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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皇帝哈德良

　　（117年8月9日—138年7月10日在位）

　　少年时代

　　公元76年1月24日，普布利乌斯·埃里乌斯·哈德良（P. Aelius Hadrianus）在意大利卡出生。这个城镇在古代叫西斯帕尼亚，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图拉真也出生在这个城市。哈德良比图拉真小23岁。意大利卡是公元前3世纪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让退役后的士兵在当地留下兴建起来的殖民城市。所以，可以认为，出生于此地的罗马人，祖籍都是意大利本土。我们不清楚图拉真的祖先出生于意大利的何处，但是，我们知道哈德良祖先的出生地。那是一个叫哈德利亚的小镇，位于意大利中部，靠近亚得里亚海，据说地名就源于亚得里亚海。

　　图拉真的家族进入罗马社会统治者阶层——元老院阶级——是在他父亲这一代。与他的家族相比，哈德良的家族要早许多。公元前1世纪，在与元老院一派的斗争中尤里乌斯·恺撒获胜。他是一位愿意选用行省出身的人，哈德良的祖先就是因为恺撒的推荐进入了元老院。只是后来，在历史上似乎销声匿迹了。也许是因为缺少才能，哈德良的父亲最高只做到法务官，当然不幸早逝也是原因之一，因为他去世的时候还未达到担当执政官的资格年龄。

　　到了公元1世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图拉真家族，其地位突然超越了哈德良家族。在韦斯帕芗皇帝时代，图拉真的父亲曾立下赫赫战功。经他的推荐，哈德良的父亲进入了贵族行列。这两个家族有姻亲关系。侄子经叔伯的推荐成了元老院议员中地位较高的贵族。后来登上皇位的图拉真与哈德良的父亲是表兄弟关系。

　　父亲哈德良和出生于加的斯的波利娜结婚后，生下了一儿一女。女儿与母亲同名，儿子就是哈德良。母亲娘家位于100公里开外、同属贝提卡行省的一个小镇。虽然出身良家，也不过是镇上一个普通女子。姐姐波利娜嫁给了出生于同一行省的塞尔维亚努斯。

　　尽管哈德良是元老院阶级中地位较高的贵族的儿子，但是，他并没有在罗马帝国的特殊环境中长大。10岁之前，哈德良不过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乡下孩子。10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哈德良的父亲不是猝死，因为在临死前，他为儿子指定了监护人。

　　监护人有两位，一位是图拉真，另一位是阿奇利乌斯·阿提安。

　　当时，图拉真33岁，还只是军团中的一位大队长。没有人能够预测到12年后他会当上皇帝。哈德良的父亲仅仅因为是同乡又是表兄弟的原因，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了当时33岁的图拉真。另一位监护人阿提安也是同乡，属于骑士阶级（equitas），在罗马社会中，地位仅次于元老院阶级。接受监护人委托时，他的地位如何不清楚。但是，作为身强体壮、行省出身的人，他一定以图拉真的父亲为榜样，正走在军团生涯的发展道路上。为了儿子的将来，哈德良的父亲没有选择把他托付给居住在罗马的贵族，而是选择了年纪尚轻却很有发展前途的这两个人。

　　在罗马社会，因战争或其他诸多原因过早失去父亲的孩子很多。所以，委托他人做监护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接受委托后的监护人通常也会尽力完成好这一职责。父亲早早去世的小普林尼就是在伯父大普林尼身边长大的。可能是哈德良的两位监护人图拉真和阿提安商量后的结果，他们决定让这位10岁的少年到首都罗马接受中等教育。于是，哈德良来到了意大利卡无法比拟的大城市罗马，从10岁到14岁，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其间有一年，可能住在图拉真的家里。因为图拉真当选法务官后回到了罗马。据说他上的是昆体良的私塾。昆体良受图密善皇帝的委托，著有《教育论原理》。

　　在罗马上学期间，精美的希腊文化让聪明的少年哈德良大开眼界。学习希腊语是出身于罗马精英阶层家的孩子必不可少的功课，但是，少年时代的哈德良热衷的不只是希腊语，而是希腊文化的全部。为此，在一起就学的少年伙伴们送了他一个外号叫“希腊人”。然而，这件事成了两位监护人担心的原因。

　　共和制时代的罗马精英认为，罗马男人必须具备质朴而刚毅的性格。进入帝制时代后，尤其在首都，具有质朴而刚毅性格的人已经大不如从前。与意大利本土相比，这种性格在偏远地区保留得更为纯粹和长久。图拉真和阿提安都是质朴而刚毅的男人。在他们看来，沉溺于希腊文明等同于软弱。于是，14岁的哈德良被送回了故乡意大利卡。

　　涅尔瓦皇帝到马可· 奥勒留皇帝的系谱（略去了一部分）

　　然而，哈德良又让这两位监护人起了新的担忧——哈德良迷上了狩猎。意大利卡位于低矮的丘陵地带，骑在马上追猎野猪、小鹿，感觉非常畅快。虽然狩猎与质朴刚毅并不相悖，但是在重视平衡的罗马人传统中，热衷或沉迷于任何事物都不是好现象。于是，在故乡生活了3年之后，已经有过兵役见习期的这位年轻人再次被叫回了罗马。

　　由此可见，哈德良的这两大爱好，即对希腊文明的迷恋和对狩猎的狂热，在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养成。这两个爱好粗看似乎毫无关联，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感性。在哈德良的一生中，他始终是个感性的男人。

　　青年时代

　　再次被叫回罗马的这位年轻人，等待他的是最基层的行政职务。这一定又是两位监护人商量后的结果。这个部门在共和制时代就已经存在。工作内容主要是审查奴隶变成解放奴隶后，是否已满足取得罗马公民权的必要条件。当然，这个职位上的工作并非只此一项。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把另一项工作也放在了这个部门，那就是审查遗产继承和监护是否得当。如果审查结果符合条件就予以核准，如果需要通过裁决，就转到法务官那里。该部门共有10名工作人员，都是20岁上下的人。

　　无论在共和制时代还是帝制时代，罗马精英的培养体系完全一样。20岁出头的年轻人，就要负责处理民间琐事，接触人类社会的最底层。按察官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监督公娼制度是否正常健全；财务检察官的任务是检查经费的收支情况；护民官则保护普通百姓。一句话，都属于社会工作。从事过这类工作，也担任过要求是通才的军团士官后，年满30岁就可以进入元老院并成为元老院议员，负责的工作就不再局限于社会工作，也要参与国家大事。

　　因此，哈德良在20岁前后，担任的下一个工作就是军团士官。

　　第一个任职地是驻扎在远潘诺尼亚行省的第二辅助军团。军团基地位于现在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多瑙河防线的要塞之一。也就是说，他被送到了前线。

　　他在军团中的地位很高，担任的是副军团长（Tribunus Laticlavius）之职，我把它翻译成“穿红披肩的大队长”。这是出身于元老院阶级的人的惯例。“穿红披肩的大队长”是10个大队长（Tribunus）中的首席。在图拉真的章节中已经有过描述，因为他们的正式军装有一条“披肩”，与元老院议员的托加同色，都是红色，要从肩上垂下来，因此得名。担任该职位的人需要一定的能力。如果仅仅因为漂亮的军装就自以为是的人是难以胜任的。因为，担任该职位的人，其地位仅次于军团长。当军团长因故不能履行职务时，必须马上代替军团长，指挥6000名军团兵加上辅助部队士兵，共计1万人。

　　让一个对军务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20来岁的年轻人担任责任如此重大的职位，也许你会认为过于轻率。但是在罗马帝国，这却是常有的事。因为，既然担任了受人尊敬的职位，理应担负起更重的责任。尽管暂时对军务一无所知，但是，他的周围有很多专家。没有红披肩的大队长多数是军团基层锻炼者。尤其在“罗马军团骨干”的百人队队长中，不乏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

　　因此，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像空降兵那样降落到军团基地的“穿红披肩的大队长”，尽管表面上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却免不了让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们内心颇不以为然。因此，对于此时的哈德良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他们表面上的尊敬变成发自内心的敬佩。当然这需要能力。好在士兵们都是战斗在最前线的人们。他们很清楚，指挥官的无能会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年轻的哈德良似乎合格了。

　　过了大约两年时间，他接到了调令。这次的任职地是位于多瑙河下游的远米西亚行省，身份是第五马其顿军团的“穿红披肩的大队长”。该军团的驻扎地在特劳埃斯米斯，位于现在的罗马尼亚境内。附近有负责守卫多瑙河下游和黑海的舰队基地。

　　在该地任职期间，皇帝图密善遭遇暗杀。涅尔瓦在元老院的大力支持下继承皇位。公元96年似乎过去得很匆忙，这一年哈德良20岁。

　　第二年，即公元97年10月，涅尔瓦指定图拉真为皇位继承人。两个月后的公元98年1月27日，年事已高的涅尔瓦去世。

　　根据《皇帝传》一书的描述，为了让图拉真尽早知道涅尔瓦的死讯和他继承皇位的消息，时年22岁的哈德良沿着多瑙河上游一路策马狂奔，一气通过日耳曼长城，来到位于莱茵河中游的科隆，赶去通知图拉真。也许正因为图拉真是自己的监护人，所以他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时间正值隆冬，那一带的这个季节天寒地冻。虽然走的是相当于现代高速公路的罗马大道，那也是因为他年轻才做得到。这里有一个疑问。先皇去世和新皇帝登基这样重要的消息，为什么没有从罗马一路北上送到科隆，而是从罗马送到多瑙河下游，再由哈德良骑马带到科隆呢？对于这个疑问，我决定不作展开。因为已经过了45岁的图拉真，看到曾经“让自己担心”的哈德良长大了的样子，他又是冒着严寒远道而来，感觉比当上皇帝还要高兴。

　　不清楚哈德良在随后的日子里是否留在图拉真身边，协助一心一意备战达契亚的皇帝；也不清楚一年半后，是否与终于回到首都罗马的图拉真在一起。或者传递完消息后，又返回到多瑙河下游的基地，继续履行他的“穿红披肩的大队长”职责。公元101年，哈德良当选为财务检察官，迈出了“光荣的职务”的第一步。年龄刚刚25岁，他的第一步走得非常顺利。

　　但是，皇帝图拉真没有特别关照他这位财务检察官，反倒因为关系亲近，还委派他兼做另外一件事——当皇帝因故不能出席元老院会议时，他要把写有皇帝意见的文书拿到元老院，并在会上宣读。

　　第一次代替皇帝参加元老院会议的时候，他受到了元老院议员们的嘲笑。他们取笑这位年轻的财务检察官拉丁语“地方口音”太重。虽然当时的通用语言是希腊语，但是，罗马还有一种通用语言，就是罗马人的母语拉丁语。因此，不管你的希腊语说得有多好，但如果拉丁语说不好，就没有资格成为帝国的精英。为此，哈德良开始发愤学习拉丁语，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克服了由少年时期养成的地方口音。无独有偶，尤里乌斯·恺撒的写作能力也是经过了磨炼，就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称赞他的写作“看不出丝毫小地方的土气”。

　　哈德良的勤奋刻苦让自己得到了新的职位。在顺利结束财务检察官的任期后，他担任了编辑《元老院纪事》部门的负责人。该部门的具体工作是：在对元老院会议上的讨论内容及决议等进行汇总后，让专职记录的人记录下来并进行妥善保管。但是，该部门的工作不只是保存记录，还要抄送很多份，发到帝国全境的所有行省、军团及地方自治体。因为能看到这些记录，所以即使在边境的人，也能够了解首都的情况。这就是现代研究者说的“罗马时代的报纸”。想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尤里乌斯·恺撒。但是，设立这个叫“curator actorum senates”的职位，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的人是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如果一定要翻译这个职位的话，就是《元老院纪事》负责人。被委以这项工作，表明哈德良的拉丁语水平已经达到了“看不出丝毫小地方的土气”的程度。

　　这个时期内他结婚了，新娘萨宾娜是图拉真的姐姐马尔恰娜的外孙女，也是皇帝的外甥女马提蒂亚的女儿。哈德良的父亲与图拉真是表兄弟关系。所以，与萨宾娜结婚，使得他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图拉真没有孩子，在他最近的亲属中，哈德良是唯一的男性。

　　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哈德良萌发了自己想当皇帝的念头。图拉真的继承人就是自己。要继承皇位，23岁的年龄之差正合适。当然，要实现自己的这个雄心壮志，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图拉真最看重公正。尽管是亲属，不，正因为是亲属，反而得不到特殊的照顾。44岁那年被涅尔瓦指定为继承人之前，图拉真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当上皇帝。相反，哈德良在25岁那年，这件事已经进入了他的筹划之中。实现这一愿望的方法，恰恰由于图拉真是个公正的人，反而更加简单容易。与其去作一些风险性很大的冒险尝试，不如脚踏实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公元101年到102年，第一次达契亚战争爆发。哈德良好像是中途才加入这场战争的。当时，他没有被委以重任，所以也没有什么战功记录在案。事实上，与其说是参战者，他更像是一个观战者，只是待在图拉真的大本营里而已。哈德良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中，据说有这样一句话：那时，他已然是图拉真关系最亲密的圈子中的一员。罗马帝国皇帝们的回忆录随着帝国的灭亡早已消失。根据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说法，能够陪伴图拉真畅饮葡萄酒到最后的正是哈德良。在其他下属一个个被皇帝灌倒后，只有年仅25岁的哈德良能够陪伴他到最后。事实上，身为司令官的图拉真，其身边的人，包括每一个列席参加作战会议的人，都是久经沙场的勇将。与他们在一起，会让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感到有压力。

　　萨宾娜

　　哈德良

　　到了3年后的公元105年至106年间，第二次达契亚战争一开始，图拉真便对哈德良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军团长，统率驻扎在波恩的第一密涅瓦军团，参加达契亚战争。以30来岁的年纪，指挥包括主力军团兵和辅助军团兵共计1万人的部队，这种情况在罗马并非绝无仅有。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接受任命是在战时而不是平时。与第一次不同，第二次达契亚战争期间的罗马军队，就像突然被放归山野的猛虎，彻底投入战斗。对于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这正是表现其战略战术才能的最佳时机。哈德良充分抓住了这次机会，在战场上，他率领的第一密涅瓦军团表现突出。很快，在驻扎在莱茵河和多瑙河防线的军团中间，哈德良的名字被传了开来。

　　迈向皇帝之路

　　达契亚战争取得完胜之后，哈德良随图拉真回到罗马。同年，他参加法务官竞选并顺利当选。从此，他进入了“光荣的职务”的第二阶段。为此，他要承担“既得利益阶层回馈社会”的义务。这项义务在罗马就是出资举办角斗士比赛和竞技比赛。所需的400万塞斯特斯是图拉真替他出的。原因是，一方面因为哈德良在经济上并不富裕，另一方面，图拉真作为他的监护人，也算是尽义务。在罗马社会，监护人的意思就是“代理父亲”。

　　说到监护人，除了图拉真，哈德良还有一个，名叫阿提安。他在图拉真登基后被提拔为近卫军团指挥官。于是，哈德良有了皇帝和近卫军团指挥官这样两位实权在握的监护人。

　　结束法务官任期后，作为前法务官，已经具备了担任行省总督的资格。只是，仅有过法务官的经历，只能担任任命权在皇帝的皇帝行省的总督。元老院行省的总督选举权在元老院手中，只有担任过执政官的人才有被选举权。

　　因此，哈德良任职的地方位于多瑙河前线的远潘诺尼亚行省，这是他曾作为“穿红披肩的大队长”驻守过的第一个行省。总督官邸所在地——行省首府阿奎因库姆（今布达佩斯）也是军团基地的所在地。作为总督，他的任务不仅仅只是率领军团，负责防卫。同时，他又是对包括地方百姓在内的整个行省实施统治的责任人。时间是在达契亚刚刚成为行省之后。因此，位于达契亚西侧、负责监视达契亚的布达佩斯，其重要性大大提高。任命他掌管远潘诺尼亚行省，充分证明了皇帝图拉真对他的信任。

　　已经31岁的哈德良没有辜负皇帝对他的信任。当时，萨尔马提亚人看到达契亚王国灭亡后，自以为是地认为多瑙河北岸势力最强大的部族非己莫属。于是，他们横渡多瑙河，试图入侵罗马领地。作为回应，哈德良率领的第二辅助兵团一举击退了他们的进攻。

　　第二年，哈德良应召回国，离开了远潘诺尼亚。原因是他被推荐为执政官候选人并顺利当选。既然是皇帝推荐，那么在元老院的选举中，候选等于当选。以32岁的年纪当选执政官，除了破格，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描述了。图拉真曾受到图密善皇帝的偏爱，第一次当选执政官时，年龄虽不大，但是也已经38岁。所以，32岁当选只能说是既破格又破例。传说这是李锡尼·苏拉强烈推荐的结果。苏拉是图拉真的同乡、同龄人、第一亲信，也是最好的朋友。也许苏拉早就看出，哈德良尽管也是出生于西班牙，但是，他与图拉真和自己的性情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才最适合成为图拉真的接班人。

　　然而，年纪轻轻就担任执政官之职的哈德良，在4年后却遭遇了低谷，非常不得志。

　　原因之一是，非常认可他的苏拉在哈德良当选执政官之前不幸去世。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苏拉的去世，被称做图拉真手下“四大天王”的几个将军们开始表现出他们的不满，他们对哈德良的破格升迁颇有微词。图拉真不能无视他们对哈德良的抵触情绪，同时，他好像也在反省自己是否过于重用哈德良了。

　　图拉真是信仰公正至上的人。正因为哈德良与他关系亲近，才更不愿意表现出有偏袒行为。

　　这样一来，哈德良在35岁以后的4年间，虽有“前执政官”的资历，却始终无缘成为行省总督。当然，图拉真并不是真的不喜欢他。因此，在哈德良未被委以重任期间，才会让他替自己做一些事情，如起草正式演讲的草稿等等。

　　这4年间，哈德良都想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相信就算回忆录留存至今，我们也不可能找出他在那个时期的一些思想活动。在他最不得志的4年中，最后一年即公元112年，哈德良被希腊雅典市授予了“执政官”（archon）的称号。这是雅典在鼎盛时期的最高官职，也是一个荣誉头衔。梭伦和特米斯托克利斯都曾经得到过这一荣誉。随着城邦国家雅典的衰落，罗马时代的雅典“执政官”除了荣誉头衔，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价值。雅典方面授予他这个荣誉称号，目的是希望哈德良作为皇帝家庭成员之一能够做雅典的保护人。少年时代外号叫“希腊人”的哈德良，一定对这个荣誉满心欢喜。

　　哈德良虽然不得志，但是他依然不失为一个引人关注的人。毕竟年纪尚轻，仍有机会。这个时期，罗马出现了两大派系，一派不看好哈德良，另一派非常认可他，而且，这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呈现表面化。前一派是自认为拥戴图拉真的将军们，后一派则是年轻的一代，他们虽然和前一派一样受到图拉真的重用，但是，地位多处于军团长的级别。在这段时期，图拉真对哈德良的态度很不明朗，或许这正是担心两派对立的图拉真真实思想的写照。

　　当然，图拉真不是一个因为有这种顾虑而完全束缚自己用人安排的人。公元113年，出发远征帕提亚的图拉真的随行人员中，哈德良出现在了其中。

　　一位年长自己的女人

　　《皇帝传》的作者说，哈德良37岁那年，再次返回前线是因为皇后普洛蒂娜的推荐。他还说普洛蒂娜特别欣赏哈德良。这里所谓的“欣赏”，是“爱恋”或是“喜欢”的意思。那么事实又是怎样呢？

　　首先是普洛蒂娜的年龄问题。我们知道她去世的年龄，却不清楚她出生的年份。从图拉真身边的人的夫妻年龄差距来推断，很可能普洛蒂娜比丈夫图拉真小12或13岁，比哈德良大10至11岁。顺便提一句，哈德良与妻子萨宾娜的年龄差距是12岁。

　　那么，能让年长自己10岁的女人“欣赏”的年轻男性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第一，是漂亮。当然这里说的漂亮不是指容貌，应该是能让人感到赏心悦目的“美”。

　　第二，是年轻。这不是说年龄越小越好，它的意思应该是随时能让人感受到充满活力的青春朝气。没有一点朝气的年轻人很多；从另一方面来看，充满朝气的中年人却也不少。

　　第三，是思维清晰。这一条，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年长的女人爱上的年轻人是能成为下一代中的佼佼者的人。

　　第四，是感性。正因为看多了缺少感性的丈夫和同龄男性，所以才会喜欢感情丰富、又努力自我克制的男人。

　　第五，是要胸怀大志。既然能打动一个对世间百态了然于心的女人的心，可见，这种胸怀大志不是仅满足于出人头地或成为有钱人之类的小想法，它必须是远大志向。为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当事人一定会比普通人处心积虑得多。

　　哈德良具备所有这些条件。

　　但是，一个女人对丈夫的要求则不同。即使不具备上述五个条件，也不妨碍他们成为夫妻。女人对丈夫的要求，是懂得人情世故，并且能让她感到踏实就可以了。哈德良似乎更加擅长与年长自己的女性沟通，他与普洛蒂娜、图拉真的姐姐马尔恰娜和外甥女马提蒂亚这些年长的女人们相处非常融洽，却始终与妻子萨宾娜的关系欠佳。原因在于萨宾娜比他年轻，更糟糕的是她还是他的妻子。对哈德良来说，最难的事情莫过于让身边的人有一种安全感。

　　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作者试图求证普洛蒂娜和哈德良之间的真实关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是两人间是否有性关系。普洛蒂娜是一个有教养、有自尊的女人。对于这样的女人来说，情感并不等于性。她并不害怕出轨行为暴露后，女人遭到流放，男人被处死刑。而是一旦发生性关系，两人就会变成平凡的男女关系，这样的结果会让她感到非常失望。再说，图拉真是个不错的丈夫。哈德良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既然如此，她有什么必要让两人的关系沦落为庸俗的男女关系呢？普洛蒂娜不是希腊悲剧中的费德拉。在尊重自己的感情方面，可以说她是个利己主义者。还有，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哈德良，只能说，他也是个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主义者。

　　我坚信这两人之间不存在性关系。正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性关系，所以，普洛蒂娜才会一直活在哈德良的心中。

　　先不论是否是皇后力荐的结果，总之，哈德良参加了帕提亚战争。只是，这次他没有像第二次达契亚战争那样，率领军队参加战斗，因为图拉真任命他担任了叙利亚行省的总督。换言之，就是在战争期间，他要负责看守后方基地安条克。但是，在地位等同于埃及亚历山大的东方大都市安条克，想过奢华的官府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后方基地，对于重视后勤的罗马来说，就是补给基地。因此，负责后勤保障的任务就落在了总督哈德良的身上。此外，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保证随图拉真同来的普洛蒂娜和马提蒂亚的安全。

　　普洛蒂娜

　　驻扎在帝国东半部的所有军团都在叙利亚行省总督的管辖之下。因此，他同时又是帝国东方防线的负责人，“名气”很大。但是，在帕提亚战争期间，哈德良没有亲自率领军团参加战斗的“实绩”。图拉真把战场指挥权统统交给了那些经验丰富的将军们了。他们自达契亚战争以来一直追随图拉真共同作战。因为没有找到有文字的任何史料，所以我们不清楚自尊心极强、对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的哈德良，是如何度过37岁至41岁之间的这一段“蛰伏期”的。但是，他终究是哈德良。尽管身在后方，他一定睁大了清醒的眼睛，注视着帕提亚战争的进展。

　　在图拉真皇帝的章节中，已经作过详细描述。图拉真怀着必胜的信念发动了帕提亚战争，结果却与这位皇帝的期待相悖。因操劳过度一病不起的皇帝大概听从了妻子和外甥女的劝说，答应回首都罗马。从安条克走海路向西出发之前，他任命叙利亚行省总督哈德良为远征军总司令，命令他继续战斗。

　　然而，沿着小亚细亚南岸航行的途中，图拉真的病情急剧恶化。船紧急停靠在最近的港口塞留斯，等待病情稳定后继续航行，然而结果却不是大家所期待的。公元117年8月9日，被全帝国人们盛赞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图拉真结束了64年的人生。据说临死前，他把哈德良收为养子，并指定他继承皇位。

　　然而，这件事成了哈德良登基之谜的起源。至今，论述此事的研究论文依然层出不穷。

　　登基之谜

　　图拉真真的是在指定哈德良为皇位继承人之后去世的吗？还是在皇帝去世后，皇后普洛蒂娜暂时隐瞒了图拉真去世的消息，同时，紧急派出信使前往安条克通知哈德良，等哈德良接受属下军团的宣誓忠诚，造成登基的既成事实后，才公布皇帝死讯的呢？一直以来，大家怀疑的正是这一点。

　　皇帝临死前，陪伴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妻子普洛蒂娜、外甥女马提蒂亚、禁卫军团长官阿提安和皇帝的御医4个人。

　　图拉真宠爱的外甥女马提蒂亚好像比普洛蒂娜小两三岁。但是，她与几乎同龄的这位舅妈相处非常好，就像一对姐妹，对普洛蒂娜总是言听计从。她也很欣赏女儿萨宾娜的丈夫哈德良，甚至充耳不闻女儿向她发泄的对丈夫的不满。对女婿来说，她无疑是个理想的岳母。

　　近卫军团两个长官之一的阿提安和图拉真一样，受哈德良父亲之托，作为监护人，从哈德良10岁开始，就一直在照顾他。

　　而皇帝的御医，几天后却蹊跷地死了。

　　认为图拉真并没有指定哈德良继承皇位的人提出了以下三条论据：

　　一是亚历山大大帝死前也没有指定具体的继承者，只留下一句遗言，说：“把帝国交给有统治能力的人。”

　　二是有传言说，图拉真生前曾经对法学家奈拉提乌斯·布里库斯说过：“万一自己发生不测，我的帝国就拜托您了。”

　　三是在帕提亚战争期间，图拉真给元老院写过一封信，内附一份名单。说是为了避免帝国统治出现空白，万一自己发生不测，请元老院从中推选继位者。当然这也是传闻。

　　第一条即使在事发当时也只不过是出现在街头巷尾的传言。图拉真是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他绝不可能为了效仿亚历山大大帝而做出如此不负责任的事情。更何况，亚历山大大帝没有合适的人选可继承皇位，而图拉真则有这样的人选。

　　第二条也由于图拉真是一个务实的人，所以其可能性极小。法律方面的专家，正因为是专家，才更容易受到已有法律条文的束缚。而政治家在需要的时候，必须制定新的法律。推荐“内阁司法部部长担任首相”这类事情，图拉真是一定不会做的。

　　问题在于第三条。图拉真以公正为终生信条，对元老院始终表现出极大的尊重。所以，这个做法不是没有一点可能。问题是元老院没有收到过那样的信，而且，是否真有这样一份名单也不清楚。

　　当时的罗马人不像后世的研究者那样执著于要解开这个谜团。因为只要冷静观察，在当时的领导者阶层中，确实没有比哈德良更适合继承皇位的人。

　　第一，41岁的年龄让人们感觉很放心。

　　第二，哈德良迄今为止的经历也无可挑剔。他担任过各种职位，有足够的资历成为帝国统治的最高负责人。

　　第三，哈德良思维清晰。这在元老院里也是众所周知的。

　　第四，他在军团将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根据哈德良写的《回忆录》，8月9日他在安条克接到了被图拉真收为养子的消息。

　　8月9日，皇帝在塞留斯去世。

　　8月11日，东方军团的将士们向他宣誓效忠——“大将军”的欢呼声在新皇帝哈德良的身边响起。

　　从塞留斯到安条克，海上距离400公里。坐高速船，两天就能到达。如果照看皇帝的人决定隐瞒皇帝去世的消息，只要拖延两天再向外宣布就可以了。而且，因为图拉真一生表现出来的强烈责任感，又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哈德良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尽管皇帝在临死前指定继承人的决定非常仓促，但是，当时的人们相信哈德良继承皇位是图拉真的真实心愿。

　　图拉真在哈德良10岁那年成为他的监护人，在随后的30年间，他们虽然时有分离，但是，作为监护人，很难想象图拉真会不了解形同儿子的哈德良的性格。

　　首先，他应该清楚哈德良在每个职位上都充分履行了他的职责。论责任心，哈德良完全没有问题。

　　其次，哈德良在历任公职时表现出来的、作为领导者的潜质尽人皆知。所以，说图拉真不放心他实在说不过去。

　　对于罗马人来说，只要哈德良对希腊文化的热爱和对狩猎的嗜好不是太过分，都是“德”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图拉真在64岁之前，的确一直没有指定他为继承人。按照图拉真的性格，如果说是因为担心将军中有一些人怀有对哈德良不满的情绪，这样的解释也让人难以接受。

　　按照我的想象，很可能是图拉真在哈德良身上看到了某种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那种东西或许可以叫做性情。它不会成为他讨厌哈德良的理由，但是，它会让他感到不安。这种东西在女人普洛蒂娜的眼里，是一种魅力，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对于男性图拉真来说，即使在理性上，他可以接受，但是，真要指定其为继承人，会让他犹豫再三。

　　拉丁语中有一个词叫“临终”（in extremis），意思是最后时刻。现在，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都还在使用这个拉丁语。哈德良继承皇位正是在“in extremis”。

　　当上皇帝后，哈德良在安条克写了送往罗马元老院的第一封亲笔信。

　　信中，他首先为自己未等元老院同意就接受军团的忠诚宣誓表示了歉意。同时，他为自己的这种做法作了解释。他说帝国的统治不允许出现空白，即便是极为短暂的空白期。的确，从安条克到罗马，往返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或许元老院对此也深有同感，总之，对于哈德良登基，元老院的态度非常积极。前面已经多次提到，罗马皇帝只有得到元老院的同意才能正式成为皇帝。

　　信中还提出了一个请求，表面上看，这个请求似乎名正言顺，实际上，它暗含了非常深的含义，那就是把已故图拉真神化。这件事情同样必须征得元老院的同意，现任皇帝才能把它付诸实施。涅尔瓦统治罗马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也成了罗马诸神中的一个，就是因为图拉真提出把先皇神化并且在元老院接受这个请求后而得以实现的，所以，新皇帝只是请求把先皇神化而已。但是，在罗马，继承人至少与先皇要有养父子的关系。所以，如果图拉真成了神，那么养子哈德良就是“神之子”。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在恺撒被神化以后，尽管肉身依然是凡人，却成了“神之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德良与奥古斯都一样。不同的是，因为图拉真的养父涅尔瓦也是神，所以，哈德良是两个神的“后代”。

　　拥有多达30万个神的罗马人，对于皇帝死后被神化，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但是，在政治上，“神之子”却拥有不容小觑的力量。之前他不过是集中了罗马帝国精英的元老院的一员，成为神之子后，就成了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人。奥古斯都充分理解并运用了神化的这一作用。不难想象，拒绝成为奥古斯都第二的哈德良，一定也有同样的想法。哈德良身在安条克，已经早早开始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作准备了。

　　身为皇帝的哈德良

　　作为皇帝，哈德良得到了正式名字，叫“Imoerator Caesar Traianus Hadrianus Augustus”。同时，他的统治，按罗马人的说法叫“皇帝的日常作息”（dies imperi）——在堆积如山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开始了。

　　首先是犹太问题。发生在两年前，即公元115年的犹太教徒叛乱还没有完全镇压下去。为了彻底镇压这次叛乱，罗马派出了勇将托尔波。哈德良指示他尽快终结这场叛乱。犹太人有很强的散居倾向，只要地方合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定会有他们的居住区。所以，要稳定帝国东方，就不能允许犹太社会处于不安稳的状态之中。

　　第二个问题是发生在不列颠的原住民暴动。不列颠原住民的居住地好像是后来的苏格兰与英格兰接壤的地带。要解决这个问题无须皇帝亲征。因为在不列颠常年驻有3个军团。既然如此，为什么这里还会发生叛乱呢？犹太人造反是利用图拉真全力投入帕提亚远征的这个机会。同样，不列颠人也认为，此时正是奋起反抗罗马的好时机。因为当兵力集中在辽阔帝国的某个地方时，其余地方的防卫就会减弱。这种时候，减弱的不是实际的防御力量，而是防御的意识。骁勇善战的喀里多尼亚（今苏格兰）人正是瞄准了罗马驻军思想麻痹的机会发起了暴动。但是，正因为问题出自上层的思想意识，所以，只要作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认真对待，态度严厉，驻扎在当地的军团兵就会受到感染。事实上，罗马军团刚一开始反击，不列颠问题就解决了。

　　第三个问题是发生在北非毛里塔尼亚行省的叛乱。关于这次叛乱的详情不清楚，只知道，托尔波在结束对犹太人叛乱的镇压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毛里塔尼亚行省，去解决此次叛乱。因此，这次叛乱在发生之初就被早早镇压了。但是，这次叛乱，性质与前面提到的两次叛乱不同。它不是在罗马发动帕提亚战争时借机而起的。

　　叛乱的主角好像是毛里塔尼亚出身的骑兵们。他们在达契亚战争和帕提亚战争中，作为罗马军队的组成部分，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事实上，这次事件反映出的是他们的队长卢修斯·昆图斯的态度。一方面，看到后期的图拉真对帕提亚战争表现软弱，他大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对于哈德良继承皇位，他更是不满。所以，对哈德良来说，尽管这次叛乱规模很小，也必须予以镇压。

　　第四个问题是位于多瑙河北岸的萨尔马提亚人的问题，因为他们威胁到了罗马领土，哈德良决定亲自出马，理由是这个对手在他常驻布达佩斯、担任行省总督时曾经打过交道。当然，这只是表面理由，事实上还有一个不能公开的理由，那就是他要从帕提亚战争中撤出驻扎在多瑙河的军团。而皇帝亲自率领这支军团前去击退入侵蛮族的理由，可以模糊撤军的意图。

　　也就是说，刚刚登基的哈德良亟须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不伤害罗马帝国名誉的前提下，结束先皇发起的帕提亚战争。

　　事实上，哈德良对这件事早有打算。有一位英国研究者说过：“为了维护帝国的安全，和平必不可少。为了帝国的将来，哈德良决定冒险一搏。”而哈德良正是这样去做的。

　　奥古斯都曾经试图扩大对日耳曼的称霸，直至易北河。但是，继他之后的提比略皇帝则冒着风险，果断地把军团撤到了莱茵河沿岸。而哈德良面临的是与提比略相同的风险。此时，将士们还在摩拳擦掌准备继续战斗；元老院因罗马军队攻陷帕提亚首都还沉浸在欣喜之中，甚至他们一致同意，只要图拉真愿意，举办任何形式的凯旋仪式都可以接受。因此，哈德良要撤军，必须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承受来自将士们和元老院的反对和蔑视。

　　提比略皇帝把总司令官日耳曼尼库斯调到了东方，同时，把年年都要向日耳曼发起进攻的罗马军队留在了莱茵河畔的军事基地，从而实现了撤军日耳曼的计划。哈德良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

　　哈德良被图拉真任命为指挥帕提亚战争的总司令官。但是，他以击退萨尔马提亚人的入侵为由去了多瑙河前线。

　　于是，东方防线重新退回到了帕提亚战争开始之前、图拉真确立的从黑海到红海的防线。参加帕提亚战争的东方各军团也分别回到战争开始前各自的驻扎地，努力保护黑海至红海的防线。

　　哈德良对将军们的安置与提比略皇帝不同。日耳曼尼库斯被提比略调到东方，与属下将军们一起去了新的任职地。但是，前往多瑙河前线的哈德良没有采用调任的方法，他直接让将军们回罗马去了。理由是自图拉真登基皇位以来，一直与他同甘共苦的这些将军不能缺席专门为图拉真——实际上是图拉真的骨灰——在首都举办的凯旋仪式。当然，哈德良的真正用意是为他们事实上的隐退作准备，而且，结果也确实如此。在他们回到意大利本土后，没有一个人重回前线。

　　看到罗马军队不再打过来，帕提亚国王于是回到了首都泰西封。原本已经扩大到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反抗罗马的游击战活动，好像跟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偃旗息鼓了。帕提亚国王重新任命了帕提亚王室的一个人为亚美尼亚国王。哈德良表示接受。

