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元235—2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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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元235—260年
皇帝马克西米努斯· 色雷库斯（公元235—238年在位）
虽然他希望后世能够将他看做尤里乌斯· 恺撒和马可· 奥勒留这两位伟大皇帝的传人，但这位全名盖乌斯· 尤里乌斯· 维鲁斯· 马克西米努斯的人并没有那么幸运。在罗马史上，他最广为人知的称号是“色雷斯的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 Tracus）。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出身于古罗马的行省色雷斯。
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早在100多年以前的罗马帝国并不少见。比如同为西班牙出身的图拉真和哈德良，但是并没有人将他们称为“西班牙人图拉真”和“西班牙人哈德良”。这是因为在距离当时300多年前于意大利出身的军团兵在服役期满退役之后，全都驻扎在一个统称“科洛尼亚”的殖民都市之中，而前面提到的那两个人，就出生于其中一个叫做意大利卡的地方，早在他们上台之前，就已经在帝国的元老院之中占据了席位，而且他们还属于行省的精英阶级。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当地人，而是地地道道的罗马人，并且作为罗马的皇帝统治整个帝国。
马克西米努斯虽然也和这两位前辈一样同为行省出身，但是他非但不是罗马血统，甚至连行省的精英阶级都算不上。不仅如此，他和首都的统治阶级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他的父亲只是一个羊倌。
马克西米努斯 · 色雷库斯
色雷斯位于多瑙河下游南岸远米西亚行省（今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地区）南部，是从多瑙河防线通往小亚细亚的交通要道，西邻马其顿。除了毗邻地中海的南部地区之外，整体地形以山地为主，自古以来便以出产良马闻名。亚历山大大帝被认为是最早活用骑兵的将军，在他的率领下远征东方的，就是色雷斯的骑兵。
虽然色雷斯很多人都是羊倌，但并不意味着羊倌只养羊，还养牛和马，特别是马的饲养非常盛行。即便在地中海地区改由罗马人统治，对色雷斯出产的骏马的需求也依旧没有任何的改变。少年时代的马克西米努斯一直跟随父亲放羊，但是在那时候的色雷斯，羊倌并非拿着手杖，带着牧羊犬，能够边走边唱的悠闲工作，而是像牛仔一样，需要随身带着武器骑在马上随时准备防范强盗的袭击。虽然从小便帮助父亲放羊，但是马克西米努斯并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只想过安安稳稳的生活，他的愿望是加入罗马军团。因为色雷斯没有军团基地，所以他就打算前往米西亚。在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之前，行省居民并没有罗马公民权，而没有罗马公民权，就意味着他连成为军团兵的资格都没有。
走投无路的马克西米努斯只好选择加入允许接纳行省居民的辅助部队。据说他当时只有16岁，而辅助部队要求年满17周岁才拥有入队资格，但是因为他健硕的体格给负责选拔人员的队长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才破格让他进入队伍。罗马军中的通用语是拉丁语，而他却因为浓重的色雷斯口音给人留下一种毫无教养并且不懂礼貌的印象，好在他不卑不亢的态度，使得自己重新取得了周围人的信任。他在加入军队不久，就成功地将自己“推销”给后来的皇帝塞维鲁，因此他的军旅生涯可以说非常愉快。
公元189年，当时还不是皇帝的塞维鲁的小儿子盖塔刚刚出生。心情大好的塞维鲁在视察军队的时候便组织士兵们进行搏击和体育比赛。虽然马克西米努斯干劲十足地跃跃欲试，但因为他只是一个初来乍到的辅助兵，根本没有引起塞维鲁的注意，只能专心于竞技之中。但是很快他便击败了自己所有的对手，脱颖而出。
色雷斯及其周边
于是马克西米努斯来到塞维鲁的近前，用他那带着浓重口音的拉丁语向长官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因为新兵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他希望能够和老兵们过过招。
塞维鲁虽然不愿扫他的兴，但是也没办法答应他这个请求。因为在罗马军团当中，不管是比赛还是演习，都绝对不允许老兵与新兵交手。罗马军队素以训练严格著称，甚至可以说演习与实战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会流血牺牲。在有些训练中，士兵们都是真刀真枪地进行战斗。为了防止对老兵心怀怨恨的新兵趁此机会杀伤对方，所以罗马的军规规定，不管是演习还是比赛，都只能够在同级的士兵之间进行。
但是塞维鲁知道如果不违反军规的话，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年轻人的愿望。于是他允许这名色雷斯的年轻人可以和军团的酒保，也就是负责保管葡萄酒的士兵们进行比赛。虽然只是酒保，但毕竟也是在前线基地服役的士兵，所以对武器的使用都十分精通。
但是马克西米努斯将这些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全都打败了，到最后总共击败了16个人，之后再也没有人敢上来挑战。这位色雷斯的新兵将塞维鲁为辅助兵准备的奖赏全都揽入自己的怀中，包括银质的护腕和斗篷的纽扣，以及带银质扣环的腰带等。
连续击败16名对手取得胜利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这位色雷斯的年轻人顿时成为了军营中的名人。而且他不仅体格健壮，性格也非常忠厚朴实，因此深得大家的喜爱。
两天后，在塞维鲁骑马巡视军团基地的时候，发现马克西米努斯在辅助部队的营帐外与其他士兵发生了争执。于是塞维鲁命令随行的大队长让那个野蛮的年轻人明白罗马军队的规矩。
关于大队长究竟对其作出了怎样的训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这名色雷斯的年轻人被带到塞维鲁面前的时候，认错的态度显然并不诚恳。塞维鲁对此并没有表示任何的不满，只是对他说道：“接下来我要策马前行了，你能跟上来吗？”说完，塞维鲁真的开始策马向前方疾驰。
因为这里是军团的常驻基地，所以到处都是用来进行骑兵训练的马场。塞维鲁沿着马场飞速地奔驰了好几圈，但是始终无法甩掉跟在身后奔跑的少年。于是塞维鲁停下来对这个新兵说道：
“色雷斯人，在跑了这么多圈之后你还能进行格斗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摔跤。）”
当然，大气都没喘一下的年轻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因为是没有武器的较量，所以塞维鲁为这个年轻人挑选的对手都是罗马军队的主力军团兵。结果这名16岁的年轻人仍旧连续击败了7名对手。塞维鲁破格提拔这名新兵为自己帐篷的警卫兵，色雷斯羊倌的儿子从此走上了自己人生的辉煌之路。
公元211年，皇帝塞维鲁在远征途中病死于不列颠的约克，罗马帝国进入其子卡拉卡拉统治时期。这一年马克西米努斯38岁，并且已经升任为百人队队长，手下统率着80名士兵，由此推断他应该在此之前就取得了罗马公民权，而不是在212年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之后才得到的罗马公民资格。在卡拉卡拉统治的6年时间里，正是他作为一个男人最成熟的时候，因为他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深受士兵们的爱戴，他的百人队队长的地位也稳如泰山。即便他出身低微，只是一个色雷斯羊倌的儿子，但是有些权力对他来说也是唾手可得。不过马克西米努斯对塞维鲁一家的忠心却丝毫不为这些外界的诱惑所动。
公元217年，卡拉卡拉被害，皇帝的近卫军团长官马克里努斯继位。虽然士兵们也猜测马克里努斯就是幕后策划杀害卡拉卡拉的凶手，但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正在与帕提亚王国交战，所以他们只能在新皇帝的领导下继续战斗，只有马克西米努斯例外。他以马克里努斯杀害了自己恩人的儿子为由，拒绝向新皇帝效忠，并且返回了故乡色雷斯。他的行为严重地违反了军纪，显然难逃军法的处置，但是马克里努斯并没有对他作出任何的惩罚。因为马克西米努斯在士兵中的声望极高，对军队的统率小心谨慎的新皇帝大概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害怕在军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吧。
马克西米努斯回到色雷斯之后，用兵役期间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块耕地，开始自己的农耕生活。他的母亲据说出身于哥特人的分支阿拉尼族，因此从事农牧业的马克西米努斯便将收获的农作物通过这层关系卖给哥特人。哥特人是居住在帝国北方防线多瑙河对岸的民族，他们对待马克西米努斯就像同胞一样，由此可见，多瑙河沿岸的蛮族与罗马人之间的交易活动实际上非常顺畅。不过马克西米努斯的农耕生活仅仅持续了一年便因为马克里努斯的被杀而结束了。卡拉卡拉的外甥埃拉伽巴路斯继承皇位。
45岁的“色雷斯人”在新皇帝前往首都罗马的途中请求拜见，并且对新皇帝提出希望自己能够像塞维鲁时代一样重新回到皇帝身边负责警卫工作。因为他一直认为如果自己不去担任百人队队长，而能够一直留在皇帝身边的话，那么卡拉卡拉或许就不会被杀。但是新皇帝埃拉伽巴路斯却这样说道：
听说你以前可以跟10个、20个，甚至30个士兵打斗，都能够大气不喘。那么，要是和一个女人连续玩上30次，你行吗？
马克西米努斯难掩失望的神情，一言不发地从皇帝面前退了出去。因为他实在无法忍受跟在这样的皇帝身边担任护卫，甚至产生了回到色雷斯去继续种地的打算。不过，皇帝的外祖母尤利亚· 梅萨却对埃拉伽巴路斯提出了忠告。因为马克西米努斯是在罗马军团中非常有名的人物，就这样将他置之不理并非上策。新皇帝接受了外祖母的忠告，任命马克西米努斯担任大队长的职务。于是马克西米努斯将自己的耕地交给别人，带领着1000多名部下以大队长的身份重回前线战场。不过在这名色雷斯人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升迁大队长之后的喜悦和感恩之情。在埃拉伽巴路斯统治的4年间，马克西米努斯一直尽力避免出现在皇帝面前与其见面。一般来说，大队长级别的将官们为了升任军团长或行省总督，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够与皇帝见面的机会，只有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即便如此，马克西米努斯还是得到了升迁的机会，可是他屡次以工作繁忙或者身体不适等理由推脱，绝对不肯前往首都罗马半步。
公元222年，埃拉伽巴路斯也被害身亡，亚历山大· 塞维鲁继位。已经50岁的马克西米努斯在得知这件事之后立刻起身前往首都罗马。少年皇帝亲自接见了他，并且将这位已经拥有大队长资格的色雷斯人任命为新兵训练负责人。
这个安排大概是皇帝身旁第一红人乌尔比安出的主意，不过也算得上是人尽其才。自从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以后，行省居民也可以不受限制地加入罗马军团，因为罗马军团的惯例是在驻扎地直接招收兵源，所以在3世纪的罗马军团中就充斥着大量拥有蛮族血统的士兵。因为在国境附近，不管是国境之内还是国境之外，基本都处于民族混居的状态，所以当地的居民也大多都是和蛮族之间的混血。负责训练这些新兵的马克西米努斯本人就拥有哥特人的血统。他高大的身躯和魁梧的体格非常具有北方人的特征，加之被太阳晒过之后会变成红色的皮肤，更证明了他的北方血统。经常被新兵们称为“色雷库斯”（色雷斯人）的马克西米努斯，对他们来说非常具有亲近感。而马克西米努斯自己对于训练新兵这个任务也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十分认真。
罗马军队的新兵训练就相当于现代海军陆战队的入队前训练，但是马克西米努斯的训练虽然严格但并不残酷。不管是每四天进行一次的实战训练，还是每天都会进行的装备检查，马克西米努斯都非常严格，但是这种严格并不是长官对下属的严格，更像是父亲对孩子的管教，整个训练都在这样的气氛之中进行着。当新兵们赤裸上身进行摔跤比赛的时候，马克西米努斯也会同样光着膀子加入进来。虽然他当时已经60岁了，但是仍然能够连续击败7名新兵。他在每次胜利之后大喊“下一个”的声音也丝毫不见苍老。
某天，一位大队长对他说道：
“马克西米努斯，你整天在训练中欺负这些刚入伍的新兵，就算赢了他们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吧。”
马克西米努斯答道：“那我和你比试比试如何？”
大队长欣然应允，随即摆开架势。结果马克西米努斯只是用手向对方的胸口一推，对方便被他重重地推倒在地。紧接着马克西米努斯大声地叫道：“下一个还有谁想挑战，站出来。但是仅限大队长级别！”
由此可见，他受到士兵们的爱戴也是理所当然的。对皇帝亚历山大的懦弱感到不满的士兵们，在将其推翻之后第一个就想到了马克西米努斯。当时这个“色雷斯人”已经62岁了，没当过军团长，也没当过行省总督，当然，在元老院中也没有席位。
实力与正统性
面对眼前的既成事实，元老院只能承认他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马克西米努斯虽然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身为罗马帝国权力集团的元老院议员们，却在背地里称呼他为“半蛮族”。实际上他们心里都非常不愿意这位新皇帝来到首都罗马。
马克西米努斯不是既有的权贵阶层，也不是“新贵”，亦即新的权贵阶层，心中或多或少有些自卑。他下令从官方记录中删去他父亲那一听就知道既非拉丁人，也非希腊人，而是巴尔干半岛贱民的姓名，同时也删去了他母亲那令罗马人更听不习惯的姓名。而对于他本人来说，就算罗马是自己统治的这个帝国的首都，他也不愿意前往。
虽然他拥有声望和实力，但是仅仅凭借这些无法使其拥有的地位正当化。为了使地位正当化，除了实力之外还需要正统性。世袭制之所以能够流传这么久，就是因为在实力不明的情况下，只要拥有正统性就可以使其他人理解和接受。身为叙利亚太阳神祭司的埃拉伽巴路斯之所以能够继承皇位，就是因为他是先帝卡拉卡拉的外甥。除了马可· 奥勒留以外的贤帝们，在决定让有能力的人继承皇位之前也要将其收为养子，就是为了使其成为皇帝的“儿子”，从而拥有正统性。
因为罗马是多神教的国家而非一神教，如果是一神教的国家，可以通过神的承认来获得正统性，但是对于多神教的国家来说，只有获得国民的认可才行。即便拥有正统性的人，在成为统治者之后也要证明自己拥有统治这个国家的实力。而通过实力占据了统治者宝座的人，也要时刻证明自己拥有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正统性。此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稍有懈怠，就算是先帝的亲儿子也会被杀害。因为皇帝是终生的权力，在这种制度下，皇帝被杀意味着人民对皇帝的不信任。
“色雷斯的马克西米努斯”深知自己既没有功绩也没有正统性，很难将继承皇位这件事正当化。他仅有的功绩，只是在新兵训练上小有成效，却没有抵御外敌的显赫战功。
于是马克西米努斯决定在回到首都之前先给自己积累一些战功。对他来说，这称不上是牺牲。元老院的议员们比日耳曼的蛮族难对付得多。不管前方的战况多么惨烈，只要有支持他的士兵们在身边，他就对自己充满信心。
从皇帝亚历山大被杀之后的公元235年开始，罗马帝国在背水一战的皇帝带领下，与日耳曼民族之间展开了全面的战争。马克西米努斯率军越过莱茵河前进了50公里，直达现在的威斯特法伦，与迎击的日耳曼人发生了激烈的交战。随后他又赶走了入侵高卢的蛮族，还一路乘胜追击，彻底摧毁了蛮族的大本营，使其不得不从高卢境内彻底撤军。罗马军队在所有的战线上都大获全胜，马克西米努斯立刻趁此机会向元老院提交了一份报告书：
诸位元老院议员，我很想向你们传达我们罗马士兵们英勇战斗的功绩，但是不知该如何说起。我们越过防线，深入敌境四五十罗马里（相当于60—75公里），摧毁了沿途所有的日耳曼人村落，掠夺了他们的家畜，杀掉了他们的士兵，俘虏了他们的女人和小孩。最后阻挡我们前进脚步的并非日耳曼人，而是一大片沼泽。如果能够越过这片沼泽地，那么我们的士兵甚至可以攻陷日耳曼人著名的黑森林。
在这种积极的进攻战术之下，罗马军队从莱茵河畔一直到日耳曼长城都一路高歌猛进，没有打过一场败仗。春风得意的皇帝再次向元老院发出书信：
诸位元老院议员，从我继位至今虽然只有短短数月，但是我敢说目前为止的战绩不输于之前的任何一位帝王。而且，我还在连续不断地取得胜利。通过这些胜利，我缴获了无数的战利品，绝对能够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被我们的士兵所俘虏的日耳曼战俘数量，如果全都带回去的话，想必就算是首都罗马也装不下。
在发出了这些战报之后，皇帝向元老院提出在首都中心的回廊上设立一幅描绘罗马军队胜利场面的版画。
听说罗马军队取得了久违的辉煌战果，元老院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但是那些元老院议员们在聆听皇帝报告的时候都是一副苦涩的表情。被他们蔑称为“半蛮族”的家伙竟然取得了如此出人意料的战果，他们当然高兴不起来。但是更加令他们难以容忍的是马克西米努斯在报告中暴露出来的低劣的文学素养。身为传统贵族阶级的他们，完全无法接受自己被这样一个男人统治。
简洁是优点，坦率也不坏，但是既简洁又坦率就会拉低一个人的品位。同样一件事或一句话，有品位的人做出来或说出来就会显得特别有分量，使人更加容易接受。也许马克西米努斯也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所以他不喜欢自己的身边出现有教养的人。皇帝身边一般都有秘书官和负责记录皇帝口述的书记员，但是马克西米努斯将皇帝亚历山大时期擅长这些工作的官员们全都赶了出去。也许他觉得身边的人只要能够将自己所说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就足够了。但是他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他和出口成章的尤里乌斯· 恺撒相比还差得很远。
元老院议员们连续听了三年皇帝发来的战报，也就是说，这个“色雷斯人”连续打了三年的胜仗。在继位第三年的公元238年，皇帝马克西米努斯将前线大本营迁移到希尔米乌姆。通过积极进攻的战术重新恢复了莱茵河防线与日耳曼长城的防御功能之后，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多瑙河中游。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艾罗迪亚鲁斯这样写道：
如果上天能够多赐给他一些时间的话，那么莱茵河、日耳曼长城以及多瑙河等罗马帝国北方的生命线大概就会平稳下来吧。
罗马人所说的平稳，指的是自己所在的国家罗马处于和平状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pacificatio”。但是罗马人想要享受和平，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需要通过武力征服高卢人，公元2世纪开始需要用武力征服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所谓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实际上只是对罗马人来说的和平。不过即便如此，这个“和平”（Pax）的受益者仍然遍及居住在欧洲、中近东以及北非等地的所有人。
