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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皇帝尼禄

　　（54年10月13日—68年6月9日在位）

　　少年皇帝

　　尼禄继任罗马帝国皇帝时，时年16岁零10个月。当时，罗马规定年满30才有资格担任公职。因此，由一位年轻的皇帝接管罗马帝国在罗马历史上非常罕见。如若罗马当时存在大众媒体，或大众传播媒体最擅长的民意调查的话，那么刚刚即位的尼禄可能与卡利古拉继位时一样，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另一方面，尼禄与卡利古拉继位时面临的情形十分相似，他们前任皇帝的摄政并未出现极大的失误，也未出现政局不稳、财政拮据、怨声载道的情况。毕竟，罗马帝国皇帝的两个首要工作即是确保“国家安全”与“粮食安全”，尼禄继位时并未有这方面的顾虑。

　　然而，人不会因为不存在困难就会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人性现实的一面往往是在细枝末节中挑剔万分，并把这些瑕疵当做不满的借口。正因为我们必须和这些人打交道，丸山真男先生才会有“政治就是高难度的欺骗”这样一句名言。普通公民欢迎尼禄继位，只是希望转换心情而已；而元老院支持尼禄继位，则是期待他能够废除令议员们长期不满的解放奴隶主导的秘书官体制。

　　年轻的新皇登基毫无疑问会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想想看，先皇年逾花甲，行动迟缓，演讲时又喜欢引经据典，就像是站在三尺讲台上说教的历史学家。然而，现在的新皇帝是10余岁的少年，他朝气蓬勃又不失稳重，并且谈吐不俗，这自然令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当然，元老院对秘书官制度颇有微词也有一定的缘由。克劳狄乌斯刻意安排解放奴隶加入“骑士阶级”，正是这种做法使得议员们非常不满，因为骑士阶级是罗马帝国仅次于议员阶层的第二阶层。况且，罗马历来重视前线的后勤工作，所以，在议员们看来，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借口，以纳鲁奇索斯为首的秘书官们的工作范围仅限于皇宫之内。

　　话说回来，秘书官制度被当代学者公认为是幕僚制度的发端，所以这一制度在当时应该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此，各个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加在皇帝身上，仅凭皇帝一己之力不可能圆满解决。虽说元老院对秘书官体制牢骚满腹，却能够接受议员参与朝政的辅佐官制度。塞内加从其父辈开始，就一直属于议员阶层。因此，这位学识渊博的议员，愿意担起辅佐皇帝的重任，对于个中内情，他比别人更加清楚。

　　尼禄在元老院会场中，宣读了由塞内加亲自撰写的“施政方针演讲”，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重返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体制。

　　二、对于元老院所持有的权力，予以尊重。

　　三、司法独立，皇帝不得干预。

　　四、将“Domus”（私宅）与“Res publica”（国家，此处意译为“官邸”）分开。

　　上述四项内容被这位年少的皇帝下令刻在铜板上，并规定每年年初新任执政官就任时必须予以宣读。

　　同时代的罗马人，或者不同时代、但同属元首制时代的罗马人，他们只要听到这些内容都能够心领神会。然而，我们生活在罗马帝国灭亡2000多年后的今天，有必要对此进行细致的说明。因此，在聆听到第一条的时候，大部分议员都认为尼禄所谓的重返“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体制”指政体实行共和制，也即由“第一公民”实际统治罗马公民的政治模式。实际上，所谓“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体制”是披着共和外衣的元首制。现代的研究者中有不少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元首政治”，因此，罗马人无法理解这种制度并不奇怪。这种体制正是奥古斯都创造的“精致的虚构”（delicate fiction）。正如恺撒所言，大多数人都只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现实，显而易见，元老院对尼禄宣布重返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体制时自然欢迎之至。

　　只要认真一思考的话，提比略、卡利古拉与克劳狄乌斯在继位不久，都纷纷表示要“重返奥古斯都式政治”。然而，包括尼禄在内的4位皇帝，后来无一例外都饱受来自元老院的诟病。如果说他们的统治方式违背了即位时的宣示，那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此后元老院会对他们指责不断。但在我看来真正的症结不在于此，虽然他们宣称要重返奥古斯都式政治，可他们是否具备让“精致的虚构”正常运行的冷静与清醒呢？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要始终保持这种冷静与清醒非常困难。塞内加在心爱的弟子将满17岁时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宽容》（De Clementia），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让弟子加强理论学习，才有此一著作吧。打开书本，一位花甲智者对施行德政的热忱扑面而来，著作的内容是强调身为皇帝为何必须秉持宽容之心。这本书要呈给尼禄，因此塞内加的行文方式是向尼禄答疑解惑。整本书以拉丁文写就，简洁质朴，用词考究，塞内加当然不愧为与历史学家塔西佗并称罗马元首制时代的著名文人。

　　刚刚继位的尼禄

　　这本书用大量笔墨叙述宽容在皇帝下达政令时的重要作用，在我看来，塞内加并没有提到始终保持宽容所必需的清醒与冷静。然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让人读后觉得出生于西班牙的塞内加比出生于意大利的罗马人更像罗马人。塞内加这样记载讲述同情与宽容的差异：

　　眼之所见而生之精神反应，是谓之为同情，定不顾及产生此种结果之缘由；反之，宽容深究此结果之缘由，才可谓此种精神反应与知性完美相处于一隙。

　　得遇良师，尼禄可谓非常幸运。然而，我们都明白教育的成果不在先生的本事，而是取决于学生的资质。话说回来，塞内加的著作可以算是一种“君主论”，但是和1400年后的另一种君主论大不相同。塞内加的“君主论”重在阐述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拥有的权力，但是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则是系统而冷静地分析如何获取权力并将之牢牢掌握。也可以这样说吧，前者立足于人性本善论，而后者立足于人性本恶论。因此，君主论，也可以称之为领导论，在西方文明历经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遗留下来的竟然是后者，非常有意思。

　　话虽如此，尼禄在塞内加的理论指导下，以“宽容”为自己的口号。尼禄时代铸造的货币上也多次使用“宽容”一词。

　　尊重元老院的权力是尼禄施政方针演说的第二条要点。实际上“元老院的权力”指的是元老院从共和制时代就拥有的“元老院劝告”立法权。换言之，即以临时措施法（与今美国总统令相似）——限制奥古斯都制定的皇帝权力为前提，使元老院成为最高立法机关。对于这种措施，元老院肯定欣然同意。

　　说明白点，第三条就是宣示司法的独立。罗马法院的院长由时任法务官担任，由于没有专门的检察官，所以原告或其代理人还必须身兼检察官，维护自身的权力。当然，被告也会委托辩护人。原告和被告双方各自的人证和物证准备充分后开始辩论，最终的裁定权掌握在陪审团手里。

　　然而，罗马帝国皇帝参与审判，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后变得十分常见，当时的罗马人在法庭上经常能看见皇帝提比略与皇帝克劳狄乌斯的身影。当然，他们俩并非不加挑选地出席任何审判案件，能让他们放下手边政务、拨冗前往倾听的案例几乎都是行省人民对行省总督或者长官的控告。因为在他们看来，应该避免任职于行省的总督或长官因滥用职权引起的贪污或恐吓行为，这是治理行省人民的最大问题所在。

　　提比略以严词质问将被告逼到穷途末路，克劳狄乌斯则用翔实可靠的证据让被告百口莫辩。不难想象，陪审团的裁决肯定会在皇帝们如此干涉下受到一定的影响。

　　按照罗马的规定，要成为陪审团成员必须有一定的资格与财产。因此，实际上陪审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即罗马社会中的“上层”或“中上层”阶级。甚至因滥用职权而被控告的行省总督或长官们，也都是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出身。如此一来，审判就演变成同样背景的人之间的互相审判。这种审判自然会产生弊端——共和制末期，总督们在行省横征暴敛大肆搜刮之后，即使被行省人民揭发，他们依然会逍遥法外。

　　为了根除弊病，奥古斯都当时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他喜欢的称谓“第一公民”这种超越罗马社会各阶层的身份来参与司法审判，并将之制定成为律法固定下来。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自然恪守这种做法。由于皇帝们毫不放松，所以进入元首制时代之后，行省总督滥用职权的情况确实得到有效遏制。追捧共和制的塔西佗甚至也留下这样的感叹：“政治居然会变得如此清澈，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频频驾临法庭，使得这成为罗马特权阶层十分厌恶皇帝的原因。

　　“第一公民”不会染指司法审判，尼禄这样的信誓旦旦的表白，意味着尼禄与提比略或克劳狄乌斯不同，他不会干涉审判。确保司法独立，不论从什么角度思考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古罗马，这种做法无疑是放任自行裁决做法的死灰复燃。

　　在第四条施政方针中，尼禄提出私宅与官邸分开。显而易见，尼禄的这个宣言是要纠正克劳狄乌斯的做法，其目的不过是表明他将废除秘书官体制。同第三条一样，这也是为了获得元老院的支持。议员们对于解放奴隶，一贯客套谨慎，但从骨子里根本瞧不起他们。显而易见，议员们对于尼禄表示要废除秘书官体制肯定会拍手称快。

　　秘书官体制变成辅佐官体制，但是要治理好疆域辽阔的帝国必须有大量的帮手来维系这个系统的运转。所以，与其说尼禄打算废除秘书官体制，倒不如说是将之转变为非正式的幕僚系统更为恰当。这种体制无法像克劳狄乌斯时代那样昭然于世，却同样发挥奥古斯都或提比略时代的辅佐功能。

　　这么一分析，我们就明白尼禄即位时的施政方针几乎一面倒地偏向元老院。塞内加不仅贵为议员，还是饱学之士，更是一位作家。罗马的元老院不只是单纯的立法机构，也不只是公职要员的人才储备库，而是当下时髦的“媒体”，对这一点，塞内加肯定心知肚明。其实事实也是如此，议员们差不多是罗马历史上唯一从事写作的生力军。此外，从提比略时代开始，元老院会场中讨论的所有议题都会被定期收录为《元老院纪事》（ Acta Senatus），散发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况且，并不一定非得是“广大群众”，才能发挥“媒体”的影响力。在仰仗考古学之外，身处今天的我们要了解罗马历史也只能依靠这些元老院议员们的论著。作家出身的塞内加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有着非常好的思路，他认为要获得舆论的支持，首先要赢得元老院的支持。

　　针对曾经富贵显赫如今却贫困潦倒的元老院议员，经由塞内加设想，最后以皇帝尼禄之名提出的法案获得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并得以通过，该法案规定每年发给穷困的议员50万塞斯特斯。这项措施，其发放对象并非所有无法维持生计的贫苦居民，它只对难以维持元老院议员生活水准的议员发放。如果新议员中也有贫困之人，又该如何？通常情况下，进入元老院的财产资格是100万塞斯特斯，所以新任议员中由于没有年金而无法保住元老院议员资格的人应该没有。尼禄得益于这些偏袒元老院的政策，哪怕是他在自杀身亡之后依然得到人们“尼禄之五年良好政绩”的评价。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元老院相当于“媒体”。此外，尤里乌斯·恺撒也明白元老院的“媒体”功能。恺撒期待推翻由元老院一手主导的政治体制，他的《内战记》一书，原原本本记录了自己推翻“元老院媒体”的这一过程。

