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怎么看，我对父亲的不满是无法避免的。这么多年他到底干什么去了，那时他并没有遇上我母亲，完全有机会有能力及早来到青滩。这八年按他自己说的，是在寻找革命，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不是明摆着的吗？重庆不是还有专门关押革命者的渣滓洞、白公馆吗？父亲迟不出现、早不出现，一出现就将几乎是天作之合的一对有情男女生生拆散，让人世间少了一场美满婚姻，多了一出爱情悲剧。

　　肖姣和骏马要我理解父亲，他们认为桃叶对屈祥的苛求是有道理的，因为爱情有权利也有义务要求对方做到纯洁完美。我完全不能苟同他们的俗见，我说就当那船是条旅游船，就当那些乘客是游客，经历了这毕生难得一逢的险境，岂不是日后的无限风光。特别是屈祥那样的神技，从那往后谁再有机会身临其境、亲眼目睹哩。

　　我这样说了之后，肖姣便坚定地站过来了。

　　在肖姣认同我的说法后，在内心里，自己反而后退了许多，开始认清，在这件事上，完全责怪父亲确实是太偏颇了。

　　父亲在八年的寻找中吃尽了苦头。父亲自己也苦笑着调侃自己，说国人用八年时间打得东洋鬼子举手投降，可他竟然连革命的毛都没有摸到一根。

　　父亲从黄州老家舍命走上几千里带到重庆的信，竟然与自己向往的革命毫无关系，甚至是对革命的反动。父亲在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冷遇后，依然不死心，接连几个月总在那一带徘徊。有一天他被几个便衣带到一个阴森的地方，那些人将他关了十天后，又把他放出来，并且将被八路军办事处退给他的那封信再次退给他，其中一个人还极为神秘地对他说，要找革命，只能去西康。父亲从王永萱那里听到过对付特务们各种伎俩的办法，可是王永萱没有提醒他，凶神恶煞的特务也会开玩笑，搞恶作剧。父亲犹豫了几天，还是踏上了去西康的路。正是这条路耗去他八年时间。父亲在回乡逐步当上革命干部以后才知道，西康是那个年代最不可能找到革命的地方。父亲在那条路上什么都经历过，洪水、猛兽、瘟疫、匪徒。习惯之后他就不怎么怕了，所以才能在“冲天一炮”里保持着别人没有的镇静。父亲最感后怕的是那一次，在山里碰见一群康巴女人，她们发疯似的同时喜欢上他。父亲逃跑时，她们在后面追了足足两天两夜。幸亏在最后关头父亲迷路了，跑进深山野林，而那些女人则照着正常的路径往下追。

　　不光是桃叶，就是祖父，父亲也顾不上，只是偶尔想到祖父胸前的伤口是不是复发了，是不是又在流脓流血。

　　父亲回到黄州标云岗乡下后，祖父见了他，第一句话就问桃叶的情况。父亲说他娶了桃叶，可又不小心将她弄丢了。祖父听后，不禁长叹一声，说自己真该在家里将他们的喜事办了，然后哪儿也不去。

　　祖父还预言，父亲今生今世再也找不到如此好的女人了。

　　桃叶尽管对我父亲有太多埋怨，她还是没忘记精心挑选一些桃叶橙让父亲带给祖父，算是做后人的一点孝心。这些桃叶橙让标云岗的人经久不忘。县里的一位干部寻踪来到家里，说了一大堆好话后，祖父才将仅存的一只桃叶橙送给他。那位干部吃过后，反复说，这么好的东西，若在民国以前，肯定是向皇帝进贡的上品。父亲就是在这之后，被这位当干部的人带到县里，随后才参与了储运公司的筹建和发展。

　　苦苦追求后的父亲，绝对算不上是个彻底的革命者，他将私人感情反复塞进革命事业里。那时县里用煤奇缺，按道理应该就近到黄石去弄，且袁仓煤矿的煤品质优良，多少年来一直让东洋鬼子垂涎三尺。父亲却力主到秭归去运。那些小煤窑的煤，怎么能同袁仓大矿的优质煤相比？父亲自有他的理由：秭归那儿的煤运到黄州，每吨要便宜几角钱。别人不仅同意他的意见，到年底评先进时，他还获得勤俭节约模范的荣誉。

　　父亲再次来到青滩便是运煤。

　　他出发的那天是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父亲对这个日期记忆犹新，因为这一天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中共湖北省委彻查秭归县饿死人事件”的消息，说是因为官僚主义，导致在一九五一年的春荒中饿死了一百六十六人。父亲将这条消息从头到尾又从尾到头，反复看了许多遍，上面既没有提到那个当副指挥长的黄州老乡老魏，也没提到桃叶或屈祥。那时的《人民日报》总是晚三天到县里，所以这张报纸是三月三十一日出版的。

