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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3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

　　第四章 公元260—270年

　　波斯国王沙普尔

　　因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外号为“阿拉伯努斯”（阿拉伯人）的菲利普与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签订的和约，罗马帝国失去了美索不达米亚行省。而且罗马军队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撤军，导致波斯势力得以渗透进入亚美尼亚王国。在随后的15年间，罗马帝国因为北方蛮族的不断入侵而一直疲于应对，波斯国王则趁此机会为向西方的进军作好了充足的准备。

　　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撤军之后，曾经是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国界线——幼发拉底河——又再次成为了罗马与波斯之间的国界线。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与帕提亚王国相安无事，现在的对手却换成了一心想要重振波斯雄风的萨珊王朝。因此波斯国王越过幼发拉底河进攻叙利亚，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情况。毕竟距离上次大战已经过去了15年，曾经被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的近卫军团长官提梅吉提乌斯重创的波斯军队主要战斗力重装骑兵得到了充分的重整和再建，同时，在波斯人看来如果再不向西方发动攻击，恐怕复兴波斯帝国的理想就将失去号召力。

　　波斯国王沙普尔在首都泰西封整编大军的情报，通过叙利亚行省总督传到首都罗马皇帝耳中。

　　皇帝瓦勒良在继位当初便将儿子加里恩努斯设为自己的共治皇帝。在这6年间，瓦勒良一直在首都统治帝国全域，加里恩努斯则在莱茵河、多瑙河以及日耳曼长城负责北方最前线的防卫任务。也就是说，两位皇帝分别在首都和前线两地维持着帝国西方的和平。但是，当波斯军队大举入侵帝国东方之时，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前往东方进行抵抗。当时的瓦勒良已经70岁高龄，但是不知为何，他仍然执意亲自前往遥远的东方。或许在瓦勒良看来，相对于无法预知侵略规模与时间的北方蛮族，波斯国王率领的大军更加容易对付一些。于是他将帝国的西方交给儿子，而自己则亲自踏上了东征的道路。这样做元老院也同意。

　　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但是瓦勒良在与波斯的战争中依然一上来就占据着主动。这是因为他来到叙利亚之后，在当地又选拔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将官。之所以在当地选用人才，为的是更好地调动起当地士兵的斗志。在这些被瓦勒良选中的将官中，就有后来成立了帕尔米拉独立王国的奥迪纳图斯。

　　虽然皇帝瓦勒良号称统领7万大军，但实际上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当时因为罗马境内疫病流行，很多士兵都被从军团基地派遣出去帮助稳定疫情。但即便如此，在双方的交手中罗马军队仍然始终占据着主动，瓦勒良不仅将占领安条克的波斯军队赶了出去，随后还率军越过幼发拉底河，就连收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也是指日可待。

　　波斯军队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并不是因为波斯士兵的战斗力有多低下，而是因为他们的总司令沙普尔是一个非常不善于带兵打仗的人。

　　在波斯萨珊王朝的历史中，沙普尔一世堪称最为著名的君主，同时他也是第一位给东方带来启蒙的君主。他不仅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拥有非凡的造诣，同时还深知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将希腊与东方的学者都召集到一起，建立了一座科学与医学的研究中心，这就是在后世非常著名的“贡德沙普尔”（Gundeshapur）。不过他虽然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只能用“无能”两个字来形容。这个人担任总指挥的战斗，基本上都打了败仗。当然罗马方面也有不擅长战斗的优秀皇帝，比如奥古斯都和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都属于此类。毫无疑问，沙普尔一世也是这种类型。

　　但问题在于沙普尔是东方的君主，他的臣民们认为自己的统治者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拥有首屈一指的能力。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只有胜利才能够使他的臣民们得到满足。即便奥古斯都和马可· 奥勒留因为手段过于卑劣并且效果不甚明显而放弃的方法，沙普尔却不得不去尝试。

　　皇帝被俘

　　公元260年年初，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整个欧洲世界。罗马帝国上下尽皆骇然，就连居住在罗马帝国周边的人都因为这个消息而感到极度的震惊——罗马皇帝瓦勒良被波斯国王沙普尔俘虏。关于这个消息，波斯方面的记录如下：

　　罗马帝国皇帝瓦勒良率7万大军朝我国进犯，敌我双方之间展开激烈战斗，最终我军成功俘虏瓦勒良。我军得此重大战果，趁势进攻叙利亚、西里西亚、卡帕多西亚，烧杀抢掠，将敌方居民俘虏为奴。岂知此地，原本就是我波斯帝国之领土。

　　沙普尔深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而自己获得如此辉煌的战果，自然要想方设法地流传下去。位于波斯帝国的首都波斯波利斯（位于现代伊拉克与伊朗国界线附近）以北不远处的纳卡西· 鲁斯塔姆（Naqshi Rustam）的岩壁上，就留有记载这一内容的浮雕。

　　沙普尔一世骑在马上，罗马皇帝瓦勒良则跪在马前。站在旁边的另一位皇帝，则是在15年前为了缔结和约而答应了沙普尔全部要求的阿拉伯人菲利普。波斯国王征服了两位罗马皇帝，这既是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渴望向世人夸耀的辉煌，同时也非常直白地表现出3世纪的罗马帝国与波斯之间的“关系”。

　　雕刻在纳卡西 · 鲁斯塔姆岩壁上的沙普尔一世与两位罗马皇帝

　　但是，关于罗马皇帝究竟是如何落入波斯国王手中的，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总之，瓦勒良率领的罗马军队与沙普尔指挥的波斯军队之间肯定是发生了战斗。在得知罗马方面正式出阵迎敌的消息之后，15年间一直处于波斯统治之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地方城市埃德萨与卡莱也纷纷起义反抗波斯的统治。沙普尔对此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波斯军队向这两个城市发起了攻击。而罗马帝国——15年前统治此地的统治者——自然也不能眼看着这两座城市遭到波斯的围攻而袖手旁观。于是皇帝瓦勒良与“7万”罗马大军赶去救援这两座城市，并且在当地与沙普尔率领的波斯军队遭遇。战斗就是在这个时候进行的。

　　但是关于这场战斗，最后的结果似乎是不分胜负。关于皇帝瓦勒良落入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手中的原因，自古以来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并非因为罗马军队战败，而是中了沙普尔的某种计谋。总之，如果胜利的天平明显倒向波斯一边的话，那么沙普尔也不用如此冒险玩弄策略了。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沙普尔所采用的计谋是假借双方首脑会谈的机会诱骗瓦勒良前来约定的地点，随后趁机将罗马皇帝与为数不多的随从一网打尽。

　　面对因为皇帝御驾亲征而士气高昂并且始终占据着优势的罗马军队，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状态的波斯军总司令官沙普尔，为了一举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而采取的这种方式，也确实符合波斯萨珊王朝一代枭雄沙普尔一世的作风。毕竟，他就是这样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皇帝瓦勒良被敌人生擒是千真万确的。在此之前的罗马皇帝，像马可· 奥勒留以及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是在与外敌交战的前线基地中去世的。还有德基乌斯父子，是在与哥特人的战斗中阵亡的。但是，被敌人生擒的罗马皇帝，瓦勒良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个。

　　罗马军队以前也曾经出现过一位差点被敌军俘虏的最高司令官。这个人就是公元前53年率军远征帕提亚结果全军覆没的克拉苏。这位与恺撒和庞培共同组成三头政治同盟的巨头之一，在东方战败即将被捕之时，被身边的侍卫及时地用短剑结果了性命。这样一来，就避免了罗马的统治者被敌人生擒，从而避开了政治层面上的不利影响。但是公元260年的瓦勒良就没有这么幸运。难道是因为300年后皇帝身边的侍卫们失去了关键时刻弑君以保全大局的气概吗？还是说他们连做出这种举动的时间都没有，就被立即与皇帝分隔开了呢？

　　得知皇帝瓦勒良被捕的消息，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每一个人都遭到了异常沉重的打击。他们感到的并不是愤怒和绝望，而是一种难以言表的茫然和失落。发生在公元260年的这一事件，对罗马人精神层面所造成的打击远远比物质层面要大得多。

　　因为这一消息而感到高兴的，只有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当时年仅10岁、后来成为基督教史学家的拉克唐提乌斯在其著作《论迫害者之死》中这样写道：

　　瓦勒良的统治时间虽然不长，却是一位对上帝大不敬的皇帝。因为他的镇压政策，造成许多善良的人无辜身亡。但是上帝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给予这个迫害者以最为严厉的惩罚。这个令人欣喜的事例表明，上帝必将对基督教的敌人施以相应惩罚的佐证之一。

　　被波斯人俘虏的瓦勒良，不仅失去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也失去了他从我们手中夺取的自由。曾经的罗马皇帝现在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据说每当沙普尔要骑马的时候，都会命令罗马皇帝跪在他的面前，将他作为自己上马的垫脚石。瓦勒良的名字既是罗马帝国的耻辱，也是波斯人嘲笑和愚弄的对象。囚犯的身份使他生不如死。