　　塞内加

　　尼禄宣布对重新施行奥古斯都政治的确抱有很高的积极性，这一点我们不吝于肯定，然而奥古斯都创立的罗马式元首制对执政者的冷静清醒有极高的要求，不是凭借单纯偏袒元老院就可以完成这个“精致的虚构”。饱学之士塞内加是否清楚其中的复杂性？我们暂且不论这些表白有什么样的功效，也不论实行元老院政策的对错与否，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刚继位的尼禄以及辅佐官塞内加执政能力能否经受得住帕提亚王国的考验。公元54年深秋，罗马收到消息，帕提亚军队入侵罗马帝国东方屏障亚美尼亚王国。

　　强国帕提亚王国

　　公元前21年，奥古斯都与帕提亚王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约定两国的国界定于幼发拉底河，双方盟誓不互动干戈，这一年也即尼禄继任罗马帝国皇帝的74年之前。时年21岁的提比略代表罗马帝国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小岛上与帕提亚王国缔结了和约。

　　这个条约并非同盟条约，只是相互约定彼此维持友好与和平。成王败寇这样一种观点牢牢扎根于东方人的思维之中，换言之，对于同盟关系他们毫无概念。假设当初恺撒没有遇刺身亡，而是继续率领军队进攻帕提亚的话，很有可能战胜帕提亚进而与之缔结同盟条约。先打败对手，再与之建立关系，这就是罗马人的同盟关系。

　　奥古斯都在恺撒遇害身亡之后，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必须面对罗马人的两次耻辱——公元前53年克拉苏军队全军覆没，以及公元前36年安东尼军队远征失败。与帕提亚军队交锋时，罗马军队屡尝败绩。奥古斯都本人也不敢夸口说自己仅凭军事实力可以拿下帕提亚，于是他选择缔结和平条约。当然，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所谓的同盟关系，就像罗马人所谓的“朋友”（amicus），是自己人。然而，如果只是单纯的和平条约，就是非敌非友，关系暧昧不明。所以，罗马加强了对帕提亚王国北、西、南三面的军事部署，从三面制约帕提亚，提防它拔刀相向。

　　形成这个包围圈的除了叙利亚行省和埃及等罗马直接统辖的地区之外，还有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以及诸如在奥古斯都时代形成的犹太国等中小君主国家。上述这些国家都是与罗马帝国缔结了同盟关系的国家，同盟国不必向罗马缴纳行省税，但在罗马出兵时，必须提供兵力，或援助以军粮与武器等等。

　　当然，无论是哪种系统或体制都并非完美无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弊端和不足。罗马东方防御网唯一的要害，就是与帕提亚王国接壤的亚美尼亚王国。如果不让这个国家成为自己的盟友，那么所谓的帕提亚包围圈根本就无法形成。

　　然而，正是这个亚美尼亚，卢库鲁斯与庞培率领的罗马军队在共和制末期对亚美尼亚的战争屡战屡胜。卢库鲁斯甚至一度涉足里海海岸。正因为罗马拥有实力超群的军事力量，才使得亚美尼亚可以按罗马的意志选择合适的国王人选，最终推动两国结盟并将关系向纵深方向发展。

　　可是，从地理位置上看，亚美尼亚比罗马其他东方同盟国更加靠近东方，无论语言、生活习惯还是观念，都属于帕提亚王国称霸下的波斯文明圈，所以波斯人历来把亚美尼亚视为自己的领土也在情理之中。并且，持有这种想法的帕提亚人自信满满，因为罗马人一直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

　　罗马帝国在这种情势之下的亚美尼亚对策，即帕提亚对策，始终是治标不治本，没有做到彻底根除。在帝国西方世界可以贯彻到底的方案，在东方世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正因为如此，这个“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才在罗马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虽然罗马帝国的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然而确实可以保证今后几十年的安稳日子。这是因为罗马不仅仅只依靠对话沟通来解决问题，同时也采用一面武力威慑一面用外交手腕来处理的两种手法，才使得这种针尖上的和平得以维系下来。

　　帕提亚趁机入侵亚美尼亚引发的“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往往是他们认为罗马皇帝在身体衰老或年幼的时候，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公元34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久居卡普里岛的提比略时年75岁高龄。帕提亚武断地认为提比略已经垂垂老矣，头脑亦不甚清醒，所以趁机进攻亚美尼亚。但是，借用某位研究者的形容，提比略是“年岁越高越深不可测”。提比略接到报告后立刻派遣后来成为克劳狄乌斯助手的路奇乌斯·维特里乌斯前往亚美尼亚，向亚美尼亚表明罗马的立场——坚决支持。维特里乌斯是手握重权的东方罗马军队总司令，他当即挥师开往亚美尼亚。这般声势浩大的军事力量就是极好的威慑，所以帕提亚王只能乖乖地从亚美尼亚撤回军队。

　　公元54年，帕提亚王国又故伎重演，然而从时间来看，距上一次失败仅仅过去20年。这一次他们又轻率地认为年幼的尼禄皇帝刚刚即位，根基未稳，应该没有办法当机立断采取措施。显而易见，帕提亚这次又要铩羽而归。此时罗马帝国还有塞内加坐镇，他并不可怕，但是出身行省的他对于保卫帝国安全怀有极高的热忱，也有积极挑战的勇气。虽然尼禄没有提比略干脆利落，他在“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再度爆发时却表现出了快刀斩乱麻的气概。

　　起用科尔布罗

　　面临帕提亚王国的威胁，塞内加在紧急选派东方总司令的人选方面眼光独到。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曾担任低地日耳曼军团团长8年的时间，是一位统率了4个军团和辅助兵共4万兵力的将军，为莱茵河下游防线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罗马帝国虽然进入元首制时代，他们在机动防御方面淋漓尽致地使用了主动出击战法。言外之意，他们会不时越过莱茵河袭扰日耳曼人，而非在莱茵河畔苦等敌人上门，以此让他们领教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不敢轻举妄动。之所以这条防线稳固，原因在于科尔布罗的积极战术十分奏效。也正是这位科尔布罗，在施展他的拳脚时也会被掣肘，罗马帝国深入日耳曼地区的军队本该更上一层楼，就在克劳狄乌斯一声令下之后，就遗憾地撤回到莱茵河防线。

　　科尔布罗这位将领来自南法行省，其身上洋溢着有异于其他战友的特质。科尔布罗麾下的士兵对他爱戴有加，他在敌军中也是赫赫有名。这倒并非出于科尔布罗性格温厚，对谁都亲切温和。与之相反，他是一位以严厉著称的将军。同起用他担任低地日耳曼军团团长的克劳狄乌斯皇帝不同，众人敬畏正是科尔布罗在敌我双方都声望极高的理由。虽然科尔布罗的年龄无从查证，我推算他于公元54年被派遣到东方时大概在55岁上下。放眼这一阶段驻守帝国各处边境的军团长们，除了科尔布罗能够担当奔赴帕提亚前线的重任之外，别无其他合适人选。

　　然而，没有把所有的权力交给科尔布罗是塞内加的严重失误。公元55年春，科尔布罗离开莱茵河驻地，长途跋涉来到幼发拉底河驻地接受重任。唯恐颜面扫地而被轻视的叙利亚行省总督夸德拉图斯，是科尔布罗见到的第一张丧气脸。

　　然而，将领之间也经常存在着瞧不起对方的情形，不过，这并没有发展到影响罗马帝国东方政策的地步。由于罗马帝国和帕提亚之间尚未正式开战，科尔布罗的正式职位并非军队的总司令，而是帝国卡帕多西亚与加拉太两个行省的总督。叙利亚总督指挥4个军团，位居罗马帝国驻守东方军队中的首要位置。所以没有设置军团的小亚细亚东部的两个行省总督位居叙利亚总督之后。然而，罗马方面给夸德拉图斯的命令是要他把手下的4个军团匀出2个给科尔布罗，他负责南部，西边交给科尔布罗，通过两面夹击的战略把帕提亚军队赶出亚美尼亚。塞内加这样的命令，充分暴露出他缺乏军事经验的幼稚与浅薄。

　　是否进行军事行动，取决于指挥系统是否统一。若是不遵循这个原则，强行推动军事行动的话，注定会走向失败。我想，科尔布罗应该对战场进行了仔细查看了吧。只要冷静耐心观察，肯定会发觉帕提亚国王任命其弟梯里达底成为亚美尼亚王之后，就不再采取任何军事活动了。其实，帕提亚国王沃洛吉斯根本没有和罗马短兵相接的意图，可惜罗马没有丝毫察觉。即使如此，眼下也还没发展到必须即刻出兵的程度。更何况，夸德拉图斯送来的2个军团还未完全准备好出动。

　　科尔布罗在经过再三思索之后，认为这些士兵要经过训练才可以投入战斗。同时，他希望在军团训练期间，身在罗马的皇帝，其实是塞内加，能够察觉到有必要整合东方地区的指挥系统。

　　然而，科尔布罗始终未能等来罗马新的战略指向。加之帕提亚军队始终未越过幼发拉底河发动进攻，战场上丝毫体会不到紧张氛围。实际上，另外一件事吸引了尼禄和塞内加的全部注意力，让他们把东方问题抛在了脑后。

　　反抗母亲

　　小阿格里皮娜用尽各种手段让儿子尼禄成功登上皇位，想必还处于洋洋得意之中。一切都在小阿格里皮娜的算计内，即使元老院和普通民众对这件事情的起因经过还是觉得疑点重重，可是当克劳狄乌斯因误食蘑菇中毒身亡的消息公之于世之后，他们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甚至没有要求宣读先帝的遗嘱，就认可先帝的养子尼禄而非克劳狄乌斯的亲生儿子不列塔尼库斯继任皇位。小阿格里皮娜以辅佐10余岁的新皇之名，行统治之实。此刻看来，小阿格里皮娜似乎滴水不漏地实现了她的野心。

　　实际上，小阿格里皮娜成为皇太后之后，远比当皇后时期更强调自己的存在。小阿格里皮娜不论在什么场合总是出现在尼禄身旁。甚至连元老院的会议，她都下令把场地从罗马广场附近的元老院会场迁到山上的皇宫内。显而易见，这是为了让躲在一边的自己能够听到会议内容而使出了另一个招数。

　　为了在罗马帝国经济圈中承担基础货币而发行的货币始终保持着面值与成本一致这一特点。与此同时，历代皇帝的头像也会出现在这些货币之上，让普通老百姓知道统治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谁，这就是货币的宣传作用。然而，皇帝更迭并不会导致货币回收，或重新铸造刻有新皇头像的货币。基础货币的目的在于维持信用，只要面值与成本一致，不论货币上是几代前的皇帝，还是共和制时代的货币，都可以在市场上继续流通。这也就是它与现在的纸币最大不同之处。因此，在罗马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头像，都会出现在罗马帝国的货币上持续流通，话虽如此，新皇帝发行的货币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