　　父亲看完报纸后，当天下午就启程往青滩赶。

　　青滩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惨，虽然比不上抗战期间作为重要转运站那样繁华，但比一九四九年新旧政权大更迭前后热闹许多。问起饿死人的事，青滩的人都说，那只发生在江南。还说，如果青滩都饿死人了，不用说秭归，恐怕全国都要面临大灾难。

　　父亲找不着屈祥，别人都将他向南岸上孝镇那边指，然后千篇一律地说，总有一天，“江老虎”会像神女峰一样，变成一块大石头做的“山老虎”。

　　那两天，肖姣的父亲正好不在，他被镇上派到县里参加民船业民主改革工作先期培训去了。

　　父亲围着红围巾，提着小木箱在镇上来回走动的样子非常引人注目。他买了一把坨坨糖散给围在四周的孩子们，让他们去告诉桃叶自己又来了。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开，又一窝蜂地跑回来，气喘吁吁地告诉他，桃叶说她不认识这么一个人。

　　父亲在江边找好了一条柏木船，那船可以装一百五十吨煤，长十丈余，高和宽都在一丈以上。父亲看着第一筐煤倒进船舱后，这才转身亲自往龙马溪那边去。

　　出乎意料，桃叶对他很热情，领着他在屋前屋后到处转，指给他看那被雷电击毁半边的橙树，又讲树下那些稍有裸露的雪花膏瓶的来历。她站在一处山包上，望着峡江讲述自己当年怎么被屈祥从冬天的江水里救过来。这些事父亲先前就知道了，但他越听越糊涂，不知道桃叶这样做是干什么。

　　直到桃叶明白地告诉他，从前的一切都结束了。

　　父亲才晓得桃叶是将自己当作一个刚刚认识的陌生人。

　　父亲内心里痛苦万分，他将祖父对她的怀念与问候说了。只有在祖父这一点上，父亲才能找到昔日与桃叶的共鸣。桃叶对祖父的话语没有变，对标云岗的回想也没有变。她说这个时节，标云岗宽阔的田野里，油菜花一定是铺天盖地、香飘十里。

　　父亲马上邀请她坐上这趟运煤船直达黄州。

　　桃叶断然摇头拒绝了。

　　但在桃叶摇头的样子里，终于出现一些忧伤往事。

　　桃叶说：“我哪儿也去不成了。峡江恐怕要变成没有桥、没有船的银河。”

　　父亲说：“不要紧的，现在还有飞机可以坐。”

　　桃叶说：“别扯什么飞机。”她叹了口气，“这就是你不如屈祥的地方。人家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有血有肉的，而你只会用聪明。”

　　父亲说：“屈祥到南岸上孝镇干什么？”

　　桃叶说：“他的事就像这山立着，水淌着，道理明摆着，想说清楚却难。”

　　父亲说：“他什么时候回北岸？”

　　桃叶说：“不晓得，有可能永不回来。”

　　父亲说：“那是为什么呢？”

　　桃叶生起气来说：“你总是为什么为什么，好像谁欠了你一大笔人情债。你去问峡江好了，它比你明白一百倍，别看表面上很鲁莽，心里却装着世界上的一切事。”

　　父亲沉默了很久。因为刚过清明，他后来提出来，要到小武汉的坟上去看看。桃叶不做声，那神情却是同意了。在一块无字墓碑前，父亲站了又站，桃叶几乎紧挨着他的肩头。父亲听见桃叶的抽泣声后，伸出左手将她轻轻搂住。

　　后来，桃叶用头顶着父亲的下巴说：“龙克，你要早点去爱一个人，再生一个儿子。我这一生只会等他一个人。”

　　桃叶自始至终没有在父亲的怀里做细微挣扎。

　　父亲松开手臂后，她还在那胸膛上靠了一会儿。

　　父亲明白，他必须说些别的事情。望着眼前寥寥可数的一些耕田，父亲忽然想起《人民日报》上说到的那场饥荒，他问桃叶当时情况如何。桃叶说几乎没事。父亲说青滩如果闹饥荒，这么一点田地怎么能救急。桃叶很自信地说，就是一粒粮食不要，光是渔坊里舀起来的鱼也能养活青滩的人。

