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的父亲用其对母亲的温情来兆示自己的衰老时，老十一那让人目不暇接的个人浪漫史又在续写了。这个叫刘声东的堂叔用二十万人民币从那个抗美援朝英雄遗孀那里买断了自己的自由，接下来分别用美金、港币和日元接二连三地开始，又接二连三地终结与几个女人的婚姻、半婚姻和非婚姻契约，直到顺理成章地与归属法律和传统约束的第六任妻子紫貂讨论如何拥有一个试管婴儿。

　　老十一是用他在此前先后八次调换工作的经验来调换女人的。在拥有自己的公司后，他公开对一家香港报纸的记者说，自从给自己当老板后，他才发现此前几十年自己从没有认真干过一天活。香港的报纸后来在头版上用鸡蛋大的字作标题，引用他的话：我需要为自己活着。副标题是：一个成功者对前半生的反省。这些说法看上去很吓人，其实是老十一对自己做的软广告。我最早在省城的一个电视节目上看见老十一时，一点也不晓得这个人与自己竟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

　　老十一在电视里愁眉苦脸地说，他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

　　这话立即在城市里成了一个阶层的时髦用语。

　　当然老十一也不晓得风雨变幻。我们父亲的孩子全都成家立业后，经济上的困难被摆脱了，但因经济而引发的精神危机却出现了。老十一后来说我们家的经济问题由他承包，已是过时的马后炮。老十一的意思无人向父亲转达。连老十八都不敢造次。

　　我们的父亲在老十一迎娶抗美援朝英雄的遗孀后，曾不失时机地要他向组织靠拢。老十一没有听，反而趁着一九六〇年的艰难，不失时机地在城里套购一些粮票，拿回黄冈老家偷偷卖了高价并将所得款项存入银行。二十年后，这笔钱成了他组建公司的资本。老十一违反我们父亲的意愿倒卖了粮票后的第六个年头，又反过来将我们父亲曾经对雪弗莱轿车的喜爱揭发出来。老十一对这件事坚持不肯彻底认错，他认为人有保护自己的天性，同时他还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而造成这种伤害的根本原因应由父亲所在的组织负责。这一点父亲的组织确实已通过文件承担了部分责任。老十一表达这些意思的来信，被我们的父亲作为反面教材在家里传看了两遍。这是父亲要求的。他在第一次传看结束后又发现一些问题，于是在信的四周写上眉批，又让我们看了一次。遗憾的是我们都隐瞒了自己的观点，对父亲说了不真实的话。

　　我们的父亲在那些年里，利用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啃着那本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资本论》。父亲将《资本论》手抄了一遍。这是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间完成的。而且他还在这样的时候，向我们讲清了一个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的问题，马克思既然立志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何还要研究资本主义并且还要去炒股票。父亲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资本主义是这样，反对资本主义的主义也是这样。父亲审慎地用了“反对资本主义的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从他那闪了几下的目光中相信了父亲这是在说他的组织。以父亲读《资本论》的劲头，如果他选择干别的事，譬如说铁了心做生意，也许会比老十一更为成功。我们公认老十一是个成功者，因为他选择的事业一点也不伟大，甚至连高尚都说不上，然而他做的一切，不只他自己，就是局外人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我们的父亲是不是成功者，如果历史不愿评说，那就不会有人去评说了。

　　面对普遍使用与老十一相同标准的世界，我们只能为我们的父亲感到遗憾。

　　从来没有翻开过《资本论》的老十一，成功地运用了资本，这使我们也为《资本论》遗憾。

　　养育五个孩子对母亲来说实在太累了，糟糕的身体让她不得不提前退休。

　　做了几十年夫妻，母亲的状态已成了父亲行动的经常指数。我们的父亲在他的妻子退休后，终于不可避免地到达人生的分水岭，跌入以最高值为起点的不可逆转的衰退阶段。用他自己的话说，组织上要他到县外贸局当局长，说明组织上已经将他从第一线上往下撤了。父亲本来还有另一选择，先前关于父亲要去县里当副职的消息，被事实证明只是地方政治的一朵浪花，但父亲还是可以当专职顾问。父亲最终选择了外贸局的理由是，他对《资本论》通读了三遍。《资本论》通过我们的父亲在外贸局发挥了了不起的作用，三年里外贸局不仅还清了银行贷款，还尽赚三百万纯利。

