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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皇帝安敦尼·庇护

　　（138年7月10日—161年3月7日在位）

　　幸福的时代

　　要讲述这位皇帝的统治，像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章节那样按年代顺序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为什么不可能，我想，您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会了解。一句话，因为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也就是新的事情，这也是他作为皇帝实施统治的特点。

　　后来的人们把从涅尔瓦登基的公元96年，历经图拉真、哈德良和安敦尼·庇护，到公元180年马克·奥勒留去世的这个时期叫做“五贤帝时代”。与五贤帝同时代的罗马人也把这个时期称做“黄金世纪”（Saeculum aureum）。然而，真正配得上用“黄金的”（aureum）这个词来形容的三位皇帝就是图拉真、哈德良和安敦尼·庇护。如果用皇帝的名字作为书名来写他们的话，可以用副标题对他们进行评价如下：

　　图拉真——“至高无上的皇帝”（Optimus Princeps）。

　　哈德良——“和平的罗马和永恒的帝国”（Pax Romana et Aeternitas Imperii）。

　　安敦尼·庇护——“稳定的秩序”（Tranquilitas Ordinis）。

　　从“稳定的秩序”这一说法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安敦尼·庇护统治的23年间，是用稳定的秩序统治帝国全域的时期。但是，稳定的秩序很难出“新”，同时，这一时期的皇帝也没有任何丑闻。如果有哪怕只是些微的“新”或“丑闻”，喜欢写随笔的编年史作家一定会欣喜若狂。既没有戏剧性的生活，又与丑闻无缘，不仅同时代的史学家们，对于后世的传记作家来说，写安敦尼都是一件“无从下手”的事情。因此，直至今日，关于他的传记，除了《皇帝传》中有一个章节之外，我们完全找不到。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任何能激起同时代人好奇心的举措，在他统治期间，也没有发生任何能激起后世学者及作家产生好奇心的事件。

　　但是，他是一位真正的“贤帝”。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的说法，一位领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那就是“能力”（Virtu）、“运气”（Fortuna）和“时代的适应性”（Necessita）。马基雅弗利认为，即使有能力也有运气，但是，如果不能顺应时代要求的话，就不是好的领袖。

　　与图拉真、哈德良一样，安敦尼·庇护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虽然他与前两者从性质上来说并不相同。对于被统治者来说，所谓幸福的时代也许就是在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前提下，不同“类型”的领袖更替的时代。

　　在日本曾经有一个时期，每次进行国会议员选举时，都会有人说：“与其推荐那些自己想出人头地的人，倒不如推荐推荐者愿意推荐的人。”事实证明，这句话直到现在都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如果套用这个标准的话，我想图拉真应该属于“想出人头地的人”和“推荐者愿意推荐的人”各占一半的类型，哈德良显然百分之百属于“想出人头地的人”的类型，而接下来要讲述的安敦尼·庇护皇帝则百分之百是属于“推荐者愿意推荐的人”这一类型。只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安敦尼·庇护继承皇位的时候，正是最适合“推荐者愿意推荐的人”来统治罗马帝国的时代。

　　安敦尼·庇护出生于尼马苏斯（今尼姆）。在登基后，他的正式名字改成了“Imperator Caesar T. Aelius Hadrianus Antoninus Augustus Pius”。尼马苏斯位于罗讷河附近，属于现在的法国南部、当时的纳尔榜南西斯高卢行省。在罗马时代的高卢，它是重要的城市之一，因嘉德水道桥（Le Pont du Gard）而闻名。这座高架引水桥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还在。尼姆的原住民是高卢人，罗马承认高卢人的村落为“地方自治体”。它不像图拉真和哈德良的出生地——意大利卡那样，是作为罗马军团兵期满退役后居住的殖民地而兴建起来的城市。也就是说，在尤里乌斯·恺撒的推荐下，进入元老院的这位出生于尼姆的人不是来自意大利本土，而是“罗马化了的高卢人”。不同于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祖先，安敦尼·庇护的祖先是被罗马征服的高卢人。

　　作为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是第一代，安敦尼·庇护应该处于第三或第四代。他是祖父那一辈移居到意大利本土的，在尼姆早就已经没有房子和土地了。

　　事实上，与当时的人相比，现在的我们似乎更关注皇帝的行省出身身份。在罗马时代，除了第一代皇帝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是出身行省以外，后来，几乎没有人在意自己的出生地了。也许全帝国包括行省在内的人民，一致认为帝国是一个大家庭（拉丁语叫familiar）。事实上，安敦尼·庇护家族虽然是行省出身的罗马公民，但是到了他这一代，作为罗马公民已经是第三或第四代了，所以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丝一毫行省的痕迹。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担任过执政官，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他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就是罗马人。

　　他出生在图密善皇帝最鼎盛的时期。公元86年9月19日，后来的这位皇帝在首都罗马沿阿皮亚大道南下30公里左右的拉努维奥诞生。也许是父亲因公务总不在家的原因，他的少年时代是在祖父家度过的。祖父离世，父亲也去世后，他的外祖父担负起了养育他的责任。外祖父的别墅位于从首都罗马沿罗马古道向北20公里的拉鲁芬。这里就是他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这位年轻人接受了全面的教育，而且长得既健康又漂亮，深受大家的喜爱。他还继承了包括祖父和外祖父在内的众多亲属的遗产。在进入元老院之前，安敦尼已经是罗马屈指可数的富翁之一。对于罗马人来说，遗产不一定只留给直系亲属，它也可以作为奖励，留给同族中前途在望的年轻人。正因为如此，奥古斯都提出了古代最早的“遗产税”，并使之成为罗马国家的税收之一。这一税种通称“二十分之一税”，只向罗马公民征收。但是如果继承人为直系亲属，则免征遗产税。