　　对于此次新货币的发行，小阿格里皮娜采用她和儿子面对面的图样。虽然，罗马曾经出现过女性头像的货币，而以女神头像为图案代表罗马国的货币也很多。然而，将皇帝与皇太后以彰显地位平等的面面相对形式，铸在同一枚货币上，这种钱币确实罕见。这种图案的货币还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只剩下金币，却无人敢说流通量超过金币的银币（第纳尔）不会有这种样式。今后可能会在考古过程中发掘到这种银币吧。总而言之，小阿格里皮娜在尼禄继位之后，获得的权势完全符合她的预期。小阿格里皮娜甚至连皇帝的告示都要求使用“奥古斯塔·玛特尔·奥古斯提”（Augusta Mater Augusti，崇高的皇帝之母）这样的字句。

　　小阿格里皮娜是罗马史上第一个想要掌权的女性，可惜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尼禄是小阿格里皮娜的亲生儿子，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子，尼禄很可能与她有相同的思维与想法，也有可能效仿她的做法，但是她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母亲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儿子也想如此，这很正常。如果认为10多岁的稚儿还没有自立，只能说小阿格里皮娜真的是机关算尽。姑且不论尼禄是否天赋异禀，总之他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饱学之士塞内加的得意门生。更何况，尼禄本身是个头脑精明、天资聪颖的少年皇帝。依照小阿格里皮娜的性格来推测，不难想象，她肯定是每天会对着一个模子出来的儿子说，你这个皇帝是我一手造就的。显而易见，普通家庭中10多岁的男孩与母亲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在这对皇室母子之间也经常上演。

　　尼禄与母亲

　　尼禄对小阿格里皮娜也渐渐心生不满，事件源于他爱上了一个名叫阿可特的女奴隶，然而小阿格里皮娜对这样的人无疑是鄙视万分。起初，尼禄想尽办法躲过母亲的视线，他还请塞内加帮忙。塞内加并不乐意，然而在尼禄眼泪汪汪的哀求下，塞内加让皇宫近卫军队长的表兄弟阿尼乌斯替阿可特赎身。成为解放奴隶的阿可特假装阿尼乌斯的恋人，塞内加安排其与尼禄相见。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最后还是传到小阿格里皮娜耳中。小阿格里皮娜得知尼禄与这名女奴隶之间的关系后，震怒异常，破口大骂。实际上，让小阿格里皮娜恼火的并非尼禄已娶了屋大维娅却又与别的女人勾三搭四，而是他居然自降身份和一个女奴隶纠缠。所以小阿格里皮娜的语气中充满了恶毒的语言。然而，看不起儿子爱上的女人也就意味着根本没把儿子放在眼中，震怒中的小阿格里皮娜对此毫无意识。

　　尼禄对母亲小阿格里皮娜表达不满时，塞内加与近卫军团长官布鲁斯不但出谋划策，还积极从旁给予帮助。紧接着，尼禄的反抗行为，是解除了财务部门负责人帕拉斯的职务，他是克劳狄乌斯时代“解放奴隶三人帮”中的一员。尼禄曾经宣布要废除克劳狄乌斯时代的秘书官体制，那么将帕拉斯撤职可谓是名正言顺。纳鲁奇索斯和卡里斯杜斯二人都早已权势尽失，尼禄又怎么不会拔掉帕拉斯这颗眼中钉呢？

　　然而，小阿格里皮娜之所以有今天，帕拉斯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论是举荐小阿格里皮娜作为克劳狄乌斯的皇后人选，还是协助小阿格里皮娜实行拥立尼禄的计策，他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显而易见，小阿格里皮娜对于他被撤职有如断腕之痛。为了让帕拉斯甘心卸任，塞内加答应他两个条件：其弟继续担任犹太长官，保障帕拉斯下半生平安。塞内加认为小阿格里皮娜可能会阻止帕拉斯卸任，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瓦解小阿格里皮娜和帕拉斯的同盟关系。不得不从命的帕拉斯灰溜溜地离开了首都罗马，这也彻底激怒了小阿格里皮娜。

　　小阿格里皮娜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她一下子就冲到了儿子尼禄的房间，根本不管前面有什么人，也不管是否有人在倾听，就一股脑儿地发泄自己的怒气，像洪水一样根本无法停住。

　　你之所以有今天靠的是谁？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让你成为皇帝？如今你却对我不仁不义，真是枉为人子！难道靠着独臂（暗指失去左手的布鲁斯）与流放犯（暗指塞内加）这两个家伙，你就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够管得住这个国家？

　　小阿格里皮娜

　　因为我有尤里乌斯家族的血缘，你这个出身并不显赫的阿赫诺巴尔布斯家族的家伙才能成为皇帝！居然连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都不承认，我看连14岁的不列塔尼库斯都比你更合适，他也不是一个无知的小儿了！我要是带不列塔尼库斯到近卫军营地去，近卫军的士兵一定会顺从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比起你这个鸠占鹊巢的养子，身为克劳狄乌斯嫡子的不列塔尼库斯更有资格继承皇位。你这忘恩负义、不守孝道的家伙，必遭天谴！！！

　　小阿格里皮娜这番不经头脑思考的臭骂，足以让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兴奋不已。然而，尼禄在此之前只想尽量避免与母亲碰面，彼此相安无事，这番话却让他心生畏惧。像这样的母亲不是发牢骚抱怨几句就完事的，她既然说得出恐怕就真会那样干。正因为这样，这位身体欠佳、才能泛泛、性格平庸而又毫不起眼、可怜万分的不列塔尼库斯的命运已经注定。

　　虽然一直对塞内加与布鲁斯褒扬有加的史学家们断定，他们肯定没有参与刺杀不列塔尼库斯，然而，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帮凶。假设，小阿格里皮娜真的拥立不列塔尼库斯，与尼禄对立的话，依然信仰“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士兵们很可能会掀起哗变。况且皇帝年少又无子，那么能够强调自己有权继承皇位的就是竞争对手，而非后代。消灭竞争者的唯一办法就是除掉这个人。卡利古拉也曾下令杀害先皇提比略的嫡孙葛梅鲁斯。虽然奥古斯都收留了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的儿子，并把他扶养成人，然而，克娄巴特拉认为是恺撒唯一的亲生儿子小恺撒，也被奥古斯都除掉了。

　　并没有人以小恺撒之死为借口，去指责奥古斯都，也没有人因为葛梅鲁斯之死，去非难卡利古拉。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不列塔尼库斯死于宿疾——哮喘发作。当然，不列塔尼库斯之死疑点重重，然而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这种说辞。1600年之后，法国剧作家拉辛在17世纪以《不列塔尼库斯》为题创作的悲剧，就是这个事件的写照。

　　不列塔尼库斯之死对小阿格里皮娜的打击应该比任何人都强烈，她却又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主儿。对她而言，不列塔尼库斯之死的确感到了挫折，当然这并非出于其喜爱不列塔尼库斯这个继子，而是小阿格里皮娜担心失去权势而已。时年40岁的小阿格里皮娜对尼禄开始了报复行动。

　　首先，小阿格里皮娜策划积累一定的钱财。凭借她的血缘与地位，她通过遗产继承也积累了相当一笔财富。小阿格里皮娜将原本由经纪人代为管理的私有土地、投资悉数进行了置卖。

　　其次，小阿格里皮娜将筹措到的资金全部交给驻守莱茵河的日耳曼军团。当克劳狄乌斯还在位时，小阿格里皮娜就以今天的科隆是其出生地为由，将这座城市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接着迁入退役士兵，让这个城市变成殖民城市。小阿格里皮娜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她之所以投入重金，就是为了让这个以自己之名命名的城市名副其实地罗马化。然而，小阿格里皮娜真正的目的是要拉拢驻守莱茵河防线的士兵。只要能把7个军团共4.2万名士兵的这支精锐之师收为己用，没有人能够阻挡她的野心。虽然小阿格里皮娜远居深宫，却开始与驻守莱茵河的军团长官们暗度陈仓。

　　再次，小阿格里皮娜开始同自己的儿媳交好。屋大维娅得不到丈夫的欢心，其弟不列塔尼库斯又英年早逝，因此整天郁郁寡欢。小阿格里皮娜就安慰她，拉近和媳妇的关系。屋大维娅朴实无华，为人低调，罗马民众对她有着深深的同情与敬爱。相反，小阿格里皮娜在百姓中间风评不佳，如果她能和屋大维娅拉近距离，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她的不好评价。

　　尼禄不愧是有其母亲的风范，根本不会让小阿格里皮娜有任何得逞的机会。尼禄首先调开母亲身边的护卫，即让她从高高在上的“崇高的皇帝之母”变成一个普通人。接下来，尼禄又把她赶出皇宫。如此一来，小阿格里皮娜虽然住在帕拉蒂尼山上，但是她只能搬到外祖母安东尼娅生前的住所。与此同时，尼禄把小阿格里皮娜的名字从各类邀请名单中去掉，使得她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骤然减少。此外，对小阿格里皮娜痛恨万分的尼禄更是变本加厉，尽干一些曾经会招致母亲批评指责的事情。

　　尼禄的玩伴大多和他同龄，他呼朋引伴，整夜带着他们在罗马城里溜达闲逛。外出时，他们都会乔装打扮成普通人，让别人看不出来他们的身份。这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到了城里简直如鱼得水，胆大妄为。有一次因为他们闹腾得太过火，接到居民投诉的警察赶来调解，结果他们居然和一队警察当街动武。当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制伏了这群年轻人，队长猛然惊觉皇帝也在其中，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才被无罪释放。不过，据说次日一早出席元老院会议时，尼禄脸上挨揍的伤痕还依稀可见。

　　然而，在塞内加与布鲁斯看来，年轻人有发泄的必要，所以尼禄眼下淤青未消地出现在元老院他们也没有过问。尼禄年方17岁，正是爱玩的年纪。

　　儿子尼禄继位不到一年，小阿格里皮娜的影响力完全丧失了。为了削弱小阿格里皮娜的权力，正是在塞内加与布鲁斯的鼎力支持下，年方17岁的尼禄才能做得如此周密。

　　当然，小阿格里皮娜不会甘心认输，也没有就此罢休。小阿格里皮娜加紧了筹措资金的步伐，也继续与驻守莱茵河的士兵们密切联系。如今，小阿格里皮娜还是屋大维娅的头号保护者。此外，小阿格里皮娜开始撰写回忆录，记录过去的点点滴滴。据说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据此为考，虽然这部回忆录现在已经彻底散佚，但在历史上应该确实存在过。小阿格里皮娜在能够著书的罗马女性中算是一朵奇葩。然而，对于羽翼日益丰满的儿子而言，这样的母亲确实让人头疼。

