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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3·15事件”Idus Martiae

　　（前44年3月15日——前42年10月）

　　书写历史之笔握于胜利者之手，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但笔者对此持有异议。这里即将叙述的就是我持反对意见的最好例证。本章全部都是从失败一方——即全部以反恺撒派——遗留下来的史料为基准进行叙述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史料都是反恺撒派的西塞罗留下来的。因此，本章将要叙述的所有事情都来源于西塞罗和接下来要登场的人之间的通信。这些信件就是“目击证人证词”。数百年后，普鲁塔克所著《列传》以及后来阿匹亚努斯所著史书和狄奥·卡西乌斯的著作等等后世人的叙述，援引的都是这些信件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西塞罗的《书信集》可以有资格成为“目击证人证词”呢？盖因恺撒死后，西塞罗认为自己重新掌舵的机会又来临了，因此积极地活跃于恺撒派和反恺撒派之间，进行居中调停。但是，又由于他自己属于反恺撒阵营，故而即使调停也是围绕着暗杀恺撒的反恺撒派的利益进行的。以62岁的高龄阅历以及他作为罗马第一智者的声望，西塞罗手中集中了反恺撒派和恺撒派双方的信件，也集中了双方人士希望拜见西塞罗，并请他替己方说话的请求。

　　对罗马人而言，恺撒被暗杀犹如晴空霹雳、电闪雷鸣一般。被杀的一方和杀人的一方，即恺撒派和反恺撒派都同时突然失去了行动的方向。此时，西塞罗对两派而言都堪称是雷雨中唯一的灯塔。因为对反恺撒派而言，西塞罗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见解；对恺撒派而言，西塞罗并没有直接参与暗杀恺撒。

　　然而西塞罗并非这些写信求助者的指路明灯，因为他本人也要写信求助。他在写给密友阿提库斯的信中，常常有许多无法向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说出的话。西塞罗并非先知，他只是凭借自己的知识具有了优于常人的观察能力和认知能力。此外他也有一流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将他的观察和认知充分传达给他人。因此西塞罗的《书信集》成为了值得信赖的“目击证人证词”。此外，和百年后普鲁塔克及他之后的古代史学家的作品不同，西塞罗的《书信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改变，一直不变地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因为是日常的书信，才更能反映现实。因此，2000年后的我们托西塞罗的福，可以得出布鲁图、安东尼以及屋大维的真实面貌，以及即使被杀也屹立不倒的恺撒的真实面貌。

　　马克·安东尼

　　尤里乌斯·恺撒

　　马库斯·布鲁图

　　西塞罗

　　屋大维

　　3月15日

　　长久以来，罗马元老院并没有固定的会议场所，甚至连罗马最高国家机关——公民大会——也没有固定的会议场所。到罗马帝国时期，元老院的会议场所才被固定在由恺撒建造的地方。至此才有了既能容纳数百人济济一堂、又能和其余人群隔离开、还是处于罗马市中心的会议场所。此后元老院会议既在神殿中央召开，也经常在回廊的一角召开。但在此之前，由于没有固定的会议场所，因此每次元老院开会召集议员、公布开会时间和开会场所都必须明确记录并昭告意大利全部领域。恺撒就任终身执政官时，当时恺撒神坛有部分细节并未完工，因此当时元老院会议经常在庞培剧场东侧的大回廊一角召开。因为那里够宽敞，足足有180米× 135米，这样与庞培剧场并立的庞培大回廊，只要在当天禁止普通人出入，就有足够的空间供元老院召开会议。

　　不过，如果没有恺撒的“建设新罗马”计划，元老院也不能在庞培大回廊召开会议。因为那里位于城墙外宽阔的马尔斯广场中央。虽然无论哪里都足够作为会议场地，但是当时只有军队最高司令出席时，才会在城外开会。因为根据罗马共和国制度，军队最高司令是不能进入城内的。

　　根据恺撒的改造计划，拆除首都罗马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壁垒“城墙”是有必要的，也是其一大特色。因此原本是在城墙外的马尔斯广场，经恺撒之手，再也没有“墙外”的区别，而成为了罗马市中心。在那里召开元老院会议就再也没有什么不合规矩了。

　　此外，恺撒本人对在由庞培建造的庞培大回廊召开元老院会议并没有表现出反对。如果恺撒有一点反对的意愿，他就可以选择其他地方作为会场。3月15日的元老院会议，恺撒就下令将其改至可以看得见庞培立像的角落里召开。

　　恺撒所住之处，为古罗马广场内大祭司的官邸。他从住处前往现在已不见踪迹的庞培大回廊，只能够步行前往。因为依据恺撒所制定的法律，白日在市内，唯已婚妇女可使用马车，紧急情况下的使者才能乘骑马匹。此外，从恺撒住所到会场的距离虽然从直线距离来看不足一公里，但是如果按照当时罗马的城市模型复原图来看，两者的距离约为直线距离的两倍。

　　按照罗马当时的习惯，身居高位的人在“上班”时，会有地位较低的人到家中迎接，并陪同他一起前往会场。那天陪同恺撒从官邸前往会场的人是德奇姆斯·布鲁图。

　　庞培剧场和大回廊的平面图

　　恺撒所走的那条道路，沿途必定会有一些人竞相与其打招呼。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年代，早起是很常见的事。更不用说罗马人通常在中午之前便已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一般人的工作也好，元老院的会议也罢，通常都在正午之前举行。公元前44年的3月15日的元老院会议，与往常一样在上午10点左右召开。

　　无论是拉丁语中的“Idus Martiae”、英语中的“The ides of March”，还是意大利语中的“Idi di marzo”，对西欧人而言，只要提到“3月15日”，都知道是恺撒遇刺的日子，这是无须多言的常识。因为在西方历史上，这是首屈一指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天。

　　而且，这一天的经过所衍生的各种版本，历时逾久，反而变得比事实本身流传更广。譬如，恺撒之妻卡尔普尼娅的噩梦、占卜师“留意3月15日”的预言、从3月14日到3月15日彻夜不停地肆虐罗马的暴风雨、古罗马广场突然聚集的大规模鸟群等。

　　古代史学家们的想象力，从一本正经地理性论述恺撒当中解放出来，对种种不祥之兆的描述，发挥出超人的想象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依据普鲁塔克的《列传》所衍生出来的莎士比亚的《恺撒大帝》。

　　不过，3月的罗马气候总是变化无常。恺撒的行动是不受任何事物影响的，更不必说是梦境、预言、鸟群等这些所谓的“征兆”。他并不是完全无视这些东西的存在。如果对国家的统治或者提高士兵士气有所裨益，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而且，他本人也担任了罗马宗教界的最高职位——大祭司一职。

　　不论是古代历史学家还是现代的历史研究者，大家都一致认为恺撒是个一流的合理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理性的人。

　　对这件事情有所叙述的古人遗作当中——除了西塞罗之外——全部都是希腊人的作品。

　　希腊人虽以追随理性和追求真实闻名，认为理性是这世上独一无二可以信赖的东西，但是一旦他们从这种理解中解放开来，就很容易转向这种思想的反面——即变得感性起来。而罗马人——特别是恺撒——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们认为，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理性，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感性。正因如此，他们认定两者的均衡至关重要。人必须在两者之间达成平衡。

　　能够如此直指现实人心的，不止恺撒一人。西塞罗虽然在政治上与恺撒立场相异，但是他在这一观点上与恺撒并无二致。无论是西塞罗遗留下来的书信，还是那些给西塞罗写信的所谓“目击证人”们，没有一言一处提到过那些超现实的前兆和预言。

　　3月15日那天的事，并非是那些看见、听见或知晓种种不祥前兆的预言的人所屏息守候的一起事件，3月15日只是无数寻常日子中的一天。除了阴谋者之外，没有人预料到这起突发性的惨案。所谓戏剧性，就是原本应该朝着非戏剧性的方向行进时，忽然形势急转直下，这样才形成了事情的戏剧性。

　　对18日即将远征帕提亚的恺撒而言，3月15日的元老院会议非比寻常。他不可能因为要陪伴无法成眠的妻子而缺席。因为这是他公布自己远征两年期间里留守本土与各行省防卫和统治负责人名单的最后时机。对阴谋刺杀者而言，这也是他们的最后机会。

　　3月15日的元老院大会是恺撒出征前的最后一次大会。密谋刺杀者们担心元老院议员们会以推举恺撒称王的方式来预祝他远征胜利，而且即使不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仍感到不安。因为恺撒是战无不胜的，只要恺撒出马，征服帕提亚只是时间的问题。罗马人一致认为此次出征必能一雪克拉苏败北的耻辱，并能解救那些被流放到边境的罗马士兵，也能在回国途中征服多瑙河地域。对于恺撒的功成凯旋，罗马人深信不疑。密谋刺杀者们担心，一旦恺撒得胜回国，那么就再也无法阻止他称帝了。因此他们认为在恺撒出征之前的3月15日元老院会议是除去恺撒的最后机会。

　　元老院会议禁止携带武器进入，因此无论是恺撒或者恺撒派的议员们都会毫无防备地出席，加上会场守卫也不会安排武装士兵。此外，恺撒在议员们全体宣誓后，解散了由西班牙人和高卢人组成的护卫队。此时的恺撒身边只有一个24人组成的近卫队，他们手中仅仅捧着象征礼仪和地位的束棒斧子，并且近卫队通常在会场中与恺撒保持较远的距离。对刺杀者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刺杀者们将短剑藏于托加内的褶皱里带进了会场。现在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恺撒身旁的安东尼。前文提过西塞罗曾称赞安东尼武力过人堪比角斗士。卡西乌斯主张干脆连安东尼一起杀掉，但布鲁图认为“我们打不过他”，主张只解决恺撒一人。因此最后他们决定派人与安东尼搭话，将其引开。这个任务交给了托雷波尼乌斯，因为他曾任恺撒军团长与安东尼相熟，前去搭话也不会引起怀疑。

　　现在只剩下刺杀的时机问题。开会时会场大约有几百名议员，显然刺杀者们不打算当着他们的面行刺，这样成功率相当低。因此他们决定在会议召开之前，议员们尚未到齐时采取行动。

　　有一种说法称刺杀集团包括了60名元老院议员，但目前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已经证实的是参与刺杀过程的共有14人。不过这14人面临如此大事情时显然不够冷静，其中有人将原该刺向恺撒的短剑刺到了自己人身上。

　　在这狂乱的14人围攻下，恺撒最终不敌，共受23处剑伤，其中胸前一剑是致命的。恺撒不愿死后的惨状展示于人，于是用披风裹住全身，最后倒在了庞培立像脚下。

　　其他的议员们一时间呆若木鸡。惨案就这么瞬间发生了。

　　接下来依次介绍行刺者的生平。

　　1.马库斯·布鲁图。

　　其父属于马略派，在苏拉死后与雷必达一起为树立平民派政权而战斗，后被庞培镇压并处以死刑。8岁丧父的布鲁图由母亲塞维利娅抚养长大。塞维利娅虽是一位称职的好母亲，她给布鲁图请来希腊家庭教师并让他去希腊留学，不过此时少年儿子并不是她心里最重要的人，她心里第一位的人是恺撒，在夫婿亡故后不久，她就成了恺撒公开的情人。在当时的罗马，遗孀再嫁是很常见的，不再婚反而引人议论。然而塞维利娅不顾恺撒出于政治目的已结婚多次，并公开拥有众多情妇，仍一心一意地爱着他。这份情感即使布鲁图成年后也无法理解。

　　少年时期的布鲁图一心向学，先后在雅典、帕加马、罗得岛等当时的最高学府留学。相当于今天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再到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并获得学位一样。青年时期的布鲁图并不像同阶级的年轻人那样关心政治和军事，他只一门心思钻研哲学。因此后来他既没有军务经验，也没有担任过相当于进入政界踏脚石的财务检察官或者候补按察官。他本出身于平民贵族，按照法令可以出任护民官等职务，不过对此他并未显露出丝毫兴趣。在少年及青年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年长10岁的叔父小加图，而这位叔父正是反恺撒的急先锋。

　　由于布鲁图并非出身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因此要维持罗马上流社会的生活，他就必须找到出路。布鲁图厌恶进入政界，故而他虽学哲学，却不愿进入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律师业。大约30岁时布鲁图就进入了金融界，他在小亚细亚以48%的年利率进行高额放贷。不过这个过高的利率招致了时任当地总督的西塞罗的批评。

　　年纪相差不大的恺撒和布鲁图两人，一个热衷于四处借款，即使债台高筑仍面不改色，一个则一生不愿伸手借钱。古语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恺撒和布鲁图两人大概对此都深有体会，但是两人对待恒产的态度大不一样。恺撒认为借来的钱只要数目够大，也可以成为恒产的一部分，不过该想法在布鲁图这儿可站不住脚。

　　自恺撒率兵强渡卢比孔河，罗马爆发内战后，36岁的布鲁图马上退出了金融界进入政坛。他不顾母亲的反对，与叔父小加图一起加入了庞培派。虽然庞培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但布鲁图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个人情仇的信念，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高举元老院体制大旗的庞培军营中。

　　法萨卢斯会战后，由于母亲塞维利娅的恳求，恺撒下令全军不得伤害布鲁图。逃走后的布鲁图也给恺撒写信，庆祝其胜利并告知自己所在位置。放下心中大石的恺撒就像对待离家出走的孩子一样，派一队人马前往布鲁图所在地护送他回到母亲塞维利娅身边。此后，或许是接受了母亲的劝慰，布鲁图并没有回到期待东山再起的小加图身边，而是留在罗马一心一意研究学问。

　　庞培死后，恺撒解决了埃及内乱，平定了小亚细亚，成功实现“我来，我见，我征服”。凯旋的恺撒收到来自塞维利娅的请求，请求他给予自己儿子一个美好将来。恺撒不是铁石心肠，他无法拒绝用尽一生爱自己的情人的请求。

　　公元前46年，39岁的布鲁图出任北意大利行省总督，而此前他并没有任何政务经验。这当然是得益于恺撒对他的特殊照顾。之后即使亲叔父小加图与恺撒在北非对阵，他仍老老实实地留在行省任职。由于当时北意大利行省的居民都被破格授予了罗马公民权，因此布鲁图任职地区并未出现什么动乱。

　　不过任满回国后布鲁图立即离婚再娶，再婚的对象是叔父小加图的女儿鲍基娅。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确证。大概他是想向已故的叔父表示歉意吧。不过这位新娘鲍基娅却对恺撒有着滔天大恨。因为她不仅是坚定反恺撒派小加图的孤女，还是恺撒的旧同僚但总被恺撒压制的比布鲁斯的遗孀。不过对于布鲁图的做法，恺撒没有任何不满，仍然继续不断地提拔他。公元前44年，也就是刺杀恺撒同年，他还升任了大法务官。

　　布鲁图有着丰富的学识和良好的教养，连西塞罗和阿提库斯都甚为赞赏。如果他专心研究学问的话，定能有一番大成就。可惜知识和教养并不能等于大智慧，布鲁图总是很容易受外界影响。