　　这篇文章，是在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的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写成的，属于基督教的官方记录。但是后世的研究者们认为，这篇文章所描述的内容并不都是事实。尤其是关于沙普尔侮辱瓦勒良的这段描述，多半是因为公元3世纪基督教徒出于对瓦勒良的憎恨，因此希望这个基督之敌落个悲惨下场，而到最后转化成文字叙述。

　　实际上瓦勒良在被捕后不到一年便因病去世了。毕竟他当时已经70岁高龄，而且作为共和国时期的名门之后，在元老院中也占有一席之位的上层阶级，仅仅成为敌人阶下囚的这件事就足以使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吧。而且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被人称为东方第一位启蒙君主，可见也不是会做出那种野蛮行径的人。甚至那些与皇帝一并被俘的罗马官兵，都没有被他单纯地贬为奴隶。

　　波斯的基础设施建设

　　当时遭俘虏的官兵，让波斯人押解到首都泰西封，又往东渡过底格里斯河，最后到了现代的伊朗西南部一带。被波斯俘虏的罗马官兵实际数量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并没有7万那么多。后世的研究者认为，既然是因为沙普尔的计谋而被一网打尽，那么这个数字大概在1万上下。沙普尔命令他们在波斯民族自古以来的发源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沙普尔深知罗马军团是号称“用丁字镐获取胜利”的战斗兵团，自古以来就以善于建造工事著称。而且波斯人在入侵叙利亚之时，也亲身体验到了罗马军团兵们所铺设的道路交通网络。所以波斯国王沙普尔决定利用一下这些罗马士兵的能力。

　　在得知竟然要为俘虏自己的敌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这些罗马士兵心中究竟会是怎样的滋味呢？但是不管建造什么样的工程，对于这些罗马士兵来说都是迫于无奈的选择。他们身为俘虏，如果不听从波斯人的命令，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要不然就是被送到环境更加恶劣的矿山劳作，或者被送到奴隶市场变卖为奴。虽然他们建造的设施都将为敌国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但是既然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还是决定认认真真地建好每一座建筑，不负罗马人能工巧匠的称号。当时的那些罗马士兵，想必都是在这样的信心支撑下，才能够在波斯国内建造那么多的基础设施吧。

　　即便敌人能够夺走他们肉体的自由，但是精神上的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限制的。而精神上的自由之所以不受任何人的限制，是因为有自尊心的支撑。那些被波斯国王俘虏的罗马士兵，就是在自尊心的支撑下，建造了一座又一座建筑。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波斯都建造了哪些建筑吧。

　　首先，他们建造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被沙普尔命名为“贡德沙普尔”，在波斯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沙普尔的武器”。这座城市与罗马帝国内的城市一样，都是模仿军团基地的正方形模样建造而成的。

　　在建成了这座城市之后，沙普尔将每一位罗马军团兵都单独作为技术指导，又给他们安排了很多工作。有人负责道路，有人负责桥梁，但所有这些都是公共设施。其中有三座兼具大坝功能的桥梁，历经1700余年的历史仍然保留了下来。这三座桥梁全都位于舒什塔尔（Shushtar）近郊，除了作为桥梁之外，还具有蓄水以及向周围耕地供水的作用。

　　过去的Band-i-Kaisar（现已经崩塌，只剩遗迹）

　　其中被称为“Band-i-Gurgar”和“Band-i-Miyan”的两座桥梁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只有三座桥梁中规模最大的“Band-i-Kaisar”，意为“皇帝桥”，一直到近代仍然发挥着作用。我并没有亲眼见过这座桥，但是从研究人员拍下来的照片上来看，与其说是桥梁，不如说其水坝的功能更为重要。

　　“皇帝桥”全长550米，或许是因为河床的原因，其形状并非直线，而是以弯曲的蛇形与两岸相连。支撑桥梁的拱形桥墩共有41根，其中35根都是建筑当初保留至今的，另外6根被近年来的大洪水冲毁，后又被重新修建。

　　这座桥梁不仅具有桥梁和水坝的功能，同时还是将河水引到舒什塔尔的水道。

　　支撑这座桥梁的41根桥墩都是正方形，长4.5米。夹在两根桥墩之间的拱顶高度受河床岩石的高度影响，从8米到10米不等。

　　最令专家们叹为观止的是，这座桥梁完全根据河床的实际情况，选取了一种最为坚固的建造方法。而且桥墩底部通过十分巧妙的设计将水流所造成的影响减轻到了最低。想必在这1700多年之中，这座桥梁也承受了无数次洪水的袭击仍然屹立不倒。这些被俘的罗马士兵用他们的聪明才智，顽强地维护了罗马人的尊严。如果沙普尔命令他们到附近砍树赶工搭桥的话，也许他们会顶嘴说，要建这样的破桥宁愿去死。

　　皇帝加里恩努斯（公元253—268年在位）

　　罗马皇帝落入波斯国王手中的消息，在罗马军中，尤其是在军官群体之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些将官几乎都是被瓦勒良破格提拔起来的，所以他们极其盼望另一位皇帝加里恩努斯能够率军东征，将被俘虏的父皇以及其他官兵营救回来，而且他们也都自告奋勇地想要随军前往。可是，加里恩努斯并没有那样做。应该说，局势不允许他那样做。

　　西方当前的局势不允许皇帝东征。罗马皇帝被波斯生擒的消息也同样传到了北方蛮族的耳中，因此日耳曼人的袭击必将愈演愈烈。要想进行东征，必须保证西方处于安全的状态之下。即便是五贤帝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没有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展开大规模战役的实力，所以五贤帝全都通过非常巧妙的方法避免了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在公元3世纪，西方与东方的敌人全都变得异常强大。就算加里恩努斯也想进行复仇，却并没有多余的兵力让他这样做。

　　所以，42岁的皇帝加里恩努斯迫不得已放弃了他的父亲。在瓦勒良被捕的前一年，罗马帝国还在发行以他的头像为装饰的银币，但是在他被捕之后，这种硬币便彻底停止了铸造，甚至连官方的记录都消失了。也就是说，当皇帝被波斯人俘虏的那一瞬间，他的存在本身就被从罗马帝国的历史中彻底地抹消掉了。既然身为罗马皇帝的瓦勒良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即便这个人被波斯俘虏也和罗马帝国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了。虽然这对于加里恩努斯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但为了帝国的未来，他别无选择。罗马帝国从公元260年开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即便罗马帝国就此彻底崩溃恐怕也不足为奇。

　　前所未有的国难

　　罗马作为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其皇帝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竟然被敌人所俘虏，如此前所未有的灾难性事件，对罗马帝国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首先，这件事对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对这一变化感受最深的，莫过于那些在前线带领士兵守卫帝国的总督和军团长们。虽然这些人在刚刚得知皇帝被俘的消息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但是在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之时，他们非但没有团结一致，反而变得四分五裂。人类社会每当权威扫地，不知为何，剩下的人四分五裂的概率总是要比团结一致大得多。也许是因为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消失了，结果一直以来被这股力量约束在一起的人就自然而然地散乱了吧。总之，从此以后，罗马帝国进入了被后世称为“30位皇帝”的时代。

　　在北方的蛮族看来，罗马皇帝成为敌方的俘虏这件事，意味着罗马帝国的衰退。原本由于加里恩努斯在北方前线的英勇表现，蛮族在这7年中一直无法逾越防线半步。但是东方发生的变革，却给这些蛮族带来了继续入侵罗马帝国的勇气。

　　首先是法兰克人越过莱茵河涌入高卢地区，然后是阿拉曼人突破对罗马帝国来说相当于“要害”的位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交汇处的日耳曼长城，翻过阿尔卑斯山直逼意大利北部。紧接着，哥特人也顺着多瑙河涌入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在不久前曾经穿过黑海进入小亚细亚西部与希腊进行掠夺。即便这次他们故技重施，罗马方面也束手无策。300年来守护帝国西方的“防线”，现在几乎处于全线崩溃的状态。

　　相比之下帝国东方的状况更加令人感到绝望，就连幼发拉底河防线甚至都已经不复存在。

　　波斯军队虽然不善于会战，但是在入侵掠夺方面却能够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威力。这是因为波斯军队的主要战斗力量是重装骑兵。重装骑兵直到中世纪还是军队的主力，到了近代又拿起了火枪，转型为龙骑兵（Dragoon）。龙骑兵到了现代就转变成所谓的战车了。不管是重装骑兵还是战车，都是依靠速度和突击力取胜。也就是说，在公元26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东方遭到了波斯“战车”的无情蹂躏。

