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的女儿有时会趴在我们父亲屋后的阳台上划正字，数着灰蒙蒙的沙河大桥上有多少黑小白兔在跑。她将黑色轿车当做黑小白兔。这种童话般的想象曾让我们觉得非常之美。

　　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父亲突然将这种笨拙幼稚的意境打得粉碎。

　　他沉重地说，那是幽灵。

　　接着他又重复一句，那是幽灵。

　　沙河上的大桥扩宽工程已经开工五年了，看样子在第六年里完工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当初修老桥，只用了大半年，所有参与修桥的人都瘦了几斤肉。现在不同了，工程拖的时间越长，养肥的人就越多。因为地理关系，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机会远远多于其他人。

　　岁月真的很沧桑。

　　一九九五年大年三十的早上，我从沙河大桥上经过，送从老家来的堂叔刘声明去车站。

　　刘声明年龄要比我们的父亲小十几岁，看上去却像父亲的上一辈。爷爷在世时，总将我们的父亲叫做老十。这是父亲在老家姓刘的同辈中的排行，很早就这样叫，相当于小名，它是我们的父亲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封建传统之一。爷爷每次见到刘声明，都会高兴地叫他老十八。当然我们得叫他十八叔。排在我们父亲前面的老一到老九，死的多，剩的少，在老家人心目中，父亲早已就是他这一辈人中的老大。老十八是头天下午到的。另一个被爷爷叫做老十一的堂叔刘声东，派了一辆轿车专程送他来我家。

　　老十八就像来县里视察工作，进门就说，县里能够用来修桥的钱越来越少，这几天又在与人谈判，准备用二十年的大桥收费经营权，换来一位投资商。传播这个消息的老十八，刚在老十一那里待了一天，县里要请的投资商就是老十一。老十一对这样的工程有些瞧不上眼，真要接手沙河大桥，只能算是感情投资。要想谈成这个项目，一定得有附带条件。母亲一听着起急来，老十一真要投资建沙河大桥，我们就得搬家，住在这里，一出门就得从桥上过，万一我们的父亲那根筋犟起来，不许家人沾这桥的边，岂不是一年四季都得蹚水过沙河。大姐与母亲一唱一和，她说，我们的父亲也许会过老十一修的桥，不过很有可能将自己提高到只有汽车才能享受的待遇，也像汽车那样每过一次就交一次费。

　　老十八开始记录我们家每个人特别是男人的详细情况，其投入程度之深，完全置我们父亲的大声呵斥而不顾。老十八坐得端端正正的，一副大公无私、大义凛然的样子。他说，如果不是找不着上辈人一九三三年续的家谱，新家谱早就续好了，绝对不会拖到现在，让老刘家垸一带李姓江姓的人抢了先。我们的父亲提了一瓶酒放在桌上，要我们将他灌醉，免得再说胡话。老十八真被我们灌醉了，但他喝的是自己带来的酒。喝醉酒的人反而话更多，他是来办大事的，不想蹭别人家的年饭吃，所以他要自己带上酒。喝完酒，姐夫又东拉西扯找齐四个人，开了一桌麻将，陪着极爱麻将的老十八玩了个通宵。

　　离开麻将桌，老十八才又提起自己大老远跑来的目的，可惜为时太晚。

　　老十八不断地告诉我，这种天气是一定要落雪的。老十八其实可以不走，老家那里吃团圆饭的时间不是三十，更不是初一，每年的腊月二十八，家家户户就早早放响吃年饭的鞭炮。别的地方还在商议年饭到底是早上还是中午或者晚上，老家那些在年饭桌上醉得最厉害的人身上，已经闻不到任何酒的气味。为了续家谱，老十八一路急如星火，比当年学大寨，修水利，过年不放假，将一点军事知识没有的农民编成团营连排班时还要忙。

　　年三十的长途汽车上只有三五个人。

　　开车的司机对车上的人说，今天还坐这种破车的人，可以到香港廉政公署去当头头。

　　司机还说，如果这车上有腐败分子，只能是他自己。

　　大家都笑，我在车下也笑。

　　老十八从车内伸出头对我说，你要有所准备，你伯这一辈子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

　　老十八的话马上就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寒风，让我想起一句箴言：若知朝里事，去问种田人。