　　《资本论》在我们家不能说是毫无意义，但说它毫无用处则一点不为过。

　　母亲是我们的父亲进县城之前退休的。从嫁给父亲以后，她就跟着我们的父亲不断地在一个个镇子间调来调去。曾有人从一个镇子的供销社来到另一个镇子的供销社买中华牙膏，见母亲依然站在柜台里面当售货员，忍不住诧异，社会上的常规为何在母亲这儿不起作用，他们见母亲调走了，还以为是升迁之类的好事。我们的父亲在母亲遇到这辈子最大的困难时，才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因他，母亲决不会永远只是供销社和食品站的售货员，是他让属下限制了母亲的发展。母亲工作三十几年后，只有三十几元退休金，在家里成了不明不白的笑谈。三十几元变成两三百元，全是退休后新出笼的政策所至，与毕生敬业的母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无关。说它不明不白是因为我们绝不是在笑话母亲，而父亲又不准笑话别的。直到有一天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资本论》，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自此一旦谈到母亲的退休金，就会有人说，如此简单的问题政治经济学都解决不了，还想解决什么全人类的幸福问题！如果说这话时旁边没有女性，我们这些男人肯定会在“幸福问题”前面再加上极其丑陋、却能表现某种力度的两个脏字：××。

　　刚退休时，母亲每月中旬就会乘上公共汽车，到五十里外的那个镇里去领取三十几元退休金。对这件事，我们的父亲从不包办，哪怕可以顺路替母亲捎回来，他也不去做。他还不让我们帮母亲的这个忙，他说这是母亲往后感受组织关怀的唯一方式，不能无缘无故地剥夺她享受这种关怀的权力。父亲的这番话几乎成了真理。有一次母亲又去领了退休金回来，还没进门全家就感到了她那灿烂的笑容。母亲没料到在自己退休之后，工资反而一下子涨了几倍。她在家门前的小院里用一种只有年轻女孩才会有的表情，久久望着我们的父亲。这让我们完全有理由去想象，假如他们此刻真的年轻，会用哪种更动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激动。

　　这样的喜悦在家里洋溢了五个月之后，突然间消失了。

　　那天母亲下了公共汽车回到家里时竟是两手空空。她对家里的人说，他们都承包了，食品站里没有钱了。

　　随后母亲又跑了几次，情况越来越糟。

　　最后一次回来后，母亲对我们的父亲说，他们是在按《资本论》的理论搞，我没学《资本论》，你学了《资本论》，你去帮我交涉吧，我去一次就感到自己少了半条命。

　　我们的父亲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

　　没过几天，他果然就将母亲的退休金全数领了回来。

　　我们的父亲这样做了一年多时间，直到母亲的六十岁生日，其中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在我们的眼里母亲六十岁时更像一个女人，她居然当着我们的面顾影自怜，深刻地说，女人一到六十岁就再也没有美丑之分了。接着她就向父亲道歉，说早知世界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她当初就应该成全父亲和罗甜。母亲还出乎意料地问父亲还记不记得那枚雪弗莱发卡。

　　六十岁的母亲说出雪弗莱三个字时，仍带着极浓的少女口吻。

　　我们的父亲一点也没有拦住母亲，不让母亲说下去的意思。他非常严肃望着母亲，直到母亲将她想说的话全部说完，然后出其不意地鼓起掌来。

　　母亲对父亲的掌声突然反感起来：你不要总将那些东西搬到家里，你怎么就学不会别的表达方式。母亲的话来得很猛。这时候家里所有的女性都站在母亲一边，一致地说父亲应该对母亲说声，我爱你。我们的父亲就是不肯说，他伸出手来要同母亲握手。家里的孩子们呐喊一声，纷纷围在母亲的身边，将母亲的手紧紧按住不让她妥协。闹了一阵，母亲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她挣扎着从孩子们那里抽回自己的手，紧紧地抓住我们父亲的手说，你是世上最好的男人，如果有来世，我不要组织介绍，再嫁给你一次！