虽然马克西米努斯希望将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稳定下来，但是本应与他站在统一战线上的罗马人扯了他的后腿。事件的起因是北非行省爆发的抗议运动。
在尤里乌斯· 恺撒还是执政官的时代确立的《农地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保护中小规模自耕农的政策。这一法令在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之后仍然被保留了下来，所以在意大利本土，中小规模的农场比大规模的农场更加受到重视。对于像格拉古兄弟以及尤里乌斯· 恺撒这样以民众支持为基础的政治家们来说，保护那些拥有投票权的中小农民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进入帝国时代之后，虽然皇帝的权威同时也要受到来自元老院方面的限制，但是自耕农的支持基础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后来的皇帝在意大利本土实行了仅限于自耕农的利息优待政策。
罗马时代的北非
但是，上述情况在被罗马人征服的行省中完全不同。这些地方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就已经确立了使用许多奴隶进行劳作的大规模农场形式。而且这一形式在他们加入罗马帝国之后也仍然保留了下来。因为罗马人统治外族的方式一向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再加上行省的农民并没有罗马公民权，对皇帝来说没有投票权，所以罗马方面对此也没有作出什么改变。
大规模农场形式在北非地区普遍存在，基于两个原因：
一、与满是山丘的意大利半岛相比，在布匿战争前一直处于迦太基人统治之下的北非属于平原地势，加之迦太基人自古以来便以高效的农耕技术著称，因此与中小农场相比，大农场更加符合他们的生产模式。
二、虽然在现在看来很难想象，但是在当时北非地区和埃及是罗马帝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向意大利本土提供三分之一的小麦资源。除了小麦以外，还出口大量的其他农产品。既然意大利本土这样一个具有大量需求的市场就在旁边，提供货源的北非的粮食生产效率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现在依然残留在北非一代的壮丽遗迹，非常完美地证明了当时罗马帝国在北非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正因为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够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作出积极的发展，从而留下这些遗迹。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的老师就是生于北非的弗龙托，他的女婿和手下优秀的武将中也有不少北非出身的人。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也是出身于北非行省的皇帝。可以说北非的大农场就是向帝国输入这么多人才的基础。所以公元238年爆发的抗议活动，虽然从帝国整体来看只是一个发生在地方的事件，但实际上对整个帝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罗马时期“阿非利加行省”的首府位于迦太基，就是现在的突尼斯。从迦太基向东南方向前行200公里就是蒂斯德鲁斯（现在的艾尔迪约姆）。在这里拥有众多罗马时代的遗迹，其中以圆形竞技场最为著名，由此可见这里在罗马帝国时期是一个繁荣的都市，周围都是广阔的耕地。
当负责征收税金的皇帝财务官从行省首府迦太基前来这里收税的时候，农场主们对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位看上去丝毫不懂通融的财务官，宣称在北方作战的皇帝马克西米努斯下令征收战时特别税，并且不接受任何的协商。这件事引起大农场主的强烈不满。其中一些年轻的农场主表现尤为激动，甚至在与财务官发生争执的时候错手杀了对方。结果，原本对于税收不满而产生的抗议因为民众的激昂情绪而演变成一场暴动。年轻的农场主们将自己手下的农民武装起来，率领这些民兵向行省首府迦太基进发。他们打算向行省总督投诉财务官过于苛刻的税收要求，因为当时的总督戈尔迪安是一位非常体谅民众的统治者。
但是当他们在迦太基的总督府进行会谈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完全出人意料的变化。年轻的农场主们决定推举他们的总督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
元老院的反击
在5年前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统治时期，因为深受皇帝的信任（有留传下来的书信证明）而被任命为北非行省总督的戈尔迪安，当时已经80岁高龄。但是这个人在所有层面上都能够代表3世纪罗马社会的传统统治阶级。
首先，戈尔迪安的家世显赫。他父亲的家族从共和国时期就是名门望族，400年以来一直在元老院中拥有席位。他母亲的家族有图拉真的血统，也常年在元老院中拥有一席之地。他的妻子是安东尼· 庇护的曾孙女，为他生有一儿一女。他的儿子戈尔迪安二世一直没有结婚，随他一同前往迦太基赴任。他的女儿则嫁给了一位元老院议员——这位议员的家族自尤里乌斯· 恺撒时期便是名门——并且育有一名现年13岁的男孩。
戈尔迪安一世
戈尔迪安二世
其次，作为传统统治阶级的另外一个条件——财力，戈尔迪安家族也远超其他同僚。他位于罗马七丘之一西里欧山上的宅邸，原本是“伟大的庞培”所建。因为庞培的家族是意大利中部的大地主，所以他的宅邸在当时就以豪华而闻名。在庞培被恺撒打败之后，恺撒的副将马可· 安东尼将庞培的这个豪宅买下作为自己的宅邸。很快安东尼也在与克娄巴特拉联手对抗屋大维的斗争中失败，死于埃及，他的产业被后代继承。后来这座宅邸又屡次辗转多人之手，最后在五贤帝时期被戈尔迪安家族买下。因为经过历代所有者的改建和装修，加之当时正是罗马帝国鼎盛的时期，这座被称为罗马市内最豪华的宅邸在整个2世纪都十分著名，就连建在其旁边的马可· 奥勒留的老宅，在华丽程度上也无法与之相比。
但是，真正象征着戈尔迪安家族大量财富的并非这座宅邸，而是建立在罗马市中心以东5公里之外、位于帕雷斯蒂纳大道和卡西利纳大道交叉口附近的郊外别墅。
建于郊外的别墅因为可以不受土地限制，所以与市中心的宅邸相比更加气派，可以说豪华程度完全取决于建造者的财力。其中最能够表现出豪宅华丽程度的，莫过于庭院中被无数立柱围成的四方形回廊了。戈尔迪安别墅庭院中的回廊共由200根大理石圆柱组成。这200根圆柱分为产自希腊的白色和绿色花纹圆柱、产自埃及的红色圆柱、产自努米底亚的黄色圆柱以及产自小亚细亚的白色和灰色斑点圆柱四种。这四种圆柱交互穿插，矗立在中庭周围的回廊上。
在那个时代，大理石圆柱可以被看做一种资产的证明。这200根圆柱全都是比意大利产的大理石更加昂贵的进口货，同时运费也价格不菲。这些彩色的大理石之所以比纯白色的大理石昂贵，是因为白色的大理石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同时境内开采的运费相对也比较低廉。甚至可以说，帝国时代初期1世纪与帝国时代中期2世纪的建筑物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使用的是纯白色的大理石还是彩色的大理石。由此可见，戈尔迪安别墅的回廊是罗马帝国富豪的象征。
顺便说一句，戈尔迪安别墅中那些在当时令人瞠目结舌的美丽圆柱，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被红衣主教拿去用于建造自己的宫殿，结果现在那里已经一根都找不到了。不过戈尔迪安别墅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便在1700多年以后的今天，仍然被称为“波尔加达· 戈尔迪安”。在意大利语中，“波尔加达”是新开垦地区的意思，一般很容易成为低收入阶级的聚居区，这里也不例外。曾经遍及罗马帝国首都郊外的豪华庄园，现在基本上都落得与“波尔加达· 戈尔迪安”相同的境地。
相信戈尔迪安一定想象不到自己家族的名字能够流传到1700多年以后的今天，但是出乎意料地被推举为皇帝的他，也确实算得上3世纪罗马帝国元老院议员的典型代表。3世纪罗马的上流社会渐渐不重视后代的军事经验，戈尔迪安也从没有前线的战斗经验。不过身为元老院议员，他也与其他议员一样都要经历许多被称为“光荣职务”的职业生涯。戈尔迪安也同样经历了会计检察官、法务官、执政官等公职，并且以前执政官的身份被派往行省出任总督，可以说人生之路一直都十分顺畅。
生活在顺境之中的人往往也喜欢回报社会，戈尔迪安将自己收藏了6万卷读物的私人图书馆向大众开放，并且热心于赞助艺术家和诗人。他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诗歌，并且还创作了描写安东尼· 庇护以及马可· 奥勒留时代的叙事诗共30卷，可惜这些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他的言行举止都非常稳健，虽然其生在3世纪，但精神状态和2世纪时期的罗马人十分相似。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戈尔迪安就是3世纪前期罗马帝国传统统治阶级的典型代表。
但即便是如此合适的皇帝人选，还是需要得到元老院的承认。于是在公元238年6月26日，议员们齐聚在元老院会场，当时担任执政官的尤里乌斯· 希拉努斯宣读了非洲行省总督戈尔迪安提交的书简：
诸位元老院议员，代表着非洲行省未来的年轻人们，推举我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因为自己年事已高，我本打算拒绝，但是考虑到国家在如此困难的时期，我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过，决定权还是在诸位的手上，至于我是否继承皇位，希望遵循元老院的决定。
对“色雷斯人”一直心存不满的元老院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戈尔迪安的书简被宣读完毕之后，议员们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激昂的议员们纷纷站起身，嘴里大声地叫道：
“戈尔迪安· 奥古斯都！愿众神保佑你。你一定能够给帝国带来美好的明天。”
“我们终于解放了。戈尔迪安一定能够拯救这个国家。让我们向将帝国从野蛮人手中拯救出来的新皇帝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身为议长的执政官让众人安静下来之后说道：
“诸位议员，现在我们必须决定如何解决马克西米努斯的问题。”
“敌人，他是公敌，应该宣布他为国家的公敌。”
“悬赏通缉他，杀掉他的人将得到褒奖。”
执政官继续问道：
“留在马克西米努斯身边的人要如何处置？”
“他们也是公敌。杀掉他们的人同样将会得到奖赏。”
元老院一致达成以下的处理意见：
“国家公敌将被处以和奴隶一样的刑罚。元老院的敌人不管逃到哪里都会遭到通缉，必须将他们彻底消灭，一个不留。”
第二天一早，使节们便将元老院的通告发布到全国各地：
元老院与罗马公民，向行省总督、军团长、军团所属的将士们以及各地方都市的议会等政府机关发表如下通告：为了将帝国从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所有国民都必须紧密团结在戈尔迪安皇帝的周围。
在众神的祝福下就任皇帝的戈尔迪安是我们完美的楷模，身为元老院议员的他长期以来一直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元老院决定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同时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为了避免帝国的统治出现空白期，授予他的儿子作为共治皇帝的地位。
现在将由你们决定，这个国家是否应该回归到其真正合适的统治者之手。为了不给野蛮的敌人反击的余地，我们必须立刻团结在戈尔迪安父子的身边。元老院一致认定马克西米努斯及其追随者为国家公敌，必须将其彻底消灭。
罗马元老院向皇帝马克西米努斯下达了战书，可以说是元老院打开了内战的大门。驻扎在多瑙河附近的马克西米努斯得知这一消息顿时火冒三丈，将手边能抓到的东西全都用力地扔了出去，拔出佩剑疯狂地挥舞，身边人谁也拦不住他。在他发完脾气之后，吩咐人拿酒过来，这个平时不管喝多少都不会醉的男人，那一天却醉成一摊烂泥。然后，就好像忘了所有的烦恼一样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在召集起来的将士们面前，被元老院称为野蛮人和国家公敌而遭到弹劾的皇帝马克西米努斯开口说道：
我的战友们，想必你们也早有耳闻。阿非利加行省和元老院，全都违背了在我就任皇帝时对我效忠的誓言。甚至还将那个已经一只脚踏进棺材里的戈尔迪安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贵为罗马社会第一阶级的元老院，实际上是经常不遵守誓言的惯犯。罗慕路斯和尤里乌斯· 恺撒的死，都是这些家伙干的好事。
我为了这个国家与蛮族交战，而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可是元老院那些家伙却将我看做国家的敌人。他们不仅弹劾了我，还将为了这个国家与我共同浴血奋战了3年的诸位战友也称为国家公敌。元老院将奥古斯都的称号授予戈尔迪安父子，这不仅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将我推举为皇帝的诸位最大的侮辱。
如果你们还是男人的话，如果你们还有身为男人的尊严的话，就和我一起向首都进军，打倒元老院和那些非洲人。如果我们能够战胜他们，那么打倒他们之后所得到的财产将全都属于你们！
皇帝马克西米努斯将与居住在多瑙河对岸的蛮族之间的战争放到一边，率军向首都罗马进发。罗马帝国3世纪的内战正式开始。
一年之中的五位皇帝
反观戈尔迪安皇帝那边，事情也进展得不太顺利。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得太过突然，他根本来不及作准备。
阿非利加行省西邻努米底亚行省，而努米底亚拥有除埃及之外北非唯一的军团基地。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创立的第三奥古斯都军团在这300年来一直保护着北非的居民，使其免受穿越撒哈拉沙漠而来的敌人袭击。第三奥古斯都军团的士兵们都具有非常强的军人荣誉感，即便在服役期满退役之后也依旧居住在军团基地附近不肯离去。位于龙柏斯军团基地不远处的提姆加德就是这些退伍兵为了开始他们的第二人生而自己建成的城镇。因为考虑到这些人可以随时作为军团基地的预备力量，所以历代皇帝对于这种退伍兵继续居住在军团基地附近的做法都非常支持。
但是第三奥古斯都军团对东侧的阿非利加行省的居民与首都罗马元老院共同拥立的皇帝戈尔迪安持反对态度。他们并不是对戈尔迪安父子有什么不满，也不是讨厌阿非利加的那些农场主，更不是对皇帝马克西米努斯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是因为元老院否定了军队拥立的皇帝，所以他们对此感到非常难以接受。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过的那样，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优待军队的政策，将罗马军队所代表的“士兵”与元老院所代表的“公民”一分为二，并且军队高高在上。因此第三奥古斯都军团才会对元老院的决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
军团的士兵们高高举起象征自己军团的银鹫旗，向戈尔迪安父子所在的迦太基进军。一般来说军团不会扔下军团基地倾巢而出，但是在北非另当别论。越过沙漠前来袭击的游牧民族，并不会组成像日耳曼人那样的大军。也就是说，龙柏斯军团基地所负责的防线主要面对的是不知何时出现的小规模敌人。在这里罗马人再次体现出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特点，就算同为面向沙漠的防线，他们在这里的做法也和面对帕提亚以及波斯的防线不同。而且正如之前所说，北非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在他们的基地附近有许多退伍兵，当得知防守基地的任务落在他们肩上的时候，这些人都感到十分欣喜并且干劲十足。
迦太基作为北非的中心城市，在罗马统治时期一直是物产资源的集散地，这一点已经在20世纪后半期进行的海中考古学调查中得到证明。在迦太基与罗马之间航线下的海底深处，发现了很多古代运输船的残骸。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都市，却没有自己的军团基地。就像高卢最重要的都市里昂一样，只有一个由1000余名士兵组成的守备队。
（上下图都参考了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而作为罗马军队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就相当于现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所以面对多达6000人的军团兵的进攻，1000多名守备兵完全不是对手。虽然戈尔迪安的儿子身先士卒带领手下的士兵奋勇抵抗，但是胜负在一开始就已经显而易见。1000名守备兵很快便被消灭，皇帝戈尔迪安二世也战败身亡。得知这一消息的皇帝戈尔迪安一世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从他继承皇位到自杀身亡，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接到报告的罗马元老院，因为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而惊慌失措。但是，事到如今他们已经无法取消宣称马克西米努斯为国家公敌的通告。于是他们在彻夜的讨论之后，决定拥立两位新皇帝，并且以这二人为中心迎击不断向首都逼近的马克西米努斯。元老院拥立的这两个人都是元老院议员，其中普皮恩努斯拥有丰富的指挥经验，而巴尔比努斯则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于是巴尔比努斯留在首都负责内政，普皮恩努斯则率军北上抗敌。
但是这两个人与戈尔迪安父子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虽然戈尔迪安父子二人刚刚继位就宣告死亡，但毕竟也是元老院拥立的皇帝，因此元老院有必要向世人证明他们的选择并没有失误。于是元老院便向居住在首都罗马的戈尔迪安的孙子授予恺撒的称号，这样也就意味着戈尔迪安的孙子将是未来的皇帝。当时戈尔迪安三世还只是一名13岁的少年，元老院匆忙地为他提前举行了成人礼，并将其介绍给罗马帝国的另一大主权者“罗马公民”。
马克西米努斯在离开多瑙河南下途中也得知了戈尔迪安父子死亡的消息。但是这个“色雷斯人”仅仅高兴了一会儿，便发现元老院又拥立了另外两位新皇帝。这件事使得原本就对元老院深恶痛绝的马克西米努斯感到更加的无法忍受。同时他也认识到要想打败元老院，只有通过武力解决问题。曾经他还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能够击败蛮族，承担起罗马皇帝的责任就可以保住皇位，现在他终于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不过，他现在才认识到这一点实在是太晚了。