　　统治之初

　　然而，正当这位少年皇帝四处展现其活力之际，攸关罗马帝国今后发展的重要决策，正在元老院激烈讨论着，并且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讨论的议题之一即是解放奴隶问题。元老院议员们已经对克劳狄乌斯时代“解放奴隶三人帮”的活跃极为不满，尼禄宣布废除秘书官体制并不能让他们感到完全称心，他们强烈要求大力管制解放奴隶的社会地位。具体而言，有议员提议，获得自由成为“解放奴隶”者一旦违法，应当让其恢复奴隶身份，并建议立法予以确定。

　　对于这样的提案，当然有议员持反对意见，反对派议员的理由如下：

　　如果仅仅从个别解放奴隶的例子来看，已经获得自由、甚至得到罗马公民权的解放奴隶之中，确实有人不配拥有这种待遇。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例子就立法限制所有奴隶，这与因噎废食有何不同，这种提案显然是不对的。解放奴隶在罗马社会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不争的事实，罗马社会中、下层的重要成员也有他们的一分子。自尤里乌斯·恺撒开始积极实行解放奴隶政策至今已过百年，这项政策几乎成为罗马的传统。派驻行省工作的事务幕僚，首都的下层公务官员，意大利本土地方政府的管理层、实际负责祭典的工作人员、消防军、警察等等都是解放奴隶。甚至今天跻身于元老院阶级或骑士阶级的议员，他们的祖先出身于解放奴隶的也不在少数。

　　按照罗马的传统，拥有罗马公民权有两种类型：拥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权”和没有选举权的“拉丁公民权”。同样，解放奴隶也分两种类型：一类是法律许可解放奴隶，他们获得自由后与原主人没有任何关系；另一类是私人许可解放奴隶，他们获得自由后依然留在主人家中。私人许可解放奴隶可以转化为法律许可奴隶。私人解放奴隶是否符合罗马公民身份的表现，是判断其能否转化的唯一标准。

　　因此，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判断“自由”（libertus）这一公益的利弊，应当遵循先例依据个案进行区别处理，而非制定法律一概而论。

　　这次会议尼禄也出席了，辩论的结果是大多数议员赞同后者的意见。容许失败者东山再起的国家，正是国家机能充分发挥的表现，罗马帝国拥有这种气度。

　　然而，元老院议员承认解放奴隶拥有人权，却并不承认奴隶的人权。自古以来，罗马就明文规定，如果奴隶弑主将实行连坐，同一屋檐下的奴隶都会被问罪，不仅仅是凶手一个人会被处以死刑，所有奴隶都会被处死。然而，由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用这条法律，所以通常情况下只有凶手被处死。

　　就在元老院讨论解放奴隶议题之际，负责首都罗马警卫的一位长官死在了家中奴隶的刀下。这位被杀害的谢肯图斯家中有400名奴隶。普通罗马公民游行，认为处死所有奴隶不符合时代精神。然而，元老院态度十分强硬，拒绝让步。如若法律不符合当下的时代，只要加以修改使用新法，旧法自然就遭到了摒弃。但是，这些属于上层阶级的议员家中拥有成百上千的奴隶，元老院出于这种担心拒绝修订法律。

　　虽说尼禄有地位与权力插手此事，然而他没有染指此事。塞内加也不愿推动法律修正。因为尼禄即位时宣布要“尊重元老院的权力”，他们要遵守当初的诺言。在罗马公民泪眼相送之下，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400名奴隶全部被处以极刑。稍稍值得欣慰的是，从那以后类似事件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不过，这是由于奴隶们再次深深体认到连坐的可怕，还是法律的适用范围变得灵活，抑或是皇帝开始干预，各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公元57年，也即这个案子发生之后的第二年，尼禄再次当选为两名执政官之一。这也是继公元55年之后，尼禄第二次成功当选。罗马传统的资格年龄是43岁，元老院选择10多岁的年轻人担任这一要职，充分表明元老院迫切希望尼禄当选。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而是希望借此限制皇帝的权力。执政官是罗马最高官职，让尼禄出任这一职务意味着把“第一公民”这种非正式的皇帝职位融入罗马的共和制体系中。

　　此前我已经提到，由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式元首制可谓是“精致的虚构”政体。用更为严密的话来解释，“皇帝”仅仅是罗马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或者说将士们效忠的对象，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他们不用宣誓效忠“皇帝”。议员如若担任军职，则有宣誓效忠“皇帝”的义务，然而如若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只是普通的议员的话，他则不用宣誓效忠“第一公民”或“皇帝”，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简称“SPQR”（元老院与罗马公民）可以看出，元老院与公民才是罗马权力的来源，而“第一公民”仅仅是罗马公民中的“第一个人”而已，并没有其他的含义。

　　话虽如此，可是“第一公民”为何可以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呢？这是因为“第一公民”拥有以下权力：

　　“最高司令官”——拥有强大的军事权力，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调动军团兵加上辅助兵共计30万人的庞大军队。

　　“护民官特权”——罗马共和制时代设立的护民官是为了保护平民的权利，然而《霍滕修斯法》又规定，只要公民大会通过的法案，哪怕是在元老院遭到否决，也同样可以上升为法律。由此可见，护民官拥有了可以执行与元老院不同意见的特殊权力。此外，议员通过的所有决策，哪怕是高票通过，护民官还可以行使否决权，让所有的法律变成一纸空文。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当今社会，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五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并非作为常任理事国才拥有权力，关键在于他们拥有否决权，即现代拉丁文中也用到的“VETO”。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形同虚设，也即否决权所向披靡。

　　“大祭司”——拥有罗马宗教界的最高地位，罗马帝国规定的祭祀日期，由他主持祭祀大典。

　　“国父”——是在受罗马公民们的委托之后，元老院授予的一项尊称。虽然提比略再三拒绝这一称号，在我看来，这种拒绝其实是得不偿失。因为，尤里乌斯·恺撒与奥古斯都欣然领受这个尊称，这一称谓是超越元老院阶级与普通民众等罗马社会各阶层的全体国民之“父”。每一位国民在公正而优秀的“父亲”带领之下，才能安心地各司其职，完成自己的义务。在罗马帝国，身处家族最高地位，就会拥有非常强大的“家父长权”（家长权），所以“国父”的言外之意就是国家中最大的家长。

　　因此，“最高司令官”、“护民官特权”、“大祭司”与“国父”都是共和制时代就存在的职位与尊称，这一切都是有法可依的。然而，依据罗马的法律，当所有“合法”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就变成“非法”的最高权力者。即使这样，罗马仍然用只表示公民“第一人”的“princeps”来称呼，显而易见，没有比这更具欺骗性的叫法了。把罗马帝国置于一人之下，是奥古斯都认为最现实的统治模式，因此，要达成这种设想唯有依靠“精致的虚构”。

　　元老院本身就是所谓的合法机构，对于其中的非法性自然是心知肚明，要让“第一公民”担任执政官，使其受到元老院的监督，是把不合法转化为合法的最好手段。

　　在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奥古斯都统治的40年里，他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兼任着执政官。而第二任皇帝提比略统治了23年里，备受元老院非难，原因在于其出任执政官仅有3次。虽然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统治时间极短，但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4次担任执政官。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在位13年，兼任执政官总共有5年的时间。显而易见，罗马帝国几任皇帝都经历了“精致的虚构”台面下的交锋，对此深有感触。而新任皇帝仅仅是一位10多岁的少年，按照元老院的盘算，让其担任执政官易如反掌。身为议员的塞内加对个中原委自然是心知肚明。

　　在你来我往的“攻防战”之中，为了让形势对自己有利，双方都是花招频出，彼此试探。公元58年，元老院通过决议，让年满20岁的尼禄担任“终身执政官”。果不其然，尼禄不想被纳入体制之下，予以严词拒绝。至于尼禄拒绝是纯粹出于自己的思考，还是塞内加的怂恿，我们无从查考。在这件事情之后，尼禄此后一改以往向元老院倾斜的态度，对于元首制则是欣赏不已。

　　首先，尼禄考虑到普通公民阶级历来与元老院阶级对立这一点，以自己的名义赠与每个平民400塞斯特斯，作为拉拢民心的举措。

　　随后，恺撒时代开始的退役士兵的安置政策，被尼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允许安置地点改为意大利本土。此外，他还勇于打破陈规，从士兵们的愿望出发，并非以整个军团为出发点，让他们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这种安置政策，对于退役士兵们而言，也意味着可以重新回到故乡。当然，这样做的目的也有为了避免本土人口流失的现象，另一个目的在于期望退役士兵们在故乡获得土地之后，能够全心全意地拥护尼禄这位政策制定者。因此，这项措施还有另一层含义，以罗马人为主的军团兵，向行省进行殖民促进其罗马化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经济政策

　　罗马帝国的各种政策的调整，肯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变革。为了弥补“艾拉留姆”（Erarium，元老院行省税）出现的空缺，尼禄从“费斯库斯”（Fiscus，皇帝行省税）中拨出4000万塞斯特斯用以弥补。尼禄通过这种“融资”方式，成功地整合了原本一分为二的国库，当然，要完成这种合并，必须在另一个国库出现赤字时最有利于操作。

　　因此，这两种税收原本一致。不论是作为直接税的行省税，还是作为间接税的关税等其他税种，在皇帝行省与元老院行省都大同小异。为了避免与元老院形成对立关系，奥古斯都处心积虑地将税收分开，分别称之为“Fiscus”与“Erarium”。元老院中的议员们互相推选产生总督，负责元老院行省治理，而皇帝行省总督或其他官员则由皇帝亲自任命。行省既然分为元老院行省与皇帝行省，那么从行省征收到的税款自然是前者由元老院支配，后者由皇帝支配。奥古斯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瞒天过海，化解了元老院的不满，成功将罗马帝国的政治模式转化为“第一公民统治”。

　　正如《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所述，“皇帝行省”与“元老院行省”的差别在于是否有必要常驻军团。通常情况下派驻军团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抵御强敌帕提亚王国的叙利亚行省除外，大多数皇帝行省都位于罗马帝国的边关地区，十分落后。然而，反观元老院行省，大多是经济发达的城市与地区，罗马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当奥古斯都开始施行这套税制之际，皇帝行省经常是入不敷出，也经常使用“Erarium”来填补“Fiscus”不足造成的皇帝行省税的亏空。

　　这种经济差距随着政局稳定以及基础建设的不断推进日益拉近。直至奥古斯都一个世纪之后的尼禄时代，皇帝行省的经济实力已经发展到与元老院行省不分伯仲的程度。实际上还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尼禄命令元老院行省总督尽量压缩开支，这当然不是元老院行省经济下降的缘故，而是因为皇帝行省经济增长较快。流动性强的狩猎民族在经济上要劣于流动性弱的农耕民族，由于不用担心敌人入侵，皇帝行省的农耕民族安心劳作，税收也随着生产的增加而水涨船高。

　　显而易见，所谓的统一国库，尼禄无非是把“Erarium”纳入“Fiscus”内，这种改革加强了皇帝的权力，因为就连税收也由皇帝控制了。

　　谈到尼禄时代的经济政策，其在位14年间推动了三大改革：第一项改革正是前文所述的统一国库；第二项是提出全面废除间接税的议案；第三项是进行货币改革。其实第三大改革说是修订更为贴切，我想在实施这项改革的公元64年再加以叙述，大家更容易理解，因而在此暂且略去不表。我们先来看尼禄于统一国库次年提出的全面废除间接税的事例。