　　对于当时的罗马帝国来说，并不是没有迎击波斯军队的战斗力量，而是没有将这些残存的罗马兵力集结在一起，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的领导者。不仅如此，分散在各地的军团长还梦想着借此机会一战成名从而登上皇帝的宝座。结果这种无政府的状态，反倒被波斯军队所利用。在这个极其艰难的时期，唯一积极果断、始终如一地与波斯军队抗衡的，只有一直被罗马人看做商人的帕尔米拉人以及他们的统治者奥迪纳图斯。

　　公元261年，罗马帝国还遭到了疫病的袭击。不知为何，疫病总是从东方传到西方继而扩散开来。这种被罗马人称为“黑死病”（鼠疫）的疫病，自古以来便一直存在，并不是在公元3世纪突然出现的。但是，因为这种疫病的流行而造成的危害，会因为国家陷入战争状态而变得更大。这是因为战争时期粮食不足而导致人民体质普遍偏弱，同时卫生状况也得不到保障。总之，这时候爆发的疫病比之前任何一次的情况都更加严重。

　　像这种持续性的灾害，与地震造成的危害一样。因为罗马帝国的领土幅员辽阔，其中很多地区都处于火山地震带上，因此自古以来罗马帝国就建立了应对地震灾害的国家政策。这项政策基本分为三个部分，在灾害发生的同时，这三个部分同时发挥作用，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一、皇帝从国库中拿出援助金，作为向受灾地区民众发放的应急款项。

　　二、从距离受灾地区最近的军团基地中派遣军团兵，帮助受灾地区恢复基础设施建设。

　　三、从设置在元老院内的特别委员会中派遣调查团前往受灾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减免当地3—5年占收入一成的行省税。

　　这个由罗马的第二位皇帝提比略制定的政策，被后来历代皇帝作为罗马帝国的国策沿用，即便到了3世纪仍然存在。但是3世纪后期的现实，使得罗马帝国的这个政策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为了迎击不断入侵的敌人，导致罗马帝国的军费激增，皇帝的国库中没有多余的资金来赈济灾民。

　　二、军团兵不是在抵御外敌的入侵，就是被将军们动员起来发动内战，根本无暇顾及受灾地区的民众。

　　三、因为卡拉卡拉的敕令，行省居民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成为罗马公民，因此行省税也不复存在。所以曾经的免税政策也随着这个税金的消失而变得名存实亡。至于其他的间接税以及营业税等，因为本身的税率就很低，即便免除，对灾民们的帮助也不大。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帝国的国库还要依靠战时特别税等临时税的征收来勉强维持，所以对受灾地区的重建工作根本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

　　结果，受灾地区迟迟得不到重建，灾民们复兴家园的希望也变得渺茫起来。于是人们纷纷抛弃了毁坏的家园、抛弃了因为灌溉设施遭到破坏而无法耕种的土地，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之中。

　　而且这种现象还不仅仅发生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那些因为蛮族的入侵而遭到破坏的地区，也同样出现了这种现象。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那些因为接近前线而反复遭到蛮族蹂躏的地区。

　　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不只依靠配置在防线之上的军团基地。作为纯战斗集团的罗马军团，只有在周围居民的支持下，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其作为纯战斗集团的力量。深知这一点的罗马政府，特别鼓励那些服役期满退役的士兵继续居住在军团基地的周围，同时给予当地一般民众优惠税率，让军团向他们采购物资时可享受特别待遇，力图建造一个以军团基地为中心的城市生活圈。

　　加里恩努斯

　　在人们逐渐定居下来的同时，这片区域的周围环境也会变得更加适宜人类生活和居住。这就是罗马时期的军团基地和补给基地，即便经过中世纪漫长的荒废期，到了近代之后仍然能够以大都市的姿态复活的重要原因。人类定居过的土地，会在无形之中留下生命的力量。即便会经历暂时的荒废，但是这个深埋在土地之中的种子总有一天还会生根发芽。由此可见，3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帝国所面对的最大威胁，就是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而其他地区广阔的国土变得愈发荒芜。

　　失去父皇之后成为唯一皇帝的加里恩努斯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现状。

　　这位全名叫做普布里乌斯· 李锡尼乌斯· 加里恩努斯的人，不管好坏，都是3世纪后半期的罗马人中精英的代表。

　　他不仅是3世纪后半期为数不多的从共和国时期便存留下来的名门之后，还具有非常好的教养。他十分热爱希腊文化，甚至迎娶了一位出身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元老院议员的女儿为妻。他在希腊哲学上的造诣很深，最崇拜的哲学家是新柏拉图学派的普罗提诺。他还和哈德良与马可· 奥勒留一样，进行过依洛西斯秘密仪式。如果他出生在五贤帝时期的话，他一定会将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保护和振兴文化都市雅典之上，并且在这个他无比憧憬和向往的地方充实而安稳地度过一生吧。可惜他生活在3世纪后期，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幸。

　　不过加里恩努斯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罗马人，只要他肩负着皇帝这个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责任，那么他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只不过，对于他的统治方法，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和后世的历史学家毁誉参半，因为他和在帝国兴盛期的1世纪与稳定期的2世纪进行统治的皇帝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自从公元260年瓦勒良被波斯俘虏这一前所未有的国难之后，一直到公元268年，皇帝加里恩努斯总共统治了罗马帝国8年时间。如果将他统治时期的所有事件全都逐一记录下来的话，不但身为作者的我会写花眼，身为读者的诸位也一定会看花眼。总之，在这8年中加里恩努斯几乎就没怎么回过首都罗马，而是一直奔波在帝国的西方不断地修补着已经千疮百孔的帝国防线。而且他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防线外侧的北方蛮族，还有防线内侧觊觎皇位的军团长和总督们。

　　面对如此繁重的事务，皇帝加里恩努斯竟然还能够坚持得住，完全得益于他当时正处于42岁到50岁之间这段男人的黄金时期。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这个年龄正是男人肉体和精神都最充实的时候。

　　当听到皇帝被俘的消息之后，那些被瓦勒良一手提拔起来的将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以及罗马史上最大的危机，感到的只有茫然失措。而加里恩努斯却和他们完全不同，他并没有慌慌张张地去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而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使这个关系到帝国生死存亡的危机不会继续恶化下去。可是他的这个做法，遭到了前线的将官以及元老院议员们的一致反对。

　　高卢帝国

　　公元260年，当皇帝瓦勒良被波斯国王俘虏的消息传到罗马帝国西方的时候，直接引起了一场事件，那就是名字听起来很威风的高卢帝国的创建。虽然这一事件导致高卢行省从罗马帝国之中独立出去，但实际上这件事的起因既不是叛乱也不是独立运动。

　　波斯图穆斯

　　这件事的起因源于负责莱茵河防线安全的两位将军之间的争论。在成功击退进犯的蛮族之后，这两位将军围绕着从蛮族手中抢回的战利品的处理问题产生了争论。波斯图穆斯主张将战利品分配给参加战斗的士兵，而希尔瓦努斯则主张先将战利品收归国库，然后再返还给那些遭到蛮族掠夺的人。双方各不相让，最后甚至升级到武装冲突。波斯图穆斯向希尔瓦努斯驻扎的科隆发起攻击。但是科隆的居民们一致认为不值得为这样的事情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于是他们将总督希尔瓦努斯以及他的手下全都抓了起来献给波斯图穆斯。波斯图穆斯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人全部处决。

　　可是在这些被处决的人中，有一位年轻人是皇帝加里恩努斯的长子。当波斯图穆斯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晚了，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宣布高卢从罗马帝国中脱离出来。

　　高卢帝国（Imperium Galliarum）就这样诞生了，实际上并不是高卢的居民希望从罗马帝国之中独立出来而建立的国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独立之后的高卢不管在统治形式上还是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与罗马毫无二致。皇帝当然非波斯图穆斯莫属，同时每年还有两个人被选为执政官负责内政，作为立法机关的元老院也必不可少。高卢帝国的首都位于莱茵河附近的托利亚。虽然这个地方现在只是德国境内临近卢森堡的一个小城，在罗马时期却是比利时高卢行省的首府，与附近的亚眠与兰斯联系在一起形成一道坚实的屏障。将首都设立在托利亚，就是为了将包括比利时高卢行省的整个高卢地区都挡在其后面。

　　对于罗马皇帝来说，当然不能坐视高卢帝国的创建而置之不理。如果允许高卢地区从帝国之中分离出去，那么就意味着帝国将失去与高卢只有一山之隔的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权，甚至连多佛尔海峡对面的不列颠也难以保全。

　　加里恩努斯首先尝试使用武力夺回高卢。但是波斯图穆斯手下拥有负责莱茵河防卫任务的4个军团，基地分别位于波恩、克桑腾、斯特拉斯堡以及美因茨。这4个军团都是常年与法兰克人交战的精锐力量，共4万人。加里恩努斯与波斯图穆斯率领的这4万大军总共交手了两次，结果是一胜一负。由此可见，不管是罗马帝国还是高卢帝国都没有一击制胜的能力，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双方都是同等规模的罗马军队。