因为这3年来他率领手下的士兵与蛮族交战大获全胜，保护帝国的边境平安稳定。所以马克西米努斯认为，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必定会受到当地居民的盛情款待。但是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元老院宣判马克西米努斯为国家公敌的通告，早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而且越接近意大利本土，通告的效力就越强。皇帝马克西米努斯的军队也由此陷入了粮草不足的困境之中。
居民们会有这种反应也不难理解。毕竟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别说没见过皇帝的样子，甚至连马克西米努斯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也就是说，马克西米努斯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皇帝，而元老院的布告他们却是司空见惯。
对于元老院来说，这次也是背水一战。元老院中主张积极防御的20个议员组成了防御委员会，尝试一切可能打败这个“色雷斯人”的办法。
最终决定皇帝马克西米努斯命运的，还是当地居民们的反抗。沿着多瑙河的大道进入意大利本土之后抵达的第一个都市，就是位于亚得里亚海深处的阿奎莱亚。这里的居民在皇帝马克西米努斯到来之前便紧紧地关闭了自己的城门。而在这个时候，从首都赶来的皇帝普皮恩努斯甚至还没有进入阿奎莱亚。
如果是以前的马克西米努斯，一定会使用自己最擅长的速攻战术，绕过阿奎莱亚直取首都。虽然途中会遇到皇帝普皮恩努斯率领的军队，但是马克西米努斯手下的军团在与蛮族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些生活在首都的近卫军团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一旦在与普皮恩努斯的交战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马克西米努斯或许能够趁机打破僵局，形势也会发生逆转。
但是遭到居民们抗拒的马克西米努斯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信心满满的他了。于是他在阿奎莱亚城前布下阵势，准备进行攻城战。阿奎莱亚城里只有几百名警卫兵，而进攻方则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看上去似乎很容易被攻陷的城池，却迟迟未能攻陷。一方面是因为居民们众志成城地顽强抵御对方的进攻，另一方面是因为进攻方的粮食补给也所剩不多。而且冬天即将到来，虽然与多瑙河沿岸相比地中海附近的气候还算比较温暖，但是意大利东北部地区的冬天依然十分寒冷。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西米努斯手下的士兵们内心之中开始产生动摇的情绪。尤其是在首都附近的阿尔巴诺拥有自己的军团基地，并且老婆孩子全都留在那里的第二帕提亚军团的士兵们心中的动摇最为严重。因为他们跟随被元老院弹劾的马克西米努斯一起战斗，所以害怕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会被对方抓去当做人质。
于是第二帕提亚军团的士兵们决定趁晚上皇帝睡觉的时候袭击他的帐篷。这就是以“色雷斯人”的称呼而广为人知的皇帝马克西米努斯最后的下场。“色雷斯人”的首级在4天后被送到罗马的元老院接受检查，之后他的尸首被扔进台伯河，没有一位议员对此提出异议。
在马克西米努斯被杀之后，围攻阿奎莱亚的士兵们立刻解除了包围。阿奎莱亚的居民也热情地打开城门，为他们提供温暖的住宿和食物。就这样，当皇帝普皮恩努斯抵达阿奎莱亚之时，马克西米努斯手下的士兵们以及当地居民全都向新皇帝宣誓效忠。成功避免了内战的罗马帝国，在元老院的主导下，似乎恢复了曾经以两名皇帝为中心的一体化统治模式。但是“色雷斯人”才刚刚退出历史舞台，两位新皇帝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
当时已经70岁的普皮恩努斯，身为元老院议员，他的席位完全是凭借自身的实力获得的，用罗马人的话来说，他属于“新贵”。虽然他生于意大利本土，但属于“平民”。像他这样出身低微的人想要往上爬，加入军团是最快的途径。他在皇帝康茂德统治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并且一路顺风顺水。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士兵会得到皇帝的赏识，从而得到机会被推荐进入元老院，即便是平民出身的人也可以在元老院拥有一席之地。普皮恩努斯曾先后在多个前线和行省中服役，范围西至高卢，东抵小亚细亚，直到被任命为首都长官才终于安顿下来。他在首都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元老院之所以拥立他为皇帝，就是因为他在首都居民中的声望极高，而且他已经70岁高龄，就算做了皇帝在心境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毕竟这已经是一个无欲无求的年纪了。
普皮恩努斯
巴尔比努斯
另一位皇帝巴尔比努斯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生来便属于元老院阶级。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一味地在首都罗马享受奢华的生活。当时已经60岁的巴尔比努斯几乎管理过帝国境内所有的行省，拥有非常丰富的统治经验。由此可见，他并不是一个无能的“贵族”。
巴尔比努斯的魅力，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身材十分高大，而且是一个美男子。他平时的打扮很有品位，还擅长辩论，所以当他出庭为人辩护时，可以说在视觉上和听觉上给人以双重的享受。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喜欢钻研到底的人，这一点在葡萄酒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罗马人自古以来就对“酒”（vinum）的产地和酿造年份十分挑剔，3世纪的罗马人最重视的是用来调制葡萄酒的水，他们会在水中加入各种香料来调制葡萄酒。据说巴尔比努斯就曾经发现了好几种新型的香料，并且使之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调制方式，在当时他就以这方面的造诣而闻名于世。
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变得紧张起来，虽然也有他们个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元老院没想到马克西米努斯会如此轻易地被打败，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突然放松下来，导致其内部逐渐产生分歧。元老院逐渐分为两派，各自支持其中一位皇帝独揽大权。而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说明不管是普皮恩努斯还是巴尔比努斯，都没有掌控大局的能力和气概。这两个人虽然在身为元老院议员之时表现出与之相应的能力和责任感，但是再往上就不行了。
当元老院内部出现混乱的时候，最先对此感到失望的，正是那些追随马克西米努斯向首都进军，但是在马克西米努斯被杀之后向两位新皇帝宣誓效忠的士兵。身为军人的他们现在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竟然因为这些虽然拥有高高在上的地位，但是缺乏统治能力的元老院议员们，杀害了自己的司令官。对他们来说，马克西米努斯与这些人相比简直要强上百倍。
被失望和悔恨支配了所有情感的士兵们决定推翻两位新皇帝的统治。普皮恩努斯和巴尔比努斯甚至都来不及反抗便被群情激昂的士兵们杀死了，而元老院直到这两位皇帝的尸体被扔在他们的面前才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
在公元238年这一年之中，包括皇帝马克西米努斯以及在当年出任皇帝的戈尔迪安一世和他的儿子戈尔迪安二世，还有普皮恩努斯和巴尔比努斯在内共有5位皇帝先后出现并死去。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位13岁的少年。
皇帝哈德良曾经这样讽刺道：“元老院虽然总是各持己见，但是一旦面临危害到其自身利益的问题就会立刻团结起来。”
元老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拥立了戈尔迪安父子以及普皮恩努斯和巴尔比努斯，但是这些人都相继被杀。被拥立为皇帝的人落得如此下场，完全是因为元老院的判断失误。罗马的元老院，并非像其名字“元老”那样是功成名就之人的养老院，而是为国家的重要职位提供人才储备的机构，每一位罗马公民只要年满30岁便可以拥有议员的资格。即便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之后，元老院的性质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我之所以说元老院相当于现代的国会，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因为其中充满了人才，所以如果能够活用这些资源的话，元老院就能够发挥出相应的力量，而这个时代也不例外。
眼前的危机使元老院议员们再次团结起来。因为当时年仅13岁的戈尔迪安三世已经被授予了“恺撒”的称号。所以元老院一致决定授予这位继承人“恺撒· 奥古斯都”的称号，这也就意味着元老院承认了其皇帝的地位。
戈尔迪安三世
在拥立普皮恩努斯和巴尔比努斯为皇帝之时成立的“20人委员会”，顺理成章地作为少年皇帝的“政府”保留下来。同时由600人组成的元老院也在当前的紧急事态下答应帮助其迅速地制订相关法案。幸运的是，因为“色雷斯人”所采取的积极战术，防线外侧的蛮族在短期内无法轻易地越过防线入侵罗马境内。
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这位少年皇帝的祖母与母亲和对塞维鲁王朝造成巨大影响的叙利亚的女人们不同，因为她们都出身于罗马元老院阶级，所以对政治这种男人的事情完全不闻不问。
在未经选举的情况下出现女性把持政权的局面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位女性生来便为女王，另一种是拥有强烈后宫政治传统的国家。所以说只有在君主专制的国家，才会出现女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情形。而“东方”国家绝大多数都处于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所以对于叙利亚的女人们来说，凭借自己的儿子登上政治舞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有些人还会有意为之。但是对于君主专制传统薄弱，甚至在基督教支配以前就非常反感世袭制度的“西方”国家来说，如果一个母亲对她成为皇帝的儿子处处指手画脚，势必会引起人民的不满。皇帝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的下场如此凄惨，也没有得到罗马人民的丝毫同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实务专家提梅吉提乌斯
在少年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的统治下，罗马帝国出人意料地平稳度过了6年。虽然上述的那些幸运之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统治方法本身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20人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充分地发挥功能，就是因为他们拥有某个擅长实务工作的人物的判断与组织才能。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提梅吉提乌斯，全名叫做盖乌斯· 弗里乌斯· 萨比尼乌斯· 阿奎拉· 提梅吉提乌斯，这个听起来非常夸张的拉丁风格的名字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建国以来的贵族阶级，但实际上用这些罗马历史上的名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姓名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圈里的“新贵”。提梅吉提乌斯的出生地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有人说他生于意大利本土，也有人说他生于一个叫做“普罗维尼亚”的地方，位于现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但不管怎样，他毕竟不是“东方”人，并且深知不管在什么领域要想出人头地，必需具备一定的教养。
他的职业生涯可以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担任什么职务，从事的都是行政类工作。虽然他也拥有在军团中服役的经历，但是并没有率军作战的经验。因此如果要将这个人的履历列举出来的话，那么你一定能够看到一长串罗马帝国行政官职的名称。
提梅吉提乌斯似乎从一出生便拥有罗马公民权，并且在西班牙行省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比利亚半岛常驻有一个军团，在作为主要战斗力的军团附近，往往会有一个作为辅助战斗力的辅助部队与之一同行动。辅助兵们常驻的基地，为了与军团兵们的基地之间保持及时有效的联系，所以与军团兵的基地相隔并不太远。因为当时还是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之前，所以辅助部队全部由行省居民组成。年轻的提梅吉提乌斯所担任的职务，就是由这些辅助兵所组成的大队的“praefectus”。一般将这个词翻译为“长官”，实际上就是除了战斗指挥之外一切相关问题的总负责人。
军队因为经常要深入敌境进行作战，所以必须是完全自给自足性质的组织。换句话说，就是能够自己解决绝大多数问题的组织。因此每当出现自然灾害和难民救援等问题时，往往都会派遣军队出面解决。在军队的组织中，管理各种事务的“长官”是仅次于指挥战斗的“军团长”的第二重要的职位。人们常说“罗马的军队赢在兵站上”，而“长官”的任务就是负责军团和辅助部队与兵站当地居民之间的协调，时刻保证部队的供给。军队在召开作战会议的时候，长官就坐在军团长与大队长的旁边，由此可见其作用非常关键。
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似乎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于是他分别转任各个军团的兵站负责人。但是后来，提梅吉提乌斯所擅长的领域转变为行省的财务方面。正如这个职位的名称叫做“皇帝财务官”一样，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需要掌管整个行省的财务状况，其主要业务就是征收税金。因为被夹在征税方与缴税方的中间，所以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他偶尔会不得不面对那些对课税抱有不满的民众，搞不好的话就会像之前那个前往阿非利加行省收税的财务官一样有性命之虞。而且自从进入3世纪以来，罗马帝国的税率大幅提高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加之战争临时税以及名目繁多的特别税也频繁出现，所以对于财务官来说征税的工作是越来越难做。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步履艰难的时代，提梅吉提乌斯担任财务官的行省并没有发生一起民众因为对税收不满而抗议的事件。大概是元老院也发现了他的业绩，于是他以“皇帝财务官”的身份任职的行省，也几乎遍及广大帝国的一半以上。
他先后任职于高卢北部的比利时行省、莱茵河沿岸的高地日耳曼行省与低地日耳曼行省，相当于现代的约旦的罗马时代的阿拉伯行省；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小亚细亚西部的比提尼亚行省与亚细亚行省。随后他又返回西方，在高卢的卢格杜南西斯行省和阿奎塔尼亚行省任职。财务官是仅次于行省总督的职位，如果总督因为某种原因不在，财务官也可以兼任行省的最高统治者。
直到皇帝马克西米努斯统治时期，提梅吉提乌斯才终于等到在首都罗马任职的机会。他在首都的职务是遗产税总负责人。随后，他一直以实际行动支持着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20人委员会”。通过这个职务，提梅吉提乌斯的能力得到元老院和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的一致认可。公元241年，也就是少年皇帝统治的第三年，提梅吉提乌斯被皇帝任命为近卫军团的长官。
“近卫军团长官”是统领1万人近卫军团的总负责人，历代皇帝都会将这个职位任命给自己最信赖的人，提梅吉提乌斯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从皇帝戈尔迪安三世与提梅吉提乌斯遗留下来的信件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人之间的关系甚至超出了普通的信赖之情。提梅吉提乌斯在给皇帝的亲笔信中温和地叮嘱这位年轻的最高统治者要明确自己身为皇帝的责任和义务。皇帝16岁的时候迎娶了提梅吉提乌斯的女儿为妻。但是皇帝重用提梅吉提乌斯并非因为他是自己妻子的父亲，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那是自己最尊敬的人的女儿，所以皇帝才会娶她。不管怎样，年轻的皇帝与脚踏实地一步步爬上这个相当于宰相位置的男人，以非常理想的合作关系共同走过了后来的三年时间。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不得不面对罗马帝国最为深刻的问题，因为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
远征东方
公元241年，也就是提梅吉提乌斯被任命为近卫军团长官的那一年，波斯萨珊王朝的创始人阿尔达希尔去世。按理说王位应该由他的长子继承，结果却被他的二儿子取而代之。于是在罗马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沙普尔一世登场了。
通过武装政变迅速稳定了王室内部的局面之后，新登基的国王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将这种危机转嫁出去。也就是说发动对外战争。因为波斯萨珊王朝的理想就是重建曾经被亚历山大大帝灭亡的波斯帝国，所以他们进攻的对象也自然是与其国境接壤的罗马帝国。
虽然他为了转嫁国内危机而发动战争的想法是认真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攻占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的实力。不过毕竟距离上次与罗马军队交手已经过去了8年，在当时遭到沉重打击的波斯军队主力重装骑兵也已经基本完成了重新组建。于是越过幼发拉底河向西方进军的波斯军队，很快便逼近了罗马帝国在东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安条克。