　　也许母亲将自己的生日选择在秋天，一开始就是准备用沉郁来感动后人的。

　　傍晚时分，我们的父亲叫他的孙子外甥带着母亲到屋后的沙滩上去玩，剩下的人都在阳台上向着河流幸福地观看。我们的父亲第一次发出咳嗽声我们尚没在意。稍待了一会他又咳了一声。我们晓得他有话要说，刚要转身，就听见他吩咐我们继续向河里看，别让母亲看出这里在商量事情。父亲站在最后边，用他的每一个字将我们的后脑勺敲打得金星四溅。他告诉我们，母亲的退休金一直就没有真正发放过，是他从自己每月的奖金中拿出一部分来，谎称为领回了母亲的退休金。他一开始不肯对我们说，是因为我们晓得这事也帮不上忙，还会招致许多人干着急。现在他告诉我们是因为自己行将离休，到时候一分一厘收入全是明明白白的，瞒不过母亲。因此，他要求我们从下个月开始，每人每月给他寄回三十六元，等到哪天问题解决了，他会一并还给我们。我们的父亲坚信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他只是变相代表组织向我们借钱过渡一下。父亲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许在母亲面前将这个骗局捅破。退休金事小，就算母亲从来没有这些收入，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会尽心尽力地孝敬她，让她在晚年过得幸福。然而，母亲的那点退休金在事实上是对她这一辈子所作一切的最后决算。没有它，母亲这辈子所信奉的那些东西就会彻底崩溃。父亲声称这种事绝不允许发生在我们家里，毕竟刘家十几口人还没有谁面临他小时候那样悲惨的境地。我们要保护好母亲，母亲保护好了，也就等于捍卫了组织。

　　与我们的父亲那一代人相比，我们过的日子确确实实是幸福的。问题是父亲过的日子只存在他们的人生里。我们只能比较四面八方能被耳目亲自捕捉到的那些生活。在我们自己也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父亲。就像近来孩子老说要吃绿色食品，要用粗粮将自己喂壮实些，我们怎么说也无法让他理解，那些野菜粗粮曾让我们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只能寄予他在将来自己领悟一样。

　　从一九六九到一九七六这几年间，是我们家极其难过的一道门槛。父亲母亲养育的五个孩子，在一夜之间长得人高树大，端起饭碗来比真正的大人吃得还多。为了尽量节省，全家人虽然仍旧分为两处住，锅灶却只有一处。爷爷脖子后面的肌瘤越来越高，他驼着背在租借的房子四周开出一些小块的菜地。因为我们不是当地农民，爷爷在亲手开垦的菜地里，洒了太多的汗水，那些草都不大愿意长的生土，好不容易被爷爷的汗水肥沃成熟地，生产队长就会毫不留情地派劳力和耕牛来，在上面种上可以为他们增加口粮的庄稼。一九七〇年春节没过完，父亲随身带着的《资本论》还在家里放着，房东家突然失火。租给我们家的两间屋子同他们的新屋隔着一丈远，按理是烧不过来的。但那火硬是邪了门，跳着烧了过来。那种旧房子没事都怕它垮下来，出现这样的事，爷爷哪会让我们跑到火里去抢东西，万一被什么东西掉下来砸死一个，那比什么损失都大。我们慌慌张张地什么也没抢出来，就只大姐随手拿了那本《资本论》。为此，母亲咬牙切齿地将大姐恨了好几个月。母亲觉得，大姐哪怕将自己那双前脚趾、后脚跟都补了补丁的袜子带出来，也是天大的幸事。大姐心里觉得很冤，因为大姐本来是想拿出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红楼梦》，她不敢说出来是因为害怕父亲的家教。