　　于是加里恩努斯对高卢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知道波斯图穆斯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与当地居民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高卢人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每当高卢遭到蛮族入侵的时候，波斯图穆斯都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地战斗在最前线。既然如此，只要在波斯图穆斯成立高卢帝国之后，拜托他和从前一样继续抵御法兰克人的入侵就可以了。就算波斯图穆斯的地位从曾经的罗马帝国总督变成了高卢帝国皇帝，但是他所肩负着的保护高卢地区不受蛮族入侵的责任仍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高卢帝国就这样被默许下来，直到公元274年重回罗马帝国版图，保持独立14年的时间。不过在这十几年间，高卢地区也得以免遭蛮族的入侵和掠夺。在国家利益面前，加里恩努斯不仅舍弃了他的父亲，就连杀害自己长子的深仇大恨也忍受了下来。

　　高卢帝国（公元263年）

　　但是，对于加里恩努斯放弃高卢地区的决定，从前线的官兵到首都的元老院全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因为高卢自从被尤里乌斯· 恺撒征服之后，一直是罗马化的代表性地区。同时高卢也是罗马帝国境内最安全的地区，就连货币的铸造厂都被安排在这个地区，集中了大量的贵金属资源。罗马帝国的金币与银币，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来就一直在里昂铸造。现在分别属于法国与比利时的高卢地区中部与北部的广阔地区，在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负责里昂铸币厂警戒任务的1000名士兵之外，甚至连军团基地都没有。高卢人很久以前就认为自己是罗马人，即便高卢帝国成立之后，他们仍然没把自己当做高卢人，而是依然将高卢看做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至于现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就因为其自古以来便被罗马人称为“pr.vincia”（行省）而得名，其罗马化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被恺撒征服以前。皇帝安敦尼· 庇护就出身于高卢南部的这个地区。

　　另外，罗马时代的伊比利亚半岛，后世把此地区分为葡萄牙与西班牙，这个地区也是通过罗马化的南法地区与意大利本土相连，如果包括南法地区的高卢地区全部独立出去，那么也就意味着图拉真与哈德良两位皇帝的故乡，也将被从罗马帝国中分离出去。

　　与高卢和伊比利亚相比，虽然位于边境地区的不列颠并没有为帝国提供任何一位统治者，但这一地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联系仍然十分紧密，就连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曾经说过，大英帝国的历史是从尤里乌斯· 恺撒越过多佛尔海峡之后才开始的。因为罗马帝国将不列颠全岛都看做是罗马帝国的“防线”，因此当克劳狄乌斯皇帝征服不列颠之后，特意安排了3个军团常驻于此。哈德良皇帝在公元2世纪初期修建的哈德良长城（Vallum Hadriani）更成为后来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分界线。而皇帝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就是在这里抵御敌人入侵的时候，病死于约克的军团基地。

　　高卢、伊比利亚以及不列颠，早已经超出了罗马帝国行省的范畴，成为罗马帝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观罗马帝国从前的这些历史，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罗马人无法接受这些地区从帝国之中被分离出去的现实。

　　加里恩努斯制定的另一项政策，就是将北方蛮族的部族之一阿拉曼人引入日耳曼长城以内。阿拉曼人经常突破这道位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的日耳曼长城入侵罗马帝国境内，现在加里恩努斯允许他们居住在防线内，但同时也将防卫这一地区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当时的罗马人认为这是因为加里恩努斯无法阻止阿拉曼人的袭击而不得不作出的妥协，甚至还有人传言说加里恩努斯爱上了阿拉曼人族长的女儿。但是后世的研究者认为，加里恩努斯之所以遭到如此严厉的批评，是因为他将守护帝国的重任寄托在蛮族的身上。但是，至少在当时，他的决定使这一带成功地获得了短暂的和平。不过，阿拉曼人还是以建筑居住地的名义向罗马方面索要援助金，从蛮族的立场上来说，或许是将其当做不进行掠夺行为的贡金了吧。

　　不管怎样，这条由提比略提议、图拉真开始建设、哈德良和马可· 奥勒留进一步强化、守护了罗马帝国250年的日耳曼长城，在进入3世纪后期不久便失去了它的作用。内卡河与黑森林再次成为任由日耳曼民族纵横驰骋的地区。

　　将莱茵河防线交给高卢帝国，将日耳曼长城交给蛮族之后，皇帝加里恩努斯得以将罗马方面残余的军事力量全都集中起来专心整顿多瑙河防线。不过他的这一举措只能够起到暂时性的作用，因为多瑙河一带的哥特人早已经拥有了抵达爱琴海的经验，并且还尝到了从海上进行掠夺的甜头。而要想阻止他们前往爱琴海，仅仅依靠多瑙河防线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将小亚细亚西部全都划入防御范围。小亚细亚地区与罗马帝国的东方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对于皇帝加里恩努斯来说，与在帝国东方凭借一己之力同波斯国王相抗衡的帕尔米拉的统治者奥迪纳图斯建立合作关系，成为摆在他面前最重要的问题。

　　帕尔米拉

　　帕尔米拉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之间刚好正中的位置，是叙利亚沙漠中首屈一指的绿洲。虽然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队的中转站，但被称为“叙利亚沙漠中的珍珠”而繁荣发展起来，却是在其被纳入罗马帝国统治之后的事。

　　罗马人深知帝国东方以安条克为中心的经济基础建立在东西方的贸易交流之上，于是罗马人将经常在沙漠中袭击往来商队的贝都因人吸收为帝国军队的辅助战斗力，从而实现了沙漠中的和平，帕尔米拉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逐渐地繁荣起来。分散在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城市都由罗马大道联结在一起，就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同样存在于这一沙漠地区的最有力证明，帕尔米拉也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产物，因为商业贸易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才能够不断发展和繁荣。通过这一地区众多遗留至今的文物遗迹不难想象出这里曾经的繁荣景象，而这些全都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产物。当“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成为过去的时候，帕尔米拉也只能随之消逝。

　　据说奥迪纳图斯生于帕尔米拉的贵族家庭。不过帕尔米拉是以通商起家的城市，奥迪纳图斯想必也是出身于靠东西贸易发财的仕绅家庭，因为保卫帕尔米拉是罗马的责任，所以帕尔米拉人没有武将的血统，也没有身为武将的必要。

　　因此奥迪纳图斯的出现，意味着进入3世纪之后帕尔米拉周围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连原本没有自卫必要的帕尔米拉，也出现了拥有军事才能的领导者，并且还编成了自己的军队，肩负起自我防卫的任务。

　　帕尔米拉的遗迹

　　虽然在罗马军中有不少行省出身最后出人头地的例子，但是像奥迪纳图斯这样一开始就自己组建军队参战的人却是史无前例。当皇帝瓦勒良为了迎战波斯军队而来到东方时，奥迪纳图斯率领着自己组建的以弓箭为武器的波斯式轻骑兵团出现在皇帝的面前，瓦勒良当即任命他为罗马军队的正规司令官，并且同时授予他“vir consularis”（前执政官）的称号，能够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必须是元老院议员，而奥迪纳图斯并非元老院议员，由此可见，皇帝给他的待遇甚至比一般的司令官还要高。可以说这位帕尔米拉出身的武将，在罗马军中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站在非常高的起点之上。

　　两年后，皇帝瓦勒良被俘的消息传来，面对这前所未有的灾难，众多罗马高官不是茫然失措就是互相斗争，唯有奥迪纳图斯依旧保持着冷静。当波斯国王以为俘虏了罗马皇帝就等于征服了罗马帝国，趁势越过幼发拉底河攻入叙利亚地区之时，正是奥迪纳图斯的英勇抵抗，才使得沙普尔不得不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想法，返回幼发拉底河以东。而每当波斯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进犯之时，这种情形都会重复上演，使波斯军队每次都无功而返。

　　皇帝瓦勒良被俘，加里恩努斯又一直忙于帝国西方的事务而分身乏术，导致帝国东方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而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奥迪纳图斯自然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在这些人看来，既然罗马帝国已经无力保护他们，那么只有将希望寄托在那些能够保护他们的人身上。于是原本只是商业城市帕尔米拉一介武将的奥迪纳图斯，一下子成为了整个帝国东方唯一能够与波斯抗衡的人。

　　于是，皇帝加里恩努斯开始考虑如何利用奥迪纳图斯的力量。加里恩努斯任命这个帕尔米拉人为“Dux Orientis”，直译过来就是“东方总司令”，负责从分隔小亚细亚、叙利亚的托罗斯山脉起，到阿拉伯边界为止的帝国东方的防卫任务，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以色列等中近东整个地区。小亚细亚与埃及并不包括在其中。因为小亚细亚与多瑙河防线紧密相连，所以属于西方防卫体系，而埃及则是皇帝私人的领地，并不属于“帝国东方”的概念。