　　最初他并不是刺杀恺撒的主谋，他只不过是被推出来的。真正的主谋是他的妹夫卡西乌斯。只是大多数人都以为他是主谋而参与刺杀的，因此表面上他好像就成了首领。顺带说明一下，公元前509年推翻王政建立罗马共和制的人也叫布鲁图。虽然这两人并无事实上的血缘关系，但由于家族名一样，后来的这位布鲁图有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前人布鲁图了。因为人们在作某重大决定时，总是要借助一些名分。

　　布鲁图曾拜托西塞罗润色演说稿，那时西塞罗对布鲁图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西塞罗对无话不谈的好友阿提库斯是这么评价的：“文章结构缜密有序，但是缺乏热情。没有传达自己想法的技巧和说服别人的信念。”恺撒生前听完布鲁图的演说后，也说：“只知道那位年轻人有着强烈追求某一事物的欲望，但不知道他到底想追求什么。”

　　即便是笔者受到这样讽刺的评价，大概都会夜不能寐，何况布鲁图。恺撒虽看在情人面子上为布鲁图进入政界大开绿灯，但实际上他并不认可布鲁图的才能。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恺撒临终前说的那句“布鲁图，你也在啊”，所指的应该不是这位马库斯·布鲁图，而是之前陪他去元老院会场的德奇姆斯·布鲁图。笔者对此亦持认同态度。恺撒遇刺之时，马库斯·布鲁图大约40岁或者41岁。

　　2. 卡西乌斯·罗基努斯。

　　“3·15事件”的真正主谋，年龄与布鲁图相仿，经历却完全相反。

　　公元前54年，时年30岁的卡西乌斯以财务检察官的身份随克拉苏远征帕提亚。在次年的战斗中，以前财务检察官的资格指挥克拉苏军左翼。在与帕提亚军对阵的卡雷战役中，克拉苏军战败，31岁就平步青云的卡西乌斯率500名骑兵抛弃总司令克拉苏逃命。

　　此后，卡西乌斯专门负责叙利亚行省的防卫。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自己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才能。内战爆发时，他投靠了地盘在东方的庞培，负责爱琴海的制海权防卫。但是，在法萨卢斯会战之后，恺撒获胜并对庞培加以追击。当恺撒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小亚细亚时，本属庞培派的卡西乌斯却率领他的全体战舰不战而降。恺撒照例对卡西乌斯宽大处理，给予他自由。而获得自由的卡西乌斯既没有前往埃及追随庞培，也没有前往北非追赶他的同僚。他也没有像布鲁图那样过着谨言慎行的生活，而是积极地为恺撒效力。在前文中提到的以“我来，我见，我征服”而闻名的法尔纳凯斯会战中，卡西乌斯还曾担任恺撒军的军团长一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军事才能突出，另一方面，当时没有任何人怀疑卡西乌斯对恺撒的忠诚。同时，他还迎娶了同为恺撒忠实信徒的布鲁图之妹作为妻子。在接下来的公元前44年，他和布鲁图同时被恺撒任命为法务官。41岁的卡西乌斯顺利地登上高位。

　　但是，卡西乌斯对此并不满意。虽说同为法务官，布鲁图是首都的法务官，也就是首席大法务官。而与布鲁图同龄、但是资历超过他的卡西乌斯，却只能负责在罗马居住的外籍人事务。已经与庞培余党分道扬镳、一心一意忠于恺撒的卡西乌斯，对此安排满腹怨气。

　　卡西乌斯一直怀疑恺撒对自己的好意，这一次的安排令他对此怀疑更加确定了。这样一来，随着恺撒的权力愈加强大，自己的未来就将越来越渺茫。

　　那么，恺撒是否真的对卡西乌斯没有好感呢？虽然恺撒对卡西乌斯同样发扬了“宽容”的精神，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也许真的无法原谅带着500名骑兵弃克拉苏而逃的卡西乌斯。

　　500名骑兵，在当时堪称很强的战斗力。如果卡西乌斯没有带着他们逃走的话，战斗情况也许截然不同。即使战争结局无法逆转，最起码克拉苏和他指挥下的罗马军队也不至于如此悲惨收场。对将士兵的生命与战争取胜看得一样重要的恺撒来说，且不说即使是个人临阵脱逃都无法原谅，卡西乌斯可是置远征军全军覆没于不顾，率领500名骑兵背师而逃。有如此不堪前科的卡西乌斯，以后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恺撒都不会从内心加以饶恕的。

　　卡西乌斯自己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本质。如果他的智慧能及于此的话，也就不会在开始时率军脱逃了。

　　不过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在恺撒手下，他并非旗手之才。如果因为谋害恺撒是出于不满于徘徊低位的一己之私的话，是无法说服他人一起动手的。所以他决定以布鲁图为旗手。布鲁图能够身居要职，并非因为他个人的野心，而是因为他和恺撒的关系。这一点在元老院议员当中人尽皆知。因此，以他为旗手的话，就能让人们感到他是一个为了罗马国家的公共利益而牺牲恺撒给予他的私人利益的，一个品质高尚洁白、无欲无求、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从而加以追随。

　　他们推选出来的人固然是没有过人之能，但是如果由能力出众者担当旗手之位的话，其他人就会对他加以防备而不予追随了。所以，卡西乌斯选布鲁图为刺杀恺撒旗手，算是选对人了。

　　除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之外，还有利盖里乌斯、阿奎拉、鲁布里乌斯、那佐、盖乌斯·卡斯卡、普布利乌斯·卡斯卡，再加上强硬的反恺撒派，公元前54年的执政官阿赫诺巴尔布斯的儿子。上述9人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为恺撒所原谅的庞培余党”。此外，暗杀恺撒的人还包括恺撒派。

　　3.托利乌斯·金布罗。

　　职位不详，在恺撒的推荐之下成为元老院议员。换句话来说，他也是“恺撒拥趸”之一。

　　4.盖乌斯·托雷波尼乌斯。

　　刺杀事件发生时他四十五六岁。公元前60年任财务检察官，五年后任护民官。从公元前54年开始，他就在恺撒麾下任军团长，出征高卢。内战爆发时，他负责马赛攻防战中的陆上攻击。公元前47年，他被恺撒任命为西班牙总督。但是他又让庞培的两个儿子成功地集结叛军，逼得恺撒亲自出兵平叛。在恺撒的军团长中，他的才能属于中等。

　　5.德奇姆斯·布鲁图。

　　高卢战役时就跟随恺撒的幕僚之中，他和另一位在远征帕提亚中战死的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是最有军事才能的两人。这两人不仅背景相似，都出身良好，且都在20岁出头时追随恺撒左右。恺撒常常用“青年克拉苏”、“青年布鲁图”称呼两人，从中可以看出恺撒对这两位年轻人的喜爱之情。

　　然而这两人的结局却大不一样：“青年克拉苏”在随父远征帕提亚中壮烈牺牲；“青年布鲁图”则从高卢战役到内战中一路追随恺撒，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恺撒非常欣赏这位青年将军的才华，在恺撒的遗书中，曾指明其为第一继承人后的顺位继承人。不过“3·15事件”发生时，40岁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对此并不知情。而当恺撒遗书公布之后，他顿时面色异常，沉默无言。因此，后来大多数人认为恺撒临终前说“布鲁图，你也在啊”，所指的人就是他，而不是他的堂兄弟马库斯·布鲁图。事实上，罗马市民也大多将刺杀恺撒事件的一腔怒火集中发泄在他身上。

　　6.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

　　此人也是从高卢时期就追随恺撒的军团长。不过他在军事上并无突出才能。恺撒对他的任用，更多的是在高卢战役之后与元老院的斗争当中。他于公元前54年出任大法务官，在公元前49年成为恺撒派推举的执政官候选人，但最终败在了庞培和元老院派选派的两位候选人之手。内战时期，他虽仍为恺撒军团长，但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功绩。

　　7.米奴丘斯·巴基尔斯。

　　此人自公元前55年起以军团长身份参加高卢战役，内战时期也是恺撒手下一员。但史料中对此人的军事才能并没有具体的记述。唯一可知的是，他既是恺撒派，又以西塞罗的弟子自居。

　　上述5人中，以恺撒派高级将领托雷波尼乌斯、加尔巴、巴基尔斯以及德奇姆斯·布鲁图4人为甚，一直到内战时期都对恺撒忠心耿耿。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暗杀恺撒的一员呢？

　　由于他们在“3·15事件”发生后的两年里都相继死于非命，且没有留下任何遗书或遗言，因此后来的研究者们只能通过想象推测他们行刺恺撒的因由。目前最有可能的理由是他们觉得被恺撒欺骗了。他们认为自己为恺撒战斗，是为了恢复罗马的秩序，而不是为了让恺撒称帝。后来研究者们将这5个人称为“担忧的恺撒派”。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幕僚和亲信都反对恺撒。在他手下的将领和文官中，大约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萌生了反意。话虽如此，我们仍然禁不住想，这些可都是被恺撒一手调教出来的人啊，为什么当中仍有二十分之一的人会萌生杀害恺撒的想法呢？

　　在最初受到君主重用之后，又遭受冷落陷入绝望，继而萌生反意的人，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日本历史上的明智光秀

　　（刺杀主公织田信长。——译者注）

　　就是典型的例子。

　　然而上述4人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远征帕提亚的准备工作中，恺撒打算任命德奇姆斯·布鲁图和托雷波尼乌斯出任行省总督，这一职位已属留守国内人事安排中的要职。由此可以推断出，他们并不是因为即将面临仕途上的困境而刺杀恺撒。

　　此外，虽然恺撒始终拒绝登位称帝，但他对罗马将来应当成为君主制（一人独裁）的看法毫不掩饰。对此，他身边的希尔提乌斯、巴尔布斯、安东尼等人都能充分领会，与他们同属恺撒亲信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及其余三人为什么就不能领会到这一点呢？

　　如果他们领会但并不认可恺撒的理念，完全可以改投庞培门下。如果他们不同意君主制，而坚持寡头政治的话，也大可以在“3·15事件”发生前表明态度。毕竟恺撒和庞培的斗争在法尔萨拉战役前一直持续了两年，他们完全有机会重新选择。

　　因此，对于他们刺杀恺撒的理由，我想用恺撒自己的一句话来解释最为恰当：

　　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

　　如此说来，再追究这些刺杀恺撒的直接刺客们的动机，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不管他们每个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14个人组成的刺杀团伙的最终动机，仍是坚持元老院主导的共和体制，阻止罗马走向帝制。

　　不过他们并未理解，恺撒所考虑的“帝制”和他们“不想看见的”、罗马建国初期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君主制“王政”并不相同。因此这14人一致认为，如果恺撒的最终目的是走向“王政”的话，那么必须在该目标实现前摧毁它。

　　恺撒生前曾说：“无论结局如何恶劣，一切的源初仍是善意。”如此，一味追寻刺杀的动机还不如研究他们的“善意”来得更有意义。因此我们不如以一个善意的人——西塞罗——的证言为基础，来探究他们的“善意”。这样一来，莎士比亚以普鲁塔克的《列传》为基础写成的《恺撒大帝》，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现实的可能。

　　在身中23剑的恺撒遗体面前，所有人——包括安东尼——都在瞬间逃散，连句哀悼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安东尼和其余恺撒派的元老院议员们，以及那些中立派的议员们，在得知恺撒被刺的消息后第一时间逃出了会场。手握滴血短剑、身穿浴血托加的布鲁图及其同伙们陷入了癫狂状态，甚至一度刺伤了同伴的手腕。当他们重返会场时，发现庞培大回廊里空无一人，连守卫都无影无踪。

　　以布鲁图为首，刺杀者们相继奔出会场，沿途高喊“我们自由了”、“暴君死了”等口号。不过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沿途百姓早已在抢先逃跑的议员们“恺撒被刺杀了”的高喊声中得知了事变的发生。所有人都回家躲匿起来，紧闭大门，静观事态发展。原本熙熙攘攘的罗马市中心，瞬间成为了无人街。

　　刺杀者们原以为自己会获得热爱自由的罗马市民的欢呼和拥戴，但眼前空无一人的景象让他们感受到了和刺杀恺撒时一样的恐惧。恐惧和慌乱再次袭上他们心头。迷失了自我的刺杀者们再也没有勇气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再次高喊“我们自由了”、“暴君死了”。按照当初的计划，布鲁图要给罗马市民们作鼓动演说，然而此时的古罗马广场连一个鬼影都见不到。于是刺杀者们只好登上了卡匹托尔山。他们倒不是为了向众神报告已行之大事，也不是感谢诸神庇佑。作为罗马诸神的供奉地，卡匹托尔山一直被当做罗马的圣地。躲在这里，刺杀者们才能感到自己的安全有所保障。西塞罗在知道事变发生后，马上赶到了他们藏匿的地方。

　　西塞罗首先对仍握着滴血短剑的刺杀者们表达了敬佩之意，接着他建议他们应当迅速召开元老院会议，以恢复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按照罗马法律，法务官有权召集元老院会议，而刺杀者中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都时任法务官，且布鲁图还专门负责首都事务。西塞罗认为，布鲁图应当立刻行使召集会议的权力。

　　然而罗马法律还有另一项规定，即只有当两位执政官都因故无法召集会议时，大法务官才能行使召集元老院会议的权力。而当时两位执政官中，虽恺撒已死，但另一位执政官安东尼仍在罗马。布鲁图如果罔顾这一事实而强行召开会议，那实际上是违法的行为。

　　虽然布鲁图有胆量背弃誓死保卫恺撒的誓言，但他并没有足够的勇气违背法律的约束。最终，他以执政官安东尼才有权召集会议为由，拒绝了西塞罗的提议。共和政体复辟的希望瞬间破灭。与恺撒一起跨越“卢比孔河”的布鲁图，却在渡河后裹足不前。

　　在此期间，恺撒的遗体仍然躺在庞培大回廊的角落里。当遇刺的消息传到恺撒宅邸，他的妻子卡尔普尼娅当场晕厥，奴隶们也手足无措。当日下午，三位忠心耿耿的奴隶自发潜入庞培大回廊偷运出主人的遗体，没有运往罗马市内的官邸，而是安放于“苏布拉”的别墅中。经医生诊断，恺撒的23处剑伤中只有一处是致命伤。

　　在卡匹托尔山的神殿内，刺杀集团与西塞罗会面时提出将恺撒遗体与格拉古兄弟当年一样进行处理——扔进台伯河中。在他们依然为此争论不休时，勇敢的奴隶们已经将恺撒遗体偷运出城了。

　　3月15日的夜晚很快来临。入夜后，亢奋的刺杀者们平静了些许。根据西塞罗奴隶们四处调查的结果，位居安东尼之下的恺撒派们都紧闭家门；马尔斯广场周围驻扎的恺撒精锐们也因事出突然而茫然无措。之所以奴隶能调查到这些情况，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独立于主人们的情报网。得知事态陷入胶着状态之后，刺杀者们约定先各自回家，翌日早上再于古罗马广场相聚。

　　西塞罗却不敢返回位于罗马市中心帕拉蒂尼山上的宅邸，而是转而投宿在恺撒的好友、金融家马提乌斯的家里。一则马提乌斯的宅邸位于远离市中心的阿皮亚大道旁；二则他预想恺撒的精锐部队也不至于会攻击恺撒生前好友的住宅。