　　一切又回到了帕提亚战争开始之前的状态，只不过哈德良没有归还帕提亚首都沦陷时图拉真缴获的黄金宝座和国王的女儿，也没有派人代表皇帝和帕提亚国王坐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小岛上，为帕提亚和罗马回归和平签署正式条约。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使那些反对他的、已经显出端倪的暗火燃烧起来。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撤军总是不体面的。他希望尽可能低调地完成撤军。他把图拉真任命的亚美尼亚行省总督塞维鲁斯调到帝国东方防线担任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即叙利亚行省总督，这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在东方结束了所有该做的事情后，哈德良于这一年的11月率领军团向西方出发了。部队穿过小亚细亚，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行军途中，他把随行的军团一个个安置在沿线的驻扎基地。后来，有同时代的人评价哈德良是“immensi laboris”（不知疲倦的人）。他从不浪费机会和时间。

　　注入黑海的多瑙河下游北岸，夹在向北突出的达契亚行省和黑海之间，是劳库索拉尼人的居住地。该部族好像属于苏拉布人的一支。部族首领与哈德良进行了会谈，并成功缔结了同盟关系。按罗马惯例，哈德良向该部族的权贵们授予了罗马公民权。

　　第二年，即公元118年，哈德良来到了多瑙河中游地带。在达契亚行省和远潘诺尼亚行省之间，生活着雅兹盖斯部族。为了巩固与该部族之间的同盟关系，哈德良与该部族代表进行了谈判。从地图上看，你一定会奇怪罗马为什么没有把这里变成行省。如果这里变成行省，就可以大大缩短多瑙河防线。然而，对于长期与罗马保持同盟关系的部族，即使它是未开化的民族，罗马也会尊重它的独立地位。不过，从上面种种事例来看，哈德良似乎是一个喜欢通过上层之间的谈判来解决问题的人。

　　春天，皇帝沿多瑙河逆流而上，来到了远潘诺尼亚行省。在这里，他只能通过诉诸武力来解决萨尔马提亚人的问题。不过，他好像留在了布达佩斯的总督官邸，没有亲自出阵。因为英勇善战的将领托尔波在平息了毛里塔尼亚的叛乱后，已经来到多瑙河。他全权委托托尔波指挥作战，把这个蛮族远远地赶到多瑙河北部。这时，图拉真任命的远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在与萨尔马提亚人的战斗中阵亡了。

　　多瑙河流域

　　图拉真消灭了多瑙河北岸势力最大的达契亚王国，这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同时，也意味着达契亚人气焰嚣张时，悄无声息的中小部族开始猖獗的时代已经到来。虽然对手越分散越容易对付，但是，必须清楚，可能的情况下应该通过外交手段，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蛮族的问题，是一件长期的任务。罗马人说这些人是蛮族，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罗马人不可相提并论，同时，也是法治民族罗马人对这些不习惯遵守承诺的人的蔑称。

　　在多瑙河前线逗留期间，哈德良收到了来自近卫军团指挥官阿提安的一封密信，内容是先皇的四位重臣正在密谋推翻他。

　　肃清

　　哈维迪乌斯·尼格里努斯——图拉真任命的达契亚行省第一任总督。在达契亚和帕提亚战争中是一位表现出色的将领，深受图拉真的信赖。

　　科尔涅利乌斯·帕尔马——横扫阿拉伯（今约旦）的功臣，阿拉伯行省第一任总督，两次当选执政官。

　　普布利乌斯·塞尔苏斯——也是图拉真手下的将军，同样当选过两次执政官，图拉真也只担任过三次执政官。

　　卢修斯·昆图斯——本书已多次提到过他。此人是出生于北非昔兰尼加（今利比亚）的将军，在达契亚和帕提亚战争期间，率领毛里塔尼亚骑兵勇敢征战，是图拉真事实上的左膀右臂。在图拉真记功柱上出现的次数仅次于图拉真。他和另外三人一样，仅凭“前执政官”的身份，当时的罗马人就知道他是元老院议员中属于地位最高一层的人。

　　哈德良不可能没有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英国研究者说过的那样，为了维护帝国的安全，和平必不可少。对于为确保和平，决心冒险一搏的哈德良来说，所谓的“危险”，就是因他的执政理念与图拉真的截然不同，因而受到攻击。

　　看完密信后，哈德良秘密派人给阿提安送去一封信，指示他马上采取行动。近卫军团中，有类似现在美利坚合众国FBI（联邦调查局）的职能部门。指挥官阿提安“马上采取了行动”，近卫军团的士兵们在接到指挥官的命令后分头行事。

　　尼格里努斯在意大利北部法恩扎的别墅中被杀。

　　帕尔马在意大利中部特腊契纳的别墅中被杀。

　　塞尔苏斯在意大利南部拜亚的别墅中被杀。

　　昆图斯在旅途中被杀，不清楚他正要往哪里去。

　　这一结果让元老院备受打击，好像突然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首先，这四个人不是在被捕后判处死刑被杀，士兵也没有假扮成强盗半夜入室实施暗杀。他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近卫军公然杀死的，甚至连辩解的机会都不曾有过。其次，这四个人都是“前执政官”。在图拉真统治的20年间，别说当选过执政官的议员，就连普通元老院议员，也没有一个人受到过谋杀皇帝罪或叛国罪的指控，更没有人因此罪名受到审判，被判死刑。虽然担任过执政官的人中，有人受到过审判，那是因为他们在担任行省总督期间，实施苛政而遭到弹劾。因叛国罪受到审判的人一个也没有。

　　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非常忌讳恺撒被杀事件重演。他把谋杀皇帝的行为等同于叛国行为，把叛国罪变成了法律。然而，这个法律被继他之后的几任皇帝利用来肃清元老院内的反对派。在提比略、尼禄、图密善这三任皇帝的时代，皇帝和元老院关系不融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把这个制度当成了清算反对派的武器。哈德良刚登上皇位，就杀死四个元老院中的有权势者，让元老院想起了曾经的噩梦。他们害怕图密善皇帝后期的恐怖政治会再次降临。

　　据说古代曾经发现过哈德良亲自撰写的回忆录，里面对杀死四位前执政官作了辩解。哈德良声称自己没有下令杀死他们，杀他们是阿提安个人的意思。在《皇帝传》中，对这个问题也展开了论述。还有，现代最著名的历史小说、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写的《哈德良回忆录》（Mémoires d’Hadrien）中，关于这件事情的解释也没有突破以往的说法。

　　尤瑟纳尔的这部著作是杰出的文学作品，采用了书信的形式。信是年事已高的哈德良在临死前，写给年轻的马可·奥勒留（哈德良之后的第二任皇帝，被称为哲学家皇帝，是五贤帝中名气最大的）的。因为是老年哈德良的回忆，所以整部作品充满了忧郁的情绪。虽然这只是一部小说，但是，这部文学作品中，对相关事件的调查非常详尽。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可以找出它们的出处，或来自这个史料，或依据了那个史实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所著《尤里乌斯·恺撒的事业》堪称双璧之作。只是与生性乏味的、过于现实的恺撒相比，哈德良因为性格相对更具多面性，也更接近现代的人，所以作为小说主人公，写起来似乎更容易些。当然，布莱希特的作品写得非常传神，完美地展示了从共和制过渡到帝制的转变过程中恺撒那段充满了快乐的经历。

　　尤瑟纳尔描写哈德良的作品是一部成功之作。据说因为这部作品，她作为女性，第一个成功跻身于法兰西学院。这本书的日语译本很早就有了，是多田智满子翻译的，题目叫《哈德良回忆录》，由白水社出版发行。在罗马时代的所有皇帝中，现代法国人最喜欢哈德良，想必也是尤瑟纳尔的功劳。先不论你是否接受尤瑟纳尔心目中的哈德良，至少《哈德良回忆录》是一部具有最高文学创作水平的杰作，它一定会让你享受到阅读这类杰作时的愉悦之情。

　　杀死四位前执政官可以说是哈德良一生中唯一的污点。那么关于这件事，尤瑟纳尔又是如何解释的呢？对此，虽然篇幅较长，我还是打算作全文介绍而不是概述。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向尤瑟纳尔表示敬意。因为我想，一篇佳作是不能够用概述来替代的。

　　……收到曾经的监护人送来的密信之时，正逢我接受萨尔马提亚人权贵们的归顺、即将返回意大利的时候。信中说，昆图斯回到罗马后，去见了帕尔马。还说，我们的对手利用他们现有的社会地位，开始召集曾经的属下士兵。他还写道，只要这两个人继续密谋，我们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我命令阿提安马上采取行动。这位令我充满敬意的老人于是雷厉风行地行动了。但是，他的行为超出了我的预想——他出击的结果是让我的对手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几个人在同一天被杀，相隔仅仅几个小时。塞尔苏斯在拜亚别墅中被杀，帕尔马在特腊契纳的别墅中被杀，尼格里努斯在法恩扎乡下的家门口被杀，昆图斯在结束与同伙的密谋后正准备上马回城的时候被杀。

　　一时间，首都罗马笼罩在恐怖之中。我那已不再年轻的姐夫塞尔维亚努斯，表面上因为我的登基似乎放弃了自己的觊觎，内心里却正等待着看我出错。所以清除这四个人，一定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欣喜。我的周围又一次充满了恶意中伤的谣言。

　　我是在回意大利的船上得知这一情况的，这让我非常震惊。无论是谁，一旦除掉了对手，一定会松口气。采取行动的人竟是我的监护人——一个长期以来对任何事情总是表现得无动于衷的老人。但是，在决定采取行动之时，他忘记了在以后长达20年的岁月里，我将生活在这四个人的死亡带来的阴影之中。

　　这让我回想起几件事：我想到了屋大维时代，奥古斯都因为肃清反对势力而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污点的事实；我想到了尼禄在即位之初犯下的罪行，以及这些罪行与他后来的罪孽之间的关系；我还想到了图密善在最后几年虽然政绩平平，却在这一点上比起前面几位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失去了人性，他的行为让人不寒而栗，虽然他身在皇宫中，却像是一头被逼到森林尽头穷途末路的野兽，最后只有面对死亡。

　　我的执政生涯从一开始就毁在了自己的手中。在有关我的记载里，这件事永远会出现在第一行，抹也抹不去。它再也不会从我的脑海里消失。元老院——那个伟大又脆弱的政治集团，那个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团结一致的机构，一定忘不了他们的四位同僚因我的命令被杀这一事实。如此一来，那三个可恶的阴谋家和一个凶残的野兽就会被尊崇为殉道者吧。

　　我给阿提安送去一封信，严厉地命令他马上到布林迪西来，向我解释他的所作所为。

　　他在港口附近一个旅馆的房间内等我。房间朝东，据说维吉尔就是死在这里的。我去的时候，他拖着一条腿到房间门口迎接我，他患了痛风。

　　当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从我的口中冲出的是一句又一句的批评和责备。

　　我对他说，我希望自己的执政是温和的、理想的，没想到我执政之初就杀死了四个人。这四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罪有应得。尽管如此，至少也该摆摆样子。像这样缺少合法程序的处置，必定遭到众人的谴责。不管以后我的表现多么公正、多么宽容，这一次权力的滥用，一定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去作为随时向我发难的口实。不仅如此，甚至连我的美德也会被认为是虚伪的。它将成为暴君传说的源头，再也难以在历史上抹去。

　　我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我说，难道我就像嗜血成性的野兽那样，已经无法从人性的残忍一面中挣脱出来了吗？难道我也成为犯一次罪会导致犯另一次罪这种说法的一个例子吗？

　　这位忠心耿耿的、年事已高的朋友，难道不是利用我内心希望尽快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的弱点，打着为了我的幌子，对长期以来他与尼格里努斯和帕尔马之间的不和作了了断吗？他不仅把我希望以和平方式推进的事业毁于一旦，而且把我回到罗马的执政经历变成了黑暗之旅。

　　老人问，可以坐下吗？坐下后，他把缠着绑腿的那条腿放到旁边的脚台上。我一边继续发泄着不满，一边把护膝盖在他那条病腿上。

　　他任由我一吐为快，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好像老师看着学生正勉为其难地背诵很难的课文一样。

　　我说完后，他用沉着的语调问我，你想过怎么对付反对你的这些人吗？他说，如果有必要，收集这四个人合谋试图杀你的证据并不难，虽然这有多大用处另说。他继续说道，要完成政权的顺利交接，不排除异己是不可能的。我的职责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保证你的手是干净的。如果舆论要求有人作出牺牲，你把我从近卫军团指挥官的位置上撤下来就行了。我想，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了。

　　他已经想好了对策，并建议我采用他的方案。他说，为了改善与元老院之间的关系，如果需要我作出更大的牺牲，降我的职，流放我，我都愿意。

　　迄今为止，阿提安对我来说，是父亲，是一个忠实的领路人。他会给我零花钱，在我困难的日子里，给我鼓励。但是，直到现在，我才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他那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沉稳的面庞和静静地放在拐杖上的满是皱纹的双手。

　　很早，我就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总是装出很幸福的样子。因为他有深爱的妻子，虽然她身体不是太好；他有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他还有女儿的孩子们。他把自己朴实而强烈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些外孙的身上，就像自己曾经的那样。他嗜好美食，喜欢希腊产的浮雕贝壳以及年轻的舞者。

　　但是，与所有这一切相比，他对我的爱总是放在第一位。在漫长的30年里，他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保护我，为我效力。

　　然而，我却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打算以及对未来的梦想，放在了他和我的关系之前。也许他认为对我真诚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却觉得这简直就是奇迹，太不可思议。他的真诚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理解，即没有一个人值得为之作出如此献身。即使到了这个年龄，我依然无法对此作出解释。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失去了地位。浮现在他脸上的笑容显示，他早已料到我会这样做。他知道，没有比立刻接受他的忠告更好的办法来回报昔日的友人。而且，敏锐的政治感觉证明，在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对策时，尤其如此。

　　他不需要作出更大的牺牲。几个月的隐居生活之后，我成功为他争取到了元老院的议席。对于出身骑士阶级的人来说，这是最高的荣誉。

　　他像个从不怠慢家人及工作的人那样，静静地安享富裕却不张扬的晚年。我也成了他家的常客，频频地前往位于阿尔巴诺山附近的他的别墅。

　　那件事情已经过去，没有留下后遗症。就好像亚历山大大帝在会战前夜，进入罗马前，向恐怖之神供奉牺牲之类的事情已经成为往事一样。但是，我没有忘记，这次所供奉的牺牲中，还有阿提安。

　　……

　　多么动人的一个场面。作为同行，我不得不甘拜下风。在《哈德良回忆录》中，我想这应该是最动人的一个场面吧。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哈德良在得知四位前执政官的阴谋后，命令近卫军团指挥官阿提安“马上采取行动”。那么，他所谓的“行动”难道只是逮捕这四个人，而没有杀掉他们的意思吗？

　　据说哈德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杀死四个人是阿提安擅自作出的决定。但是，有些事情，当事人不一定会说出真实情况。特别是当这件事必定会影响后世对自己的评价时更是如此。所以，如果你认为当事人亲自写的就一定是事实，那就太幼稚了。还有，以哈德良所写的回忆录为基础，写成的《皇帝传》是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出版发行的作品，比哈德良时代整整晚了170多年。所以，它也只是众多事例中的一个，和其他“史实”一样，不得不思索一个永远不解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被认为是史实的事情就一定是真相吗？

　　尤瑟纳尔的小说是立足于这一“史实”来写的。但是我想，也许她自身不希望哈德良身上有杀人的污点，不希望哈德良是个会做违反人性的事情的人。

　　那么，“马上采取行动”的“行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谓采取行动，按照词典的解释，就是作出相应的处理。因为说是证据很容易找到，那么他的意思难道是拿证物证据，揭发并逮捕他们，然后进行有律师辩护的正式审判吗？

　　可是，如果那样做的话，难道就可以免遭非议吗？

　　罪名是叛国罪。这样的重罪要由元老院进行裁决。在先皇图拉真统治期间，没有一个人被指控这一罪名，自然也就没有过这样的裁决。事实上，尽管作出裁决的是元老院，但是只要皇帝态度坚决，最后元老院总是会服从皇帝的意志。所以如果这四个阴谋家被宣布有罪，大概也会被执行死刑。但是，这样做是否能有效地消除元老院议员们的恐慌呢？这样做难道就可以抹去以此罪名剪除政敌的事实吗？既然如此，那么，哈德良与提比略、尼禄以及图密善又有什么不同呢？图拉真从来不以叛国罪来置元老院议员于死地，而继图拉真之后的哈德良，却要用这一罪名来惩罚元老院中的四个位高权重者。因此可以说，他的处境极为不利。

　　君主或领袖的道德观与普通人的道德观不同。作为普通人，诚实、正直、忠诚和清廉是极好的美德。但是，作为公职人物，尤其是公职人物中地位最高的人，就不一定能守住这些美德。拉丁语中，同样一个词“美德”（virtus），如果是说普通人，可以翻译成“美德”。但是，如果是说公职人物，可以翻译成“才能”。但是，很多时候感觉这一译法似乎并不全面，所以屡屡被翻译成了“力量”。图拉真能做到普通人的道德观和皇帝的道德观相统一，是因为他功绩卓著。达契亚战争的胜利扩张了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如果有人试图谋杀图拉真，普通市民首先就不愿意，元老院也不会答应。正因为图拉真没有出现政敌的可能性，所以才无缘叛国罪。但是，哈德良不要说是扩张领土，就连战争他也决定远离，除非不得不打。不仅如此，为了把军队从图拉真远征之地撤回来，也做得小心翼翼，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还做好了遭到谴责的心理准备。就像提比略，不惜违背奥古斯都的意愿，把军队从易北河撤到莱茵河时，作好了接受指责的心理准备一样。如果提比略不顾帝国全体的安全保障，而是和奥古斯都一样，一心要征服日耳曼，把称霸的脚步伸至易北河，元老院应该会支持他。还有，作为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塔西佗或许也不会那样指责提比略了。

　　如果说哈德良是在年事已高的监护人表白后才猛然醒悟的，那么在此之前难道他真的没有想过要杀掉这四个阴谋家吗？下令“马上采取行动”中的“行动”真的没有杀死的意思吗？杀死四个人真的是阿提安擅自作出的决定吗？

　　公元118年的当时，哈德良已经不是一个20或30来岁的年轻人，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成年人了。再过半年，就要迎来43岁的生日。从共和制时代开始，在罗马，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执政官，资格年龄是40岁以上。

　　哈德良最出名的是他在统治期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了对帝国全域进行巡回视察上。他实施统治，一定亲力亲为。无论什么事，他都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实际观察，然后作出判断。这就是他的性格。任何事情，必须由他自己来作决定。所以，对于先皇的四个重臣，同时又是元老院中的位高权重者，哈德良下达的命令，可能会是含糊其词的“采取行动”这么简单吗？再说了，他回到罗马以后，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对策。

　　如果用写小说的手法，对这件事情进行改写，我会假设哈德良下达的“采取行动”的命令中，包括杀死这四个人。

　　……我那年事已高的监护人等候在港口附近旅馆的一室内，拖着一条腿到房间门口前来迎接我。他患了痛风。

　　老人对着已是皇帝的我问，可以坐下吗？在椅子上坐下后，他把缠着绑腿的那条腿放到旁边的脚台上。我很自然地把护膝盖在了他那条病腿上。

　　从我10岁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提安经常给我零花钱，在我困难的日子里会给我鼓励。他脸上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的，态度沉稳，那双满是皱纹的手静静地放在拐杖上面。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他似的，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毅然开口道：

　　“请你辞去近卫军团指挥官的职务。”

　　看到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子汉，老人的脸上浮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

　　被免去近卫军团指挥官之职后，阿提安过了几个月的隐居生活。随后，我成功地为他争取到了元老院的议席。对于出身骑士阶级的人来说，这是最高荣誉。

　　他的别墅位于阿尔巴诺山附近，我成了这座别墅里的常客。阿提安很富裕，但是不张扬，他非常满足于过安静的晚年生活。我们之间再也没有提起曾经发生过的那件事。……

　　如果有人批评我的这篇文章缺乏文学色彩，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但是，政治是无情的。如果你不正视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更别提要实现人人幸福的目标。从政，权力基础稳固是前提。如果权力基础不稳固，权力的行使就不能贯穿始终。

　　我和一些学者不同，我不认为哈德良采取了转嫁责任的做法。我完全同意尤瑟纳尔的意见，是阿提安主动作出了牺牲。所谓牺牲，根据词典的解释，就是献出自己的生命，舍弃自己的利益。我认为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虽死犹生。领袖身边有一个愿意为自己牺牲的人，我认为这就是领袖的“美德”力量。

　　挽回失地

　　公元118年7月，在离开罗马11个月之后，哈德良以皇帝的身份首次回到首都，迎接他的是罗马冷冰冰的气氛。哈德良以皇帝的身份第一次参加元老院会议的时候，元老院议员们个个面孔紧绷，表情漠然。会上，42岁的皇帝极力为自己辩解。他说：“杀死四位前执政官不是自己的本意。虽然在接到有人密谋加害皇帝的报告后，曾下令马上采取行动。但是，我的本意只是要求查实此事，而不是采取不合法的行动。近卫军团指挥官阿提安误解了我的意思，擅自作出了杀人的决定。因此，我决定免去阿提安近卫军团指挥官的职务。”

　　接着，哈德良庄重起誓，以后不经正式审判绝不乱杀一位元老院议员，这样的不幸事件绝不会再发生。然后，他又明确表态，即使元老院议员应该受到处罚，那也要经过元老院的审判，而且在超过半数的元老院议员投票认为有罪的情况下，才实施惩罚。

　　议员们的表情并没有因此而轻松下来。因为哈德良没有像图拉真刚登基时那样，明确表态说绝不用叛国罪来惩处元老院议员。而且，他们也许在心里暗自思忖，刚刚杀死四个反对派，居然还能这样发誓。

　　哈德良希望元老院议员理解政治必须无情，在这一点上，他显然过于现实。因为，罗马帝国的正式掌权者是元老院和罗马公民。

　　回到首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哈德良大刀阔斧地作了一系列决定，让认真严肃的税务人员大跌眼镜。

　　为庆祝皇帝登基，哈德良向公民权所有者发放每人70第纳尔银币的一次性赏金。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这件事情一定是有的。因为在图拉真死后，哈德良接受忠诚宣誓时，为了削弱从帕提亚撤军的印象，已经向军团兵发放了一次性赏金，他们都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

　　除了“赏金”，哈德良还热心组织公民们热衷的表演，在圆形竞技场举办了角斗士比赛，在大竞技场举行了由四匹白马拉的战车比赛等等。

　　只是，这些事情都不是哈德良的首创，任何一位皇帝登基时都会这样做。所以，他不过是承袭了以往的惯例而已。举办这些活动、发放赏金的理由是和公民们同庆皇帝登基，所以，所需资金要从皇帝公库中支出。哈德良发放的一次性赏金，金额是其他皇帝的两倍。

　　哈德良收买人心的策略不只针对首都罗马公民。按照惯例，皇帝登基时，意大利本土的地方自治体及行省要向新皇帝赠送黄金制作的头冠。哈德良决定免去本土地方自治体的贺礼，来自行省的贺礼减半。这个决定的意义不只是减税这么简单。在古代，赠送黄金制作的头冠是表示恭顺的意思。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途中，收到过不计其数的黄金头冠。免去这样的贺礼，意味着本土地方自治体从此与首都罗马的地位完全平等，行省也向平等迈出了一步。哈德良还把这一决定变成了法律，所以，只要不修改此项规定，作为帝国政策，它就要执行下去。

　　研究者中有人认为最早取消头冠贺礼的是图拉真。不管怎样，正是这两位出身于行省的皇帝，让意大利本土和行省开始走向平等。至于哈德良的下一个决定，图拉真一定做梦也没有想过。尽管这件事情实际上毫无必要。

　　要让这件事情收到预期的效果，首先必须出其不意，同时必须大获成功。就在几年前刚刚建成完工的、墙体还在发出耀眼光芒的白色图拉真广场上，他宣布，税金的滞纳部分一笔勾销。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皇帝有过如此大的手笔。中央矗立着先皇图拉真骑马雕像的开阔广场上，记录有未纳税人名单及金额的纸莎草文书堆积如山。熊熊燃起的大火把这些文书变成了灰烬。勾销滞纳金的这一举措，不仅惠及滞纳者本人，也惠及了其家族子孙。为此，皇帝公库和国库的岁入至少减少了9亿塞斯特斯。不明就里汇聚而来的市民们发出了阵阵欢呼声，他们情不自禁地围着熊熊燃烧的大火狂欢庆贺。

　　至此，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如果就此结束的话，辛勤劳作、规规矩矩纳税的人就会吃亏。哈德良深知只有建立一个正直人不吃亏的社会才是善政的根本，他自然不会忘记要实施公平的税收制度。他决定，以后每隔15年登记一次不动产，根据不动产的价值来决定征税额。拖欠税款的不只是那些精明人以及生性懒惰者。因为“人口普查”（census）是30年到40年进行一次，其间，资产的价值难免会发生变化。为此，出现了很多愿意缴税却不能缴的人。

　　所谓公平的税收制度，换一个说法，我想应该是一种惠及面广并且浅显易懂的课税制度。根据研究者们的研究，罗马帝国已经实施了公平的税收制度。既然对税制有这样的认识，罗马的皇帝们自然会极力避免提高税率。关税为“二十分之一”（vicesima）、营业税为“百分之一”（centesima）、国有土地租赁费（因为几乎是永久性的，所以可以认为是税）为“十分之一”（decima）的固定税率，就是税率没有变化的最好证明。在这一点上，哈德良也采取了保守的态度。

　　在这样努力推行公平税制的同时，哈德良也致力于改善社会福利。只是图拉真已经把很多福利变成了制度，所以哈德良只是对这些制度作了微调，以便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它们是向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养育资金的育英基金制度，向中小规模的农业及手工业者提供低息贷款的贷款基金制度，向元老院阶级中经济困窘的人提供援助的制度，向母亲品行不端以外的原因造成的贫困母子家庭提供资助的制度。最后一条是哈德良的首创，附加了母亲品行不端以外的原因这一条件，很有意思。可见，罗马帝国的福利援助对象，必须是自身努力的人。

　　作为统治者，哈德良认为除非不得已，否则无须把所有事情制度化或法制化。现代研究者中，有一个人评价哈德良是“功能和效率的信奉者”。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围绕着皇帝哈德良的气氛彻底改变。虽然元老院议员中还有一些人念念不忘那次事件，但是，普通市民因为那件事本来就和自己没有关系，它只是特权阶层的不幸，所以，把它从记忆中删除，没有任何抵触。

　　这一时期，哈德良连续发行了新的银币和铜币。之所以没有发行金币，是因为银币和铜币的流通量远多于金币。大家都会使用的流通货币，也是罗马为政者用于政策宣传的媒体。哈德良在这些罗马货币上，刻上了自己的统治宗旨，它们是：

　　宽容（Pietas）

　　和睦（Concordia）

　　公正（Iustitia）

　　和平（Pax）

　　罗马帝国统治的最高权力者是皇帝。所以，刻在货币上的这些政见能否变成现实，关键在哈德良。而施行这些政策的基础，因为图拉真的四位重臣已经除掉而变得非常完美。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举措就是为了让人们忘记曾经杀害四位前执政官的话，哈德良也太可怜了。善于运用政治策略的人，做任何事情绝不会只为了一个目的。哈德良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元老院和市民们忘掉远征帕提亚无功而返的事情。罗马人确信自己才是霸权者。正因为他们信念如此坚定，所以才愿意承担起保障帝国安全的重任，甚至作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既然罗马人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对他们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撤离远征之地更有损霸权者的声誉，没有一件事情比撤军远征之地更动摇作为霸权者的信心。

　　为了达到这一真正目的，哈德良不惜说了谎。在元老院，他说：“图拉真决定回罗马前任命自己担任远征军总司令官的时候，重病在身的先皇指示我从美索不达米亚地方撤军，我服从了先皇的意志。”

　　按照图拉真的性格，即使他心里承认远征帕提亚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也绝不可能说出“撤军”两个字。但是，可以证明此事的四个人已经被杀，死无对证。虽然除了这四个人外，近卫军团指挥官阿提安也能作证，但是，他是哈德良的忠实支持者，无论说谎还是做别的什么，他都会站在哈德良一边。

　　此外，还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此事，只要她愿意这样做的话。这个人就是图拉真的妻子普洛蒂娜。但是，她和阿提安一样，也是哈德良的支持者。她保持了沉默。先皇的皇后好像离开了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在宫廷举办的公共活动及私人宴席上都见不到她的身影。她回归宁静的生活，享受自小热爱的希腊文化。如果说她做了什么带点官方性质的工作的话，那就是担任了希腊哲学研究团体，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希腊哲学研究基金会的名誉会长。

　　尼禄的母亲阿格丽皮娜让他的儿子非常讨厌自己，是因为她动不动就会说：“你当上皇帝都是我的功劳。”阿格丽皮娜是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后代，在罗马社会属于贵族阶层。相反，普洛蒂娜只是出身于法国南部行省的一个女人，充其量只有世袭的罗马公民权。但是，说到生活品位，也许真的跟血脉没有关系。普洛蒂娜和哈德良都住在意大利本土，但是，两人之间好像仅限于偶尔的通信。哈德良因为被图拉真收做了养子，所以，在户籍上他们是母子关系。

　　在第一年放手实施笼络人心的政策后，第二年，哈德良也没有离开意大利本土。市民们很高兴看到皇帝留在首都。在斗兽场或竞技场的贵宾席上，只要看到有皇帝在，大家就会觉得很安心。从哈德良的角度来说，他留在罗马是为了监督各项政策是否得到了落实，同时，还要让大家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是个好皇帝。

　　他甚至没有出去打猎以满足自己的爱好。因为罗马人认为，打猎是东方君主的嗜好。这一点，只要想到亚历山大大帝就知道了，因为他也有这个爱好。而且继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希腊诸国君主们，也都继承了他的这一爱好。除了希腊诸国的君主，罗马人还知道，东方的各君主，从帕提亚国王、亚美尼亚国王到贝都因的酋长，在爱好打猎方面，兴趣完全一致。还有一个原因，在意大利境内，所谓的狩猎，充其量就是追逐野猪或者鹿，这对于以捕猎狮子为梦想的哈德良来说，完全满足不了他的兴趣。

　　哈德良的另一个爱好是希腊文化。这个时期，哈德良同样没有表现出他对希腊文化的热爱。一方面是为了不引起元老院中保守派的疑心，另一方面，他不希望自己被普通市民看做是与尼禄、图密善一样的皇帝，因为这两位皇帝对希腊文化的热爱尽人皆知。不管怎样，他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之后，要让大家承认自己是个好皇帝非常不易。

　　只要不是因为外出巡视意大利各地，或者有无论如何也离不开的工作，他一定出席元老院会议。和其他议员一样，他会起身欢迎担任议长的执政官，并积极参与讨论。每一次他都不忘作出这样的声明：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作为皇帝，在必要时行使权力是为了罗马公民，而不是为了自我满足。他拒绝一切为他举行的竞技活动，除非庆祝他的生日。他努力和所有元老院议员平等相处。有人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他总是高高兴兴地答应。他努力以“第一公民”而不是“皇帝”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

　　作为皇帝，职责之一是完善基础设施。在这方面，由于图拉真做得很彻底，所以，几乎没有必要再建新的基础设施。维护修缮工作随时都在做，所以，这一时期，哈德良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已经神化的先皇建一座神殿。图拉真广场建设之初，神殿的基础已经打好，设计也已经完成。在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的指挥下，这项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

　　作为“第一公民”，他的工作不只是参加元老院会议。罗马有一项法律，是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凡是教师和医生，不分人种、不论民族，一律授予罗马公民权。条件是，用合理的价格传授知识、医治病人。这项制度在当时依然有效，所以在罗马，诊疗所很多。只是，大规模的医院设施只有“台伯河中岛”上有。哈德良去那里看望了接受治疗的病人。

　　同样也是拜恺撒制定的这项法律所赐，在首都罗马，有很多私塾。但是，没有一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学府，大学一直是罗马称霸以前就很出名的希腊雅典、小亚细亚的帕加马、罗得岛、埃及的亚历山大的专利。所以，在罗马，就算哈德良想访问大学也无处可去。如果首都罗马或意大利本土有大学的话，我想，哈德良一定会去的。因为无论是慰问病人，还是激励学生，访问的根本目的并没有多大区别。

　　因此，不知疲倦、埋头苦干的哈德良，这个时期关心的对象是一般民众。只是，如果过分关注的话，即便是哈德良，难免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在首都，公共浴场多如牛毛。一天午后，皇帝去了其中一家公共浴场，很可能是图拉真浴场。在当时，这个浴场不仅新而且大，还很壮观，所以最受市民的欢迎，去的人也最多。去公共浴场与市民一起享受泡浴，是标榜自己民主的皇帝们常做的事情，所以哈德良不是第一个。但是，去浴场的次数，哈德良无疑最多。也许有人会担心保安的问题。但是，在浴场，所有人都是裸身。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在罗马史上，公共浴场内没有发生过一起行刺事件。或许这里比元老院会场，甚至比皇宫还要安全。在罗马，无论是雕像，还是竞技选手，罗马人早已看惯了裸体。但是，即便如此，如果自己的肉体变老变丑，相信也不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众人面前。皇宫里有正式的罗马式浴池。好在哈德良本来身体就很健美强壮，再加上这个时期他才40岁出头，正是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所以，他才会经常去公共浴场，在那里，不管他愿不愿意，都要和大家一样赤身裸体。

　　这天午后，哈德良看到一位老者胡乱地在身上抹完肥皂（不是现在的肥皂，但是用途与肥皂相似）后，用力在浴场的墙壁上上下来回地蹭后背。记忆力超群的哈德良记起了这位老者曾经是自己手下的一名百人队队长。于是，他把他叫过来，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上了年纪的百人队队长自然认识哈德良。虽然现在是皇帝和市民的关系，但是，他曾经是哈德良称为战友的士兵中的一人。他实实在在地回答说自己没有钱雇人帮自己搓澡。在古代，所谓搓澡，是用类似于小型镰刀的工具把身上的泥垢刮下去。也许你会担心会不会受伤。但是，那是个用小刀剃胡子的时代，所以，尽管刀具很锋利，只要熟练就不会有问题。

　　两种除垢刀

　　深表同情的哈德良于是送给这位上了年纪的昔日部下专门搓澡的奴隶，一送就是两个，而且，雇用奴隶所需的费用也帮他出了。老兵感激涕零自不必说，而哈德良自己也心满意足地走在了回皇宫的路上。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下午再次走进浴场的哈德良，看到的是站在墙前蹭背的老人站了满满一墙。不知道皇帝是怎么应付这一场面的。或许刚看到时大吃了一惊，继而哑然失笑吧。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老人们的公开表演一无所获，以及在随后一段时间里，这一事件成了市民们最开心的谈资笑料。

　　不管怎样，在透着寒冷的气氛中回到罗马的哈德良，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彻底改变了罗马公民对自己的看法。甚至，哈德良认为，自己离开首都罗马或离开意大利本土，已经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统治的组织架构已经非常稳固，即使皇帝不在，“内阁”依然可以正常运转。但凡是功能和效率的信奉者，不用说，他一定知道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有研究者评价哈德良是“天才型组织者”。而哈德良进行的巡回视察，则成了尽情发挥他组织才能的机会。

　　哈德良的“旅行”

　　罗马皇帝出门在外的时间之多超乎想象。原因是皇帝为了履行他的职责，必须作实地考察，了解情况。所谓皇帝的职责，一是保障国家安全，二是有效统治行省，三是完善帝国境内的基础设施。但是，迄今为止，皇帝在全帝国境内进行巡回视察好像没有计划性。只有需要皇帝亲自出马时，皇帝才会出行。有战争的时候，皇帝出动的目的是亲征。既然到了这个地方，自然他会顺便视察周边地区的统治情况，同时，尽可能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对皇帝来说，实地考察非常有用。历任皇帝中，只有提比略自登基后，从未离开过意大利本土。那是因为，在56岁那年继承皇位以前，作为先皇奥古斯都的军队司令官，他的足迹几乎已经踏遍了帝国的重要地域。而且，当了皇帝以后，由于边防建设做得很彻底，所以，没有发生需要皇帝亲征的战争。就连图拉真皇帝，尽管发动了达契亚和帕提亚两场大的战争，在其统治期间，除了为军事目的，他也没有“旅行”过。没有公共事务的需要，罗马皇帝一般不会“旅行”。如果以旅游为目的离开罗马的话，一定会受到元老院和市民们的批评。尼禄皇帝之所以遭到抨击，正是因为他游览了他向往的希腊。