沙普尔一世
沙普尔与他的父亲阿尔达希尔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作为波斯萨珊王朝第二位国王的沙普尔，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男人。他派遣自己宫廷中一名生于安条克的希腊人偷偷潜进城内。这个叛徒在城内的煽动果然产生了效果，号称中近东最具魅力的城市安条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入了沙普尔手中。
但是沙普尔并没有打算长期占领这里，他知道配置在罗马帝国东方防线附近的罗马军团很快就会赶来，于是这位波斯国王在进入安条克之后立刻进行了彻底的搜刮。安条克是东西方贸易往来的集散地，许多商人将这里作为他们的根据地，希腊系与犹太系的商人们也普遍比其他的商人更加富有。这些有钱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只要用钱能够搞定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所以当他们面对波斯军队的掳掠时，毫不犹豫地交出了自己的财产以求活命。而那些普通百姓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全都在波斯军队的掠夺下家破人亡。不过波斯军队的暴行并没有持续多久，沙普尔将那个叛徒任命为安条克的市长，然后就带着抢来的金银财宝越过幼发拉底河返回了首都。至于留在安条克的那个“市长”最后的命运如何，史料上并没有记载。但是想必他一定会有一个很符合其叛徒身份的结局。
在西方得知此事的提梅吉提乌斯，立刻意识到这绝对不是一次偶然性的袭击，而是意味着波斯对罗马的攻势再次“开始”。而且作为叙利亚行省首府的安条克竟然如此轻易地被敌人攻陷，对居住在罗马帝国东部的居民们一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帝国之所以被称为帝国，就是因为其能够保证在其霸权统治下的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了这种安全的保障，在其统治下的人民才会向其缴纳税金。曾经在帝国的各个行省之中负责税收的提梅吉提乌斯深知这件事关系重大，于是他说服了认为这只是一次性袭击而不打算进行东征的元老院。于是皇帝和元老院双方达成一致，决定对波斯展开全面战争。
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完全以提梅吉提乌斯为主角。而且他的做法又非常具有罗马特色。或者说是他将被后世淡忘了的罗马传统战术重新发扬光大更合适一些。
罗马人自古以来就以严谨慎重著称。就连在清除地中海上的海盗之时，罗马人也没有与海盗在海上硬碰硬，而是将海盗在陆地上的大本营和根据地一个不落地全部摧毁，最终实现了地中海上的“和平”。对于战争，罗马人习惯于在上战场之前便确立自己的绝对优势，而且即便面对数量很少的敌人，他们也不惜出动大军与之交战。进入帝国时期之后，罗马再也没有像苏拉、鲁库鲁斯以及尤里乌斯· 恺撒那样的战术大师，而这种战术恰恰最适合这个时期的罗马人。实际上，即便是将帝国领土扩张到最大范围的图拉真，也配不上“战术大师”这个称号。
图拉真在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达契亚战争之前，都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战前准备，因此当战争正式开始之后，图拉真的军队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取得了胜利。在140多年以后，提梅吉提乌斯也决定模仿图拉真的做法。所不同的是，图拉真的目的是彻底征服达契亚，而提梅吉提乌斯则只是想让波斯无法轻易向罗马发动侵略战争。这一点实际上也和罗马在东方战略上的传统做法不谋而合。
远征波斯的罗马军队主力，依然是驻扎在多瑙河沿岸的军团兵。因为他们经常与防线之外的强敌交手，所以都是罗马帝国最精锐的战士。关于东征军队的编成和其他的一切准备，都无法在首都罗马遥控，而必须在多瑙河沿岸的前线基地进行。因为士兵们在准备东征的同时，还要不时地应对日耳曼蛮族的袭击。在大军出发前往东方之前，首先将背后的威胁彻底清除。这对于罗马方面来说，可谓是一石二鸟之计。提梅吉提乌斯在这个时候充分地发挥出他强大的组织才能，使得皇帝率领的东征军在这一年的冬季到来之前便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安条克。
虽然皇帝当时年仅16岁，但是御驾亲征还是表明了罗马帝国此番出战的决心。虽然安条克还到处残留着被波斯军队烧杀抢掠的痕迹，但仍然不失其被称为东方“首都”的气派和繁华。当地的居民也对罗马军队的到来表示出踊跃的支持态度。
曾经有一位英国学者说，罗马帝国有如英国人主导、于二战后实现的“联邦国家”。也许对于安条克的居民们来说，与强调中央集权的波斯人相比，更加倾向于对地方自治给予充分认可的罗马人的统治吧。同时，他们也对罗马帝国将被支配者与支配者同化作为基本政策的统治哲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在作为波斯战争补给基地的安条克所进行的一切准备，全都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顺利地进行。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之间的战争，即将在公元243年的春天拉开帷幕。
古代的地缘政治学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都发源于将中东地区南北一分为二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但是在众多支流汇聚成大河的过程中，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分别向东西两边迂回，在两条大河中间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在这两条大河附近，自古以来就有巴比伦、塞琉西亚、泰西封以及公元7世纪由伊斯兰教势力在泰西封以北40公里处兴建的巴格达等重要城市，这些城市的存在表明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都是一个集民族或者国家主要机能于一身的地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在并行500公里之后，再次汇聚在一起注入波斯湾。
从帕提亚王国开始，一直到波斯萨珊王朝取而代之之后，东方国家与罗马帝国之间一直围绕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展开非常激烈的争夺。但这并非因为罗马帝国永无止境的扩张欲望，而是因为“地缘政治”问题。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词是后世将两个希腊单词拼在一起组成的新词，但是即便没有这个词语，罗马人也非常清楚其重要性。罗马人对于防线之外的国家和民族，一直都尽可能地采取友好的政略。这一政略在东方最具代表性的对象就是亚美尼亚王国。罗马将亚美尼亚视为自己的同盟国，并且为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济和技术两方面的援助。但是亚美尼亚的文化和文明仍然具有浓重的“东方”色彩。因此，帕提亚王国才会一直声称他们拥有介入亚美尼亚的权利。即便东方的主人变成了波斯，在这一点上仍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从之前的帕提亚到后来的波斯之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染指亚美尼亚，就是因为在前两者与后者之间隔着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也就是说，如果这片地区落入波斯手中，那么亚美尼亚对其来说也是唾手可得。用现代的地理位置来说，就相当于一个控制了叙利亚东北部以及伊朗和巴基斯坦，并且主要城市全部集中在伊拉克附近的大国，从东部向土耳其发动袭击。如果这种局面一旦形成，那么罗马帝国从黑海一直到红海的东方防线，将与同样实力强大的波斯发生直接接触。我们都知道，罗马人的对敌方针一向是“分而治之”（divide etimpera）。而对敌人的统一置之不理，明显与罗马的传统政略是不相符的。所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归属问题，对于罗马的统治者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关系到领土的扩张，更关系到地缘政治。
北部美索不达米亚（现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归属问题，直到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才被重视起来。而在此之前，罗马帝国的防线只在幼发拉底河沿岸，也就是说那时的罗马帝国并没有确保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必要。这是因为从奥古斯都到安敦尼· 庇护时期，罗马一直处于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而且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在军事力量上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3世纪中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
历代的帕提亚国王都尝试越过幼发拉底河入侵亚美尼亚，但是就算其成功地占领了亚美尼亚，也无法与随后赶来的罗马军队相抗衡。虽然哈德良重新将幼发拉底河作为两国之间的边界，并且承认拥有帕提亚血统的人继承亚美尼亚王位，还表示罗马不会向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出动一兵一卒，但是他的这种政略也是建立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之上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幼发拉底河防线在此期间没有遭到一次入侵，而且亚美尼亚的国王明显倾向于罗马方面，当地的居民也主要由希腊文明时期的希腊人后裔组成，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城市虽然在统治上属于帕提亚王国，但实际上仍然是罗马的盟友。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对于哈德良以及罗马方面来说，都没有任何坏处。而且这一举措保全了帕提亚国王的颜面，成功阻止了对方的入侵，在政略层面上可谓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罗马帝国的敌人性质发生了改变。而且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不断消耗的过程中失去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在这种局面下，对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直接控制权，也就是将亚美尼亚从波斯的地缘政治之中剥离出来，对罗马帝国的东方防线来说变成了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正因为罗马军队失去了压倒性的强大力量，所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归属问题才变得尤为重要。不管是马可· 奥勒留还是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率军东征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当卡拉卡拉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被杀之后，这里就一直是罗马帝国同东方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就连罗马皇帝变成基督教徒之后，这里的局势也仍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由此可见，地缘政治上的问题，与信仰无关。
由于上述原因，罗马的东征军在离开安条克以后便一路向东进发，越过幼发拉底河向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发起进攻。首先攻占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随后再向波斯首都进军，这是罗马军队不得不遵循的基本战略。
公元243年，名义上是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率领，实际上却完全由提梅吉提乌斯指挥的罗马军队，在上述战略的指引下越过了幼发拉底河。沙普尔对罗马军队的这个战略可以说了如指掌，既然已经掌握了对方的行动，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派间谍刺探情报，只要将自己放在罗马军总司令的位置上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大概了解对方接下来会采取怎样的战略。虽然这种方法对于拥有出人意料手段的战术天才来说并不适用，但是在3世纪的罗马帝国早已没有那样的将领。所以即便在战术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沙普尔，也可以安心地与罗马帝国交手。于是，当得知罗马军队开始向东部进发的消息之后，波斯国王也毫不犹豫地下令挥军北上。
不出所料，战斗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展开。罗马军从一开始便占据了优势，人数超过5万的罗马军团主要由驻守在多瑙河沿岸的士兵组成，虽然中近东地区的气候条件与其常驻地完全不同，但是由于罗马军队的补给十分充足，所以士兵的战斗力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在常驻于叙利亚与约旦的军团兵的协助下，罗马军团顺利地收复了埃德萨和卡莱，并且继续向东部进军，逐渐逼近底格里斯河。因为这里大部分是希腊裔的居民，所以当罗马军队抵达时，当地居民纷纷开城迎接，使得罗马军队兵不血刃地就收复了大量失地。与罗马军团遭遇的波斯军队，刚一交手就被打得溃不成军，仓皇逃窜。很快罗马人便将波斯势力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彻底地赶了出去。
成功收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之后，罗马军队就将开始进行战役的第二阶段——向波斯首都泰西封进军。士兵们全都士气高涨，因为一路走来都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所以每个人都对今年内结束波斯战争深信不疑。罗马军团如雪崩般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下，却不知不幸也在这个时候向他们袭来。
提梅吉提乌斯的突然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看做是正常现象，而且在史书上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其被谋杀和毒害的记载。他在一次作战会议中忽然失去意识晕倒在地，并且从此再也没有醒来。从他这3年来不辞辛劳、废寝忘食的工作状态来看，他的死因很有可能是过度劳累。这位从平民百姓一步一步走到职业生涯顶峰的“人民公仆”，在去世时刚刚50岁。
提梅吉提乌斯死后，完全凭借他一己之力组织起来的罗马东征军顿时陷入瘫痪的状态，攻打波斯首都、将沙普尔赶回东方去的目标也无法实现。更糟糕的是，军队的补给系统也随着提梅吉提乌斯的死而混乱起来，罗马军队在幼发拉底河的岸边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虽然提梅吉提乌斯的副手菲利普临时顶替了他的位置，但是对改善当前状况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罗马军队只能依靠储备的粮草度日。
在敌人的领地陷入如此困境，对军队来说有覆灭的危险，深知这一点的士兵难免会发生骚乱。本来对皇帝戈尔迪安三世来说，这是一个显示他个人能力的大好机会，但是当时已经19岁的皇帝，仍然没有摆脱他继位时的那种青涩。
戈尔迪安三世当着士兵的面倾诉了罗马军队当前面临的窘境。虽然坦白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样做需要注意时间、地点和对象。士兵们在这种局面下听到皇帝无能为力的叹息，必然会感到大失所望。于是士兵们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呼吁身为近卫军团长官的菲利普帮皇帝想想办法。但是菲利普以自己没有权力为由，眼看着皇帝的处境一步步陷入绝境而袖手旁观。
即便处境如此艰难，皇帝仍然在作战会议上决定于明年春天继续向波斯的首都泰西封进军。于是，为了来年春天能够立即展开军事行动，皇帝决定全军留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越冬。皇帝也没有返回舒适的大都市安条克，而是和士兵们一起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等待明年春天的到来。这个被罗马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地区，即便在冬季也不会出现补给困难的情况。
士兵们在战时压抑于心中的不满情绪，一旦闲暇下来就会突然爆发，而且与绝对的资源匮乏相比，相对的资源匮乏更容易诱使这种情绪产生。虽然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的罗马军队不必忍受饥寒交迫的痛苦，但是一想到距离他们不远处的皇帝帐篷中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也难免会出现不平衡的心理。按理说身为统治者必须及时地遏制住这种苗头，但是当时年仅19岁的皇帝完全没有这种意识。而这种不满的情绪不知为何整整持续了整个越冬期，直到越冬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才爆发出来。
公元244年2月末的一天，9名士兵悄悄潜入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的帐篷，将其杀害。据说这9个人都是被菲利普重金所收买。近卫军团长官菲利普在皇帝死后立刻向元老院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皇帝在东征途中病死。随后这位近卫军团长官立刻召集军中全体士兵，以战争中不能没有最高司令官为由，迫使士兵们推举自己继任新的皇帝。
