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正在下着雪。

　　窗台上放着的那盆石榴很快就被雪花包裹起来，剩下一颗红得太过而发黑的果实在细小的枝条上战战兢兢地悬挂着。从我们的父亲离休那年开始，这盆石榴所结的果实就不再有人摘了吃。依据大家的记忆，起因是父亲同母亲的某次争吵。至于是哪次争吵已不记得了。他们的争吵是家里生活的一部分，通常都不会有特别的原因。时间一长我们就发现争吵对于老年人的好处，一是可以防止健忘，为之争吵过的事总是记得特别清楚，二是可检查对方的血压与心脏是否正常，争吵起来不易察觉的小毛病会被放大，一下子就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一次，他们争吵时，父亲恶狠狠地告诉母亲，他的心就像这只石榴，外表上有皱有疙瘩，里面却是一颗颗珍珠。我们当然不会将石榴看成是父亲的心，但我们看到石榴就会想到父亲的心，所以我们在心理上对它产生了敬畏。由于没人吃石榴了，父亲干脆就将别的小果去掉，每年只留一只最大的果实让它自由地生长着，直到来年的春风将其扫入花泥之中。这棵石榴成了家里众多盆景中唯一有名字的，父亲叫它一心一意。这个名字比他给儿女们取的名字都好，在我们的名字中只有小妹的名字还能说得过去，她出生时父亲在黄梅县小池镇搞社教，父亲便给她取名为小池。同小妹一样，我们的名字是与父亲受组织派遣而存在的地方紧紧连在一起的。可惜我们没有小妹那么好的运气，我们出生时，父亲呆的那些地方，地名都是惨不忍睹，所以我们的名字就成了我们身上最丑陋的东西。身为女子名叫大埠，身为男人名为婆墩，这就是父亲赐给大姐和我的名字。妻子和我相恋时，有几次我们几乎就要各奔东西了，原因就是我的名字太难听。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妻子只叫过一次，那还是我们在屋外相吻时被便衣当成了渣滓一类。便衣要我们互相说出对方的姓名。妻子在一张纸片上写出我的名字，便衣不认识那龙飞凤舞的字，连问三遍，妻子才无奈地叫了我一声。父亲只叫儿女们的乳名，但他坚决不让我们擅自改变名字，我们也没有自己改变自己的勇气。

　　雪越下越大，心一样的石榴在白茫茫世界里更加红艳。

　　孩子们都在外面打雪仗，屋里只剩下几个沉默的男人。

　　父亲要我们到外面去看看雪景，这样的大雪有几年不见下了。

　　我们没动。

　　父亲不得不明白地说他要打个电话，请我们回避一下。

　　有了雪，天黑的速度要慢许多。

　　看不见屋里父亲的神态，电话打了二十分钟，也没见他转过身来。

　　亮晃晃的玻璃隔在中间，那身影宛如一座雪雕。

　　接下来，大雪将我们返回城市的时间毫不留情地改变了。与山外联系的电话线也断了。

　　在外贸局大院门前的公路上，只要有时间去蹓达，总能看到一些不相信这年头还有大雪封山的事情发生的人，他们趾高气扬地坐着车前进，垂头丧气地坐着车倒退。这些被雪山挡回来的人，立即都成了骂街高手。如果所有的车都不能通过倒也无话可说，实际情况是，县里的几台高性能公务轿车竟能一溜烟地越过冰山雪岭。多数人正在承受的艰难，毫无疑问地成了这几台车上乘客的风景。

　　我们也是可以走的，大姐夫通过县财政局联系了一台巡洋舰。

　　这种车的性能之好，连家里的孩子都晓得，他们说，干脆去爬珠穆朗玛峰吧。

　　就在我们开始准备回城的东西时，我们的父亲站在卧室门口冲着母亲说，你来一下。

　　隔着门，母亲同父亲争了几句。

　　出来后，母亲告诉我们说，你伯要你们不得使用县里的小车，要走只能坐公共汽车。

　　一个新年派对在省城等着我，这是年前就同朋友们约定好了的。当时大家都认真地说，除非死了决不缺席，谁不到就给谁发唁电。

　　我们的父亲通过母亲发布政令后，很长时间没有走出他的卧室。离休之后的父亲就是这样管理着这个家，他只管颁布什么，具体操作全是母亲。如果有家庭会议纪要和红头文件之类的东西在家里上传下达，父亲的做派同离休前就没有区别。

　　母亲要我们别同父亲拗。我们晓得父亲的决定在家里不可违背。

　　既然不让白坐公务车，我便要租那台巡洋舰。

　　母亲将我的意思传递进去，又带回父亲的批复。

　　我们的父亲说，是老刘的儿子就将租车的钱送到供销社王伯伯家去。

　　母亲的老家和父亲的老家虽然只隔一个县，日常会话却是两个语系。父亲从不学别的话，走到哪里都是一口南方方言。母亲虽然努力了很多年，仍旧不能将自己的北方口音彻底地南方化。但是有一点例外，只要是父亲说过的话，母亲一定会模仿得惟妙惟肖。