　　这一时期，一个出身元老院阶级的年轻人理所当然要走担任“光荣的职务”的发展道路，成为帝国的精英。安敦尼在图拉真统治期间的公元111年当选了财务检察官，公元116年进入元老院，同时当选了法务官。他当选执政官是在公元120年，此时已经进入哈德良的统治时代。其后，在负责国家行政的“内阁”中任职多年。“内阁”是皇帝哈德良因为长期离开本土视察帝国各地，而授权负责国家行政的一个机构。在49岁到50岁的那一年，他以前执政官的身份，出任了亚细亚行省的总督。其间，他广施善政，获得了一致好评，被认为是元老院人事安排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可以看出，安敦尼的职业生涯不是源自皇帝的任命，而是典型的元老院人事安排。也就是说，安敦尼完全没有在前线执行公务的经验。去行省任职也只是一次，而且还是在小亚细亚西部。这里的文明程度之高，在帝国境内屈指可数。罗马没有在这里驻扎军团兵，甚至连官邸警备都由当地的辅助部队的士兵担任。罗马皇帝是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也是帝国安全保障的最高责任人。不能不说，作为皇帝，他完全没有军队指挥的经验，是一大缺憾。

　　幸运的是，安敦尼继承的罗马帝国已经非常稳固，因为图拉真确立了多瑙河防线，哈德良又对帝国境内左右防御体系进行了整顿。的确，他不适合做乱世的皇帝。但是，统治一个和平的帝国，他完全可以胜任。因为他只要管理好正常的行政就可以。哈德良一定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会指定安敦尼做自己的继承人。而安敦尼本人又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统治的这个帝国现状，所以，他才有可能在继前两位皇帝之后，成为又一位贤帝。

　　一个人登上最高权力者的位置后，通常会对人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尤其是意大利本土中唯一的一支军事力量——近卫军团的指挥官，皇帝通常会任命自己的心腹。但是，安敦尼既没有调整其他人事，也没有撤换近卫军团指挥官，他完全延续了哈德良安排的人事。至于近卫军团长官，在任的时间更是长达20年，直到他主动提出辞呈希望隐退，才换成安敦尼选出的人。安敦尼·庇护之所以没有调整人事，一方面是因为哈德良的人事安排非常合理，因为他始终贯彻一条，即在合适的位置上安排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是因为安敦尼的用人观。他认为一个人只要长期担任一项工作，一定可以把工作做好。他自始至终贯彻了自己的这一想法。由此可以看出，安敦尼·庇护还是一位相当固执的人。

　　有一次，妻子芙斯汀娜因为他的小气对他发了一通牢骚。对此，皇帝这样告诫妻子：

　　“你真是个愚蠢的人。我现在是帝国之主，不再是从前那些东西的主人了。”

　　他还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浪费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是最卑劣最无耻的行为。”

　　正因为安敦尼·庇护的想法如此，所以在和市民们同庆皇帝登基时，他没有像以往的皇帝那样，动用皇帝公库的钱来发放“一次性赏金”（congiarium），而是用他自己的个人财产发放。居住在首都罗马的公民权所有者（仅限17岁以上的男子）有20万人，加上驻扎在帝国防线的军团兵16.8万人，当时，接受“赏金”的人数多达36.8万人。据说每人拿到了75第纳尔银币，所以，这一次安敦尼的个人财产支出总额高达2760万第纳尔银币。

　　皇帝的日常生活没有改变，与登基前、担任元老院议员的时候完全一样，虽然富裕却不奢华。首先他没有建宏伟的别墅，而仅仅满足于使用已有的别墅和成为皇帝后继承下来的皇帝别墅。事实上他的确也没有新建的必要，因为已有的别墅中，仅安敦尼最喜欢去的别墅就有8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3处他从来不去，那就是哈德良建在蒂沃利的别墅、图密善建在奇尔切奥的别墅和提比略隐居的卡普里岛上的别墅。虽然以我的审美观，我认为这3处别墅比其他任何别墅都要漂亮。

　　世人评价安敦尼是个没有欲望的人，我完全不同意。我认为，说这样的话，只能证明此人极其缺乏想象力。因为安敦尼的做法非常符合他的性格，虽然他的统治方法与哈德良不同，但是并不影响他取得丰硕的成果。52岁的新皇帝登基后不久，公布了他的想法。

　　他宣布，自己不会去帝国各地进行巡回视察，他会留在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对帝国进行统治。

　　他的理由有两条：

　　一、首都罗马是帝国的中枢，留在这里便于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制定政策或采取紧急措施。

　　二、减轻皇帝出行目的地城市或地方自治体的经济负担。

　　关于第一条理由，我完全同意安敦尼的说法。因为它关系到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组织，以便及时了解情况、传递命令。前面讲过，皇帝了解情况的途径大体分两类：一是来自以行省总督为首的国家公职人员的汇报，二是来自行省的请愿。

　　在哈德良章节的最后部分，艾利斯泰迪斯于公元143年所作的演讲中，还说过这样的话：

　　总督作为行省统治的责任人，在决定一项政策或接到行省人民的请愿时，只要有一丝疑问，马上就会给皇帝写信，请求指示。这就是罗马帝国。在皇帝的指示到达之前，总督只会一味地等待，就好像合唱团演员等待指挥举起指挥棒一样。