　　但是，哈德良没有在意罗马人的这种想法，毅然决然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旅行”，目的是视察，并根据视察情况，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从他“旅行”的全过程来看，没有一位皇帝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范围也极广。唯一可以与他相比的，只有事实上的第一代皇帝尤里乌斯·恺撒。但是，恺撒到过很多地方是因为转战各地的需要，而且，正因为他是恺撒，所以，在前往下一个战场的途中，常常就便解决了希腊系居民和犹太系居民在经济权利方面的矛盾（很显然，这类工作是属于皇帝行省统治的职责范畴）。

　　作为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哈德良出行时，一个军团都不带。罗马人是一个崇尚现实的民族，只要皇帝的所作所为有成效，他们就不会向皇帝发难。这是哈德良敢于外出“旅行”的根本原因。然而，要让人们看到“旅行”的成果需要时间。因此，哈德良通过发行货币让人们随时了解自己的行踪。在货币上，印上当时的罗马人很容易理解的象征性图案和文字。例如，生活在帝国西部的人们，只要看到全新的银币和铜币，马上就会知道，皇帝视察了东部的以弗所等等。元老院因为会有报告送来，自然知道皇帝的行踪，而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其他地方的居民，通过新发行的货币也能了解自己的皇帝此时在何处。所以，从意图上来说，哈德良的做法与图拉真把建在多瑙河上的石结构大桥和被征服的达契亚的象征性图案刻在货币上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刻在货币上的图案和文字与战争的主题无关。

　　哈德良巡回视察之行

　　尤里乌斯· 恺撒转战各地

　　正因为他采用了这样的方法，所以，我们作为后人，尽管看不到他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也能找到哈德良旅行的路线。对于哈德良来说，所到之处，只要有需要，马上着手解决问题是常事。于是，这些地方都会立起一块记录这件事的石碑。通过这些史料，我们知道哈德良的巡视，不是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只是走走形式，夜夜歌舞升平的那种。哈德良巡视过的地方，绝大多数是边境及偏远地区。因为他要视察的是边防设施，所以自然会是这样的地方。

　　哈德良出行不带军团，甚至带皇后一起出行也只有一次。但是，哈德良从来不会漫无目的地、由着性子走到哪儿是哪儿，也不像我们想当然以为的那样，皇帝出行会带很多不干事的宫里人，常常与他随行的是一支建筑领域的专家队伍。此外，他也带过诗人一起出行，在旅途中可以陪自己聊聊天。只要不是不适宜旅行的冬季，在显示皇帝所到之处的货币发行时，哈德良已经向下一个目的地出发了。他的确是一个“immense laboris”（不知疲倦的人）。

　　公元121年，新的一年到了。1月24日是哈德良的生日。41岁半登基的哈德良迎来了自己的45岁。为庆祝皇帝生日，首都罗马举行了竞技会。与往年的生日不同，这一年，皇帝向全体市民发放了一次性赏金。理由很充分，就是提前祝皇帝巡回视察圆满成功。

　　4月21日是罗马的建国纪念日。大家都相信罗马建国是在公元前753年4月21日，由罗穆路斯创建。每年的这一天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已成惯例，皇帝兼任大祭司。在卡匹托尔山的朱庇特神殿里，哈德良以祭司的形象，用托加的一端遮住头部，主持了这一神圣的庆祝仪式。仪式结束后，皇帝宣布要在首都罗马建一座献给维纳斯的神殿。根据神话传说，罗马建国始祖罗穆路斯是维纳斯女神的后代，传承了女神的血脉。

　　就这样，哈德良在动身踏上旅途之际，作好一切他认为必要的准备。换言之，他采取了一系列对策，以避免元老院和公民们产生被皇帝抛弃的感觉。第一个目的地是帝国西部。

　　为什么他最先去的不是东部而是西部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帝国东半部在结束帕提亚战争的时候，哈德良已经大体上完成了设施的建设。

　　莱茵河

　　从首都罗马出发，沿罗马古道北上，进入相当于现代法国南部的纳尔榜南西斯高卢行省，然后顺罗讷河逆流而上到达里昂。在罗马时代，里昂叫吕格杜努姆。可以认为，这个城市是除去法国南部之外的、整个高卢的中心。

　　尤里乌斯·恺撒在征服高卢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作为失败一方的高卢各部族的聚居地。后来的皇帝们继承恺撒的做法，建设大道，把这些城市连了起来。所以，在罗马时代盛极一时的高卢城市，源于罗马人建设的城市极少，而里昂就是这极少的城市之一。里昂是罗马人建起来的城市，在古代，它的地位远比巴黎重要。如果单纯从地理条件上作比较，在法国，显然巴黎要优越得多。但是，如果把罗马帝国西部全都考虑进去的话，无疑里昂更加重要。因为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还是意大利半岛，亦或是莱茵河前线，从里昂去这些地方，几乎都是等距离的。

　　除了驻扎在莱茵河沿岸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军团以外，在包括法国南部的高卢全境，罗马没有派一个军团常驻。里昂也只有一个大队，不到500人的士兵实在称不上是常驻军队。有这样一支军队，是因为罗马实行帝制以后，把皇帝职权范围内的金银币铸造厂设在了里昂。铜币的铸造权在元老院，所以，铸造厂就设在首都罗马。

　　公元前1世纪中叶，恺撒征服高卢后，战后处理做得非常完美，以至于到了公元2世纪，也就是经过了200年以后，罗马仅在高卢东端的斯特拉斯堡派驻了一个军团，而该军团的主要任务只是守卫莱茵河防线。这样的事实确实值得大书特书。好的政治路线直接关系到军事经费的节减。

　　正因为高卢是罗马化的典范，哈德良在里昂的任务非常简单。他无须视察高卢全境，在里昂只逗留了几天，就出发前往莱茵河防线。

　　从里昂沿罗马大道北上，经过第比奥（今第戎）后，继续北上，到达摩泽尔沿岸的奥古斯塔特雷维罗伦（今特里尔）。这里是特雷维利人的家乡，奥古斯都把它建成了一座城市，比利时行省的首府就设在了这里。哈德良把莱茵河防线的所有负责人召集到了特里尔。从莱茵河河口到日耳曼长城的莱茵河防线，自北向南，有基地位于贝特拉（今克桑腾）和波纳（今波恩）的低地日耳曼2个军团、基地位于莫根提亚肯（今美因茨）和阿尔金图拉特（今斯特拉斯堡）的高地日耳曼2个军团，共计4个军团负责。把高地日耳曼、低地日耳曼两个行省的两位总督和两位总督指挥下的4个军团的军团长以及在各基地任职的高层士官们召集起来，最合适的地点莫过于特里尔。因为这里是与各基地相连的大路交会处。

　　特里尔会议的议程一定是前线的现状汇报。会议结束后，哈德良沿莱茵河去了美因茨，目的是视察前线。因为没有蛮族来袭的报告，所以我想，他一定带上了所有参加特里尔会议的人。一位指挥官，如果只了解自己负责的区域，那么要让这个区域的防卫做到尽善尽美绝无可能。

　　视察整个莱茵河防线，首先从日耳曼长城开始。视察过程中，发现问题当即确定解决方案并立即执行。在图密善皇帝所建日耳曼长城中间地段，往东增建了约30公里，就是这个时期哈德良视察的成果。

　　其间，哈德良始终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在一起。

　　结束对日耳曼长城的视察后，皇帝一行回到美因茨，顺着莱茵河的流向，又视察了低地日耳曼防线。此时已进入公元121年的秋天。

　　在这里，他还视察了波恩。这里是第二次达契亚战争期间，他指挥过的第一涅尔瓦军团的驻扎地。他也视察了军团的分队基地诺瓦埃吉姆（今诺伊斯）和图拉真组编的第三十乌尔庇乌斯军团驻扎的克桑腾。随后，经过莱茵河河口附近的分队基地诺维奥马基（今奈梅亨），在河口建了一座城市，命名为“科林哈德良”（意思是“哈德良广场”。——译者注）。这一带现在属于荷兰境内。在罗马时代，罗马的手已经伸到了包括乌特勒支在内的莱茵河河口一带。在当时，乌特勒支叫特莱尔腾。顺便提一句，现在位于福尔堡阿棱兹堡的科林哈德良并不是军团及其分队驻守的基地，这里是罗马帝国的自治体之一，原住民有自治权，在当时叫“地方自治体”。当然，承认其自治权的是哈德良。这个地处偏僻的穷乡僻壤，得到了一个文明的名字——科林哈德良。也许你会想到，哈德良之所以给这个地方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在这里也建了一个广场吧。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只能等考古学的研究结果。不管怎样，哈德良巡视的第一年，全部花在了莱茵河防线。

　　日耳曼长城[ 出自“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罗马篇和莱茵河防线（右上图）]

　　日耳曼长城与罗马在其他地区的防御体系一样，由碉堡、辅助部队基地、军团基地和纵横交织的罗马大道构成。

　　这年冬天，他就在该前线的某个基地度过。考虑到第二年春季的日程，他过冬的地点应该离河口很近。在北欧严寒的冬季里，就连青壮年男子也不敢轻易走出户外，近两个月的时间，他很可能住在以基地为中心的、军民混住的城里，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克桑腾度过，而不是在只有军人居住的军团基地。

　　重建

　　哈德良在视察莱茵河防线期间，做了所有在以后巡视其他地方时，同样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要重建防御体系。不是改变防线的位置，也不是迁址军团基地，更不是改造联结各基地的道路网，他对整个防御体系进行了合理的重建。对设施已经退化的地方，毫不犹豫地加以修复；需要加固的地方立即予以加固，使整个防线更符合现状的需要。一位研究者对哈德良所做的事业给出的评价是“重建”（shake-up），翻译成日语应该是“革新”。

　　接触罗马史，感受最强烈的是罗马人做事情一以贯之的延续性。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阿皮亚大道。阿庇乌斯把大道从罗马修到了加普亚；继他之后的人从加普亚修到了贝内文托；接下来的一个人又从贝内文托修到了塔兰托；再后来的什么人从塔兰托修到了布林迪西。至此，阿皮亚大道才算完成。在这条大道建设完成后，罗马人依然还在继续。尤里乌斯·恺撒对阿皮亚大道进行了全线修复。奥古斯都也对弗拉米尼亚大道实施了全线修复。以他们为代表，其后的皇帝和权贵们不断对已有设施进行修复或扩建。在罗马人看来，重建和新建一样，都是了不起的公共事业。如阿皮亚图拉真大道。图拉真认为与其绕山路南下，不如直达海岸线再南下更合理。于是，他在贝内文托，把这条大道一分为二，直接修到了布林迪西。阿皮亚大道是第一条罗马式大道，又是南下的干线道路，在当时被誉为“大道女王”。即便是这样一条道路，罗马人也没有特殊对待。只要需要，就毅然决然地进行重建；如果不需要，就不作修改。假如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那么，罗马人堪称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哈德良出身于西班牙，但是，他也是真正的罗马人。以莱茵河防线为例，哈德良需要做的只是“革新”，因为之前的几位皇帝已经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里乌斯·恺撒最早确定这条防线；提比略稳定了这条防线；图密善通过建设日耳曼长城，进一步提高了这条防线的作用。

　　那么，哈德良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实现帝国安全保障的重建呢？

　　所谓组织工作，不管它本身多么完善，决定其职能的终究是人。哈德良在人事安排上，可谓颇费心思。

　　高地日耳曼和低地日耳曼这两个行省的总督都是指挥一个战略单位，即两个军团的司令官。前线行省相当于军事行省，所以，总督是军事和民事两方面的负责人。担任这样的总督，可以没有当选过执政官，但是，担任过法务官是基本条件。因为只懂军事的人成不了真正的军事家。前线行省通称皇帝行省，属于皇帝的管辖范围，总督任免权都在皇帝手中。哈德良巡视高地日耳曼、低地日耳曼两个行省时，两位总督都是先皇图拉真任命的。也许是图拉真眼光确实不错，哈德良没有换掉他们。但是，在巡视其他地方时，哈德良撤换过总督。当然，他没有采用生硬的做法，如免职、撤换等，而是采用了迂回的方法，保全他们“光荣的职务”。首先，他以回元老院的名义，免除其职务，然后由皇帝提名参加执政官选举。在他们有了执政官的经历后，再派往远离前线的、和平的行省，去担任元老院管辖下的行省总督。这样做的结果是，负责帝国安全保障的前线总督，全部变成了哈德良认为能力足够强的人。

　　军团长的任免权也在兼任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手中。作为军团长，统率的是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6000人和来自行省的人数相当的辅助兵，其资格条件是担任过法务官。身经达契亚和帕提亚两大战争的图拉真，任命了不少虽然资格条件不符但军事才能突出的人。对这样的人，哈德良采用的方法是，首先免除其职务，让他们回到首都罗马。认为确有能力的人，皇帝推荐他当选法务官。在有了法务官资历后，再派他回到前线。在平时，只有遵守秩序，组织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就像下页图表所反映的那样，罗马军团中有10个大队长。除了第一大队长指挥960名士兵外，其余9个大队长的手下都是480名士兵。罗马军队里，说到分队，其实就是大队。所以，如果有分队驻扎的基地，防守该基地的责任在大队长。

　　大队长由军团长任命。与军务能力相比，军团长更倾向于任命那些受士兵们欢迎的人为大队长。因为进入帝制以后，军团的主要目的变成了防守。对于这一倾向，哈德良进行了改革。他要求任命大队长必须以军事能力为首要条件，而不是士兵中的人气。当然，“穿红披肩的大队长”职位，只有元老院子弟才能担任，因为这是给元老院子弟的特别待遇，这一个传统做法没有改。自身担任过这个职务的哈德良很清楚，作为帝国领导阶层的预备力量，让他们一开始就担任重责，亲身体验实际事务非常重要。

　　大队长之后是下士官百人队队长。他们是“罗马军团的中坚”。这个名称是共和制时代留下来的。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除了第一大队的百人队队长统率160名士兵外，其余的百人队队长下面只有80名士兵。百人队队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尉，只是翻译成中士好像并不合适。因为他们尽管是下级军官，但他们之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权参加军团长及司令官召集的作战会议。

　　罗马军团 （罗马公民兵，约6000人）

　　辅助部队（行省兵，4500—6000人）

　　说明：指挥官级别的将领来自部落酋长的子弟，他们也是行省人，但是多半获得了罗马公民权。

　　2. 财务、医疗由军团相关部门的指挥官协助辅助部队。

　　○印——有资格参加司令部的作战会议者。

　　●印——有1个人可以参加作战会议的大队。

　　（参考了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与大队长不同，对于百人队队长的任命条件，哈德良加上了他是否受士兵们欢迎的条件。原因大概是因为百人队队长总是和士兵们在一起，无论是在军团基地，还是在野外的宿营地，他们与士兵们在同一个房间内或同一个帐篷里生活起居。不像大队长，有军官专用的设施。用餐的时候，百人队队长也要和士兵们在一起。不过，话虽如此，一个人无论在士兵中的人气有多高，仅凭这一点，是不能当百人队队长的。哈德良为百人队队长人选定的标准是身体强健，性格开朗，主动热情。因为只会对部下温和，是无法胜任“罗马军团中坚”的职责的。

　　再接下来是罗马军队中的主力军团兵。军团对士兵的选拔也很严格，不是你志愿加入就可以加入，也不是考试通过后就可以马上成为军团兵的。事实上，罗马军队很早就已经对新征士兵有所要求。只是在执行上，不同的司令官或军团长，有的会比较严格，有的却很宽松。为此，哈德良制定了标准，并下发到全军。从此罗马军队有了统一的征兵标准。

　　首先用年龄限制来筛选志愿者。在平时，应征年龄为17至21岁。有紧急事态发生时，放宽至30岁。是否拥有罗马公民权也是条件之一。但是，年龄等条件都符合要求，有不良前科的人和奴隶商人一律不得录用。

　　其次，对身体条件也有要求。身高必须在1米65以上，体格和视力也要达标。

　　此外，智力也是检查内容之一。这不是要求志愿者有多高的智商，只是要求有普通的读写计算能力。罗马一直采用双语制，拉丁语和希腊语并存。但是，军队中的通用语言是拉丁语，所以如果拉丁语特别好，会比较有利。

　　志愿者通过上述测试后，还不能马上加入军团，通常还要经过4个月的“试用期”（probatio）。在此期间，要测试他们是否适应集体生活。他们还要参加预备役的演习，当然使用武器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顺利结束“试用期”的人才允许入伍。他们会拿到刻有所属军团及自己姓名的金属身份牌（signaculum）。他们要把身份牌挂在脖子上，向诸神和皇帝忠诚宣誓（sacramentum），之后，才正式成为军团兵。期满退役的年限分别是，军团兵20年，不要求有罗马公民权的来自行省的辅助兵25年，海军26年，只有近卫军团兵为16年。期满退役时，根据在军团中的地位，可以领取相应的退役金。辅助兵还会得到世袭的罗马公民权。

　　像这样片面追求士兵的素质，使得对于来自帝国各地士兵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后来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哈德良应该对这样极端的做法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他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把罗马军队变成了行省人民的军队，使罗马军队失去了罗马的特点。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依据的佛尔尼教授发表于1963年的II Reclutamento delle Legioni，直译叫《军团兵招募法》，里面有这样的一张表。

　　表中记录了每个行省的详细数据。在这里，我只摘录行省出身的军团兵总数。还有，这个数字仅限陆军，不包括海军和近卫军团。

　　《军团兵招募法》中收录的表（单位：人）

　　话虽如此，如果你真心相信这个数字的话，难免会有错误的认识。这是因为：

　　一、既然罗马时代的公文都已不存在，那么可以参考的就只有考古调查发掘出来的碑文。还有，或依然躺在地下，或被挪作新建房屋的材料，或遭毁损后又回到土里的众多史料，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始终是个未知数。

　　二、这个数字不是每一年的数字，也不是这个时期全军人数的总计。

　　三、如果不考虑罗马军团兵的总数和每年因期满退役、战死及病死而需要补充的缺员人数，表中的数字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研究者们认为一个军团每年出现的缺员人数在240人左右。

　　军团及军团兵数和缺员数（估算）

　　因此，我想上面这个表也有必要一并列出。

　　也就是说，第一个表中的数字并未正确反映罗马军队的全貌，它只是反映了一种倾向。随着时代的变迁，负责罗马帝国安全保障的士兵，由意大利本土出身的人更多地转向了行省出身的人。

　　原因是生活在繁华帝国的本土——意大利的罗马公民，即使不服兵役，也有很多其他谋生手段。事实上，尤里乌斯·恺撒时代，作为主要兵源地的意大利北部，经过200年以后，已经被多瑙河沿岸地区，即现在的巴尔干地区取而代之了。军团兵人数少于意大利本土的行省只有希腊。那一定是因为受到了希腊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以及通商、海运及建筑美术等方面的才能的影响。

　　罗马军队中，出身于非意大利本土的人开始加入的时间，要追溯到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作战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时代。而且，从那时起，这种状况成了罗马军队的常态。尤里乌斯·恺撒率领的罗马军骑兵，几乎都是曾经的对手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继恺撒之后，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把迄今为止的惯例变成了明确的制度，规定构成罗马军队的两大部分是有罗马公民权为条件的军团兵和行省人民的辅助兵。

　　出身本土的罗马人和出身行省的罗马人，所占比例发生逆转，也许是从韦斯帕芗到图拉真的时代。还有，可以确定的是，在哈德良以后，这一逆转比例的差距越来越大。

　　原因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出身行省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人数不断增加。首先，军团兵中，服役期间与当地女子相识相知，期满退役后结婚，继续留在兵役地附近的人很多。其次，辅助兵期满退役时，要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罗马公民权是世袭的，这就意味着其子女也名正言顺地成了罗马公民。而且，因为父亲的职业，孩子志愿加入罗马军团就成了极自然的一个选择。

　　因此，出身本土的士兵人数和出身行省的士兵人数比例逆转，不能笼统地说是因为出身本土的人不愿意服兵役的结果，更不是兼任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因为自己是来自行省的罗马公民，因此，更愿意选择行省出身的人，而不选择意大利本土出身的人。

　　我想起了本田宗一郎说过的一句话。只要能继承本田精神，无论他是美国人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来做本田的社长。罗马人，尤其是哈德良，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吧。那么，哈德良是如何把“罗马精神”灌输给士兵们的呢？

　　首先，他全面推出了高强度的实战模拟演习。罗马军队的训练之严格自古有名。即使是在军团兵互为敌人的模拟作战中，双方也是真刀真枪地打。演习中，打伤战友一律不问责。当然，演习之外打伤战友，掌握士兵生杀大权的军团长会给以严厉处罚。

　　有人认为连日不断地参加如此高强度的训练，不如改行当角斗士更能赚钱。于是，他们会选择中途退役。在罗马军团，士兵期满退役时可以拿到退役金，而中途退役，也会有很多特殊待遇。其中之一，引用《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的内容，是这样的：

　　恺撒把地方自治体议会议员的候选资格年龄，也就是被选举权的资格年龄分成了三种：

　　一、无兵役经历者——30岁以上；

　　二、作为军团兵，服过兵役的人——23岁以上；

　　三、服过兵役中的骑兵，或担任过百人队队长的人——20岁以上。

　　恺撒还明确规定了什么样的人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他们是犯罪者、作伪证者、军团逃兵以及被流放者、角斗士、演员、妓女。

　　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这个法律，到了2世纪以后的哈德良时代依然沿用。

　　行军是必不可少的训练内容之一。只要不是事发突然，罗马军队行军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5公里，一天的行军路程是30公里上下。行军中，每个人必须自带15天左右的干粮，武器加上粮食、餐具等，全部装备重量达40公斤。

　　据说哈德良在检阅士兵行军的时候，与士兵们一起徒步行军。非但不骑马，甚至从着装到其他装备，都与普通士兵无异。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士兵们懂得，既然成了罗马的战士，首先必须学会吃苦耐劳。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皇帝，在这一点上没有区别。

　　演习中，哈德良加入了又大又重的攻城武器使用方法这一项。罗马军团中有专门负责管理这种武器的人，却没有专门操作这种武器的士兵。通常的做法是，军团兵按负责人的指示操作武器。所以，只要是军团兵，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它的使用方法。

　　有记录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859—1941）曾经复原了罗马军队的这种机械武器，并进行了实际操作。根据这一记录，据说石弓，当时叫“弓”（arcus），射出去的第一支箭命中了50米开外的靶子，第二支箭把扎在靶子上的第一支箭漂亮地断成了两截。除了石弓，还有一种叫“蝎子”（scorpio）的投石器，用于投射长达60厘米的超强箭。射出去的箭据说一下子射穿了立于340米开外的、厚度达2厘米的板子。现代研究者绘制了图纸，对罗马军队使用的各种兵器的射程距离作了图解。

　　各种兵器的射程距离

　　从这些图上可以看出，与其他同时代的国家相比，罗马军队在兵器机械化的先进程度上远远走在了前面。除了兵器本身有很高的精确度以外，它们都做成了可移动的武器。甚至，百人队队长指挥下的每个军团中队就配有一个“蝎子”。努力提高机械化程度是最高司令官同时又是皇帝的责任。使用这些机械则是军团兵的任务。这大概就是哈德良的想法吧。

　　演习之余，皇帝对士兵们在基地内的日常生活，也作了严格要求。

　　起床、用餐、就寝等，一切听从喇叭声指挥；夜间站岗打盹是死罪；基地内，不得有罗马式城里必有的列柱走廊，也不可有庭院；罗马人用晚餐时，通常一条胳臂要支在类似床的桌子上，但是，在基地内，即便是晚餐，这样的进餐方式也是不允许的；偷盗战友的财物，立即开除；士兵可以抗议或反对，但是，严禁聚众抗议，必须通过百人队队长；无正当理由或未经上司同意擅离基地，会受到严惩。

　　话虽如此，哈德良并非只是单纯地严格要求士兵们。他视察了基地内的医院。为了让伤病员都能得到充分治疗，他逐一检查了医院设施及人员配备的情况。罗马军团都有附属医疗队，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护士。甚至还有为马、牛治病的兽医。罗马军团基地内的医院向生活在基地周边的居民开放。虽然身为百姓，但是他们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基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从情理上和策略上来说，这也应该吧。军队的医院允许有庭院，这一点确实符合哈德良的想法。他深知，如果只重视精神生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很难指望士兵能发挥较强的战斗力。这是一支被称为以后勤补给取胜的罗马军队。哈德良视察后勤，并根据视察结果作出的指示往往一语中的，让人不得不深表敬佩。

　　军团长下面有两位专门负责基地内务的指挥官：一位是财务检察官，是财务方面的负责人；另一位是基地总管，负责基地内部的管理。基地总管的重要任务是补充并保管兵器和粮食。

　　由于前线基地时刻处于和敌人对峙的状态，随时有可能遭到敌人的包围。所以，为了防备这一情况，往往在不知不觉间，粮食和武器补充过多，结果出现了大量库存积压。

　　克桑腾军团基地的军队医院平面图（■为病房）

　　库存过多，粮食就会发霉腐烂，导致无法食用，只能丢弃。兵器长时间不用也会生锈，即使送到军团所属的兵器修理站，依然可能无法修复，不能使用的兵器堆积如山。这就是说，虽然主观上从未想过要浪费，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购买军粮、军需的经费浪费极大。

　　哈德良非常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形。他在军团基地、军粮供给地以及联系两者的补给线之间推行了系统化的管理。只要流通有了保障，就不需要有过多的库存。这种做法的成效就体现在基地内的库存量控制在了最小的限度内。

　　从这件事情上，反映出哈德良重视效率的想法。同样，这样的想法在加强防卫力量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罗马军队分为军团兵和辅助兵。军团兵为主力部队，辅助兵以辅助作战为任务。辅助部队由行省人民构成。公元69年以前，辅助部队由出身同一个部族的人构成，指挥官也由该部族之长的族人担任。尼禄皇帝死后发生内乱的那一年，就有行省利用这次混乱造反起义。当时的主角就是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辅助兵。正因为辅助军团的士兵构成来自同一个部族，所以他们要拿起武器转而反对罗马非常容易。

　　吃过一回亏的罗马，在结束内战后，从韦斯帕芗时代开始，改变了辅助部队的构成。由原先清一色的同族人，变成了不同部族出身的人。指挥官也变成了由罗马军团的老兵来担任。

　　其结果是，虽然依然保留了辅助兵的名称，但实质上他们已经非常接近正规士兵。期满退役时，不仅可以领到退役金，还能得到罗马公民权。这些做法进一步推进了辅助兵向正规士兵的转变。

　　“和平”是哈德良的格言。他相信要维护和平，首要条件是确立防御体系。但是，在帝国财政方面，他并不希望增加军团兵。在他统治期间，甚至还成功裁减了2个军团。事实上，增加辅助兵的做法也行不通。因为，这样做违反奥古斯都制定的政策，即辅助兵人数不得超过军团兵人数的规定。虽然辅助兵已经变成了正规的兵力，但是，他们始终都是行省人民。在负责帝国安全保障的罗马军队中，即使在数量上，行省人民也不能超过罗马公民。

　　哈德良通过招募临时兵（Numerus），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谓“临时兵”，直译的意思是“数目多的人”或“众多的人”。临时兵由居住在周边的行省人民中的志愿者构成。他们不定期服役，也没有兵役期限的规定。说起来有点像季节性的服兵役。他们主要担任警戒任务。因为不能指望他们会有战斗力，所以，无须对他们进行训练。临时兵在服役期间，饮食起居可以得到保证，还能有些许薪酬。所以对于农闲期的农民及一时失业的人来说，这是一项非常有利的制度。

　　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因为是临时性的士兵，所以，在他们退役时，无须支付退役金，也不需要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在不增加罗马公民人数的情况下，这一措施既补充了战斗力，同时，还有利于消除因贫困引起的叛乱苗头。

　　(上下图都摘自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因为是临时充当士兵，所以我们不清楚临时兵的具体人数。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条防线以及不列颠，每个军团好像有500人左右。军团兵6000人、辅助兵略少于6000人的军队里，500人的数字，我想只能说是对军事力量的补充，但算不上是加强。

　　以上是哈德良在视察包括日耳曼长城在内的莱茵河防线全线时，做的全部事情。这些事情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的。所以，发行刻有“日耳曼前线军队”（Exercitus Germanicus）的货币应该可以接受。在以后的巡回视察中，哈德良的风格与这一时期完全一样。就是说，无论走到哪里，非做不可的事情和解决此地独有的问题，这两件事同时进行。例如，在莱茵河沿岸，不需要修建新的屏障。但是，到了下一个目的地不列颠，却需要这样的屏障。

　　哈德良在处理这两件事情时，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就是明确军团基地内部的责任体系。为了加强组织架构的功能，明确责任之所在是首要条件。在组织架构中，经常会有一些非常不希望责任分明的人，原因是这样的人通常都不喜欢承担责任。既然人类社会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的，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可能会消失。但是，一个组织架构内，如果这样的人占了多数，那么这个组织的功能就会弱化。

　　哈德良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军团基地是罗马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些地方后来成了后世欧洲的主要城市，恰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军团基地内部，不仅有医疗设施和公共浴场，甚至还有成衣铺、银行和邮局。没有的只是为士兵的妻儿所建的设施。因为，罗马军队中，在服役期间，下级军官以下的士兵禁止结婚。当然，在父亲服役期间出生的孩子，在父母结婚后，承认其为嫡出。还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罗马的军团基地内没有宪兵。

　　哈德良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军团基地的人员数。但是，他明确了每个人的职责范围。从军团基地的人员一览表中看以看出，职责分工非常细，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要转嫁责任绝无可能。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比出身意大利本土的罗马人更像罗马人的皇帝哈德良，努力让和自己一样出身行省的士兵们牢记在心的罗马精神。

　　不列颠

　　皇帝哈德良的统治达21年。其间，他待在意大利本土的时间有3次，加起来只有7年。从45岁到58岁的13年间，基本上都巡游在各行省之间，进行视察。

　　前面已经讲过，我把哈德良在巡回视察过程中，完成的业绩大致分成了两类：

　　一、无论走到哪里，非做不可的事情。

　　二、解决此地独有的问题。

　　关于第一类事情，在视察莱茵河防线的章节中已经讲过，所以，在有关哈德良以后的出巡篇幅中，我将略过不讲，而只讲第二类事情。但是，请读者朋友不要忘记，不管他走到哪里总是有第一类事情要做。正因为在哈德良每一次巡游中，都有第一类和第二类事情要做，所以他的出巡才有了意义。它们让我们充分理解到，哈德良耗费如此长的岁月巡回视察帝国各地的意图。

　　公元122年的春天一到，已经46岁的哈德良登船离开莱茵河河口向不列颠出发了。不列颠之行一定是早有计划。因为5年前的117年，在这里发生了布里甘特人起义、第九西班牙军团惨遭歼灭的不幸事件。虽然哈德良即位后不久，从大陆派遣另一个军团，增援常驻的两个军团进行反击，成功镇压了这次起义，但重建不列颠防御体系的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罗马在不列颠常驻有3个军团：第二奥古斯塔军团驻扎于威尔士地方加的夫附近的伊斯卡（今卡莱奥恩）；第十二瓦莱里亚胜利军团驻扎于英格兰西部的德瓦（今切斯特）；第六胜利忠诚军团驻扎于英格兰东部的埃布拉库姆（今约克）。这3个地方的军团基地与以伦底纽姆（今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之间，早已布满了罗马式的道路网。因为罗马在伦底纽姆统治的时间已经很久。还有，相当于高速公路的大道，也分别从切斯特和约克通到了罗马人称为喀里多尼亚的地方，即后来的苏格兰。在图密善皇帝时代，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也是身为罗马军队的将军阿格里科拉提出了主动进攻的作战策略，使罗马帝国的征服步伐迈到了苏格兰的腹地。

　　哈德良皇帝时代的不列颠（为方便起见，加入了安敦尼· 庇护皇帝建的长城）

　　公元117年发动叛乱的布里甘特人是一个土著民族，生活在当时尚未区分开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处。这个部族更早的名称并不清楚，布里甘特是罗马人取的名字。在拉丁语中，意思是山贼或强盗。英语中的brigand可能就是以这个拉丁语为词源的。既然罗马人为这个民族取了这样一个名字，那么，这个民族一定很抵触向罗马化的方向发展，拒绝定居下来从事农牧业。

　　但是，并非所有布里甘特人都拒绝罗马化。随着罗马人移植而来的果树及花草扎根开花结果，英格兰受罗马的影响不断加深。生活在这一带的布里甘特人不断被罗马同化。也就是说，生活在这个部族居住地以南的布里甘特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罗马的同化。也许发生在公元117年的起义，是起因于居住在北部的布里甘特人，看到自己的同族人日益受到罗马化的影响而心生不满的结果。因为他们残忍虐杀的不只是罗马士兵，对站在罗马一边的布里甘特人同样毫不留情。

　　罗马是称霸一方的国家，他们的责任是要保护接受其统治的人们。哈德良要重建不列颠防御体系，具体地说，就是为了保护已经接受罗马化的人免遭外族的侵扰，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哈德良长城”。

　　古代罗马人称为“哈德良壁垒”（vallum Hadriani），现代英国人命名为“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的这个屏障，是不列颠行省的防御设施，始于泰恩河河口，经过纽卡斯尔到索尔威湾，共80罗马里（约合117公里）。全程由石结构城墙、塔楼以及要塞构成。没有利用大河这种天然界线。在这一点上，与日耳曼长城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日耳曼长城就建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

　　石结构城墙的剖面图，如下页图所示，“北”属于罗马帝国之外，“南”属于帝国以内。因此自北向南：

　　（1）堑壕——是一条宽度为9.1米、深度为9米的V字形壕沟。贯穿城墙最顶部有一条监视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可以看到堑壕最深处。建堑壕的目的，首先是对付蛮族的马队进攻，其次是阻碍蜂拥而至的蛮族集体进攻。

　　（2）石墙——向北部分高度为6至10米，南侧为4到6米。高度不同是因为地势造成的。石墙厚度与地势无关，都在3米左右。

　　（3）道路——沿石墙而建的路，全线按罗马式大道建造而成，即全线铺设。目的是为了马匹和货车也能顺利通行。大路的宽度也和罗马大道一样，为两车道。

　　哈德良长城的模型图

　　只有石墙位置（没有塔之类的位置）的截面图

　　（4）野战工事——这是一条高3米、宽6米、距离很长的堤防线，同样沿城墙而建。共有两条，是平行的。两条工事之间有堑壕。

　　（5）堑壕——宽度和深度都在6米左右。

　　如果外敌骑马试图突破城墙，（4）和（5）可以起到阻挠的作用。如果蛮族成群袭来，它们也有双重屏障的作用。哈德良长城包括（1）到（5）的全部内容。

　　哈德良长城的各个要冲位置都建有城堡、要塞和监视塔。出于战略需要的考虑以及地势的原因，分别部署了守备队。位于平原地带的城堡上部署的是骑兵部队、骑兵和步兵的混合部队；位于丘陵地带的城堡上部署的是步兵部队；以警戒为任务的塔楼上部署的是临时兵；设在哈德良长城外侧的前哨基地，部署了由辅助兵和临时兵构成的混合部队。各城堡要塞之间的平均距离为1.5公里。监视塔之间的距离因受地势的影响，平均500米。