　　母亲又用自己的话说，别理那个老东西，你挣点稿费也不容易。

　　大姐一向听不得母亲称父亲为老东西，一听这话她就会附和。大姐叫我们别管父亲，将动静弄轻一点，一出门他想管也管不着了。大姐的阴谋本来已接近成功，但是小妹的女儿出卖了我们，她不想这么早回去做作业，便假装向外公告别，让我们的父亲及时察觉了这场近乎政变的行动。

　　外面还在落雪。我们的父亲从被炭火烤得暖烘烘的屋里走出来，他牵着那个出卖我们的女孩的手，一声不吭地站在风雪中。我们的父亲上身只穿一件羊毛衫，一会儿工夫便咳嗽起来。这时候我们哪敢再有偷偷辞别的念头。一个个忙不迭地打开行李，等着大姐去将父亲请回屋里。

　　巡洋舰在风雪中孤独地向远处漂泊，父亲眼里露出两道闪着青光的剑锋。

　　我们像戴罪立功一样一路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供销社王伯伯的家。

　　王伯伯家的春联很特别，红纸上没有写字，全是贴上去的各种单据复印件。横批是一张癌症诊断书，上联是供销社所欠王伯伯离休工资的十几张欠条，下联是王伯伯欠下医院各种医药费的借据。门外有个老人正在将剑锋舞得嗖嗖响。我们上前叫了两声王伯伯。王伯伯收了剑却不肯收我们给他的拜年钱，他说他同我们的父亲老刘是一个脾气，这辈子就交给组织了，任何放弃都是对组织的背叛。

　　我们带回王伯伯的话，父亲还没吭气，母亲先说，这话也不知是谁学谁的。

　　大姐在一旁说，幸亏伯在外贸局，要是也在供销社那就惨了。

　　母亲说，不是你伯当家时净赚了几百万存在银行里，哪有现在的稳当日子过。

　　我们的父亲干脆不做声。

　　等待雪融雪化的那几天，我们的父亲极少说话，要说话也是找孩子们。

　　冰雪消融的那一天，掩盖在父亲心里的秘密终于被暴露出来。

　　我们的父亲去找老徐的那天，听说马上要离职的县委书记乘着座车、带着老婆孩子还有岳父岳母从大街上经过时，被手持三尺青锋剑的王伯伯拦住。县委书记的那辆奥迪在县城的百货商店门前被拦截整整四个小时。王伯伯要他将车后的后备箱打开，让县城里的公民们看一看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东西。县城里稍长一点的人都晓得王伯伯，当年他曾抱着炸药包炸开了由伪政府军队把守的县城城门。大家都在等着看王伯伯怎样弄开这比城门单薄的后备箱盖。天黑时，一个叫老刘的人将一把刚配好的钥匙从人缝里递进来。王伯伯用它在奥迪轿车屁股上一捅，后备箱盖便开了。几十瓶用各种方式包裹着的茅台、五粮液和据说是人头马的洋酒，在瑟瑟冷风中一下就熏红了人群的眼睛。讲述经过的人说，在这座县城里只有毛主席死的时候曾经这么寂静过。那么多的好酒似乎一下子将所有的人灌醉了，县城在刹那间成了一座死城。很久之后，从天上飘落雪花一样的声音：没什么，还以为里面装的是海洛因和美元哩，这已经是好人了！王伯伯一直在数那些酒瓶，最终确认是七十四瓶半，因为有一瓶已开了封，不知被谁喝去了半瓶。让听着的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所有在场的人最终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一个个默默不语地离开了那台奥迪轿车。王伯伯也是这样。多天后作为一个听众，我都感到有种嗖嗖的寒气在脊背上冰凉地上下窜动。

　　配制那把打开奥迪轿车后备箱的钥匙的老刘一定是我们的父亲，他被贬到县汽车修理厂的几年中，学会了这些雕虫小技。何况他手上曾有过明显的工业伤痕。大姐仍在使用父亲那时亲手给她做的、一枚外形是一只小鹿的不锈钢钩针。她要给家里织一条电视机罩。不锈钢是最难加工的，父亲能将不锈钢弄得如此惟妙惟肖，一把普通的钥匙又有何难。

　　被雪封锁的道路终于通畅了。县城里的车站本来就小，大雪之后便更拥挤了。母亲耍了一个花招，支开家里所有的人后才问父亲谁去送站。父亲责无旁贷，他跟着我们到了车站，有熟人夸他教子有方时他一点也不见高兴。车站里虽然是人山人海，却极少见到县里头面人物的子女，而车站外的公路上一辆辆小汽车跑得比平时还欢。 刘醒龙中短篇小说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