　　在此，我们先谈这些改革的结局的话，即使是尼禄在罗马社会怨声载道下选择自杀之后，第一项与第三项改革依然继续实行；只有第二项改革，甫一提出就遭到元老院的激烈反对，核心内容几乎被全数剔除之后才勉强过关。正因为如此，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端倪，在全面废除间接税等相关议题上，尼禄与元老院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必要讨论第二项改革。

　　公元58年，虽然时年20岁的尼禄继续担任执政官，他却拒绝了元老院授予的终身执政官头衔。虽然元老院的400位议员每一位都比他年长，然而作为议长，尼禄还是宣布召开元老院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尼禄提出了全面废除间接税的提案。

　　正如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表格，罗马帝国的罗马公民和行省人民都有缴纳间接税的义务。在这一类税收中，以宝石、丝绸和香料为主的奢侈品，从东方地区进口会征收25%的关税，此外，还有5%的一般关税与1%的营业税。奥古斯都制定这种税制之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可以享受减税政策，部分皇帝行省甚至可以享受1.5%或2%的优惠关税，然而，当时罗马帝国本土及其他地区的关税高达5%。

　　元老院对于尼禄统一国库的提案几乎没有任何异议，由此可以判断皇帝行省与元老院行省之间的税收在尼禄时代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当然，这也可以视为皇帝行省经济实力提升的标志之一，更进一步而言，皇帝行省的优惠关税政策大概也取消了。虽然缺乏证明优惠关税取消的历史文献，然而就在尼禄提议全面废止关税之际，议员们的发言中除了“二十分之一税”之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税收的字眼。随着皇帝行省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可以判断关税应当统一为5%，当然东方进口的奢侈品另当别论。

　　奥古斯都实行的税制改革

　　而废除这5%的关税，正是尼禄提案的核心内容，他的理由是废除关税会进一步促进贸易，进而提高经济实力，最终使得占据大头行省税的“什一税”增加。

　　对于尼禄的提案，议员们当然不赞同这种荒唐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罗马公民根本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如若废除关税，他们更不用缴纳关税，从而引发了帝国财政危机。在议员们认为，废除关税可能增加行省的税收目前只是推测而已，是否行之有效不得而知。更何况废除关税期间替代关税的钱从哪里来？恐怕只有通过提高行省税率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很可能演变成影响帝国统治上的危机，进而危及帝国的治理与发展。

　　在当时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如今有部分研究者经过计算，如果废除关税，会导致罗马帝国国库约1亿塞斯特斯的损失，约占总收入的十五分之一。这种乐观的推测是否符合事实另当别论，如何先想办法把废除关税带来的空缺填补上，才是当时元老院更为关注的焦点。然而，尼禄似乎是个积极经济论者，他根本就不担心这种缺口。

　　尼禄亲自提议废除关税，并希望元老院予以通过将之上升为法律。可是，如果直接投票表决的话，肯定会被元老院挡下来，这样一来身为皇帝的尼禄也肯定会颜面尽失。于是，有议员提出修正案，内容是废除事关“粮食安全”的必需品小麦的“二十分之一税”，万般无奈之下，尼禄也只好接受。

　　议员们亲自否定了尼禄关于废除关税的提案，虽然表面上是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然而内心深处，他们其实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20岁的年轻人。因为不久前尼禄曾对议员们乱下指令，使得议员们怨声载道。

　　罗马是全国唯一拥有大型角斗场的地方，卡利古拉皇帝专程命人从埃及运来25米高的方尖碑，仿照罗马样式兴建了一座私人角斗场，这座角斗场位于台伯河西岸的梵谛卡努斯（Vaticanus，今梵蒂冈Vatican）。尼禄下令加以改装，并开放为公民们的娱乐场所。

　　正是在卡利古拉兴建的这个角斗场，尼禄举办了一场类似今天田径比赛的体育竞赛。此外，他还命令罗马上流社会的元老院阶级与骑士阶级的男人到场中进行比赛，然后邀请普通罗马公民入场观看。

　　这些议员如果穿着托加的话，即使膀大腰圆也不会太过突出，有时甚至象征着崇高的社会地位，让人觉得稳重可靠。他们沐浴或按摩放松时肯定会脱掉衣衫，然而只有服侍他们的仆从奴隶看到他们的赤裸上身。尼禄命令他们在角斗场上裸露上半身，接受观众席上普通民众眼光的打量评判，根本就是一件让人羞辱的事情。这还不算完，这些议员在青年时期就早已荒废了运动，然而尼禄居然要求他们跑步与跳跃。与希腊人不同，在罗马人看来，体育只是青少年用来锻炼身体的手段，绝非这些心怀国家社稷的议员们该做的事，这根本与他们的身份不符。然而，议员们虽心怀不满，也只得依从了皇帝的命令。

　　不用说，罗马公民们肯定兴高采烈地来看热闹。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让国会议员、高级幕僚或者财经界的大佬们赤裸上身参加田径比赛，各大媒体肯定会连篇累牍大肆报导。甚至连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也会不惜掏腰包去看热闹。说不定罗马公民们还会拍手称赞小尼禄真有能耐。这不是明摆着揭人短处吗，议员们不喜欢这飞扬跋扈的年轻人也就不足为怪。然而，与此同时，一位只有成熟男人才能完成的丰功伟业，正在远离罗马帝国千里之遥的东方前线上演。

　　亚美尼亚战线

　　赶走篡位的帕提亚王之弟，让亚美尼亚王国重回罗马帝国的掌控之下，科尔布罗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了亚美尼亚前线。然而，令他失望的是，望眼欲穿也未能等到从罗马传来改变战略的任何消息。罗马军队同帕提亚对峙的指挥系统依然没有统一，直到与帕提亚王谈判休战，他与叙利亚总督夸德拉图斯还是维持着互不隶属的状态，抵抗帕提亚的兵力也是两人各自领军。虽然夸德拉图斯碍于尼禄的命令不得已分给科尔布罗2个军团，再加上从驻守多瑙河中游的米西亚抽调的1个军团，共1.8万名士兵构成了科尔布罗的主要战斗力量。此外，虽然米西亚军团还有6000名辅助兵，加上同盟国的援助以及行省人民的志愿兵加入，这部分兵力不超过1万人。把上述兵力相加也仅仅有3.4万人上下。加之叙利亚行省派来的2个军团根本无法上战场，所以，在科尔布罗看来，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前线的兵力根本就不是帕提亚的对手。

　　帕提亚王国可以算做罗马帝国唯一的假想敌，虽然叙利亚行省是与之对峙的前沿阵地，经济十分发达，但仍然属于由皇帝直接管辖的“皇帝行省”。长期驻守叙利亚的4个军团，是罗马帝国在东方地区唯一的军事存在，更肩负着保卫帝国东方安全与稳定的重任。

　　驻守在莱茵河、多瑙河及不列颠，或北非沙漠的罗马军团同样以护卫帝国边界为首要任务，然而，他们所面临的敌人中除了部族酋长之外，普通居民都还是身穿兽皮的野蛮人。由于这些防线地处边境，驻守在这些地区的生活十分艰苦。此外，同文明国家的军队相比，蛮族的动向更加捉摸不透，所以这些地区的防御军队精神始终处在高度紧张之中。

　　然而，叙利亚的情况与上述边境地区不同。当时罗马帝国有三大都市，分别是号称世界之都的罗马、埃及的亚历山大与叙利亚的安条克。亚历山大是托勒密王朝的首都，安条克也是塞琉古王朝的首都。此外，叙利亚“边境”的特色，是当地居民一直与国界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居民有着非常频繁的贸易往来，从而使得叙利亚十分繁荣。尽管两国敌对，但这并不会妨害到普通人之间的交流，他们只是生意伙伴，只有对方入侵之时才会暂时变成“敌手”。此外，4个罗马军团的驻地就设在繁华的安条克这个商业气氛浓郁的城市。由于叙利亚的“和平”氛围十分浓厚，前后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当地的罗马军团都不想打仗，居然出现了部分士兵与本地人合伙经商的例子。

　　叙利亚总督夸德拉图斯虽然长年担任叙利亚总督，但已经步入了老年。而时年50多岁的科尔布罗正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刚刚抵达边境就无法忍受当地的环境。科尔布罗的原驻防地位于莱茵河防线中部，属于地理与气候都十分糟糕的低地日耳曼，那里不仅要警惕从莱茵河中游到河口地区的陆地敌人，还要提防对手渡海而来。然而，科尔布罗刚一上任，就感觉到了东西方虽然有着质的差别，在艰苦环境方面却是难分伯仲。小亚细亚到亚美尼亚之间是绵延的陡峭山脉，从叙利亚往东到幼发拉底河之间是如同大海般一望无际的沙漠，它们都摆在了科尔布罗眼前。

　　科尔布罗出身南法行省，但他的作风极似古罗马时代的将军。由于驻守安条克的两个罗马军团士兵早已过惯了大城市生活，科尔布罗到达叙利亚之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禁止士兵们在屋檐下睡觉。这样一来，士兵们不得不从军营中搬到帐篷内居住。与此同时，他以身体条件为由，命令不适合军务的士兵与即将退役的士兵免除差役，把他们调整到类似今天的后勤岗位。按规定，罗马军团兵役年龄是17至45岁，即使是老兵年龄上限也不会超过45岁。然而，此项规定并不适用于百人队队长以上的指挥官，而只适用于普通的士兵。

　　经过一番工作之后，科尔布罗终于完成了这两个军团士兵的选拔。加之，一个驻守多瑙河防御前线的军团也从米西亚行省移师过来。与此同时，罗马盟国派出的援助部队也抵达了叙利亚。自古以来，罗马就有与盟国协同作战的传统，其主力是称为军团兵的重装步兵，所以同盟国派来的参战兵力只是骑兵、弓箭手等一类轻装步兵。由于科尔布罗将不适合作战的士兵调换之后，出现了人员空缺，有传闻科尔布罗选用了卡帕多西亚与加拉太的农民来填补空缺。总而言之，士兵人数要远远少于皇帝拨给他的3.4万人。科尔布罗在低地日耳曼军团时曾经指挥了4个军团加上辅助兵近5万人的兵力。然而，也不知道罗马帝国的指挥系统出了什么问题，科尔布罗在抵御强国帕提亚的前线时，手中的兵力居然比与日耳曼人作战时还少。如若是恺撒，他肯定会自己筹款招募新兵，整编队伍，及早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然而今非昔比，当下的时局已不允许这种共和制时代的模式。眼下，皇帝与手下的军团长们等级早已固定了下来，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扩充兵力。所以，除了有效地利用手中的兵力之外，科尔布罗别无他法。

