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小时候所看的那些书的影响，我曾经一度坚信，信仰对于个人是毕生的事，是不可改变的。

　　我们的父亲在离休前后那段时间，对连续两次专程来商量，为老刘家垸刘氏家族续写家谱的老十八所表示的态度，让人不无敬佩。父亲说小小刘家垸，小小刘氏族，小小刘老头，曾经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哪有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资格，只有组织才可以出书入史。老十八忍不住要将当年组织上与老刘家垸的人，在对待我们家所受灾难时的表现，给我们的父亲来个对比。

　　母亲十分坚决地阻止了这种率性的行为。

　　母亲将大姐谈恋爱的经过说给老十八听。

　　大姐在知青点上遭遇初恋时，曾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对方也是知青，是从省城下来的，一年当中剃不了一次头，天气热得死狗时，脚上穿着一双劳保皮靴，地上要结冰了，却将一双人字拖鞋光光地夹在脚缝里。大姐喜欢他吹得一手好口琴。我在县里组织的文艺会演上见识过，坐在我身边的那些女孩子，一见到化过妆的他，就吃吃地小声议论不休，有人还会因此无缘无故地红起脸来。他故意不用嘴，将一把口琴夹在鼻子上，吹出来的曲调仍旧无人能比。大姐那时被一叶障目，口称海枯石烂山崩地裂也不改变心中的爱情。是父亲劝母亲多给大姐一些时间，让她自己去想、去承受这一切。云开日出，水到渠成，大姐后来幡然醒悟，验证了父亲的话。那个会吹口琴的知青被招到县剧团后，因为同时与县剧团里的两个女演员、县车队的两个女售票员谈恋爱，不到一年，就被剧团开除，让他回省城去了。这些事都有恋爱信作证，开除他的文件上，用引号引用了其中不少内容。那时候，这样的事并不多，只要有发生，就会迅速用文件传达给每个干部职工。

　　母亲在很多时间里极其像是给父亲当学生，到头来又因自然规律，像学生的母亲必然会超越像老师的父亲。所以当组织真是我们父亲的一部分时，母亲不管时下情形如何，都会以最大的韧性来承受。这一点正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

　　我们的父亲对组织的痴迷表现几乎无所不在。发大水的那一年，我们家无论如何也度不过少了两个月工资的日子。在毁灭父亲的信仰与毁灭我们的学业两种选择上，母亲选择了前者。学校开学后，几个相好的同学来与我们告别。粮管所的那几个爱打篮球的男人，挑逗着要与我们再来一场比赛，并说我们一走，我们这一方就再难组成一支球队了，那么我们就永远是他们手下的败将。我们几个伙伴同粮管所的这些大男人打了几十场比赛，从来就没有赢的记录。可当我们与他们单打独斗比着玩时，他们没一个能赢我们。那天下午比赛时，父亲在一旁只看了半场，便毫不客气地预言我们必输无疑。结果我们真的将不胜记录延续到最后。

　　我们的父亲说，粮管所那些人有一个组织，而我们是一盘散沙。

　　对于有关组织的预言，我们的父亲一直没有出现错误。

　　江家冲水库救险后不久，那场席卷而来的红色恐怖让父亲坠入更深的险境。并非完全是老十一刘声东瞎说的缘故，这样的时代对于父亲这样的人来说，打骂与批斗其实都是很正常的。父亲对老十一的不原谅，部分原因是来自于老十八的对比。那些到老刘家垸调查父亲底细的人，被老十八和老家的其他人撵走后，在省城找着老十一，没用多少气力就获得了他们想要的炮轰我们父亲的弹药。那些人在镇里所有临街的墙壁上写着我们的父亲名字再打上鲜红的叉叉，他们在大字报上用才华横溢的语言，将我们父亲当年对雪弗莱轿车的喜爱描绘得入木三分。

　　我们的父亲读过其中一些大字报后，毫不犹豫地指出，一定是老十一在背地里胡说八道。

　　我们家的男孩那一段特别崇拜父亲，不管形势怎么恶劣都没见到他向谁低过头。一九六七年的春天特别冷，我们的父亲每天一大早就被人揪出家门。父亲一走我们就远远地跟上去，防着他出现万一。最冷的那一天，区里开万人大会，一个接一个的人上台用高音喇叭控诉我们的父亲。那时我们对老十一所揭发的父亲的那些历史还不大清楚，我们只晓得关于父亲霸占着区里的自行车，就连上厕所时都骑着它，是欲加之罪。

　　在当年最流行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井冈山上的人曾经有过对长官骑马的不满。在我们童年的视野里，也曾发生过上万人对我们父亲骑着区里的自行车的不满。奇怪的是现在，国老师诅咒过的轿车，一群群一阵阵一批批，放肆地游荡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这让我想起了那一年的五月十九日，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中国国家足球队输给了香港足球队后，有人评说闹事球迷的话，假如我们的足球输了以后，所有看球的球迷全都彬彬有礼地站起来，温文尔雅地握手道别离去，那世界将如何看我们。这话里的意思不想没事，一想就会被自己吓得毛骨悚然。当然这是我的感觉。最近省里枪毙了一个挥霍公款达一亿几千万人民币的厅级干部，城市的街头巷尾竟无人怒吼，如此麻木也让我感受到一种奇怪的阴凉。从我的这些感觉出发，我得说我必须感谢我们的父亲。还有那个当街拦住前任县委书记座车的王伯伯。