　　如同军事才能出色的指挥官那样，罗马人都清楚收集情报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对于情报传递的安全性和速度方面格外用心。在历代皇帝的努力下，那个时代，在情报传递的安全性和速度这两大要素方面，罗马帝国的国营邮政体系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陆地上传递情报，走当时的“高速公路”——由罗马式大道构成的交通网，一个驿站接一个驿站地骑马送往目的地。海上传递情报的时候，船只一进入港口，马上换乘最早出港的其他船只送往目的地。这种传递方法同样适用于普通邮件。艾利斯泰迪斯说：

　　只要能保证消息的传递，无论皇帝在何处，都不会影响他对帝国的统治。即使他身在帝国边境，仅靠书信也可以实施统治。因为皇帝的信一写好，就会有一个好像长了翅膀的使者（希腊语读法叫Hermēs，拉丁语叫Mercurius），会迅速而安全地把它送到目的地。

　　关于安敦尼提出的第二个理由，如果他不去帝国各地进行巡回视察的目的之一，只是为了减轻当地经济负担的话，那么哈德良实在太可怜了。的确，为了迎接皇帝一行的到来，一点费用不花是不可能的。但是，哈德良巡回视察的地方，绝大部分是边境地区，是皇后不会陪同去的地方。而随行的人中，又是以技术人员为主，几乎都是不需要花钱的人。视察军团基地的时候，他们住的帐篷与士兵们住的一样；需要留在城市里过冬的时候，有总督官邸就住官邸，没有总督官邸，就住在当地城里的权贵人家里，而且自始至终都是这样做的，因此，当地的所谓“经济负担”极轻。不但如此，皇帝视察的结果，如果需要完善防御体系，需要铺设大路、架设桥梁，军团兵就要承担起这些工程。因为军团兵的薪酬自有国家开支，所以，应该说，在经济方面，获益的是皇帝视察的目的地。

　　因此，我认为安敦尼·庇护的这个理由不过是一个借口，因为他的真实想法不便说出来。首先，因为哈德良皇帝长时期不在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意大利本土，对此，本土居民一定心存不满，安敦尼·庇护要消除大家的这种不满；其次，是为了自身的健康。哈德良上了年纪后，身心备受煎熬。对此，安敦尼一一看在眼里。哈德良41岁当上皇帝，而安敦尼登基的时候已经52岁。而且，安敦尼可能与《皇帝传》的作者看法一致，他认为使哈德良痛苦万分的疾病，就是长期巡回视察帝国边境的旅途劳顿造成的。提比略很长寿，他登基的时候已经56岁，统治帝国长达23年。他在统治帝国期间，就不曾离开过意大利本土一步。因此，大概安敦尼认为要长寿必须善待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经过哈德良重建后的帝国一切正常，无须皇帝亲自出马前往各地监督检查。就这样，安敦尼·庇护活到了75岁，比62岁去世的哈德良长寿许多。

　　安敦尼·庇护几乎全盘继承了先皇的业绩，只对某些他认为不太合适的地方作了微调。而违背先皇意志的事情，他只做过两件，很难说这算不算微调的范畴。

　　其一，安敦尼·庇护刚登基就下了一道赦免令，撤销了哈德良在执政末期对元老院的无理指控。这件事情他做得顺情合理，既无损养父的名誉，也没有宣扬自己施行善政的意图。不会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他是在“纠正”先皇的暴政。他在撤销先皇指控的时候说，如果“父亲”活着，一定也会这样做。他的这一言行让元老院议员和罗马公民们更加觉得他是个“慈悲的人”（庇护）。

　　违背先皇意志的第二件事情是，按照哈德良的要求，他收了阿尼厄斯和路奇乌斯为养子。但是，哈德良还为这两位少年指定了未婚妻。他把曾经指定为继承人却因病去世的埃里乌斯·恺撒的儿子的姐姐配给了17岁的阿尼厄斯（后来的马可·奥勒留皇帝），把安敦尼的女儿配给了路奇乌斯（埃里乌斯·恺撒的儿子），并且定下了婚约。只是，对于8岁的路奇乌斯来说，他的未婚妻年纪太大了。虽然安敦尼·庇护知道自己应该尊重哈德良对年纪轻轻、30岁就吐血而死的埃里乌斯·恺撒的哀惜之情，但是他现在只剩下这一个小女儿了，因为两个儿子早夭，大女儿也在生产时死亡。他认为，从年龄上来看，女儿和阿尼厄斯结婚显然更合适。而且，他好像也想过，继自己之后的皇帝应该是阿尼厄斯，路奇乌斯要在阿尼厄斯之后。如果把女儿嫁给阿尼厄斯，那么自己的骨肉就是下一任皇帝的妻子。

　　当然，安敦尼没有擅自决定这件事情。他不是一个会把这种事强加于人的人，他叫来阿尼厄斯，征求了他的意见。这年已17岁、未来的“哲学家皇帝”经过考虑，同意了“父亲”的想法。

　　人格高尚的人

　　皇帝安敦尼·庇护做事从来不会擅作主张，无论是出台政策还是法案，一定会跟“内阁”或“法庭之友”这些智囊团商量。当然，他这样做并非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作决断才征求智囊团意见的。对于如何统治罗马帝国，他有自己的理解和想法。一方面，因为他是继哈德良之后的皇帝，所以，有必要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避免独断专行。同时，通过“征求意见”，使自己的想法成为一项政策的做法也符合他的性格。