　　这是最前线。从这里，有罗马式大道通往军团基地。一旦哈德良长城抵御不住外敌的入侵，位于约克和切斯特的两个军团基地，可以派出主力部队迎战敌人。

　　1900年后的哈德良长城，因为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淋，又因为长期被当做采石场而得不到保护，因此与罗马时代的其他遗迹一样，想知道它曾经的样子，只能借助自己的想象力了。英国人非常重视对古罗马的研究。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条长城又是位于自己国家境内的重要的罗马遗迹，因此，他们为保护这一遗迹，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甚至，这条长城沿线还出现了小型旅馆，为参观遗迹的客人提供住宿方便。这里成了初夏到初秋，适宜周末旅行的一个景点。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尽管如此，这里并没有带上一丝庸俗的商业气息，非常符合英国人的作风。罗马时代的遗迹，即便在意大利境内，也应该交给英国人来管理是我一贯的主张。位于不列颠的罗马时代的遗迹和雕像，在质和量上，绝对比不上意大利本土的，就连大英博物馆中的文物也不例外。但是，英国人悉心照料罗马时代留下来的遗物，难道真的只是单纯地出于对古罗马的热爱吗？又或者是他们依恋这样一种信念，即继承古罗马人的是大英帝国子民自己？不管怎样，站在哈德良长城上，要追忆强者们曾经的梦想，必须在大雪纷飞、寒风呼啸的冬季去。建造这座长城的哈德良前往不列颠的时间是春季至夏季。这是英国最好的季节。但是，在此执行军务的罗马士兵们，却要在寒风凛冽的地方守护这条建成后的长城，防御来自被大雪覆盖的敌人阵地的进攻。守护帝国的疆界并非易事。

　　顺便提一句。哈德良之后的安敦尼·庇护皇帝时代，在哈德良长城以北，连接福斯湾和克莱德湾的中间，又建了一条长城，叫“安敦尼长城”。如果以这条线为边界线，并作为罗马帝国的防线稳固下来的话，那么后来的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进入了帝国的版图以内。这样一来，意味着苏格兰也将被罗马同化。然而，作为接受了罗马化的地区和未罗马化地区的界线，帝国防线最终停留在了哈德良长城上。而这一结果，直接影响到了后来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自为政。

　　我想，看到这两条长城的人，即使不是军事专家，也能感觉到，哈德良长城是亲临现场的人构想并建造的成果。相反，安敦尼长城则是以收集到的情报为基础规划建造起来的，是坐在办公室里的成果。

　　不清楚哈德良于公元122年的何时横渡多佛尔海峡进入高卢。但是，从他随后的行动范围来推测，离开不列颠的时间很可能是夏末或初秋。他需要视察的帝国疆域太大，时间不允许他等到士兵们把哈德良长城建成后再离开。不列颠多雨，所以在建造这条长城时，必须考虑把粮库建成高脚楼，还要考虑在前线服役的士兵们的卫生条件，并根据罗马人的风格，又要考虑舒适性。所以，在潺潺流动的小河畔还建起了浴场。然而，包含这一切设施的长城建成后，哈德良却无缘亲眼一见就离开了人世。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再正常不过了。有人很幸运地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人则享受这些人带来的成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成果尤其如此。

　　就像前面所述，在受罗马化影响至深的高卢，需要哈德良进行改革的地方几乎没有。我们只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建设阿维尼翁。就在这个地方，哈德良接到了先皇图拉真的妻子普洛蒂娜去世的消息。我们不清楚，哈德良听到这位总是默默支持他，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毅然站出来为他撑腰的女人去世的消息时，是怎样的心情。我想，就算他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保留至今，也不可能会有类似这样的关于个人情感的内容。我们只知道一个事实，得知普洛蒂娜去世的消息之后，皇帝哈德良在这个女人的出生地尼马苏斯（今尼姆），为这位户籍关系上的养母修建了一座神殿。

　　西班牙

　　鉴于上述原因，哈德良在高卢的逗留时间很短。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哈德良还接到了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消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当地居民之间发生了冲突。这次冲突和以往不同。不是希腊系居民和犹太系居民之间的冲突，而是发生在埃及原住民中间的一场骚乱。起因是一头牛。

　　自古以来，埃及就有一种信仰——崇拜牛为神圣之物。甚至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为此还记录下了“往事”。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那不是一头普通的牛，而是吸收了日月之精华的牛，证据就是这头牛皮肤上呈现出来的特殊斑纹。人们于是深信，这种斑纹表明它吸收了来自太阳和月亮的神奇力量。

　　当时，圣牛来到了地球上，人们在它身上发现了其他牛身上没有的斑纹。人们欣喜若狂。然而围绕着把这头牛放在哪个城市、交给什么人来奉养等问题，当地住民之间发生了争执。相信这种神奇事情的人们竟然是罗马帝国的子民。

　　对此，哈德良认为无须亲自出手解决，他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亲笔信，余下的事情全权交给了驻埃及的行政官。但是实际上，如果是听到劝告头脑就会冷静下来的人，一开始就不会起争执。所以哈德良认为，自己早晚必须去埃及，重整那里的统治秩序。只是眼下他在西方还有不得不做的事情。公元122年至123年冬季，皇帝在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度过。在塔拉戈纳，他召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殖民城市和地方自治体的代表。

　　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出身于行省的辅助兵不是罗马公民，但是，因为他们为保卫帝国出过力，所以在他们期满退役时，要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所以，简单计算一下，每25年就会诞生15万新的罗马公民。这就是罗马帝国的国策。因为这一制度，罗马帝国保证了前提条件为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的军团兵的数量。但是，如果长期维持这样的政策不变，难免会造成新老罗马公民之间出现矛盾。因为无论新老公民，既然都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他们的利益当然也一样。除了必须遵守罗马公民法的规定外，同样无须缴纳相当于收入的1%的行省税。

　　于是，老公民心里就会产生不满。他们的不满，导致了新老公民间的针锋相对，在有三个行省的伊比利亚半岛，具体表现在招募军团兵时，新老公民都不予配合。

　　老公民统称“意大利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意大利本土。图拉真和哈德良也属于这一派人。面对应招军团兵，这些老公民平静却明确地说“不”。另一方面，统称为“西班牙人”的新罗马公民，则态度强硬地回答说“不”。之所以一派态度平静，一派强硬，大概跟哈德良属于老公民派有关。新公民派担心属于老公民派的皇帝会向老公民派妥协，提出损害自己既得利益的方案，于是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作为帝国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有必要采取措施。

　　在塔拉戈纳召集两派代表举行的会议上，不知道哈德良采用了什么样的调停策略。根据罗马人惯常的做法，很可能提出了妥协的方案。即凡是罗马公民都能享受到的各种权利中，某些权利只对新公民设限。所谓某些权利，应该不是免除行省税这种关乎实际利益的权利，很可能是地方自治体议会的议员候选资格之类的权利。人这种动物，只要流动性有保证，还是愿意接受待遇上的不同。已经有300年历史的罗马公民和3年前刚刚成为罗马公民的人之间，这种不同的待遇只要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时候更利于社会的稳定。

　　不管怎样，哈德良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来到塔拉戈纳后，他没有回故乡意大利卡，也没有建纪念皇帝登基的建筑物。这样做或许是为了不刺激到这两派。

　　在西班牙停留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哈德良正在总督官邸独自散步，一个奴隶手持利刃突然向他刺来。等人们得知变故，匆匆赶来时，皇帝已经制伏了刺客。他把犯人交给了来人。后来，当他知道这个犯人因为神经错乱才有此行为后，不仅没有惩罚他，反而下令给他治疗。

　　这一插曲让人联想到这样两件事：

　　第一，很可能在罗马时代，对于疯子已经不问责了。

　　第二，尽管已经47岁，但是，哈德良的体格尚好。他本人似乎对此也是信心十足。

　　哈德良在西班牙唯一的消遣就是骑着马在故乡的山野上狩猎。

　　然而，就像在等待春天到来似的，哈德良接到了一个重大消息。这是叙利亚行省总督送来的紧急报告，报告称，帕提亚王国出现了不稳定的动向。尽管和埃及的骚乱一样，都是来自东方的消息。但是，帕提亚王国出现动荡，与发生在埃及的、围绕神牛问题的当地居民之争不能相提并论。哈德良相信外交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于是，皇帝决定亲自前往。

　　地中海

　　这次旅行从西班牙出发，目的地是叙利亚。要自西向东横向穿越罗马帝国。因为决定中途不作停留，直接前往叙利亚，所以这次选择海上旅行，自西向东要横跨地中海。

　　虽然是皇帝航海旅行，但没有大规模的护航队。因为罗马早就清除了曾经的海盗巢穴。长期以来，地中海一直享受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带护航队旅行，本身就是安全与和平的明证。本来就不喜欢兴师动众的哈德良，好像只带了三四艘快船就出航了。

　　从塔拉戈纳港到罗马外港奥斯提亚，顺风的话，只需要5天时间。即使只靠划桨，20到25天也能到达。途中回趟罗马非常方便，但是哈德良没有这样做。因为一旦回去，脱身就不那么容易了。具体航程我们不清楚。总之，离开塔拉戈纳以后，他可能站在船的左舷，一路上眺望着撒丁岛南端。到了位于西西里岛西端的马尔萨拉时，停靠了一下。接着，绕过西西里南端，到达克里特岛。然后，站到船的右舷，望着克里特岛的北边，一路向塞浦路斯岛驶去。经过塞浦路斯后，继续航行，直到安条克外港塞琉西亚。如果他走的路线是这样的话，那么，季节应该是初夏。从塔拉戈纳只需要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就可以进入安条克。

　　尤里乌斯·恺撒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充分利用旅途中的时间，写下了比较论的文章，题为《类推论》，还送给了西塞罗过目。这两人虽是政敌，但是，对于写文章，两人的观点一致，就是清晰明了。哈德良与恺撒也有共同之处。不仅行动范围广，而且两人都是不肯浪费时间的人。那么，在近两个月的航海期间，他都想了些什么呢？

　　因为没有留下任何史料，连传说也没有，所以我们只能依靠想象。他在进行思考时，面对的是一片大海，不是咆哮不休的北方大海，也不是一望无际的大洋，而是初夏平静的地中海。从飞机上看下去，就连拖着一条白色浪花的渔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罗马人称地中海是“我们的海”或“内海”。它是罗马帝国全体民众的海，既不存在现在这样200海里主权的问题，也不会发生捕鱼船被抓的事件。也许这期间，他思考的是两年后实施的罗马法汇编的事情。这里的想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猜测，其唯一的依据是哈德良回到首都罗马后开始实施的这一浩大工程，无论在工作的内容上，还是在人选的问题上，初期就已经基本确定。苏拉最先尝试做过这件浩大的工程，后来恺撒也尝试过，但是他们最终都没有完成。

　　东方

　　皇帝到达叙利亚行省首府安条克时，那里已经处于临战状态，作好了随时应对帕提亚战争的准备。然而，哈德良没有选择战争。他决定采用领导人会谈的方式，与帕提亚国王协商解决问题。哈德良很清楚帕提亚的特殊情况。他知道，帕提亚王国对罗马帝国摆出强硬的态度，并非国王所愿，更多的原因是国王受到了来自国内强硬派的压力。两国领导人会议的地点定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小岛上，哈德良没有带军团随行。

　　关于帕提亚国王与罗马皇帝之间的会谈详细经过，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我们知道结果：那就是避免了一次战争危机。罗马方面曾经担心帕提亚军队会进攻罗马帝国的领地。但是，帕提亚国王回到首都后，马上下令解散了军队。帕提亚与罗马不同，除了正常的警备以外，这个国家没有常备军。当战争爆发时，常常临时组织军队。而且，帕提亚历代国王最害怕的不是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是一个可以讲理的国家，他们最害怕的是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以及来自帕提亚东北部的亚细亚高原部族的进攻。哈德良选择领导者之间的会谈，不是因为他只喜欢这种手段，而是他认为，解决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问题，高层会谈是有效的。

　　就这样，帕提亚问题轻松得到了解决。既然已经到了帝国的东方，从不肯浪费时间的哈德良决定从安条克北上，进入小亚细亚，视察小亚细亚南部和西部。

　　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现代的小亚细亚南部是向德国输送劳动力的一大劳动力来源地。与土耳其语这种当地的通用语言相比，在这个地方，使用简单的德语沟通起来更方便。但是在罗马时代，这里是个城镇，拥有可容纳上万人的半圆形剧场。拥有可容纳上万人的公共设施，意味着这是一个人口数倍于这个数的城市。从飞机上看下去，小亚细亚只是一片荒芜的土地。但是，走进里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富到历史上的强国都要争相占为己有。在罗马时代，这里属于元老院行省。这意味着，这里的罗马化历史已经很久，社会稳定，不需要驻扎军队。作为帝国最高责任人，需要亲自抓的事情极少。所以对哈德良来说，这一定是一次可以满足他从小的愿望和好奇心的旅行。

　　哈德良访问了罗得岛。罗得岛的意思是蔷薇花盛开的岛屿，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在当时，还是文化中心之一。按照哈德良的性格，想必他会去林都斯神殿吧。这个神殿建在高高的悬崖上，必须攀爬险峻的小路才能到达。回到小亚细亚西端后，他也去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出生地哈利卡纳苏斯、希腊哲学鼻祖泰勒斯出生的米利都、美丽的商业港口以弗所以及曾经的希腊诸国之一、后来一直是文化中心之一的帕加马，还到了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的故事发生地特洛伊。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化都起源于小亚细亚西部一个叫爱奥尼亚的地方。现在，这里属于土耳其的领土。但是，即便是现代，只要到这个地方旅行，你依然会抑制不住地怀念起希腊文化。所以，这些遗迹依然保存完好，应该说，这一带和罗马时代的希腊本土并没有两样。也许，哈德良与比提尼亚出生的美少年安提诺乌斯相识，就是在这个时期，就是在小亚细亚。哈德良没有直接去雅典，尽管到爱奥尼亚旅行的人都会想去。因为，从季节上来说，他还可以继续视察边境。

　　哈德良

　　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皇帝和人数不多的随行人员进入了欧洲大陆，并向北去了色雷斯。色雷斯曾经是为亚历山大大帝培养骑兵的地方，这个山岳地带作为马的产地非常出名。罗马帝国的军团中，有很多骑兵出生于色雷斯。

　　经过色雷斯，到达多瑙河防线。这里是哈德良在青年时期度过军旅生涯的地方，也是他登基后，回归首都罗马前，进行过重建的地方。因此，视察期间，需要做的事情很少，视察的速度也很快。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多瑙河河口开始视察，直到维也纳所在的中游地带。在视察莱茵河防线时，他已经完成了对日耳曼长城的全线视察。所以，作为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这个时候，皇帝哈德良完成了对莱茵河和多瑙河这两大帝国防线的视察。

　　冬季已经临近，皇帝的行程朝向了南方。他打算在亚该亚行省首府雅典过冬。

　　雅典

　　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向往的地方，到了48岁才得以亲眼所见。如果是你，你会作何感想？哈德良曾经被他的学友们取了一个外号，叫“希腊人”，他的两位监护人图拉真和阿提安曾经因为担心他过于迷恋希腊，把他送回了西班牙乡下，让他远离只会培养出软弱性格的希腊文化，代之以学习质朴而刚毅的罗马式生活。后来，军务和政务又占据了哈德良的全部生活，所以，尽管从距离上来说，意大利距离希腊不远，但是，对他来说，希腊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这一次，哈德良来到雅典，一待就是6个月。这就不只是过冬了，很可能他把出身于比提尼亚的美少年也叫到了雅典。

　　哈德良是第一个蓄胡须的罗马皇帝。从共和制初期开始，罗马男子已经习惯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我想这是因为，历史上，罗马的崛起和希腊的衰退正好在同一个时期。罗马人大概不愿意自己被看成与希腊人一样吧。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自古以来，希腊人一直喜欢蓄长而浓的胡须。但是，深受罗马人爱戴的亚历山大大帝，虽然是希腊人，留下来的肖像却几乎都没有胡须。所以，罗马人养成不蓄胡子的习惯也很正常。

　　罗马成为强权大国后，希腊进入罗马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胡须成了通称“学者”的教师的标志。即使是现在，看到一个不知名的男性肖像，如果蓄有胡须，我们常常会认为他是“学者”。在图拉真活着的时候，哈德良即使心里很想蓄胡子，但是，也许终究没有这个胆量。

　　当然，就像图拉真记功柱上看到的那样，罗马男人并非没有一个蓄胡须的。在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有专职的奴隶，每天早上为主人剃胡须。距离那个时代，帝国历史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其间，热爱希腊文化的尼禄曾经遮遮掩掩地蓄过一些胡须。到了哈德良时代，也许这种顾虑已经不再需要了。不管怎样，哈德良保存到现在的肖像都是有胡须的，当然这些肖像都是他当上皇帝以后的肖像。那个时候，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罗马皇帝蓄希腊式的胡须已经不会成为新闻。继哈德良之后的皇帝们，留下了来的肖像绝大多数都是蓄胡须的形象。尽管不像女人的发型那样变化繁多，但是，蓄胡须也是一种时尚。

　　哈德良在访问希腊之前已经开始蓄胡子。只是，哈德良就像第一次出国旅行似的，只要是希腊的东西，每一项他都愿意亲身体验。雅典市内自不必说，像德尔菲、科林斯、斯巴达、奥林匹克等所谓的名胜古迹，他全部游览到了。还有，虽然没有记录，他一定也去了矗立在苏尼翁海峡的波塞冬神庙，在那里欣赏了太阳从地平线缓缓升起的日出景象。他甚至还迷上了厄琉息斯秘仪，这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厄琉息斯秘仪是一种宗教，因为起源于距离雅典不远的厄琉息斯而得名。这一宗教信奉的是宙斯的姐姐、富饶的大地之神德墨忒尔和她的女儿珀耳塞福涅。仪式通常是在夜里秘密举行，一切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所以被称做秘仪。希腊人认为年年必至的冬季，是德墨忒尔在哀叹与女儿的别离。因为女儿要去冥界6个月，不能回来。这是一种民间宗教，与信奉狄俄尼索斯的宗教一样。自古以来，信奉狄俄尼索斯的宗教在希腊人中间一直都很盛行。拉丁语叫巴克斯的信奉狄俄尼索斯神的宗教仪式，有唱又有跳，气氛非常热闹。与此相反，只因为与冥界有关，厄琉息斯秘仪是在夜间悄悄举行，而且对信徒的选择也很严格。如果说信奉狄俄尼索斯的宗教是大众宗教的话，那么厄琉息斯秘仪则是少数精英的宗教。所谓宗教，不管是什么教，一定有利益值得期待。厄琉息斯秘仪向信徒承诺的是死后可以得到平安。在罗马，皇帝兼任大祭司，是负责祭祀罗马守护神的最高权力人。然而，加入这个秘仪的皇帝却大有人在。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和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就是其中的两人。奥古斯都是一位冷静的统治者，他加入该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需要顾及被统治者希腊人。克劳狄乌斯加入该教是在登基之前。希腊和罗马都是多神教世界。虽然他们加入了希腊精英的宗教——厄琉息斯秘仪，但是，保守的元老院没有说一句责难的话。到了4世纪末，因为皇帝狄奥多西毅然推行一神教——基督教，厄琉息斯秘仪与古代其他众多宗教一起，被作为邪教遭到了扼杀。

　　秘仪在厄琉息斯的一个深洞内于深夜举行，所有参加者都会携带短刀前往，虽然这是禁止的。但是，哈德良总是一个人前去参加，既不带武器，也禁止警卫同行，忠实地遵守古代的规则。

　　欧美的美术馆、博物馆中展出的哈德良皇帝雕像与皇妃萨宾娜的雕像放在一起的不多。相比之下，与他宠爱的安提诺乌斯的雕像放在一起的占了绝大多数。皇帝与这位比提尼亚出生的美少年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和后世都很引人关注。

　　比提尼亚位于小亚细亚的西北，图拉真曾经任命小普林尼作为特命全权总督赴任此地。自古以来，这个地方多希腊族居民。但是，出生于此的希腊人，没有任何特别，特别的只是安提诺乌斯容貌之不同寻常的美。

　　不清楚安提诺乌斯是何时、何地与哈德良相识的，我们只知道他出生于11月27日，却不清楚具体是哪年的11月27日。从我们唯一清楚的、他的殁年开始倒推，再加上被神化之人的特权——裸体雕像所显示的身体年龄进行推测的话，与哈德良相识的时候，很可能安提诺乌斯在15岁左右。这位希腊人身上所流露出的东方甜美的忧愁多于希腊人的知性，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希腊人。成熟、内心充满激情的48岁的罗马皇帝爱上了这位美少年。他俩的相识可以形容为“命运的邂逅”。这一次，哈德良爱上了同性年轻人，而不是异性。这是发生在他视察向往已久的希腊文明圈之旅期间的事。

　　按照我个人的想法，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对于“美”的敏感反应，是人类感情极其自然的流露。对美的敏感反应发展成为爱也是非常自然的结果。古代希腊是男性的世界。所谓“男性的世界”，指的是男性最有吸引力的时代。在这个“男性世界”里，也有女同性恋者。女诗人萨福就是其中一例。成年男性爱上少年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一句话，你可以把这种感情看做是，只要热爱希腊文化，就会爱上美少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爱美少年就不是希腊作风。事实上，伯里克利从来无缘少年之爱，他爱的始终只有女人。而他却被认为是比一般希腊人更像希腊人的人。

　　伯里克利是雅典人，生活在雅典人自诩自己就是希腊的那个时代。对于伯里克利来说，希腊是他的祖国，不是憧憬的地方。但是，对哈德良来说，希腊却是他憧憬的地方。无论他付出怎样的努力，希腊都不会成为他的祖国。

　　我没有一丝一毫小看哈德良的意思。我只想说，只要站在他的立场上，你会非常理解他的那种感情。

　　本来只是为了过冬，却逗留了6个月之久。可见哈德良在希腊并非只是像游客一样，两眼闪着光，欣赏自己向往的这个地方。他是皇帝。正因为是皇帝，就有他可做的事情。

　　哈德良是个有梦想的人，同时他也是个现实的人。看到的希腊，尤其是雅典，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风光，他的心一定被深深刺痛。也许，正是这样的感觉让他产生了重振雅典的念头。

　　雅典衰退的原因就在雅典人身上。希腊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对于他们来说，在海外寻找更大的发展平台易如反掌。按现在的说法，希腊人才外流导致本地人才缺少才是希腊衰退的根本原因。

　　如果继续放任这一状态，留在希腊的将是那些走不出去的人。如此一来，经济就会衰退，社会活力也会随之衰弱。一个社会失去了活力，人和物就只有出没有进了。罗马在多瑙河畔保护着希腊的安全，但是所谓真正的安全保障，如果后方不能承担起后方的职责，一切都是徒劳。如何让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全域，再次兴旺起来，也是罗马帝国统治者面临的一个课题。

　　哈德良是一个冷静而现实的人，他应该不会想让雅典重回伯里克利时代的繁荣，因为民族与人类一样都是有寿命的，要让进入老年期已经很久的希腊，重返青壮年时期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哈德良很可能设想要把雅典建成一座文化艺术及观光城市，把希腊建成一个商业及观光地。

　　尽管历史已经进入了罗马时代，但是历代罗马皇帝都没有想过要把文化艺术的中心迁到罗马去，它还在雅典。因此，如果要把这个城市变成文化艺术城市，只需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运行体系即可。然而，只有教授和学生的城市，充其量只能促进人和物的流入。为此，哈德良着手对那些曾经实用的、现在已成为名胜古迹的雅典公共设施进行了彻底的修缮。同时，他还为雅典市新建了一座公共建筑，叫“经济中心”，是一个很壮观的市场。对此，雅典市民自然是喜出望外。

　　为了使全希腊成为观光之地，他倡议开展希腊自古就有的四大竞技活动，以期找到出路。

　　希腊在鼎盛时期，曾经有四大颇具影响力的竞技活动。每当举行这些活动时，人们会从希腊各城邦纷纷前去助阵。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会临时休战，为这些竞技活动让路。

　　皮提亚竞技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地点是在希腊中部的德尔菲。此项竞技活动是献给阿波罗的。

　　尼米亚竞技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地点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阿古斯。此项竞技活动是献给宙斯的。

　　科林斯地峡运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地点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科林斯。此项竞技活动是献给波塞冬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地点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山区的奥林匹亚。此项竞技活动是献给主神宙斯的。

　　这四大竞技活动的举办安排非常合理，每年总有一个地方会举行竞技会。古代希腊人心目中的“竞技”主要形式是体育竞技。但是，除了这一种形式以外，音乐、诗歌、戏剧等，只要是希腊人心目中的文化，都是竞技活动的内容。竞技会举办地，以神殿为中心，有很多活动场馆。当然，神殿内供奉的神，一定是这些竞技活动奉献的对象。希腊人在各个场馆都装饰了希腊雕刻及绘画。所以，前来观看竞技的人们，可以同时接触到希腊艺术的精粹。

　　哈德良为了振兴这些活动，不仅亲临现场观看比赛，为活动助兴，还拿出赏金奖励优胜者。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聚拢人气。只要人多了，物也会随之丰富起来。总之，哈德良想通过同时采用精英之道和大众之道的方法，使希腊重新获得生机。希腊正好有一个精英和大众都接受的东西——德尔菲神谕。苏格拉底也曾经去求过。

　　哈德良在以雅典为首的全希腊投入了超乎寻常的热情。有人认为这是源于他个人对希腊的热爱。但是，我认为，除了这一条，还有一个原因。作为皇帝，他有统治上的考虑。为庆祝他捐赠给雅典市的奥林匹亚宙斯神殿完工，在该神殿完工3年后的公元128年，发行了刻有“Olympeion”的货币。对于哈德良来说，在雅典建造神殿和视察军团基地一样，都是为了政治。但是，在修复后的老街和新的街区之间，他建了一个拱形门，上刻“至此以前为忒修斯（被认为是雅典建国的始祖）所建雅典，自此以后为哈德良所建雅典”，充分反映了哈德良表面上对人宽容，本质上却是自我中心主义倾向极强的个性。

　　当然，仅仅6个月的时间，不可能完成上面说的所有事情。事实上，公元124年秋到125年春，在雅典逗留期间，他只是提出设想、制订实施方案，并下令着手建设而已。与建在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不同，对于“哈德良所建雅典”，他要在建成完工以后，亲自去看一看。不对，他只想亲自去看一看而已。

　　既然回到了希腊，那么，他一定会从这里直接回意大利。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话，那你实在没有资格去体验哈德良的旅行。最适合旅行的季节——春季还没有过去。而且，在希腊逗留6个月之后，哈德良已经彻底迷上了希腊。所以，当他乘船离开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以后，目的地却不是意大利本土的港口城市布林迪西，而是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上的大多数城市是希腊移民建设的。由于罗马使用双语制，希腊语和拉丁语并存。所以，虽然与意大利本土只隔了一个狭窄的墨西拿海峡，但是西西里成为罗马帝国领土以后，通用的语言依然是希腊语。特别是岛屿的东半部分，曾经被叫做“大希腊”（Magna Graicia）的一带，锡拉库萨、塔兰托、墨西拿等，由希腊人以殖民的方式兴建起来的城市非常多。在这些希腊色彩浓郁的城市里，一定也留下了哈德良的足迹。保存至今的记录中，说他登上了当时埃特纳活火山，不是因为对火山本身感兴趣，而是为了在埃特纳山上欣赏从东边海面冉冉升起的太阳。据说在埃特纳山上看到的日出是七彩的。在古代，这里是有名的景观之一。

　　这年夏天即将过去的时候，哈德良终于回到了首都罗马。为了尽早让全帝国知道自己已经回到意大利本土，皇帝发行了刻有这条消息的银币。离开意大利四年半回来后，必须通过发行货币，上刻“皇帝回到意大利”（Adventui Augusti Italiae），告知全帝国，的确有点意思。但是，正因为哈德良喜欢亲赴各地视察，所以，他才能够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

　　只是，普通百姓不会理解他的这种想法。于是，哈德良组织并举办了由1835组角斗士参加的比赛。比赛期间，他向首都罗马普通市民通报自己已经结束巡视之行回到了罗马。

　　所有人都以为这下皇帝会踏踏实实地留在罗马了。然而，哈德良踏踏实实待在罗马的时间只是一个冬季。公元126年春天一到，已经50岁的皇帝再次动身向北非出发了。这个男人行事风格的确出人意料。可想而知，他与妻子之间一定相处不好。不过，这一次出巡纯粹只是为了工作。

　　北非

　　哈德良一行从首都外港奥斯提亚出发一路直奔迦太基。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因为被撒上了盐而变成不毛之地的迦太基，在经过了3个世纪后的此时，作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城市已经相当繁华。在罗马到迦太基沿线的海底，现代水下考古工作人员打捞无数在此遇难的船上遗物的工作还在进行。这些遗物充分显示，迦太基成为罗马领地以后，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代一样，再次成为北非物产的一大集散地。除了物，迦太基还有杰出的人物如马克斯·科尔涅利乌斯·弗龙托。哈德良不仅让他进入元老院成为议员，还请他负责马可·奥勒留的教育。从其个人的名字和家族的名称来看，他似乎是拉丁人。实际上，他曾经是迦太基人。

　　以迦太基为首府的阿非利加行省是元老院行省，罗马化历史较长，因此很稳定。和高卢的里昂一样，首府迦太基只驻扎了不足500名士兵。守卫漫长防线的军团基地在西侧相邻的努米底亚，负责抵御来自埃及以外的昔兰尼加到毛里塔尼亚（今利比亚到摩洛哥）的沙漠民族的袭扰。哈德良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视察这个军团。

　　哈德良在迦太基几乎没作停留就向西南出发，通过铺设在北非的罗马式道路网，进入了拉姆巴斯希（今阿尔及利亚的龙柏斯）。这里是守卫非洲防线的唯一一个主力部队——第三奥古斯都军团的基地。

　　通过在龙柏斯发掘出来的纪念柱（现收藏于卢浮宫美术馆）上所雕刻的文字内容，我们仿佛听到了哈德良在视察期间讲话的声音。在为纪念皇帝巡游而建的这根纪念柱上，刻画了哈德良在看完士兵们的演练后，面对整整齐齐站在自己前面的士兵们发表演讲的场面。在毒辣的白日照射下，参加近乎实战的演习的是第三奥古斯都军团的全体士兵和第二西班牙骑兵部队以及附属于罗马军团的由行省人民构成的辅助部队。

　　哈德良站在士兵面前，首先称赞了军团兵在训练时，战术运用非常熟练。他说，这是士兵们利用前线执勤及建设城墙、要塞等防御设施的间隙刻苦训练的成果，所以更值得赞赏。他又说，作为战士，每一名士兵对战术的运用越精通，对帝国精简军人数量越有利。士兵人数的减少，可以大大减轻帝国在防卫方面的经费负担。

　　接着，他表扬了第三奥古斯都军团军团长费边·卡图里努斯的治军能力。4年后，在皇帝的推荐下，此人当选了执政官。

　　随后是对骑兵部队的讲话，他盛赞骑兵运用的战术。他说：“这种战术看似简单，但是，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才能熟练运用。身负沉重的全副武装、高举长枪的第二西班牙骑兵部队让我看到了他们冲锋时无坚不摧的力量和训练有素的战术。”

　　最后，他没有忘记对辅助部队的士兵们讲话。他慰问了在部队指挥官科尔梅阿努斯的领导下从事要塞建设的士兵们。他说：“正是你们的付出，才使军团兵和骑兵在战斗中得以更出色的发挥。也正因此，使你们的家园、土地以及家人免遭来自沙漠游牧民族的袭扰。”

　　我有一点感想。我想，哈德良作为最高司令官对士兵所作的演讲应该很出色，完全可以和尤里乌斯·恺撒的演讲媲美。根据同时代的记录，据说士兵们绝对拥戴哈德良。我想，这一点完全可信。

　　相信哈德良在视察其他地方时，也会作类似的演讲。同样，为了纪念皇帝亲临视察，为了让士兵们记住皇帝的到来，一定都建了纪念碑。此外，好像为了告知天下自己履行了皇帝职责似的，每视察一个地方，哈德良都会发行一套纪念自己巡回视察的货币。

　　北非及周边地区

　　在龙柏斯军团基地，哈德良召集来了从昔兰尼加到毛里塔尼亚的前线所有指挥官，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下令要求他们马上着手进行必要的工作。

　　因为历代皇帝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非洲前线的设施建设基本已经完成。此时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分配现有军事力量，使之发挥更高的效率。请读者朋友们参看下页的图。守卫利比亚到摩洛哥前线的是一个军团的6000名士兵加上分队规模的骑兵以及人数相近的辅助兵，保守估计不超过2万人的兵力。因此，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成了当务之急。

　　来自沙漠民族的袭扰必须予以击退。虽然他们来袭只是掠夺财物，不会侵占土地。但是，如果这种袭扰的频率过高，当地居民会无法容忍，长此以往，他们会设法迁往临近大海的城市避难。一旦居民离去，田园就会荒芜。天长日久，就会变成沙漠。要防止出现沙漠化现象，必须通过不间断地种植农作物，保证绿色植物的生长。在古代北非，绿洲很多，不像现在变成了沙漠。原因是最初的迦太基和随后的罗马都很重视振兴农业。迦太基人甚至拥有技术性极强的农业书籍。消灭迦太基后，罗马很快把这种农业书籍从腓尼基语翻译成了拉丁语。此外，这两个大国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保护定居的农民不受来自沙漠游牧民族的侵扰。罗马帝国灭亡后，北非的居民很多是定居下来的曾经的游牧民。我想，他们理解只要有绿地就会有降雨的道理，也理解为保护绿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和平”的道理。

　　（上下图都参考了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离开龙柏斯后，哈德良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东部相邻的塔姆加第（今提姆加德）。这是在图拉真时代，根据图拉真皇帝的指示，为第三奥古斯都军团期满退役士兵退役后留在殖民地所建的殖民城市，建设者是正在服役的军团兵们，他们在服役期间为自己建造了退役后的落脚之处。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建成后的城镇呈正方形，感觉好像把军团基地放大后搬过来的一样。不过，就因为它不是基地，所以城中有半圆形剧场，有作为公共场所的广场，就连公共浴场，大大小小加起来也有14个之多。罗马人面临沙漠的威胁，也要营造完美的罗马式生活。

　　统称殖民城市的这种共同体，绝大多数是退役士兵与当地女子结婚后定居下来而形成的城镇。罗马中央政府不仅承认其自治，还给予多方优惠政策，帮助殖民城市发展。一方面是希望这些城镇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同时，还因为它们在安全保障方面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这里的居民曾经是军队中的“老兵”。现役军团基地附近，只要有退役士兵居住的城镇，这个地方的防卫力量就可以得到极大的加强。

　　除了非洲前线，罗马在所有前线都采用了这一做法。罗马军团基地不是孤立存在的，附近有地方老百姓居住的“平民居住区”（canabae）。在军团基地、辅助部队基地、城堡、用于监视的要塞及监视塔构成的军事“屏障”内侧，相当于基地城市的“平民居住区”、退役士兵居住的“殖民城市”以及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的地方很多。这些都是“地方自治体”，罗马承认其自治权。这些地方通过罗马式大道相连，形成了功能性更强的统一有机体。正因为如此，仅仅15万人左右的主力士兵，不仅守住了整个帝国，还为后来的欧洲那些起源于罗马军团地基的主要城市打下了良好的建设基础。一个基地，如果只有驻扎的军团，那么在罗马军队撤离后，它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逐渐荒废。但是，罗马军队的基地是一个有机体，有当地的百姓生活在附近。所以，在罗马军团撤离，甚至罗马帝国灭亡后，地方百姓移居到基地内，依然可以继续他们的生活。

　　罗马军队最高司令官哈德良的巡回视察中，优先考虑的当然是前线军团基地。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走访地方百姓居住的地方，按罗马人的说法就是行省人民居住的“地方自治体”。对罗马来说，这些人不只是被保护对象，他们同时也是参加防卫的人。

　　哈德良访问了退役士兵居住的城镇提姆加德之后，向东沿罗马式大道回到阿非利加行省（今突尼斯、利比亚北部），视察了萨布拉塔、的黎波里和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等沿海城市。在布匿战争时期，这些城市都属于迦太基，因此，居民都是迦太基人。遗留至今、保存完好的遗迹大莱普提斯，因为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出生于此地，一下子发展成为宏伟的大城市。但是，在这位迦太基族的罗马皇帝出生前20年，哈德良已经为这个城市建起了大规模的罗马式公共浴场。在这一带的城市里，罗马帝国没有派驻一个军团甚至一支部队。建浴场意味着要有水渠，罗马时代的北非，不仅已经有了纵横交错的罗马式道路网，而且，也建起了漫长的高架引水渠，水就从山区引到城市。

　　离开大莱普提斯，哈德良坐船回到了罗马。这次巡视始于公元126年春季，回到首都罗马的时候，据说夏天还没有完全过去，大概这次旅行的日程安排很紧。

　　接下来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哈德良没有离开首都，也没有离开意大利本土。大概是这期间，他开始了《罗马法大全》的编纂工作。