　　恺撒并未打算带着高卢战役以来就追随他的精锐军团远征帕提亚，而是给他们在各殖民地分派了土地。也有一些士兵宁愿一无所取，坚定地只求追随恺撒左右。这部分士兵后来被恺撒安置在马尔斯广场周围待命。这些人大多数是恺撒军中的百人队队长，无论是训练新兵还是在实战中，都是恺撒的得力助手。与四个背叛恺撒的高级将领不同，恺撒军中大凡中层以下的士兵们都对恺撒绝对忠心。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军团长更能理解恺撒的政治理念，而是因为他们对恺撒有着与生俱来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是盲从。或许有时候，信任就是一种盲从吧，就像塞维利娅对恺撒的爱。将士们对恺撒的爱或许并不逊色于男女之爱。这批人的存在正是让刺杀者们最为惊惧的。

　　3月16日

　　第二天，也就是3月16日，市民们重新出现在街头巷尾。不过街市商铺既无开店买卖，会堂、回廊、古罗马广场周围的学校也见不到上课的师生。所有的人听说布鲁图要公开演讲，都聚集到了古罗马广场。恺撒的精锐士兵们也满满当当地挤在讲坛周围的群众中。

　　布鲁图的演讲首先阐述了刺杀恺撒的原因，不是出于对恺撒的憎恨，而是出于对国家之爱远胜恺撒。因为如果任恺撒继续推行改革，那么全罗马人都会成为恺撒一人之奴隶。为了捍卫全罗马人的自由，他们不得已才行刺杀之举。

　　在布鲁图的演讲过程中，听众们皆寂静无声，既无反对的口号，也无赞同的声音。在布鲁图演讲完毕之后，秦纳登上讲坛。此人并非刺杀集团中的一员，却曾在得知事变后第一时间赶往卡匹托尔山对暗杀者们表示支持。而当秦纳攻击恺撒的演说一开始，沉默的听众们瞬间爆发。他在演说中称不允许为恺撒举行葬礼，恺撒遗体只能投入台伯河中。这一言论激起了群众的怒号，愤怒的群众像潮水一般朝秦纳和布鲁图所在的讲坛涌去。

　　刺杀集团成员们在自家奴隶的护卫下，从古罗马广场后面的暗道逃出，再度逃往头一天藏身的卡匹托尔山神庙。

　　公开遗嘱

　　此时，安东尼来到恺撒的别墅。4年前庞培死后，安东尼曾没收了他在西里欧山上的住宅。恺撒回国得知后勃然大怒，命其按照市价付给庞培遗孀相应的购置费。此后安东尼终于成为该住宅的正式持有人。从那里去往恺撒“苏布拉”的别墅，无须经过古罗马广场。

　　在恺撒被害的4小时后，同为执政官的安东尼第一次面对曾经同事的遗体。在恺撒的“苏布拉”别墅，还有恺撒的遗孀卡尔普尼娅及其父亲——元老院的资深议员皮索。正是这位皮索告诉安东尼，恺撒留有遗嘱。此前，遗嘱一直由女祭司保存，而安东尼对此一无所知。

　　当卡尔普尼娅、皮索、恺撒的亲信希尔提乌斯、巴尔布斯，以及恺撒死后成为罗马最高权力者的安东尼等人在能望见恺撒遗体的回廊内齐集后，恺撒的遗嘱首度公之于世。遗嘱写于6个月前，记录日期是公元前45年9月15日。

　　一、恺撒所有资产的四分之三，由盖乌斯·屋大维乌斯与阿提娅之子屋大维继承。

　　二、剩下的四分之一由路奇乌斯·皮纳利乌斯和昆图斯·佩提乌斯平均继承。

　　三、如第一继承人屋大维主动放弃继承权，其权利由德奇姆斯·布鲁图继承。

　　四、如第一继承人实行继承，则德奇姆斯·布鲁图与马克·安东尼两人为遗嘱执行监督人。同时若卡尔普尼娅生下恺撒遗腹子，上述两人同为遗腹子监护人。

　　五、第一继承人屋大维继承资产的同时，自动成为恺撒的养子，并改用恺撒的家族姓氏。

　　六、赠与所有住在首都的罗马市民每人300塞斯特斯，并将台伯河西岸恺撒名下的花园捐给市民作为公共场所。该项由第一继承人实行。

　　恺撒遇害时，屋大维正值18岁零6个月。其父屋大维乌斯是出身于“骑士阶级”的元老院议员，也属于阿皮亚大道旁韦莱特里城的权力阶层。其母是恺撒的外甥女阿提娅。“屋大维”一词的原意是指小屋大维乌斯。这位年轻人是恺撒的甥孙。

　　皮纳利乌斯和佩提乌斯两人，都是恺撒姐姐的儿子，也就是恺撒的外甥。

　　德奇姆斯·布鲁图与他们相比，是唯一一个与恺撒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马克·安东尼的母亲尤利娅，也是尤里乌斯家族一员。因此论起来，安东尼也是恺撒的亲戚。

　　然而恺撒的遗嘱却无关血缘，也无关财产分配，而完全是一份政治遗嘱。他将财产赠送给全体罗马市民，每人300塞斯特斯；却指定了屋大维作为养子，并给予他尤里乌斯·恺撒之家族名，等于向全世界公布屋大维是自己的继承人。

　　遗嘱公开后，最失望的莫过于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两人了。

　　“3·15事件”发生时，克娄巴特拉与传闻中她和恺撒的私生子恺撒利昂也正在罗马。

　　恺撒并不隐瞒他与克娄巴特拉之间的情人关系，他将克娄巴特拉母子安置在台伯河西岸花园的别墅中，自己与正妻则居于官邸。

　　不过对于他与克娄巴特拉的孩子，遗书中却只字未提。像他这样的伟岸男子，自然不会不承认私生子。或许他认为跟自己保持距离、划清界限，反而是对克娄巴特拉母子最好的保护吧。然而克娄巴特拉没法理解恺撒行为背后的深意。女王带着孩子秘密地乘船经台伯河到达奥斯提亚港口，并在那里转乘大船驶向埃及，远离了伤心之地罗马。她这么做，一是出于对恺撒遗嘱的失望，二是因为“3·15事件”后的罗马是一个人人自危的险地。

　　比之克娄巴特拉，38岁的安东尼的失望感可能更为强烈。作为恺撒左右手的他，对自己将成为恺撒继承人这一点始终深信不疑。身为终身独裁官兼执政官的恺撒还曾任命他出任与自己地位同等的执政官，并且打算在自己远征拍提亚期间委任他留在罗马任代首领。

　　虽然在法尔萨拉战役后恺撒前往追击庞培的一年里，安东尼作为代首领在统治期间出过乱子，也没能制止第十军团兵变，让恺撒有一阵颇为不悦，然而在恺撒回国后的一年里，两人的关系又逐渐恢复，安东尼又继续成为了恺撒的左右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恺撒要选择连指挥一个大队的经验都没有的、体弱多病的、年仅18岁的、又不是亲生子的屋大维作为继承人？不仅是安东尼，其他人对这一点也无法理解。

　　从表面上看，让一个当时未满18岁的孩子担任罗马帝国的首脑，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实际上恺撒订立遗嘱时，本以为还要再过十二三年才能用上呢。那时罗马早已完成了从共和政体走向王政的准备阶段，而那时将罗马交给屋大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再过13年，恺撒引退时，屋大维已年届30岁，正是罗马人在政界崭露头角的年纪。

　　然而即便虑及于此，那时的屋大维也只不过年届30岁，才到罗马人概念中的青年期，离社会认可的成熟男人还有一段距离。而同样的13年后，安东尼正好50岁。罗马人向来认为作为国家首领，沉稳胜过年少，50岁好过30岁。恺撒的意外遇刺，让罗马诞生了一位年仅18岁的首脑，这一点从安东尼的立场来看，是无法理解，甚至是失望透顶的。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一样，都无法看到恺撒行为背后的真意。

　　在法尔萨拉战役后的一年里，安东尼在政治统治上的失误，并不只是让恺撒一时感到不快。恺撒从中看到了安东尼的能力并不适合于和平时期。在军事上，安东尼是军团长中的翘楚。在罗马军常见的左、右、中翼的布阵中，安东尼可以轻松胜任任何一翼的指挥。然而他却不具备非战时的统治能力。恺撒原定远征帕提亚期间，不再任用安东尼为长期的代首领。在第二年、第三年的规划中，恺撒并没有将安东尼列入执政官人选，而是打算将他调到希腊北部的马其顿行省担任总督。这样当恺撒从帕提亚归来时，可以乘势收服多瑙河南岸。毕竟，安东尼在战场上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

　　我们重新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是屋大维担任帝国事业的继承人呢？当恺撒遗嘱公之于世时，大多数的罗马人心头都萦绕着一个疑问：“谁是屋大维？”无论在国内、国外，年轻的屋大维都籍籍无名。为什么恺撒要选这样一个人呢？或许恺撒正是看到了屋大维与安东尼截然相反的才能吧。

　　恺撒自己是不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能军事、政治一把抓的天才，而安东尼只是军事天才。恺撒看出屋大维有着和平时期的统治天赋，但缺乏军事才能。恺撒认为，和平时期也需要防卫。作为国家统治者，如果缺乏军事才能是行不通的。因此恺撒为了弥补屋大维军事能力上的欠缺，特地挑选了一个出生卑微、品性诚实、军事能力卓越的年轻人辅佐屋大维。这个人叫阿格里帕，与屋大维同龄。

　　恺撒立下遗嘱后，即刻开始了行动。首先他将屋大维和阿格里帕送到希腊西岸的阿波罗尼亚。两位年轻人在那里的远征军营中见了面。对于18岁的屋大维而言，出征帕提亚是人生中第一次参战。也正因此，恺撒被刺杀时，屋大维并不在国内。

　　得知恺撒遗嘱内容后失望异常的安东尼，萌生了趁继承人不在国内取而代之的野心。

　　首先，他凭借遗嘱执行监督人的身份，以保护恺撒的财产安全为由，将恺撒的金库搬到了自己家。金库中储备了恺撒远征帕提亚所需的约1亿塞斯特斯巨款。在控制了巨款后，他马上开始与刺杀者们接头。接头的任务交给了恺撒的秘书希尔提乌斯。安东尼于3月16日中午左右得知恺撒遗嘱内容，他当晚就命希尔提乌斯秘密造访了德奇姆斯·布鲁图的宅邸。德奇姆斯·布鲁图迅速将这一情况以书信的方式通报给马库斯·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并抄送了一份给西塞罗：

　　近况通报。

　　昨夜希尔提乌斯来访，将安东尼最恶劣、最无诚信的计划告知于我。

　　据其所言，我们之中无一人在罗马可得保全。民众和恺撒的精兵们怒火中烧，都叫嚣着要复仇。此言之真伪，我无法判断，或许你们那里还能判断事态发展之真实境况。

　　当前我唯一可以确认的，是由希尔提乌斯之口说出的安东尼计划。安东尼不赞成我们中任何一人以任何职位留在意大利境内——无论那职位多么卑微。他认为自己无法在愤怒的市民和士兵中保证我们的安全。

　　于是我向希尔提乌斯建议，我们全都是元老院议员出境制度（元老院议员无论因公、因私出境，都可以在罗马各行省和同盟国享有等同国内职务的待遇）的适用对象，可否依制度让我们离开意大利。

　　希尔提乌斯答应会尽力说服安东尼。不过依我看，安东尼应该不会同意我们所有人都按照该制度出境。毕竟我们现在是被恺撒派赶进了死胡同。即使安东尼现在答应我们的请求，将来也有可能反悔。他说不定还会宣布我们是国家公敌，并加以驱逐。

　　或许你们会询问我之意见。依我看来，还是暂时屈服于厄运，首先远离意大利——去罗得岛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总之趋远避祸，是为上策。待时来运转之时，便可重整回国；若厄运依旧，则继续天涯亡命；若遇雪上加霜，那就只好各安天命了。

　　对以上我的计划，不知两位意下如何，期待告知。希尔提乌斯也曾表示期待两位的意见，他嘱咐我一接到两位的回信，即刻向他转达。他将于明早10时向安东尼汇报我们的答复。盼两位即刻回复！

　　3月17日晨，于罗马

　　以上就是在恺撒喋血后的48小时内，刺杀集团一边人员的动向。

　　妥协

　　同日，即3月17日下午，由于愤怒的民众在古罗马广场聚集不散，安东尼在远离该处的西里欧山神庙里召集了元老院会议。刺杀集团全员出席，位居安东尼之下的恺撒派也人头攒动。只西塞罗被排除在外。此次元老院会议，实际上不过是两派互探虚实、试图找出折中解决方案的会议。

　　许多参会人士，特别是刺杀集团成员，在得知恺撒生前对此后两年的人事安排后，都对反恺撒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位列名单之中。敌方的动摇，给安东尼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恺撒遇刺两天后，元老院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对违背誓言刺杀恺撒的原恺撒派刺杀成员，皆不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刺杀集团也认可恺撒政治模式的继续推广，即按照恺撒生前人事计划进行职位安排。

　　到此时，以布鲁图为首的刺杀集团所关心的已经不是重建共和政体了，而是在愤怒的民众和恺撒精锐士兵威胁下的自身生命安全。出任政府要职无疑是当时最能保全性命的办法。

　　由恺撒生前准备妥当、死后由元老院追认通过的人事安排如下：

　　（名字前带“*”印记的，是刺杀集团成员，或没有直接参与刺杀行动但参与策划者。）

　　公元前43年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巴苏斯。

　　公元前42年执政官——普兰库斯、*德奇姆斯·布鲁图。

　　公元前44年起，在恺撒远征帕提亚期间的各行省总督：

　　近西班牙行省——雷必达。

　　远西班牙行省——帕里奥。

　　法国南部及整个高卢行省——普兰库斯任职至公元前43年末；自普兰库斯任公元前42年度执政官起该地由近西班牙行省的总督帕里奥兼任。

　　北意大利行省——*德奇姆斯·布鲁图任职至公元前43年末；布鲁图出任公元前42年度执政官后，该地总督人选再议。

　　北意大利行省一直被称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该地居民早已被恺撒全部授予了罗马公民权，但仍保留了行省的行政地位。根据罗马法律，从卢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峡的罗马本土境内不允许驻扎军队，而当时罗马称霸高卢不足6年，无论是对高卢境内的高卢民族，还是对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意大利半岛的北部防线都不可以松懈。因此，北意大利只有采取行省行政制度，才能保留军队驻防。而意大利半岛南部的西西里岛虽然只享有低于罗马公民的拉丁公民权，但是由于该地属防卫安全地域，因此早已撤掉行省，划归罗马本土境内。从本土防御的角度来看，北意大利的重要性显然高于西西里岛。

　　北意大利行省的总督同时也担任该地最高军事长官，担负着卢比孔河与本土国境交界地的安全防卫。因此该地总督一职理应会由最可信赖的人出任。公元前46年，恺撒就将北意大利行省总督的位置交给了马库斯·布鲁图。彼时离他在恺撒与庞培的对决中投降恺撒还不足一年时间。接着恺撒又决定在远征帕提亚期间，将这个重要的位置交给德奇姆斯·布鲁图。后来罗马人中流传着这两人恩将仇报的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接上继续公布名单：