　　根据《皇帝传》以及其他历史书籍的描述，安敦尼是这样一个男人。

　　安敦尼 · 庇护

　　他是位美男子，长得很帅。即使在人潮涌动的人群里，他依然惹人注目。他身材修长，即使上了年纪以后，依然保持了很好的体形。但是，因为他个子高，终究没有能够避免高个子容易出现的佝偻症状。为了矫正驼背，他在托加里面穿了一件紧身衣。

　　他举止大方，性格开朗、行事稳重，说话声音低沉，演讲浅显易懂。他的演讲不会让听众为之狂热，却能深入人心。与其说他是演讲达人，不如说是座谈高手更准确。

　　他是个非常有教养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极其重视教育。对于两位年轻的继承人，他甚至亲力亲为地负责培养。哈德良曾经推荐迦太基出身的学者弗龙托进入元老院，并全权委托他负责教育年轻的阿尼厄斯。而安敦尼则把另一个继承人路奇乌斯的教育任务也交给了这位迦太基人。

　　安敦尼·庇护处理任何事情都好像春日里和煦的阳光一般。他非常擅长采用平衡的策略，不会把问题扩大，也没有丝毫的虚荣心。毫无疑问，他是一位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不列颠（参考了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犹太教徒叛乱的原因之一，是哈德良强制执行的禁止割礼法。公元134年耶路撒冷沦陷以及随后对犹太教徒实施“大流散”之后，哈德良不再提这一禁令。到了安敦尼时代，这一禁令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安敦尼明确解除了这一禁令，但是他没有解除犹太教徒不得居住耶路撒冷的禁令。也就是说，他只解除了禁止割礼法，而“大流散”犹太人的法令依然有效。这一法令决定了犹太民族在其后1800年的历史。

　　罗马皇帝最大的职责是保障帝国边境的安全。为此，哈德良曾经亲赴前线地区，视察并重整了帝国所有的防御体系。皇帝安敦尼除了继承哈德良重建的防御体系，只建了一个冠以他的名字的前线防御体系，那就是“安敦尼长城”。安敦尼长城位于哈德良长城以北120公里处，长达60公里。在这条长城以北、相互呼应的瞭望塔最前端，还建了一个最前哨基地，感觉好像要深入苏格兰内陆一样。公元139年至142年，由于当地民众叛乱，驻扎在不列颠的3个军团被牢牢地困在那里。安敦尼长城和这个前哨基地，就是在镇压了当地民众的叛乱后建起来的。

　　建设安敦尼长城的目的只是为了巩固防线，而不是为了取代哈德良长城。如果在当时，安敦尼长城成为帝国罗马的国界线，那么位于此长城以内的爱丁堡、格拉斯哥应该难逃被罗马化的命运。但是，罗马人既没有把自己的高速公路网延伸到那些地方，也没有把位于约克和切斯特的2个军事基地迁至那里。结果，喀里多尼亚（后来的苏格兰）被留在了罗马文明圈以外。

　　有一份记录保留至今，那是关于安敦尼·庇护皇帝时代罗马军团驻扎地的记录。当然，这些防御体系都是哈德良确立的，他不过是原样保留下来而已。但是，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在帝国的鼎盛期，明确专事防守的哈德良和安敦尼时代，罗马是如何实现安全保障的。罗马统治者们认为“和平”不是理想，而是今世应该享受的利益，因此，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投资一样都不能少。按现代的说法，就是作为威慑力量，军事力量必不可少。

　　军团配置一览表

　　合计28个军团

　　Legionaris (军团兵）……16.8万人 （主要战斗力）

　　Augiliaris （辅助兵）……14万人左右 （辅助部队及有特殊技能的兵力）

　　Numerus （临时士兵）……3万—4万人

　　此外，除了米塞诺、拉韦纳、弗雷瑞斯等军港以外，还在多佛尔海峡、莱茵河、多瑙河、黑海等地配置了海军。其组织构成除了海军士兵、划桨手、舵手，还有医生，与陆地的作战军团相似。

　　作为威慑力量，只要军备完善，那些试图挑起叛乱反对罗马帝国的人，就不敢贸然行动，他们必须先考虑清楚后果。也许正因为如此，安敦尼·庇护统治的23年间，罗马军团需要认真对付的只有前面提到过的不列颠。而在其他防线，虽然偶尔会有外敌侵扰，但是，皇帝接到报告总是在事情解决之后。还有，帕提亚国王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时，虽然照例会对罗马表现出强硬姿态，但是，只要安敦尼写信与其沟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因为与哈德良相比，安敦尼·庇护更受东方专制君主们的欢迎，甚至远在里海附近的地方部族首领在安敦尼统治期间访问了罗马，并表示愿意归顺罗马帝国，而在哈德良时代，他们却拒绝访问罗马。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帝国子民每天生活在讴歌和平的生活中，享受着繁荣经济所带来的和平果实。

　　然而，天灾从来不顾及人类的辛勤努力。在安敦尼23年的统治期间，首都罗马发生了一次大火灾，造成340户人家无家可归；安条克发生了地震和火灾，市内部分地区不得不进行重建；火灾造成了迦太基市内受损等等。由于天灾不断，尤其是处于地震带上的小亚细亚西部和罗得岛发生的地震，让皇帝不得不下令成立赈灾委员会。此外，台伯河曾经洪水泛滥，阿拉伯行省瘟疫流行，法国南部的纳博讷也遭遇了火灾。