　　那时，我们的父亲已被贬到县汽车配件厂当工人。

　　年假过后，我们的父亲无法按时报到上班。三个大孩子和爷爷没有地方住了，只好暂时挤在父亲母亲和老四老五住的地方。与愁眉苦脸的母亲和爷爷截然不同，父亲在那些日子里对我们特别亲切，每到开饭时，他就带上我们去区里的食堂，让我们放开肚皮痛痛快快地吃个滚瓜圆。父亲还叫母亲别担心太多，越是艰难的时候做大人的越要给孩子们信心，这是他自己从前过苦日子的心得。父亲相信组织会出来为我们家分忧解难。组织上还没动静，厂里的工人先来了。这一辈子我们忘记过很多事，并且将会继续忘记许多事，我们决不会忘记的是那只伸到父亲面前，只有三个指头的手掌上，摊着的五十元零三角一分钱。父亲管那个人叫六师傅，一开始我觉得他的姓很怪，后来才晓得，厂里的冲床从他的两只手上绝对平均地分别冲掉了两个手指，大家就给他取了这样的诨名。母亲望着六师傅的手，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她刚想伸手去接，就被父亲从中拦住。

　　我们的父亲说，六师傅，这个钱我们不能要，请你别见怪，我们是有组织的，有困难了，组织会替我们解决，你们这样做就是个人恩情，将来不还不行，一还起来就有可能违反组织原则。

　　六师傅很生气说，父亲这是在往窄处看他们，扔下钱要走。

　　六师傅一甩胳膊时，我们的父亲只捉住断指旁的那个指头。

　　小妹在一旁惊叫，让父亲别再弄断了六师傅余下的指头。

　　一九九七年年三十下午，我带着孩子们在县城里到处寻找卖鞭炮的。父亲和母亲都提醒过我们，除非穷得没办法，否则这时候是不会有人仍旧开门做生意的。大街上很冷清，连行人都难得碰见。已经非常苍老的六师傅守在一堆爆米棍前，用昏花的眼睛吃力地朝着我们张望。我有些不敢认，正好他抬起手来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那些没有变化的断指使我的记忆顿时明确起来。六师傅已经不认识我了。我掏出五十元钱将他的那些货全部买下来。六师傅搜遍全身，用一大堆毛票子凑齐了要找的钱。我没有收，让他继续留着，将零钱全找走了，生意就不好做了。六师傅非要给，逼得我不得不说，这些年来，一想到从前的事，我就恨不得跪在六师傅面磕几个响头。六师傅拿着找不出去的零钱，连连向我弯腰道谢。我羞愧地说，我们全家这辈子也谢不够你。孩子们不肯拿上我买下这许多的爆米棍，他们不屑吃这些东西。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效，只是当我告诉他们如果不将这些东西拿回家吃掉，今年过年谁也别想得到一分压岁钱，他们才无奈地拿起那些爆米棍。回家后我本想让父亲给这些孩子讲过去的事，但母亲要我们别在父亲面前提六师傅。为了六师傅那没有着落的生活，无能为力的父亲已经好几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母亲说幸亏当年没有要六师傅他们的钱，否则我们的父亲不急死也得羞死。那么好的工人也落到这样的地步，叫人说什么好呀。