　　马其顿行省——安东尼执政官任期终止时赴任。

　　亚细亚行省（小亚细亚地区西南部）——*托雷波尼乌斯。

　　比提尼亚行省（小亚细亚地区西北部）——*金布罗。

　　叙利亚行省——多拉贝拉。

　　原非洲行省——*科尔尼非切斯。

　　新非洲行省——塞斯提乌斯。

　　此外，任期自公元前44年12月10起的护民官一职由*卡斯卡出任，而此人正是行刺过程中第一个扑向恺撒的。

　　护民官——*卡斯卡。

　　值得一提的是，名单中没有卡西乌斯。按照罗马法律，公元前44年的执政官卡西乌斯可以在第二年升任行省总督，但恺撒的安排中非但没有让他负责重要的北意大利，甚至也没打算让他出任其他行省总督，反而委任没有总督经验的卡西乌斯妻子的哥哥马库斯·布鲁图为北意大利总督。考虑到行省总督即当地最高军事长官这个事实，恺撒这么安排的原因，大概是他的内心仍然无法原谅卡西乌斯当年背叛首领的行为吧。而卡西乌斯也对疑心重重的恺撒怀恨在心。

　　恺撒被刺两天后的元老院会议上，恺撒派和刺杀集团达成了妥协。妥协的结果却是仍旧按照恺撒生前的人事安排进行职务调配。恺撒虽死，但其思想仍在影响着他们。

　　没有亲临会议的西塞罗知道结果后，对此向阿提库斯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喟叹：

　　“早知如此，当初何必杀恺撒！”

　　此外元老院会议还决定，除了人事安排外，其余各方面仍沿用恺撒的政治构想：一是同意高卢和西班牙两个行省的代表进驻元老院，虽然保守派们对此曾异常反感；二是继续维持给予非本土出生的人罗马公民权的政策。

　　安东尼也向刺杀集团作出了让步，不过，只限于一件事，那就是废除终身独裁官制度。安东尼也知道，自恺撒后，任何人再试图坐上这个位置都必然招致全体公民的嘲笑。此外，远征帕提亚一事，在会议上再无一人提及。

　　会上恺撒派提出3月18日在古罗马广场为恺撒举办国葬。那些因恺撒遗嘱而受惠的刺杀成员们，对此亦无异议。

　　会后德奇姆斯·布鲁图便匆匆离开罗马，以期能尽快到达自己能公开拥有兵权的北意大利行省赴任。他早已感觉到了罗马公民和恺撒精锐士兵们的腾腾怒气。托雷波尼乌斯和金布罗也急忙赶往各自的任地。

　　马库斯·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这两位刺杀主谋，却怀着对会上所达成妥协的信任安心在罗马待了下来。元老院会议结束后，他们分别到两位恺撒派重要人物家中赴宴。雷必达招待布鲁图，安东尼招待卡西乌斯。两场宴会都在一片表面的和平中结束。

　　翌日，恺撒葬礼。

　　莎士比亚在《恺撒大帝》中写道，恺撒的葬礼由马库斯·布鲁图的演说作为开场，接着安东尼进行了他那举世闻名的杰出演讲。然而，我们在“目击证人的证词”中并没有找到相关内容。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刺杀发生当天的3月15日，刺杀者们原打算公开进行演讲，但后来不得不逃到卡匹托尔山上神殿中躲避。刺杀后第二天的3月16日，马库斯·布鲁图虽发表了演说，但最后也和前一天一样逃进了卡匹托尔山。如此两次，到国葬日的3月18日，德奇姆斯·布鲁图和马库斯·布鲁图自然再无胆量现身于众，因为民众和恺撒精锐们的愤怒丝毫未减。因此在国葬上，只有安东尼一人出现并发凭吊词。

　　在所有历史学家的论述中，无一人真正知道安东尼的凭吊内容，然而历史学家们都公认安东尼确实是发表了凭吊演说的。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按照古罗马惯例，凭吊演说一般是由死者最亲近的人进行的。意欲取屋大维而代之的安东尼，自然不会放过如此绝佳的展示机会。至于演说内容具体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恺撒大帝》中安东尼那精彩绝伦的凭吊词实际上不过是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而已。鉴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家喻户晓，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是不是有必要用那样的演说对历经“3·15事件”的罗马公众进行煽动呢？如果没有安东尼的煽动，罗马民众难道就会对布鲁图等刺杀者们拍手赞扬，赞同他们的行为吗？如果没有安东尼的煽动，罗马民众就不会对刺杀者们加以痛恨，对刺杀行为进行谴责吗？

　　有位古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如下事实：

　　安东尼站在古罗马广场的讲坛上，面对恺撒的遗体，宣读了恺撒遗嘱。表示会依照遗嘱赠与每位罗马公民300塞斯特斯，及将台伯河西岸的庭院捐赠给国家作为公共场所。同时他也谴责了违背誓死效忠恺撒誓言的刺杀者们。之后他对恺撒的功绩进行了一番颂扬。追悼会结束。

　　笔者认为，上述内容足以充分煽动民众情绪了，根本无须什么锦上添花的精彩演说。

　　火葬恺撒

　　史书记载的葬礼情况与莎士比亚在《恺撒大帝》中的描写大体相同。看到恺撒遗体的群众禁不住号啕大哭，怒火中烧。包围恺撒遗体的熊熊大火也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恺撒的葬礼已经不再是单纯寄托哀思的场所，更多地成为引燃愤怒和讨伐心的地方。

　　群众用燃烧恺撒遗体的火焰点燃了手中的火把，潮水般杀向了刺杀者们的宅邸。而以布鲁图为首的全体刺杀集团成员们早已躲进了友人的家中避祸，他们当中并没有谁在那天受到实质性的攻击。反而是一个与刺杀者金布罗同名的恺撒派诗人被愤怒的群众误杀了。

　　几乎在恺撒遗体被火焰吞噬的瞬间，天降瓢泼大雨，恺撒的骨灰被雨水冲刷殆尽。后来屋大维在平定内乱后曾建造了一座帝陵，而本应首位葬入帝陵的恺撒却因骨灰尽失而无法得葬。

　　恺撒之墓无处可寻。或许恺撒骨灰早已被雨水冲进了罗马的地下，随着他亲手督造的完备下水道系统流进了台伯河，流进了地中海。不平凡的无墓之葬，或许更适合不凡的恺撒吧。

　　逃跑

　　葬礼后次日，也就是3月19日夜里，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天不亮就逃离了罗马。身为首都法务官的布鲁图本应留在国内尽忠职守，但惧于群情激奋，也匆匆逃往阿皮亚大道30公里以南的别墅。古罗马将建在郊外的独栋别墅统称为“围拉”（villa），通常由大而坚的石头高墙围绕，其防卫能力远胜于罗马市内住宅，而内部设置从居室、马厩到奴隶住所一应俱全。因此这两位刺杀恺撒的主谋躲进安全所，等待安东尼履行承诺的“特赦”再返回罗马。

　　然而安东尼面临的情况比他之前预想的要顺利得多。因此尽管有西塞罗的热心周旋，尽管此前安东尼本人也有过亲口承诺，但现在他想要重新考虑之前承诺刺杀者的“特赦”了。因为如果实行“特赦”，他担心愤怒的罗马民众会将怒火转嫁到自己身上。

　　恺撒就任终身独裁官之后，立刻要求元老院全体议员起誓保卫恺撒的人身安全。恺撒在接受誓言后，立刻解散了长久以来由日耳曼和西班牙士兵组成的警卫队。然而如前所述，所有的刺杀成员都是元老院议员。

　　可能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如此相信誓言似乎显得轻率，而对古罗马而言，誓言有着极重的分量。

　　一神教的犹太人信奉人与神之间的约定，而多神教的罗马人则不同，他们认为神的作用是保护及帮助人类，而非裁定人类行为方式的判官，人类行为的正确与否，最终有待人类自身来裁决。正因如此，古罗马人才开创了法律精神，并相信无信义则无人伦。古罗马人惯于彼此交换誓言，通常他们的誓言分为以下几类：

　　一、与败者相约——在扣押人质的基础上缔结盟约。

　　二、与债务人相约——在有担保的基础上建立融资关系。

　　三、具公共效力的君子协定——在无人质、无担保的情况下，口头盟誓。

　　恺撒要求全体元老院议员所做的就是第三种协定。换言之，包括刺杀者在内的元老院议员们和终身独裁官恺撒之间的正是“君子协定”。

　　如果无此约定，那么刺杀恺撒的行为可能只是一场单纯的谋杀，仅构成罗马法律上的刑事犯罪。依据恺撒修订过的罗马法典，刑事罪犯只要选择自行流亡他国就不再被追究责任。然而刺杀者们参加过这典型的罗马式“君子协定”，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不仅仅是普通的刑事罪这么简单了。国家统治上层人士背信弃义——违背当初无须人质、无须担保但拥有最广泛公共效力的誓言，如同“驷马难追”的君子、“一言九鼎”的社会名流违背了社会公义。君子恺撒相信君子协定，解散了警卫队，而对方的“君子们”则偷偷携带武器前往禁械的场所行刺。一则违背誓言，二则违背法典，这样的人，怎能继续做名流，称君子？

　　当刺杀者们从亢奋中冷静后，西塞罗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积极斡旋，以期刺杀者们能获得“特赦”，恢复名誉。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西塞罗所想的“特赦”和今天我们说的“特赦”并不相同，不是获得宽恕释放而更接近自行流放。

　　此外，刺杀者们也在恢复理智后意识到了刺杀恺撒的严重性。因此，他们在次日元老院会议上也默认了恺撒生前遗嘱的人事安排。毕竟对国家公职，特别是国家要职人员而言，道义总是居于律法之下的。在西塞罗的积极斡旋下，安东尼答应进行“特赦”。“特赦”一旦实现，刺杀者们便可恢复“君子”声望。刺杀集团的成员均属元老院议员集团，均以自身纯罗马血统而自豪，在重视和严守誓言上皆不甘人后。因此他们对恺撒当年允许行省地区的优秀人物进入元老院始终无法释怀。

　　上述观点在纯罗马血统的“君子”们之间颇为盛行，但普通百姓对此无法理解。那么恺撒之死在普通民众间激起千层浪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因为《恺撒大帝》中安东尼那精彩绝伦的演说煽动？是因为被恺撒赠与每位公民300塞斯特斯遗嘱所感动？还是因为对最高统治者突然遇刺的同情？

　　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曾称恺撒为“国父”。“喀提林阴谋”时期，西塞罗也曾被人如此称呼，不同的是，恺撒获得的是全国性的正式称谓。和罗马建国之父罗穆路斯相比，恺撒可以算得上是第二位开创者，所谓的“中兴鼻祖”。

　　“国父”即国民之父。无论是对元老院议员还是普通百姓而言，恺撒都有着父亲一般的神圣光环。同时恺撒还将财产分赠给了每一位罗马公民，这是罗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因此对罗马而言，继承恺撒分赠的遗产，类似于儿子接受父亲的遗产。而在罗马，弑父是最重的罪行。

　　普通百姓可能无法了解所谓“君子协定”，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是谁谋害了他们的“父亲”。因此他们并不以“刺杀者”来称呼谋害恺撒之人，而是冠以“弑父者”之名，以表达他们心中对布鲁图等人的无比憎恨和愤怒之情。

　　安东尼马上察觉到了民心向背。在恺撒遗嘱公布之后，他立刻决心取代屋大维成为事实上恺撒的继任。因此，他也并没有让逃离罗马的刺杀者们返回的意思。从3月下旬到4月中旬西塞罗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安东尼的态度让他惴惴不安。即便自己并未亲手参与到谋杀行动中，西塞罗还是危机四伏，他不敢留在罗马的宅邸，也不敢留在郊外朋友家。即使西塞罗身负和以安东尼为首的恺撒派进行交涉，保证从公元前43年就无职务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安全重任，此刻他也不敢逗留，匆匆地逃往罗马市外的别墅。

　　然而即使身处离罗马20公里之外的别墅里，西塞罗仍惶恐不安。彼时关于恺撒精锐将亮出复仇之剑的传言满天飞，他虽认为自己不会是复仇靶子，却为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等人的安全担忧。他试图说服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前往自己在拉努比奥的别墅，并称自己将在那里和他们会合。拉努比奥别墅在布鲁图现居地以南约30公里，是个远离各条主大道的濒海之地。西塞罗曾为投资不动产不惜举债，如今看来，投资倒也派上了用场。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刻的安东尼正在毁掉自己成为恺撒继任者的大好机会。他非但没有立刻实施恺撒给每位公民分赠财产的遗嘱，反而将这部分钱挪用到巩固自己军队上。显然他并不懂“好钢使在刀刃上”这个道理。

　　安东尼忘了遵循恺撒的分赠遗嘱，但没忘了安排自己的亲信上位。他安排恺撒的首席副将雷必达补上恺撒兼任的大祭司一职，多拉贝拉补上恺撒兼任的执政官一职。这两人均为恺撒派要员，且与安东尼同为38岁。

　　在西塞罗惴惴不安的心态下，安东尼的势力日渐壮大。在他正为成为恺撒继承人努力之时，他最不想看到的人出现了。公元前44年4月，18岁的屋大维自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登陆回国。此时离恺撒遇刺约一个月。

　　屋大维

　　屋大维受恺撒之命，于公元前45年秋天前往希腊西岸的阿波罗尼亚。当恺撒遇刺和恺撒遗嘱公布的消息传到时，他正在为远征帕提亚集结军队。当时不少军团长力劝这位年轻的恺撒指定继承人不要返回罗马，在仍旧以“恺撒士兵”为荣的军队中静观其变。然而18岁的屋大维决意早日回到罗马，以继承恺撒遗志，完成恺撒遗愿。

　　此前，屋大维对恺撒会指定自己为继承人一事毫不知情。恺撒自己也没料到与世长辞会如此之快，因此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遗嘱内容的一星半点。

　　公元前46年末到公元前45年中期，恺撒曾出兵西班牙击败庞培余党，史称孟达会战。当时17岁的屋大维执意从军，因而恺撒也将其带在身边出征。得胜回国后恺撒给刚满18岁的屋大维配备了一员良将——阿格里帕，并令其护卫屋大维前往阿波罗尼亚。

　　屋大维

　　恺撒对屋大维的做法在古罗马上层阶级中并不罕见。仅凭这两件事，谁也不会想到恺撒打算立屋大维为继任。而屋大维在罗马百姓中并无特殊声望，因此当恺撒遗嘱公布后，大多数的罗马百姓都产生一个疑问——“谁是屋大维？”同样的，大部分的元老院阶级人士也在疑惑——“为什么是屋大维？”

　　屋大维出生于地方小城韦莱特里，父亲是原元老院议员。屋大维幼年丧父，母亲阿提娅不久改嫁。按照罗马惯例，女子改嫁通常不带与前夫所生的孩子，因此年幼的屋大维和姐姐一同由祖母尤利娅抚养。尤利娅是恺撒一母同胞的妹妹，其夫早亡，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虽然不知道她们是住在“苏布拉”的别墅，还是罗马市内大祭司的官邸，但可以肯定的是，少年屋大维是在恺撒家中成长的。