　　《罗马法大全》

　　所谓法律，是决定“善良和公平的艺术”（ars boni et aequi）。这句话出自法学家培特· J.杰尔苏（P. J. Celsus）。他受哈德良之邀，参与了把罗马法集大成的这一项大事业。顺便提一句，我把拉丁语“ars”翻译成了“艺术”。它的意大利译语是arte，西班牙语也是arte；法语是art，英语也是art；德语是Kunst。被认为是“善良和公平的艺术”的罗马法，反映了罗马人的法律观。他们认为，所谓法律应该顺应时代，作相应的修改。罗马法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150年前后的600年间。其间，罗马建国，意大利半岛统一，在与大国迦太基的生死较量中胜出，并称霸于地中海。说起来，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应该只考虑本民族即拉丁民族即可。

　　第二个时期——公元前150年至公元300年的450年间。这个时期，大量的其他民族加入了罗马帝国。相应的，法律变成了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存共荣的法律。这一时期的罗马法已经可以称做国际法了。

　　第三个时期——公元4世纪到6世纪的约250年间。这是从君士坦丁皇帝把东方的基督教变成国教，直到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发行《罗马法大全》（Codex Justinianus Repetitae Praelectionis，又称《查士丁尼法典》）为止的时期。

　　用一句话概括，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的罗马法是真正的罗马法，第三个时期的罗马法，我认为它已经变成了东方化的、基督教的法律。

　　在哈德良之前，已经有两个人尝试把第一和第二个时期的真正的罗马法进行汇编。两人做这件事的时间都在公元前1世纪。

　　第一个人是独裁官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关于这个人，在《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有详细描述）。苏拉思维清晰，又具备大胆果敢的行动力，而且为了实现目标，有持之以恒的决心。但是，恒心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完成元老院强化政策，他甚至出任了独裁官。但是，当他看到这一政策成功后，却选择了引退。而且，从刑法尤其先进的法令集大成的工作中也抽身而退了。

　　第二个人是尤里乌斯·恺撒。他成为终身独裁官以后，找出了苏拉未完成的法令集大成，开始挑战民法的法令集大成。遗憾的是，因为他遭到了布鲁图的暗杀，这项工作再次半途而废。

　　在前两任的尝试过去了170年以后的此时，皇帝哈德良为什么又要再次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呢？

　　他在帝国内巡回旅行的目的是视察帝国防线。在视察过程中，为了重建帝国安全保障体系，他废弃了一些他认为无用的东西，也重新整理了他认为可以继续保留的东西。

　　所谓的法令集大成，不是单纯地把所有法令汇总起来就可以的。首先，要把不好的法令，或者因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事实上已经失效的法令全部废除，同时，要制定必要的新的法律，然后，再把数量庞大的法令进行汇总整理，重组罗马社会的规则即罗马法。所谓整理、重组，无论是军备还是法律都是一样的。我想，哈德良的确是一位对罗马帝国实施了真正意义上的“重建”的人。

　　受哈德良之邀，参与罗马法集大成工作的法学家中，我们只知道三个人的名字，他们是涅拉修·普利斯库斯、培特· J.杰尔苏以及塞尔维乌斯·尤利安努斯。

　　这三个人无疑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们只是单纯研究法律的、类似于大学教授那样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三个人不仅法律知识丰富，而且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哈德良选择他们来做这项工作，不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在罗马，精通法律的人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只要以法律知识是否足够丰富作为选择条件就可以了。因为，掌握法律知识的人，一定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个人中，普利斯库斯年纪最大，他的经历也最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在图拉真和哈德良时代，他一直都是皇帝的“内阁”成员之一。他是元老院议员，因此，大概也担任过几次被称为“光荣的职务”的国家要职。

　　杰尔苏好像比哈德良年长几岁，在图拉真时代，曾担任过法务官，并两次当选执政官。此人也是哈德良的“内阁”成员之一。除了多达39卷的《学说汇纂》（Digesta）以外，其著作的涉及面很广，包括书信集、评论等。他是一位出生于法国南部的罗马人。

　　根据后来的职业生涯推断，尤利安努斯接到哈德良的任命，负责这项工作的时候，大概在30岁左右。他出生于曾经是迦太基领地的阿非利加行省。他的全名叫路奇乌斯·奥克塔维厄斯·科尔涅利乌斯·尤利安努斯。因此，有一种可能性非常大，就是，他的祖先是迦太基人，在罗马人征服迦太基后，被卖身为奴。后人又从奴隶成功变身为解放奴隶，并得到了昔日主人的家族名称。在帝制时期的罗马，这样的人并不罕见。

　　此人同样多次担任过罗马的重要职位，如财务检察官、军团大队长、国税厅长等。国税厅长之职，小普利尼也曾经担任过。这个部门的任务是管理从元老院行省收上来的税。杰尔苏也出任过这个职位，卸任后，还担任过管理来自皇帝行省的税收的总管。除了上述职位，尤利安努斯还担任过只有元老院议员才有资格担任的法务官。在哈德良时代，他似乎晋升到了“光荣的职务”的中间阶段。

　　下一代皇帝安敦尼·庇护刚登基，他就当选了执政官兼任祭司。在罗马，大祭司是皇帝。此外，他还曾经任职低地日耳曼驻军的司令官。

　　尤利安努斯好像寿命很长。在皇帝马可·奥勒留时代，他依旧还很活跃，曾赴西班牙出任塔拉戈纳行省的总督，还到阿非利加行省（首府迦太基）担任阿非利加行省总督，然后才结束官职生涯。此人留下了多达90卷的《学说汇纂》。

　　这三个人分别都留下了各自的《学说汇纂》。由此看来，我想，哈德良应该没有让这三个人坐在一起共同来完成《罗马法大全》，而是分门别类，每人负责一部分，交给他们各自完成。普利斯库斯也留下了《学说汇纂》，只是不清楚一共有多少卷。尤利安努斯负责的是按年度分类的临时措施法的集大成，内容是皇帝有权在征得元老院同意之前发布的命令。这部集大成没有和《学说汇纂》编在一起，而是作为独立的著作留了下来。这三个人使用的基本资料是，保存于公文书库中的、由历任法务官记录下来的判例。

　　完成这一大事业并正式出版这部《罗马法大全》，据说是在迎来哈德良统治第14个年头的公元131年。从此，罗马的政治家、行政官、检察官以及律师，凡是与法令及判例相关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罗马法大全》了。也就是说，6世纪中叶，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完成的《罗马法大全》出版发行的400年前，罗马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法令集大成。甚至现代罗马法研究者们也说，查士丁尼完成的只能算是东方基督教性质的《罗马法大全》中，也转载了大量哈德良时代三位法学家整理的、集大成中的法令及判例。也就是说，哈德良重组的罗马法成果，也被查士丁尼吸收进了他的《罗马法大全》中。我想，这就是哈德良在法律方面作出的具有历史和法律意义的贡献。关于这一点，就让我们交给专家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吧。在这里，我只想从这三人的《学说汇纂》中摘录一些有意思的内容。需要声明的是，我只是从学者们明确指出为哈德良时代制定的法律中，摘录几例而已。现代法学界，把一生都献给了对罗马法研究的研究者依然为数不少。

　　一、不以叛国罪提起诉讼。一想到哈德良本人登基之初，即以此罪名惩处了四位前执政官的事情，这一条似乎显得有点虚伪。但是，也许这条法律已无必要，因为后来它受到了统治阶层的藐视。

　　二、对故意杀人、过失杀人以及正当防卫杀人实施区别对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后两者无罪，但是，新制定的法律倾向于无罪。

　　三、被判处死刑或流放的人，按照之前的规定，其资产全部充公进入国库。新的罗马法规定，留下其总资产的十二分之一给他的家人。其实，皇帝为了表示自己实施仁政，这一做法早已是既成事实。所以，这一条只是把既成事实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而已。

　　四、明确遗产继承权。罗马人很早就承认私有财产权，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哈德良制定的法律还规定，不得接受不相识之人赠与的遗产，不得接受有子女的熟人赠与的遗产。我想，制定这条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家族继承权，摆脱来自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有形无形的压力。

　　还有一条法律规定，父亲死后11个月出生的孩子有要求继承遗产的权利。也许你会说妊娠时间不是9个月吗？对此，我们并不清楚罗马时代的人们是怎么想的。

　　五、士兵服役期间不得结婚。在其服役期间出生的孩子只能算庶出。但是，这个庶出的孩子也为家庭一员，享有遗产继承权。

　　此外，关于士兵的资产也作了明文规定。规定指出，在其阵亡、病死甚至自尽后，家人有继承权，但违反军规被判死刑的除外。这条法律一定是哈德良重建军事力量期间实施的。也就是说，这是一项提高士兵社会地位的法律。

　　六、对于攻击并掠夺因船只遇险游到岸边的落难者的人，之前的法律通常不加以追究。新法规定，对于这种行为，按盗窃行为严加惩处。

　　七、严禁对孕期女性进行处罚。

　　八、关于奴隶，新法规定，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严禁主人滥杀奴隶或割除其身体的任何部位；禁止主人动用私刑。若有必要应该提起诉讼，交给法庭裁决。

　　严禁在家设置禁闭奴隶或其他用人的设施。

　　虽然奴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但是严禁把他们卖到妓院或角斗场。

　　主人或主人家成员遭奴隶杀害时，为获取证词，对用人采用持续刑讯的范围，只限用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或现场附近的人，而不是所有用人。

　　当确定罪犯就是奴隶，并决定判处其死刑的情况下，原法律规定，要对这家所有奴隶执行死刑。新法废除了这一条，并明文规定，只判处罪犯一个人死刑。事实上，之前的法律虽然规定有连坐，但是在现实中，已经有相当长时间没有那样执行了。尼禄皇帝时代，曾经因为连坐，一次处决了400个奴隶。对此，当时的市民们群情激奋，抗议声此起彼伏。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因连坐受到惩处。

　　九、明文规定了埋于地下的金子及其他物品的所有权。根据这一规定，如果发现金子或物品的人为土地所有人，那么，埋藏物全部归此人所有；如果金子或物品所埋之处为公有土地，原规定埋藏物归国家或地方自治体所有，新法则改成了土地所有者和发现藏物的人平分埋藏物；如果金子或物品所埋之处为他人土地，则由土地所有人和发现藏物的人平分埋藏物。

　　几年前，有报道说，一位英国农民在自己所有的农地里发现了大量罗马时代的硬币，他得到了那些硬币，因为他有这些埋藏物的所有权。由此看来，哈德良的法律在现代英国似乎依然有效。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大英博物馆是否会把这些罗马时代的货币统统买下来。大英博物馆里收藏有多达10万枚的罗马时代的硬币，博物馆还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展出这些硬币，供人们欣赏或研究。我想与其把这些新发现的硬币拿出去拍卖，让它们散落在社会上，不如集中保存于一个地方供人们随时欣赏，更符合人类共同遗产的使命。我不知道，那些硬币后来的命运如何。

　　让我们再回到哈德良的法律上来。除了上面这些规定外，还有几条法律，非常符合哈德良疾恶如仇的性格。

　　十、严惩擅自修改用于买卖活动的重量等计量器具、为自己获取更多利益的人。哈德良认为经济活动的基础一定是公正。

　　十一、严禁为获取廉价、方便的建材而毁坏有历史价值的古老建筑。按现代人的想法，就是保护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到了基督教成为国教、其他宗教一律遭到排挤的时代，这条法律彻底失效。

　　十二、禁止公共浴场内的男女混浴。罗马人早已习惯裸体，几乎所有神像都是裸体，参加竞技比赛的选手也是半裸体。所以，迄今为止，罗马人从来没有禁止过在浴场的男女混浴。欣赏眼前女性美丽的裸体或许会让人们联想到活生生的维纳斯。只是，话虽如此，类似“性骚扰”的行为并非全然不存在。对“公”与“私”相当敏感的哈德良皇帝不能容忍这类事件。

　　禁止男女混浴需要相应的设施。之前所建的公共浴场都不分男浴和女浴。而且因为坚固，改造这些浴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通过划分入浴时间来区分男浴和女浴。上午第七时（13点）之前为女浴时间，第八时（14点）到日落（18点前后）之前为男浴时间。在罗马时代，男人劳作的时间通常是从日出到下午1点。当然，关于入浴时间的规定，各行省按照当地的习惯可以作适当调整。例如，有矿山的地方，浴室会开到夜里9点。禁止男女混浴，是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的，所以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然而，对此心怀不满的真的只是男性吗？或许女性也会有不满吧？

　　不管怎样，严禁男女混浴，绝对受到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欢迎。落落大方的罗马式沐浴从此永远不再有了。

　　维纳斯神殿

　　哈德良在公共建筑领域方面，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很少。原因是图拉真时代，出现过建设大规模公共建筑的高潮。古人留下来的史实，都是“新”的，是同时代人的成果。所谓“新”，是指少且引人注目。而经常做的事情就不叫“新”。对于罗马人来说，修理或修复已有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很少会被记录下来。只有道路或桥梁等，因为希望对其进行修缮的人是直接受益者，所以，为了感谢实施修缮的人，会留下一些记录。只是，这些史实不会出现在文献史料中。后世的我们，只有通过发掘出来的石板、铜板上的碑文才能得以了解。根据这些碑文，我们了解到，哈德良巡回视察之际，带建筑师及技术员团队随行，是因为他有明确的目的。对于那些无须通过发行货币进行宣传的皇帝的日常职责，他也做得很完美。所谓保持，难道不是检测一个组织机构是否健全的有效指标吗？到了哈德良时代，建于首都罗马市中心的公共建筑物，已经有了200年的历史。至于阿皮亚大道，其使用寿命已经长达400年。

　　话虽如此，罗马时代皇帝的三大职责之一就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皇帝作为最高权力者，不能无视社会舆论，如果只做与“新”毫无关联的事情，他很难长期稳坐权力之巅。哈德良深知这一道理，所以，在第一次巡察出发之际，他宣布要兴建一座神殿，用来供奉女神维纳斯和同为女神的、神化的罗马。

　　这座神殿建在古罗马广场东南端，圆形竞技场前面，建筑形式非常特别。按照以往的建筑方法，在一座神殿内可以同时祭祀两位神，即维纳斯和被神化的罗马。但是，哈德良建的这座神殿，因为两位神是背靠背连在一起的，只能分别祭祀。这座颇具独创性的神殿内部，特别是祭祀维纳斯女神一侧的神殿内部，圆柱都是产自希腊的深红色大理石，现代人称其为“古代红”。地面据说是用灰白色和红色大理石铺就的马赛克图案。现在，这座神殿只剩下两位女神背与背相连部分的一点内壁，所以，我们不清楚祭祀罗马女神的神殿部分，用于圆柱和地面的大理石是什么颜色。不管怎样，与壮观的图拉真式样相比，华丽是哈德良的特色。

　　维纳斯和罗马神殿平面图

　　前面已经提到过，作为建设者，哈德良与图拉真不同。图拉真是把所有与建筑相关的事情都交给出生于大马士革的希腊人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去完成。哈德良则与尤里乌斯·恺撒同属一个类型，他有自己的想法，建筑师及工程师需要做的只是把他的想法变成现实而已。对于建筑界的行家来说，他这类人应该不太容易打交道。哈德良的建筑师们不像阿波罗多洛斯，只要了解图拉真的性格和他想要的东西，就可以充分展示作为建筑师的才能。然而，正因为恺撒和哈德良不是建筑专家，所以，他们才不会受建筑概念的束缚，才能想出集多种功能于一处的广场设计，才能想到两位女神背靠背连在一起的、这种前所未闻的建筑式样。这两人中，恺撒是幸运的。他的设计在后来各位皇帝兴建“广场”时，得到了传承。而背靠背连在一起的神殿设计风格就没那么走运了。毫无疑问，这样的风格美观又华丽，却没有一个后人模仿。也许罗马人不太适应在祭拜完维纳斯女神后，出门绕到相反位置再去祭拜罗马女神的做法吧。这座神殿因其独创性成为到访首都罗马的行省人民必看的名胜，而罗马人民却用行动对皇帝的这一独创性神殿作出了评价。他们常常只祭拜两位神中的一位，省略祭拜另一位神。事实上，行省人民中好像也没有人模仿这座神殿的式样。因为，在罗马帝国境内找不出一个地方留下过这种样式的神殿。

　　对于这座颇具独创性的建筑，阿波罗多洛斯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女神站起来会穿透神殿屋顶。”这话传到了哈德良的耳朵里，让皇帝感觉很不爽，被说成是外行令他难堪。哈德良的统治开始以后，阿波罗多洛斯参与公共建筑事业的机会少了很多，而这件事让他更加受到冷遇。我想，哈德良充其量只是个艺术爱好者，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家。

　　然而，尽管他是外行，他的设计和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技术完美结合后，却创造了辉煌的成果。最好的一个例子，我认为非万神殿莫属。

　　万神殿

　　虽然后世对其内部有过若干改动，万神殿依然不失为古罗马留存至今的、保存最完好的建筑。万神殿最早建于公元前1世纪末，由阿格里帕建造。当时，尤里乌斯·恺撒把屋大维时代的奥古斯都收做养子，打算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但是，奥古斯都缺乏军事才能，所以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恺撒提拔了一名年轻武将，做屋大维的助手。此人就是阿格里帕。恺撒的眼光非常独到，这位名叫马尔库斯·阿格里帕的武将对奥古斯都非常忠诚，无论在他登基之前或之后，态度始终如一，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忠臣。他还是奥古斯都独生女的第二任丈夫。夫妇俩生了很多孩子，使奥古斯都后继有人。所以他也是个忠义之士。

　　阿格里帕在公共建筑事业方面也是皇帝的最得力助手。在首都罗马，他建起了为数众多的公共建筑物。首都的第一座正式公共浴场就叫“阿格里帕浴场”。到了哈德良时代，这座浴场依然还在使用。曾经身份低微的他，得到恺撒的提拔，一跃成为罗马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阿格里帕为了表示感谢，计划建造“万神殿”（Pantheon），意思是“祭祀所有神的神殿”。于是，公元前15年前后，他在自己所建浴场的北侧，恺撒所建尤里乌斯选举会场西侧，建起了这座万神殿。

　　万神殿遭遇过几次火灾。虽说这座神殿是石结构建筑，但是，木材的使用量出乎意料地多。一旦下面的木板着起火来，架在列柱上面的梁、用木材支撑的天花板、用瓦片覆盖的屋顶就会坍塌下来。虽然受损不太严重的部分得到了修复，但是到了哈德良时代，万神殿几乎已经完全倒塌，重建是最好的方法。因此，后世的我们看到的万神殿，完全是哈德良重新建的。神殿正面刻着“M. AGRIPPA L. F. COS TERTIVM FECIT”，意思是马尔库斯·阿格里帕所建。这是哈德良为了对第一个建造者表示尊重而刻上去的。而考古学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阿格里帕建造的万神殿不是圆形而是方形的。哈德良在原万神殿的位置上，重建了一个式样完全不同的万神殿。

　　万神殿（平面图和截面图）

　　相比较用文字进行说明，不如看图更加直观。所以在这里我省去了说明。我想，不用一根木材、大胆创新方面，万神殿与圆形竞技场堪称绝世双璧。关于建筑，就连比常人更外行的我也不得不为其圆形之完美而由衷地赞叹。

　　从力学上来说，圆形也许是最牢固的结构。此外，万神殿中支撑半圆形屋顶的水泥天花板，不只是单纯地越往上越薄。为了减轻天花板的重量，在向上建筑的过程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浮石。这座万神殿是多神教的象征。在基督教时代，这座神殿得以保留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其结构牢固，不容易毁坏；另一个原因是它被基督教用做了教堂。在诸神像合围而成的圆周边上，神像换成了耶稣和圣徒们的像。

　　现在，万神殿又恢复了罗马时代的原貌。它不再是基督教的教堂，雕像也基本拆除干净了。站在神殿中央，从半圆形屋顶正中央的洞口，眺望着与罗马时代完全一样的、好像染过似的蓝天，我想，哈德良在想到圆形的设计时，或许有一种想要飞翔的感觉。或许他在想自己真是个天才。在古代罗马时代，没有人认为“我是神”这种想法是对神的不敬。就在他这样想的瞬间，他已经超越了艺术爱好者，成为了一名艺术家。

　　直到现在，万神殿依然影响着众多建筑师。就好像现代竞技场，无论是棒球场还是足球场，为了使观众席不受风吹雨淋和日晒，设施都如同圆形竞技场的翻版似的。

　　哈德良别墅

　　罗马皇帝不仅享有绝对的权力，同时也拥有巨额的财富。首先，随着对外称霸的政治需求不断推进[《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中有详细描述]，富饶的埃及成了皇帝的私有领地；其次，经济活动发展的过程中，皇帝作为“地主”，来自帝国全境的农耕地的收益归他所有；再次，因为矿山都是国有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矿山挖出来的金银铜铁等财富，也都属于皇帝。

　　哈德良

　　此外，以行省税为首的各种税收，只要是来自皇帝行省，即属于皇帝管辖的行省，也要进入“皇帝公库”。当然，金银铜必须铸造成货币，又因为皇帝行省几乎都位于前线地带，所以，“Fiscus”（皇帝行省税）收入的一大半要用做边防经费，这也是实情。现在的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两个地方在罗马时代是帝国边境，常驻3个军团，有总计1.8万名军团兵和人数几乎相等的辅助部队士兵，以及哈德良时代增添的临时士兵。我常常在想，仅靠这两个边境地区缴纳的“皇帝公库”的收入，有可能满足如此庞大规模的军队开支吗？然而，尽管这方面的开支数额巨大，皇帝作为大财主的这一事实却是不会改变的。

　　罗马始于城邦国家，它的真正主人是公民，而不是皇帝。皇帝只是受公民委托来行使权力的人。在罗马，作为掌权者的公民虽然把权力赋予了他们的领导者，但是他们绝不允许皇帝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这种情形在雅典也一样。伯里克利在雅典施行事实上的独裁统治长达30多年，但是他的个人财富没有丝毫的增加。尤里乌斯·恺撒虽然在政治斗争中不惜钱财，但是他没有把钱用于改建或建造私宅，就连去温泉资源丰富的那不勒斯西部度假时，他也选择了借住朋友的私人别墅。在成为罗马帝国最高权力者之后，恺撒只建过一个庭院，位于台伯河以西。就连这样一个庭院，他还特意留下遗言，要求自己死后赠与罗马公民使用。因为恺撒属于“体制”内的人，他是受“体制”约束的。与他相反，同时代的西塞罗因为不属于“体制”中人，不受任何约束，除了在罗马最高级的住宅区帕拉蒂尼山上拥有自己的宅邸之外，西塞罗还有8处别墅，其中位于拜亚的别墅曾经接待过恺撒。正因为他处于“体制”之外，没有一个人指责他奢华的生活。

　　进入帝制以后，因为上面提到的理由，皇帝的财源充足，拥有巨大的财富。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在帕拉蒂尼山上建了公馆和私宅，只是建筑非常简朴，值得称道的只有它所在的位置，因为帕拉蒂尼是当时的罗马最高级的住宅区。按照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别墅是必不可少的。奥古斯都的别墅是其妻莉薇娅名下的别墅。他唯一花钱较多的是建在卡普里的别墅，但那是他用自己私属的伊斯基亚岛换取属于那不勒斯市的卡普里岛后建造的，而且新建的别墅本身既不奢侈也不华丽。

　　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出身克劳狄乌斯家族，是罗马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门第显贵。在他登基前就已经有足够多的别墅，所以，除了在帕拉蒂尼山上修建了一座官邸之外，有名的就只有卡普里岛上的别墅了。同样，除了所处位置风景绝佳，其建筑的规模和豪华程度都不及普通元老院议员的别墅。

　　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既没有建私宅，也没有盖别墅，他把钱花在了建造豪华游艇上。这艘游艇就在内米湖上，却不能够让他逢凶化吉。游艇建成不到4年，他被杀了。

　　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为人节俭，从不铺张浪费。但是皇后梅莎里娜热衷于假公济私之举，这也是他作为皇帝得到的评价欠佳的原因。

　　第五代皇帝尼禄因为在罗马市中心建造了黄金宫殿而出名。事实上，这座宫殿兼具官邸、公馆和私邸的用途，整个规划非常大胆且符合生态要求。宫殿内有一大片绿化带，还有大面积的人工湖、牧场。这座宫殿是为市民建的，向市民开放。但是，把它命名为“Domus”（宫殿）误导了人们的想法，成了问题的根源。“宫殿”的意思是建于市内的独立建筑，“别墅”的意思是建于郊外的独门独院的房屋。黄金宫殿是后世的人对它的意译，直译的意思是“光芒四射的私邸”。把最高权力授予尼禄的罗马公民对“Domus”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于是，他们认为，既然皇帝建造了“光芒四射的私邸”，那么他就不再适合拥有最高权力。

　　经过一年半内战之后登基的韦斯帕芗以及继他之后的提图斯没有建官邸、公馆或者私邸，只建造了圆形竞技场。可以认为这也是他们顺利完成统治的原因之一。但是，随后登场的图密善皇帝与他们不同。

　　这位皇帝不仅兴建了大量公共建筑，同时在帕拉蒂尼山上也建了一座豪华建筑，兼具官邸、公馆以及私邸的用途，占地面积极大。整座建筑的规模之大，使得他之后的皇帝们无须对其进行扩建。此外，他在凉爽的山区阿鲁巴建了一座山庄，在海边的奇尔切奥建了一座华丽的别墅。不能不说，这一切直接影响到了他作为皇帝的评价。与尼禄皇帝一样，他遭到暗杀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肖像全部被毁。

　　接下来的一任皇帝涅尔瓦在位仅一年半时间，因年事过高去世。所以即使他有心建别墅也没有时间。但是，图密善死后登基的他，在因私开支方面一定行事谨慎。继涅尔瓦之后的图拉真为了不重蹈图密善的覆辙，与涅尔瓦一样，行事也很谨慎。

　　图拉真建造了无数公共建筑，甚至让人怯于统计。但是，一方面因为他出身于行省西班牙，同时，在当上皇帝之前，他一直在前线任职，所以我想，他在罗马很可能连私邸都没有，也没有建一座类似于私邸的建筑。他只是把图密善皇帝建的住宅等直接拿来用了。作为私人用途的建筑，他只建了一栋别墅，就在奇维塔韦基亚的港口附近。但是，根据小普林尼的说法，这栋别墅极其简朴。继他之后的是哈德良，这是一个有品位的人。

　　哈德良想要的别墅一定要符合他的趣味爱好，首先在地点的选择上，他非常慎重。市内他是绝对不会考虑的，他也没有选择罗马近郊，而是选择了距离罗马以东30公里处的提布尔（今蒂沃利）。

　　别墅建在蒂沃利，有这样几个好处：第一，因为不在首都罗马圈内，所以不必担心会引起民众的关注。一旦有什么情况，因为距离罗马不算太远，不会影响他的公务。第二，因为地处乡村，所以可使用的土地面积很大。第三，阿涅内河流经此地，用水方便。第四，有提布尔丁大道与首都相连，还有，从蒂沃利沿瓦勒利亚大道还可以直接到达亚得里亚海。

　　既然是皇帝，在巡回视察帝国各地的时候自不必说，就是在私邸度假期间，也是公务缠身。提比略后来一直住在建于卡普里岛悬崖上的别墅里，但是，到了波浪滔天的冬季，就要转移到米塞诺海军基地附近的别墅，因为从这里可以走陆路直达首都罗马。同时，位于海军基地附近，意味着还可以接到来自海路的报告或情报。哈德良建在蒂沃利的别墅以哈德良别墅（Villa Adriana）之名而闻名。与提比略在卡普里的别墅一样，这栋别墅内同样设有公务活动区。对于无法从公务中抽身的皇帝来说，是否有全线铺设的罗马大道直接与首都相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根据印刻于所用砖块上的制造商商标可以推断出哈德良别墅动工建设的时间。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最早的砖块是公元123年的。在砖块需求量极大的罗马，工厂接到的订单一定很大，而且交货期很紧，通常应该是刚做好就要送往施工现场。如果开工时间是公元123年，那么就是哈德良登基6年以后的事情。这个时期，他已经开始在帝国各地进行巡回视察，也就是说，他已经走在旅途中了。公元123年这一年，正是为了与帕提亚国王之间进行最高层谈判，从西班牙横越地中海到达叙利亚的那一年。

　　因此可以断定，在他当上皇帝回到罗马的公元118年，再到离开首都的121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决定要建一座别墅，并且选定了地点，甚至设计好了基本格局。根据自己的喜好建一个休闲地一定是他很早以前的梦想。但是，就连公共建筑都不放手交给建筑师的哈德良，不可能把这项工作交给别人来做。因此还可以断定，他在视察帝国各地的时候，一定在考虑自己要建一座什么样的别墅。这座别墅从开工到完工耗时极长，建成后的别墅完全不同于罗马时代的任何一座别墅，说好听点是具有独创性，但是，严格来说，不过是一件业余爱好者的作品。

　　加上周边的土地，整座别墅规模宏大。现代美国大富豪保罗·盖蒂受这座别墅的影响，在美国西海岸的马里布也建了一座别墅，但是，规模只有它的五分之一左右。连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富豪，也只能做到罗马皇帝的五分之一的规模，想想还真有点意思。更何况，这两人手中掌握的权力……

　　哈德良别墅复原模型

　　哈德良皇帝开始第二次大范围旅行是在公元128年，距离别墅开工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在这一阶段，别墅的结构应该还不明朗，因为这座别墅中的“哈德良风格”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第二次巡回视察到过的地方。大概皇帝在视察帝国各地的过程中，随时都在向蒂沃利传递自己的想法。无论是纪念品，还是艺术作品，我想他都有很强的收集癖。

　　研究者们说，在蒂沃利的别墅建设中，哈德良仿造了很多他在视察帝国各地时所看到的、符合自己趣味的东西。哈德良要把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世界引入别墅中，在这一点上，恺撒与他截然不同。恺撒认为，不管符合不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对他来说，世界就是家。难道这是行省出身的罗马人和纯粹的罗马人之间的不同？或者是这两个男人的“器量”不同？如此说来，我想起来了，尤里乌斯·恺撒是没有收集癖的。

　　按照罗马人的生活方式，“negotium”（工作）与“otium”（休闲）泾渭分明，非常清楚。普通市民通常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午工作，下午休息。条件还不错的市民，除了市内有一个家，通常在乡下也会有一个家，目的是为了确保农牧业的生产和收获。作为公众人物，皇帝却不能像市民那样把每一天的时间划分得如此一清二楚。但是，对于哈德良来说，他应该是把蒂沃利的别墅，包括别墅的建设过程看成了自己的“休闲”。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这座别墅中投入所有自己的嗜好。

　　但是，哈德良不是一个置工作于不顾的皇帝。在有关图拉真的章节中曾经介绍过一个插曲，我认为很值得回顾一番。

　　有一天，哈德良作为大祭司前往神殿主持祭祀仪式的途中，被一个女人拦住了。她要向皇帝请愿。皇帝说了一句“现在没有时间”，抬脚准备继续前行。那个女人于是对着他的背影喊了起来：

　　“既然这样，你没有权力统治我们！”

　　哈德良于是转身回到女人身边，听取了她的陈述。

　　再次“旅行”

　　公元128年夏季，已经52岁的哈德良开始了第二次漫长的旅行。第一次旅行是视察帝国西方，这次旅行的目的则是视察帝国东方。视察是一件耗时很长的事情，这一点，想必他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所以，在离开首都罗马前，他接受了元老院一再表示要授予他的、10年来他一直在推辞的“国父”的称号，并授予了妻子萨宾娜“奥古斯塔”的封号，意思相当于“皇后”。作为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是公职人员，所以我想，他的“工作”，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职责”更恰当。之所以接受“国父”的称号，也许是他自觉自己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同时，也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向元老院和公民表明自己是一个多么谦虚的人。

　　船离开罗马外港奥斯提亚以后，首先向南驶去，穿过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岛之间狭窄而水流湍急的墨西拿海峡后转而向东，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侧，进入爱琴海域。从这里开始北上，目的地是他心向往之的雅典。

　　上一次逗留雅典是3年前的事情。这3年间，根据哈德良的指示，在“忒修斯的雅典”旁边，“哈德良的雅典”的建设工程已经接近尾声。资金的流动可以带动人的流动。虽然雅典不可能恢复到伯里克利时代那样，但是在哈德良振兴雅典的政策推动下，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各地一定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哈德良在希腊各地巡回的过程中，在雅典逗留的时间加起来长达6个月之久。和上次一样，这一次他也参加了厄琉息斯秘仪。不同的是，这一次，他频频出席了公共建筑物的完工仪式。这些建筑物都是他上次逗留雅典期间下令建设的，其中有“奥林匹亚宙斯神殿”。这座建筑物象征了希腊的重振，为了纪念它的完工，哈德良发行了刻有“Olympeion”字样的货币，不是纪念币，而是用于日常流通的货币。它证明哈德良是把振兴希腊当成了一项国家大事来做的。

　　为了向哈德良表示感谢，雅典市民授予这位罗马皇帝“奥林匹乌斯”的称号。它意味着哈德良加入了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行列。在这一点上，希腊和罗马不同。很多时候我们把希腊和罗马文明看做一个整体进行论述。但是，这件事情充分显示了在很多方面，希腊和罗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在罗马，尚在世的人是不允许神化的，相反，希腊人不反对神化一个活着的人。也许这是希腊更靠近东方的缘故，因为东方人普遍认为国王就是神。尽管哈德良在新旧雅典城之间的拱形门上，明白无误地写上了“哈德良的雅典”，但是他拒绝一切自己下令建设的建筑物上冠以自己家族的名称。对于这样一位皇帝，处于罗马统治之下的雅典市民能给予他的，或许就只有把他加到奥林匹斯山的诸神行列中了。哈德良理解雅典市民的感情，所以他欣然接受了雅典人神化自己的做法，虽然这一做法只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境内有效。事实上，哈德良虽然成了诸神之一，但是他在奥林匹亚宙斯神殿内只拥有一个祭坛而已，没有自己的神殿。作为统治者，满足被统治者的愿望，接受馈赠也是统治上的一个策略。

　　视察希腊不仅安全而且舒适，这种感觉与视察前线基地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哈德良并没有带皇后萨宾娜同行。随行的人中，除了美少年安提诺乌斯，还有就是诗人弗罗鲁斯。在整个旅途中，弗罗鲁斯充当了他的聊天对象。他不愿意带那些不懂得欣赏希腊文化的人，即使是妻子也一样。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但是，他又与尼禄不同，因为尼禄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愉快的6个月过后重新开始处理的公务，对他来说，只是极其自然的工作内容的改变而已。

　　公元129年春天一到，他离开比雷埃夫斯港，从海上向小亚细亚西岸出发了。在以弗所上岸以后，一路上直奔小亚细亚北部。此次旅行的目的是视察以锡诺普为中心的、毗邻黑海的小亚细亚北部地区。随行的人中，没有一个来自皇宫中的、派不上用场的人。与以往一样，这次与皇帝同行的人以建设领域的专家为主，人数不多。一行人还去了特拉比松（今土耳其的特拉布宗）。这个城市位于黑海南岸各城镇的最东面，从这里再向东50公里就是亚美尼亚王国。这个地区没有罗马的军团基地，但是起源于希腊的这些城市依然属于罗马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

　　结束了对黑海地方的视察以后，哈德良沿着罗马帝国的边界向南进入了小亚细亚内陆，目的是视察萨塔拉和美利提尼（今马拉蒂亚）。与亚美尼亚王国接壤的罗马行省是卡帕多西亚，而萨塔拉和美利提尼则位于罗马防线的最前沿。前者是第十五阿波利纳里斯军团的驻扎基地，后者是第十二雷鸣军团的驻扎基地。为了向全帝国的人民告知皇帝已经来到这里，哈德良发行了货币，上刻“Exercitus Cappadocicus”（卡帕多西亚军团）。

　　有一篇短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哈德良是如何视察国界线上的防御设施的。从前后内容来看，这篇短文可能出自这一时期伴随哈德良视察的弗拉维乌斯·阿里安之手。

　　我们来到了洛希尼岛。这是一个基地，驻扎着由辅助部队士兵构成的5个大队。我们一行首先视察了武器库，然后又看了围绕基地的屏障以及在屏障外侧的堑壕，接着看望了伤病员。离开病房后，去仓库了解了粮食的储备情况。同日，我们还视察了附近的城堡及要塞，检阅了骑兵的演习。在骑兵队基地，我们绕过基地屏障，从屏障外围视察了堑壕，同样也访问了医院，视察了粮库和兵器库。

　　此外，皇帝每到一个基地，应该都会向士兵演讲，激励大家。对于担任边境防卫任务的士兵们来说，他们每天都在紧张和焦虑中度过。所以，皇帝的到来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激励。

　　阿里安是出生于小亚细亚比提尼亚行省尼科美迪亚的希腊人。他的名字中有弗拉维乌斯的家族名称，表明了他父亲那一代，在从韦斯帕芗到图密善时代里，因为弗拉维王朝某个皇帝的推荐，取得了罗马公民权。据说他的出生年份是公元95年前后，因此年龄比哈德良小20岁左右。他热爱以哲学为代表的希腊文化，为自己身上流淌着希腊人的血液而深感自豪。同时，他又是一位积极投身于罗马帝国事业的希腊人。他教养高深，思维清晰，还有敏锐的洞察力。哈德良非常欣赏他。在这次巡回之旅开始两年后的公元131年，哈德良任命他担任了卡帕多西亚行省的总督，当时他只有36岁。前线的防卫任务很艰巨，哈德良连续6年没有撤换他。其间，他为击退来自东北部的蛮族的侵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担任总督期间，阿里安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发表了有关防卫问题的论述，并献给皇帝哈德良。上面引用的一文就摘自他的著作。

　　哈德良巡回视察之行

　　阿里安既是一位行政官员又是一员武将，深受哈德良的喜爱和重用。在顺利结束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的任职后，皇帝没有把他调到其他前线继续承担前线的工作，而是把他派到了雅典负责行政事务。雅典是一个享有完全自治权的城市，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自由城市，罗马官员无权干涉其市政。所以，是年已经43岁的阿里安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以个人的名义取得雅典的公民权。不惜牺牲一个有能力的武将，把阿里安送到雅典，反映了哈德良的真实想法。因为这位武将和他一样，对希腊文化有着非同一般的热爱，他认为雅典就应该交给这样的人来管理。一年后哈德良去世，继他之后的皇帝安敦尼·庇护也许认为把雅典交给阿里安不失为良策，所以，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阿里安都在雅典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小亚细亚东部及叙利亚

　　取得雅典公民权以后，阿里安作为文人的才能开始显现出来。他敬重色诺芬，因为色诺芬与他一样文武兼备，也因此，阿里安的才能在讲述历史故事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记》（Anabasis Alexandri）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留存至今，共有7卷。即使在现代，它依然不失为一部关于亚历山大的阅读性强、可信度高的历史传记。作为历史传记，它与库尔提乌斯·鲁夫斯的《亚历山大史》（Historiarum Alexandri Magni Librix）一样，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接着说哈德良。结束了对卡帕多西亚前线基地的视察后，哈德良一行去了叙利亚。从卡帕多西亚到叙利亚只要一路南下即可到达。此行的目的是要在安条克过冬，时间是公元129年至130年的冬季。安条克是帝国东方与埃及的亚历山大齐名的大城市。哈德良是个从不肯浪费时间的人，所以可以想象，他在安条克逗留期间，一定视察了驻扎在叙利亚行省的军团基地。叙利亚与另一个大国帕提亚接壤，常驻有3个军团，其中2个军团的基地位于从小亚细亚到安条克的沿途。它们是第十四弗拉维军团基地和第四西提卡军团基地。前者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萨莫萨塔（今土耳其东南部萨姆萨特），后者位于泽乌玛（今土耳其巴尔奇斯）。只有第三蔷薇军团的基地在安条克以南的拉法内埃（今叙利亚沙玛）。

　　罗马有28个军团，军团基地也有28个。除了视察军团基地，哈德良还要视察辅助部队的基地、骑兵部队的基地、城堡和警戒哨位等等。同时，他也一定视察了由期满退役士兵建设起来的殖民城市以及原住民的地方自治体，它们也是罗马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虽说视察是哈德良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无疑这是一件苦差事。

　　在视察某军团基地时，一天，在晚餐席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与哈德良同行的人中有一个以讽刺诗见长的人，名叫弗罗鲁斯。他在席上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

　　我可不想做皇帝

　　整日走在不列颠人中间

　　往来于（边境）

　　忍受斯基泰的严寒

　　哈德良当即回了一首：

　　我可不想做弗罗鲁斯

　　整日进出廉价酒馆

　　徘徊于酒桶之间

　　忍受胖蚊子的叮咬

　　在这里我把拉丁文原文也写下来。因为只要用罗马发音就可以，所以很简单。

　　ego nolo Caesar esse,

　　Ambulare per Britannos ,

　　Latitare per ...