所谓推举，也不过是有几个带头支持的，然后其他人随声附和的过程而已。正如前文所说，这种直接民主制很容易被煽动者所控制。军官们之所以同意推举菲利普做皇帝，是为了避免在战争时期出现最高司令官空缺的局面。毕竟在这个时候提出继承皇位的人，只有菲利普一个人而已，虽然这个人并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经历和功绩，但是对当时的他们来说也已经别无选择。
面对戈尔迪安三世意料之外的突然死亡，以及既成事实的局面，元老院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菲利普就任皇帝。同时，他们还根据菲利普的要求，决定将已故的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神格化。
但是，在幼发拉底河边失去皇帝的罗马军队的士兵们，却自发地为他们的皇帝举行了吊唁仪式。他们临时收集石材、筹措石灰，在皇帝的帐篷处面向幼发拉底河修建了一座雄伟的罗马式墓碑。因为皇帝的骨灰已经被送回首都罗马，所以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墓碑。但是士兵们仍然在这座墓碑的四面刻下罗马帝国皇帝戈尔迪安三世被授予的所有称号，并且明确地写下皇帝在此去世的记录。
墓碑上的文字分别用拉丁文、希腊文、波斯文以及希伯来文写成。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居住在这里的人以及路过的旅行者都能够看懂上面的内容。
皇帝阿拉伯人菲利普（公元244—249年在位）
虽然菲利普这个名字非常具有希腊人的特点，但是正如他经常被人在名字前面加上“阿拉伯人”的称号一样，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阿拉伯人。菲利普出生于叙利亚行省西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当他坐上皇帝的宝座之后，便立刻将自己的故乡命名为“菲利普波利斯”（现在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他的家族是久居于此的阿拉伯贵族，这位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阿拉伯年轻人，选择罗马军团作为自己将来发展的道路。但是关于他取代突然死亡的提梅吉提乌斯出任近卫军团长官之前的履历，在史书中找不到任何记载。也许对于不问民族出身的罗马军队来说，他之前的业绩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地方吧。
行省出身的人成为皇帝，自从图拉真开始已经有150余年的历史。而且在3世纪的时候，以“色雷斯人”的称号而为众人所熟知的马克西米努斯，其母亲出身于多瑙河防线外的哥特人分支。至于母亲出身于叙利亚的皇帝也有卡拉卡拉、埃拉伽巴路斯以及亚历山大· 塞维鲁三位。所以要想成为皇帝，血统并不是问题。不管你体内的拉丁血统多么稀少，甚至一点都没有也没关系，只要你拥有身为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自觉，就可以出任这个职位。至少在当时的罗马人看来，皇帝的血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其有没有身为皇帝的责任心。
“阿拉伯人”菲利普在继承皇位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波斯国王沙普尔派遣使节商议媾和。皇帝菲利普并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他只是不想犯下和“色雷斯人”马克西米努斯一样企图以战胜蛮族来获取元老院认可的错误罢了。
萨珊波斯王朝的第二位国王沙普尔一世，虽然在军事才能上和他的父王相比差了许多，但是在其他方面则都明显优于他的父亲。特别是把握时机并最大限度加以利用的能力尤为突出。在罗马方面的领导者普遍缺乏这种能力的公元3世纪，东方却出现了像沙普尔这样的人物，只能说是罗马帝国最大的不幸。
在公元244年时，波斯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甚至毫不客气地说，沙普尔的命运就好像处于强风之中的蜡烛一样岌岌可危。虽然他在打败兄长继承皇位的第三年就成功掠夺了安条克，但是随后便不得不面对罗马帝国的大军压境。波斯宫廷内的反对派趁机活跃起来，说不定在被罗马军队攻入首都把他赶出东方之前，沙普尔有可能被宫廷内的反对派所杀。而向沙普尔伸出援手的人，正是阿拉伯人菲利普。而且自认为拥有东方民族之中最高文明的波斯人，对于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所可能采取的做法可谓是心知肚明。
阿拉伯人菲利普
沙普尔接受了皇帝菲利普的媾和提议。但是作为媾和的条件，罗马人必须完全放弃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控制权。不仅如此，沙普尔还要求罗马皇帝默许亚美尼亚王国成为波斯的附属。
虽然这个要求对于罗马帝国来说会留下诸多后患，但是渴望尽快以皇帝的身份回到首都罗马的菲利普，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沙普尔提出的所有条件。罗马与波斯之间最终达成了媾和协议。
3世纪的罗马帝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失去了其在政略层面上的连续性。这一点与皇帝统治的时间长短无关。从前的罗马帝国，即便是被后世称为暴君的皇帝，如果他的继任者认为他的政策是良策的话，不但会彻底地继承下来，甚至还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发扬光大。因此罗马帝国的基本政策才会得以延续。罗马的皇帝们深知，继承和发扬前人留传下来的政策才是防止资源浪费的最好方法。而3世纪的罗马帝国，却不断地消耗着自己的资源。这也是罗马人逐渐失去罗马人特点的征兆。
拉丁民族在哲学和艺术方面不如希腊人，在体力上不如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在经济能力上不如迦太基人和犹太人，就连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依靠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学来的技术完成的。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长处的民族，却将其他所有民族都收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建立起庞大的罗马帝国，并且将其维持了数百年的时间。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罗马人执着于彻底且合理地活用自己所拥有的力量。
在3世纪的罗马帝国中，几十位皇帝相继登场又逐一退场，甚至多到要列表才能搞清楚的程度。伴随着皇帝的不断改变，罗马帝国的政策也随之被打断。在活用力量这点来说，“持续即力量”的确是真理。
而对这种浪费力量的情况最为敏感的莫过于发挥这些力量的当事人——战斗在罗马帝国最前线的军团兵。由于同波斯的媾和而返回多瑙河基地的士兵们心中难免会有不满的情绪，而从海路匆忙赶回罗马的新皇帝菲利普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当皇帝菲利普回到首都罗马时，发现大家对他的评价并没有他担心的那么糟糕。这和他对元老院毕恭毕敬的态度不无关系。在元老院议员们的心中，一直因为这位新皇帝的贝都因人出身而对其持轻蔑的态度。在过去，位于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广阔的沙漠地带，一直是骑着阿拉伯马袭击沙漠商队的贝都因盗贼的天下。后来执着于在境内确立“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罗马帝国，将这些沙漠之中的盗贼团伙收编为辅助部队。位于叙利亚沙漠中心的帕尔米拉之所以在罗马时期达到繁荣的顶峰，就是因为在沙漠地区也实现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被吸收进罗马军队的贝都因人，在这200年来从游牧民族逐渐转变为定居民族。因此，他们认为皇帝菲利普出身于贝都因人的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
不管怎样，皇帝菲利普在首都罗马的这两年间，并没有遭到元老院的弹劾，普通市民也没有对其表现出任何的不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平稳的局面，一是因为东方的波斯王国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北方的日耳曼人也一直老老实实，二是因为这位阿拉伯人对元老院从始至终都表现出非常谦虚谨慎的态度，三是因为菲利普在政策层面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皇帝菲利普提案征求元老院通过实现法制化的政策，基本上都是根据元老院的意见提出的。阿拉伯人菲利普在位期间共通过了以下几项法案：
一、没有皇帝辅佐机构“内阁”的同意，皇帝就无法提出法案。
二、被从首都流放的人全部回归。因为在当时并没有任何人被流放，所以实际上因为这项法令而回到首都的人数为零。这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元老院议员不会被从首都流放而制定的法案。
三、将亚历山大· 塞维鲁统治时期法制化的、赋予各行省总督的控诉权重新收归皇帝和元老院所有。
但是这项法案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一切都是因为卡拉卡拉所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因为“安东尼努斯敕令”使所有的行省居民（除了罪犯之外）都变成了罗马公民，导致司法层面上的问题陷入无法处理的状态。曾经控诉权是只有罗马公民才享有的权利，而现在拥有这个权利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几十倍，位于首都罗马的高级法院每天都人满为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亚历山大· 塞维鲁统治时期才将控诉权下放到各行省总督的手中，而20年后菲利普又想要将其恢复过来。但是，在卡拉卡拉颁布的公民权法还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不过是为了帮助元老院维持他们的既得权而做出的一种姿态。
四、地方自治体议员的后代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和父亲一样承担议员的责任和义务。
这项法案在历史层面上的意义远大于其政策层面的意义。罗马帝国地方议会的议员和元老院议员一样都是没有薪水的公职。因此这些职务被看做是在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条件上都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用以回报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这些职务不仅没有薪水，甚至还需要任职者自己承担公共支出的费用。就算是“光荣职务”，也是需要凭借自己的财产来回报社会的“光荣职务”。但即便是这样的职务，仍然有很多人对此趋之若鹜，必须经过激烈的选举竞争才能够最后胜出。这只能说那时的罗马人拥有极强的奉献精神。
但罗马人对“光荣职务”的热情在进入3世纪之后逐渐冷淡下来。举世闻名的庞贝古城原本是公元1世纪时罗马的地方都市。时隔1800多年考古学家把它发掘出来后，至今在这些遗迹的墙壁上，还能够看到许多关于地方议会议员选举用的宣传画。但是，如果公元3世纪的地方城市也能够像庞贝古城一样完整保留至今的话，我们一定很难在那个遗迹的墙壁上找到类似的东西吧。就连当时罗马社会的中产阶级，都尽可能地回避参与公职。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人正在逐渐失去其身为罗马人的特质。
罗马庆祝建国1000周年
关于阿拉伯出身的罗马皇帝菲利普，在史书中最广为人知的记载，是他成功举办了罗马建国1000周年的纪念活动。自从罗慕路斯在公元前753年建国以来，到公元248年刚好是建国1000周年。这个由拉丁人组成的国家却由一个阿拉伯人举办建国庆典，在我们现在看来也许会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对奉行“败者同化”政策的罗马人来说，这恰恰是他们基本哲学路线所取得的成果表现。事实上，在从公元248年4月21日开始连续进行了3天的建国1000周年庆典中，这位阿拉伯人一直身着罗马式的托加，并且用托加的一角包住脑袋。而参加庆典的元老院议员和罗马市民对此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罗马帝国所应有的样子吧。
白天和煦的阳光映照在人们的身上，夜晚熊熊的篝火照亮人们的脸庞，建国100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台伯河边庄严而隆重地进行着。伴随着庆典举办了各种竞技类项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战车比赛和角斗比赛一应俱全。皇帝菲利普因为自己能够举办罗马建国100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打从心底里感到无上的荣幸，不惜自掏腰包花费重金将庆典打造得盛况空前。
这位出身于阿拉伯的罗马皇帝，对首都罗马的赞叹是发自真心的。当他来到这个被称为“世界之都”的大都市之后，曾经许多次在城里游览驻足，仍然百看不厌。而且每次他游览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自言自语，无法相信自己竟然就是拥有如此宏伟首都的国家的皇帝。
在叙利亚也遗留有数量众多的罗马时代的遗迹，可见罗马时期的建筑物数量极其庞大。仅仅一个行省的城市都有如此规模，那么位于意大利本土的首都罗马，必然在规模和壮丽程度上都要更上一层楼。公元1世纪时建造的公共建筑即便进入4世纪之后仍然保存完好而且一样能够正常使用，除了鬼斧神工的建造工艺之外，历代皇帝坚持不懈的改造和修复工作也不容忽视。
所以在公元3世纪举办建国1000周年庆祝活动时的首都罗马，如果算上公元前的共和国时期的话，实际上是历经400余年不断建设而成的结果。罗马与其他地方的区别，不仅仅限于叙利亚，位于帝国西方的伦敦、里昂、科隆、维也纳以及布达佩斯等，在城市的规模和壮观程度上都完全无法与罗马相提并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古罗马文物，不管从品质上还是数量上都和现在罗马任意一个美术馆之中展示的古罗马文物相差甚远，这是因为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大多是在不列颠本土发掘出来的，而在古罗马时期不列颠只不过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罢了。由此可见，在古罗马时期，地方行省与首都罗马之间可谓有天壤之别。因为皇帝菲利普在就任皇帝之前从来没有到访过首都，所以当他亲眼见到“世界之都”的时候，才会被其壮观的景象所震撼。
罗马建国1000周年纪念硬币
但是，就在罗马人庆祝建国1000周年的同时，北方的日耳曼人也如潮水般南下涌入，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大举入侵。这大概是历史对罗马人开的一个恶意的玩笑吧。
很多研究者习惯将蛮族的大举入侵称做是民族的大迁徙。但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时的蛮族入侵，才称得上是民族的大迁徙。因为5世纪时入侵的蛮族，直接在侵入地居住下来。而公元3世纪时的蛮族入侵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当时入侵的日耳曼人，在突破了罗马帝国的防线之后只是进行了大肆的掠夺，紧接着便返回他们位于防线之外的领地。换句话来说，完全是大规模的强盗行为。
但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特别是3世纪的罗马帝国，对于这些蛮族的劫掠行径束手无策呢？
启蒙主义学说将其原因归结为罗马人喜欢在城市中安逸地生活，而不愿驻留在前线基地，长久以来这一观点也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罗马帝国早在3世纪就应该已经崩溃了。可实际上罗马帝国却在随后的200年间一直在北方蛮族的骚扰中存续了下来。由此可见，罗马人完全能够忍受在前线的危险生活。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日耳曼民族的人口不断增加，居住地的耕地面积无法满足他们的粮食需求，所以只能向罗马帝国境内入侵。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日耳曼民族所在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德国、波兰、乌克兰等地，当时不管在地势上还是在气候上，都是并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就连现在欧洲的主要粮食产区法国，在恺撒统治时期也是一片森林和沼泽。罗马帝国在征服了高卢之后，为了保证当地的和平与稳定，让居民能够定居在那里，才进行了开垦荒地的作业，使曾经的狩猎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
但是日耳曼人与高卢人不同，直到3世纪他们仍然不知道应该如何灵活地利用土地进行耕种。因此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俄罗斯地区的生活可以说是饥寒交迫，一直无法摆脱贫穷与饥饿的状态。但是在这种生活条件下，他们的体格变得更为强健，远超当时的罗马人。而且有一句老话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些“光脚的”日耳曼人在作战时也表现得异常勇猛。
当然，3世纪的蛮族已经不再像公元前1世纪恺撒时期那样，身上只披着一件兽皮。而且从哈德良统治时期之后的罗马人也开始留胡须，所以也不能再以是否有胡须来进行分辨。但是蛮族一直以来留长发的传统仍然没有改变。因为罗马军队的士兵在战斗时需要戴头盔，所以只能留短发，而没有戴头盔进行战斗习惯的蛮族则全都是一头长发。到了2世纪初期图拉真统治时期，“图拉真记功柱”上刻着日耳曼人加入罗马军队作为辅助战斗力，但是他们在战斗时只穿着一个兜裆布。罗马军队对于其他民族的辅助兵在军装上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允许他们穿着适合自己作战的任何服装参战，所以这种几乎全祼的服装应该是日耳曼人的活动服。
公元3世纪中期距离图拉真时代已经有150年，日耳曼人的外观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其内在的本质很难改变，亦即他们在提高生活水准时，不是以“汗水”而是以“鲜血”为代价。