　　当时恺撒正忙于高卢战事，应该没有太多时间与少年屋大维一起生活。恺撒的高卢战役捷报频传，在年轻人当中掀起了一阵狂潮。阿雷佐战役那年，屋大维11岁，两年后恺撒就率军强渡卢比孔河。内战爆发后，罗马的上流社会分为两派，年轻人都支持恺撒，年长的都忠心于庞培。元老院议员的家庭内部也爆发了矛盾，西塞罗家是典型代表。西塞罗看好的年轻人，库里奥、卡埃里乌斯及女婿多拉贝拉相继成为恺撒派，连年仅10多岁的儿子和侄子也都追随恺撒，这让西塞罗头疼不已。他曾试图将儿子和侄子送到希腊，以远离那些狂热的罗马青年。屋大维从13岁到17岁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对他来说，恺撒既是心中的偶像，也是自己的舅公。虽然恺撒回国时间很少，但只要他一回来，不论是官邸还是别墅或者拉比可的庄园，屋大维总是粘着恺撒。

　　阿格里帕

　　年少的屋大维知道舅公对自己的爱护，知道自己军事能力不够突出，便精心挑选了良将阿格里帕随侍。因此远征帕提亚前，屋大维对舅公派自己先行前往阿波罗尼亚集结军队的命令毫无异议。

　　恺撒的遇刺是许多人的噩梦，对屋大维而言更是晴天霹雳。得知噩耗，屋大维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深深的悲痛中。而当恺撒遗嘱内容公布后，这位年轻人心中更是百感交集。

　　遗嘱中恺撒不仅指定屋大维为继任者，同时还指明收他为养子并继承恺撒家族姓氏。屋大维的生父虽是元老院议员，但从其姓名“盖乌斯·屋大维乌斯”中便可一眼看出，其出生并不高贵。小屋大维随其父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继承了其父出身不高贵的事实。恺撒自然明白，仅让屋大维以养子身份继承自己的事业肯定是不够的，因此，恺撒才费尽苦心地指定屋大维继承名门望族的姓氏，以抬高他的出身。恺撒的这份心意，屋大维比谁都更清楚。因为恺撒的遗嘱让这默默无名的地方官之子一跃而起，成为了全罗马屈指可数的名门之后。

　　此外，即便恺撒订立遗嘱时打算再过十几年才移交事业，他也在当时就已经决定将自己一手创立的帝国交托给当时年仅18岁的孩子，虽然这个孩子还没有任何功绩可言。仅凭这一点信任，就足以令屋大维感动终生。18岁时的这份感激，成为了支撑屋大维今后意志的源泉。屋大维心中的这份情，莫说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连安东尼和西塞罗都没有注意到。

　　4月中旬，罗马和整个意大利半岛的人们都在不安中度过，此时距恺撒遇刺还不到一个月。

　　安东尼在罗马日复一日地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积极筹备。刺杀集团中被派赴行省任总督的成员们都早早地离开了罗马，遗嘱中没有被委任职务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逐渐地往远离罗马的南方行去。无论西塞罗如何激动，如何鼓励，布鲁图都终日只谈论哲学，不再过问政事。

　　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屋大维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回国了。此前人们都认为他会躲在阿波罗尼亚。他遵照国家法律规定，并未带军队回国，但他也不是单枪匹马而来，阿格里帕等几人贴身随侍左右。他从布林迪西登陆后，沿阿皮亚大道北上，根据阿提库斯写给西塞罗的书信所言，他于4月16日到达其继父——前执政官——菲利普斯在那不勒斯的别墅。听说了这一消息的恺撒派成员纷纷从罗马赶赴那不勒斯，聚集在屋大维周围。

　　无论希尔提乌斯、巴尔布斯，还是奥比乌斯，都和其他人一样，对屋大维作为继承人感到意外。但这些恺撒的亲信并没有和其他人一样质疑恺撒的决定，他们选择遵从恺撒遗愿，坚定地拥护恺撒的选择。

　　在那不勒斯逗留期间，18岁的屋大维向恺撒派们表明心迹，明确自己将继承亡“父”遗志的决心。接着为表明对亡父亲近之人的尊敬，他很快就拜访了住在附近别墅的西塞罗。虚荣的西塞罗看到这位年轻人充满敬意的举动，心中自是满足不已。

　　西塞罗在信中多次称屋大维为“孩子”。可能对于62岁的西塞罗来说，18岁的屋大维确实只是个孩子。不过这个称谓对屋大维来说却相当刺耳。

　　虽然如此，屋大维还拥有恺撒所没有的特质——伪善。

　　屋大维在亡父恺撒亲信们的拥簇下从那不勒斯出发，沿着阿皮亚大道北上，于4月末抵达罗马，受到了安东尼异常冷淡地迎接。

　　38岁的安东尼和西塞罗一样，都只把18岁的屋大维当成一个“孩子”。有着年龄和履历双重优势的安东尼相当傲慢。虽然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是恺撒养子并有资格继承恺撒家族姓氏，但这一切都尚未正式实现。按照罗马规定，继承望族之名，首先要得到大祭司的认可，接着要获得公民大会的通过。现在的情况是，接替恺撒任大祭司的雷必达性格温顺，早在安东尼掌握之中；同时安东尼自任执政官，手握召集公民大会的权力。因此安东尼早已决定要暗中使坏，阻止屋大维正式成为恺撒“养子”。

　　回罗马后，屋大维立刻以尊长之礼拜访安东尼。他首先提出自己将继承恺撒遗志的决心，接着他要求安东尼归还私吞的恺撒金库。

　　按照罗马传统，社会名流去世后，其子必须举行诸如戏剧、体育竞技等系列的纪念活动。举办活动自然需要经费，此外恺撒遗嘱中也声明将给每位公民分赠300塞斯特斯。虽然屋大维生父远比恺撒富裕，但也不像克拉苏和庞培那样富可敌国。如果安东尼不归还恺撒金库，屋大维也没有能力举办这一系列纪念活动。作为恺撒养子却无法履行义务，如此屋大维便无法向公众交代。

　　安东尼自是推三阻四找理由不肯归还金库。如果屋大维无法尽身为养子的义务，失望的公民们自会认为他没有继承恺撒家族的资格，这正中安东尼下怀。

　　最初年仅18岁的屋大维也一筹莫展。不过这位意志力坚定的“孩子”很快想到了办法，他打算拜访恺撒生前财力雄厚的好友，请他们提供资金支援。马提乌斯是拜访对象之一。恺撒遇刺后西塞罗就曾前往马提乌斯位于阿皮亚大道旁的别墅躲避风头。马提乌斯是属于“骑士阶级”的有经济实力的人，一贯以不关心政治的金融家自居。他修养极高，曾将荷马著作《伊利亚特》译成拉丁语。恺撒的朋友们尽管出身阶级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良好的修为。

　　这一次他又受到了阻挠——暗中使坏的人不是安东尼，而是西塞罗。虽然出发点和安东尼完全不同，但西塞罗也不愿看到屋大维成为恺撒的接班人。如果屋大维继承了恺撒的政治遗愿，那么费尽心力刺杀恺撒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故而西塞罗给素来亲厚的马提乌斯修书一封，谴责他在恺撒遇刺后仍与恺撒派藕断丝连，并希望他不要接受屋大维的请求。现存的史料中还能找到马提乌斯的回信，全文翻译如下：

　　您的来信令我不胜欣喜，且无论内容为何，字里行间都满含着您对我的关心和亲厚。但我也不得不说信的内容让我陷入了苦恼。我竟不知自己所行之事（指经济援助屋大维）会伤害到您那高贵的精神。

　　尽管我对您的尊敬不在任何人之下，但是我仍决意将我所行之事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我必须要尽的义务——即使这会成为对您意见的反驳。

　　恺撒去世后，我受到多方面的指责。我为痛失挚友而悲伤，我为自己敬仰的伟人死于非命而悲愤不已，却不知这样也会遭受到众人的横加指责。

　　他们指责我重私情而轻国益。明明是为国家利益扫清了障碍的高兴事，我却因为逝去的是自己的好友而流泪。恕我直言，我对那样的“高尚”言论毫无兴趣，我也没有那样的高尚贤明的智慧。

　　在恺撒与元老院的斗争中，我并没有和他站在一边；在恺撒强渡卢比孔河时，我也并不认可他的行为，但我无法对好友身陷囹圄而坐视不理。内战爆发后，为促成恺撒和庞培和谈，我曾多次秘密斡旋。（马提乌斯确曾在内战某一段时期，为双方间调停而积极奔走，终因庞培无意与恺撒一对一和谈而作罢。）

　　即使最后内战是以好友胜利告终，我也未曾因此而谋私利，反而因后来的金融改革蒙受了巨大损失。（恺撒为保证债务人能及时还清债务，人为剔除战后因通货膨胀产生的25%的价值，要求各债权人仍以战前的担保价值追债。这实际上造成了金融大鳄的不小损失。）

　　我既无法释怀恺撒为了盘活经济而让我们金融界人士蒙受损失，也无法忘记他让反对派继续住在罗马过着和以前一样公职生活的宽容精神。而正是这种宽容精神，让反对派们有机会在3月15日将剑刺向他。

　　我如何能像这帮忘恩负义之徒一样憎恨恺撒，为恺撒之死而欢欣鼓舞呢？或许他们会说：“今天我们不杀他，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死在他的手上。”

　　这是何等傲慢的言行！不仅不为犯下的杀人罪行而后悔，还不允许人们为死者悲伤流泪！连奴隶都有起码的喜怒哀乐自由啊！这些以终结暴君统治的解救者自居的人，是不是还想继续支配人民的情感自由？

　　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我都不会退缩。无论何种威胁——哪怕是死亡——都不能夺取我的人性及对好友尽义务的责任心。恺撒之死让我深深地明白，带着对自己的自豪死去也是一种荣光。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此我毫不隐讳地说，我希望因恺撒之死能让所有人都感到痛苦。

　　但我不会将己之所欲强加于人，因此我也不希望别人干涉我的情感，让我能为最敬爱最伟大的朋友回归西天而尽情悲伤流泪。

　　西塞罗啊，您大概是因为听说我将为恺撒举行纪念竞技会提供资金援助而写信的吧。我坦白说，我只将其视为私事，并不带有政治目的。是我自己怀着敬意，为纪念伟大的朋友而作出的捐赠。说实话，我无法拒绝那位年轻人真诚的请求，同时我也为恺撒选了这样一位合适的继承人而感到无上欣喜。

　　诚如您所言，我常常拜访安东尼府上，不过那纯粹是礼节性的。如果您现在也造访安东尼宅邸，就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了。那里如今已是水泄不通，希望借当权者之手获利的人如过江之鲫充斥门庭。当中有不少就是斥责我不顾国家公义为恺撒悲痛的人。

　　以前恺撒从不干涉我拜访何人，也不干涉我接受谁的造访。即使我与他的政敌往来，他也从未流露过半分不快。与之相反的是，现在竟然有人不允许我为挚友遇害而悲伤，禁止我表达个人情感！这样践踏人性的独裁制度，断不能长期存续。若其不幸实现，我将退至远离罗马的罗得岛，远离独裁和干扰，怀着对恺撒的思念聊度余生。

　　面对马提乌斯义正词严的斥责，西塞罗似乎也无颜继续阻挠。屋大维决定将恺撒纪念大会定于恺撒诞生的7月进行，此时大体已经准备妥当。资金方面除了马提乌斯外，屋大维还争取到了另一位经济大鳄的支援，可以说基本上屋大维已经拥有整个罗马经济界作为后盾了。在此形势下，安东尼即使想使绊也无处着手。罗马民众对这位18岁的“孩子”有了很大改观。重视家族的罗马人认为力排阻挠为父尽孝，是值得称颂的美德。年仅18岁的屋大维，无须借助武力，漂亮地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刺杀者

　　随着罗马再度成为恺撒派的天下，刺杀者方面的情形却每况愈下。即使住在布鲁图离罗马南面60公里的拉努比奥别墅里，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仍然心怀不安，打算阖家迁至更南边的那不勒斯。布鲁图甚至产生主动流放的想法，但最终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一旦主动流放就意味着认罪，而且无论他们逃到哪里，都没有信心能逃离恺撒精英部队的怒火。

　　惶恐中，大家聚集到布鲁图的拉努比奥别墅商议对策。到场的有布鲁图、西斯阿罗、布鲁图母亲塞维利娅、妻子鲍基娅及妹妹特尔图拉（即卡西乌斯之妻）。

　　西塞罗向布鲁图说过他在途中想到的解决办法，即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两人主动提出前往西西里购置小麦。西塞罗认为若以此为由，安东尼定无拒绝之理。

　　西塞罗力劝眉头紧锁的布鲁图，身为共和政体的旗手，他的个人安危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卡西乌斯到场后，西塞罗又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一遍观点。

　　布鲁图依旧沉默，卡西乌斯听后却火冒三丈。他愤怒道：“宁死不去西西里！委曲求全，还要强颜答谢，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西塞罗大感无奈，问卡西乌斯有什么打算，卡西乌斯表示可以前往亚卡伊亚（希腊中部）。西塞罗接着又问布鲁图有何打算，此时布鲁图终于开口了。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返回罗马。”

　　“绝无可能！回到罗马就是以身犯险。”

　　“如果绝无危险，是否您就同意呢？”

　　“自然。”西塞罗答道，然后接着说，“您现在所任的大法务官一职任期到今年年中为止，比起让您到行省去，我本意自然是希望您能留在罗马。然而对于之后无官无职的您来说，留在罗马确实是个危险之举。您我都心知肚明。”

　　之后，西塞罗又逐一分析了首都的危险因素。他的分析燃起了刺杀者们心中的不满。本来是商量善后对策的会场，立刻出现了争相声讨自己同志的场面。最激动的要数卡西乌斯。他慨叹失去了大好机会的同时，也以激烈的言辞谴责其他同志。被声讨的最厉害的，是已赴任北意大利行省总督的德奇姆斯·布鲁图。

　　刺杀者中，德奇姆斯·布鲁图与恺撒的关系最为密切。原本在刺杀成功后，面对茫然无措的罗马公民们，德奇姆斯·布鲁图可以迅速掌握形势，但他什么也没做。对此，不仅是卡西乌斯，就连马库斯·布鲁图都口出怨言。

　　西塞罗也没有保持沉默。这位62岁的罗马共和主义者也在激烈地抱怨三件事：一是为什么没有连安东尼一并杀掉；二是为什么不在刺杀成功后马上召集元老院会议，尽早恢复共和制政体；三是为什么刺杀成功后不立刻召集茫然的民众们，乘机恢复被恺撒推倒的元老院共和体制，最后棋差一着。

　　此时，布鲁图的母亲塞维利娅突然插话，用激烈的语调大声说：“我从未听到谁说这样的话！”