　　每当发生这类灾害，罗马人通常采用罗马式的解决办法。这种方法是自第二代皇帝提比略确立以后一直沿用的。它分三个步骤实施：首先，皇帝拨款发放给受害者；然后，从附近的军团基地调遣军团兵及辅助部队士兵，进行基础设施的恢复建设；最后，罗马皇帝发布临时措置法，就是根据受灾情况，在若干年内，免征行省税的制度。通常，免征年数为3至5年。

　　安敦尼统治期间的特点是诸事顺利，他只需要按部就班地管理行政即可。当然，诸事顺利是因为皇帝从不放松监管的结果。通常，当经济状况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时，公职人员的数量就会增加。但是，安敦尼在国库持续盈余的情况下，也不会忘记财政的节流。对于那些拿空饷的人，他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开除。因为安敦尼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把理由放在明处。对于这种情况，他的理由是这样的：

　　“对于国家来说，不承担责任而领取报酬的行为，就是无耻的浪费行为。”

　　抒情诗人米索米德（Mesomedes）出生于克里特岛，哈德良曾经为他发放年金，安敦尼果断削减了他的年金。理由是他没有发表作品，难以认定他是否具备领取年金的资格。

　　他坚持认为，把私有财产用于公共事业是那些富裕家庭应尽的职责。他的这种私有财产观也体现在小事上。与图拉真、哈德良一样，他也是一位频繁出入公共浴场的皇帝，只是，每次他都会给赤身相处的人们小小的惊喜。那就是皇帝去公共浴场的当天，对去浴场的所有人免收入场费。作为休闲设施，公共浴场的门票很便宜，金额本身并不大。但是免费这种事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值得高兴的。为此，安敦尼去浴场的日子，入浴者人数急增，使得属于元老院阶级和骑士阶级的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安敦尼认为皇帝是公仆中的公仆，所以他认为皇帝做什么、怎么做，都应该起到表率的作用。对于他来说，做什么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前两任皇帝几乎把一切都做好了。所以，继他们之后的他，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专心思考应该怎么做。

　　安敦尼认为，任何事情必须做到条理清楚、简单明了。同时，公正和透明是绝对条件。在人事安排方面，他尽可能避免为了情面而任人唯亲。因为他与熟人或朋友相处绝对平等，所以，他的熟人和朋友也不好强求这位皇帝。

　　但是，如果因此说他是一位完完全全的民主主义者，我只能说那也是罗马式的民主主义。哈德良曾经坚辞了10年的“国父”称号，安敦尼在登基一年后就接受了。而且，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皇后的封号“奥古斯塔”给了妻子芙斯汀娜。我想，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做罗马帝国全体人民之“父”的。他没有“做什么”，但是他要通过“怎么做”来表明自己的这一立场。

　　登上皇位后的第三年，皇后芙斯汀娜去世。安敦尼用妻子的遗产和自己的资产，设立了一个基金，叫芙斯汀娜基金会。冠以亡妻之名的这个基金会向出身卑微的少女提供结婚资助。

　　像这样说不出任何缺点且人格高尚的人，往往会让人感觉很无趣。但是安敦尼不同，他的言行举止总是稳重中透着幽默，没有人因为他是皇帝而对他敬而远之。

　　皇宫举行宴会时，他经常邀请同盟国的君侯及行省的权贵们。以安敦尼为主人的宴请，应该是皇帝的筵席，却常常变成田园别墅里的晚餐会。每当这时，他会用自己的别墅或山庄所产的肉、鱼、蔬菜及果实等做成一道道菜肴供大家品尝。每上一道菜，他都会一一向客人解释材料是哪里弄来的。葡萄成熟的季节里，他会和众多罗马人一样，放下工作前往别墅，穿着短衣和农民们一起劳动。看着采摘下来的葡萄酿成葡萄酒，是皇帝安敦尼最开心的事。顺便提一句，与爱好狩猎的哈德良不同，安敦尼·庇护喜欢垂钓。总之，在安敦尼身上可以感受到一种完美乡绅的气息。

　　绅士的言行举止必须有风度，必须稳重。批评他人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态度。有一次，他看到未来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因为一位家庭教师去世而哭泣。身担“父亲”职责的他教导“儿子”，说：

　　“要控制感情，有时候凭借贤者的哲学、皇帝的权力都没有用。这种时候，只能想着自己是个男人，努力自我控制。”

　　哲学家弗龙托虽然是迦太基人，但是他受哈德良的委托，负责身为未来皇帝的这位年轻人的教育。当年轻人长大、以马可·奥勒留之名登基后，他给这位曾经的学生写过一封信，信中对已故的哈德良和安敦尼作了比较：

　　很难说我对哈德良怀有亲近感。他是一个思维清晰的人。面对他，我只有努力让自己不要拂逆他的想法。站在他面前，就好像站在战神马尔斯或冥界之神普路同面前一样，我总是紧张万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亲近感必须以自信和亲密为前提。他与我之间没有这样的亲近感，因此在他面前，我没有自信。我从心里尊敬他，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我对他有亲近感。