2世纪的罗马人将居住在防线以外经常与自己发生接触的蛮族称为“近蛮族”，而将居住在更北方鲜有接触机会的蛮族称为“远蛮族”，但是进入3世纪之后，蛮族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远蛮族”南下向“近蛮族”发起了攻击，并且将“近蛮族”打败吞并，最终取代了“近蛮族”的位置。当这些只知武力掠夺的蛮族逼近罗马帝国边境的时候，给罗马帝国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罗马帝国在2世纪五贤帝时期，就已经对“近蛮族”实施经济援助。罗马方面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提高那些居住在防线以外的居民的生活水平，防止他们入侵罗马境内。但是所谓的经济援助并非只在金钱方面，罗马开放了边境的市场，并且在军团采购生活必需品的时候优先选择从对方购买，为的是帮助其实现经济独立。罗马人还特意向对方的部落族长赠送华丽且价值不菲的军装、武器以及马具，但是这些东西并不适用于实战。罗马方面希望通过这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使蛮族罗马化。而这个从综合安全保障角度出发的政略，对“近蛮族”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
但是，当进入3世纪，“近蛮族”被“远蛮族”吸收之后，这个政略的效果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而且与罗马式的经济援助相比，“远蛮族”更喜欢罗马帝国直接支付金钱。简单地说，就是要想不遭到蛮族的入侵，便老老实实地拿出钱来买平安。最恶劣的是，在罗马皇帝之中竟然出现了同意这一条件的人。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不管付出多少金钱的代价，都比遭到蛮族侵略要好得多吧。
就这样，曾经的经济援助，逐渐演变成弱小而富有的一方，向强大而贫穷的一方每年支付年贡性质的金钱。公元248年，在罗马帝国建国1000周年那庄严而华丽的庆典活动结束后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在多瑙河下游与罗马对峙的日耳曼民族中最强大的部族之一哥特人，就对米西亚行省总督抗议年贡迟迟未缴。其实抗议也只是形式罢了，消息还没传到总督耳里，哥特人就已经大举渡河了。
虽然罗马方面立刻对此作出了反应，但因为敌人的目标只是掠夺，所以前来袭击的都是以骑兵组成的机动部队。而且他们还专门避开了屯驻有重兵的军团基地，专挑那些居民区大肆抢掠。罗马军队所能做的只有埋伏在蛮族抢掠之后的返回途中将对方击退，解救被蛮族掳获的平民并夺回战利品。但是即便如此，被蛮族破坏的城镇和耕地却无法恢复原样，当人们重返住地的时候，眼前所见的只有深深的绝望。
驻扎在多瑙河帝国前线的士兵以及当地居民，全都希望位于首都的皇帝菲利普能够亲临前线，带领罗马军队向蛮族发动大规模的报复袭击。可是菲利普的做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阿拉伯人皇帝仅仅派遣了当时任首都长官的德基乌斯前往多瑙河前线。这不仅使因为没能及时阻止哥特人的来袭而深感悔恨的士兵们大失所望，甚至还激起了他们的愤慨之情。
士兵们对菲利普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们远赴东方，实现了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光复，结果却因为皇帝与波斯之间的媾和而将这一地区再次拱手让人。
第二，皇帝在首都罗马的政策完全是为了讨好元老院而制定的。而在前线奋战的士兵们对于那些整天在首都享受舒适生活和高高在上的元老院议员们，常常抱有非常强烈的不满情绪。
第三，皇帝身为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官，自从就任以来便从没有在战场上出现过。而且，在这种众人翘首期盼的情况下，他都不肯御驾亲征，而仅仅派遣一个代理人了事。
士兵们对于被派来的德基乌斯并没有什么不满，只是深深地感觉到菲利普果然只是一个“阿拉伯人”，根本不配做罗马帝国的皇帝。
德基乌斯在面对哥特人的战争中发挥出远超士兵们期待的能力。在他的指挥下，多瑙河防线得到了再次的巩固。随后一年间，哥特人的再度入侵也被其成功阻止。但是他的成功，却成为了士兵们发泄不满情绪的导火索。公元249年的某一天，士兵们来到德基乌斯的住处，表达了想要推举其就任皇帝的意愿。
德基乌斯担心如果自己拒绝，驻扎在多瑙河沿岸基地的10个军团不一定会发生怎样的变故。于是他暗地里给位于首都的菲利普送去一封密信，在信中他说自己表面上接受士兵的要求出任皇帝，但是等回到罗马之后就会将皇帝的位置交出来还给菲利普。可是皇帝菲利普根本不相信德基乌斯在信中所说的话，于是他集结手下一切可用的力量，甚至连米塞诺军港的乘务员都被编入近卫军团。皇帝菲利普率领着这支临时编成的讨伐德基乌斯的部队开始北上。虽然菲利普对元老院表现出那样诚挚的敬意，但是元老院中都是一些十分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因此当菲利普出阵之时，元老院议员们全都谎称抱病逃回了自己位于罗马郊外的别墅，没有一个人前来送行。
不但被扣上了谋权篡位的罪名，而且讨伐军也在逐渐向自己逼近，别无选择的德基乌斯只能挥军南下，双方部队在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遭遇。但是这场内战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战斗便宣告结束。被自己手下的士兵抛弃的皇帝阿拉伯人菲利普，在被对方俘虏之前选择了自杀。元老院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作出对菲利普进行“记录抹杀刑”（Damnatio Memoriae）的决定。将名字和业绩从帝国一切的官方记录中抹除，这对于极其看重个人荣誉的罗马人来说，是最为严重的惩罚。阿拉伯出身的皇帝菲利普，在这方面倒是得到了和尼禄相同的待遇。
皇帝德基乌斯（公元249—251年在位）
德基乌斯也是一位行省出身并且最终爬上皇帝宝座的人。他出生于远潘诺尼亚行省的希尔米乌姆（今米特罗维察），毗邻近西米亚行省的首府，现在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同时也是第四弗拉维军团的军团基地。另外，远潘诺尼亚行省的首府，现在的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当时是第二辅助军团的军团基地。因此，虽然希尔米乌姆不是军团基地，但是全权负责军团基地的补给任务，换句话说，德基乌斯出生于罗马帝国的最前线地区。
他和图拉真与哈德良一样，都是出身在意大利本土的军团兵在服役期满退役之后，与当地的女子结婚所生的后代。当他成为皇帝之后，曾经申请元老院承认他在名字前面加上“图拉真”的姓氏，由此可见德基乌斯的祖先大概是在150年前随图拉真进行达契亚战争的军团兵。以希尔米乌姆为中心的这片区域，出现了许多最终坐上罗马皇帝宝座的人，德基乌斯就是其中的第一个。但是，他和后来的皇帝不同，据说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农家。他之所以加入军团，完全是因为在前线地区每天都接触军团士兵和行军打仗的场面，由此习惯性地选择了当兵而已。
他从17岁开始的军团生涯似乎十分顺利，最终在45岁的时候成功进入元老院。虽然如果是元老院阶级出身的人，只要30岁就可以在元老院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对于出身于行省的德基乌斯来说，即便晚了15年仍然算是非常成功的。他结婚很晚，妻子是首都罗马上流阶层人家的女儿。两个儿子都在首都罗马接受教育。在皇帝菲利普统治时期，他担任相当于现在首都市长的首都长官，表现出极强的行政能力，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因为他有丰富的军队任职经验，所以当哥特人入侵之时，皇帝菲利普派他前往远米西亚行省，实际上也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身为皇帝的德基乌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非常出众的能力，可以说正是罗马帝国最为需要的人才。但是他的不幸之处在于，当时位于多瑙河下游的哥特人，刚好在这个时候将积攒多年的力量一股脑地爆发出来。
在一个男人堪称黄金年龄的40多岁登上皇帝宝座的德基乌斯，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整顿多瑙河防线。眼下多瑙河防线已经成为帝国的生命线，因此在首都享受舒适生活的元老院议员们对皇帝的这一决定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罗马帝国在多瑙河沿线总共布置了10个军团，相当于罗马帝国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问题是这10个军团相互之间缺乏联动，如何灵活运用这作为主要战斗力的6万军团兵，成为摆在德基乌斯面前的一大难题。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多瑙河，沿途流经现在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最后注入黑海。虽然罗马军团设置在多瑙河沿线的基地都发展成为现在的重要城市，比如维也纳、布达佩斯以及贝尔格莱德，但是仅仅凭借这10个军团基地无法彻底封锁漫长的多瑙河。在相邻的两个军团基地之间，平均每隔10公里左右就会配有辅助部队、骑兵以及监视用的要塞等警戒措施，因此才称之为“防线”。
德基乌斯
将全部防线重新整顿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皇帝德基乌斯首先做的，是将联结军团基地、城堡和要塞之间的军用交通网作了一次彻底的修复。眼看着多瑙河的对面逐渐被蛮族所占据，士兵们最怕的就是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而交通网的修复则会使他们彻底摆脱后顾之忧。在修复了交通网之后，德基乌斯开始着手整顿军纪，重新制定军规。特别是对于那些驻守哨站的士兵来说，他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会影响到其附近整个区域的罗马军团。当德基乌斯死后，士兵们提议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句话：“reparator disciplinaemilitaris.”（重整军规的人。）
皇帝德基乌斯不仅重新整顿了军团的纪律，他还尝试恢复社会纪律，并且真的付诸行动。于是德基乌斯也成为了对基督教实行迫害的皇帝之一。
镇压基督教（一）
罗马人对基督教徒的镇压，并非因为基督教信仰与他们不同的神灵。罗马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而多神教，与其说信仰的神灵数量多，不如说他们认可别人信仰不同的宗教。所以，不管你信仰什么神灵，都不会因此而获罪。但是如果信仰某宗教的信徒组建孤立的小团体，并且通过这个团体进行一些反社会的行动，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在现代法律上有一项条款叫做“破坏公共安全罪”，罗马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就相当于将其看做“破坏公共安全”的团伙。
所以说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镇压，并不是为了压制他们的信仰，而是为了阻止他们进行反社会的活动。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因为贤明的统治而被后世称为“五贤帝时代”的这段时期，同样出现了镇压基督教的情况。不过镇压的对象并不是信仰基督教的信徒，而是认定以传教布道为己任、并不断宣扬教义的主教以下的神职人员。
（引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除了皇帝尼禄为了转嫁民众对罗马大火的不满情绪而大量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之外，从公元64年开始直到公元250年的186年间，共有如下数量的基督教徒殉教：
图拉真统治时期，分别处以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2名主教极刑。
安敦尼· 庇护统治时期，在首都罗马处以5人极刑。
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在高卢的里昂有5人殉教。
从皇帝尼禄时期大量基督教徒殉教之后，直到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的34年间，有许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被流放，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人因为其基督教徒的身份被处以极刑。随后直到五贤帝时代，因为信仰而殉教的基督教徒只有如前文所述的12人。
虽然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在自己统治的后半段一改从前的宽容政策，对基督教进行严厉的镇压，但也只是为了阻止基督教徒“秘密结社”进行反社会的活动，因为严禁秘密结社是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起便留传下来的帝国方针。塞维鲁仅仅关闭了各地的基督教会，而并没有对基督教徒作出任何惩罚。而且那些被关闭的教会也在后来不知何时重新恢复了。
皇帝塞维鲁死后又过去了24年，在被称为“色雷斯人”的马克西米努斯统治时期，偶尔会有教会的主教被人起诉。但是马克西米努斯对这些主教的惩罚也仅仅是流放而已。
上述的那些数字并非出自罗马帝国的记录，而是基督教会的记录。虽然在君士坦丁大帝以前的罗马皇帝，无一不被基督教会看做暴君，但是在公元250年之前殉教的基督教徒仅有12人而已。
10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12人殉教，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即便对基督教进行镇压，殉教者的人数也应该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增加。因为镇压的对象只是那些传播基督教信仰的神职人员，而不是信仰基督教的个人。但是，将打击面首次扩大到一般信教群众身上的，就是皇帝德基乌斯。
因为他决定颁发一份证明持有者不是基督教徒身份的证明书。所以他的打击对象已经不再仅限于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而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所有人。自从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以来，就连行省居民也拥有了罗马公民权，因此他也能够趁此机会将那些广泛存在于行省之中的基督教徒一网打尽。
颁布于公元250年的这个法令，是皇帝在某一时期临时决定的暂时性措施。之所以颁布这项法令，是因为皇帝认为想要实现帝国的彻底和平和长治久安，仅仅依靠前线的士兵们抵御外敌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帝国全体国民在后方的大力支持。而基督教徒却将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个罗马帝国比喻为堕落而邪恶的帝国，在面对北方蛮族和东方波斯王国威胁的罗马皇帝看来，基督教完全是存在于罗马帝国之内的敌对势力。
这份证明书被称为“Libellus”。在帝国的每一个城镇都设立了专门负责发放证明书的特别委员会。被叫到委员会的市民，要在委员们的监视下参拜罗马自古以来的众神，然后将自己带来的香料点燃，在香料燃起的烟雾中发誓自己不是基督教徒。没有任何其他的确认和调查，只要经过这样的仪式就可以得到证明书。
但是，即便如此简单的仪式，也在基督教徒之间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围绕这件事，基督教会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宁死守护自己的信仰，另一派则认为这种程度的仪式只要装装样子骗取证明书，随后再继续保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一样会得到上帝的宽恕。当然在这种时候后者的做法明显是比较明智的，但德基乌斯的政策还是导致大量的基督教信徒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然而，即便普通的信徒认为这样做会得到上帝的宽恕，但是身兼传教任务的神职人员却并不那么想。于是那些神职人员便在被叫去进行祈祷前纷纷选择了逃跑。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就在这个时候躲了起来，不过他在公元251年的复活节，即第二年春天，便再次出现在迦太基。他之所以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重返迦太基，是因为皇帝德基乌斯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暇顾及国内的基督教势力了。
蛮族全面入侵
当时的哥特人，就如同即将决堤的大坝一样充满了危险。对罗马方面来说另一个不幸的消息是，哥特人居住的地区，正是多瑙河防线自古以来最薄弱的地区——多瑙河下游北岸。这一地区被分为近米西亚行省和远米西亚行省。德基乌斯在就任皇帝之前便曾经在这里任职过一段时间，所以对这一带罗马防线的弱点十分清楚。
他不仅授予自己两个年轻的儿子以“恺撒”的称号，还在得知哥特人的动向之后，又授予其“奥古斯都”的称号，使其成为自己的共治皇帝。他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世袭皇位，倒不如说是为了面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所作的准备。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他都必须使帝国能够顺利地运转下去。
元老院或许也认清了这一点，所以对于这两位尚无公职经验的年轻人成为共治皇帝一事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不幸的是，事情果然按照皇帝德基乌斯预料的那样发展。
与作为新兴民族并且统一在国王领导之下的波斯相比，由众多部族不断地聚散离合所组成的日耳曼民族对于罗马来说更加难以应对。这并非因为日耳曼人与波斯人相比作战更加勇猛，而是因为想要搞清楚日耳曼人的动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在18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多瑙河的南岸向北眺望，或许想象不到1800多年前的情景，但是只要你走出城市到郊外看看，就能够找到一些当年的影子。一望无际的黑森林一直绵延至多瑙河岸边，在广阔河面的另一边向对岸眺望，根本无法发现对面的森林之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罗马帝国经常安排船队在多瑙河上进行巡逻，但是即便在河中央向北岸眺望也很难看清森林深处的情况。所以罗马帝国在多瑙河防线的关键地区都建有军团基地，并且在相应的北岸修建要塞，在河面上用浮舟将基地与要塞相连。即便蛮族向北岸的要塞发动袭击，罗马方面也可以凭借完善的防御体系将对方击退。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交手，日耳曼人也不会再做出这样的自杀举动。而且他们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以另外一个衡量文明程度的尺度来看，日耳曼人偏偏又对人力损害不在意。
