屈祥时,他只提出一个要求,别从北岸走,至少别让他的脚沾上北岸的沙土。屈祥这时还没忘记自己对桃叶许下的诺言。公安局的人其实也不敢走北岸,因为那天全镇能动的人都聚在江滩上为屈祥送行。公安局的人用一条接漂的小船,将屈祥直接送上江心的轮船。
父亲离开青滩之际,大家都没注意到,肖姣的父亲独自将他送上趸船。分别时,肖姣的父亲还怯生生主动伸出手来握了握。桃叶没来是父亲不让她来,父亲担心自己忍不住会脱口说出已婚之事。这种时候这样做太残忍了。
事实证明,父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十多年后,父亲再来青滩,将自己又有了一个儿子的消息告诉桃叶时,桃叶的模样顿时变得非常难看,然后叫父亲从此不要上她家里来。这大概也是她不愿意见我的原因之一。 一棵树的爱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