　　那场火灾之后的第二个月，区里的食堂就不顾我们将来心理和生理是否健康，坚决不让那欠了很多的伙食费再增加下去。

　　爷爷在家里失火以前就不再放鸭子了，他帮母亲照顾我们比放鸭子还累。区里的食堂拒绝我们后，爷爷就出主意让我们吃野芹菜。刚开始母亲还挺着不同意，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母亲只好让我们天天在家用爷爷从水沟里割回来的野芹菜煮粥充饥。弄得同学们都嫌弃我们，说我们身上有股打屁虫的气味。家里的男孩还好一点，只苦了大姐她们。她们宁肯饿肚皮也不肯再吃芹菜。爷爷也过意不去，当年那么苦他也很少让自己的儿女吃野芹菜，而我们竟然吃了整整一个夏天。除了吃之外还有穿的问题。像大姐她们是不能露着肉出门的，不然就会要她们的命。爷爷要母亲想办法借上十元钱给他，他要瞒着我们的父亲偷偷回一趟老刘家垸。爷爷在老刘家垸待了十几天，他用那些钱从同宗同族的人家那里买了一些棉花，由老刘家垸的女人帮忙用纺车纺成线，再在我们父亲用过的旧布机上，一个人没日没夜将那些棉花织成叫做土布的粗布。爷爷不肯对老十八他们讲实情，他不愿让老家的人晓得出息了的父亲竟如此落魄。老十八他们以为我们的父亲仍在受着红卫兵造反派的欺侮，嚷着要带上老家的人去山里，荡平那些王八蛋。老十八只是老家里一个喜欢出头露面的人，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些不肯抛头露面的乡村贤哲。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看眼色，听听话风，无需多问就晓得我们家一定有了灾难。爷爷回来时，老家派老十八挑着一只沉重的担子跟着爷爷上了长途汽车。

　　从老家来的沉重的担子，给了我们久违的温饱。特别是那些腊月里用打杵打出来，每天坚持换两遍水浸泡，天气再热也新鲜如初的糍粑，让我们饱尝饥饿的肠胃，有了往后所有岁月里都不再有过的满足与舒适。母亲将爷爷亲手织成的土布用五分钱一包的染料染成蓝色和红色，蓝色的给我们男孩子做衣服，红色的给大姐她们做衣服。老十八回老刘家垸之前，在一处山坡上为我家开垦出一大块荒地并且亲手种上黄瓜、茄子、马铃薯和南瓜等能填饱肚子的蔬菜。他还跑去找当地的生产队长，不知他是如何同人家说的，直到我们从这儿搬家走了，这块菜地才被生产队收走。

　　我们的父亲在工厂里处在半监管状态，只能一个月回一次家。

　　在他下一次回家之前，母亲对我们全家人进行了一次很严肃的训话，她告诉我们，谁也不许向父亲泄露家中的秘密。母亲要我们向《红岩》中被关在白公馆、渣滓洞里的那些人学习，否则——母亲没有将那种对我们产生巨大威胁的意思明白地表达出来，这让我们更加恐惧。我们背着母亲猜测，谁若向父亲说了真话，母亲会采取何种惩罚措施，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最大可能是让我们天天吃野芹菜并且不放油盐和辣椒。这一点是大姐首先想到的。她还没有说出来，自己就开始恶心，捂着胸口想呕吐。我们还想过母亲会不要我们，将谁送给别人。对这一点我们都不怕，因为在那一阵所有人都比我们的日子过得好。我们十分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天天拿着一块香喷喷的锅巴，站在自家门口津津有味嚼着的样子。

　　我们的父亲回家的那两天里，我们异口同声地对他说，组织对我们家真好。

　　父亲抚摸着我们身上的新衣服，眼睛里溢出一层泪花。羡慕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光，这是刘家多少代人都没见过的因祸得福的奇迹。

　　母亲对我们的父亲说，组织上给家里补助了两百元钱。

　　我们的父亲哪有不相信的道理。

　　我们的父亲对组织的感谢全用在实际行动上。在经历一个不眠之夜后，他郑重地同母亲商量，为了表示对组织的感谢，他要将每月交给组织以象征自己身在组织的钱，由五角提高到一元。母亲没法拦阻，她只能捏着自己的鼻子吃下那难闻的东西。