当罗马人意识到对岸的森林变得比平时更加茂密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来不及了。那些不知隐藏在何处的船只一下子全都涌上河面，中间载有战马、两侧排满水手的大量船只就好像要将河流截断一样向对岸飞速前行。船底碰到岸边的岩石所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出发的号令，从船上将战马牵下来的水手们也在此时摇身一变成为骑兵。
河边的防线和陆地上的哈德良长城与日耳曼长城不同，无法修建壕沟、栅栏以及城墙。即便罗马帝国在岸边像串珠一样修建了大大小小许多要塞和城堡，但是相互之间仍然有10公里到15公里左右的距离。而蛮族所挑选的登陆地点，就在这些没有防守的空白区域。当他们成功登陆之后，就会立即奔向有掠夺价值的城镇或是村庄，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将那里洗劫一空，然后扬长而去。而等当地的士兵快马赶到军团基地通报有蛮族入侵的消息时，他们早已经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罗马军队之所以对蛮族的入侵束手无策，就是因为对方的袭击经常像这样突然而且又无法判断。
当日耳曼各部族之间逐渐合并起来，聚集在一个自称国王的人旗下之后，这位国王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势必要扩大掠夺的规模。于是蛮族的入侵开始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袭来，而且又一再发生。这成为3世纪中期的特色之一。但是即便蛮族入侵的规模不断扩大，想要判断他们的行动仍然十分困难。
对岸那茂密的森林之中，埋伏敌船（上面载着敌人以及他们的战马）的流域范围变得更广了。虽然各部族之间进行了合并，但是日耳曼人仍然没有组织化的军队，君王也不见得成了全军的指挥。各个部队仍然像从前一样，以部族为单位单独行动。这反倒使得他们的行动更加难以捉摸，甚至可以说正好点中了组织严密、行动统一的罗马军团的死穴。
不仅如此，北方蛮族的主要战斗力量由骑兵组成。相对的，罗马军队的主要战斗力量则由传统的步兵组成。像希腊和罗马这样的城邦国家，其城邦的公民，同时也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从社会构成上来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日耳曼人则没有“公民”这个概念，他们的军队是由各部族中最强壮的男人组成的战斗集团。这些战士与战马组合在一起，突击力更提升了一个档次。而且他们身为狩猎民族，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战马在他们平时的生活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于马匹的饲养也颇有心得。
与一天只能行军25—30公里的步兵相比，骑兵一天可以行军75公里。同时，3世纪的蛮族与2世纪后期的蛮族相比，在规模上也要庞大许多。
虽然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但蛮族仍然没有转变为文明人，所以自然也没有兵站的概念。如果他们有这种逻辑上的概念，那么至少可以根据他们的补给点来判断他们的行动。但实际上这些蛮族是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根本没有任何战略可言。面对这样一群不按常理出牌的敌人，罗马军队的士兵们没有一点办法。
哥特人
公元250年的夏天，日耳曼人中的哥特人与汪达尔人趁着多瑙河下游水量减少的机会，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境内。虽然哥特人的国王尼瓦名义上是这次侵略行动的总指挥，但哥特人与汪达尔人依然以部族为单位各自单独行动。
蛮族的渡河地点选择在第一意大利卡军团基地的原所在地诺瓦埃（现在保加利亚的斯维什托夫）附近，但是在公元2世纪末期，罗马帝国为了保证达契亚行省的安全，而将这个军团迁移到了上游60公里处的奥埃斯库斯。虽然在下游远米西亚行省的特洛斯特姆（现在保加利亚的锡利斯特拉）之中还有第十一克劳狄军团的军团基地，但是蛮族选择的登陆地点是在这两个军团基地的中间地带。
时任远米西亚行省总督的特雷波尼安努斯· 加卢斯在奥埃斯库斯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率军向蛮族的渡河地点进发。但是等他赶到的时候，丝毫不见大举入侵的蛮族踪影。因为这时候的蛮族主力部队早已经沿着四通八达的罗马大道一路南下扬长而去了。
蛮族南下的路上，有对罗马军队来说至关重要的补给基地尼可波尔。如果这个补给基地遭到蛮族的劫掠，那么负责远米西亚行省防卫任务的两个军团将陷入彻底的瘫痪。但是，当年的蛮族并没有向尼可波尔发动攻击，而是一路南下径直朝着巴尔干地区的腹地——色雷斯行省进发。
虽然色雷斯行省并不是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区，但是距离多瑙河前线也并没有多远的距离。从西北到东南分别有纳苏斯、塞尔迪卡（现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建设的菲利普波利斯、图拉真建设的贝罗埃以及哈德良建设的哈德良波利斯等罗马时代非常重要的城市。也就是说，这个色雷斯地区是联结罗马帝国东方与西方的交通要冲。日耳曼人进攻的目标正是这里。虽然蛮族在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就曾经攻打到了西班牙以及意大利北部地区，但是那时候的蛮族入侵规模很小，所以很快就被击败了，而这次却比以往的规模都要大很多。身在首都罗马的皇帝德基乌斯，因为曾经担任过米西亚行省的总督，所以对这一事态的重要性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于是他决定御驾亲征，同时还带上了与自己共同治理国家的长子赫伦尼乌斯。小儿子奥斯特良因为身体不佳留在首都负责内政。对罗马帝国来说，还是头一次出现蛮族如此深入境内的情况。
名将之所以被称为名将，是因为他们能够指挥自己的士兵用他们最擅长的方法来进行战斗。而对于罗马军队来说，在平原上布阵进行会战就是他们的绝对强项。因为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在平原作战的罗马军队能够通过最小限度的牺牲取得胜利，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机器”。但是要想将这一战略应用在巴尔干地区，就必须将分散于各处忙于掠夺的蛮族引诱到一起，然后一网打尽。皇帝德基乌斯大概就是想要采取这种战术，于是他和自己的儿子分别率领第一和第二部队从西方进军，同时命令色雷斯行省的总督普利斯库斯率领第三部队从南方进军，米西亚行省的总督加卢斯则率领第四部队从北方进军，意图将敌人赶到色雷斯的平原地区。
这个战术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将主动权从敌人手中抢过来。但是因为蛮族拥有速度优势，罗马军队只能不停地在后面追赶敌人的脚步，这样一来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对方的手中。名将如果在战斗初期被敌方占据了主动，那么他一定会想尽办法重新夺取主动权。因为只有掌握了主动权，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才能够顺利地进行。但是发生在公元250年夏季到251年春季的这场战争，完全朝着与之相反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罗马军队一直被在速度上占据优势的蛮族玩弄于股掌之间。
巴尔干地区与小亚细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军队会就此一败涂地。因为不管是哥特人还是汪达尔人，当他们与罗马军队发生正面冲突之时，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以罗马军队的胜利告终。就算无法取胜，但至少在场面上也是罗马军队占优。当德基乌斯得知尼可波尔和菲利普波利斯被蛮族包围的消息之后，立刻率军前去救援，结果敌军见到援军前来纷纷放弃了围攻，四散而逃。蛮族甚至都没机会接近哈德良波利斯。另外，在贝罗埃近郊处展开的大战，最后以罗马军队的大胜收场，战败的哥特军队甚至顾不上带走掠夺来的战利品，一心只想着尽快渡过多瑙河逃回自己的领地。
但是，对于骑马的北方蛮族来说，石板铺成的罗马大道并不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当时的罗马大道主要是为了作为罗马军队主要战斗力的重装步兵方便行军，以及运送重型攻城器械而设计的。而蛮族的骑兵即便在山野之中也可以不受影响地疾驰，巴尔干地区的山脉恰恰成为了他们的地形优势。
结果，战争持续了将近一年，而罗马军队一直都没能够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罗马方面将全军分成了四路，并且每路都在努力地奋战，但是由于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导致其迟迟无法彻底结束这场战争。虽然在场面上罗马军队始终保持着优势，但是在不知不觉间为自己挖好了坟墓。在四路部队中，最年轻而且缺乏经验的皇帝之子赫伦尼乌斯所率领的第二部队就成为了第一个牺牲者。
从森林之中突然出现的蛮族向第二部队发起出其不意的攻击，虽然赫伦尼乌斯在被动的局面下奋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身亡。儿子战死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正在不远处行军的德基乌斯那里。
皇帝德基乌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悲痛欲绝，发誓要为儿子复仇的他立即率军向事发地赶去。当他与杀害自己儿子的敌军遭遇时，其他得知罗马皇帝动向的蛮族军队也如同发现猎物的鬣狗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敌军的数量顿时增加了两三倍。即便如此，皇帝德基乌斯依然没有丝毫的退缩。但是被复仇冲昏了头脑的他只顾着追击敌军，却没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沼泽地带。陷入沼泽之中的罗马士兵遭到蛮族的围歼，死伤大半，皇帝德基乌斯也在力战之后不幸身亡。他的遗体在战乱中沉入深深的沼泽之中，最终也没有找到。在混战中被杀的赫伦尼乌斯的遗体也同样不知去向。
石棺
罗马市内有很多美术馆，其中有一个叫做阿尔忒弥斯的美术馆，以专门展示希腊罗马时期的雕刻作品而闻名。在这个美术馆最大的展厅内，有一具占据了整面墙壁那么大的石棺，这具石棺因为其最初被红衣主教路德维希收藏而得名“格兰第· 路德维希石棺”（Grande Ludovisi）。石棺全长2.73米，高1.55米，宽1.37米。整体是一块完整的大理石，从正面到两边全都刻有精致的浮雕，浮雕最深处可达18厘米。虽然是公元3世纪的作品，但是保存至今依然完好无损，非常完美地体现了罗马雕刻技术的鬼斧神工。
这具石棺正面雕刻有长将近3米、宽1.5米的战斗场面。从双方武装可以立即判别，这是罗马军队与蛮族作战的场景。而这幅杰作的主角，正是公元251年与哥特人的战争中牺牲的皇帝德基乌斯的儿子赫伦尼乌斯。如果仅仅欣赏这幅雕刻作品，会使人感觉罗马是获胜的一方。因为在雕刻中央骑在马上的赫伦尼乌斯，怎么看都像是一副胜利者的模样。但实际上，在这场战斗中，罗马军队全军覆没，年轻的皇帝赫伦尼乌斯也战败身亡。
据说这具巨大的大理石石棺，是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下令制作的。但是，因为没有找到死者的遗体，所以在这座石棺之中并没有遗体。而且在基督教统治罗马之前，罗马人一般都采用火葬的方式，大型的石棺更像是一种用来悼念死者的纪念碑，只能供活着的人寄托哀思罢了。如此巨大而精美的石棺，想必不管是材料费还是雕刻费都相当惊人，虽然赫伦尼乌斯的母亲出身于伊特鲁里亚的名门，但是肯不惜重金建造这样的石棺，足以证明这位母亲对自己英年早逝的儿子怀有怎样的悲痛之情。
据说这具石棺最早在17世纪于罗马与蒂沃利之间的提布尔提那大道旁挖掘得来的。一般来说，城市周围、大道附近都是有钱人的住宅区，罗马时期的首都郊外则分布着大量上层阶级的别墅。或许皇帝德基乌斯的妻子，赫伦尼乌斯的母亲就居住在这一带吧。要安置如此巨大的石棺，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别墅，或许在圆柱环绕的回廊一角，这座石棺一面贴着墙壁，另一面正对着种满了鲜花、装饰有喷泉的美丽庭院，因为在这座石棺的正面和两旁都刻有精美的浮雕，只有背面是空白的。
皇帝德基乌斯是罗马帝国第一位在与蛮族的战争中阵亡的皇帝。但是，罗马帝国即便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仍然没能将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从巴尔干地区驱逐出去。也就是说，罗马帝国与蛮族之间的战争还在进行当中。而且，不仅皇帝德基乌斯，与他共治的儿子赫伦尼乌斯也一同阵亡。虽然在首都还有与德基乌斯共治的另一位儿子，但是正在作战的前线一刻也不能没有最高司令官。
路德维希巨石
于是以远米西亚行省总督的身份参加对蛮族作战的加卢斯被士兵们一致推举为皇帝。虽然大家希望他能够继续作战，将蛮族彻底赶出罗马帝国，但是这位出身于意大利本土并且属于元老院阶级的新皇帝，却选择了与蛮族媾和。
与蛮族的媾和
罗马帝国所选择的媾和对象，是在蛮族之中实力最强的哥特人。
罗马方面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蛮族撤出罗马境内，返回多瑙河对面他们自己的领地。代价则是接受哥特人的全部要求。哥特人不仅可以得到掠夺来的全部物品，甚至还可以将俘虏带回他们的领地。而且从今往后每年罗马还会向哥特人缴纳贡金。
在这样的条件下，哥特人自然非常痛快地签订了和约。顺利实现媾和之后，加卢斯将埃米利安努斯任命为远米西亚行省的总督，自己则立即返回了首都罗马。
但是，这个时期袭击罗马帝国的并非只有北方的蛮族。一场非常严重的疫病也同时笼罩在罗马帝国的天空，就连首都罗马也难逃疫病的侵袭。德基乌斯的儿子霍斯蒂利安在这场疫病中不幸身亡，加卢斯也因此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不过他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多瑙河附近的远米西亚行省（现在的保加利亚）担任总督的埃米利安努斯，出身于北非的毛里塔尼亚行省（现在的摩洛哥）。他对于皇帝加卢斯在面对蛮族之时的懦弱表现感到难以抑制的愤慨。当对皇帝的媾和做法十分不满的士兵们发现自己的司令官也怀有同样的心情时，这种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
总督埃米利安努斯不承认皇帝加卢斯与哥特人之间的媾和条款。那些被蛮族掠夺了财产并俘虏了家人的罗马士兵，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再次看到了复仇的希望。愤怒的罗马军队越过多瑙河突袭了哥特人的居住地。虽然这并不是一次有准备的攻击，而且罗马方面仅仅出动了1万人左右的兵力，但是即便如此，仍然达到了他们复仇的目的。他们成功地将被哥特人俘虏的亲人重新抢了回来。终于发泄了心中的怨愤而心情大好的士兵们在返回基地之后立刻拥立他们的司令官埃米利安努斯为皇帝。不过埃米利安努斯在当时并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哥特人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因为罗马的皇帝加卢斯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签订了和约，所以给哥特人留下了罗马帝国非常软弱的印象。于是他们甚至不顾与罗马方面签订的和约，立刻着手准备再次发动进攻。
哥特人对罗马帝国的这种印象，甚至影响到了居住在日耳曼长城之外的阿拉曼人。阿拉曼人也是日耳曼民族中比较强大的一支，现如今居住在德国西南部的德国人仍然还保留有“阿拉曼人”这个称呼。阿拉曼人不断地向罗马行省总督索要贡金，并且提出增加贡金数额的要求。而且交涉过程中，他们已经不使用“经济支援”一词。身为行省总督的瓦勒良也因为不满皇帝加卢斯的做法，而果断地拒绝了阿拉曼人的无理要求。结果日耳曼长城立刻遭到阿拉曼人的全面入侵。而与此同时，因为上一次的入侵而尝到甜头的哥特人也在此挥军南下，侵入罗马境内巴尔干地区。
加卢斯
日耳曼民族第一次来到地中海
从公元252年到公元253年，共有30万蛮族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境内。而且，蛮族在越过多瑙河之后已经不仅从陆地上发动攻势，从这一年开始，北方的蛮族甚至开始出现在海上。
这一点，显示出蛮族在战略层面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因为蛮族意识到正面进攻罗马帝国的防线，只会造成大量的伤亡，并且不会获得多少收益，所以他们开始选择军团基地之间的空虚地带突破。但是即便如此，当蛮族带着战利品返回自己领地的时候，仍然会遭到等待多时的罗马军团的伏击。运气好的话，他们或许还能捡回一条命，要是运气不好，他们全都得客死异乡。毕竟以蛮族的战斗力还无法与罗马的正规军发生正面冲突。
于是蛮族想出了一个新主意，那就是不与防线发生正面接触，绕过防线从背部进入罗马境内。于是他们突破多瑙河防线，经由黑海抵达爱琴海，向小亚细亚和希腊的富裕城市发动袭击。
这个战术是非常正确的。虽然黑海之上有罗马帝国的巡航舰队，但是舰队基地都设在马尔马拉海深处的港口城市尼科米底亚。这个远离前线的地方作为海军基地之所以一直都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是因为黑海地区自从罗马帝国开始统治的300年间一直处于和平状态。也就是说，在黑海之上的商船和渔船在这300年间一直没有受到任何的侵扰。但是黑海之中的和平被哥特人彻底打破了，他们将停泊在港口的商船和渔船据为己有，并且强迫船上的水手为他们效力，就这样，原本与大海无缘的哥特人也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海上通行的能力。要想容纳30万大军至少需要1500艘以上的船只，虽然黑海之中的船只无法达到这个数量，但是在哥特人经过马尔马拉海进入爱琴海的南下途中，又陆续在沿岸的港口抢夺了不少的船只，所以掠夺1500艘船只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说起海盗，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他们会袭击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对其进行烧杀抢掠，但实际上这只是海盗的一面。海盗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会出其不意地从海上来到陆地进行烧杀抢掠，得手之后又乘船扬长而去。即便是在地面上防守严密的大城市，在面对海的一面的防守一般来说都比较薄弱，又加上当时“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渗透海上300多年。而原本是一群山贼的日耳曼人之所以会这么容易地变成海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3世纪的罗马人已经习惯了和平的生活。