　　但是安敦尼不同。我像热爱太阳一样，像热爱月亮一样，不，我好像热爱人生、热爱爱人的呼吸一样爱他。我总是坚信，他对我也有亲近感，就像我对他怀有亲近感一样。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哈德良和安敦尼·庇护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此的不同。但是，所谓史实，在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是不能用做参考的。要验证史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进行比较。比较他实际接触两位皇帝时的年龄和地位。弗龙托出身旧迦太基，年轻时来到罗马，是一位成功的辩护律师。受哈德良之托，负责未来皇位继承人之一马可·奥勒留的教育是在公元138年。

　　这一年，哈德良62岁，因为疾病，性情变得越发暴躁，让伺候在他身旁的人们总是提心吊胆。虽然他把皇帝的权限分了一半给继承人安敦尼，但是无疑，哈德良依然是统治帝国已经20年的最高权力者。

　　这个时期来到哈德良面前的弗龙托，据说出生于公元100年前后。所以当时年龄大概在38岁上下。38岁的人面对62岁的老人，通常都会有点紧张，更何况对方还是罗马皇帝。而且，因为高龄和疾病，哈德良怎么可能会气定神闲地对待他呢？

　　公元143年，皇帝安敦尼·庇护把另一个“儿子”路奇乌斯的教育也委托给了他。所以这位罗马皇帝与出身于迦太基的教育家之间，很可能接触较多。另外，哈德良和弗龙托之间年龄相差24岁，而安敦尼和弗龙托的年龄差只有14岁。顺便提一句，老师弗龙托和学生马可·奥勒留之间的年龄差是20岁。

　　考虑到存在这些不同的因素，因此，要掩盖哈德良和安敦尼的性格差异几无可能。按照哈德良的性格，即使在他身体好的时候，也不会让对方感受到阳光般的温暖，从而消除紧张感；也不会让对方感觉月光般的宁静清澈，从而平静下来。但是，正因为他性格如此，他才能成就真正意义上的重建，也就是改革。人格完满的人没有一位能够成为改革的推动者。

　　但是，能够让人产生亲近感是一种“美德”，是马基雅弗利所提出的、作为领袖的三大条件之一。这个词的词源是拉丁语，应该是Virtus。与“力量”的译法相比，把“Virtus”译成“德行”应该更适用于那些让人有亲近感的人。比较而言的话，用在哈德良身上，把“Virtus”翻译成“力量”更加合适，用在安敦尼·庇护身上的话，也许翻译成“德行”更合适。

　　那么，马可·奥勒留是怎么看待哈德良和安敦尼·庇护的呢？这两个人和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前者从他小时候起就给了他很多关照，后者毫无保留地为他提供了作为皇位继承人必须积累经验的机会。从《沉思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哈德良和安敦尼的看法。

　　马可·奥勒留

　　出自罗马最高权力者之手的《沉思录》，是继尤里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之后出版并留存下来的唯一一部著作。当然，苏拉、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图拉真、哈德良和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也都写过回忆录或战记。但是，在帝国末期和随后的中世纪基督教时代，这些著作消失殆尽，留存至今的只有恺撒和马可·奥勒留的作品。在这部《沉思录》中，马可·奥勒留从自己向谁学习了什么开始写起，除了祖父、父亲、母亲、家庭教师（包括弗龙托）、哲学家等，对安敦尼·庇护的着笔也很多。但是，没有提及哈德良，虽然是他要求安敦尼收自己为养子，以便自己继承皇位的。也许不提哈德良，正是这位哲学家皇帝对哈德良的认识。

　　关于安敦尼，后世称之为“哲学家皇帝”的马可·奥勒留是这样写的。虽然有点长，我还是作了全文引用：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

　　决定一件事情时，要慎重、稳健，同时要有持久的恒心；不追逐社会名利而热爱工作，对工作要有耐心；应树立这样的态度：只要有利于公共利益，任何建议都要认真听取；公正地评价每个人的成绩；根据实际情况评价一个人的能力，并据此判断应该对其严厉处置还是宽厚以待；没有同性恋的性倾向（很显然，这一点是针对哈德良作出的评价）。

　　他一心为公，从不强行要求他人陪同自己一起用晚餐或去别墅，一切由朋友们自己决定。若有人因公务或私事拒绝邀请，缺席晚餐会或不去别墅，他既不会表现不愉快，也不会心存芥蒂，对他们的态度一如既往。

　　他处理政务时很慎重，虚心聆听他人的忠告或建议。作决定时，为了避免受周围人的意见左右，他亲自了解情况。与友人相处，他不受一时情绪波动的影响，因此始终与朋友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他满足于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因此自始至终可以做到平心静气。他不断培养自己的预知能力，不管预知的事情多么微不足道，也要力争处理完好。他从来不会因为做某件事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对象。他不喜欢毫无意义的鼓掌喝彩和阿谀奉承，这类事情会令他徒生烦恼，他认为没有这种烦恼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时刻关注国家的各种需求，尽力避免浪费国家财政，为此也承受了来自民众的不满。

　　他不是失去理智的信徒。他信仰诸神，但不依赖诸神。

　　他不会为了讨好他人而无原则地赞美他们，向他们提供不合理的帮助。对任何事情，他都是有节制的，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因为他不是为了面子做事，而是凭良心做事。因此反而容易达到目的。

　　幸运女神很关照他，所以在他的一生中，他才能做到谦虚，才会没有那么多亟待他去解决的事情。

　　对于他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攻击他，说他是诡辩家，说他不知廉耻，说他是形式主义者。非但如此，他是一个思想成熟的人，很完美，没有虚荣心，完全可以管理好自己和他人。