　　亚美尼亚及其周边

　　公元57年，尼禄与元老院之间的“攻防战”逐渐向有利于战局的形势迈进了一步。就在公元57至58年的这个冬季，科尔布罗率军来到险峻的山区进行严苛的军事训练。当然，不是所有地形和气候恶劣之所都可以作为训练场地，科尔布罗选择在小亚细亚东边与亚美尼亚接壤的边境山区进行训练。这种选择除了可以向亚美尼亚人进行军事恐吓之外，还能让训练有素的士兵随时攻入亚美尼亚，可谓一举两得。

　　科尔布罗选择的训练营地位于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原上，搭建帐篷必须先凿开冻结在地表的冰块。然而，寒冷的天气使士兵接二连三地被冻伤，甚至有人在夜间巡逻时被冻死。罗马军装的特点在于手脚暴露在外面，士兵们就穿着这种军装在凛冽刺骨的冰雪寒风中进行训练，而科尔布罗本人也穿着这种军装四处巡视士兵。许多罗马士兵不堪忍受这种严苛的环境，当了逃兵，原本经过筛选的队伍再次缩减。

　　虽然科尔布罗身材魁梧、沉默寡言，但他并不是一个粗鲁蛮横的将军。然而，只要士兵们一见到科尔布罗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扬，他周围的氛围瞬间有如凝固了一般。虽然迟到两次在其他军团算不上什么，然而科尔布罗规定迟到一次就要进行严厉的处罚。对于弃旗逃跑的士兵则就地正法。如此严酷的训练之下，逃兵现象时有发生，其他军团对归队的逃兵不计前嫌，然而，科尔布罗军团的逃兵即使回来也难逃一死。正是在这种近乎疯狂的训练之下，在次年初春，这些原本在安条克堕落不堪的罗马士兵精神焕发，摇身一变成为帝国最精锐的部队。

　　罗马的军装

　　早在公元54年底科尔布罗就被派往东方。公元58年5月，此时可以说是他蛰伏3年多等来的天赐良机。科尔布罗命令士兵们拔营，挥师进入亚美尼亚境内，然而他并非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将军。

　　与刚刚登基的帕提亚王谈判停战，叙利亚行省总督夸德拉图斯派出的是一位下级军官负责谈判，而科尔布罗却派出一位高级军官负责谈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尔布罗非常懂得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进而达成停战的目的。科尔布罗进入亚美尼亚时没有立刻发动进攻，他一马当先走在军队前列，在脑海里出现两种达成目的的方式——选择开战，或选择谈判。

　　虽然罗马帝国将亚美尼亚王国纳入统治之下，然而受地缘文明差异的影响，其国内始终存在着亲罗马派与亲帕提亚派，并进行着拉锯战。帕提亚王之弟继承亚美尼亚王位以来，亲帕提亚派的势力自然盖过亲罗马派。科尔布罗率军挺进亚美尼亚，无异于孤军深入。在科尔布罗看来，他手上不足3万人的兵力很可能遭遇帕提亚与亚美尼亚的联合夹击。所以在帕提亚军队出兵之前，科尔布罗希望能与亚美尼亚新王——帕提亚王之弟梯里达底进行谈判，尽快达到战略目的。

　　经过几次彼此试探的小规模战斗之后，科尔布罗派遣使节求见梯里达底，恳求直接会面。然而可惜的是，科尔布罗的期待终究落空。年轻的亚美尼亚王梯里达底虽然暂时接受了会谈的要求，可是关键时刻仍举棋不定。为了打破僵局，科尔布罗将事先写好的提议递交给梯里达底。为了减少军团长的束缚，罗马一直有将空白的委任书交给被派到前线负责战事的总司令的传统，然而科尔布罗的提议可谓胆大包天。

　　待在东方的3年里，科尔布罗丝毫没有荒废这段宝贵的时间，他一直打探帕提亚王夺回亚美尼亚皇位的真正缘由，最终找到了答案。

　　公元51年，沃洛吉斯继承帕提亚皇位，然而他并非先皇的嫡子。其弟梯里达底却是先皇后之子。梯里达底生性敦厚老实，把帕提亚皇位让给了沃洛吉斯。沃洛吉斯深受感动，觉得自己有责任替弟弟寻找一个新的落脚点，思来想去，只有亚美尼亚皇位最适合梯里达底。公元52年，也即沃洛吉斯继位后的第2年，帕提亚出兵亚美尼亚，此时罗马支持的国王仍然在位。时逢克劳狄乌斯任命的叙利亚总督及早作好了应战准备，帕提亚军队又遇到严冬的影响，所以撤军之后就没有任何动静。

　　帕提亚军队一旦察觉罗马军队的防御漏洞，通常不会轻易放过。而克劳狄乌斯驾崩与尼禄皇帝继位之初，正是天赐良机。公元54年，帕提亚军队再度举兵，并且成功占领了亚美尼亚，将体弱多病又饱受百姓诟病的国王赶出了亚美尼亚，并成功地让梯里达底当上了亚美尼亚王。

　　科尔布罗在弄清楚了个中原委之后，却发现手中无牌可出，因为罗马方面实在没有可以让他们凭借军事力量拥立为王的合适人选。再者，对于沃洛吉斯本人而言，也没有与罗马军队作战的计划，只是想保住梯里达底的亚美尼亚皇位而已。对于这一点，科尔布罗十分清楚。

　　那么，科尔布罗究竟向沃洛吉斯及其弟梯里达底提出了什么建议呢？下面是提议的主要内容：

　　科尔布罗将向罗马帝国皇帝禀告，请求尼禄承认梯里达底的亚美尼亚皇位，作为交换，梯里达底必须承认罗马帝国的霸权，把亚美尼亚的皇位视为罗马皇帝的封赏。

　　将皇位视为罗马的封赏收下，意味着承认罗马霸权，科尔布罗深知，在东方人的观念中这意味着臣服。科尔布罗还告诉沃洛吉斯，若是帕提亚愿意舍名求实，那么罗马帝国也存在舍实求名的可能性。

　　罗马帝国的亚美尼亚政策，如若从卢库鲁斯远征和庞培称霸开始算起，实际上已经持续了120余年的历史，然而这个提案可谓是颠覆性的大胆构想。在我看来，让一个深受罗马文化熏陶并且深爱罗马文化的王子一直待在亚美尼亚皇位上，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当地仔细观察之后，科尔布罗应该明白了这一点。

　　然而，现在看来我们会认为这项提议实在是有先见之明，可在当时并未变成现实。沃洛吉斯根本无法容忍自己的弟弟梯里达底成为罗马的附庸，作为帕提亚人，他有着非常强烈的自尊。再者，如若点头答应了，肯定会引起帕提亚国内的强烈反对，进而影响到他的皇位。科尔布罗在收到沃洛吉斯拒绝的答复之后，只能通过武力解决亚美尼亚问题了。

　　科尔布罗命令所有的士兵往东北方向开拔，目标直指亚美尼亚首都阿塔克萨塔。至此，上至军团长，下至士兵，目标都已经很清晰了。

　　攻占首都

　　阿塔克萨塔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也即原苏联最南边的一处地方，现在只是生活着很多亚美尼亚人的一个小村庄。令人难以想象，2000年前这里是亚美尼亚王国繁华的首都。

　　罗马军队并非长驱直入径直攻进阿塔克萨塔。科尔布罗在行军途中把部队化整为零，每个分队分别安排了进攻目标，即沿路上的各个城堡要塞。一路上军队采取地毯式进攻，逐个击破，最终兵临城下。把这绵延展开的军队连接起来，就像一个半圆缓慢推进，渐渐形成围攻阿塔克萨塔之势。很明显，这是为了更轻松地攻克阿塔克萨塔而作的战略部署。

　　实际上，亚美尼亚王梯里达底一开始就放弃抵抗，开战之前他就望风而逃，因此，科尔布罗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首都。同年年底，罗马军队占领亚美尼亚王国首都的消息传回国内，百姓们欢呼雀跃，高呼“皇帝”以称颂军队最高总司令尼禄。处于元首制时代的罗马，所有胜利的荣耀最终都由皇帝霸占。亚美尼亚又再次回到罗马的掌控之中，沉浸在喜悦中的尼禄、元老院以及普通民众都对此深信不疑。

　　虽然梯里达底确实逃之夭夭，然而对于这位前线指挥官科尔布罗而言，根本就容不得半点马虎。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的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面对变幻莫测的敌情，科尔布罗没有撤军，他决定继续战斗。科尔布罗苦于兵力有限，认为很难守住阿塔克萨塔，同时为了消耗敌军物资，让他们即使回城也无军需可用，科尔布罗下令坚壁清野，当然，他同时也考虑到保障城中居民的安全。公元58年到59年冬，罗马军队一直驻守在阿塔克萨塔。次年春，科尔布罗率军向亚美尼亚王国的第二首都提格兰诺凯尔德进发，在弃城之前，他们纵火烧毁了阿塔克萨塔。

　　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美尼亚第二首都提格兰诺凯尔德，遗址在如今的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西抵黑海，东达里海，南接底格里斯河，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古代王国。虽然从阿塔克萨塔到提克拉诺科塔，按直线距离计算少说也有400公里，加之军团长要确保如此长距离行军的军粮供应十分不易，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士兵们高涨的士气。如同攻克阿塔克萨塔一样，科尔布罗对提格兰诺凯尔德也是各个击破，地毯式包围。更何况第一首都阿塔克萨塔破城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这里，使得提格兰诺凯尔德的军民早已草木皆兵。

　　由于第二首都提格兰诺凯尔德的守军望风而逃，罗马军队同样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这座城市。攻下这两座城市，意味着罗马凭借军事力量肃清了帕提亚在亚美尼亚的势力，对于这样的战果，罗马会洋洋得意。在皇位继承上，尼禄决定沿用奥古斯都的亚美尼亚政策，让罗马遴选的王子继承皇位。当此大任的王子名为梯里达底，他与东方各王室都有血缘关系，血缘上没有问题。可是对亚美尼亚人而言，这位长于罗马的王子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在国内一没地盘二没人脉，换言之就是空降国王。为了让梯里达底坐稳这个皇位，尼禄命令科尔布罗留下1000名罗马军团兵、1000名辅助兵与500名骑兵作为护卫。

　　如果认为仅凭这些兵力就可以保护这位空降国王稳坐江山，那么这位22岁的皇帝尼禄对于军事实在是太过天真。现实果然如此，一年不到这项决策就漏洞百出，所幸夸德拉图斯病逝后科尔布罗接任叙利亚总督，这是尼禄唯一可圈可点之处。然而，与此同时，尼禄又愚蠢地把指挥系统一分为二。