　　一般来说，保护罗马帝国东方的安全是叙利亚行省总督的职责。而东方总司令在罗马军队中的地位，可以说仅次于身为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如此重要的职位竟然任命给一个帕尔米拉人，说明在公元260年时，罗马的东方防御体系已经形同虚设。

　　对于罗马皇帝加里恩努斯的厚爱，奥迪纳图斯也用实际行动作出十分令人满意的回报。在公元260年到267年的这段时间里，这个帕尔米拉人对罗马皇帝一直都贯彻着被罗马人看做是最高道德准则的“信义”二字。虽然小亚细亚不属于奥迪纳图斯的防卫范畴，但是当他得知哥特人入侵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时候，仍然亲自率兵击退了蛮族的入侵。如果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也许加里恩努斯会和奥迪纳图斯建立同盟关系，并且授予他一直以来渴望的帕尔米拉国王的称号吧。

　　但是皇帝加里恩努斯与奥迪纳图斯之间的良好关系，却在公元267年的时候戛然而止。在一次庆祝战胜哥特人的宴会上，奥迪纳图斯被他的一个外甥所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奥迪纳图斯的长子。

　　这次事件似乎完全是由于个人的恩怨所导致，最后以杀人者当场被杀的结果告终。奥迪纳图斯的妻子芝诺比阿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则表现得十分冷静。芝诺比阿是奥迪纳图斯的第二任妻子，她在丈夫被杀之后立即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立为奥迪纳图斯的继承人，并且作为国王的监护人将实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帕尔米拉的女王芝诺比阿就此登上历史的舞台。

　　帝国三分

　　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所以每当想到这里都会感到十分遗憾，不过一旦权力落入女人之手，就好像越过了不可跨越的界线一样。而且当女人执掌大权的时候往往喜欢乘虚而入，也就是说奥迪纳图斯不会做的事，芝诺比阿却毫不顾忌。为此感到苦恼的自然是皇帝加里恩努斯。因为从小亚细亚东部的卡帕多西亚到埃及的大片领土全都被帕尔米拉所侵占。

　　卡帕多西亚行省是帝国东方防线的北半部，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至于埃及行省则不仅仅是皇帝的私人领地，更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粮仓，负责向意大利本土提供其所需小麦数量的三分之一。深陷帝国西方事务之中无法自拔的加里恩努斯眼看着芝诺比阿的嚣张气焰却无可奈何，而芝诺比阿则将此看做是罗马帝国承认了自己的统治权。

　　或许她认为罗马皇帝就算摆脱了西方的困境，也无暇顾及东方的重建，甚至她根本就认为罗马帝国已经无力改变现在的局面。不过即便如此，芝诺比阿还是宣布埃及地区仍然会像从前那样向罗马出口小麦。但是对于已经习惯了将埃及作为自己粮仓300多年的罗马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一纸宣言所能够解决的问题。

　　因为芝诺比阿对埃及的占领，导致皇帝加里恩努斯的地位进一步动摇。自从公元260年父皇瓦勒良被俘以后，他一直将保持现有状况不会继续恶化作为自己统治的基本方针，但是卡帕多西亚以及埃及全都落入芝诺比阿的手中，非常充分地证明了他并没能够阻止情况的恶化。

　　一条法令

　　在加里恩努斯所制定的法令中，或者说由他构思并实施的政策中，遭到后世一致否定的，就是将“元老院”（senatus）与“军队”（exercitus）完全分离的法令。这条法令将元老院议员从罗马军队的将官级别中彻底排除了出去。

　　加里恩努斯的家族从共和时期便属于元老院阶级，他本人也可以说是元老院阶级的宠儿，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他为何会提出这项政策。有人说，他是因为元老院在他为了解决困境而苦苦奔走的时候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所以才恼羞成怒。还有人说，他认为蛮族的入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只会躲在安全的首都罗马撰写演讲稿的元老院在战场上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只需要军事专家来迎击敌人。在我看来，恐怕这两种说法都没错。毕竟这条法令并不是皇帝只要经“内阁”同意就能颁发的临时措施法，而是在皇帝提案后得到元老院多数赞成并最终得以法制化而能够长期持续下去的法令。

　　三分的罗马帝国（公元270年左右）

　　元老院议员们对这项将他们从军务之中解放出来的法令全都投了赞成票。虽然加里恩努斯之后的罗马帝国军人出身的皇帝层出不穷，但拥立这些军人皇帝的实际上并不是军人，而恰恰是那些军队之外的文人。这就是3世纪的罗马帝国越来越失去其自身特点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一条对后来的罗马帝国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法令。

　　罗马不管在共和时期还是帝国时期，元老院都是向国家源源不断输送高级人才的人才库，而那些在元老院中拥有一席之地的人，都有进入军团服役的责任和义务。

　　从17岁成年开始，每一个想要进入帝国统治阶级的人都必须拥有至少10年以上的军事经验。即使中间允许有断层期，也一直是领导者应该经历的课程。即便进入帝国时期，因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确立使得对军事经验的年限要求稍微有些放宽，但是观念上依旧认为，对于在元老院中拥有议席的人来说，在军团中服役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因为指挥一个军团的军团长必须拥有元老院议员的资格，所以那些出身低微但通过自身的努力终于在军团内升任为军团长的人，都会通过皇帝的推荐而直接获得元老院的席位。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曾经在希腊的雅典或者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接受过大学教育，就是因为这些人的青年时期基本都在军团中积累实战经验，而没有时间去学习那些理论知识。

　　一个率领士兵冲锋陷阵的中队队长，即便完全不知政治为何物，也可以很好地完成他的战斗任务。但是一个完全没有军事经验的人，却绝对搞不好政治。在罗马人看来，军人可以不懂政治，但是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

　　罗马人自古以来理解这个人性现实，所以不在军务和政务之间设限，重视于两者间自由往来所培育起的拥有广阔视野的人才。

　　综合由爱德华· 吉本至现代的诸位罗马史专家对加里恩努斯法令的批评，结论是不再参与力量者终将失去统治力。以罗马帝国而言，力量就是军队，因此这个批评相当正确。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将军务与政务完全分离对人才培养方面造成的损失，也对今后的罗马帝国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加里恩努斯之后出现的那些军人皇帝，虽然在军事才能上十分出众，但没有一位称得上是政治家。而罗马帝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精通军事的政治家以及深谙政治的军人，就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证明。罗马从此变得越来越不像罗马了。

　　皇帝卡拉卡拉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使行省居民全都拥有了罗马公民权，使得罗马公民权从期待权变成了既得权。在五贤帝时代小普林尼曾说，罗马公民权是“最有魅力的权利”。可是当其成为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时，魅力也随之消失。不分人种与宗教，只要对国家作出卓越贡献人人都可以获得的罗马公民权，自从皇帝卡拉卡拉的敕令颁布之后就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

　　皇帝加里恩努斯所制定的这条将军务与政务完全分离的法令，在使罗马失去自身特色这一点上所起到的作用，和卡拉卡拉的“安东尼努斯敕令”相比也不遑多让。卡拉卡拉的法令使普通公民失去了奋发向上的动力，加里恩努斯的这条法令则连统治阶级的干劲都给抹杀了。

　　不过，考虑到当时那段历史时期罗马所面对的巨大变革，加里恩努斯的这条法令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甚至在颁布这条法令的同时，他还将以重装步兵为主体所构成的罗马军队传统体系，转变成了以骑兵为主的日耳曼式军队。

　　防线的历史变迁

　　绝大多数情况下，图解只是为了对文字叙述的部分进行补充说明。但是，有些情况无论如何都无法用文字来进行表达，在这个时候就必须直接用“图”来进行说明。接下来的这4幅图就是如此：

　　图（1）、（2）和（3）表示的是位于河流附近的防线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的情况。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沿河修筑的防线主要集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地区。

　　图（1）显示的是罗马军队通过主动攻击，使北方蛮族一时间无力向帝国境内发动侵略时期的国境图。从共和末期的公元前1世纪正式开始实施的这项战略，一直持续到进入帝国时期的公元1世纪和2世纪。正所谓“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当时的罗马帝国采取的正是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

　　这一时期的帝国防线，即便称之为铜墙铁壁也毫不为过。位于防线内侧的城市和乡镇全都没有城墙。就算有也仅仅是木栅栏之类的围墙，甚至都挡不住强盗的袭击，也就是一个摆设而已。

　　由于帝国的防线完全集中在国境附近，因此首都罗马的城墙已经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于是尤里乌斯· 恺撒以妨碍首都罗马发展扩张为由，拆除了从王国时代一直保留下来的塞尔维乌斯城墙。恺撒的这种想法不仅影响了首都罗马，还发展到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正如图（1）所示的那样，即便在防线附近的地区，被石头围墙保护起来的也只有军团宿营地和武器库等军事设施而已。