　　他尊重真正的哲学家，蔑视徒有虚名的哲学家，无论他们在社会上的名气有多大，也不会被他们的说教所蛊惑。

　　友善与稳重是决定他举止得体的两大要素。他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当然这并非因为他贪恋人生，他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很好地享受人生。在健康方面，他不会做任何毫无意义的事情，通常情况下，他会选择尽可能地自行康复。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求助医生或药品。

　　他从不妒忌有才能的人，这是他最大的德行。他会为有才能的人们提供机会和相应的位置，让他们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些才能包括演讲的才能，熟悉法律知识以及其他民族风俗习惯的才能，战略上的才能，等等。正因为有了皇帝的支持，这些人才有可能一展自己的才华。他的这种做法遵循了罗马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因为皇帝以身作则，所以，古人的优良传统在罗马领导层中间也得以复兴。

　　我还从他那里知道了优柔寡断、考虑不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学到了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同一种行为的重要性；学到了遭受沉重打击时，先退一步，休息之后再采取行动的权宜做法；学到了尽可能不要有秘密，如果必须保密，只限国家大事；学到了在为公民提供娱乐活动、建造公共设施、向公民和士兵发放一次性赏金时要谨慎行事，把东西和数量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

　　在私人生活方面，我从他那里也学到很多。入浴必须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在私人宫殿和别墅的建设方面，不投入过多的精力和热情；不过分关注饮食；不关心衣服的数量和色彩；对照顾自己生活起居的奴隶不以貌取人。

　　他在拉鲁芬时给我写的信中告诉我，在对拉鲁芬的别墅列柱走廊进行维修时，为了避免浪费，他是怎样要求的。还有，在对图斯库鲁姆的别墅进行维修时，他也努力避免出现同样性质的浪费。

　　皇帝安敦尼从来都是公私分明，举止合宜，没有厚颜无耻的行为，不会言辞激烈地伤害他人。有一个词叫“事无巨细”，对任何事情他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所以他的言谈举止总是恰如其分，而这又使得他的言行充分表现出和谐、有序和一以贯之。

　　每次想到他，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不仅懂得享受快乐的人，也是一个有自制力的人。虽然大多数人往往会经不住诱惑，控制不住自己，从而过度沉溺于享乐之中。

　　到了迟暮之年，他的健康和耐心开始衰退，但是他仍然懂得如何用稳重沉着来弥补肌体的衰老。就像我其中的一位老师克劳狄乌斯·马克西穆斯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清正廉洁的人，一个有不屈精神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马可·奥勒留皇帝一句未提哈德良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此外，他还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就是安敦尼·庇护时代兴建的公共建筑少之又少。原因是两位前任皇帝，尤其是图拉真皇帝大兴土木，该建的基本上都已经建起来了。

　　被称为“哈德良陵园”（Mausoleum Hadriani）的皇帝陵园建于台伯河西岸，完成于哈德良去世一年后的公元139年。这项工程在哈德良生前已经动工，安敦尼继续这项工程，并完成了它的建设。后来成为法王厅城堡、被叫做“圣天使堡”的这个陵园中，埋葬了公元137年去世的皇后萨宾娜，138年初去世的埃里乌斯·恺撒，同年夏天去世的哈德良。后来，安敦尼的妻子芙斯汀娜也葬于此。20年后，安敦尼也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陵寝。

　　根据哈德良的意见，他还在台伯河上建了一座桥，可以直接通往“皇帝陵”。安敦尼给这座石桥取名为“埃里乌斯桥”（Pons Aelius），与陵墓一样，意思是“哈德良的桥”。埃里乌斯是哈德良的家族名字。

　　除了这座桥，完全是在安敦尼皇帝时代新建的建筑物还有一个，那就是祭祀神化的哈德良的神殿。这座神殿位于万神殿附近，现在被用做税务机关等办公的地方。这座神殿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只剩下位于神殿右侧的科林斯式圆柱，而且是11根圆柱与圆柱之间被水泥填埋。这座神殿建成于公元145年，即哈德良去世7年之后。朝东的入口前面有一个广场。

　　哈德良陵园和埃里乌斯桥（复原图，摘自Vittorio Galliazzo,“I Ponti Romani”）

　　如果说“神君哈德良神殿”（Templun divus Hadriani）和供奉其他诸神的神殿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装饰墙面的38个人物的浮雕，它们寓意着构成罗马帝国的38个行省。现在，罗马和那不勒斯的美术馆中只保留下其中的16个。任何人看到这些浮雕都会联想到，帝制时代的行省已经与共和制时代的行省完全不同，后者是屈服于罗马的，而帝制时代的行省之间却是平等的。行省人民不再是被征服的民族，他们同征服者罗马人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卡拉卡拉皇帝时代，也就是公元212年，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都得到了罗马公民权，此时距离哈德良神殿完工不过67年而已。

　　哈德良把其统治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视察帝国全域之上。所以，用寓意着各行省的浮雕来装饰他的神殿最合适不过了，甚至让我不能不猜想这是哈德良自己的主意。

　　除了这些，在安敦尼时期新建的公共建筑就没有了。就像马可·奥勒留说的那样，安敦尼非常满足于对已有建筑、大道、桥梁和引水渠等进行修缮维护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虽然重要却显得缺乏创新精神。