　　Scythicas pati pruinas

　　ego nolo Florus esse,

　　Ambulare per rabernas,

　　Latitare per popinas,

　　Culices pati rubunolus

　　这一时期，哈德良完成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外交工作。不清楚具体地点在哪里，好像是幼发拉底河附近的某个希腊系小城。在这里，他邀请了中东所有地方的首领，据说连帕提亚国王也来了。罗马和帕提亚这两个东西方强国的最高权力者能够坐在一起，本身就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哈德良的目的绝不仅止于此。一直以来，与这两个大国相邻的小国，常常见风使舵，投向两者中更强的一方。现在，让这些态度摇摆不定的中东地方首领出席帕提亚国王和罗马皇帝的友好会面活动，对他们的心理一定会产生影响。

　　14年前，图拉真攻陷帕提亚首都时，抓获了帕提亚的公主，并把她作为人质一直扣押在罗马。此时，哈德良把这位公主送还给了其父帕提亚国王。这次会面并非因为帕提亚方面出现反罗马的迹象，为处理这种局面而进行的。因此，罗马方面完全没有必要以返还人质为条件，要求帕提亚方面作出妥协。但是，哈德良归还了人质，由此可见其外交手段之高明。外交和战争一样，常常因为出其不意的战术，收到最佳效果。这次会谈的结果是确保了中东一带的和平。

　　公元130年，新一年的春季，哈德良离开安条克前往帕尔米拉。帕尔米拉位于地中海和幼发拉底河的接近正中间的地带，是叙利亚沙漠中心的一座城市。但是，就像它的名字——“棕榈（椰子树）之城”所表明的那样，它是个绿洲城市，是骆驼商队从东方运向西方的物资中转地，因而很繁荣。因为经济实力的雄厚，独立意识更强，又因为通商方面的有利条件，所以，帕尔米拉繁荣无论对帕提亚还是对罗马来说都是好事。但是帕尔米拉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经常受到沙漠民族贝都因人的侵扰和掠夺。在贝都因人的意识中，掠夺不是罪孽，而是正业。然而，他们的这种正业一定会伤害到他人，一定会有人成为受害者。如果商队因为痛恨贝都因人的这种正业而选择其他通商路线的话，帕尔米拉就会彻底失去生命力。但是，帕尔米拉这个民族只会一心一意地从事经济活动，却不重视军事力量的发展。

　　罗马的势力发展到达幼发拉底河以后，担负起了保护帕尔米拉的责任。帕尔米拉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范围之内，同时贝都因人也被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从此，帕尔米拉的富豪们不必再担心贝都因人的掠夺。顺便提一句，贝都因人的“正业”被禁止后，罗马帝国把他们编入防守边境的军队中，以此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来源。

　　帕尔米拉是一座位于幼发拉底河防线的边境城市，对于罗马来说，它非常具有象征性。它不像其他防线的“屏障”，栅栏、堑壕、城墙和堡垒绵延相连，是封闭的“屏障”。这是一个开放的“屏障”，由联结瞭望塔、堡垒、军团基地以及通往各个军事要塞的大路构成。虽然这个“屏障”建在北非沙漠的前方，但是，幼发拉底河防线在防御敌人来袭的防御体系中，在保护，不，应该说是在鼓励人与物产交流方面，作为威慑力量，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只要守住帕尔米拉，就证明开放的“屏障”——幼发拉底河防线是有效的。在沙漠中，罗马大道呈放射状从帕尔米拉铺设到了安条克、大马士革及红海的亚喀巴。哈德良离开安条克后，只要选择走其中的一条大道即可。

　　结束了对帕尔米拉的访问后，哈德良选择了去大马士革。在沙漠中，罗马式大道几乎呈一条直线，从帕尔米拉到大马士革只有230公里的路程。

　　他在大马士革只是稍作停留而已。他选择这条路线的真正目的是前往波斯特拉（今布斯拉）基地，视察驻扎在阿拉伯行省（今约旦）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不用说，和视察其他基地时一样，他一定视察了这里所有的设施，观看了士兵的演习以及面对士兵作了演讲。他还发行了货币，上刻“Adventui Aug(usti）Arabiae”（皇帝视察阿拉伯）。当然，这是为了让帝国民众了解皇帝已经来到中东沙漠，正在这里视察这一事实。

　　罗马军团

　　至此，哈德良完成了对罗马帝国所有主要防线的视察，它们是莱茵河和多瑙河、不列颠、北非、联结黑海至红海的幼发拉底河防线。在视察过程中，皇帝除旧立新，重新整顿后的军事力量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我想就从犹太人写的《犹太战争史》中摘选一段来进行说明。篇幅略有些长，作者是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

　　在这一点上，我们对罗马人的见识只能表示敬意。他们甚至要求在军团基地劳动的奴隶也参加训练。对奴隶们进行军事训练的好处是，当敌人来犯时，他们也能拿起武器，加入防御作战中。事实上，罗马人制定的所有军事制度，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他们之所以能守护这样一个辽阔的帝国，不是得益于运气，而是缘于他们坚强的意志和努力的结果。

　　战时，罗马士兵理所当然要拿起武器迎击敌人，但是他们不是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拿起武器，在平时，它们也从不贪图享乐。武器就像他们身体的一部分，须臾不离。他们每天勤于训练和演习，从来不会等待在实战中检测自己的作战能力。

　　罗马军队的训练非常严格，其激烈程度与实战几无二致。不，应该说在演习中，他们的气势和严肃程度与实战完全一样。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实战中才能做到不会惊慌失措，不会自乱阵脚，不会抱怨身体疲劳，不会打乱作战阵型。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百战百胜。罗马士兵和其他国家士兵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没有一个敌人像他们那样过着严格的军团生活。对于罗马士兵来说，军事训练就是不流血的实战，实战就是伴随有流血牺牲的训练。这样说应该不会有错。

　　罗马的军团兵很少突袭敌人。他们在攻打敌人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向敌人发起进攻，而是用栅栏围住一个地方修筑坚固的宿营地。他们会慎重选择修建宿营地的位置，从来不会盲目行事。营址确定后，全体士兵马上投入劳动。如果因为战时的需要，不得不在凹凸不平的地方修建宿营地时，他们会首先平整土地。因为地面不平坦，适合防御的四角形营地就无法充分体现其有效性。像这样，因为罗马士兵兼做工兵，所以他们在行军的时候，总要背负数量繁多的建筑工具。

　　无论是在共和制时期还是在帝制时期，就算只宿营一个晚上，也要修建牢固的宿营地，是罗马人一贯的做法。对他们的这一做法，现代战争的专家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一方面，士兵们知道一旦战况失利，自己有地方可退，就会在战斗中表现勇猛；另一方面，如果打了败仗，只要逃回宿营地，他们可以在这里平息内心的恐惧，恢复内心的平静，有利于在下次战斗中，表现更加勇敢，从而挽回失地。也就是说，虽然建造牢固而安全的宿营地时付出了辛苦，但是，它为士兵们提供了心理上的依靠，辛苦是有回报的。

　　犹太人继续评价罗马军队：

　　他们会在宿营地内搭建很多帐篷，用原木连起来的栅栏环绕在整个宿营地的外侧。瞭望塔建在栅栏做成的屏障的重要位置上，每个瞭望塔之间都配有重兵器，以投石器为主的各种重兵器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四边形营地的每个边都有一个门，门的宽度适合可移动的重兵器及士兵们列队进出。

　　宿营地内的中央通道把营地一分为二。通常，中央通道的一边是仓库、病房和士官们的帐幕，另一半是士兵们的帐篷。军团长的帐幕既高又大，位于宿营地的正中央，就像神殿一样。

　　罗马人的宿营地变成固定基地后，完全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座城市。士兵集合的地方可以用做广场，兵器修理所可以用做工匠的车间，审判违反军规的士兵以及军团长召集将官会议的会场可以用做大会堂，兼做法庭。就算只宿营一个晚上的营地，因为士兵们早就习以为常，所以无论是环绕宿营地的栅栏还是别的设施，其修建速度之快，整座宿营地之牢固，令人惊叹不已。如果需要，他们还会在栅栏外侧，挖一条深度和宽度都为4腕尺（约2米）的堑壕。这一切都与普通村落无异。

　　宿营地修建完成后，士兵们进入各自的帐篷。随后，由当天值勤的小队整齐有序地开展其他工作，包括分配柴薪、粮食、水等。

　　罗马军队规定士兵的一切行动要听从军号的指挥。在军号响起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提前进餐，就寝，四班倒的夜间岗哨、起床等也要听军号的号令。

　　天快破晓的时候，起床号响起。在第一声军号中起床的士兵们在各自的百人队队长面前列队。百人队队长清点士兵人数后，前去向他们的上司——大队长报告，然后，大队长带领百人队队长们一起前去向军团长报告，并接受军团长的指示，随后再把军团长的指示传达给士兵们。罗马军队这种上传下达的方式同样用于实战，所以在战斗中，即使改变战术，也能迅速而准确地传达下去。因此，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罗马军队按照命令，都可以做到阵脚不乱。

　　出发离开宿营地的时候也要听从军号的号令。在军号的指挥下，所有人参加宿营地的拆除工作，没有一个人会偷懒。第一声军号是拆除、折叠并捆绑帐篷的命令。第二声军号是行李装车、推出重兵器、牵出马匹及牛的命令。这些事情完成后，军队在宿营地外集结。全体士兵队伍整齐，看上去就像参赛的马匹排成一条直线，准备冲向跑道一样。然后，第三声军号响起，这声军号是催促迟到者，同时命令百人队队长和大队长清点士兵是否全部到齐。最后，他们会点燃环绕宿营地的栅栏，因为他们认为与宿营地被敌人占用相比，不如重建更有利。

　　罗马军队宿营地略图

　　出发的准备工作完毕后，站在军团长右侧的发令员用拉丁语连续三次问大家是否已经作好战斗准备。每一次，士兵们都会斜着举起右手敬礼，同时齐声回答：“准备完毕。”

　　之后行军开始。全体士兵就像在战场上坚守各自阵地一样，安静而有序地走在自己的位置上。军团兵佩带胸甲和头盔，腰的两侧佩剑，佩带在左侧腰部的罗马短剑比佩带于右侧腰部的短剑要长一些。走在司令官周围的是步兵部队，他们只拿长矛和圆形的盾。余下的军团兵除了投枪和长方形的盾以外，还要携带锯、镐、斧子、铁锁以及用于搬运的皮制宽运输带、可用来割皮的大型刀具，再加上三天的粮食等等，让人感觉他们背负的行李比牛或驴拉的辎重车还要重。

　　骑兵们右手拿长矛，剑佩带于右侧腰部，盾挂在马鞍的一侧，箭筒背在背上，装在箭筒内的箭又尖又长。骑兵们用的头盔和胸甲与步兵们用的是同一类东西（罗马人不按社会地位区分骑兵和步兵，只按他们的性质区分。作者是出生于犹太的犹太人，对于这位东方人来说，想必罗马人的这种做法一定让他深感惊讶）。骑兵的装备和战场上担任两翼进攻的骑兵一样，他们就走在司令官的周围。此外，在罗马军队里，由哪个军团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要通过抽签决定。

　　以上就是罗马人的军队在宿营地建设、行军方法以及装备方面的真实情形。同样，在战斗中他们也不会盲目行动。因为每一个计划都关系到相应的行动，而每一个行动都关系到下一个计划。正因为如此，他们极少出错，即使出错，他们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加以改正。

　　罗马人认为，与预想之外的运气所带来的成功相比，宁可在周密的准备工作之后出错。他们的理由是，无计划的成功会让人忘记准备工作的重要性，而经过周密的准备后的失败是积累经验的有效途径，可以避免下一次重蹈覆辙。其次，凭借运气获得的成功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而经过周密准备后，尽管结果不好，但是至少心里很踏实，因为他作过努力，因为他充分考虑过对策。

　　罗马人通过军事活动，不仅锻炼了肌体，也锻炼了意志。军事训练帮助他们克服了恐惧心理，严厉的军规教给了他们集体生活的方式。在罗马的军队里，私自逃跑会被判死刑；即使是一丝小小的失误，如果影响到了整个军团的安全，也会受到重罚。士兵们最害怕的不是法律而是司令官。当然，司令官并非只会严厉对待士兵，对于值得称赞的士兵，他们从不吝惜褒奖之词以及奖励。他们很善于在严格和宽容之间找到平衡。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罗马军队的士兵必须绝对服从指挥官，而这一点，正是罗马军队可以保证有序行动的重要因素。

　　战场上，罗马士兵不会擅自打乱战斗阵型，他们一定会和战友同进共退，就像一个整体。他们的耳朵不会遗漏任何一个命令，他们的目光不会离开军旗，他们的手脚会按指令迅速行动。即使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如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敌人在战场上占主动等，甚至命运女神的意志都不能削弱他们的斗志。就好像他们完全相信，与运气相比，自己更强大、更可靠。

　　收集尽可能全面的情报，并以此为基础，对形势作出判断，制定战略计划，然后按计划行动。这就是罗马民族。他们在实施计划时的效率之高以及计划制定前考虑问题之周密着实令人赞叹。他们的帝国版图之所以可以东到幼发拉底河，西至大西洋，北及多瑙河和莱茵河，想来理应如此，不值得大惊小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他们所征服的地域如此辽阔，但是，与征服者所付出的努力相比，显然还不算大。

　　以上是我对罗马军队所作的详细描写。在这里，我没有丝毫赞美罗马军队的意思。相反，我是为了安慰那些被他们征服的人们，告诉他们，你们被征服不是因为你们自身的缺陷造成的，而是因为罗马人非同一般的素质。同时也是为了劝告那些试图挑起叛乱的人们，告诉他们，你们要对付的人是罗马人，从而让他们把叛乱的想法扼杀在萌芽之时。最后，我衷心希望我对罗马军队所作的描述，对那些关心罗马的人们有所帮助。

　　我知道这是犹太人对罗马军队的溢美之词，但是，这些文字留给我的印象好像罗马军队只是一架精巧的军事机器。然而，罗马军团兵不是纯粹的“齿轮”，而是活生生的人。在这里，我想介绍两块墓碑，它们属于战斗中阵亡的士兵。通常，罗马人的墓志铭上会有本人生前写过的话：

　　有生之时，我一直享受着畅饮的快乐，所以，你们在有生之年也要尽情畅饮。

　　我在心里默默起誓，为了和平我要尽我一己之力，我做到了。

　　我发誓要杀死达契亚人，我做到了。

　　我希望参加凯旋仪式并纵情享乐，我体会到了。

　　我想当首席百人队队长，得到相应的荣誉和回报，我得到了。

　　我想膜拜女神的胴体，我膜拜过了。

　　《犹太战争史》的作者感兴趣的是罗马军队的组织机制而不是罗马士兵的人性。

　　关于这位作者，我在《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中已经作了详细描述。这位犹太人生活在公元1世纪后期，很可能与罗马人有过共同生活的经历。他曾经是反罗马的犹太军队的指挥官之一，与罗马军队有过正面交锋的经历。他亲眼见识过总司令官韦斯帕芗率领的罗马军队是如何镇压犹太叛乱的。上文是他对这支军队的评价，他用心观察并研究了罗马军队之所以强大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说，约瑟夫斯看到的是公元70年前后的罗马军队，不是公元130前后哈德良改良后的罗马军队。但是，一个高效的组织与时间的推移没有关系，因为，对一支军队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的是它的效率性和功能性。

　　约瑟夫斯看到的是在犹太战争期间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罗马军队。在图拉真时代，一直采取进攻态势的罗马军队大概与约瑟夫斯描述的韦斯帕芗时代的罗马军队一样，作为军队，充分展示了其威力。但是，到了哈德良时代，他要求罗马军队即使在和平时代也要保持这样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帝国维持不增加税收的、和平的唯一方法。我们知道，战时表现出色的军队在平时不一定强大，但是，如果一支军队在平时有着功能完善的组织机制，那么它在战时一定可以大展拳脚。哈德良耗费整个统治期间的大半时间视察帝国边境的目的，也是为了确立在和平时期也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防御体系。

　　罗马皇帝的职责是保障“安全”和“食物充足”，其中保障安全为先。因为只要安全有了保障，人们才能靠自己的双手获得所需的食物。统治者的责任就是向人们提供这样的生活环境。保障“食物充足”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而保障“安全”超越了个人努力的范围。哈德良的方针自始至终是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他不惜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来确立防御体系，是因为他深知要避免战争，在防卫上切不可掉以轻心。为此，尽管“整日行走在不列颠人中间，往来于（边境），忍受斯基泰的严寒”，他也不得不为之。而这一切，在普通人看来，的确怯于“想当皇帝”了。

　　从大马士革到红海的亚喀巴有一条全线贯通的罗马式大道，是图拉真皇帝时代铺设的。结束对幼发拉底河防线的要塞之一——波斯特拉军团基地的视察后，哈德良沿着这条大道去了费拉德尔菲亚（今约旦首都安曼）。到了这里，他没有继续向南，而是转身去了犹太行省，目的是为了视察罗马帝国的“火药库”——犹太的统治。

　　罗马在这个问题不断的行省常驻了2个军团。驻扎在北部的是第六铁壁军团，在南部的是第十夫累腾西斯军团。向犹太派驻军团是在公元70年以耶路撒冷沦陷而告终的犹太战争之后，只是，当时常驻犹太的罗马军团只有一个。图拉真皇帝统治末期，犹太再次发生叛乱。这次叛乱被镇压后，常驻军团增加到了2个。

　　哈德良要削减军团的数量。他没有打算编组新的军团来加强在犹太的军事力量，而现状又不允许他从其他防线调动军队。为此，他必须依靠现有的2个军团来控制暗流不断涌动的犹太地区。哈德良需要决定如何安置军团，基地设在何处。

　　他把第六铁壁军团的基地设在了犹太北部的希特波利斯，这里距离毗邻地中海、传统上一直亲罗马的城市恺撒利亚不远，如果与驻扎在波斯特拉（位于其他行省）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联合起来共同作战的话，完全可以控制住犹太北部。

　　问题是第十夫累腾西斯军团的基地应该设在何处。这个军团负责的是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犹太南部。公元70年犹太叛乱镇压后，韦斯帕芗皇帝把这个军团安置在了耶路撒冷市内，哈德良必须决定是否继续维持这一现状。

　　他没有选择维持现状。他在耶路撒冷北侧为第十军团另建了一个基地，并以该基地为中心，兴建了城镇，取名为“埃利亚卡匹托尔”。埃利亚是哈德良的家族名，所以，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哈德良之城。卡匹托尔是首都的罗马七丘之一，上面只建有神殿，祭祀以最高神朱庇特神为首的诸神。对罗马人来说这是个神圣的地方。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圣城。哈德良为距离这座圣城不远处的城市冠以这样一个名称，并把它作为军团基地，对此，当时的犹太人会怎么想呢？犹太教是一神教，不承认其他任何神。卡匹托尔山是罗马式多神教的象征，连失败者的诸神也会在得到“罗马公民权”后进入这里。哈德良给基地所在城市取这样一个名字，意味着他在一神教麦加的旁边建了一个多神教的城市。应该说，它反映了哈德良作为和平主义者的另一面。

　　同时，哈德良还下令禁止犹太教徒实施割礼，不，不是单纯的禁止。对于罪犯，他要求强行对其实施割礼，以表明自己极度鄙视此种行为。对犹太教徒来说，割礼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所谓割礼，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证明自己是犹太教徒。然而，对于不信仰犹太教的罗马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尊重身体、随意伤害肉体的野蛮习俗。

　　哈德良所做的这两件事情成了犹太人中暗流涌动的起因，只是当时这股暗流并没有喷发。前面已经提到，约瑟夫斯在文章中写的那些话，是对试图挑起叛乱的人提出的“忠告”。他的同胞，即犹太教徒，之所以没有起事并非因为看了他的“忠告”而犹豫不决，更不是因为他的“忠告”而放弃叛乱。犹太教徒深信自己是被神选中的民族，是正义的代表，是最优秀的人。因此他们最听不得其他民族的忠告。约瑟夫斯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在他们眼里，他是个叛徒，是把身体和灵魂都出卖给了罗马的叛徒。犹太人之所以没有马上起义，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作好起义的准备。

　　这是两件严重伤害犹太民族信仰的事情，那么，哈德良为什么胆敢这样做呢？还有，埃利亚卡匹托尔的第十军团基地内，很早就建有犹太教堂。然而，这座教堂也被哈德良拆除，取代它的是祭祀希腊罗马宗教中众神之首朱庇特的神殿。

　　难道是热爱希腊的罗马皇帝哈德良，与生活在东方的希腊人一样，也染上了反犹太的情绪？自古以来，居住在东方的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一向交恶。

　　原因之一是，在希腊时代，东方的统治者是希腊人，犹太人长期处于其统治之下。原因之二是，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是在经济活动方面能力超群的民族，他们之间有利害冲突。第三个原因是，罗马成为统治者以后，希腊人非常合作，而犹太人因为宗教上的理由，坚决不予配合。

　　犹太人并不要求在罗马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向统治者罗马要求的只是在经济活动方面与希腊人享受平等的权利。原因是，如果他们要求社会中的平等权利，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与权利相应的义务，即公务、军务以及向罗马皇帝宣誓服从。但是，这样做会违背犹太教教义，因为犹太教要求教徒只服从自己的神。对他们来说，要求在经济活动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就足够了，因为单纯的经济活动并不意味着需要承担罗马人的义务。而希腊族居民通过承担相应的义务，表现出了对罗马帝国统治的服从，因此，他们极度反感犹太人的利己做法。

　　那么，哈德良难道只是因为和希腊人有相同的文化而在感情上也感染了希腊人的反犹太感情吗？或者对于他来说，自己为确立帝国防御体系四处奔波，而犹太教徒却坚持拒绝合作，这样的人实在太可恶？然而事实上，他并非讨厌所有犹太人。在当时，虽然人数不多，却也有一些犹太人选择和罗马人生活在一起，如约瑟夫斯，如在罗马军队中一步步高升的提贝里乌斯·亚历山大。哈德良深恶痛绝的只是那些坚决拒绝和罗马人生活在一起的、狂热的犹太教徒。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反应迟钝，对于哈德良显而易见的挑衅行为，犹太教徒在哈德良逗留当地期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举动。这让哈德良误以为自己对犹太的打击已经完成，在犹太作短暂停留后出发去了埃及。此时，希腊王国之一的埃及已经非常稳定，在经过罗马两个世纪的统治后，这个辽阔的地域只要常驻一个军团就已经足够。维护经济富裕、国土辽阔的埃及只需要一个军团，与此相比，除了毗邻海岸的希腊系城市，罗马在贫穷而面积狭小的犹太巴勒斯坦，却需要常驻两个军团。针对这一情形，致力于提高防御体系效率的哈德良，一定比常人有更深的感触。

　　埃及

　　这次，哈德良把皇后萨宾娜也带到了埃及。应该说，对希腊文化毫无兴趣的人是不会对希腊的城市产生兴趣的。但是，当时的埃及虽然属于希腊文化圈，却充满了异国情调，几乎很少有人不被其深深吸引。尤其是近现代西欧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人，他们对埃及的兴趣之浓，充分反映出埃及在欧洲人眼中有着极其浓厚的异国情调。也许哈德良认为，尽管萨宾娜对当地文化毫无兴趣，但是在她身边的罗马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应该会很乐意来埃及。这是他对妻子萨宾娜极其难得的一次关照。

　　但是，哈德良终究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在埃及逗留期间，他没有把时间花在陪同妻子观光上，他视察了埃及行省长官全权负责的、位于行省首府亚历山大的行省统治机构，也视察了第二图拉真军团位于亚历山大不远处的尼科波尔基地。最后，才把已经所剩不多的时间花在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其中一件他感兴趣的事情，根据史学家的说法，就是访问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希腊的名字叫“Mouseion”（缪斯神庙）。

　　之所以把这里叫做“图书馆”是因为这里曾经收藏过埃及在托勒密王朝时期收集的万卷读本（卷轴）。只是，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尤里乌斯·恺撒攻打亚历山大时，这些读本中的一大半被烧为灰烬。此时，图书馆中的读本很多是后来收集的，藏书不如以前那样多，但是，藏书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不会辱没图书馆称号的程度。

　　有藏书的地方自然会吸引阅读这些书的人。所以，图书馆成为研究机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埃及进入罗马统治的时代之后，拥有缪斯神庙的亚历山大成了与希腊的雅典、小亚细亚西部的帕加马和罗得岛不相上下的罗马世界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之一。不，与以人文学科为主流的雅典和罗得岛相比，埃及的亚历山大除了人文学科，还有自然科学学科，应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中心。

　　顺便提一下，公元前1世纪，罗马上流社会阶层认为“在雅典接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水平最高。尤里乌斯·恺撒出身于名门望族中的名门望族，但是经济条件却不富裕。他的母亲奥雷利娅很有教养，也热衷于对儿子的教育，却没有能力为恺撒雇用希腊人做家庭教师，于是她请了一位高卢人做自己独生儿子的家庭教师。此人曾求学于亚历山大的缪斯神庙，就好比现代社会毕业于牛津、剑桥、普林斯顿、哈佛的印度人或新加坡人。根据历史学家蒙森的说法，作为“非本土人士”的这位高卢人，向“罗马史上唯一的创造型天才”尤里乌斯·恺撒传授了大量的知识，其中包括罗马人的母语拉丁语、当时的国际通用语希腊语、有助于开阔思维以及视野的哲学和历史、有助于逻辑性思维及表达的逻辑学和修辞学、能促进和谐感的数学和音乐等等。恺撒后来制定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医生和教师的法律。他规定，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和从事教育事业的教师，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肤色，一律授予罗马公民权。也许正因为他是恺撒，才会致力于提高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经济待遇（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不承担缴纳行省税的义务）。

　　实行帝制以后，罗马的皇帝们依然优先关照这些服务于罗马上层的研究机构，连图拉真皇帝的妻子普洛蒂娜也担任了希腊哲学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她不是学者，人们只是期望她作为所长可以帮助研究所的发展。同样，哈德良对雅典的支持也是出于这样的理由。

　　皇帝以直接过问的方式保证了在亚历山大的缪斯神庙学习的研究者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皇帝用他的私人领地——埃及行省收缴上来的税金支付这些研究者的年金。所以哈德良访问缪斯神庙实际上就是出资人访问受资助的机构。

　　为了对皇帝的到来表示欢迎，学者们举行了研讨会，即通过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活动。哈德良作为学术圈外的人，在这种场合他本应该做的事情便只是倾听，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倾听者。

　　罗马皇帝与学者们展开了辩论。他谈锋犀利，说得学者们哑口无语。记录下这一事件的史学家们认为哈德良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的确，在这种场合，皇帝最好的做法就是摆出认真倾听的姿态。我想，哈德良只是没有忍住罢了。

　　哈德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这个人是否很好地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社会地位在他眼里只是第二个标准。对他来说，普通士兵也好，行省出身也罢，都不是左右他评价一个人的决定性因素。缪斯神庙的学者们从皇帝那里领取年金。所以在哈德良看来，既然搞研究可以拿到工资，那么就应该全力以赴从事研究。我想，这大概就是哈德良在驳倒学者们的论点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每个人履行自己职责的重要性，不只是体现在军队和行政界，学术界也一样。我想，这也是他的想法。

　　只是被哈德良驳得哑口无言的学者好像并没有理解他的本意。据说其中有一人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对一个身后有30个军团（实际上是28军团）的人，我们怎么可能驳倒他。但是，在著名学者和皇帝展开辩论的时候，在场旁听的学者中还是有人理解了哈德良的想法。其中一人叫托勒密。哈德良访问图书馆的时候，他年仅30岁。虽然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领会了哈德良的意思，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是革命性的集各学科之大成。还有一人叫盖伦。哈德良访问缪斯神庙的时候，他在帕加马刚刚崭露头角。后来他出版了论述解剖学方法的著作。这部著作非常有名，后世的我们因此得以了解罗马时代的医学水平已有如此之高。这项研究成果就是他在亚历山大的缪斯神庙完成的。1300年后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对解剖产生兴趣就是缘于此人的这部著作。

　　缪斯神庙融合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其后很长时间里，这个研究机构一直运转正常。哈德良虽然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但是他没有停止提供资助。

　　这个插曲也说明，哈德良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最高权力者。罗马时代的人所写的唯一一部关于哈德良的历史传记《皇帝传》的作者是这样评价哈德良的：

　　皇帝在诗歌和文学方面修养极高，同时，对数学、几何学及绘画的理解也有相当高的水平，他还热衷于学习演奏乐器和唱歌的技巧，而且从不背着人偷偷练习。

　　他唯一缺少的是拒绝放纵行乐的能力，甚至他还写过几首情诗，赞美他所爱的人。

　　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达人，甚至他可以熟练地使用角斗士的那些复杂而危险的武器。

　　他的性格很复杂。如果说他严厉，有时候却非常和蔼可亲；如果说他平易近人，有时候却性情乖僻；如果说他放纵行乐，有时候却坚持节欲生活；如果说他吝啬，有时候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如果说他不诚实，有时候让你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诚实的了；如果说他不留情面甚至残忍，一转身他又表现得非常宽容。总之，变化不定是他一贯的风格。

　　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即“他的性格很复杂”之后的部分，被认为是讲述哈德良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史料。小说家尤瑟纳尔在《哈德良回忆录》中也引用了这段内容。至于“变化不定是他一贯的风格”这句话，大概没有一个人看到后不会哑然失笑吧。但是，哈德良难道真的只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吗？或是《皇帝传》的作者观测的视角值得推敲？我想以“和蔼可亲”为例加以说明。

　　《皇帝传》中写哈德良章节的作者也好，认可这一评价的读者也好，在他们看来，只有对所有人都表现出和蔼可亲才叫真正的和蔼可亲，否则就不是。然而，哈德良只对他认为值得和蔼相待的人才会表现出和蔼可亲。

　　神职人员这一类人对任何人都必须和蔼可亲，这是他们的职业所要求的。作为普通人，如果对所有人都和蔼可亲的话，难道不是意味着他对所有人都不和蔼可亲吗？也许因为哈德良是罗马皇帝，是最高权力者，所以人们才会要求他对所有人都表现出和蔼可亲。但是，他做不到。

　　该严厉的时候他会很严厉，该平易近人的时候他会平易近人，值得他亲切以待的人他会亲切以待，他认为不值得亲切以待的人他从不掩饰自己乖僻的一面。还有，可以纵乐的时候他会尽情享受，需要自制的时候他会变成禁欲者；需要吝啬的时候他从不顾忌别人的想法；应该给予褒奖的时候，他不惜给予重奖，甚至重到让人目瞪口呆的程度。认为无须坦诚以待的人，岂止是不坦诚，他甚至还会撒谎；认为值得以诚相待的人，他诚恳的态度让人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诚实的了；认为不值得宽恕的人，他会毫不留情地追查到底。相反，认可一个人的功绩时，他会表现出稳重、宽容和礼貌，甚至令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哈德良。

　　在忠实于自己的事情上，哈德良从不“变化不定”，而是“一贯如此”。

　　但是，按照哈德良式的这种“标准”，即便是同一个人，不同的场合完全有可能受到皇帝不同的对待。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会不知所措，结果就有了“变化不定是他一贯的风格”这样的评价。