　　能够反映社会安全程度的，除了当地人民居住区周围是否有城墙保护之外，还有另外三点。这三点同时也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健全程度。

　　第一，人民不居住在易守难攻的高地，而是分散居住在平原之上。这能够反映出对土地的有效利用度。

　　第二，主要产业并非能够随时带着逃跑的畜牧业，而是固定在一处的农业。农耕盛行说明社会处于和平时期。

　　第三，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安全的交通环境，使人与人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打破各地区居民相互之间的封闭状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罗马帝国境内实现了“经济全球化”。

　　（1）罗马的防线：共和时期、帝政时期的公元1世纪和2世纪

　　（引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2）罗马的“防线”：3世纪中期（引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3）罗马的防线：3世纪后期（引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4）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的3世纪时期的罗马帝国从公元260年到270年的状况（选自意大利高中的历史教科书）

　　这就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真实面貌。罗马帝国甚至将这种和平的状态一直扩展到边境附近，并且这种和平并非10年20年的昙花一现，而是持续了300余年的现实。即便在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蛮族一度突破了罗马帝国的防线，也很快就被罗马军团击退，随后的战斗全都是在国境之外进行的。也就是说，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充分地发挥着其自身作用的时代，罗马帝国的基本战略是将战场转移到帝国的防线之外。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被破坏的时代，帝国边境的情况如图（2）所示。图（3）则是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之时的状态。

　　各地的“防线”都被蛮族突破，而且这种情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复一次。所有的都市和城镇甚至乡村都被高高的围墙保护起来。就连军团基地也在周围修建了高耸的塔楼和坚固的城墙，更有甚者还在城墙外挖了深深的壕沟，时不时地引河水过来充当护城河。就连在当地居民移居平原之后由于交通不便而被当做羊圈的高地小屋，也因为蛮族的频繁入侵而重新受到重视，人们又纷纷回到高地定居下来。

　　平原上的农业，不但在安全上缺乏保障，同时在经济上也失去了有利条件。耕地荒废的主要原因，不能单纯归结于耕地成为罗马军队迎击蛮族入侵的战场，而是因为像街道和运河等用于灌溉的基础设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当时的罗马帝国却没有能力及时地进行修复。基础设施的修复工作，只有在和平年代才能够充分地进行。

　　军队组织的改革

　　皇帝加里恩努斯深知，要想改变现状，只有恢复和平这唯一的办法。于是他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将希望寄托在改变军队的组织结构上。他将罗马传统的以重装步兵为主的军团系统，改编为以轻骑兵为主的日耳曼式结构。实际上这一系统早在40多年前皇帝卡拉卡拉在位时期就已经提出“机动部队”（vexillationis），但是因为3世纪的罗马帝国政策缺乏连续性，导致后来没有被保留下来，加里恩努斯只是将曾经的“机动部队”重新建立起来。唯一的区别在于，卡拉卡拉时期的机动部队由步兵与骑兵共同组成，而加里恩努斯组建的则是完全由骑兵组成的真正的“机动部队”。

　　实际上，这也是罗马变得越来越不像罗马的一种表现。从历史学的角度上来看，就是罗马逐渐变得“中世纪化”。罗马的军队体制反映的是罗马的社会构成，同时军队体制的变化也会导致社会构成的改变。重装步兵不再是罗马军团的主要战斗力量，意味着城邦时期以公民为主的公民兵退出主角地位，取而代之的则是在当时社会中仍然属于少数派的骑兵。

　　骑兵军团与以步兵为主力的军团相比规模变得更小。动辄出动几万骑兵这样的事情首先就是不可能的，在战术上也起不到积极的效果，而且率领5000人和率领5万人，对总司令的能力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素质参差不齐的大规模集团军的领导者，必须是一个全才，而少数精锐部队的领导者，只要挑其中最优秀的专才即可胜任。

　　而且加里恩努斯将元老院与军队完全分离的政策，也加速了这一变化的进程。罗马元老院自古以来就以为国家培养全才为己任。即便是军团出身的精英分子，也会在升迁途中给予其元老院的席位，逐渐将其培养成一个全才。结果这一过程却由于加里恩努斯的政策而彻底中断。不仅如此，因为罗马军团的主要战斗力量从步兵转变为骑兵，罗马军队的主力指挥官也从军团长变为骑兵队长。在加里恩努斯死后继位的罗马皇帝几乎都是军人，而且清一色都是骑兵队长，充分地说明了在这一时期罗马军队的实权已经发生了转移。

　　通过军队组织上的改变，使罗马帝国面对蛮族入侵的时候，在速度上不再处于劣势，这样一来罗马帝国就能够成功击退蛮族的入侵。但是蛮族在罗马帝国境内肆意掠夺的情况，以及战场完全位于罗马帝国境内的状态依然没有得到改善。也就是说，现在的罗马帝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至于“以攻为守”的时代，早已经成为了过去。

　　滞胀

　　想必在各位读者看到前面那四幅图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3世纪的罗马帝国，在经济方面的生产力也十分低下。实际上，3世纪的罗马帝国之所以在经济方面持续衰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税收入的不断减少。而且在收入减少的同时，支出还在不断增加，其中最主要的支出都在军费方面。

　　军费激增的主要原因并非军事机构过于庞大。因为自从进入3世纪以来，罗马军团的数量就一直维持在33个，没有进一步增加，军费激增的主要原因在于战争次数的增多。与驻扎在军团基地之中相比，前往战场作战自然会消耗更多的费用。

　　那么，对于由此产生的“赤字”，罗马皇帝究竟要如何应对呢？在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之后，罗马帝国就失去了行省居民缴纳的10% 行省税这一稳定的收入来源。仅仅依靠5% 的关税和1% 的营业税远远不够填补军费激增所带来的财政赤字。

　　于是以战时特别税为名的临时税就成为了皇帝们的救命稻草。这些临时税由于战争的频发而变成了固定税，结果遭到罗马人的一致反对，甚至还因此爆发了人民起义。

　　所以皇帝们最终只能采取降低银币之中的含银量这个下下之策。最早采用这种办法的，是以重视军事力量著称的皇帝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他因为新编成了3个军团导致军费激增，于是只能通过降低银币之中的含银量来维持军费。

　　但是这种做法会导致币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之间的差别增大，相当于促使通货膨胀的产生。对于身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过失。

　　于是在塞维鲁之后继位的卡拉卡拉，在将第纳尔银币的含银量降低到50%的同时，发行了另外一种含银量相同但重量高达5.5克的安东尼银币，希望以此来阻止银币价值的下跌。罗马帝国的货币政策之所以总是围绕着银币展开，是因为罗马社会当时采取的是银本位制，银币自古以来就是罗马帝国的基准货币。因此，银币价值的变动，往往反映出罗马经济实力的变动。

　　皇帝卡拉卡拉在公元215年发行的安东尼银币以及罗马帝国自古以来代表性的第纳尔银币，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加里恩努斯统治时期究竟变成怎样了呢？

　　重约3克左右的第纳尔银币已经消失不见。当时成为唯一流通银币的安东尼银币不仅重量从5.5克降低到3克左右，含银量更是降低到了5% 。与其说是银币，不如说是镀银的铜币。至于曾经的塞斯特斯铜币则因为价值过低而从市场上彻底销声匿迹。

　　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期重达3.5克、100% 的纯银、沿用了200年的第纳尔银币相比，3世纪时期罗马帝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由此可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消失，对罗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罗马帝国主要流通货币银币的价值变迁

　　在纯银货币的时代，不仅印度，连远方的中国都能找到罗马货币的踪迹。可悲的是，镀银硬币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我手中有一枚皇帝加里恩努斯的银币，虽然在重量上与马可· 奥勒留、康茂德、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以及亚历山大· 塞维鲁时期的银币相同，但是因为加里恩努斯的银币比上述那些皇帝的银币都要大上一圈，所以厚度就相对薄一些。而且银币上面的浮雕也没有以前的那些银币凹凸有致，给人一种稍微用点力就能够将这枚硬币掰成两半的感觉。另外加里恩努斯银币之中的含银量只有5%，使人不免担心如果将附着在表面的那层镀银擦掉，是不是就会露出里面的铜芯。手中拿着这枚硬币，能够使人真正地感受到3世纪的罗马帝国处于怎样的经济困境之中。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3世纪罗马帝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货币贬值问题。

　　皇帝加里恩努斯的安东尼银币（原大）

　　但是在我看来，给3世纪、特别是3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帝国带来巨大冲击的，是由于货币贬值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紧随其后发生的通货紧缩。