　　经过了幸运又幸福的23年之后，时间到了公元161年。这年春天的某一天，皇帝在拉鲁芬的别墅里吃过晚饭后不久，突然呕吐不止，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这天夜里和第二天一整天，高烧不退。这年已经40岁的马可·奥勒留和29岁的路奇乌斯·维鲁斯这两位皇位继承人马上从首都罗马赶了过去。第3天，又叫来了近卫军团指挥官。再过半年就满75岁的安敦尼只说了一句话“国葬不要太隆重”，随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罗马人认为，年老去世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有死者亲人会哀悼死者。但是安敦尼虽然是寿终正寝，元老院议员和意大利本土公民及行省人民却像死了一个年轻人似的，为他深深悲伤。所有人都为“安敦尼·庇护”（慈悲的安敦尼）之死而感到惋惜。

　　“国父”

　　作为安敦尼·庇护皇帝这一章节的结束篇，在这里我要再次提到在哈德良皇帝章节的最后部分介绍过的阿里斯·艾利斯泰迪斯，这位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学者当时刚满25岁。在皇帝安敦尼和元老院议员面前，他作了这样的演讲：

　　罗马世界终于在辽阔的疆域内实现了民主统治。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曾经的希腊城邦国家扩大了规模后的国家。领导者阶层集中了公民中有才华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出生地遍及所有行省，也就是说，统治帝国全体人民的这些人才来自帝国各地。

　　他们有的生为罗马公民权所有者，有的是后来取得罗马公民权的。由于他们杰出的才能以及由行政和军事构成的完美组织机构——由于这些代表帝国的人和组织机构的作用——罗马实现了对辽阔帝国的统治。

　　战争只有边境地区才会发生，帝国内部的纷争早已结束。帝国内到处洋溢着和平、繁荣和幸福，甚至让人觉得生活在帝国之外的、在部族纷争中度日的人们看上去是如此的可怜。

　　罗马的门户向所有人开放。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融构成了罗马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勤奋工作。皇帝主持祭祀仪式，庆祝全帝国人民共同的节日。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也可以自由举行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祭祀活动。这一宽容的做法维护了每个人的尊严和正义。

　　尽管人种、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罗马通过制定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实现了以法律为基础的共存共荣。同时，罗马还保证人们享受更多的权利，让人们知道，与罗马共存共荣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多么有幸的事情。

　　罗马世界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就是罗马帝国这一大家庭中的一员。

　　这是公元143年所作的演讲，这里说的是安敦尼统治进入第5年的罗马帝国。因此，也许有人会说，用这样的演讲内容来总结安敦尼·庇护的统治并不合适。

　　的确如此。因为在这次演讲之后，安敦尼的统治又持续了18年。但是，与罗马的道路网从兴建到完成的经过相比，这个结尾“完全合适”。

　　无论是概念还是铺设工程的彻底性，罗马的道路网可以看做是古代的高速公路网。罗马道路网从公元前312年开始兴建，到哈德良皇帝统治时期的公元130年前后完成，历时整整4个半世纪。罗马世界的形成与此相似。尤里乌斯·恺撒最先向行省人民开放元老院议席，把行省纳入命运共同体。继他之后的皇帝们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在延续他的基本方针方面保持了政策的一贯性。

　　为了让被征服的民族认可（拉丁语叫consensus）罗马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必须能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与罗马大道是一样的。虽然罗马大道是以方便军团行军为目的而铺设的，却为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

　　一个组织机构无论多么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不可避免地老化，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必须通过改革，维持并提高组织机构的效率。本书讲述的几位皇帝中，图拉真通过征服达契亚成功地巩固了多瑙河防线。通过巡回视察帝国全境，并对帝国实施重建的哈德良是担负起“改革”重任的人。继他们之后的安敦尼，他的任务不是“改革”，而是“巩固”改革成果。

　　假如艾利斯泰迪斯所作的这次演讲不是在公元143年的罗马建国纪念日，而是在安敦尼去世前的公元160年4月21日，我想，出生于小亚细亚的这位希腊人说的话很可能一样。

　　希腊人的历史和罗马人的历史最明显的不同是，前者是城邦国家之间争斗的历史，后者虽然时有权力之争，却没有城市间或部族间的争斗。

　　在罗马帝国，无论热爱希腊文化的皇帝尼禄和图密善多么努力，终究没有能够把奥林匹亚式的竞技会引入罗马。因为罗马人不能接受希腊人的理念：为了四年一度的体育、文化及音乐比赛，希腊人甚至可以暂时休战，汇聚到奥林匹亚。罗马征服各地以后，在帝国的西方，部族变成了“地方自治体”；在帝国的东方，“城市”享有市内自治权。在罗马的统一管理之下，部族间的抗争和城市间的争斗已经成为过去。我不怕被人说固执，我还要一次次地重复这样的话：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保障安全和粮食。保障粮食的前提是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因此，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与哈德良不同，安敦尼在统治帝国期间一直留在首都罗马。但是，他想要的统治，不，不只是想法，他要实行的统治，就是确保罗马帝国是一个大家庭，生活在帝国境内的全体人民都是这一大家庭的成员。

　　“国父”是授予皇帝的尊称，哈德良曾经推辞了很久，终于在10年之后接受了。因为他认为“国父”的称号是对皇帝作出的成绩给予的表彰。相反，安敦尼几乎在登基之时就接受了“国父”的称号，表明了安敦尼对这一称号的理解就是其字面的意思“Pater Patriae”。

　　尽管都是罗马皇帝，但是图拉真和哈德良作为统治者是对帝国实施了统治，而安敦尼始终在扮演父亲的角色。马可·奥勒留皇帝描述的安敦尼难道不是一位理想的父亲形象吗？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