　　我们的父亲对我们当年的提心吊胆不屑一顾，他认为万人大会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考验。万人大会开得正紧张时，老十八突然带着十个人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他们显然是早有准备，径直冲到台上，架起父亲就跑。这种近乎暴力的形式，在我们这儿还是头一次发生，那些想让父亲遗臭万年的人一时间不知所措。沿长江一带的黄冈人一向好斗。老十八他们的样子更像敢死队员，一万个开会的人被十个不让开会的人吓住了，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父亲被从鼻子底下抢走而毫无反应。老十八还用广播喇叭大声说，一辆自行车只能算个屁，你们还好意思为这事开批斗会，有种的就学老子，专门斗那些坐轿车的人。

　　老十八他们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不该只想着方便撤退，而从黄州城里抢了一辆黑色上海轿车。

　　我们的父亲一开始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顺从地走到那辆黑色轿车旁。

　　老十八打开车门叫他钻进去时，顺口说了一句，我们的父亲当区长当得太窝囊，他要我们的父亲坐着黑色轿车壮壮士气，抖抖威风。父亲醒悟过来，痛斥老十八这是将他往棺材里推。老十八要父亲回老刘家垸去避一避，那里不会有人伤害他，也不可能有人伤害他。父亲甩开老十八依然回到会场。他站在先前的位置上对着台下的人大声说，自己是组织的人，组织没叫他离开，他绝对不会离开，哪怕有十把刀子架在脖子上也没用。

　　批斗我们父亲的台子搭在镇里唯一一座三层楼的楼顶上。三层楼背后的那片舒缓的山坡就是会场。缓过劲来的人空前的激怒，他们一阵阵地呼喊口号，说我们的父亲在这种时候还想过糜烂的生活，还想坐雪弗莱轿车。母亲当时正在台下被两个女人强行控制着随同与会的人一道挥舞手臂。母亲同父亲一样对台上那些人的种种揭发不屑一顾。哪怕他们说我们的父亲喜欢漂亮的女人，当年曾被另一类人中的罗甜迷得神魂颠倒，母亲也丝毫没有生气，甚至还在心里暗暗地得意。当那些人将雪弗莱轿车的梦想强加我们的父亲时，母亲才感到大事不好。果真我们的父亲开始在台上大声同那些人辩论，声称自己从在监狱里认识国老师后就发过誓，要将这种轿车当做埋葬阶级敌人的黑棺材。那些人一致攻击说，父亲是个骗子，还要我们的父亲骑上一头作为雪弗莱的母猪绕场一周。

　　我们的父亲出乎意料地展示了他在那个时代所能创造的唯一奇迹。他告诉那些人自己要从这座楼上跳下去，如果关于轿车的事他没有说假话，落地之后身上就不会有半点损伤，否则不管伤成什么模样都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的父亲从三楼顶上飘落下来，一万多人中只有母亲没有发出惊呼。

　　我们的父亲落到地上打了一个滚，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又自己顺着墙壁上搭着的梯子爬回到三楼楼顶上。那些人还真放过了我们的父亲。

　　正是从这一天开始，这场运动在父亲所在的区里发生了质的改变。我们父亲为证明自己清白的极端做法，对这种变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些人居然要求镇里所遭到批斗的人都从三楼楼顶上往下跳。这一点成了父亲后来所写检讨书中的主要内容。父亲还将老十八的小农意识和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一并包下来做了检讨。

　　我们的父亲在外贸局局长的位置上一直顶着不肯买轿车，快六十岁的人，要到县城之外的地方去，总是叫上一辆东风大卡车。许多人都对他说坐大卡车的成本比坐轿车的成本高。父亲的计算方法同他们不一样，他将人的思想都记入成本。父亲正式离开工作岗位时曾郑重地对继任者说，我们不能养那么多的车，养多了就会祸患无穷，父亲的原话里有这样一句：我们哪一天买轿车，那一天就是垮台的开始。

　　我们的父亲再次一语成谶。

　　扛着钓鱼竿的父亲看着那辆比县里最漂亮的女人还吸引人的蓝鸟驶到继任者的家门前，司机还打招呼要父亲上去坐坐过把瘾，我们的父亲像盯水面上的浮标那样将蓝鸟看了好久。扛着钓鱼竿的父亲又亲眼看到那辆蓝鸟被债主气冲冲地开走，我们的父亲还听到债主说，下次再来就要封房子。

　　往后的事我们不大清楚了。

　　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我们的父亲不同于那些出入老干部活动中心满面春风的老人。

　　有一次，我去邮局给我们的父亲寄钱，协助他继续隐瞒母亲的退休金依旧没有发放的事实。一个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男人，也在办理汇款手续。那人同营业员有些熟，一边做着业务一边聊天。当听到汇款人说自己的父亲离休后县里不给发养老金时，我不禁心里一动。回家后，想了一阵仍然忍不住给父亲母亲打了个电话。他们断然否定了我的担心。我提醒过父亲，问他会不会也对我们采取三十六计中瞒天过海的手法。

　　我们的父亲充满浩然正气的回答，让我在别人看不见的电话这边无地自容。

　　我们的父亲责备我的这种念头实质上是对组织的不信任。

　　回想起来，一九九五年春节的气氛里，我们的父亲身上有一种快要熬干的滋味。 刘醒龙中短篇小说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