　　但是这种通货紧缩并不是因为市场商品极大丰富所引发的通货紧缩，而是因为当时罗马境内成为迎击蛮族的战场，因而耕地荒废，生产力大幅下降，物产不可能充斥市场。

　　由于耕地变成了战场，土地荒废、农村人口流失，使投资者失去投资农业的意愿，最终导致通货紧缩的产生。

　　从3世纪后半期开始，罗马帝国的存款利率就开始不断下调。“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罗马的存款利率为12%，但是到了3世纪后期，存款利率仅为4%。这正是投资者缺乏投资热情的一种表现。

　　如果我的推断没有错的话，那么3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所面临的情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滞胀”（stagflation）——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对于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古代社会来说，这无异于一种满目疮痍的国家状态。

　　“藏在家里的存款”？

　　说起罗马帝国的银币第纳尔，正好借此机会和诸位读者共同探讨一个困扰了我多年的问题。

　　因为我渴望亲手触摸到罗马的历史，于是开始收集古罗马时期的硬币，这些用在封面上的硬币，都是在伦敦召开的古董硬币拍卖会上买来的。也就是说，罗马货币虽然是古董，但还是有市场的。在帝国初期1世纪以及鼎盛时期2世纪流通的纯银第纳尔银币的拍卖价格并不高，就连我都买得起。也就是说，这些银币的数量很多。

　　拍卖会上拍卖的罗马时期第纳尔银币数量很多，如果是在罗马时代的遗迹中零散发现的话，那么绝对不可能在2000年后的古币市场上出现这么多。由此可见，这些银币肯定是装在坛子里或者其他的什么容器之中，被一次性地大量挖掘出来的。

　　而且，在伦敦的硬币拍卖市场上，到公元2世纪为止，含银量100% 的第纳尔银币的数量比公元3世纪后半期含银量5% 的银币数量要多出很多。于是在2000年之后的古董硬币市场上，当年的“精品”和“次品”卖出了同样的价格。因为那些硬币收藏家和渴望通过硬币触摸历史的我不同，在他们眼中，古董硬币的价值只在于其稀有程度以及保存是否完好。

　　因此，每当我手中拿起奥古斯都和哈德良的硬币时，都会对自己也能买得起这些硬币感到十分的庆幸。可是当我把玩这些硬币时，心中却产生了疑问：

　　这些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之时一直保持着币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一致的“精品”，却在公元3世纪后期便从市场上销声匿迹的第纳尔银币，为什么在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会保存下来如此之多的数量呢？

　　这个疑问困扰了我许多年，直到某天我看到皇帝瓦勒良的货币政策才终于有了灵感。虽说是货币政策，实际上只是政府允许公民用从前的第纳尔银币兑换等值的安东尼银币（含银量5%）。

　　不过据说愿意拿第纳尔银币兑换安东尼银币的人寥寥无几，这项货币政策自然也以失败告终。

　　当时罗马人的心情实际上也不难理解，即便是皇帝的命令，这样的赔本买卖想必也是没人愿意去做的吧。于是这些钱被罗马人藏在家里，幸运地躲过蛮族的掠夺，在地下埋藏了千百年之后最终被发掘出来陈列在博物馆中，甚至还出现在古董硬币的拍卖市场上。我猜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吧。

　　失去信任

　　将话题重新回到1700多年前，在我手中这枚薄到几乎能够被掰断的银币被铸造出来还不到一年时间的公元268年秋天，皇帝加里恩努斯在军队的武装政变中被杀害。事情的起因是骑兵队长奥莱欧鲁斯在米兰谋反，虽然皇帝加里恩努斯率军将其逼入米兰城内，但是皇帝身边的其他骑兵队长纷纷发动政变将皇帝杀害，当时加里恩努斯才刚刚50岁。

　　杀害加里恩努斯的骑兵队长们并没有归顺与他们属于同一级别的奥莱欧鲁斯，而奥莱欧鲁斯也在随后不久遭到杀害。骑兵队长们之所以发动政变，是因为他们认为加里恩努斯身为皇帝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能力。不过政变的主谋者克劳狄乌斯以及其他骑兵队长，实际上全都是被皇帝加里恩努斯一手提拔上来的军事专家。也就是说，在这些专家的眼中，加里恩努斯的军事能力遭到了质疑。

　　罗马的皇帝是终身制的，而身为终身制的最高统治者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那么等待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加里恩努斯的死，就是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实际上正如前文图（4）显示的那样，自从皇帝瓦勒良落入波斯国王之手以后，罗马帝国所面对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一直持续了8年时间仍然得不到任何的改善。高卢帝国仍然存在，被允许居住在罗马境内的阿拉曼人也没有停止他们的侵略，哥特人的入侵成为家常便饭，帕尔米拉的女王芝诺比阿在罗马帝国的东方为所欲为。

　　后世有很多为加里恩努斯辩护的研究者认为，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他努力地尝试着使罗马帝国重新振作起来的办法。实际上，加里恩努斯也确实为了使罗马帝国摆脱危机而一直东奔西走。但政治要的是结果，经过8年的时间仍然交不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他自然难免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另外，身为罗马帝国精英代表的皇帝加里恩努斯在统治时期所显示出来的无能，也证明了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能力开始下降。从此以后，在罗马帝国中频繁出现原本不属于统治阶级的人进入统治阶级的事例，这种被称为“以下犯上”的现象，说明罗马人民已经对传统的帝国精英们失去信任。由此可见，权威的崩溃是不仅仅体现在银币之上的。

　　皇帝克劳狄乌斯二世（公元268—270年在位）

　　在失去人民信任的加里恩努斯被杀之后，克劳狄乌斯二世继承皇位。克劳狄乌斯二世作为皇帝的全名是马可· 奥勒留· 克劳狄乌斯· 奥古斯都· 哥特库斯。虽然33年前的马克西米努斯在名字中有“色雷库斯”而被称为“色雷斯人”，24年前的菲利普在名字中有“阿拉伯努斯”而被称为“阿拉伯人”，但克劳狄乌斯与他们完全不同，他名字中的“哥特库斯”并不是“哥特人”的意思。与当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因为击败了战无不胜的汉尼拔而获得非洲征服者“阿非利加努斯”称号的西庇阿一样，“哥特库斯”是在克劳狄乌斯击败哥特人之后所获得的称号，意思是“哥特征服者”。因为公元1世纪的时候也有一位名叫克劳狄乌斯的皇帝，所以当时的罗马人习惯将克劳狄乌斯二世称为“哥特征服者克劳狄乌斯”来加以区分。

　　当然，克劳狄乌斯二世和公元1世纪的克劳狄乌斯一世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不仅如此，他和公元1世纪的皇帝提比略、克劳狄乌斯所属的那个从共和时期便堪称名门中的名门的克劳狄乌斯家族也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他又是如何获得克劳狄乌斯这个家族名的呢？

　　克劳狄乌斯二世

　　罗马人的姓名正如盖乌斯· 尤里乌斯· 恺撒这个代表性的名字一样，由个人名、家门名以及家族名三部分组成。而行省出身的人，绝大多数的家族名都是尤里乌斯与克劳狄乌斯。这是因为尤里乌斯· 恺撒最早提出向行省出身的居民开放门户的政策，而克劳狄乌斯则是随后的几位皇帝之中最为积极推进这一政策的人。所谓开放门户政策，就是指为行省出身的居民打开一条通往罗马上层社会的道路，具体来说包括授予罗马公民权，为强大的部族族长以及能力出众的人才提供元老院的席位等。在这些行省出身的人才被国家录用的时候，往往会赋予他们尤里乌斯或者克劳狄乌斯的家门名，以示对这些人的身份保证。

　　关于尤里乌斯· 恺撒的这个开放政策，我在《罗马人的故事· 恺撒时代》中已经多有提及，至于克劳狄乌斯，则留有一篇专门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讲稿。我在《罗马人的故事7 ·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也曾经说过，这是对罗马帝国同化政策的统治哲学最简洁明快的解读。

　　正如我之前所说过的那样，在行省中有很多人自称属于尤里乌斯家族和克劳狄乌斯家族，但实际上这些人并非都是被赋予恺撒以及皇帝克劳狄乌斯家族名之人的后代子孙。即便是一些与这两个家族毫无关系的行省出身者，在军团中得到晋升机会的时候，都会虚报尤里乌斯或者克劳狄乌斯作为自己的家族名。因为这两个家族都非常庞大，因此就算深究也不怕被人拆穿。公元268年继承皇位的克劳狄乌斯二世，也和那些人一样。

　　被罗马人称为伊利里亚的地方，大体上来说就是指位于多瑙河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那一片区域。不过这片区域却因为地理和历史上的原因而被分为两部分，山脉众多却有着天然港口优势的南部地区早早地便被罗马帝国建设起来，都市化程度较高，北部地区虽然有大量适宜耕种的平原，却因为毗邻罗马帝国的边境防线而发展缓慢。发展到后来，南部地区被重新命名为达尔马提亚，伊利里亚成为仅仅针对北部地区的名字。如果说位于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本土之间的达尔马提亚属于都市经济体系，那么位于帝国国境附近面向多瑙河的伊利里亚地区则属于农村经济体系。