　　我想再介绍一个插曲，也许会有助于大家对哈德良的了解。

　　即使到了现代，《罗马十二帝王传》（De Vite Duodecim Caesarum）依然是一部畅销书，广为人们传阅。这本书在日本很早就有译本。作者是苏维托尼乌斯，比哈德良大6岁左右，是在罗马任职的官员之一。他是小普林尼的朋友，所以他一定也是塔西佗的文人圈中的一位。人们知道他好像不是因为他是官员，而是因为他是作家。《罗马十二帝王传》从尤里乌斯·恺撒写到图密善共12位罗马皇帝。同现在一样，在当时就吸引住了为数众多的读者。顺便提一句，公元300年前后写的《皇帝传》讲述的是哈德良以后的皇帝，是苏维托尼乌斯作品的续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没有涅尔瓦和图拉真的内容。

　　不管怎样，苏维托尼乌斯生前不只是一个普通官吏，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个可以随时出入主人长期不在的皇宫的人。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与后来的《皇帝传》相比，闲话或流言蜚语的色彩很浓。想必作者对闲话的兴趣超乎常人，因此，他一定深受宫中女人们的欢迎，因为宫中女人都很喜欢闲话，喜欢流言蜚语。后来，哈德良免去了苏维托尼乌斯的职位，把他从皇宫中赶了出去。

　　理由是他对皇后萨宾娜的态度过于随便。对于他的遭遇，世人深表同情。他们认为这位家臣只是对皇帝并不爱的妻子态度熟稔了一些就给予这样的惩罚未免过于严厉。但是，哈德良尽管不爱萨宾娜，萨宾娜终究是皇帝的妻子。按照哈德良的想法，上对下可以不拘小节，相反，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必须做到有礼有节，有规有矩。

　　对于身边的人来说，像哈德良这种性格的人实在很难相处。只要对哈德良的想法理解不透，很容易被皇帝弄得不知所措，结果只好仰天大声喊着“变化不定是他一贯的风格”，回过头来依然死心塌地地为他服务。也许皇后萨宾娜并非有意去了解什么，却也发现长时间留在哈德良身边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然而，尽管知道在他身边很难，依然有人不得不待在哈德良的身边。

　　美少年

　　来到埃及的皇帝好像例行活动一样乘船游览了尼罗河，这与其说是为了讨好皇后和那些追随皇后的贵妇们，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埃及，只要乘船在尼罗河上逆流而上，途中随时下船走进建在河畔的神殿，就可以看到应该看的一切。乘船游览尼罗河等同于游览名胜古迹，而且还有贵妇们同行。这次旅途一定不同于哈德良以往随行人数少又禁欲的旅行。

　　载着皇帝和皇后的华丽御用船队到达距亚历山大300多公里的尼罗河上游时，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皇帝宠爱的美少年——那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安提诺乌斯在尼罗河里溺水身亡。史学家们口径一致地说，哈德良得知这一消息后，像女人一样哭得死去活来，没有人能劝得住他。

　　那么，安提诺乌斯真的是不小心落水溺亡的吗？可在当时，罗马人中间很盛行游泳，所以他应该会游泳吧。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同船旅行的人中竟然没有一人注意到他落水。

　　难道他不小心落水后，受到了据称是“尼罗河主人”的鳄鱼的袭击，当人们发现，并要救他上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咬死了？

　　或者安提诺乌斯是为了哈德良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因为占卜者预言哈德良有生命之虞。当然这个说法是基于哈德良亲自撰写的回忆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死是他自己作出的决定。为了拯救心爱的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爱称得上是至高无上的。

　　罗马社会不像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有恋童癖的男性是得不到公民权的。罗马权贵虽然可以有恋童癖，但是不能公然蓄娈童。哈德良无所顾忌地爱恋安提诺乌斯，让看重罗马传统的人们极度不满。罗马史学家在讲述哈德良的时候，好像都不愿意提及这件事情。安提诺乌斯溺亡事件，皇后以及随行的贵妇们是如何看的，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皇后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高高兴兴地继续她的尼罗河之旅。可以想象，对她来说，安提诺乌斯的死和一个用人的死没有区别，她也不会同情哈德良。也许她和她的随行贵妇们与《皇帝传》的作者一样，并不相信哈德良的说法，说安提诺乌斯是为了让他远离死亡而作出的自我牺牲。

　　既然死于事故的可能性极小，也不是自我牺牲，那么安提诺乌斯为什么要自杀呢？

　　从保留至今的众多雕像中，我们可以想象，公元131年安提诺乌斯死的时候，他的年龄应该还不到25岁。我们不知道这位少年与哈德良相识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假设是在哈德良去他的出生地比提尼亚的时候，即公元124年，那么，当时安提诺乌斯只有15岁上下。在其后的7年间，哈德良一直把这位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美少年带在身边。

　　安提诺乌斯的雕像数量极多。看到这些雕像，感觉他的确很美，美到几乎无可挑剔，甚至让人会有性的冲动。但是他的表情很呆板，看上去一点也不机灵，才智几乎为零。看上去顶多只是一个娇嫩的美少女换成了少年的形象而已。再看哈德良充满智慧的肖像，难免让人猜想，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相配才成就了他们如此融洽的关系。但是，哈德良是一个非常不擅长与人相处的人。

　　后来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安提诺乌斯自尽的原因是他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后，感觉自己的容颜日渐衰退，因此害怕失去哈德良的宠爱，于是选择了在哈德良尚未厌倦自己的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普通的年轻人来说，20岁上下的年纪，别说是容貌衰退，应该正是不断增色的时候。但是对于安提诺乌斯这样因为少年的美貌而得宠的人来说，这个年龄也许是开始走下坡路的分水岭。

　　安提诺乌斯

　　但是，如果安提诺乌斯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的话，他的心境又会是怎样的呢？

　　女人要留住男人的心，最好的方法不是一直待在他的身边，而是和他保持距离，而且是去一个永远不可能追到的地方。哈德良是一个情绪极不稳定的人，在他身边，一定少不了看到他大发雷霆。即使有时候看上去非常和蔼可亲，人们也弄不懂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这样和蔼。

　　安提诺乌斯是比提尼亚出身的希腊人，阿里安也是比提尼亚出身的希腊人，但是他们不是同一类人。阿里安是前线的司令官，又是文人，哈德良与他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从希腊文化到罗马军队的防御体系等等。皇帝格外垂爱这位年轻的部下，但是，他们之间是知性的关系。但是，皇帝和美少年的关系不同。尽管安提诺乌斯会漫不经心地写几首诗，会弹竖琴，还有一张让人觉得无与伦比的完美的侧脸。但是，光靠这些很难长期吸引哈德良。而且，希腊美少年已经到了年龄和肉体都趋向成熟的时期。

　　那么会不会是安提诺乌斯为了永远留住哈德良的爱才选择死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说他如愿以偿了。

　　安提诺乌斯死后，哈德良像个女人一样哭得昏天黑地，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没有一味地沉浸在悲伤之中。首先，他神化了已故的安提诺乌斯。在埃及有一个传说，凡是被居住在尼罗河中的鳄鱼吃掉的人都会变成神，所以人们很容易接受哈德良的决定。其次，哈德良在事故发生地的对岸，建了一座城市，命名为“安提诺波利斯”（安提诺乌斯之都），还让希腊系的埃及人大批移居此地。人们很高兴移居到安提诺波利斯，无须哈德良采取强制措施，因为皇帝建的这座城市充满了希腊情调。接着，哈德良又铺设了一条从尼罗河畔的这个城镇穿过沙漠，到达苏伊士湾的罗马式大道。这条大道沿着海湾一直延伸至红海。这样一来，安提诺波利斯就可以作为一个物资中转站而变得繁荣起来。因为来自东方的物资要运到亚历山大，首先要从红海进入尼罗河，再在尼罗河上顺流而下经过安提诺波利斯。虽然哈德良像女人一样失声痛哭一场，但是上述举措绝对符合哈德良的作风，是帝国最高统治者经过冷静思考后作出的决定。

　　这一时期，哈德良也实现了自己少年时代以来的梦想，他终于骑着阿拉伯产的骏马捕猎了狮子。好像为了挑战55岁的年龄一样，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体力。也许哈德良本人比任何人都更愿意相信，安提诺乌斯的死就是为了让自己避免将要临头的灾难而作出的牺牲。

　　安提诺乌斯死后，哈德良恢复了视察工作。皇后和跟随她同来的一行人出发回罗马后，离开已经开工建设的安提诺波利斯的皇帝又变成了一个人。他首先去了叙利亚的安条克，从那里进入小亚细亚，北上到达黑海，再从黑海向西，前往希腊，最后来到了雅典。沿途，他又建了一座城市，命名为“哈德良波利斯”。现代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埃迪尔内就是他建的这座城市，埃迪尔内是“哈德良”的土耳其语读音。

　　在雅典，很容易找到优秀的雕刻家。皇帝让他们雕刻了大量已故安提诺乌斯的雕像，好像为了永远留住心爱的人的美丽一样。安提诺乌斯的雕像完全没有宗教的感觉，有的只是感官的刺激，在经过漫长的基督教时代，现在依然保存下来如此之多，可见当初雕刻的数量之多该是多么惊人。哈德良把这些雕像送到了希腊以东的罗马世界，但是，在罗马好像只有他的私邸“哈德良别墅”中有，其他地方完全看不到安提诺乌斯的雕像，而且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举动要让帝国西方的人们去信仰已经神化的这位宠儿。由此可见，无论内心多么悲伤，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应该照顾罗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然而，这个时期降临在哈德良身上的不幸并不只是他失去了自己宠爱的年轻人。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一直以来暗潮涌动的犹太人的反叛终于爆发了。在雅典逗留期间获知这一消息的哈德良，不顾此时已经进入冬季，毅然回到安条克。他要收集精确的情报并根据这些情报制订对策。

　　犹太叛乱

　　无论如何我都认为禁止割礼和建设“埃利亚卡匹托尔”是哈德良有意为之的事情，是在挑衅犹太教徒。不管其他民族如何认为，对于犹太教徒来说，割礼是他们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仪式。罗马人允许失败者信仰自由，因此禁止割礼违背了罗马的这一方针。自从罗马与犹太人直接有了关系以后，200年来，无论是共和制末期的最高权力者还是进入帝制以后的皇帝们，没有一个人禁止割礼。不仅如此，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以后，罗马一直采取了承认犹太教徒特殊性的政策。除了割礼问题，更没有人在犹太教徒视为圣城的耶路撒冷眼皮底下建设军团基地，还取了“埃利亚卡匹托尔”这样一个含义明确的名字。纵观哈德良的整个统治，我们知道他有极强的洞察力，因此，他绝无可能不了解犹太的特殊性。事实上，后来通过对犹太人采取“隔离”政策，解决了犹太问题以后，虽然没有明确解除割礼的禁令，但是，哈德良已经不再要求严守这一禁令，甚至采取默认的态度对此放任自流。我想，他真正的用意并非永远禁止犹太教徒行割礼。

　　在这200年间，虽然时有冲突，罗马对犹太教徒几乎始终如一采取了宽容政策。允许他们在多神教的罗马世界里信仰一神教，允许他们有割礼的习惯，允许他们因为信仰一神教而不承担帝国公职和军职的义务，允许他们在其他人工作的星期天休息。总之，从他们的生活习惯到其他的一切，罗马都接受了他们的特殊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宽容政策的背后有一个明确的条件，那就是，绝不允许有反帝国统治的行为。图拉真皇帝把阿拉伯（今约旦）纳入了行省行列，之后，哈德良皇帝确立了从黑海到红海的帝国东方防线。犹太位于阿拉伯行省以里，因此，在罗马统治下，要稳定犹太这个地方，帝国的防线战略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已经讲过，在罗马帝国内选择“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犹太教徒倘若居住在黑海以北，罗马人在安全问题上不会太在意他们。但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北面是叙利亚行省，东面是阿拉伯行省（今约旦），南面和西面是属于埃及行省的区域。更糟糕的是，生活在这里的犹太教徒并不安分。

　　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犹太教徒都高举创建一神教国家的标语来反抗罗马。事实上，他们中间的分化态度非常强烈。只要规模像样些的城市，一定会有犹太人的居住区。生活在那些东方城市的犹太人，虽然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希腊系居民时有冲突，但是他们接受和罗马帝国共生共存的现状。只有那些居住在犹太本土的犹太人，坚持维护犹太教的纯粹性，也许与其他文明接触越少越容易保持纯粹性吧。正因为这个原因，反抗罗马的运动总是发端于犹太本土，确切地说，是发端于犹太教的中心耶路撒冷。

　　公元131年秋天爆发的犹太叛乱有两位领袖：他们是巴尔·科赫巴（Bar Kokhba）和拉比·阿基巴（Rabbi Akiba）。前者自称救世主，是这次叛乱的直接指挥者。后者是犹太教的祭司，他不只是参与叛乱，他还宣扬这是一场圣战，从宗教方面来支持科赫巴。巴尔·科赫巴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星星的孩子”，所以他才自称救世主。对此，拉比·阿基巴大声叫好，说：“他才是犹太之王！他就是救世主！”

　　人类社会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不仅限于犹太人，那就是，当激进势力开始强大的时候，保守势力就会退缩。这个时期，在耶路撒冷，原本为数不少的稳健派渐渐失去势力，他们或者投向激进派的阵营，或者找亲朋好友帮忙离开耶路撒冷去国外。这一年是公元131年，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的驻兵好像只是分队，规模很小。驻扎在犹太的两个军团中，一个在北部的加利利地方，另一个第十军团因为埃利亚卡匹托尔城尚未建成，一部分在南部，大部分在恺撒利亚。巴尔·科赫巴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耶路撒冷。身在雅典的哈德良就是在这个时候获悉这一紧急报告的。

　　战争前的犹太周边地区

　　第二年，即公元132年，已经控制了耶路撒冷的科赫巴铸造了银币和铜币。发行货币是表示独立的最直接的象征。货币表面刻的是“耶路撒冷”，背面刻的是“以色列解放元年”。后来，人们在发掘出来的这些货币中，还发现了刻有“次年”字样的货币。当时在耶路撒冷流通的罗马货币很多，有韦斯帕芗、图密善、涅尔瓦、图拉真以及哈德良多位皇帝的货币，因为在罗马帝国，即使皇帝换了，刻有各位皇帝头像的货币依然通用。科赫巴要求大家把这些货币拿来，用锤子砸扁刻有皇帝头像的一面，然后还给大家。他没有想过要把这些货币熔化后再铸造成新货币。

　　这次叛乱没有严密的计划，没有资金，甚至没有考虑过兵力的问题。但是很显然，在叛乱初期它成功了。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纷纷加入志愿兵行列，也有人提供了武器。

　　他们筹集武器的办法非常巧妙。当地有兵器制造业者，罗马军团基地与他们签署了武器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犹太人制造业者要把制成后的武器送到基地。但是在制造过程中，他们做了手脚，出来的成品变成了次品。罗马军队不会接受次品，尤其是在哈德良视察之后，即使很小的一点瑕疵，也不会放过。于是制造业者就把这些所谓的次品，也就是罗马军队不接受的兵器，暗地里转手卖给了科赫巴。

　　同时，犹太商人也积极配合叛军，大大地削弱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他们按照购买合同，把葡萄酒送到罗马军团的基地，但是，他们在酒中掺了毒。很多士兵喝了这种酒后虽然没有死去，却病倒了。

　　像这样，连商人也在支持叛军。其结果是，在犹太巴勒斯坦的罗马军队补给彻底中断。此外，地震的发生也让犹太人似乎看到了罗马帝国崩溃在即。

　　哈德良是在叙利亚安条克接到这些报告的。他制订了反击计划。

　　理所当然，他决定派出驻扎在犹太的第六铁壁军团和第十夫累腾西斯军团2个军团。只是，罗马军队的2个军团通常应该有1.2万名士兵，但是这2个军团因为缺员补充不及时以及病患者众多，能上战场的只有1万人左右。就算加上辅助部队中的2个骑兵大队和4个步兵大队，也只有1.4万人。他把指挥这支队伍的任务交给了犹太行省总督路福斯。

　　接着，他命令第三蔷薇军团离开北方相邻的叙利亚行省出兵犹太，并决定由叙利亚行省总督马尔凯鲁斯担任指挥。该军团基地位于距离犹太并不很远的拉法内埃（今叙利亚沙玛）。

　　同时，他命令驻扎在阿拉伯行省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从东方相邻的约旦出兵。作为辅助部队，贝都因的2个大队加入了这个军团。

　　他还从位于西南方向的埃及调遣了一个军团，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编组的辅助兵一个大队也加入了这个军团。

　　除此之外，他又向莱茵河、达契亚行省、多瑙河各前线也下达了按分队规模集结的命令。这时候的罗马军队依然是一支多民族的混合军队，由罗马人、高卢人、西班牙人、色雷斯人、希腊人、加拉太人、阿拉伯人还有与叛乱无关的犹太人构成，总兵力大约有4万人。

　　皇帝哈德良把总指挥权交给了不列颠行省总督尤里乌斯·塞维鲁斯。因为出兵的命令已经下达，所以这一人选大概是哈德良一开始就已经定下的。按常理，在罗马军队中，叙利亚行省总督马尔凯鲁斯的地位绝对高于不列颠行省总督塞维鲁斯，但是，他的这个决定是向尼禄学的。之前的一次犹太叛乱中，当时的尼禄皇帝就提拔了韦斯帕芗为总司令官，原因是他在征服不列颠的过程中名声大震。

　　提拔塞维鲁斯的理由也和尼禄的时候一样，因为在对付游击战方面，他经验丰富。也许你会认为喀里多尼亚（后来的苏格兰）山野多雨，而犹太的沙漠很干旱，两者完全没有相同之处。但是这只是表象。事实上，苏格兰多森林，犹太的沙漠中岩洞随处可见，两个地方对于一个外来的人来说，都像是迷宫，只有熟知地形的当地人才能进出自如。此外，这两个地方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在喀里多尼亚还是在巴勒斯坦，都不可能采用会战的方式，因为会战方式只适用于平原。

　　塞维鲁斯必须穿越帝国，从最西北长途跋涉来到最东南。前线司令部一定是等到塞维鲁斯到来后，才从安条克移师恺撒利亚的。哈德良决定不上战场，但是他也去了恺撒利亚，并且一直在那里逗留到战争结束。出生于大马士革的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也出现在这个前线司令部，此人曾经参加过先皇图拉真发动的几次战争，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已经老态尽显。他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哈德良交给了他一个任务，改良耶路撒冷攻防战中将要使用的攻城武器。也许战斗正式打响的时候，哈德良已经清楚地预料到了战争的结束。这次犹太叛乱与公元70年的那次叛乱一样，以耶路撒冷的沦陷而告终。

　　镇压犹太北部加利利叛乱的行动好像非常顺利。军队在挺进犹太中部后，塞维鲁斯改用地毯式搜索的战术，把全军分成了小规模的部队。这种战术虽然耗时长，但是成功率极高。罗马军队开始正式反击的时间，再早也应该是在公元132年夏季以后，而犹太战争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33年年底。

　　犹太教徒叛乱时，经常会出现一种现象，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教条主义者常常会有过激的行为，因为他们努力要做到纯粹，为此，他们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不纯。其宿命就是过激行为的不断激化。

　　巴尔·科赫巴不能原谅放弃割礼的人们，不管他们与哈德良的禁令是否有关。他禁止没有接受过割礼的男子出入耶路撒冷，否则一律处斩。这就是说，要在耶路撒冷居住，条件是必须接受过割礼。

　　犹太人的保守稳健派中，有不少人用从头冲水的洗礼方式来替代割礼。但是，自称救世主的科赫巴和支持他的阿基巴都拒绝这样的洗礼方式。

　　在犹太人中，用洗礼代替割礼的人大多数是基督教徒，他们并不承认科赫巴是救世主。因为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于是，那些自认为正统的犹太教徒开始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科赫巴和他的追随者们非常偏激，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迫害程度，他们是要消灭基督教。

　　尽管犹太人中既有犹太教徒也有基督教徒，但是到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时，他们之间已经出现不和，开始分离，只是还没有走到决裂的地步。然而，以公元132年为界，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彻底决裂，互为敌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不，也许到现在，这种悲剧性的敌意依然没有完全消失。

　　犹太人战争看似进展缓慢，但是，罗马军队在这个过程中可谓稳扎稳打，步步紧逼。到了公元134年初，耶路撒冷沦陷，犹太战争宣告结束。与64年前一样，一把火把耶路撒冷彻底烧毁了。

　　持续了两年的这场战争中，犹太人占领过的50个要塞遭到破坏，985个村落被烧毁，多达50万名犹太人被杀，俘虏被卖身为奴，价格等于或低于家禽的售价。卖后剩余的俘虏被送到加沙，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重建被他们自己破坏的城市。

　　尽管如此，叛乱之火并没有完全扑灭。位于耶路撒冷西南的佩特拉成了公元2世纪的“马萨达”（马萨达是公元70年的犹太战争中，犹太人最后负隅顽抗的地方。——译者注）。但是到了公元136年，这里也被彻底毁灭。巴尔·科赫巴战死，拉比·阿基巴被捕并死于刑讯。

　　与当年的马萨达一样，对于罗马人来说，犹太人在佩特拉的最后抵抗只是小事一桩，完全不是问题。他们认为公元134年年初，耶路撒冷的沦陷已经宣告了犹太战争的结束。皇帝哈德良给罗马元老院写了一封亲笔信，告知他们战争已经结束。只是，信中全然没有表现出取得战争胜利后的喜悦，只是很平淡地写了一句话：“你们和你们的儿子健在令人高兴，在这里，我也要向你们报告，我和我的士兵们也都安好。”

　　不少研究者推测可能是罗马方面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但是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犹太方面的史料只是盛赞巴尔·科赫巴是犹太的英雄，认为战争结局应该归咎于犹太民族的宿命，因为公元136年9月26日，在佩特拉进行抵抗的最后一点星火熄灭的时间，正巧与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是同一天。犹太的史料中没有任何有关罗马方面损失的记录，只说罗马士兵因为喝了有毒的葡萄酒，病倒者很多。按照我的想象，可能是因为哈德良太累了。当时的他已经58岁，而且在两年半前他就不再巡察各地，一直待在前线司令部。

　　犹太人的大流散

　　皇帝虽然把作战的指挥权放手交给了手下经验丰富的将领，但是耶路撒冷沦陷后，他没有把犹太战争的战后处理权交给别人。此时，犹太已经不再叫做犹太，巴勒斯坦成了它的正式名称。

　　耶路撒冷的名字也随之消失，变成了埃利亚卡匹托尔。根据罗马的市政规划，哈德良对耶路撒冷市区进行了重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市区基本轮廓保留了犹太民族曾经的最大敌人哈德良所建的城市原貌。罗马人所建的城市中，中央大道一定自北向南贯穿市区。现代的耶路撒冷，始于大马士革的中央大道，就是这样一条大道。除此之外，哈德良时代留下的其他印记也随处可见。对于犹太教徒来说，耶路撒冷始终是他们的圣城。然而，圣城现在的情形，却是哈德良为了彻底杜绝犹太教徒叛乱而采取的激进措施形成的。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讽刺。

　　因为公元134年结束的犹太民族叛乱，让哈德良对犹太教徒实施了让犹太人大流散的政策，把犹太教徒彻底逐出了耶路撒冷。

　　“大流散”（Diaspora）这个词同时有“播撒种子”的意思，所以它不是单纯的贬义词。犹太人与希腊人相似，自古就有很强烈的“散居”倾向。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可以移居到任何地方，然后在那里建立起只属于自己的社区。他们会移居到其他民族所建的城市，但是不会融入那个民族中去。这时候，他们的“散居”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

　　强制“流散”犹太人最早要追溯到公元前700年，是亚述的命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600年前后，这次移居的目的地是巴比伦，历史上称为“巴比伦之囚”。如果要追溯更遥远的古代，还有摩西率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成功返回祖国的传说。

　　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强制性让犹太人“大流散”的事件，直到哈德良再一次采取这一措施。但是，这次犹太人的大流散与亚述、巴比伦时期不同，当时犹太人“大流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集中优秀的劳动力。哈德良实施的“大流散”只是禁止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不指定流散后的居住地，犹太人可以去任何一个他们愿意去的地方。流散的对象也不是所有犹太人，只限于犹太人中的犹太教徒，并且只禁止他们生活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常常成为反罗马的源头。

　　哈德良的这条禁令不针对居住在耶路撒冷之外的犹太人，即此时更名为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徒，也不适用于生活在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教徒。在这一点上，哈德良遵从了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皇帝以来采取的对犹太的政策，即只要不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便可以承认犹太人的习惯。但是尽管如此，居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教徒恐怕已经牢牢记住了历史的教训：只要反对罗马，等待他们的就是“流散”。因为在哈德良的统治初期，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当时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发动叛乱，杀戮当地居民。结果，哈德良一纸禁令，犹太人从此不得再进入塞浦路斯。

　　就这样，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祖国。犹太人大流散政策经元老院决议通过，于公元135年正式生效，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色列建国。就这样，搅得哈德良心神不安的犹太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从此，犹太教徒再也没有发起过大规模的叛乱。

　　研究罗马史时，已经再无必要提及犹太民族。但是通过回顾以往的历史，我想，或许对我们理解罗马人与犹太人的关系会有一点帮助。

　　罗马人和犹太人

　　公元前63年，在出征东方期间，庞培成为了第一个与犹太正式接触的罗马人。由于这位罗马将军名震地中海，而当时的犹太内讧不断，于是，犹太人请他进行调解。庞培提出，犹太人应该重新认识政教一体的统治体系。

　　罗马的宗教没有教典，因此没有专门的祭司阶层。所谓祭司，就是向普通信徒传授、讲解教典（或者圣经）的人。犹太教是以教典为依托的宗教，因此，祭司阶层的权力很大，他们认为政治应该依据教典来实施。而在罗马，既没有教典也不存在祭司阶层，政教分离非常自然。

　　庞培作为罗马人所提出的政教分离方案自然遭到了犹太人的拒绝。于是，这位罗马将军认为既然如此，就只有通过武力来征服犹太了，于是他向耶路撒冷发起了进攻。经过三个月的对抗，犹太最终屈服于罗马的统治。庞培下令摧毁了环绕耶路撒冷的城墙，犹太归入叙利亚行省总督管辖之下，但是承认其自治。

　　公元前47年，尤里乌斯·恺撒在征战埃及的归途中经过犹太。这个时候的他，在与庞培及其追随者的抗衡中胜出，正在一步步地确立自己在罗马世界中最高权力者的地位。此前一年，他在亚历山大停留期间，已经同意犹太人在经济活动方面享有与希腊人同等的权利。在政治方面，恺撒的想法也与庞培有所不同。

　　恺撒接受了犹太人的请求，让犹太教的最高祭司做犹太自治政府的领袖。他认为在犹太政教可以不分离。当然这一宽容政策的条件是犹太人不反罗马。据说三年后，恺撒遭到布鲁图及其同伙的暗杀后，很多犹太人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奥古斯都以恺撒描绘的伟大蓝图为基础创立了罗马帝国。我在想，如果他像继承恺撒的其他很多想法一样，继承了恺撒对犹太的政策的话，其后罗马与犹太的关系是不是会完全不同呢？

　　对疆域辽阔的罗马帝国如何实行统治，是以庞培为首的罗马元老院和恺撒发生激烈冲突的分歧所在。元老院派坚持沿用元老院体制，认为国家应该由罗马社会的精英，即300位（进入帝制时期后增加到了600位）元老院议员来统治。在政治史上，这种体制叫寡头政治。恺撒与他们针锋相对，他的理由是：首先，300人合议进行统治的效率极其低下；其次，这种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元老院阶级的僵化，导致不同阶层之间流动性的丧失；再者，因为罗马帝国作为统一的命运共同体，实施的政策是同化包括曾经的战败者在内的所有人。领导者阶层一成不变的体制不利于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

　　假若支持元老院体制的庞培、西塞罗和布鲁图等人所代表的共和制一派在斗争中获胜的话，罗马会不会一直维持共和国的政体呢？或者会不会成为像后来的英国和法国那样，属于本土统治殖民地类型的帝国呢？然而，胜利者是恺撒。通过本土和行省一体化，他使帝国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使罗马走上了一条普通的帝国之路。

　　站在伟大设计者的角度去看，普通帝国的罗马是这样的。

　　罗马征服西方的这一时期，西方还没有统一的国家，部族数量众多，相互间纷争不断。罗马征服当地部族后，承认他们居住的村落及其周边地区为地方自治体，享有自治权。同时给部族首领和家人以世袭的罗马公民权，把他们接纳到帝国之中。此外，在每个重要的位置建设殖民城市，作为罗马军团兵期满退役后定居的地方。那个时代的“高速公路”——罗马大道遍布各地，联结当地人居住的地方自治体和罗马人居住的殖民城市。在帝国的西方，罗马实施统治的核心就是地方自治体和殖民城市。

　　在被罗马人征服以前，东方的历史与西方不同。希腊以东，城邦国家和王国的历史很长。罗马人非常善于协调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在东方，可以供士兵期满退役后定居的殖民城市极少，这样的城市是帝国潜在的防御基地。于是，罗马人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了城邦和王国上。希腊系各城市继承了城邦传统，非常配合罗马的统治。在罗马统治之下，希腊人不仅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而且与近邻城市发生争执时，罗马人会出面调解；当他们受到外敌入侵时，罗马人会出面保护自己。因此，对希腊人来说，他们很愿意接受罗马的统治。此外，对于那些习惯中央集权制即王权的地方，罗马采取的政策是把王国变成罗马的同盟者，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不用说，帝国的大动脉——纵横交织的罗马式大道也遍布了东方各地。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并存就是罗马帝国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恺撒作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伟大设计者，才会认为犹太的特殊统治形式完全可以接受。

　　当然，不同于“普通”的“特殊”无疑是异类。犹太民族有着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思想，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神教徒，不承认任何其他神。《犹太战争史》的作者约瑟夫斯为了替犹太民族辩护，写下了《反阿皮翁》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法律规定，希望在犹太人的法律下生活的其他民族，我们表示欢迎。但是，不遵守犹太人的法律，只想得到生活的便利，拒绝他们才是正确的做法。

　　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说法代表了同时代罗马人的看法：“犹太教徒对于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即使表面上并未表露，内心总是怀有强烈的憎恶感。”塔西佗甚至断言说，犹太教不是宗教，只是迷信，因为它完全否认他人的神。

　　现实生活中的犹太人以上帝不允为由，拒绝承担公职和服兵役的义务，却在经济方面要求平等的权利。在罗马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看来，这样的民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希腊系居民，他们对犹太系居民最没有好感。因为他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城市，不知什么时候住进了犹太人；他们好不容易发现的一条航路，犹太人使用起来心安理得。犹太人不但不会开发新的航路，甚至连危险的海域都不去，他们只想着如何卖掉货船运来的物资挣钱。帝国东方的暴乱，可以说几乎都发生在希腊系和犹太系之间。为此，罗马不得不经常为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纷争出面进行调停。克劳狄乌斯皇帝《致亚历山大公民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一例。

　　统治者的职责之一是调解其统治下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这方面，罗马从来不辞辛苦。但是，对于自由的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与犹太人不同。

　　如果你认为自由中还有选择的自由，那么你所持的就是希腊和罗马的自由观念。但是，对于犹太教徒以及近代基督教徒来说，他们的自由中没有选择的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遵循神的教诲建设国家。也许你认为免除了他们的公职及服兵役义务，也同意他们有周六和周日，就是给了他们自由。但是，对他们来说，只要他们要的那种自由得不到承认，就是没有自由。

　　既然犹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那么全面接受他们的特殊性，即按照他们的愿望，允许其在巴勒斯坦建设政教一体的国家又有何不可呢？有上帝选民思想的犹太人并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渗透到其他民族中去，我们甚至很少听说犹太教徒的传教活动。因为他们认为犹太教徒的人数过多，上帝选民的珍贵之处就会被弱化。既然这样，允许他们在帝国的某个地方建立一个祭司阶层统治的国家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犹太人满足于此，并且愿意稳定下来的话，那么，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不也算是一件好事吗？正因为他们在犹太本土无法实现这种自由，所以，居住在帝国东方各城市的犹太人才会带着怨愤不时地揭竿造反。

　　在经济权利方面，恺撒让犹太人享有了和希腊人同等的权利，他的这一政策很值得我们思考。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从来都是围绕宗教的，所以常常陷于孤立。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与帝国相连的“血脉”就是经济活动。恺撒认为有必要阻止犹太民族的封闭倾向。当然，他这样想不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因为他知道封闭是导致关系激化的温床。

　　继恺撒之后的奥古斯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继承了恺撒的思想，唯独在犹太问题上，他的想法与恺撒相左。奥古斯都是一位罕见的“政治人物”。作为政治人物，他甚至超过了恺撒，但是他构思不出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蓝图。他认为对于犹太这一特殊群体，实施间接统治才是上策。于是，犹太人中的希律王成了统治犹太的真正主人。由希律王统治犹太还有一个好处，希律王是个专制君主，他绝不允许以最高祭司为首的祭司阶层对政治指手画脚。所以，只要希律王的统治能够持续，在犹太就有可能实现政教分离。我想奥古斯都作为西方人，也许他和其他西方人一样，认为统治必须做到政教分离。

　　奥古斯都对犹太问题的处理方法决定了其后罗马帝国对犹太的政策。希律王死后，犹太人要求恢复神圣统治，奥古斯都一口拒绝。他选择了从罗马派遣长官，对犹太实施直接统治。但是，他给了犹太人更多的自由，甚至连司法权也予以认可，当然杀人除外；还成立了由70位长老组成的议会，并对该议会提供支持。

　　奥古斯都一定以为自己已经给了犹太人足够的自由，然而，犹太人依然认为自己没有“自由”。这实在是一个不幸的误会。

　　研究罗马和犹太问题的学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犹太是怎样受到罗马帝国的压迫；另一类着眼于罗马对犹太采取的政策是如何的宽容。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罗马和犹太问题，他们做的都是无用功。因为不管犹太人如何坚称自己深受罗马人的压迫，罗马人永远也不会理解；相反，不管罗马人如何强调自己对犹太人已经宽容之极，犹太人依然一如既往地疾呼“我们要自由”。

　　尤其是继奥古斯都之后的提比略皇帝，他过于顾虑犹太人感受的种种做法让人觉得那不过是善意的无为之举，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是，就像历史学家塔西佗记述的那样，无疑，“提比略统治期间，犹太是太平的”。也许因为皇帝的态度如此，罗马的官员们也纷纷效仿，他们为了不刺激犹太人，一味地维护犹太人，甚至不惜违反罗马的司法制度，处死了耶稣基督，因为正是控制了耶路撒冷、对犹太社会有强大影响力的祭司阶层强烈要求处死这位自称救世主的犹太年轻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初致力于为希腊人和犹太人进行调解的罗马人也在改变。罗马人的改变或许与犹太人态度的强硬程度成正比。尽管如此，除了卡利古拉皇帝时代发生的事件（《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有详细描述）之外，罗马对犹太人采取的政策始终是宽容的。例如，继卡利古拉皇帝之后的皇帝克劳狄乌斯再度尝试了由犹太人统治犹太的方式。遗憾的是，犹太方面对罗马的敌意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与此同时，罗马方面的焦虑感也在增强。它体现在，派往犹太的官员们对犹太的统治越来越严厉，引起的后果就是在尼禄皇帝末期，爆发了大规模的犹太叛乱。自恺撒遭暗杀以后的110年间，罗马与犹太之间的关系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到了这个地步，对于犹太所提出的建设政教合一国家的要求，罗马已经不可能作出让步了。而犹太人依然坚持只有满足这一条件，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自由。公元前1世纪起，罗马以统治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把此前的统治者希腊人赶下了台。为此，犹太人曾一度对罗马人心怀感激。然而，到了公元1世纪的这个时候，曾经的感激已彻底变成了敌意。

　　后来先后成了罗马皇帝的韦斯帕芗和他的儿子提图斯对犹太的叛乱都实施了镇压。其间，因为尼禄皇帝的死以及其后的内乱，镇压中断了一年半。但是，他们的镇压给罗马带来了导致耶路撒冷沦陷的犹太战争。这场战争始于公元66年，终于公元70年秋天。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过，我在《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中已经作了描述，所以在这里略去不提。但是，这场战争发生之前和以后，犹太的情形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耶路撒冷自治机构“70人长老议会”被迫解散。