　　至此，被称为“尼禄初期的五年”的统治可以看做这位暴君最初的德政阶段。人们普遍认为，尼禄的这五年德政是因为塞内加和布鲁斯从旁辅佐。有这种想法的代表人物是五贤帝之一的图拉真皇帝，没有人质疑这位明主之言，可是我深有疑虑。诸位看看当时所谓德政的真实情况：此时的罗马依然有很多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时代遗留的组织和人才，帝国因此得以正常运转。另外，国内政局稳定，几无大事，这算是尼禄之幸。至于安全防卫，最多不过亚美尼亚一处。更何况这个隐患原本可以尽早解决，只是由于尼禄决策失误才多花费了10年时间。如若这5年的确是塞内加和布鲁斯负责帝国政务，姑且不论以近卫军保护尼禄为首要任务的布鲁斯，我认为依靠塞内加的外交与军事才能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作为一位身兼哲学家的文人，塞内加缺乏军事与外交经验却担任辅政一职，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统治上的纰漏。当然，没有经验并不能作为被指责的口实。现代人亦然，各国总统或首相，都是从没有任职经验的人群中选举产生。塞内加的确是一流的哲学家、悲剧作家与讽刺作家，于政治却只属于二流角色。在此“二流”指的是只能勉强应付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会撰写并留下许多史实，他们属于文人，即传统上与权力无缘的人群。所以，他们在潜意识中会对同类惺惺相惜。尖酸刻薄的塔西佗也会对塞内加处处维护，确实发人深省。

　　我认为塞内加没有完全发挥“尼禄初期的五年”的影响力。尼禄与恩师塞内加的关系，正如尼禄极力摆脱母亲一样也是日渐疏远。换言之，尼禄即使是在“初期的五年”这一时期，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且可以依靠自己的意志进行决策。如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恩师塞内加肯定会对他施加影响，而“初期的五年”不可能就此终结。

　　弑母

　　每当遇到迫在眉睫的问题，尼禄就很容易产生走向极端的倾向。我觉得这也是尼禄还不够成熟的表现。

　　尼禄在即将满20岁之际，钟情上了一位名叫波比娅·萨宾娜的女人，虽然她并非出身于高贵的书香门第，但其祖父的确曾在多瑙河防线立下过汗马功劳，也是历史学家蒙森所言的“提比略门生”之一。有传闻波比娅虽算不上罗马第一，却也颇有姿色；略有聪慧但也并不出类拔萃。波比娅不像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那样野心勃勃，但也是一位颇为在乎自己魅力的女性。

　　波比娅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骑士阶级的富豪。当她育有两个孩子后却选择离婚，波比娅再婚的对象选择了另一位元老院议员的儿子。这位名叫奥托的年轻人也是尼禄的友人，而他再婚后的妻子正是尼禄想入非非之人。

　　当尼禄还是“皇太子”时，他迎娶了先皇克劳狄乌斯之女屋大维娅，他们的结合可以视为政治联姻。政治联姻并非是导致尼禄与屋大维娅这对夫妻关系淡漠的主要原因，而是因为屋大维娅呆板无趣、性格沉闷。尼禄的第一个恋人阿可特原本是个奴隶，她真心实意地爱着尼禄，却不懂得体贴人，尼禄很快就对阿可特感到厌腻了。此时，波比娅出现在尼禄的视线里，她楚楚动人又善解人意，身份也适合做尼禄的情人。

　　对于尼禄而言，将波比娅的丈夫这个障碍撇开易如反掌，他任命奥托出任卢西塔尼亚（今葡萄牙）行省总督。奥托经常陪尼禄整夜嬉戏，但是就任行省总督一职后，他的表现十分引人注目。在这个边境行省长达9年的任期内，奥托的治理堪称典范。尼禄死后出现了三个因争夺皇位而丧命的皇帝，而这位奥托正是其中之一。

　　波比娅· 萨宾娜

　　尼禄除去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但波比娅并没有点头同意成为他的情人，这倒不是因为她深爱奥托，而是屈居情人她心有不甘。而正是这个问题让年轻的尼禄走向了极端。

　　如果要立波比娅为皇后，唯一的办法是与屋大维娅离婚，然而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根本就不会同意。

　　当然，小阿格里皮娜所言也不无道理，因为先皇克劳狄乌斯收尼禄为养子，使他有资格登上皇位。与先皇之女屋大维娅结合，则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皇位。所以，小阿格里皮娜自然不同意尼禄的鲁莽行事。

　　然而，与她那令提比略难以忍受的母亲大阿格里皮娜一样，这位小阿格里皮娜一生最大的依仗也是身上流着奥古斯都的血。可惜她一直不曾醒悟，奥古斯都驾崩23年后出生的尼禄认为，做“皇帝”需要的是“实力”而非“血缘”。

　　面对态度强硬的母亲，起初尼禄束手无策，然而，不久竟想除之而后快。

　　解放奴隶阿尼克特斯成为尼禄选中的帮手。阿尼克特斯曾任米塞诺海军基地将领，此人颇有才能，可惜品行不佳。他曾是尼禄少年时的体育老师之一，和尼禄的关系一向亲密。但是，小阿格里皮娜没有提拔他，因而他对小阿格里皮娜一直心怀不满。

　　这次谋杀必须瞒过众人耳目，要让大家都觉得只是一个巧合。尼禄接受阿尼克特斯的建议，命人打造一艘船底开洞的船，以便船只出海后能迅速失事。于是，尼禄到处宣传他与小阿格里皮娜重归于好的信息。大体的内容是不管她的母亲多么啰唆，他还是会听从母亲的教诲。

　　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 （V. 马拉诺的素描）

　　他们很快选好3月20日为下手的日子，就在工匠的保护神——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希腊称雅典娜）的祭典日，恰逢工人们都休息，同时也是大家熟知的3月15日恺撒遇害的“弑父日”（Idus Martiae）的5天之后。就在这一天，尼禄在位于那不勒斯以西的米塞诺海角附近的巴科里别墅举办招待会，以庆祝女神密涅瓦的诞辰为由招待母亲小阿格里皮娜。

　　3月20日晚夜色十分美好，尼禄的重臣塞内加与布鲁斯等也出席宴会。在他们看来，22岁的年轻人殷切款待母亲的情景一定是久违的盛宴。从别墅极目远眺，就在这个3月份的大海，有如巨大的银盘中盛满了水一样，很少见到这么平静的海面。

　　宴会在半夜结束了，尼禄亲自送母亲小阿格里皮娜到码头搭船返回海边的别墅。当时的场景正如儿时儿子对母亲的依恋一样，尼禄热情拥抱将要登船的小阿格里皮娜，挥手作别。

　　不出预料，船沉了，然而预料之外的事让尼禄大失所望，小阿格里皮娜并没有溺死。

　　在卡利古拉时代，小阿格里皮娜曾被流放到文托特内岛，流放期间她早已练就了一身厉害的游泳本领。再者，船只是在波佐利湾沉没，这里以风平浪静著称，卡利古拉曾将船只连成一片，骑马从上面驰过都没有问题。加上事发当晚海面十分平静，静得仿佛一面剔透的镜子。小阿格里皮娜的泳姿在静谧星空的映衬下想必十分迷人。据说出海捕鱼的渔夫碰巧救起她时，她不慌不忙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命令渔夫将船只靠岸。

　　回到别墅后，小阿格里皮娜顿觉蹊跷，察觉此事绝非巧合，而是儿子故意设下的陷阱。然而，她故作冷静地写了一封信，让一名信得过的解放奴隶送呈皇帝尼禄。她在信中这样写道：“虽然船沉了，但万幸的是我只是肩膀受了点皮肉伤，不用担心。”

　　尼禄正在焦躁地等待母亲的死讯，夜不能寐。突然接到这封信之后，顷刻之间方寸大乱。塞内加与布鲁斯被紧急召至尼禄处，尼禄向他们哭诉坦白了一切，并央求解决之策。面对如此棘手的事情，塞内加与布鲁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但他们三人都十分清楚小阿格里皮娜肯定知道了内情，按照阿格里皮娜的性格，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样一来他们也会跟着遭殃。塞内加提议，授意近卫军出手要省事得多。布鲁斯反对，理由是近卫军士兵不可能举剑击杀日耳曼尼库斯之女，他们只好放弃这个打算。最后，他们决定让阿尼克特斯再次下手去弥补他的过失。此时，夜如白昼。

　　阿尼克特斯首先把小阿格里皮娜的解放奴隶带到仆人面前，诬陷这名奴隶奉小阿格里皮娜之命谋杀皇帝，并在他张口反驳之前迅速杀人灭口。事有凑巧，这位解放奴隶正好身佩短剑，这柄短剑自然成为了生事的把柄。

　　随后，阿尼克特斯率领部下直奔小阿格里皮娜的别墅。刚一到达就把这栋住宅围得水泄不通，并冲了进去，把所有仆人都赶了出去。卧床休息的小阿格里皮娜看见这些来势汹汹的歹徒们仍故作镇定。她还一本正经地躺在床上平静地说道，如果儿子命他们前来探望，就转告她已无大碍。

　　当阿尼克特斯与部下将小阿格里皮娜的床团团围住时，她这才突然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她只指着自己的腹部说道：“你们要杀我的话就刺向这曾经孕育尼禄之处。”然而话音未落，她就被利剑刺得体无完肤，包括她的腹部。

　　罗马帝国上流社会的别墅从波佐利、拜亚、巴科里一直绵延至米塞诺海角的海岸线上，随处可见。为了掩人耳目，入夜后小阿格里皮娜的遗体被悄悄运出，草草火化之后就交由胆大的奴隶们挖坑掩埋了。这位贵为皇妹、皇后，最终成为皇太后的尊贵女性就葬于此，然而六亲不认的尼禄从未涉足此地。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塞内加才以叛国罪的罪名公开了处死小阿格里皮娜的消息。元老院议员与罗马公民们对小阿格里皮娜本来就没有好感，所以即使心里十分怀疑，但表面上仍然佯装确有此事。

　　然而，罗马人自古重视家庭，对他们而言，不管何种理由，弒母始终是有违伦常的大罪。对此，尼禄非常清楚，所以他极度担心议员们和普通民众会唾弃他，很长时间不敢返回首都。几番犹豫反复之后，尼禄还是决定回去。然而，令他十分吃惊的是，首都的罗马人纷纷欢迎他回来，根本没有流露出丝毫敌意，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另一方面，罗马公民们都对丧父的屋大维娅寄予深切同情，罗马也没有无后可以离异的传统，所以尼禄不敢急着和屋大维娅离婚、再娶波比娅。至于波比娅本人，她可能深信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皇后，所以大概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情人身份。因而，除去小阿格里皮娜这个障碍之后，他们持续了3年的情人关系。当然，这当中也许与塞内加提出的暂时不宜刺激民心的建言不无关系。然而，弑母的煎熬让尼禄比任何人都要痛苦。22岁的尼禄每晚都被亡灵骚扰而夜不能寐。

　　亡灵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第三者也能看见，典型代表就是哈姆雷特看见其父的灵魂；另一种只有当事人才能得见，比如布鲁图看见恺撒的亡灵。仆人们每次听到尼禄在睡梦中号叫的时候急忙赶过去，却什么也没见到，所以让他辗转难眠的应该是后者吧。在元老院会议上，尼禄指责母亲为了实现她统治帝国的野心不惜命令解放奴隶前来刺杀，议员们也做出一副深以为然的表情，可是尼禄无法说服自己，他始终不能坦然以对。对于此时的尼禄而言，比起与妻子离异同情人结合，重新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更加重要。