虽然和平是无价之宝，但如果醉心于和平，那么便会很容易失去它。也许大家曾经在好莱坞的影片中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一群全副武装的罗马士兵将聚集在广场上的市民赶到一旁，然后大摇大摆地横穿过去，实际上这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场面。健全的国家与不健全的国家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军事力量究竟是对外的还是对内的，而罗马帝国的军团基地就几乎全部位于国界线附近。即便是位于国内的军团基地，可以拿斯特拉斯堡基地为例。国内基地设在莱茵河或穿过黑森林的日耳曼长城附近，一接到敌人入侵的消息，马上可以派兵驰援。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都是为了防守罗马人称之为“Limes”的防线而准备的。因此，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很多行省中都没有军团基地。而在城市之中常驻有1000人守备队的也只有西欧的重要城市里昂以及北非的重要城市迦太基。其他的城市只有负责行省总督官邸安全的100余名士兵而已。
黑海 · 爱琴海周边
罗马帝国是由罗马公民统治的国家。“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既是每一位罗马公民的愿望，也是通过每一位罗马公民来实现的和平。所以，罗马帝国才能够凭借其不足20万人的兵力，守护帝国长达300余年的和平。因此，在他们看来不会受到外敌入侵的希腊以及小亚细亚地区一个军团基地都没有。而哥特人从海上发动袭击的，正是这个地区。
从黑海通往马尔马拉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因为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的水位差而产生巨大的激流，而且航路还非常曲折。虽然很多船只在这里触礁搁浅，但因为哥特人船队的数量过于庞大，所以还是有大量的船只顺利抵达马尔马拉海。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口的拜占庭虽然在半个世纪之后便被命名为君士坦丁堡而成为东罗马帝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但在公元3世纪中期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而已。虽然哥特人并不将这个小城市放在眼里，但对强盗来说任何一个能够被称为城市的地方都不能够放过。
尼科米底亚首先沦陷，紧接着尼西亚也没能免于劫难，随后就是布尔萨。而以物产丰饶著称的比提尼亚行省就连都市附近的郊区都惨遭蹂躏。满载而归的哥特人的船队沿着马尔马拉海穿过赫勒斯滂海峡，继续向爱琴海进发。
虽然爱琴海分布着大大小小众多岛屿，但是哥特人绕过这些岛屿直接向雅典发动了袭击。位于雅典外港的比雷埃夫斯，面对从海平面上大举进攻的敌军毫无还手之力。城内几乎没有像样守备队的雅典，彻底落入哥特人的手中。而位于雅典北部不远处的埃莱西亚也同样落入了日耳曼民族的魔掌。
在顺利地实现了他们掠夺的目的之后，心满意足的哥特人满载着他们掠夺来的战利品北上凯旋。
不仅地面上的防线被突破，现在就连海上的和平也宣告结束，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公民们首次感到无比的震惊。对蛮族的恐惧，以及因为不断蔓延的疫病而产生的绝望，人们将希望寄托在守护罗马的众神身上。神殿之内挤满了前来祈祷的人群，神殿前的祭坛上摆满了献祭的牲畜，用于祭祀的香火源源不绝。国难当头，罗马市民全都虔诚地为国家祈祷，唯有基督教徒对此反应冷漠，于是人们将积压在心头的不满情绪全都向基督教徒发泄出来。
虽然被起诉的基督教徒并没有被处以死刑，但是罗马国内对基督教徒的厌恶和迫害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因为皇帝加卢斯对蛮族的懦弱政策而感到不满的，也不仅仅限于防守多瑙河防线的士兵，位于日耳曼长城附近的士兵同样对皇帝充满了愤慨之情。特别是当他们发现直到阿拉曼人被击退为止，皇帝都未曾在前线出现过一次的时候，对皇帝这种消极态度的责备声更是日益高涨。但是他们并没有像米西亚行省的士兵那样拥立埃米利安努斯为皇帝。或许是因为埃米利安努斯出身于北非的毛里塔尼亚行省，而且身上还有当地原住民的血统。于是他们决定拥立自己的司令官瓦勒良为皇帝。
当年与尤里乌斯· 恺撒共同创立了“三头政治同盟”的另外两名是庞培和克拉苏，瓦勒良正是出身于克拉苏所属的李锡尼乌斯家门。因为其家族从共和国时期就是名门望族，所以他的家族历代都属于元老院阶级的一员，如果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话，那么他毫无疑问是罗马帝国中最上等的人。而对于人类来说，越是在乱世，越期待有这样的“贵人”来拯救他们。
当瓦勒良也被他手下的士兵们推举为皇帝之后，原本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罗马帝国，又陷入了同时出现3位皇帝的混乱状态。
但是，在皇帝由军团兵推举产生的情况下，即便最终演变成内战，实际上也不会出现罗马士兵自相残杀的局面。内战的最终结果，完全取决于士兵更加支持哪一方。发生在公元253年的这场内战也是如此，首先，加卢斯与埃米利安努斯的军队遭遇，因为加卢斯手下的士兵全都倒向了埃米利安努斯一边，于是后者取得了胜利。紧接着埃米利安努斯又与瓦勒良发生了交战，但是这一次埃米利安努斯手下的士兵则投靠了瓦勒良那一边，最后剩下的瓦勒良成为唯一的皇帝。虽然内战仅仅从6月持续到10月便宣告结束，瓦勒良也在当年秋天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对于罗马帝国来说，还是因为这场骚乱浪费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经常发生这样的骚乱是3世纪罗马帝国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帝国实力不断消耗的一个典型事例。
皇帝瓦勒良（公元253—260年在位）
普布里乌斯· 李锡尼乌斯· 瓦勒良在就任皇帝的时候已经63岁了。在罗马人看来，63岁已经是应该退休的年纪了。瓦勒良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授予自己37岁的儿子加里恩努斯“奥古斯都”的称号，元老院也承认他的儿子作为共治皇帝与他一同统治罗马帝国。由此可见，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陷入了单独一位皇帝无法应对的境地。
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共和国时期被称为“Imperator”。所谓“Imperator”指的就是带兵打仗的凯旋将军。因此，保卫国家的安全就是一个皇帝最大的责任和义务。一旦前线发生战事，身为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自然要身先士卒御驾亲征。但是对于3世纪的罗马帝国来说，因为前线多处战事频发，仅仅依靠一位皇帝无法面面俱到，这也是3世纪的罗马帝国会出现这么多共治皇帝的原因。可以说都是因为外敌频繁入侵所导致的连锁反应。
瓦勒良就任皇帝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罗马全军的指挥官队伍进行了彻底的整顿。皇帝亲自选拔人才，将那些怀才不遇的年轻将官破格提拔为军团的指挥官。不问出身与阶级，唯一被看重的只有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才能。
瓦勒良
这些完全靠实力说话的人才，基本上都出身于多瑙河南部的潘诺尼亚以及米西亚这两个地区。因为这里临近罗马帝国的最前线，所以居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有亲人在军团中服役。而且这里与意大利本土、希腊、高卢以及西班牙等先进地区相比，属于不发达地区。生于这个地方的人，如果家里没能力供他去首都罗马留学，那么要想出人头地就只有加入军团这一条路。3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军人皇帝层出不穷，那些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的军人，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被瓦勒良破格提拔上来的人才。
镇压基督教（二）
似乎每一位认识到帝国面临的困境，并且积极寻求解决方法的皇帝，都会对基督教进行非常严厉的镇压。就连被公认为是贤帝的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在里昂也发生了基督教徒的殉教事件，而等到他的儿子康茂德继位之时，基督教徒不但没有继续遭到镇压，甚至连流放的情况都没发生过。与做皇帝相比更热衷于做祭司的埃拉伽巴路斯统治时期，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基督教徒遭到迫害的事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既说明了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的政策缺乏连贯性与一致性，也证明了每个皇帝对帝国统治的关心度各不相同。
罗马帝国长期以来对基督教徒一直沿用皇帝图拉真制定的政策，即只处理被起诉的教徒，而且处理基准和普通的罪犯一样。但是事隔150年，即在3世纪后半期，皇帝德基乌斯将这一规定更改为不管是否遭到起诉都可以对基督教徒实施镇压。也就是说，罗马社会开始正式将镇压基督教徒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方法之一。
虽然德基乌斯的这个政策由于蛮族入侵只维持了不到一年，但仍然使许多人被迫退出了基督教，还有1000余人因为誓死不肯退出基督教而殉教，另外还产生了一部分像居普良一样的逃亡者。
两年后，瓦勒良将德基乌斯对基督教的镇压政策重新推广开来。他要求所有的罗马公民都必须拥有一份证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的“证明书”。颁发证明书的特别委员会也被重新组建，开始继续运作。不过，发生在罗马社会内部的这场运动，并非仅仅出自皇帝一人的想法。
当时的罗马公民都对基督教徒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在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基督教徒却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逃避罗马公职，拒绝服兵役，而这些都是每一名罗马公民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因此，自古以来就对一神教持否定态度的罗马人，终于因为3世纪以来不断出现的天灾人祸而将积压已久的愤怒之情爆发出来，并且发泄在基督教徒的身上。
距离公元212年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使行省居民也获得罗马公民权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往行省人民可以免除罗马公民才应当负担的公务与兵役，如今却人人都是罗马公民。原本行省人民里的基督教徒比例较罗马公民高，如今这些教徒也要承担罗马公民的义务，使得3世纪的基督教徒政策更趋复杂。从罗马人的角度来说，如今教徒也是罗马公民了，却不愿意承担公民的义务。而教徒认为，基督教的教义不允许他们承担帝国的政务。
历史学有个专有名词叫“护教论者”，这些人曾试着从基督教徒的角度为当时的行为辩护。护教论者反讽说，蛮族入侵怪罪到基督教徒头上，疫病爆发也怪到基督教徒头上，反正有什么事情都把责任丢到基督教徒头上就是了。
而在这个时期的人物，于公元253年过世的护教论者奥理杰内曾经向与自己有相同信仰的人表示：
信仰基督教的人，比罗马帝国的皇帝更加强大，比皇帝的所有行政官更加强大，甚至比罗马的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更加强大。罗马人信仰的神灵总有一天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现在对统治者宣誓效忠，以及在皇帝像前的所作所为都将烟消云散。
因为蛮族的入侵而引发的这些惨剧，并不像罗马人所说的那样绝望。那些蛮族总有一天也会领悟到我们基督教的真谛，到那时，他们自然会抛弃那些野蛮而残酷的思想。所以，现在的惨剧，只是在蛮族皈依我们基督教之前，上帝对我们的考验。
我并不是基督教徒，所以对其中那句“我们现在对统治者宣誓效忠”非常感兴趣。或许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接受罗马帝国的统治，是因为相信终有一天罗马人也会皈依基督教。但是据基督教方面所说，他们所谓的宣誓效忠的对象是罗马皇帝。我认为这或许有什么误会的地方吧。
信奉一神教的基督教徒会拒绝效忠罗马皇帝，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罗马皇帝就是神。不过，只有死后被神格化的罗马皇帝才是神。而且罗马人所说的这种神，与基督教所信仰的神并不相同。因为皇帝在生前对罗马帝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罗马人希望他们死后也能够化为神灵继续保佑帝国的和平。虽然在罗马帝国境内到处都能见到皇帝的雕像，但是对罗马人来说，将香料供奉在皇帝雕像的面前，意味着祝愿皇帝身体健康。而在皇帝雕像之前敬礼，就像我们现代人对国旗敬礼一样。也就是说，罗马皇帝的雕像，与其说是神像，更像是罗马帝国的象征。
对于这一点，基督教徒们应该也十分清楚。所以他们拒绝参拜皇帝的雕像，并且在将罗马帝国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开始积极地而且有意识地将这些皇帝雕像全部破坏。
所以说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不同宗教之间的对抗，不如说是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抗争。
但是，瓦勒良和德基乌斯一样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将基督教彻底镇压下去。因为对于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与镇压基督教相比，抵御外敌的入侵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在基督教方面的记录中，仍然将瓦勒良特别称为“基督教的公敌”，由此可见，虽然瓦勒良的镇压时间很短，但仍然是非常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公元257年，在将原本列为第一优先的帝国防卫体制彻底重整完毕之后，瓦勒良在继位的第4年颁布了一项针对基督教的临时措施法。不过这项法令仍然只是针对基督教会神职人员而不涉及一般信众，这项法令规定，基督教的一切祭祀活动以及基督教徒的捐款都被明令禁止。违反这项法令的人，将被直接逮捕并且处以流放或者死刑。
虽然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因为这项法令而牺牲，不过神职人员阶级的殉教者却留下了明确的记录。
首都罗马的主教斯提法努斯在当年8月2日殉教身亡。8月30日，前面提到过的迦太基主教居普良被行省总督逮捕并接受讯问。其实他这次也逃了出去，但是因为与教会有关的人受到了牵连，所以他才返回为其他人辩护，并且最后从容地选择死亡。
到了第二年，即公元258年，皇帝瓦勒良好像乘胜追击似的，又颁布了第二项临时措施法。法令中重新规定，凡是拒绝参加祭祀罗马诸神活动的神职人员，都将被判处流放或死刑。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项法令初次将普通的信教群众也列入处罚的范围之内，而且导入了没收财产的概念。
第二项临时措施法不仅以神职人员为对象，还把对象扩大到信徒，尤其富有的信徒身上。由此可见，罗马帝国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要想阻止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范围内继续扩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截断基督教会的资金来源。
罗马社会原本并没有独立且专业的神职人员，因为罗马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所以并没有统一的教典，也没有教理，而没有教典和教理自然就不必向普通信徒进行传教，也就不需要专门负责传教的神职人员。在罗马社会中，维护神殿和举办祭祀活动等事宜，都是由国家以及地方自治体来负责，费用也由其承担。正因为罗马社会之前并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来负责这些运营活动，所以他们也一直不能理解由信徒捐赠资金，用于营运教会、培养教会相关人员、举办弥撒等教会事务的概念。直到因为外敌的频繁入侵而导致国库空虚，罗马帝国无力维持神殿的日常运作时，唯独基督教会的活动依然丝毫不受影响，罗马人才终于发现宗教可聚财的现象。
虽然罗马人不知道为什么教会要聚敛钱财，但身为当事人的教会内部对此清楚得很，而且基督教会的一大特色就是派系纷争非常激烈。围绕教理所展开的争论，即便在被镇压的时代仍然火爆异常。关于教理的详细内容在这里就不予赘述。简单地说，争论的目的就是为主教的位置分出一个高下。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论，是因为成功占据上位的主教，能够掌控信徒更多的捐款。
虽然从动机上来看教理论争非常令人不齿，但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一个宗教仅仅依靠信仰是无法存活下来的。教会要想保持宗教信仰的大旗，就必须使自身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而要想充分地发挥组织的机能，纯粹的信仰和强大的组织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而要想维持一个组织的正常运转，金钱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所以说在罗马帝国晚期逐渐兴起的基督教，恰恰反映出了这个从古至今一直保持不变的真理。
虽然皇帝瓦勒良对基督教的镇压已经做得相当彻底，但是因为波斯国王沙普尔再次向罗马帝国发动了攻击，迫使他无法继续对基督教进行镇压。对基督教徒来说，这场来势汹汹的暴风雨终于过去了。而直到公元303年皇帝戴克里先再次开始对基督教徒进行大规模迫害为止，居住在罗马帝国中的基督教徒得以享受45年的和平生活。
在这45年里有许多皇帝上台又下台，光是重要人物就有6人。并非因为德基乌斯与瓦勒良对基督教的镇压感到后悔，所以才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而是因为他们在内忧外患面前根本无暇顾及基督教的问题。公元260年，在罗马帝国的面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