　　塞维利娅所言极是，此前从未有人就刺杀成功后的局面提出任何计划，毫无考虑就刺杀了恺撒。

　　马库斯·布鲁图的母亲塞维利娅是恺撒一生的红颜知己，丈夫死后，她不仅没有再婚，反而对拥有多次政治婚姻且情人不断的恺撒一往情深。对她来说，亲生儿子亲手杀死了自己一生的挚爱这是何其悲惨的命运，连古希腊悲剧戏文也不过如此吧。这样的一个女人当时在想什么，史料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仅仅留下了上述的那一句话。从上述的唯一一句话推测，大概此前将情人看得高于一切的塞维利娅，在情人死后又回归了母亲的天职吧。她不仅出席了这样的一场会议，后来也去求安东尼和希尔提乌斯、巴尔布斯等恺撒派，在不伤及名誉的情况下放儿子布鲁图离开意大利。大概是出于和恺撒的特殊关系，她与上述人士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过此后塞维利娅再没和儿子一起行动过。一方面由于儿子已入不惑之年，另一方面是由于她的儿媳——小加图之女鲍基娅——对恺撒恨之入骨。这也不足为奇：一位是把儿子托付给恺撒的母亲，一位是策动丈夫离开恺撒的妻子。这对婆媳之间的交恶，可谓史无前例。在下定刺杀恺撒的决心前，布鲁图肯定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团团转。

　　会后，塞维利娅动身前往恺撒生前赠与她的那不勒斯近郊别墅。尽管是刺杀恺撒主谋者的母亲，安东尼、屋大维以及恺撒生前亲信希尔提乌斯、巴尔布斯、奥比乌斯等对挚爱恺撒一生的塞维利娅是很尊重的，且此态度并未因恺撒亡故而改变。因此在那不勒斯别墅中安享晚年的塞维利娅，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人身安全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只是她晚年未允许儿子涉足别墅半步。

　　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声讨会议。被塞维利娅斥责考虑不周的刺杀者们，被斥责后越发消沉，根本无法冷静地思索对策。最后会议在绝望的叹气和互相指责里结束。西塞罗在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信中，详尽地记述了会议当天的情形，并在信末感慨道：

　　我眼前似乎出现了陌生人同舟渡河的情形。没有人指得出明确的目的地，没有人能冷静判断出今后何为。自刺杀恺撒后就一直陷入混乱的他们，如今更是被绝望的情绪笼罩。每个人心里都恨不得插翅远飞，直至再听不见“刺杀”这个词为止。

　　西塞罗信中的日期落款为“公元前44年6月8日”，离“3月15日”已经过去了快3个月。同时西塞罗还在给阿提库斯的信中写道：

　　3月15日后继续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的想法，如今看来不过是可笑的幻想。他们只有成为英雄的热情，却缺少成为英雄的头脑，甚至连孩子都比不上。大树虽倒下，树根仍深植。

　　不过笔者认为，西塞罗似乎并没有资格指责以布鲁图为首的“英雄”们的幼稚。因为在西塞罗同一时间的另一封信中，如此写道：

　　在我看来，屋大维是个智勇双全的小伙子。他对我们的英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并不（像安东尼那样）恨入骨髓，或许我们还有和解的机会。然而他还是太过年轻，我担心他很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如何让他与安东尼决裂，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一旦成功，这位曾呼我为“仲父”的孩子很有可能为我们所用，到时我们的英雄就可以重见天日了。

　　事实上，对这位18岁的“伪善”者来说，称西塞罗一声“仲父”比吃一顿早餐难不了多少。因此他一方面大写充满敬爱之情的书信满足这位罗马绅士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已经开始着手准备7月中旬的大型纪念运动会。纪念恺撒的运动会为期7天，全罗马公民包括女性、孩子都可以参加。4个月前56岁的恺撒遇刺的记忆重新在全体罗马公民的脑中翻腾，对刺杀者们的憎恨及复仇的决心也再度燃起。自然屋大维也不忘适时地执行“亡父”遗嘱，给每位公民分赠300塞斯特斯。

　　屋大维铸造的恺撒纪念银币（刻有运动会最后一夜天空中划过的闪耀彗星）

　　大会的最后一夜，一颗大且闪亮的彗星出现在罗马湛蓝的夜空。人们纷纷传言那是恺撒升天的异象。

　　在此顺便解释一下，后来的天文学研究表明，那正是“哈雷彗星”。

　　屋大维成功举办恺撒纪念运动会，与其说对隐居远在那不勒斯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造成巨大震撼，不如说给近在罗马的安东尼心头投下一片阴影。

　　为了对抗声望渐涨的屋大维，安东尼再度和布鲁图、卡西乌斯接洽。对于希望在无损声誉情况下逃往海外的刺杀者而言，这无疑是个绝佳的机会。自3月17日元老院会议后，这是安东尼和布鲁图之间的第二次相互妥协。

　　逃往国外

　　屋大维成功地在“7月”举办了恺撒纪念运动会，这不仅让罗马人自此用Julius（尤里乌斯）称呼“7月”，更是成功地塑造了“屋大维”在全体罗马人——首都的、意大利半岛的、商业殖民或者应兵役要求到国外的——心中的声望。现在再也不会有人问“谁是屋大维？”了。对此安东尼焦虑不已。

　　他一方面命继任大祭司的雷必达停止为屋大维办理养子相关手续，另一方面再度与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来往。鉴于西塞罗的《书信集》中并无相关内容，大概可以推测出他并没有参与此事。然而从布鲁图并未对安东尼授意下的元老院决策感到惊异这一表现，我们推测应该是在此之前他与安东尼就已有来往。或许促成来往的中间人，正是与恺撒派过从甚密的塞维利娅。

　　Julius月的次月，即8月初，元老院会议以大多数赞同票迅速地通过了执政官安东尼的议案。该项议案表面上是关于现任执政官安东尼和多拉贝拉于次年，即公元前43年，完成执政官任期后的任职地，实际上其核心是该议案的附带内容——对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处置办法。

　　一、执政官安东尼在完成任期后，将于公元前43年凭借前执政官身份，出任北意大利行省总督，任期5年。多拉贝拉同样凭借前执政官身份，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任期5年。

　　二、安东尼任执政官期间，马其顿行省的总督一职由马库斯·布鲁图出任，任期至公元前44年末。恺撒为远征帕提亚在希腊阿波罗尼亚集结的军队将不日召回，不归布鲁图管辖。同时身为马其顿总督的布鲁图不能自主召集军队。恺撒生前指派的叙利亚总督多拉贝拉已任执政官，因此该职位由卡西乌斯补任。

　　尽管屋大维声望如日中天，但18岁的他仍无法在元老院占一席之地。恺撒遇害后，身任执政官的安东尼因握有元老院会议召集权成为了元老院执牛耳者。尽管之前他声称继承恺撒政治遗愿，此番议案却明确是反其道而行之，不过倒也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即使屋大维出席元老院会议，他大概也不会对安东尼的议案提出任何反驳。因为他是个懂得绕道而行的人，在该伪装的场合他会毫不犹豫。

　　在恺撒遇害后的第五个月，元老院通过的安东尼议案中包括了以下两项内容：

　　一、与差两个月才满19岁的屋大维相比，年届38岁的安东尼首次公开表明要成为恺撒继承人的态度。

　　如前所述，由于被称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的意大利北部行省全体公民，都被恺撒授予了罗马公民权，因此该地实际上已与卢比孔河以南的罗马本土融为一体了。继续保持其行省性质，一方面是为了防御北部敌人，另一方面是用该地驻兵保卫罗马本土。

　　然而恺撒遇刺后，高卢和日耳曼都遣来使节吊唁，北意大利行省存在的第一个理由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但第二个理由依然很充分。安东尼打算卸任执政官后，从较易渡过的卢比孔河以北，以军事控制罗马本土。这才是他接任德奇姆斯·布鲁图出任总督并任期5年的真正用意，以达到在近处以武力胁迫罗马本土的目的。至此安东尼的目的不言而明。

　　二、安东尼议案中另一项内容，是关于“特赦”的。

　　若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任期到公元前44年末为止，那么从该项任命起始日算起也不过只能持续4个月时间。但是他两人便可据此名正言顺出境，而免于被流放的命运。让两人以公职人员身份因公出境，正是该议案的目的。不同于杀人犯的获罪流放，而让两人保全了梦寐以求的“在不伤及名誉的情况下逃往国外”的愿望。对安东尼来说，此刻的对手已经不再是刺杀后一心逃往国外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而是留在罗马的屋大维。因此给这两人“特赦”正好可以获得以西塞罗为首的刺杀派的选票，从而获得更多的权力。

　　布鲁图、卡西乌斯、西塞罗都察觉到了安东尼的用意。如果协助安东尼，意味着这些原本为恢复共和政体不惜刺杀专制君主的人们，现在要成为另一位君主上位的帮凶。然而诚如西塞罗所言：“保证共和制旗手马库斯·布鲁图的人身安全乃是当务之急。”因此他们已顾不了这么多，甚至打算抛弃另一位同志德奇姆斯·布鲁图。

　　据恺撒遇害后召开的第一次元老院会议决议，德奇姆斯·布鲁图将于次年的公元前43年出任北意大利行省总督。但安东尼议案不仅剥夺了正前往任地的德奇姆斯·布鲁图的任职资格，甚至也没有为他安排其他职位。这无异于将其置于危险境地。原为军团长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常年在恺撒麾下效力，颇受恺撒赏识。恺撒生前所立遗嘱指定他为第二顺位继承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备受恺撒青睐的人，首先举剑刺向了恺撒。正因如此，恺撒军中精锐和普通百姓对他的憎恨来得更为强烈。此时若失去拥有军队指挥权的行省总督一职，又没有其余公职在身的话，德奇姆斯·布鲁图就再无抵御公众愤怒和复仇的盾牌了。西塞罗、马库斯·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明知如此，却也对安东尼的议案毫无异议。西塞罗更是在元老院会议中给该议案投了赞同票，这明显是打算见死不救了。

　　安东尼的计划相当完美。首先按照元老院会议之前通过的决议，多拉贝拉在执政官期满后将于公元前44年末起，出任叙利亚总督。而在多拉贝拉仍为执政官的这个空当，即当下至公元前44年末，则提议由卡西乌斯出任叙利亚总督。另一方面提议马库斯·布鲁图出任马其顿总督至公元前44年末，却没有安排他的继任者。这样即可以让布鲁图以正当理由走出国门，又给元老院中以西塞罗为首的布鲁图支持者们留有希望。因为他们本以为能保全布鲁图的性命就不错了，却没想到自己还有继续参政的可能。安东尼正是抓住了这个弱点，给反恺撒派以希望，从而控制他们。

　　8月底，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分别前往马其顿、叙利亚赴任。身负公职的他们，终于可以在白天堂堂正正地出发了。那些在“3月15日”高举白刃、刺杀暴君、高喊自由的人们，或许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海外逃亡吧。

　　尽管在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信中，西塞罗一再斥责此“以为杀掉专制君主就是打到专制政治”的两个人“幼稚至极”，但他不得不将再度建立共和政体的理想寄托在他们身上。临别前，这位62岁智者的一番慷慨激昂，让共和主义者们无不闻之动容：“过去共和政治的精神在罗马，从今日起共和政治的精神在你们到达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西塞罗对自身的影响力充满自信。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平安地送走后，更是增添了他的勇气。西塞罗此刻坚信，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离开罗马后，历史的重任就只能落在他一人肩头——以舆论为器，再兴共和。

　　弹劾安东尼

　　从公元前44年9月起，西塞罗陆续发表了历史上有名的反安东尼演说——《腓力比克（philippic）之辩》，共计14次。西塞罗将演讲标题解释为“弹劾菲利普”，从标题看，西塞罗的目的不言而喻。

　　相传希腊步入衰退期时，亚历山大大帝的生父、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曾试图一统希腊城邦。德摩斯梯尼为此特别以“腓力比克”为题，发表著名的反菲利普演说。他向雅典市民呼吁，自由才是公民应当守护的最高价值。因此罗马人只要一听到“腓力比克”这个标题，大略就明白西塞罗演讲的内容所指。这也正是西塞罗的高明之处。

　　然而西塞罗对安东尼的攻击性演说，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西塞罗本以为，聚集在罗马广场的民众听完演说后，“西塞罗所言极是”、“罗马绝不允许个人独裁”、“恢复共和，流放安东尼”、“迎接布鲁图”的呼声会此起彼伏；元老院也将顺应民情重新制定政策。然而在他的演说结束后，想象中的情景终未出现。不过他也并非一无所获。自“3月15日”后目睹安东尼专横的元老院议员们——即西塞罗口中的“保守派”——开始远离安东尼。所谓“保守派”，大都是拥立屋大维的原恺撒派。

　　为什么西塞罗只针对安东尼，而没有连带上恺撒的指定继承人屋大维？是否在他眼中屋大维不是再兴共和的障碍？西塞罗在演讲中极尽能事攻击安东尼的品行：指责安东尼虽孔武有力，却只有匹夫之勇；揭露安东尼沉溺酒色，除嗓门高之外一无是处；是个角斗士一样的普通男人。这种对品行不端的攻击正是西塞罗的特长。只是他将所有的指责都集中在安东尼一人；他不仅不攻击屋大维，反而大加赞扬。他的目的是想让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嫌隙更深一层。待屋大维看穿安东尼的真面目，不再期待与之进行谈判时，便会转而投入到“仲父”阵营中——这才是西塞罗希望看到的。

　　屋大维在回国后的4个月里，着实巩固了自己的基础。他周围除了忠心的旧恺撒派外，还聚拢了不少原恺撒军中的精锐士兵。西塞罗以为只要拉拢了屋大维，那么布鲁图回国就指日可待。

　　这位62岁的罗马智者，仍然保留着对屋大维的最初印象，以为仍是当年那个“孩子”。他认为这位近19岁的“孩子”所希望的，不过是继承尤里乌斯·恺撒家族的遗产，并非恺撒的政治抱负，因此无须太过高看他。

　　进入10月，“3月15日”以来一直胶着的局势终于发生了改变。恺撒生前为远征帕提亚集结的军队从希腊回国了。为了尽早将这支军队收为己用，安东尼率先赶到了军队登陆的布林迪西港口。

　　当初安东尼没有把恺撒金库交给屋大维，为的就是这一天。他希望用金钱收买这支部队。然而军队中过半的士兵们都拒绝接受安东尼指挥，表示愿坚定地跟随恺撒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对安东尼来说，这个打击远比西塞罗的弹劾演说要巨大得多。慌张的安东尼心生一计，以执政官身份命北意大利总督德奇姆斯·布鲁图立即卸任，以便亲自掌控北意大利的军队和屋大维对抗。

　　德奇姆斯·布鲁图深知自己是恺撒派复仇的对象，如果没有军队的话就意味着任人宰割，因此他拒不服从安东尼的命令。奈何北意大利军队对安东尼也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安东尼决定不惜以武力夺取北意大利。他没有返回首都，而是沿亚得里亚海海岸向北意大利急行，途中他以高额赏金征集了不少军队。然而到了北意大利与罗马交界的卢比孔河，之前征集的士兵们大多改换门庭，直奔屋大维而去。

　　仅尤里乌斯·恺撒之名，就已远胜1亿塞斯特斯的效力。深知这一点的恺撒固然值得敬佩，年仅18岁的屋大维能理解恺撒的深意更不简单。大概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薪火传承吧。

　　对于急转直下的局势，西塞罗比谁都更为关注。且不论之前的见死不救，现在西塞罗认为救德奇姆斯·布鲁图的绝佳机会来了。安东尼围攻摩德纳城中德奇姆斯·布鲁图的战斗已经打响，救布鲁图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2月20日，西塞罗在当天的元老院会议上发表第三次《腓力比克之辩》，其内容如下：