　　正是这个属于农村经济体系的伊利里亚地区，在罗马军队的主力从步兵转变为骑兵后，成为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摇篮，而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罗马军队主要战斗力的变迁

　　克劳狄乌斯二世就出身于伊利里亚的一户农家。虽然克劳狄乌斯二世日后成为了罗马帝国家喻户晓的皇帝，但是他父母的名字早已经无从考证。因为他生于公元214年以后，由于卡拉卡拉颁布的敕令，他一出生就拥有了罗马公民权，这样他就可以直接加入骑兵队。克劳狄乌斯二世的军旅生涯一直都是骑兵，在35岁的时候他被当时的皇帝德基乌斯任命为骑兵队长，紧急派往希腊的温泉关抵御南下入侵的蛮族。随后他率领骑兵队又取得了大量骄人的战绩，可以说皇帝加里恩努斯之所以将罗马军队的主力从步兵转变为骑兵，多多少少也是因为受到了他的影响。

　　军队主力从重装步兵转变为骑兵之后，主要战斗力的屯驻基地也必须随之改变。因为罗马人无法预知蛮族究竟会从防线的什么地方入侵，所以如果将基地设置在防线上，那么当蛮族入侵时必然无法及时进行迎击。于是罗马军队将骑兵基地后撤到远离防线的国境内，这样不管蛮族从哪个地方入侵，都可以及时地前往当地防线进行迎击。目前被确定有罗马时期骑兵军团基地的只有希尔米乌姆和米兰两处。希尔米乌姆距离多瑙河防线不到20公里的距离，而米兰却是位于意大利本土。考古学家之所以仅仅确定了这两个基地，是因为当时的骑兵部队根本没有优哉游哉地等在基地的空闲，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不断地往来于被蛮族入侵的各个地区之间。

　　由此可见，即便将军队的主要战斗力转变为骑兵，罗马帝国在防卫战略上仍然没有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因为罗马帝国已经无力将战场推到国界线以外，所以不管骑兵部队多么神勇，对于阻止耕地荒废以及居民迁徙都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哥特人来袭

　　继位皇帝之后甚至没时间回到首都罗马的克劳狄乌斯二世，在一次迎击哥特人的入侵之前向位于首都的元老院送去一封书信。从文体来说，与其说是皇帝的报告，不如说是一个戎马一生的骑兵、至今50岁过半的男人单纯率直的表白：

　　诸位元老院议员，听了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你们一定会大吃一惊。但是我所说的事情并非噩梦，而是现实。现在有32万名全副武装的哥特人侵入罗马帝国境内，并且已经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接近意大利北部。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的大军，那么罗马帝国一定会陷入极其悲惨的处境之中，但是我们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不只精神上如此，就连我们的武器也已经残破不堪。

　　这既是自从皇帝瓦勒良被俘以后征战连年不断的结果，也说明我们的武器，无论盾牌、剑，还是标枪，早就过了使用年限却仍然被继续使用。此外，长年向帝国提供活力的高卢与西班牙现在也已经落入泰特里库斯（高卢帝国当时的皇帝）手中。还有一点，虽然我觉得丢脸，不太愿意提起，但是我们罗马军队中最优秀的弓箭手，全都被那个东方的女人芝诺比阿据为己有了。

　　这就是我们罗马帝国现在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仅仅取得一丁点的成绩恐怕都是值得我们去庆祝的吧。

　　皇帝克劳狄乌斯二世在发出这封书信之后不久便在意大利北部的加尔达湖附近与入侵的哥特人发生了激战，并且成功将对方击败。惨败的哥特人丢下掠夺来的战利品和俘虏仓皇逃回多瑙河北岸。

　　拯救了意大利本土的克劳狄乌斯二世从此被冠以“哥特征服者”的称号，用以纪念他在抵抗哥特人时的英勇表现。

　　不过，哥特人在第二年改变了入侵的路线，沿着多瑙河下游涌入巴尔干半岛。克劳狄乌斯二世立刻率领骑兵部队前往迎敌，双方的战场位于现在的保加利亚，罗马时期的米西亚行省之内。这一次交战也以克劳狄乌斯二世大获全胜告终，使得他“哥特征服者”的称号愈发地名副其实。

　　经过这两次战役之后，皇帝克劳狄乌斯二世对哥特人的政策发生了转变。他挑选年轻力壮的哥特人俘虏加入罗马军队，其他人则以放下武器为条件，允许他们在米西亚行省进行农耕作业。自愿成为农民的人还可以从故乡把他们的妻儿接过来，并且获得相应的耕地。

　　米西亚行省属于罗马帝国多瑙河下游的防线之一。“哥特征服者”克劳狄乌斯二世之所以将哥特人安置在这片区域，是希望以此来阻止耕地的继续荒废和人口密度大幅降低的问题。

　　他的这一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加入罗马军队的哥特人即便在面对自己同胞的入侵时也毫不手软、英勇战斗。成为农民的哥特人也顺利地在安置地定居下来。

　　皇帝克劳狄乌斯二世的统治似乎一直都十分顺利，但是他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夺走他性命的既不是蛮族的入侵也不是士兵的叛乱，而是疫病的爆发。

　　在帝国全境都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中的时代，即便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十分频繁，但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普遍都身体健康，也没有营养不良，加之罗马人喜欢入浴的生活习惯，使得旅途中的卫生状况也非常好，所以就算发生疫病也不会大规模流行。但是进入3世纪后期，帝国境内的人员流动主要以因为蛮族的入侵而逃离家园的难民为主，同时罗马帝国在各个方面都捉襟见肘，对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建设更是无能为力。罗马帝国之所以在后期疫病频发，就是因为连年的战火导致难民不断增加，难民又将疫病散播到帝国各处。公元270年1月，在潘诺尼亚行省的主要城市希尔米乌姆的骑兵基地越冬的克劳狄乌斯二世，仅仅统治了罗马帝国一年半之后，便死于当时爆发的疫病。在出身罗马名门的加里恩努斯死后拒绝承认其神格化的元老院，对克劳狄乌斯二世却毫不犹豫地追封了他的神格。这位生于帝国边境伊利里亚地区的农民的儿子，终于在死后加入了“神君”的行列。

　　克劳狄乌斯二世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弟弟。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昆提卢斯正在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阿奎莱亚。在当时那个蛮族入侵意大利本土也不足为奇的年代，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米兰和东北部阿奎莱亚的这两个军团基地，肩负着守护意大利本土的重要任务。而负责指挥屯驻在阿奎莱亚的军团的人正是昆提卢斯。

　　当首都罗马的元老院得知克劳狄乌斯二世去世的消息时，立即承认身在阿奎莱亚的昆提卢斯为继任皇帝，并且将这一决定通告全国。因为克劳狄乌斯二世得到军队的一致推崇，所以元老院认为他的弟弟也一定会得到同样的支持。

　　实际上这也是元老院尊重军队意见的一种表现。虽然昆提卢斯在军事方面的才能非常一般，但是在选定罗马帝国皇帝这个问题上，元老院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才如此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决定。

　　但是元老院的这一决定引起了士兵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罗马帝国现在的状态，必须有一位十分优秀的武将来担任身为罗马军队最高司令官的皇帝。虽然元老院也知道士兵们的意见完全正确，但是元老院已经宣布的任命是无法撤销的。皇帝加里恩努斯颁布的使元老院与军队完全分离的法令，很快便显露出其中的弊端。军队一致推举奥勒良继任皇帝，元老院也只能承认军队的这一决定。昆提卢斯发现手下的士兵们全都站在奥勒良那一边，就连元老院也背叛了自己，最终因为无法忍受这种耻辱而选择了自杀。

　　在克劳狄乌斯二世继位皇帝之前，曾经担任罗马全军骑兵总司令的职务。而在克劳狄乌斯二世统治期间，罗马全军骑兵总司令的职务落在奥勒良的肩上。从前军人出身成为皇帝的都是军团长，而现在则都变成了骑兵团团长。另外，不管出生地还是出身阶级也脱离了过去的常态，这也是当时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证明。

　　如今，公元3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克劳狄乌斯二世以及其后的奥勒良、普罗布斯、卡鲁斯、戴克里先等都出身于一个被称为伊利里亚的地方。他们的出身阶级也无一例外都属于下层阶级，而且这种出身低微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的现象，在当时那段时期从曾经的特例演变成为一种常态。在公元270年就任皇帝的奥勒良，堪称这种类型皇帝之中的佼佼者，并且留下了令后世赞叹不已的成绩。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