　　这年春天桃花开得最艳的那一阵，我从湖北钟祥搭乘一辆公务车去五峰，途经枝江时我们失去了方向。就因为只有我穿便服，车上那些穿制服的人便要我下车去问路，理由是他们的制服不受欢迎，别人会有意指些背道而驰的路让他们走。我下车找了一处街边商店，那个长得并无姿色的女店主瞅了一下我们的车牌号，眼角里立即冒出一些让人不爽的颜色。我掏钱买了一盒她卖的假红塔山香烟，本来要找还的五角钱也不让找了，这才开口询问。女店主仍是冷傲地向着右边撇一撇下巴，好像自己是天下最了不起的大美人，多说一句话就会让我沾老大的便宜。她将不知什么东西扔进嘴里随即有力地吐出来，然后盯着我的嘴说，你们这是去哪儿鱼肉——呀！她脸上露出痛快的表情，让我明白了两点，第一是女人只要笑得出来总会有一种美丽，第二是她少说了鱼肉后面的百姓两字。回到车上我一直想问那些穿制服的人，平素他们不是挺威风吗，怎么说阳痿就阳痿了。公务车在傍晚时来到当年湘鄂西根据地的中心——渔洋关时，一个脸上沧桑太多已不好辨别年龄的男人，挑着一担粪桶在公路中间足足走了三分钟，他还换了一下肩。我们的公务车像蜗牛一样极有耐心地跟在他的后面，说是做错事的小孩不大像，说是被人逮住的小偷也难说真切。

　　那年春节，这个故事成了家里吃团圆饭时的一道菜。

　　因为这道菜，我们的父亲突然拿起酒杯要他的长孙斟上一杯五粮液。这是我们的父亲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喝白酒，家里的第三代为此欢呼起来。我们的父亲拿起那杯白酒后一只手不停地颤抖，不得不用另一只手来把握住。大家以为父亲又要讲那些年年吃团圆饭时必不可少的，关于他当年是如何讨米要饭的故事，孩子们已经在夸张地用手指塞住耳朵。连他们都听腻了。

　　喝完五粮液的父亲满脸通红，他大声说，现在是我们这些老家伙重新出山的时候了！

　　母亲赶紧说，现在年年过年有好酒好烟，你都有五件羊毛衫替换，别不知足了。

　　我们的父亲对这话极为不满，他不顾全家难得有一次团圆，厉声斥责母亲一辈子除了厨房和衣柜别的什么也不懂。母亲的回答虽然没有用力也还不见软弱。作为女人，母亲与天下的女人一样，与生俱来地有着男人力所不逮的狡辩天才，一旦在这件事上出现理亏，想也不想就会将话题转移到与当前发生的事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上。我的妻子在这一点上常常做得非常精彩。昨天晚上刷牙时，我将一只挤得弯弯扭扭的牙膏举在眼前，大概是第一百一十一次提醒她，挤牙膏要从最底下往上挤，不要哪儿凸得高就在哪儿下手。妻子眼也不眨张口就说，你呢，让你将被子打开铺一条毯子在上面，你像没听到一样。听上去完全是我不讲道理。母亲也是这样习惯用事实说话，她认为父亲将昨晚从老家来的老十八一大早就送走是极不合适的，这会在老家成为家喻户晓的骂名。

　　我们的父亲在那一刻里肯定是想拍案而起。他在最后关头改变了主意，挥舞的手臂在空中划了一道短弧线，横亘在堆满菜肴的餐桌上。父亲的手臂一直很粗壮，离休后的这些年间似乎同满院的花木一道长得更粗壮了。它停在热气腾腾的火锅上方，孙辈中两个最小的趴在我的弟弟妹妹怀里，看见它就像看见云雾缭绕的大别山脉。父亲的手臂略微短了一些，够不着母亲的鼻尖。六十瓦电灯光下，父亲手背上的几块老人斑成了我们心中的阴影。

　　我们的父亲动作很大声音却不大，他说，没打断老十八的腿算是他的幸运，我是上了县里编写的组织史的人，不可以再进什么家谱！哪怕家谱里写进一个有关我的字，也是对组织的背叛。

　　大家都在电视机前为家里的大年夜造气氛。

　　母亲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说，你伯心里有点虚。

　　院子里没有其他人，母亲所说的话不知由谁来听。

　　母亲又独自强调一句，你伯怎么有点心虚了？

　　那一年过年，县城里的鞭炮声突然比往年的稀疏许多。快七十岁的母亲面对寒风凛冽寂寞空前的黑暗，一个人站了好久，直到家里有人发现电视机前缺少一种回应，这才呼唤起来。小妹的女儿抢先出门，又抢先进门，她用细得像是假的一样的手指搁在嘴唇上，小声说，奶奶哭了。事实上母亲只是流泪了。她回屋里时，家里的人都注意到她眼窝里有一片阴冷的潮湿。

