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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曹聚仁先生信

　　聚仁先生：

　　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

　　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即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中国人是无论如何，在将来必有非通几种中国语不可的运命的，这事情，由教育与交通，可以办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试用广东话之类，读者较多的言语，做出东西来看；（丙）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罢，反对欧化者所说的欧化，就不是中国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语法，是会有非用不可的时候的。

　　四，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五，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懂。有些人以为如“像煞有介事”之类，已经通行，也是不确的话，北方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江苏人是不一样的，那感觉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实。

　　文章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所以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的太繁，用不来的）; （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

　　还有一层，是文言的保护者，现在也有打了大众语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论极高，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这一点也须注意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上。八月二日。

　　题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上海《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8月）。收入《且介亭杂文》。1934年5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第一一〇号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 ，提倡文言和读经。吴研因则在南京、上海的报纸上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一文，予以反驳。由此而引发了文化界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战。6月18日、19日《申报·自由谈》先后发表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7月25日曹聚仁在所编《社会月报》上发出了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提出“大众语文的运动，当然继承着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而来的；究竟在现在，有没有划分新阶段，提倡大众语的必要”等五个问题。鲁迅因此写本文作答。鲁迅1934年7月29日致曹聚仁信，对这五个问题作了回答，可参阅。 鲁迅著作分类全编·看书琐记与作文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