　　从桃叶家里出来，父亲坐上小划子独自去了南岸。

　　屈祥坐在远离舀鱼人的水边，除了钓竿以外，另比别人多拿了一只爪钩。有人悄悄地笑着说，屈祥这是随时准备捉拿那个像东洋鬼子一样罪大恶极的鲟钻子。

　　父亲直到见着肖姣的父亲，才弄清楚来龙去脉。

　　那一次，桃叶在江边扔掉了屈祥送给她的钱袋，屈祥依然不认为自己错了。

　　他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对这件事作了了结——不再驾小船了。

　　从心理上讲，“冲天一炮”被反复征服后，船上的一切已对他失去吸引力。他不管桃叶怎么想，在我父亲刚刚离开青滩，桃叶仍是满腹气恼时，当街拦住桃叶，并让满街的人都来见证。

　　屈祥对桃叶说，这事已经过去了，不过还有一件事必须做，他要亲手逮住那只鲟钻子，为桃叶报那血海深仇。

　　桃叶当时就急了，说什么也不让他去做。

　　屈祥根本不予理睬，说自己已经决定了，从当天起，搬到南岸上孝镇去住，什么时候逮着鲟钻子，就什么时候回到北岸的青滩来。

　　为了屈祥的这个诺言，桃叶一个人在街边的茶馆里流了一整天眼泪。黄昏时，她走进屈祥家里，将正欲拿走最后一件行李的屈祥死死抱住，不让他出门。

　　屈祥非常生气，认为桃叶这是小瞧自己，以为他永远抓不到那条鲟钻子，永远不会回来。屈祥说，除非那条鲟钻子从此不来峡江，游到银河去了。只要鲟钻子敢来峡江，他一定会逮住那家伙。

　　屈祥还不许桃叶到南岸去找他。

　　父亲那时不相信屈祥能坚持下去。

　　除了桃叶，其他人也不相信。别人不相信，还有另外的原因。他们明白，对屈祥来说，逮着那条贪婪的鲟钻子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不会很长。

　　父亲乘运煤船离开青滩时，屈祥正在水边笨拙地钓着鱼，屈祥不为钱只为生计，够自己吃了他就打住，他不在乎旁边舀鱼的人将舀起的鱼堆成山或者铺成别样的江滩。

　　运煤船开航的那天，肖姣的父亲从秭归县城回来了，他说上级在动员，轮船无论是烧煤的还是烧油的，木船不管是柏木的还是杉木的，连同船上的船工或者桡夫子，都要加入船业社。运煤船的老板的脸色，阴沉得比煤还要黑，一路上不说话，见了码头就想靠上去，船一停，就上岸去找女人。在黄州卸完煤后，船老板让人将船拆散当作板子卖了。父亲看着被扔下的一百多名船工那种无家可归的样子，心里难过极了。他无法帮他们，只从心里更加认定革命的必要性。

　　父亲以后差不多年年都要去青滩，多数时间是去运煤。有时也运别的货物，像红糖、榨菜等。后一种情况总是从万县下来，只在青滩住一晚上。父亲每次去青滩，无一例外，总能在江边看到屈祥独自坐在那根又粗又长的钓竿后面，旁边放着一只爪钩。

　　在母亲被生存欲望所驱使，只身来到父亲那本来容不下任何其他女人的屋子之前，父亲就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妙。这种感觉同样源于青滩或者说秭归。父亲对情感所系之处的任何变化都非常敏感。

　　这方面的体会，我现在也有。

　　譬如在南京时，我打给肖姣的电话里，总会问到青滩的天气怎么样，是下雨还是天晴。天晴时我会联想到那可怕的旱灾；下雨了则又担心水量过大，会造成一场惨烈的滑坡。

　　父亲一九五七年九月来到青滩时，正赶上从八月开始的旱灾。父亲是去奉节调运一批山货，他从茅坪开始一直观察到牛口，沿途半数田地基本绝收。从奉节返回时，父亲在青滩见到了桃叶。父亲问她情况怎么样。桃叶很自信地说没问题。父亲在街上走，也见不到几个人面带焦急。

　　青滩真的是个好地方，过了年父亲再来，果然没有饥荒迹象，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人。他们上山砍树炼钢铁，饿了就到附近的大食堂饱餐一顿。然后又回到山上，继续逐一砍倒那些高大的和还没长高大的乔木。

　　这一年庄稼长得不错，但收成不好。大家都去炼钢铁，成熟后的庄稼直到下雪了还无人理睬。在父亲的黄州老家，这时候的情况也与秭归差不多。已当了县储运公司领导的父亲，有些弄不懂这一年革命的含义，只是下意识地偷偷攒了些粮食，交给住在标云岗的祖父。当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连续三年的大饥荒来到后，父亲能够放下祖父这个包袱，实在是得益于自己的先见之明。