　　我们都以为那会是来年的不祥之兆。

　　特别是多愁善感的大姐，她哀怨地说，伯就是这样，年年过年都要让家里发生不痛快的事。

　　大姐从小最得我们父亲的宠。但大姐在父亲母亲发生冲突时，从来都是不讲原则地站在母亲这一边。任何时候只要母亲眼里泪花一现，她绝对会抢在前面流出眼泪来。我们的父亲从不对母亲让步。他没有向母亲说对不起的习惯，是缘于他从没有对母亲做过错事。当然这是按照他的原则来衡量。父亲却见不得大姐的眼泪。但凡大姐开始哭，父亲便会默默地走到一边，通常是另一间屋子，然后由我们不时进去通风报信。大姐一旦止住了泪水，父亲就会快乐地用他那双大手不停地抚摸着每个孩子的头。为此我们都很崇拜大姐，也感谢大姐，没有大姐用眼泪所做出的牺牲，父亲绝对不会用他那双只听组织指挥的大手来做这等儿女情长的事。不要说父亲的儿女，就连他的妻子也吃过亲生女儿的醋。大姐在闲聊时重复说过，十六岁以前，母亲并不喜欢她。大姐的话证明了我们记忆的正确性。它使我认定：记忆中那个在给自己女儿梳头时，有意用木梳在板结的黄头发上使劲梳着的母亲就是我们的母亲，那个一声声唤着妈妈好疼的女孩子就我们的大姐。母亲那时回答大姐的话是：你多叫几声就不疼了。母亲对大姐态度的改变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那时我们只注意到她俩之间怎么一下子生出那么多没完没了的秘密，总是瞒着我们躲在房里悄悄地做些什么。那一年大姐变得格外美丽，母亲也开始露出些慈祥模样，而父亲也不再要大姐坐在他的膝头上开心地逗着玩了。父亲在随后的几年里老有一种习惯，他伸手想抚摸大姐的头发，最后那双大手却落在大姐的弟弟妹妹们的头上。

　　我们父亲的儿女成家立业以后，每到相聚时，就喜欢当着父亲的面一齐揭他的这个短。父亲一点愧疚表示也没有，反而对着他的儿女露出几分狡黠的笑容。那是一种男人都会有的得意。只有一次，父亲回答了我们。他说，谁叫你们那么笨，一个个长得像老子，像老子丑，像你妈才行。在我们家只有大姐长得有几分像母亲。可是母亲私下告诉我们，大姐的笑非常像那个险些嫁给我们父亲的女子罗甜。

　　大姐的悲伤依然是父亲心中的痛。

　　我们的父亲咬紧牙关没有再在团聚的日子里向谁板过脸，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找一个姓徐的人。没有人晓得父亲曾和哪个姓徐的有过亲密往来，值得他在大年初一、大年初二，不厌其烦地四处寻觅。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地址。接下来家里便整日整夜地回响着对方电话的空铃声。就连小妹的女儿都奇怪，爷爷这么大年纪，又不能谈恋爱，干吗这样不要命地打电话。第二天早上全家人还在睡觉，父亲一个人又打开了电话。这一次那边有人接听了。父亲大声说了几句，接着就有脚步声轰轰响起。

　　我们的父亲在下午两点钟左右突然回到家里。他平白无故地站在临河的阳台上，一次次地将自己的衣襟解开又扣上，扣上又解开。还没头没脑地问我带回来的那瓶五粮液是不是别人送的。弄得我悔不该没有带回在超市里买酒时收款机自动打印的单子。接着他又找出那套已经生锈的锉刀锯子，一个人在卧室里折腾了好久，直到将手指割开了一道血口，才扔下锉刀锯子重又出门去。

　　我们的父亲第一次回来时就带回三本县里的组织史。天黑后，他第二次回来，才将这些书发给我们。第一个承蒙恩泽的是我，其次是大姐夫，然后是小妹夫。他原计划给家里的几对少夫妻人手一本，遗憾的是，他找了好久才找到的老徐，一时拿不出这么多书。

　　县里的组织史在我们父亲的名字后面只记载了四十一个字外加四个标点符号：一九四九年二月入党，初为黄冈地区行署财政科科长，后为本县外贸局局长，离休后享受副县级待遇。

　　我们将组织史上的这一节认真地看了十遍，又细心地掂了掂它的分量。

　　大姐夫以他在邻县财政局工作的感受，郑重地提醒我们的父亲，往后的日子可能不好过了，有些待遇可能无法兑现。

　　我们的父亲毫不含糊地回答，没有什么比当年帝国主义的围困封锁更难过的。

　　大姐夫用眼睛睃我，让我来说我和他私下说过的话。

　　我说过，现在最怕的是自己围困自己。 刘醒龙中短篇小说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