　　第二，此前，罗马在耶路撒冷连一个中队也没有派驻，此后则派驻了一个军团。这意味着罗马不再承认犹太自治，而要对其实行直接统治。

　　第三，无论居住在犹太本土还是生活在海外的犹太人居住区，凡是犹太教徒，作为义务，每人每年要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犹太战争之前捐献的对象是耶路撒冷大神殿。在此之后，韦斯帕芗皇帝把捐献对象改成了罗马的朱庇特神殿。事实上，韦斯帕芗没有太复杂的想法，他只是想借此对犹太祭司阶层实行经济制裁，从而阻止犹太人的反罗马活动。但是，对犹太教徒来说，这一规定触犯了他们的神，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屈辱。

　　希腊的德拉克马与罗马的银币等值。如果研究者们所说的每人2德拉马克正确的话，那么也就是每人2银币。在韦斯帕芗时代，军团兵的年薪是225银币。所以2银币相当于一个士兵年薪的1/112。10年后，到了图密善皇帝统治的时候，士兵的年薪提高到了300银币，所以犹太人捐献的金额，在公元84年以后，只是一个士兵年薪的1/150。罗马时代，消费者购物需要缴纳营业税（或消费税），税率是1%。所以从金额上来说，只要没有穷到吃不上饭，对任何一个犹太人来说都不是什么负担。然而，问题不在金额上。

　　“摩西十诫”中的第一诫就是除了犹太人的神，不能把其他任何东西当做神。作为犹太教徒，他们必须遵守这一戒律。因此对他们来说，尽管金额不大，但是由于捐献的对象是朱庇特神，所以这种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戒律的规定。

　　由于献给罗马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的捐款只向犹太教徒征收，所以，人们给这一捐款取了一个名称叫“犹太人税”。这个说法深得犹太人的赞同。因为犹太人更愿意把一年一度向朱庇特神捐献的2德拉克马看做是罗马向犹太人征收的税而不是捐献。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这种心情很容易理解。但同时，我想这也是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文化摩擦。

　　尽管如此，按塔西佗的说法，“在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涅尔瓦以及图拉真的统治期间，犹太都是太平的”，只是，这种太平不过是犹太人把怨愤压在心底的、表面上的“太平”而已。

　　图拉真皇帝对待犹太人的态度非常理性，因此在犹太人眼里，他也是一位好皇帝。尽管如此，当图拉真专注于攻打帕提亚的时候，他们还是乘机举起了反旗。公元115年，犹太发动起义，激起了罗马人的极大愤怒。罗马人最憎恨毁约和乘人之危的行为。再加上，有消息说，在这次叛乱中犹太人与敌人帕提亚暗中勾结。如果罗马方面得到的这个情报属实，显然这是卖国行为。这次叛乱除了犹太本土，还波及了塞浦路斯以及昔兰尼加等海外的犹太人居住区。这一情况促使罗马果断采取了措施。继图拉真之后的哈德良首先着手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镇压犹太人的这次叛乱。

　　这一时期，“和平”暂时得到了恢复。我想这一定是哈德良的想法：他想通过清除涌动于地下的反叛岩浆，来彻底解决犹太问题。如果恺撒之后的皇帝们采用了他的方式，罗马与犹太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然而，到哈德良执政时，距离恺撒时代已经过去170年。罗马对犹太采取的政策，唯一的目的已经变成了维持帝国的秩序。对于哈德良来说，他能做的事情也只有这一件。他对待犹太教徒的态度是无所忌惮的，他不仅禁止犹太教徒实行割礼，而且还建起了一座名叫“埃利亚卡匹托尔”的城市。为了惩罚为此敢于造反的犹太人，他毫不犹豫地对犹太人采取了“大流散”的政策，把犹太教徒全部逐出耶路撒冷。

　　有研究者批评哈德良在打压犹太教徒势力的同时，助长了基督教徒的势力。但是，这样说并不公平。哈德良没有打压所有的犹太教徒，他打压的只是反对罗马统治的犹太教徒。对于那些愿意接受罗马统治的犹太教徒，他没有采取任何打压措施。在犹太激进派与罗马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彻底决裂。基督教徒并不反对罗马的统治，因此他们可以继续居住在耶路撒冷。

　　有一点可以确定：不管犹太人是否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哈德良对犹太教徒的感情始终是冷漠的，他对犹太人的处世理念深恶痛绝。犹太教徒认为，真理只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神就是他们的真理。在哈德良看来，他们的这种处世理念是视而不见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态度，是过于自我的表现。他无法接受犹太人对信仰其他诸神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轻慢，无法接受犹太人因为崇拜自己的神而憎恨人类的偏见。由于深受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哈德良有这样的想法非常自然。因为希腊哲学的本质是不墨守成规，可以随时提出质疑。如果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一样，也起来反抗罗马，发动叛乱的话，我想哈德良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同样对他们实施镇压。

　　攻占耶路撒冷的公元134年春，皇帝哈德良离开恺撒利亚，乘船返回罗马。途中没有再去别的任何地方。这时距离他离开首都已经6年多了，他的统治也已经过去了17年。回国途中，他一定在想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

　　晚年

　　5月底，哈德良已经回到首都罗马，所以，他一定是在公元134年年初，攻占耶路撒冷后马上对战后处理作出指示，然后就踏上了回国的旅途。罗马元老院一致通过用凯旋仪式来欢迎皇帝相隔6年后的归来，但是哈德良拒绝了。他把这一荣誉让给了塞维鲁斯——这位始终坚守在前线指挥犹太战争的总司令官。当然，塞维鲁斯虽然得到了这份荣誉，但是他的凯旋仪式规格远远低于作为最高司令官的哈德良的凯旋仪式。他没有能够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的战车，只是骑在一匹白马上。因为罗马实行帝制以后，只有作为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才有资格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的战车出现在凯旋仪式上。一支军队的司令官，只能像共和制时代那样，接受规格低一些的凯旋仪式。为塞维鲁斯举行凯旋仪式应该是在两年之后，因为在罗马军队占领佩特拉，犹太叛乱之火最终灰飞烟灭以后，塞维鲁斯才得以回到首都。在这期间，元老院通过了皇帝提出的法案，彻底驱逐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徒，使犹太人“大流散”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政策。尽管如此，有关禁止犹太教徒实行割礼这一明显带有侮辱性质的规定，一句话也没有提及。

　　在与相隔6年回到首都的哈德良接触后，元老院议员中的大多数人感觉他变了，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变化还不是很大，至少还没有人认为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就像其后《皇帝传》的作者评价的那样，在没有真正了解他的人看来，哈德良从来就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如果说他严厉，有时候却非常和蔼可亲；如果说他平易近人，有时候却性情乖僻；如果说他放纵行乐，有时候却坚持节欲生活；如果说他吝啬，有时候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如果说他不诚实，有时候让你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诚实的了；如果说他不留情面甚至残忍，一转身他又表现得非常宽容。这就是哈德良。然而，在结束第二次巡回视察，又解决了犹太问题后，他从“变化不定”变成了“一意孤行”，在常人眼里，他的性格缺陷暴露无遗。他变得严厉，变得怪癖，为了一己私利，他不惜大把花钱。同时，他又表现得异常吝啬、不诚实、冷酷无情。这一阶段的罗马社会正值从“壮年”（Virlitas）迈入“老年”（Senilis）的转型期。

　　绝大多数研究者试图从他年事渐高的角度去解释他性情的变化。的确，自制力减弱是老年人普遍的特征之一。但是，公元134年哈德良回罗马的时候，他只有58岁。到138年去世的时候，他也不过62岁而已。虽然古代因为幼儿死亡率高，导致平均寿命偏低，但是到了七八十岁依然身体健康的也大有人在。

　　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把哈德良的改变归结为疾病。《皇帝传》中有这样的内容：“在巡回视察帝国全域的过程中，很多时候要在暴雨、严寒或酷暑中跋涉，这些严重损害了皇帝的健康，最终使他倒在了床上，一病不起。”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哈德良回国后直到去世的4年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事实上，他依然带病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人可以质疑他对国事的关心。同时，在满足个人爱好方面，他也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只是他再也无法掩盖体力的衰退。

　　从年轻时候起，哈德良对自己的健康一直充满自信，即使有时候体力透支也能很快恢复。对于渐渐变老的他来说，或许是因为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行动，所以内心产生了焦虑，结果导致性情大变。总之，这个时期，哈德良痛恨自己的身体。他的晚年与生来多病的奥古斯都全然不同。

　　但是，我认为除了年龄和疾病以外，导致哈德良改变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该做的事情他都已经做完。因为需要他做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曾经紧绷的神经突然松弛下来，他感到极度不适。一直以来，性格自我的他突然失去了精神支柱。

　　当他一心一意履行皇帝职责时，他非常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力。因为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权力必不可少。为了保证权力在握，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换句话说，他有所顾忌。但是现在，职责已经完成，于他而言，权力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他不再需要像从前那样有所顾忌，不再需要在意元老院及民众对自己的评价。作为一名统治者，哈德良看重的是业绩而不是他人的评价。如果与业绩相比，他更看重评价的话，在言行举止方面，他一生都会小心翼翼的。

　　在这里我想介绍两个逸闻，来认识一下不再有所顾忌的哈德良。

　　种种迹象表明，发生这件事的地点可能是圆形竞技场。既然是圆形竞技场，那一定是在举行角斗士比赛。角斗士比赛是罗马人最狂热的两项赛事之一。这一天，圆形竞技场淹没在5万多名观众发出的阵阵欢呼声中。哈德良忍受不了这种喧闹，他叫来时刻跟随在皇帝身边待命的布告官，要他下令全场安静。布告官心想，如果按照皇帝的要求命令观众安静的话，观众一定会对皇帝心生反感。于是，布告官走到贵宾席前面，向观众张开了双手。观众以为皇帝要发布什么消息，一下子安静下来，等待皇帝说话。布告官说：“这就是皇帝想要的。”

　　得到的回应是观众们的哄堂大笑。哈德良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命令有失考虑，他向布告官表示了谢意。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叫“大竞技场”（意大利语叫Circo Massimo）的大型比赛场馆，这里可容纳的人数是圆形竞技场无法相比的。最初，尤里乌斯·恺撒对这一赛场进行改造后，可容纳15万人，后来图密善和图拉真也对其进行了改造，可容纳人数多达25万人。2000年以后的现在，作为赛场，它的规模之大依然罕见。在这个“大竞技场”进行的比赛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战车竞速比赛，战车由四匹或两匹马拉着。为了举行这种比赛，必须保证有大量的赛马、战车和驭手，所需费用很大。同时还要有类似于现代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团队组织，比赛就在这些队之间进行。主要的参赛队有四个，分别用白、红、蓝、绿四种颜色来区分。比赛中，选手要同时驾驭四匹马，所以他们必须有高超的驾驭能力。各队都会物色擅长驾驭马匹的年轻人，也会收买有一定天赋的奴隶，训练他们成为优秀的驭手。在罗马，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战车竞速比赛的每个队都已经具备了完美的商业组织架构。

　　马赛克上留下的骑兵像

　　比赛开始后，战车要沿着宽大的跑道奔跑7圈，然后向终点冲刺。从上午到晚上，每个队都需要参加若干场比赛。这天的比赛结果是一名驭手成为了最后的胜者。

　　现场观众情绪激昂，齐声高呼“自由”，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涌向坐在贵宾席的哈德良。他们是要哈德良把那位驭手从奴隶的身份中解放出来，给他自由。

　　在如此氛围的赛场里，布告官即使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再加上这天的布告官好像没有在圆形竞技场时的那个布告官机灵，他把皇帝的话写在告示板上，举着这块板绕场走了一圈。告示板上写的是：

　　诸位，这个奴隶不属于你们任何人，你们没有权力要求解放他，也没有权力要求我违背法律，解放这个奴隶。

　　顿时，巨大的赛场观众席上陷入了一片寂静。哈德良说得没错。但是，观众们认为，不管怎样总该为这位驭手做点什么。他们觉得，以前的哈德良一定会满足观众的愿望。

　　四驾战车竞速比赛的明星驭手与角斗士一样不全是奴隶。驭手的收入很高，受此诱惑，选择这一危险职业的罗马公民也不在少数。就算哈德良用自己的钱买下这名奴隶给他自由，这位驭手继续驭手生涯的可能性极大，他的主人无须担心会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驭手。事实上，既然这位明星驭手表现如此出色，他的主人应该还会给他加薪。因为在罗马，奴隶也有挣钱的机会，所以才有“解放奴隶”这一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是用自己挣的钱买回自由的前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哈德良出手买下这位奴隶，不只是这位驭手本人，观众也会对他感激不尽，一切将会非常圆满。然而，哈德良此时表现出来的是性情乖僻的一面。

　　因为该做的都已经做完，哈德良也因此变得性情古怪。能让他的内心安宁下来的地方只有建于蒂沃利的“哈德良别墅”，意大利语不发“H”音，所以叫“Villa Adriana”。

　　哈德良别墅里汇聚了皇帝哈德良很多回忆。所谓回忆，就是希望想起来的事情。所以收集在这里的，不是哈德良曾经亲眼所见、亲身所到之地的全部。首先，在蒂沃利别墅的回忆里，没有建于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但是有吕克昂，一个因创建者是亚里士多德而闻名的雅典高等教育机构；有雅典市的市议会——普吕坦内安国会厅；有充满异国情调的埃及老人星（Canopus）。当然，他收集在别墅里的这些建筑模型，没有仿照原样，他只是根据这些建筑及建筑所在地留给他的印象，把它们做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形状。研究者们很想弄清楚这些东西的意思，但是我想除了哈德良，大概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它们的含义。这栋别墅结构复杂，完全不同于当时的罗马式别墅，非常符合哈德良的“复杂性格”特征。

　　这里还有数量庞大的美术品，大概是哈德良在视察帝国的旅途中购买的。这些美术作品几乎都是希腊鼎盛时期的雕像仿制品。只是虽说是仿制，其技术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不管它们是在不断制造雕像仿制品的希腊得到的，还是哈德良把优秀的雕刻家送到罗马后在罗马制造的，总之，这些美术品都称得上是杰作，充分显示了哈德良对美术作品的审美能力。

　　别墅里没有祖先们的肖像，这也是这栋别墅有别于罗马人普通别墅的地方。然而，别墅里见不到创造罗马历史的祖先们，不正是行省出身的皇帝哈德良的特点吗？

　　同样，这栋别墅里也几乎看不到罗马精英们喜欢摆在家里的希腊哲学家、诗人及悲剧作家们的肖像。取而代之的是，哈德良的别墅里有很多男性和女性的雕像，其中有裸体雕像也有着装的雕像。

　　哈德良别墅一角（复原模型）

　　希腊人相信最美莫过于人体之美，而裸体又是最能体现美的形式。但是，用裸体形象来体现美的特权，只有诸神才有。因此，如果现实生活中的人想表现裸体美，就要雕刻成诸神的形象。例如，如果把带箭筒的皮带从右肩挂到左腋下，就用阿波罗的形象；如果拿着一串葡萄，就用狄俄尼索斯的形象。罗马人承袭了希腊人的这种想法。因此，如果罗马皇帝的雕像是裸体像，那一定是他死后被神化后的作品。哈德良收藏的艺术作品中，几乎没有历史伟人像，因此，裸体雕像中没有先皇们的雕像。除了希腊诸神，裸体雕像只有安提诺乌斯年轻貌美的形象。

　　除了安提诺乌斯的雕像，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雕像看上去也是“感官冲击”远比“知性感受”要强烈得多。我想，如果可以把希腊鼎盛时期的雕刻家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列斯都雕刻过的阿波罗像，或者，哈德良时代上好的希腊时代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仿制品摆在眼前的话，比每天与一个活着时做事任性、有时还会说傻话的年轻人一起生活，应该更能感受到恬静、愉悦吧。

　　哈德良别墅内，无论是铺设了图案漂亮的彩色大理石地面的、只放了少量必不可少的家具的室内，还是蓄有引自附近河流的、干净而清澈的水的池畔，都矗立着沉默的美丽雕像。遗憾的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已经无法步履轻盈地徜徉其间了。没有用人的搀扶，哈德良连走下台阶来到庭院都力不从心。此时的哈德良，就连他的不开心也会引发人们的同情之心。体力的衰退在不断加速。对他来说，更要命的是，他亲自建立的“内阁”统治机构组织齐全，不仅在他离开首都期间运转正常，而且，在他回到罗马，病倒在床上以后，这一帝国统治机构依然一如既往地履行着它的职责。因为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已经60岁的哈德良除了在别墅深居简出，没有一件事情需要他操心。

　　工作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另一种是连贯的工作。后者的缺点是工作结束后，就会无所事事。此时的哈德良需要做的事情只剩下一件，那就是决定皇位继承人。

　　继承人问题

　　公元136年，回到本土将要满两年了，已经60多岁的哈德良知道自己不能再拖延继承人的人选问题了。体力的衰退早已难以掩饰，继续拖延就是不尽职责的行为。他与皇后萨宾娜没有生育子女，收谁为养子意味着此人将是皇位继承人。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它成了元老院中有权势的人一见面就会聊起的话题。但是，并非人人手中都有“王牌”。自以为握有“王牌”因而表现得比谁都活跃的人，就是哈德良的姐夫塞尔维亚努斯。

　　哈德良唯一的姐姐叫多米西娅·波利娜，她的丈夫就是这位塞尔维亚努斯。他与图拉真和哈德良一样，也是出身于西班牙行省的罗马人，年龄比图拉真大8岁，比哈德良大31岁。在图拉真被涅尔瓦指定为继承人，从而成为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后，他受命在图拉真曾经的任职地高地日耳曼担任总督。涅尔瓦去世，图拉真登基的时候，作为高地日耳曼的总督，他协助推迟回罗马的新皇帝加固莱茵河防线。或许，他也曾率领军团参加过图拉真指挥的达契亚战争。只是，此人好像并不具备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因此也没能成为在图拉真发动的战争中战功赫赫的将军。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避免卷入哈德良登基伊始就肃清四位将军的那起事件中去。作为罗马社会的精英，他当然也担任过“光荣的职务”，并担任过其中的最高职位——执政官。在图拉真时代，他当选过两次，哈德良时代当选过一次。共三次担任执政官的经历，再加上现任皇帝是他的内弟，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元老院中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正是这一切，让塞尔维亚努斯变得狂妄自大。

　　从性格上来看，哈德良对待家人非常冷漠。我们找不到有关他生母去世的年份和他姐姐去世的年份的记录。如果哈德良对她们特别挂念或做过什么的话，应该逃不过喜欢写随笔的史学家们的笔墨。比哈德良大30多岁的姐夫塞尔维亚努斯大概并不了解哈德良的性格。在位皇帝哈德良的姐夫有一个孙子，也就是哈德良外甥的儿子，叫皮达尼乌斯·弗斯克斯，当时的年龄大概是十七八岁。

　　塞尔维乌斯坚信自己的这个孙子才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我们不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也许他利用自己是元老院实力派的身份，呼吁元老院议员拥立弗斯克斯；也说不定他一次次地召集秘密集会。总之，他的这些动作很快传到了哈德良的耳朵里。

　　哈德良极度厌恶背地里搞小动作的人。他对自己的绝对主导能力非常自信，因此他最讨厌有人瞒着他自作主张。虽然这不是谋害皇帝的阴谋，但毕竟插手到皇帝自己的事情。塞尔维亚努斯的举动触怒了哈德良，他派了一队近卫军到塞尔维亚努斯家，以谋杀皇帝的罪名，赐塞尔维亚努斯和他的孙子自尽。

　　元老院议员们好像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一位已经90岁高龄的老人和一位刚举行完成人仪式的年轻人被迫自尽。临死前，他们甚至连接受审判并作出辩解的机会也被剥夺了。组织专家把罗马法编纂成集，并完成了这项集大成工作的正是哈德良本人。其中就有一条法律规定不得以叛国罪提起诉讼。皇帝本人践踏了自己定的法律，这让元老院议员们想起了哈德良登基之初肃清四位最有影响力的元老院议员的旧事。他们的态度于是变得激愤起来。

　　事实上，哈德良有一个人选，他早就在考虑是否让此人来继承皇位。为了给群情激愤的元老院一个交代，也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关注自己杀害姐夫及其孙子的这一事实，皇帝公布了继承人的姓名。此人叫凯奥尼乌斯·康茂德，据说当时年龄在30岁上下。成为哈德良的养子后，改名叫埃里乌斯·恺撒。他的出生地是托斯卡纳地区，当时叫伊特鲁里亚，所以他是意大利本土出身的罗马人。他的妻子是哈德良登基之初被肃清的四人之一——尼格里努斯的女儿，两人育有一个6岁的儿子。

　　对于这一人选，元老院的反应很冷淡。甚至有议员说哈德良之所以选他为继承人，就因为他是美男子。也有议员好像对一切了如指掌似的，到处散布说，他是哈德良爱上安提诺乌斯之前喜欢过的人。埃里乌斯·恺撒有一双蓝眼睛。当听到2000年前美男子的条件是有一头金发一双碧眼，也许你会觉得好笑，然而在罗马时代，蓝眼睛就是美男子的条件。

　　埃里乌斯成为哈德良的养子，意味着将成为下一任皇帝。事实上，他不只是个美男子，他的言谈举止和气质也非常优雅，同年代的其他年轻人无法与他相提并论。除此之外，他也不像元老院议员们评论的那样是个性格软弱的人。他喜欢优雅的、有品位的人和物；他善于言辞，演讲非常精彩，让听者心悦诚服。在反对他的人们列举的理由中，有一条是他爱好奥维德和马提雅尔的文学作品。但是，与冗长的维吉尔文学和过于庄重的贺拉斯文学相比，他不过是偏爱充满机智的奥维德和马提雅尔文学而已，而这仅仅是个个人爱好的问题。除了文学，他在其他方面也很有教养，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国之主。此外，他还是个非常看重家庭的男人。以我的想象，哈德良之所以选择他，或许是处于补偿的心理——补偿自己为稳固权力基础，在登基之初肃清的四个人。因为埃里乌斯·恺撒当上皇帝后，他的儿子将顺理成章地成为继承人。此时只有6岁的这个少年身上，流淌着被肃清的四人之一——尼格里努斯的血液。

　　很难想象，像元老院指责的那样，这一人选只是哈德良一时的想法。在宣布埃里乌斯为养子的同时，哈德良也让他分享了皇帝的特权——“护民官特权”和“全军最高司令权”。同时为了与市民同庆继承人的诞生，哈德良花费3亿塞斯特斯举办了角斗士比赛和战车竞速活动，还发行了银币，正面为埃里乌斯的侧脸，背面为慈爱女神。我想，哈德良是真心诚意地想让埃里乌斯·恺撒来继承他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进行重建后的帝国。

　　埃里乌斯· 恺撒

　　然而这位被认为是合适人选的年轻人，身体不好。按照现代医学的解释，很可能他患了结核病。哈德良认为疾病是老年人的专利，所以他不理解年轻患者的痛苦，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心。他坚信只要锻炼，身体一定会恢复。

　　公元137年，又是新的一年。这一年，当选执政官的埃里乌斯·恺撒被派往前线。因为哈德良指示他应该积累指挥军团的经验。他去的前线不是科隆、美因茨这样已经城市化了的地方，也不是安条克这样能保证舒适生活的城市，而是潘诺尼亚行省的布达佩斯。布达佩斯虽然有完善的基地，但是，它是位于多瑙河畔的最前线基地。在罗马军团基地中，这是地势和气候等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基地之一。

　　基地生活给埃里乌斯的健康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以在罗马过冬为由，在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后，回到了意大利本土。此时，本来就羸弱的他，身体变得更加弱不禁风。在第二年即公元138年1月1日举行的元老院会议上，按惯例，他应该向皇帝发表感恩演讲，感谢他指定自己为继承人。然而，就在这天的前一个晚上，他突然大口吐血，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

　　哈德良以新年伊始的1月1日不宜服丧为由，禁止为他举办国葬仪式，而且，他此时已经很常见的火爆脾气大发，说：“我竟然会倚靠这座即将倾倒的墙。”他对自己非常生气，甚至说出了特别没有教养的话，他说：“白白浪费了3亿塞斯特斯。”但是，埃里乌斯作为皇位继承人得到“恺撒”的称号虽然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哈德良还是下令用符合这一称号的规格为他下葬，让他进入了就在不久前刚刚动工建设的新皇帝陵园中。因为奥古斯都建设的皇帝园陵已经满了，这才有了新的皇帝陵园建设。这个陵园（Mausoleum）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被改造成法王厅的城堡，叫“圣天使堡”，现在依然矗立在台伯河的西岸。

　　埃里乌斯·恺撒去世后，哈德良必须尽早决定新的继承人。

　　好像在十几年前，哈德良就已经注意到一个少年。他就是马可·奥勒留，哈德良之后的第二代皇帝。当时他的名字叫马可·阿尼厄斯·维勒斯。他是出生于西班牙的、深得哈德良信任的、两度担任过执政官的马可·阿尼厄斯的孙子。马可·奥勒留出生在罗马，父亲早亡，从小由祖父抚养。在罗马长大的这位少年刚满6岁就进入了骑士阶级，8岁被选为祭司之一。当然，他之所以小小年纪能像这样平步青云，一定是借助了皇帝的力量。当上皇帝以后，他用希腊语写过一部《沉思录》。从小他就是个勤勉好学之人，尤其醉心于希腊哲学流派之一的斯多葛派。皇帝哈德良揶揄这位少年探求真理的想法，甚至在他姓氏前加了“热爱真理”，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热爱真理的阿尼厄斯”。但此时，这位“热爱真理的阿尼厄斯”只有16岁。40岁登基的哈德良无法接受太年轻的皇帝。

　　公元138年1月24日是哈德良62岁的生日。这一天，早已不再邀请朋友熟人为自己举办生日庆宴的哈德良，邀请了一个人。接受邀请前往蒂沃利别墅的就是安敦尼。安敦尼的父亲出生于纳尔榜南西斯行省，现在的法国南部。他本人则出生于罗马近郊的拉努维奥，这年他52岁。当然他在元老院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是“内阁”的常任成员。也就是说，哈德良在巡回视察帝国期间，安敦尼是长期留守罗马的、值得信赖的人之一。他有一个女儿，儿子已经去世。

　　哈德良向安敦尼表示有意收他为养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安敦尼必须把快满17岁的热爱哲学的阿尼厄斯和已经去世的埃里乌斯·恺撒快满8岁的儿子路奇乌斯收为养子。对此，安敦尼只回答了一句“让我考虑一下”，之后向皇帝表示了生日的祝福。

　　一个月后，安敦尼再次到来，告诉哈德良愿意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于是哈德良立刻宣布，收安敦尼为养子，安敦尼收阿尼厄斯和路奇乌斯为养子。同时，他利用临时措置法，即可以不征求元老院的同意，由皇帝决定的法律，修改了有关养父与养子关系的法令。罗马法规定养父和养子之间必须有一定的年龄差，虽然我们不清楚具体是多少岁，而哈德良和安敦尼之间只有10岁的年龄差。

　　指定安敦尼为继承人的这一决定受到了元老院的欢迎，因为大家都对安敦尼颇有好感。就这样，继承人问题一解决，哈德良作为皇帝的职责全部完成了。

　　迎来死亡

　　温暖的春天开始降临到蒂沃利的哈德良别墅，但是住在里面的人一点也开心不起来。我们不清楚哈德良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因为古人说的病名靠不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病情在不断加重。此时的他，即便有用人搀扶，也已经无法行走，要去开阔而漂亮的庭院里呼吸室外空气，只能躺在四个用人抬的轿子上。

　　罗马时代的男人，特别是一个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是精英的男人，在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后，会认为活着是一种耻辱。对于周围的人来说，罗马统治阶层的男性们在这种时候选择绝食而死，完全可以理解。

　　服侍这位年老体衰的皇帝的用人中有一个年轻的奴隶，因为做事稳重、机灵，引起了哈德良的注意。有一天，皇帝叫来这位奴隶，把自己的短剑交给他，命令他用这把短剑刺向自己的胸膛。年轻的奴隶惊呆了，他流着眼泪乞求皇帝原谅，说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哈德良很失望，但是没有强求。

　　年轻的奴隶担心皇帝哪天又会要求自己杀死他，于是向安敦尼报告了这件事。安敦尼大吃一惊，连忙赶往蒂沃利劝导皇帝：“应该有尊严地接受病痛带来的一切后果。”

　　哈德良勃然大怒。他很气恼，他恨自己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听这样的劝解。他更生奴隶的气，口口声声说他犯了死罪。原因是他急急忙忙向安敦尼报告了这件事。他还向周围的人乱发脾气。安敦尼担心这个年轻奴隶的安全，甚至把他藏匿了起来。

　　但是，哈德良并没有放弃自杀的念头。每次安敦尼都会赶往蒂沃利，到了后来，他甚至不再劝说，而是哀求他：“您要是这样做的话，我就会变成弑父的罪人。”他收走了哈德良的短剑。

　　这让哈德良再次大动肝火。事实上，他已经几次三番地尝试用短剑自尽，无奈连刺入自己胸膛的力气都没有。他痛切地感到自己体力的极度衰弱。在他看来，收走短剑，意味着他已经被当成一个没有思想的孩子。

　　蒂沃利别墅有一位御医，是希腊人。他是哈德良视察帝国之旅时随队的医生。哈德良非常严厉地命令这位忠实侍奉自己的御医为自己调制毒药，同时命令他对任何人严加保密。既然是皇帝命令，御医就有服从的义务。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服从等于犯罪。御医很苦恼，他既不能服从哈德良的命令，又不能违抗他的命令，再加上要求他这样做的是自己长期侍奉左右、内心非常敬佩的人，因此，他也不能告诉安敦尼。结果，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御医已经死去，他喝下了自己调制的毒药。

　　这件事终于让哈德良幡然醒悟，他再也不想方设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他只能自己一个人生闷气，而要让自己开心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让病好起来，只是彻底痊愈绝无可能。于是，哈德良把无法向任何人发泄的怒气发向了元老院。

　　这个时期，元老院议员们经常受到来自蒂沃利的指控。对此，安敦尼首先会提交法庭，然后，一次次地拖延审判。元老院议员们对哈德良的看法已经彻底改变，原因就在哈德良不断地指控他们。《皇帝传》的作者写道：哈德良“已遭所有人嫌弃”。安敦尼劝说这位“父亲”换个环境，去海边住些日子。因为蒂沃利别墅虽然很大也很舒适，但是吹不到海风。

　　那不勒斯向西20公里处的海湾有皇帝的别墅。这栋别墅最早属于共和制末期的哲学家西塞罗所有。西塞罗死后，奥古斯都从他儿子的手中买过来，成了皇帝的私人别墅。其后的皇帝们一次次地对其进行修缮，现在已经变成一座非常宏伟的别墅。这一带温泉资源丰富，从共和制时代开始，罗马上流社会阶层的人们纷纷来这里建别墅。所以，作为度假胜地，这里非常出名。维苏威火山喷发导致庞贝以及周边城市被埋以后，在开阔的那不勒斯湾，位于维苏威另一侧的波佐利、拜亚、米塞诺一带，作为度假胜地，也受到了罗马人的追捧，名气越来越大。

　　哈德良离开蒂沃利别墅后，沿着提布提那大道前往罗马。他一定是坐轿子去的，而且一定用布帘把轿子围得严严实实。他从东面进入首都罗马，没有停留，向南直接穿城而过。罗马人是现代化道路的创始者，但是在当时，他们还没有环线的概念。所以要通过一座城市，必须穿行市内。

　　从罗马向南沿奥斯提亚大道来到海边后，不清楚哈德良是沿海岸线继续南下，还是选择了沿笔直的阿皮亚大道到达特腊契纳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从特腊契纳向南到那不勒斯湾，他应该走的是沿海岸南下的图密善大道。这条大道是图密善皇帝铺设的，是去海湾最近、也是最舒适的一条大道。公元前8世纪，处于向海外发展高峰期时期的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建设的第一个城市是库马。选择图密善大道前往库马，海湾就在它的前面。此时是初夏时节，是包括卡普里在内的南国那不勒斯一带最美、也是最舒适的季节。

　　在拜亚别墅住下来后，哈德良看着海面平静、犹如染过色的碧海，脑子里想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他作了一首诗：

　　Animula vagula blandula,

　　Hospes comesque corporis,

　　Quae nunc abibis in loca,

　　Pallidula rigida nudula,

　　Nec ut soles dabis iocos.

　　翻译过来，意思大概是这样的：

　　我可爱的灵魂已经穷途末路，

　　一直以来，我的灵魂都是肉体高贵的宾朋，

　　如今却变得如此阴冷、灰暗，

　　我想该去那个世界的时刻到了，

　　那个没有快乐、听不到你曾经最喜欢的玩笑的世界。

　　等到安敦尼接到消息从罗马赶来后，哈德良终于闭上了眼睛。时间是公元138年7月10日，哈德良享年62岁零5个月16天，统治罗马帝国21年。

　　民众的反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元老院议员们听到皇帝去世的消息后应该是兴高采烈的。

　　新皇帝召集元老院会议，宣告了哈德良的死讯，同时提出神化先皇的建议，却遭到为数不少的议员的反对。

　　哈德良之前的皇帝中，除了提比略生前坚辞自己死后被神化，没有被神化的只有卡利古拉、尼禄和图密善三人。元老院反对神化哈德良，意味着他将被列入臭名昭著的皇帝行列。尼禄和图密善两位皇帝更是在死后受到了“记录抹杀刑”的处罚。对罗马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受到这种处罚更耻辱的了。一个人如果被元老院处以“记录抹杀刑”，那么，他生前的一切业绩都会从记录中删去，他的肖像会遭到毁坏，碑文上的名字也会被抹去。元老院没有给哈德良这样的处罚，但是既然有尼禄和图密善的先例，反对把他神化，事实上离“记录抹杀刑”也只差一步之遥了。安敦尼含着眼泪不断恳求议员们神化先皇。

　　好像是元老院不忍心辜负新皇帝的殷殷期望，结果，神化哈德良的决议最终得以通过。如果这时候元老院固执地坚持反对神化哈德良，并顺着这一势头决定处以“记录抹杀刑”的话，哈德良为重建帝国所付出的一切心血早就消失在历史的一隅，不会传到后世。因为这件事情，安敦尼得到了一个外号叫“庇护”，意思是“慈悲的人”，也因此，“安敦尼·庇护”成了历史上的安敦尼正式称呼。

　　安敦尼·庇护统治的第5年，也就是哈德良去世后的第5年，即公元143年，出身于小亚细亚的哲学家阿里斯·艾利斯泰迪斯应邀前来参加4月21日举行的建国纪念活动，他向皇帝安敦尼和与皇帝并排而坐的元老院议员进行了一场演讲。我想介绍其中的两段话：

　　对于我这样的希腊人，不，对于其他任何民族来说，现在，要去一个地方旅行，非常自由、安全而且容易。只要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连证明身份的文件都不再需要申请。不，甚至不一定是罗马公民，只要是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人们，自由和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证。

　　荷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地球属于每一个人。”罗马把诗人的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罗马人测量并记录下了纳入你们保护之下的所有土地。你们在河流上架设了桥梁，在平原甚至在山区铺设了大道。无论居住在帝国的何处，完善的设施让人们的往来变得异常容易。为了帝国全域的安全，你们建起了防御体系。为了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你们完善了法律。因为这一切，你们罗马人让罗马公民之外的人们懂得了在有序稳定的社会里生活的重要性。

　　邀请阿里斯·艾利斯泰迪斯演讲是为了庆祝罗马建国，所以也许你会认为他是闻名全帝国的著名学者，年龄应该和皇帝安敦尼·庇护一样50岁出头，或者与先皇哈德良一样，已经60多岁。然而，艾利斯泰迪斯在作上述演讲的时候，只有26岁。也就是说，皇帝和元老院没有邀请著名学者，而是邀请了这位出身于小亚细亚、其学识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由此，我们知道了上面两段颂词不是出自已经在享受既得权益的中老年人之口，而是出自下一代年轻人之口。

　　当然这些话是说给罗马当时的统治者们听的。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离哈德良去世只有5年。所以，我想，这些话应该最适合刻到哈德良的墓碑上。就像1800年以后，有研究者说：“不是行省人民派代表到罗马诉说自己的要求，而是皇帝下到行省倾听行省民众的心声。”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