　　父亲也提醒过桃叶。

　　但桃叶对上苍赐给青滩的富庶深信不疑。

　　桃叶再三强调，在青滩，只需一根钓竿就能养活一家人。桃叶这话也是暗指在峡江南岸，用一只鱼钩来对付鲟钻子的屈祥。

　　一九六〇年秋天，父亲又到青滩时，桃叶的那份自信完全没有了。

　　《秭归县志》援引的一九八四年版《秭归县气象志》，对一九六〇年的旱灾作了如下记载：全县大旱，七月下旬至八月底三十三天基本无雨，实测总雨量仅七点四毫米。受旱农田面积二十八点四一万亩，占大秋作物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二，无收面积四点九七万亩，共减产粮食八千八百一十万斤。在县志里还记载着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一年的旱情，这两年比一九六〇年稍好一些。其时，秭归人口是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二十人，不累计头年的歉收，也不计算必须交纳的公粮。由于连年的浮夸，三年灾害时，征购公粮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十二点二，远远高于这之前的百分之五点六。就这样随意一算，桃叶和她的乡亲这一年吃粮减少了三百多斤。

　　这时候，黄州一带也是饿殍遍野，哀嚎动天。

　　父亲押着一船粮食顺峡江而下，是半月之后的事，哪怕是青滩，他也不敢停留。父亲怀揣调拨单，上水行走时见过桃叶。桃叶面带菜色，全身浮肿。她什么也没有说，只让父亲看了看那刚刚被省里来的陈教授命名为桃叶橙的橙树。父亲看见橙树上零落地挂着几只干瘪的小果子。肖姣的母亲这时已经出嫁了，她也有气无力地说，这是救命的仙果，不到最后时刻不能动它。

　　父亲还到江南看了屈祥。

　　江边全是钓鱼的人，他们瞅着一次次扯出水面的空钩，都盼着腊月三十下午的辞年鱼提前到来。

　　屈祥则幻想再像两年前的一九五八年那样，逮住一条几百斤重的鲟钻子。那时候大家都嫌那鲟钻子太大，有些让人害怕，都想便宜卖给帮秭归修公路的浙江人。因为这条鲟钻子，父亲再次扮演了爱情杀手的角色。屈祥没有计较这件事，父亲同他聊了几句后，他就催父亲走，说这时候早一分钟见到粮食就能多救许多人命。

　　父亲的粮船昼夜兼程，千里江堤上，随处都能见到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群，他们用最后的力气盯着江中的运粮船，渴望运粮船能触礁搁浅在他们面前。

　　父亲一回到黄州，我的其时还是少女的母亲就找上门来。父亲接受了母亲，但他无法接受母亲的全部愿望。他也没有粮食，而且心里还惦记着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女人。父亲为了我的出生而放肆地同母亲做爱时，脑子里装着的情欲，远没有粮食多。

　　没过多久，父亲就丢下年轻的新娘，又一次揣上调拨单前往四川。这是父亲唯一一次没戴上红围巾而在青滩下船。他在船上就打听到，拜年鱼没有如期到达青滩。往常这时候正是舀鱼的旺季，但父亲目光所及之处，一网网舀起来的全是江水。好多人说，大办钢铁的火焰将老天烤干了，天上不撒鱼种子，江里哪来的鱼？

　　父亲是搭乘夜班船来到青滩的。

　　这一次，那被青滩人熟识的红围巾和小木箱被他遗弃在黄州家里。仅仅凭这一点，便足以证明，后来发生的运粮船被打劈的灾难，是事先计划好的。

　　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特务那样，父亲将一顶鸭舌帽，低低地压在眉眼上，下船后直奔肖姣的父亲家里。他在那里换了外衣，让肖姣的父亲无论如何也要趁天黑将他送到南岸去。

　　父亲要请屈祥出马驾驶送粮船。

　　父亲绝对没有多说一个字，也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肖姣的父亲白日里过峡江都有几分紧张，这时他竟敢答应父亲的请求。那天晚上有月光，而且是满月，江面上很亮。

　　父亲乘坐的小船并没有对着南岸开。

　　每次月满时，屈祥都要去靠近空舲滩的聚鱼坊。那里有道石坎，满月之夜，峡江里上逆的大鱼都喜欢在那儿跳滩，屈祥要在那儿察看，自己苦苦等待的鲟钻子回来没有。此前被屈祥逮住的鲟钻子就是在那儿被发现的。

　　肖姣的父亲知道这个规律，驾着小船顺水往下闯。半路上，他们碰见一艘轮船，轮船上的人以为是屈祥重返峡江，将喇叭举到嘴边，连声问候个不停。父亲他们也没做声，擦过轮船船舷直奔聚鱼坊。