　　一、赞扬屋大维从安东尼的暴政中解救了首都罗马。

　　二、指出支援被安东尼围攻的德奇姆斯·布鲁图乃当务之急。

　　三、强调安东尼才应该是罗马军队的攻击目标。

　　公元前44年，刺杀者们历经了成功刺杀恺撒的激动时刻、刺杀后的消极直至绝望逃亡阶段，到公元前43年，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丝扭转命运的曙光。

　　西塞罗演讲结束的20天后，公元前43年1月1日，执政官依律进行换届。按照恺撒生前指定，由希尔提乌斯和巴苏斯两人出任当年执政官。这两人都曾是恺撒的亲信，一直忠心耿耿，在安东尼与屋大维的斗争中显然也都支持屋大维。西塞罗心中又重新充满了希望。他与身处希腊的马库斯·布鲁图、身在叙利亚的卡西乌斯之间的通信猛增，同时他也不忘给在北意大利与安东尼对决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写鼓励信。

　　当原本与自己亲厚的两人出任执政官后，西塞罗似乎有些激动得忘形了。他接连恳请元老院通过以下两个议案：

　　一、授予屋大维正式地位。

　　二、对安东尼发出“元老院最终劝告”，并宣布其为国家公敌。

　　尽管众人对安东尼专横行事感到不满，但上述两件都并非小事，元老院最终没有通过西塞罗的议案。一方面毕竟屋大维只有19岁，正式执政太过年轻；另一方面，非常态的“元老院最终劝告”的非法性一直被恺撒所诟病，因此也不是轻易就能启用的。元老院最终决定派使者前往安东尼处，表达完希望其回头的意愿就散会了。此时屋大维认为事态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这位年轻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募集资金，组建军队。

　　公元前43年3月，希尔提乌斯和巴苏斯两位执政官率领四个军团离开罗马，前往安东尼与德奇姆斯·布鲁图交战的摩德纳。摩德纳是北意大利行省的主大道艾米利亚大道沿线的重要城市，可直达里米尼和皮亚琴察。此行的目的是以武力逼迫安东尼屈服，与两位执政官同行的正是屋大维。这一次屋大维并非以个人身份随军，而是正式率领军队参战。此次行动除了两位执政官同意，连西塞罗也极为赞成。因为西塞罗非常希望两位执政官和屋大维三人可以击退围困德奇姆斯·布鲁图的安东尼，将德奇姆斯救回。

　　4月，腹背受敌的安东尼不得不解除对德奇姆斯的包围，之后他在与两位执政官及屋大维的联合阵线对阵中败北，迅速向西撤退。此番战斗中，两位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巴苏斯皆战死沙场。他们手下的士兵们拒绝接受曾经杀害恺撒的德奇姆斯指挥，纷纷投到屋大维帐下。

　　绝望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打算投奔远在希腊的马库斯·布鲁图，然而在途中被沿途的高卢居民抓获。安东尼得知此消息，毫不犹豫地下令斩杀德奇姆斯。

　　在此之前，前往叙利亚的多拉贝拉也杀掉了托雷波尼乌斯。恺撒亲信的四位军团长中，有两位提剑刺向了恺撒，而最后却死在另两位的剑下。血债血偿拉开了帷幕。德奇姆斯·布鲁图和托雷波尼乌斯的首级被送到罗马，置于古罗马广场的讲坛上示众。

　　复仇以恺撒生前最不愿看到的方式正式开始。

　　复仇

　　首次握有兵力并独立指挥战争的屋大维，并没有听从西塞罗乘胜追击的建议，而是率领军队返回罗马。

　　面对军权在握的屋大维，元老院并无能力与之抗衡。于是在两位执政官皆战死的情况下，很快元老院就同意屋大维出任候补执政官。

　　西塞罗对19岁担任执政官这等前无古人之事感到为难，但他仍认为自己能操控住这个“孩子”，因此也并没有强烈反对。

　　8月，屋大维获得公民大会压倒性的投票优势正式出任执政官。同时由恺撒的外甥佩提乌斯补上另一执政官之空缺。此时屋大维距法定任职年龄——21岁——还差两年。

　　就任后19岁的屋大维做的第一件事，是履行成为恺撒养子的公证程序——因为在此之前该程序一直遭到安东尼的阻挠。在公民大会毫无异义地全票通过后，屋大维开始正式启用“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屋大维”这个名称。民众及元老院众议员也开始以“恺撒”代称屋大维。

　　19岁的“恺撒”做的第二件事，是促成另一位执政官佩提乌斯提出《佩提乌斯法》的出台。这个法案给了远在别墅的西塞罗当头一棒。

　　依据该法案，那些背弃誓言杀害恺撒的人全被判定有罪，并被处以流放。正式成为恺撒之子的屋大维，好像向恺撒派全员吹响了进攻号角，告诉他们“复仇的时机到了！”

　　接着，屋大维以执政官身份率领着实力已大增的11个军团，奔赴北意大利行省。

　　此时此刻，19岁的屋大维仍“情真意切”地给西塞罗写信并不倦地向这位63岁的智者讨教，而西塞罗仍对年轻的执政官抱有一丝希望。真不知是该叹息西塞罗的愚善，还是该佩服屋大维的伪善。西塞罗仍希望北去的屋大维能够和安东尼决一雌雄并战胜而归。毕竟和安东尼的狙杀政策相比，《佩提乌斯法》规定的流放处罚还是要好得多。

　　虽然屋大维为了吹响复仇号角已苦苦等待了一年多，但他并没有与安东尼对决的打算，毕竟此刻自身实力还远逊于安东尼。

　　就在屋大维进行成为恺撒养子的公正程序并努力谋求执政官职位时，从摩德纳战败的安东尼正在筹划与高卢、西班牙行省总督组成联合阵线。此时雷必达、普兰库斯、帕里奥等已升为行省总督的原恺撒军团长们，率领着各自部下前往北意大利与屋大维会合。

　　公元前43年11月，恺撒派们再度于北意大利行省内的博洛尼亚城聚首。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三人结成同盟，史称“后三头政治”（或“后三头同盟”）。孤注一掷信任屋大维的西塞罗，此刻彻底绝望了。

　　“后三头”率领部队，从博洛尼亚返回罗马。11月27日，公民大会承认“后三头同盟”为国家危机管理体制，以5年为限。

　　“后三头政治”

　　历史上由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组成的“前三头政治”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公认体制，而“后三头政治”却作为正式的同盟形态得到了公开承认。西塞罗的毕生理想，布鲁图等刺杀者强行守护的元老院共和政体——罗马特色的寡头政治——到此灰飞烟灭。

　　此外，“后三头政治”的形成，也让39岁的安东尼不得不隐藏起想成为恺撒接班人的野心。

　　不知道安东尼还记不记得，“前三头政治”同盟时“三头”里力量最弱小的恺撒后来居上，成为了最后的赢家。而此刻在“后三头政治”同盟里，尽管19岁年轻人手中的势力已极大加强，让人无法轻视，但无论年龄还是履历，屋大维的情况都和当年的恺撒颇为相似——年轻且无政绩。“后三头”中安东尼在年龄和政绩上都居首位。雷必达性格温厚颇似当年“前三头”里的克拉苏，事实上他也是因为曾任恺撒左右手才成为“三头”中一员的。安东尼是否考虑过这些特性？还是像恺撒生前的名言一样，他属于“只想看见自己想看的现实”那一类人呢？“后三头政治”同盟成立后，安东尼有句话常不离口：“屋大维有实力？那不过是蒙恺撒庇佑而已。”

　　“后三头政治”同盟成立后，首先作出如下决定：

　　一、制定“黑名单”，消灭反对势力。

　　二、安东尼与屋大维合力，共同对付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同时，雷必达留守本国，守护大本营。

　　或许恺撒对敌宽容带来的好处并没有被抛诸脑后，然而安东尼和屋大维，毕竟不是恺撒，他们只代表自己。恺撒生前曾极力反对的、臭名远扬的苏拉式恐怖政治复活了。制作名单时，屋大维比任何人都更冷酷无情。“复仇”取代了“宽容”。

　　名单中牵涉了300名元老院议员和2000名左右的“骑士阶级”人士。其中，有130人被定为国家公敌，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直接处死。这些人大多是以前的庞培支持者，后来在恺撒的宽容下继续保持元老院议席的议员。这130人中，直接参与刺杀行动的确有其人，但更多人与刺杀毫无关系，刺杀发生后也并未秘密支援刺杀者。因此“后三头同盟”实际上是效仿苏拉，在对反对势力斩草除根上如出一辙。

　　“后三头”制作黑名单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筹措资金，因此黑名单中的2000名有经济实力的人士，被没收全部财产。西塞罗的好友，著名的富翁阿提库斯就因曾支援过布鲁图而位列黑名单中，差点被处罚。因他长年担任安东尼之妻富尔维娅的经济顾问，后来安东尼看妻子的面子，将他除名。

　　此外，西塞罗因曾大肆发表弹劾安东尼的演说而位列黑名单榜首。口口声声称“仲父”、经常写信求教于他的屋大维此时也表现得异常冷漠，非但没有试图救他，而且对安东尼的提议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西塞罗的罪名是“刺杀恺撒行动的思想指导”。如果翻阅刺杀恺撒时期西塞罗和布鲁图等人之间的频繁通信，这个罪名也不是毫无理由的。然而对思想的处罚并不属于刑法的问题。但实际上“后三头”提出黑名单，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强力扫除反对势力。因此西塞罗的问题并不属于刑事范围，而属政治斗争范畴。

　　公元前43年冬，整肃风暴席卷了罗马及整个意大利半岛。苏拉当年采用的给予告密者奖赏的制度重新被启用，意大利陷入了血雨腥风中，宛如40年前苏拉的白色政治再现。一旦被列入名单，就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即使名单人员家族中的妇女、儿童也会被严刑拷打，要求供出其夫或者其父隐姓埋名的地点。那被定为死刑的130人，一旦落网首级即刻被割下然后送往罗马，连押运的过程和麻烦都省了。古罗马广场的讲坛上摆满了首级，与苏拉时代并无二致。

　　“后三头”对黑名单上的人物一律从严处理，甚至到了“大义灭亲”的程度。“三头”中雷必达的亲弟弟巴鲁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安东尼的亲舅舅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都被定为死刑且行刑过程严苛。

　　自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罗马内战爆发以来，罗马人分成了两派——恺撒派与庞培派。大多数家族内部也因支持不同的领袖而发生了分裂。毕竟恺撒和庞培的斗争并不仅是一家一族的冲突，而是关系到国家整体的政治斗争。一家一族之内的骨肉亲人间自然也会因各自不同的政见而爆发冲突。内战结束后，家族内部血亲也因政治阵营分为胜者和败者。

　　恺撒对失败阵营人士采取了宽容政策，一方面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不处理好败方心中的怨愤，对整个国家并无好处；另一方面因为他宽容的性格，他根本不愿看到这样互相怨恨的悲惨局面出现。或许恺撒心中的理想罗马，应该是个既无成王也无败寇的世界。

　　然而恺撒的继任者们，却因亲历了恺撒遇害事件，而对“宽容”不放心。他们认为如果不将败方们斩草除根，便永无宁日。不过也有一些旧庞培派，因被恺撒生前委以重任，而免于受苦。大文豪特伦提乌斯·瓦罗便是其中一位。恺撒敬重其文学造诣，任命他为罗马首任国家图书馆的选书人。而且这位瓦罗和西塞罗不同，他在得到恺撒赦免后就远离了政坛。

　　西塞罗之死

　　公元前43年11月28日，“后三头”首次公布黑名单。不过这份名单上并没有详细列出2300人的姓名，而是公布了16位要犯。这16人包括了直接刺杀恺撒的布鲁图等14人和西塞罗两兄弟，并且西塞罗之名赫然列在榜首。

　　当时西塞罗已经对安东尼和屋大维联手的罗马政治不再抱希望，离开首都，在名下的8处别墅中轮住。同时他还念念不忘远在希腊的布鲁图等人的安危，不断打听他们的行踪。黑名单公布时，西塞罗还待在三面临海的阿斯托拉别墅中。知道自己名列名单之首后，西塞罗最初打算乘船逃往希腊。彼时彼刻，如果他真这么做了，或许还能逃离意大利，然而西塞罗最终没有下定决心。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西塞罗优柔寡断的性格造成的悲剧，笔者对此倒不赞同。无法抛弃亲弟弟昆图斯而独自逃生是西塞罗留下来的重要原因。昆图斯一直和兄长西塞罗生活在西塞罗的别墅中，不久前因取必需品而回到罗马近旁的图斯库罗姆别墅。曾经在恺撒麾下参与高卢战役的昆图斯，此番被列入黑名单的死刑部分中，只因其兄长西塞罗是头号要犯。因此西塞罗肯定不能抛下弟弟独自逃走。

　　另一个原因，是西塞罗也无意求生。曾经无比热爱写作的西塞罗在“后三头同盟”成立后再也没有拿起笔。大概他觉得生无可恋甘愿听天由命，再也不愿在波涛中逃避了吧。

　　得知搜查队逼近后，西塞罗从容应对死亡。他并未作出任何反抗，面对奴隶们自发成立的保护组织，他也只说：“勿行无用之事。”

　　搜查队奉安东尼之命，不仅割下西塞罗首级，还砍下他的右手一并带回罗马广场示众。显然安东尼对于西塞罗曾经撰写《腓力比克之辩》一事无法释怀。

　　从无比欢欣地看着恺撒遇害，到西塞罗自己举身赴黄泉，不过1年零9个月。公元前43年12月7日，西塞罗被杀，享年63岁。

　　50年后，帕拉蒂尼山的皇宫内，皇孙们正聚在一起阅读西塞罗的名著时，年迈的帝王步入殿内。孩子们知道皇祖父与西塞罗被杀的过程，都因害怕遭受训斥而紧张不已。

　　然而青春不再的帝王屋大维拿过孙儿们手中读物，伫立默读片刻后返还给孙儿们说：“西塞罗是位智者，学识渊博且深爱国家。”

　　此时的屋大维是不是回忆起那段被称为“孩子”而不愤的岁月呢？已成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此时看到的大概是西塞罗的这篇著作：

　　人世诸爱种种，至高至喜之爱当属爱国。世人皆知爱父母，世人亦知爱子女、兄弟、友人、爱人。然诸爱种种都包含在爱国之内。若国有难，若国有需，诸民定当赴汤蹈火，为国捐躯。

　　——《论义务》

　　《论义务》是恺撒遇害后西塞罗写成的最后一篇文章。文章充满了爱国之情、忧国之意，深深地打动着读者。这篇文章的论调其实和恺撒的主张是一致的，如果作者换成恺撒或许也不会有人发觉。那西塞罗为何还要继续反对恺撒呢？

　　或许这是因为二者对“祖国”的概念理解各异吧。

　　西塞罗心中的理想国是布匿战争时期的罗马，那是一个由本国出生的罗马精英——元老院阶级——主导并统治的国家。当时北部的卢比孔河、南部的墨西拿海峡是罗马本土与行省的分界，本土版图内才是西塞罗认可的“祖国”。

　　而恺撒心中之“祖国”是无边界之国。他并不赞成由罗马本土出生的元老院阶级担任国家专政的统治者。因此他大刀阔斧地改革，选用被征服民族的代表进入元老院议席，引起纯正血统论者西塞罗和布鲁图的反对。他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无论是高卢人、西班牙人还是希腊人都可任用。恺撒的“祖国”是罗马文明统治下的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存共荣的帝国。