　　火灾之后的第三个月，区里派人将母亲叫去，发给我们家二十元救济款。

　　流传在家里的美丽谎言还没有结束。

　　为了对付五个孩子青春成长期那近乎贪得无厌的胃口，母亲在那几年里放弃了控制家庭财经的权力，而将它交给了爷爷。她不同我们一个锅里吃饭，自己在单位食堂就餐。我们确信，这个主意来自我们的父亲。只有他对我们成长的困境从来就没有过半点同情，反而不时要说上一通，若是倒回去二十几年，能讨着米要上饭就是了不起的大幸福。母亲绝不会想出这种馊主意，她宁可抱着自己的孩子天天大哭一场，也不愿忍受这种看不见的折磨。在我们分开吃饭的日子里，母亲经常在我们刚刚上床睡觉的夜里，拿回一只早餐时省下的馒头，掰成五瓣，坐在床前看着我们眼都没眨一下就将它吞了下去。母亲那时总说我们是从饿牢里放出来的。爷爷是过来人，他晓得当年那么苦的日子没有将父亲他们饿死，就更不会饿死我们。他用在林老大家织布的经验来组织我们的每一餐饭。刻板的日子是经线，有限的食物是纬线，我们的欲望既是这两根线交织成的那个点，又是这两根线交织成的那个空。四个点围成一个空，四个空围成一个点。黄冈老刘家垸的土布是哲学织成的，点为实，空为虚，虚实不仅相间，而且还相辅相成。只要饿不死，就能长大成人。爷爷在我们的饥饿面前表现得冷若冰霜，从不为之所动，而放弃他早已计算好下锅米的数量。当我们明知故问地问他锅里还有没有饭时，当我们有意对他说我们还可以再吃三碗时，他都会告诉我们下一餐再吃吧。

　　特别可恶的是，我们的父亲每次回来，爷爷都会明目张胆地让他多吃一些，而且还要对我们讲其中的道理。爷爷早就将自己的儿子当成了自己的主心骨，他还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们。我们的父亲是不能因为一些小事而分心的，到处都是政治斗争，哪一点上没有集中精力，就会导致燎天大祸的降临。爷爷所言无异于我们父亲口头禅的翻版：家庭也是组织，是组织就要有核心，任何时候只有确保核心的稳定，这个组织才不会涣散。我们根本听不进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哪天能饱餐一顿那可真是天大的幸福。为此我们在私下里酝酿了多次，准备推举一个人出面对父亲说，我们不要组织，我们只想吃饱喝足穿暖。但在父亲的威严面前，我们无人敢当出头鸟。一九七〇年冬天，刚刚恢复职务的父亲突然因胃出血住进医院，听医生说病因是饥饿。父亲的饥饿是因何而来我们当时不得而知，只听母亲说他苕得都不晓得顾自己。后来日子好过了，也就不记得去深究此事。

　　我们父亲的胃病前后拖了两年，正当病情出现好转，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水，席卷了县内大部分好田好地，几千户人家失去了住所。我们的父亲对母亲说，组织上很困难，得帮一把。父亲要将他和母亲两个月的工资拿出来交给组织。父亲和母亲一个月工资加起来正好一百元，两个月的工资正好是二百元。

　　我们的父亲说，他晓得家里日子艰难，所以不多给，就将前次补助的钱还回去。

　　父亲的话让母亲有口难言。她呆呆地盯着父亲，两天两夜没有说一句话。

　　那年秋天临近开学时，母亲还没有像往常那样为五个孩子的学费发愁。到了开学的前一天，她突然将大姐、弟弟和我叫到身边，一人给了一张表格，让我们开始自食其力。那一年大姐整十八，我十六岁半，弟弟十五。大姐原本是有希望被推荐上大学的，县里几个领导都曾间接地表了态。大姐填写的是下乡当知青的表，母亲用大姐的下乡为我和弟弟换来两个招工名额。三个人在惊讶一阵后都在心里暗暗高兴，反过来劝眼泪哗哗的母亲。爷爷在一旁叹息说，你们这下子可出头了。他要我们离家后的第一顿饭一定要吃饱。我们的父亲照例不会一开始就露面干预这样的家事，他在我们离家的前一天才正式对我们发表讲话。 刘醒龙中短篇小说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