　　屈祥果然在那里，三人一见面，屈祥就说，他刚刚发现一条鲟钻子，很像那家伙。它跳了几次还没跳过石坎。

　　父亲开门见山地说：“我又拿到了粮食调拨单，这次想请你驾船。”

　　屈祥说：“在峡江上驾船说是靠技术，其实是靠记术，要记住什么季节，航道上有些什么礁石，这么长时间没在水上走，我恐怕记不准了。”

　　父亲一转话题说：“青滩饿死多少人了？”

　　屈祥说：“上面保密哩。恐怕不比‘民熙号’那次少！”

　　父亲又转话题，说：“去吧，别人记术再好我也不放心。”

　　屈祥看了看江里的小船，又看了看肖姣的父亲，然后说：“可惜！那家伙今年恐怕又要逃过去。”

　　屈祥当即亲自驾船从聚鱼坊直奔庙河。父亲没来得及在这里温故怀旧，就同屈祥一起上了码头上的另一艘夜班船。

　　十天后，一艘运粮船从兵书宝剑峡口钻出来。

　　运粮船在上滩槽口前丝毫没有减速，船头先是向上昂了昂，接着突然往水里一扎，笨重的船体像打滚一样几乎横着冲进槽口，转眼间就到了槽口的下游。有一瞬间，巨大的浪头将运粮船完全吞没了，就像浑身长满鬃毛的猛兽扑向一只小动物。片刻后，运粮船又像潜水艇一般从水里钻出来，几乎没有颠簸，顺着被江滩拦阻改变方向的流水从南岸驶近北岸。

　　江滩上观望的人说，看这船横空出世的样子，一定是“江老虎”屈祥在上面。

　　正说着，船头传来一声巨响！

　　肖姣的父亲第一个叫起来：“打劈船了！运粮船被打劈了！”

　　父亲押送的运粮船，在由屈祥驾驶时，触到一块礁石，船没沉，也没翻，刚刚将舱底撞破，便稳稳地停在江水里。就像一只大手将其托起来放在那儿，船上的粮包一只也没掉。

　　青滩两岸饿急了的人都拥到江里要捡这救命的财喜。

　　父亲跑上岸找到镇里的干部。他们一起往县里打电话请示后，将被水泡湿的大米和小麦按每包五十斤处理给青滩镇的人。实际上每包有一百五十斤。同时规定每两户只能扛走一包。

　　又过了十天，屈祥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随后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父亲却平安无事，因为他只是个押运的，船是由屈祥驾驶的。

　　从南京回来后，再至青滩时，我与老明同行。

　　老明一路上反复说，屈祥是秭归的李铜钟。它典出于那篇名噪一时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那个李铜钟是将国库的粮食分给了奄奄一息的灾民。我想无论是屈祥还是李铜钟，他们都是这场悲剧中的英雄。

　　父亲本该也是属于青滩的英雄。只是因为他没有被抓进牢房，大家才没有发现他。青滩人甚至不清楚，这船粮食本应该运到哪儿。多了这船粮食，青滩的饥饿少去不少。相反，少了这船粮食，饥饿的黄州更艰难了几分。

　　面对青滩时，父亲自我感觉是位英雄。

　　当他怀揣桃叶匀给自己的两斤湿漉漉的大米回到黄州后，他发现自己是个罪人。

　　父亲半路扔在青滩的千吨粮食，让青滩人熬到鱼汛期终于到来的那一天。父亲因对黄州所欠下的这千吨粮食带来的愧疚，自己罚自己十年不许到青滩。这十年中，每次路过时，他只是睁大眼睛望一望。直到葛洲坝工程上马之后，父亲才重新登上青滩江边那高高的石阶。

　　公安局的人带走屈祥时，他只提出一个要求，别从北岸走，至少别让他的脚沾上北岸的沙土。屈祥这时还没忘记自己对桃叶许下的诺言。公安局的人其实也不敢走北岸，因为那天全镇能动的人都聚在江滩上为屈祥送行。公安局的人用一条接漂的小船，将屈祥直接送上江心的轮船。

　　父亲离开青滩之际，大家都没注意到，肖姣的父亲独自将他送上趸船。分别时，肖姣的父亲还怯生生主动伸出手来握了握。桃叶没来是父亲不让她来，父亲担心自己忍不住会脱口说出已婚之事。这种时候这样做太残忍了。

　　事实证明，父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十多年后，父亲再来青滩，将自己又有了一个儿子的消息告诉桃叶时，桃叶的模样顿时变得非常难看，然后叫父亲从此不要上她家里来。这大概也是她不愿意见我的原因之一。 一棵树的爱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