　　有人说，公元前1世纪的顶级智者分别是西塞罗和恺撒，笔者深表赞同。然而这两位生于同时代的亲密友人之间却无法相互理解。

　　或者应该这么说，恺撒是理解西塞罗的。尽管对“国家”的观点不同，恺撒仍能体会并尊重西塞罗深切的“爱国心”。每当西塞罗陷入危机，恺撒总是尽力出手救助，并不断地希望西塞罗能理解并支持自己的大业。然而西塞罗却无法理解恺撒。

　　恺撒遇害后，西塞罗并不待见实力日渐增强的安东尼，他曾数度在给好友阿提库斯的信中批评安东尼的处事：“若是恺撒，一定能处理得更好。”西塞罗这么评价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理解恺撒，而是因为他对安东尼的态度不满。恺撒在世时总是受到尊重的西塞罗，到安东尼手上却经常被无视。西塞罗文笔卓越，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其文仍旧是拉丁语的范文和标杆。然而这位文采斐然、洞悉世事的西塞罗，却缺乏先见之明。他对“祖国”概念的理解，就充分反映出他的缺陷。

　　“神君恺撒”（Divus Caesar）

　　西塞罗死后，公元前42年罗马发生了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大事。

　　古罗马的1月1日，既不是祭祀日，也不是公休日，而是一年工作的开端。那一年的1月1日，元老院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将亡故的恺撒尊称为“神”。恺撒正式成为神族一员。

　　这个决议造就了后世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此前后世的研究者们对恺撒的评价一直相当高，然而多数人受到基督教一神教的教义束缚，在如何继续评价恺撒这个问题上显得很无措。甚至写下了“明君恺撒怎么能成为神呢？”这样的疑惑。和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学者们不同，笔者自小就生在一个信奉八百万众神明的国度，对此问题也持不同态度。在日本，出于尊崇或出于敬畏，菅原道真、明治天皇或其他历史人物，都被奉为神明，因此日本是一个有八百万神明的国家。当时的罗马人虽然没有供奉八百万神明这么多，但也盛行敬拜多神。比如，征服叙利亚后，叙利亚的诸位神明就在罗马人中间站稳了脚跟；恺撒带克娄巴特拉回国后，埃及诸神的信徒也开始出现在罗马。

　　事实上，除开国君王罗穆路斯外，恺撒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被尊为神的帝王。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曾获埃及神官告知，其父乃天神并非凡人，因此且惊且喜的亚历山大大帝才在远征印度时表现得更为英勇无惧。这就是古代多神教的世界。虚荣心胜过常人的恺撒如果知道自己被封神，大概一点不会不快吧。或许他会开颜畅怀地与众人玩笑说：“与我爱恋过的女子以后可以说她们曾和神恋爱过了。”

　　但是恺撒被神化，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才能非凡的屋大维没有具备恺撒的幽默感，因此为了捍卫恺撒神一般的形象，他只保留了恺撒的巅峰作品《高卢战记》和《内战记》，而将其余作品全部付之一炬。恺撒年轻时创作的诗歌、戏剧、大多数的书信以及情书等永远消失在历史烟尘中。

　　从希腊神话里可以看出，多神教的众神其实也拥有与人类相似的缺点，譬如爱恋，譬如偷情，均毫不掩饰。话虽如此，但如果一位上神留下众多情书，这让后世情何以堪。或许是考虑到这点，除《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以外的恺撒著作，我们只能从西塞罗等人的转引中找到蛛丝马迹。显然，要成为上神，麻烦总是和荣誉一起到来。

　　与屋大维的反应相对，普通罗马人倒是大方地接受恺撒封神一事。对“称帝”异常反感的罗马人对“封神”却不反对，足见罗马是个多神教的国家。在老百姓看来，既然开国者罗穆路斯能够成神，那么恺撒作为罗马盛世之主，被封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毕竟在罗马，神作为守护众生的无上力量，自是多多益善。

　　随着恺撒被封神，其继子屋大维自然成为了“神之子”，罗马人对此并不陌生。因为曾经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号称是“神之子”。

　　在公元前42年这个时间节点，提出将恺撒神格化的议案，是屋大维等人精心筹划的重要政治部署。20岁的屋大维已经决定借此在公元前42年内完成复仇大计，一举歼灭正在希腊整兵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屋大维深知目前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该目标，必须要得到武将出身的安东尼的配合。然而彼时安东尼正全身心谋划扩大自己实力，实际上并无为恺撒复仇之意。因此只有找到大义凛然的理由，才能逼迫安东尼出战。将恺撒神格化，就是最合适的理由。

　　杀害已经成为罗马人守护神的恺撒，犯了罗马人的大忌。刺杀者自然成为了罗马人的公敌。恺撒升格为神，为神复仇的理由使得安东尼和屋大维结成了最坚实的统一战线。该年夏天，两人率19个军团齐动，渡过亚得里亚海。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战场，效仿当年恺撒与庞培的对决，选定在希腊某个地方。

　　出发前，20岁的年轻首领宣誓将在斩杀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后建立神庙，用于供奉“复仇之神”。而当年恺撒战后建立的，却是“宽容之神”神庙。

　　布鲁图之死

　　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也没有白白浪费两年时光，他们作好了迎接复仇的准备。首先他们在各自的行省——布鲁图在希腊、卡西乌斯在叙利亚——加强军备。卡西乌斯甚至杀掉安东尼议案中指派的叙利亚总督多拉贝拉以血祭旗。同时他们加强各自行省的赋税，从希腊到东方的罗马行省居民都负担了沉重的课税。

　　某地域的统治者在增强军备的同时，通常不会不顾一切地搜刮民脂民膏，怕引发众怒揭竿而起。而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此时不得不为之，以备迎战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复仇联盟。在一系列准备后，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共集结了含2万骑兵在内的10万大军。安东尼和屋大维联盟则率领了含1.3万骑兵在内的12万大军汹汹进攻。攻守双方的兵力是当年恺撒和庞培在法萨卢斯会战时的2倍多。战斗在希腊北部的腓立比进行。该城位于横贯希腊东西的交通要道埃格纳提亚大道沿路的广阔平原上。这座由亚历山大大帝父亲菲利普斯建立的城池，因此次战役名垂青史。

　　马库斯·布鲁图的侧脸（刺杀恺撒不久逃往希腊后铸造，约前43—前42年）

　　秋天在腓立比平原上进行的战争，尽管参战人数达到20万之众，却在战略、战术上毫无建树。其原因如下：

　　首要原因是没有统一战略。一山不容二虎，无论是安东尼还是屋大维都不甘心屈居军中副手，都各自率领军队积极进攻。同时守方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也各自为政。因此战争初期，出现了安东尼对阵卡西乌斯、屋大维对阵布鲁图的局面。

　　其次，四位主帅中最具武将才能的安东尼和卡西乌斯也不过尔尔。这两位都只是军中军团长级别的人物，并不具备总司令的能力，因此在腓立比会战中表现平平。

　　与当年恺撒和庞培的法萨卢斯会战相比，两次战役的总司令水平并不在一个等级上。尽管腓立比会战拥有大量骑兵——1.3万对阵2万——然而却没有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战斗力。因此，腓立比会战仅仅只是“量”的战斗。

　　再次，尽管敌对双方的领袖——屋大维和布鲁图——都没有担任总司令的经验，然而由于屋大维抱病在床，其军队在布鲁图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这位总司令天生消化器官娇弱，后来常出现腹痛到无法下床的情形。这也是他被安东尼蔑视的原因之一。不过恺撒在指定他为继承人时肯定知道这点，因为当年屋大维随恺撒出征西班牙的孟达会战时，也经常“抱恙”。腓立比战役对屋大维而言意义非同小可，在关键时刻病倒确实不走运。并且恺撒亲自为屋大维挑选的武将阿格里帕尽管尽心尽力，却也因临战经验不足未能发挥充分。

　　综上因素，腓立比战役前期屋大维被布鲁图击退，安东尼击败卡西乌斯。因失败而绝望的卡西乌斯不久自裁，终年43岁。

　　战争后期的前20天里，布鲁图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将老战友卡西乌斯遗体焚化后，便一步也没有离开卡西乌斯营帐。屋大维借此机会重整大军，安东尼也进一步扩大了兵力。

　　笔者推测，或许布鲁图在迎击屋大维和安东尼之前，已经丧失了战斗欲望，甚至已经丧失了生存意志。因为那段时间噩耗充斥着他的脑海。

　　布鲁图发行的《刺杀恺撒》纪念银币 （前43—前42年左右）

　　首先是托雷波尼乌斯被处决，接着是德奇姆斯·布鲁图。屋大维和安东尼结成同盟后，绝望的妻子波西娅吞火炭而亡。直至西塞罗被处决，宣告布鲁图彻底成为了孤家寡人，再也得不到支援。此时最后一位朋友卡西乌斯也自杀身亡。

　　莎士比亚在《恺撒大帝》中描述布鲁图此刻眼前出现了恺撒魂灵。或许他真正看见的不是恺撒，而是他自己心中的苦闷吧。因为在莎翁笔下另一部戏剧《哈姆雷特》中，当已故国王魂灵显现时，除王子外，其余近卫也看得一清二楚。而此刻只有布鲁图一人看见了恺撒魂灵，不得不说是他内心作祟。此外，以恺撒生前宽容的性格，即便死后也不可能化身怨气的鬼魂出现。不论被恶灵缠身是真是假，布鲁图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显然早已自暴自弃。

　　腓立比战役后期，屋大维和安东尼的联合军队获得最终胜利，布鲁图则拒绝部下逃命的建议选择了自杀，终年43岁。

　　两位敌将（屋大维和安东尼）按照罗马传统火葬了布鲁图，并将骨灰送至其母塞维利娅处。顺带介绍一下，塞维利娅并没卷进“后三头”掀起的整肃运动，而是在恺撒赠与的那不勒色近郊别墅中安度了晚年。屋大维和安东尼对恺撒一生挚爱还是非常尊重的，即便那人是他们头号政敌的母亲。最后布鲁图葬于何处，至今再无人知晓。

　　这里想介绍布鲁图写给西塞罗的一封亲笔信，因为这是目前在布鲁图遗物中，最能展示他真性情的物件。

　　相较于恺撒动辄两三行，最长也不过半页的写信习惯，布鲁图倒非常善于写长信。即将介绍的这封信就长达6页。不过信中布鲁图多次重复同一内容，若照信全译虽有助于理解他的性格，但无论译者还是读者大概都会不胜其烦。因此信中雷同内容笔者在此均用“……”代替。

　　该信写成于公元前43年5月，彼时正值西塞罗自以为能操控屋大维，因此要求屋大维饶恕布鲁图并允许其回国。正在希腊的马其顿加强军备的布鲁图，得知消息后立刻写信给罗马的西塞罗表示抗议。

　　致西塞罗：

　　从阿提库斯送来的手抄信副本中，我也得知了您写给屋大维的建议。对于您的帮助和关心，我不胜感激。本国来的信中都充满了身处国内的您每时每刻对我的关心、担忧，我也知道您为我所做的一切。

　　然而您给屋大维的建议，却让我无比为难。我明白，您为了换得我的安全不惜向那个年轻人卑躬屈膝，但我能做到不顾共和国之名向他表示感激吗？我也明白，您将我的安全托付给了他，但我认为若如此苟延残喘，毋宁死。难道我们刺杀恺撒不是为了推翻君主制度，而是为了让另一个人登上君王宝座吗？

　　您对他说话的言辞，极像臣子对君王的语气。同为争取自由的人，为什么要为了达成某些愿望而这样低声下气？为守护自由而手染鲜血的我们，生命却掌握在另一个人手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倘若那个年轻人无维护的意愿，那我们就已失去存活的权利了吗？我向往活着，但若如此活着，倒真是生不如死。我们曾对着朱庇特神宣誓，我们曾将世界人民从罗马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因此我也坚信我们应当受到罗马人民的感激，而大可不必为了活命卑躬屈膝。……

　　西塞罗，据悉您如今是屋大维最信赖的顾问，而您最关心的则是我的人身安全。那么我是否也该将自身安全寄望于那个“孩子”的温情呢？

　　若如此，为什么不寄望于安东尼？反正都是忍辱偷生，反正都是寄希望于“温情”，为什么只能选择屋大维而不选择安东尼呢？在专制独裁问题上，他们并无二致啊。

　　是的，就是这个专制。正是因为向往专制，恺撒才会有登王位称帝的野心。正是因为向往专制，安东尼才一心一意想成为恺撒的继承人。而如今的罗马，正将那个年龄上尚不足以成为“男人”的“孩子”推上君主专制的宝座。

　　遗憾的是，这拥立中还有您的一份“功劳”。出于对安东尼的憎恨，您大力扶助屋大维。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憎恨专制的人，而拥立专制君主，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既如此，杀死恺撒就已毫无意义可言。……恺撒在世时我们是他的奴隶，难道恺撒死后我们还要继续做他的奴隶吗？我们能反对恺撒所行之事，却不能反对恺撒继任者所行之事吗？……

　　在我看来，恺撒生前的西塞罗远比现在更忠于自己。倘若继续抱着对人类奴性和卑劣性的厌恶，无论活在世界哪个角落，也不会为流亡的命运感到悲哀。正因如此，若必须对使人产生奴性的专制主义者屈服才能回到罗马，我宁愿选择继续流亡。……因为凡得自由之地，皆是我心中之罗马。……

　　曾正义凛然弹劾安东尼（《腓力比克之辩》）的西塞罗，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守护人。如今屈从于一个专制主义者的西塞罗，到此已功过相抵。不但已失去了死后的荣光，也伤害了他引以自傲的尊严。

　　西塞罗啊，没有人能比您更爱罗马，也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罗马的根基——自由——的守护者。因此我恳求您，不要再为我向屋大维屈服。与其让您为此努力，我更希望能看到一个忠于自己内心的西塞罗。我也祈祷：总有一天，那座城市（罗马）可以成为您对祖国贡献的证人，恢复它以自由为傲的荣光；总有一天，市民们会团结一致反对专制主义者，众志成城。

　　写下这封信的四个月后，马库斯·布鲁图兵败，自刎于腓立比草原。

　　尽管刺杀恺撒的真正首犯是卡西乌斯而非布鲁图，但刺杀集团是在布鲁图领导下才正式发挥作用。尽管也有人批评布鲁图走错了方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布鲁图身上仍具有高洁的品格。

　　然而和西塞罗虽智慧却缺乏预见能力类似，布鲁图的高洁精神也未能给罗马人指出正确的前进道路。在意大利现行的大学历史教材中也是这么评价的：“‘3·15事件’是怀旧主义者们自我陶醉式的、弊大于利的悲剧。”

　　“3月15日”不仅是恺撒的悲剧，也是布鲁图的悲剧。悲剧产生的原因，不是高尚精神不为时代所容，而是道德情操高尚的人没有看到时代的变化。

　　罗马帝国崩溃的1500年后，当意大利人重建城市国家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给予了布鲁图很高的评价。《恺撒大帝》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出自英国人莎士比亚之手。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