　　惊慌失措的人通常会收到很多忠告，人们告诫他回到出发点，弄清楚自己的目的，再重新出发。与当时的罗马知识分子一般，尼禄痴迷于希腊化。然而，尼禄以外的罗马人，甚至希腊文化造诣颇高的塞内加也不认为有必要引入希腊精神，并将之融入日常生活，当然他也很喜欢希腊文化。不过尼禄的倾向，就是偏好走极端。他固执地认为应该引进希腊文化，让它落地生根，从而使罗马变成文化之都。

　　今天，罗马历代帝王的头像都收藏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要分清头像的制作年代并不困难。因为以痴迷希腊化著称的哈德良（Hadrianus）皇帝就是最佳分界线，他之前的皇帝没有留胡须，在他之后的皇帝们都蓄有胡子，非常容易辨认。希腊人习惯蓄络腮胡，比如苏格拉底和伯里克利，罗马人没有这种习惯。罗马男性必须将脸上的胡子打理干净才算成年男子的样子。罗马人尊重希腊人在哲学、美术或文艺方面的才华，却看不起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把胡子刮个精光就是罗马人与希腊人划清界限的表现。

　　除了尼禄之外，哈德良之前的罗马皇帝都不留胡子。也许因为年轻，尼禄的胡子也十分少，最多只能盖住下巴而已。然而，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出尼禄效仿希腊人而付出的努力。从当时货币上尼禄的头像，我们可以知道刚即位时他并没有胡子。当他决意弑母时，他的头像下巴上有些许胡须，这与他对希腊化的喜爱溢于言表的时间大致重叠。

　　罗马奥运会

　　公元60年，这一年正是小阿格里皮娜离世后的一周年，尼禄正若无其事地筹备他的计划，并打算在首都罗马实施。

　　为了此项计划，尼禄筹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并将其命名为“Ludi quinquennali”（五年一届的竞技会），普通人称之为“尼禄节”，即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翻版而已。尼禄非常喜欢希腊，也很喜欢猎奇，所以为了区别于四年一届的希腊奥林匹亚运动会，他把罗马的竞技会规定为五年一届。

　　据记载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生在公元前776年，当时的竞技项目除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田径项目之外，还有拳击与摔跤等项目，但参加比赛的都是男性。古代奥运最后一天没有马拉松比赛，马拉松其实是近代的产物。但是当时也有重头戏，就是让观众为之疯狂的四匹马拉战车之间进行的竞赛。

　　普通比赛只要有健壮的身体就可以一决胜负，然而战车竞赛则不然，要参赛必须具备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所以，参赛者以有钱人居多，这也是观看率高的原因之一。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政治家阿西比亚德获胜，他像罗马的凯旋将军一样受到祖国人民的欢迎拥戴。在奥运会中获胜，为阿西比亚德往后的政治生涯增添了筹码。这充分表明，无论古今，奥运会的优胜者都被人们视为英雄。

　　提比略在罗得岛隐居期间也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大胜而归。尼禄的外祖父日耳曼尼库斯也曾经荣获过月桂冠。毫无疑问，这两位都是罗马上流社会人士，也都曾到希腊的奥林匹亚参加战车比赛。然而，提比略登基后根本没想过要把这项比赛搬到罗马。

　　可是，反观尼禄，他不仅精心策划还付诸了实施。在他的观念里，罗马帝国的男子必须效仿古希腊男子，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努力锻炼身体，然后在五年一届的比赛中向大家展现自己的身体。

　　除了体育竞技之外，尼禄还认为有必要在罗马举办兼具诗歌与音乐的比赛，让普通人也能参与其中并享受这一过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希腊文化。诗歌与音乐被视为希腊化的精髓，让普通民众接受它、习惯它，徜徉其中，罗马帝国才能转变为文化国家。尼禄本人喜好诗歌音乐远胜于政治军事，他也坚信自己于此道天赋异禀。爱好未必能够创造，和普通的业余爱好者一样，尼禄可能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事实上，倡导文化国家，积极学习外来文化，努力扩大文化交流，这些更适合业余爱好者。

　　民众们对这个比赛的称呼“尼禄节”真是名副其实。这个庆典使用了包括大角斗场、梵蒂冈角斗场、庞培剧场、马萨鲁斯剧场以及巴尔布斯剧场在内的所有公共设施，这样一来整个罗马城就变成一个巨大的会场，民众们可以免费进场观看比赛。参赛者都是业余选手，虽然不是专业人士，比赛却别有风味。当然，为了调动气氛，尼禄还组织了“皇帝团”拉拉队。就这样，庆典的目的完全达到，尼禄的这场“罗马奥运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圆满落幕。

　　然而，让罗马人理解竞技本身的美丽与乐趣绝非一朝一夕可成，这是项大工程。为此，尼禄兴建了“体育馆”（Gymnasium），可是只有青少年光顾，成年男子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尼禄想出一计，在体育馆旁边盖一座罗马式浴场以吸引民众。浴场里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人们可以沐浴、按摩、嬉戏、休息。这个浴场反响不错，但是依然没有成年男子去体育馆锻炼。因为在罗马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锻炼身体是成长的必经阶段，既然长大成人了，体育锻炼自然可以告一段落。

　　“尼禄节”原本完全可以成为同奥运会不相伯仲的罗马竞技比赛，然而由于尼禄自杀身亡，竞技只举办了两届就随着尼禄的离世一起被历史湮灭。体育馆也难逃被拆毁以作他用的命运，只有浴场得以保存至今。

　　有趣的是，尼禄对希腊美学倾倒不已，然而他的身材丑化速度也不遑多让。

　　尼禄17岁继承皇位，当时他圆圆的脸蛋透出几分稚拙可爱，可惜此后货币上的头像却愈发臃肿。他举办“尼禄节”时不过二十二三岁，本是风华正茂之年，但胖嘟嘟的脖子破坏了这份美感。或许很多罗马公民觉得尼禄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加强体育锻炼。

　　应该是体质导致尼禄年纪轻轻就过度肥胖。但是他非常喜欢重视肉体美的希腊精神，其痴迷程度远远超出他对无视肉体之美的政治。有时候我不禁会想，要在矛盾和挫折之中保持精神平衡，实在不容易。

　　肥胖的尼禄

　　公元61年，即举办“尼禄节”的次年，时隔数年帝国边境又起骚乱，不列颠人揭竿起义。另一个边境问题，依然是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两起骚乱发生在帝国东西两侧，对国内稳定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普通公民可以不考虑这些变动会有何影响，身为维护帝国安全最高负责人的尼禄却不能不闻不问，他必须尽心尽力，兢兢业业才不负“皇帝”之称。当然，具体应对措施是现场指挥官的问题，皇帝要负责考虑根本的解决之策。

　　从这两个问题的处理结果来看，在不列颠问题上24岁的皇帝表现得无可挑剔，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却不尽如人意。万幸这一失策没有给帝国带来根本性恶果，因为彻底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科尔布罗的助力也不可或缺。不过，事无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后来成为尼禄外交策略的一个成功典范。

　　不列颠问题

　　有一种军事行动可以来去自如，即入侵别国、烧杀掳掠、目无法纪、为所欲为，犯下滔天罪行后溜之大吉的强盗行径。然而，如果入侵的目的不仅仅是侵占领土，还要把当地居民与自己同化，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首先，若欲以武力称霸，为免夜长梦多，被侵略者反抗之心渐长，速战速决乃上策。所以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倾全军之力，尽快一决雌雄。投入大量军力，赶快分出胜负。若以微弱兵力徐徐图之，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马基雅弗利也认为，干坏事必须心狠手辣、不要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同理，侵略这种恶行也应该速战速决，之后妥善处理，这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双方都有利。当然，主张任何侵略都是罪行的理想主义我们不作讨论。直白地说，历史其实就是人类侵略史的串演，换言之，即人类恶行的大串联，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人性现实。至于如何把随之而来的伤害减至最低，这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

　　尤里乌斯·恺撒入侵高卢是罗马人最成功的一次“恶行”。在他看来，等待元老院裁决与虚度青春并无二致，他索性四处筹款，最后自己出资招募了10个军团，历时8年终于征服了高卢。当时，辅助兵部队制度未曾出现，所以10个军团只有6万人，再减去高卢战役中折损的士兵，兵力只有5万人左右。不过，这支队伍绝非浪得虚名，他们是历史上威名赫赫的名将——恺撒麾下的精锐之师。高卢战役耗时8年，随后又用1年进行战后处理。对高卢的处理，恺撒没有报复泄愤，也没有调整统治阶层与部族的等级差异，他赋予被征服者罗马公民权，同意部族自治。此外，恺撒没有强求高卢人移风易俗，也不强迫他们使用拉丁语，他甚至以保护高卢民族免受日耳曼民族的威胁为己任。至于行省税和关税，他体谅高卢开发程度不高，所以短期内的税率低于其他行省，希望可以借此改善高卢的经济状况。

　　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堪称典范，非是高卢民族不欲独立，而是归顺罗马之后，他们积极融入罗马世界，少有擦枪走火之事。历史学家蒙森写道，高卢人称呼自己是罗马人，而非高卢人。高卢得以迅速罗马化，得益于恺撒“干坏事一鼓作气、善后处理深思熟虑”。

　　然而，可能由于主张征服不列颠的克劳狄乌斯皇帝于军事上还是半瓶子水的缘故，导致罗马人处理不列颠的方式与高卢截然相反。

　　最初征讨不列颠的4个军团很快缩减成3个，再往后只有2个军团继续征服行动。虽然有辅助兵制度，辅助兵力与正规军相当，可是2个军团士兵1.2万名，两者相加不过2万人。况且，其中的精锐部队可能不足1万人，同恺撒的5万精锐可谓天差地别。称霸高卢历时8年，征服不列颠耗费18载依然遥遥无果，两者的差距不言而喻。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不在前线指挥官，而是因远居罗马的皇帝战略部署不当。

　　当时，军团长每隔两三年必须轮换，他们能做的就是一步步地扩张，让退役士兵迁入此地后建立殖民城市，城市之间以罗马式街道相连，新城与原自治城市一同构成治理行省的“核心”。这种罗马的传统做法，并无不妥，只是进展太过缓慢。

　　公元61年，不列颠发生的反罗马暴动，事发地点不是自由之地，而是已经和罗马建立友好关系的地方。所以，这次暴动反映了罗马统治不列颠，没有成功。

　　不列颠暴动的发起人是一名叫做波狄卡的女性，波狄卡原本是与罗马缔结友好关系的部族长的遗孀。其实，暴动并非由她发起，只是她的两个女儿不幸被罗马人玷污，所以大家推选她做领导者反抗罗马。

　　在高卢战役中，恺撒与被征服者的女性之间，虽然算不上强暴，但是他们确实发生过不正当关系。然而，被征服者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发生反罗马的暴动。当然，恺撒也没有遮遮掩掩，为了表示“补偿”，他授予这名女子的父亲罗马公民权（也许该女子的父亲原本就属于统治阶级），甚至把自己的家族名称尤里乌斯赋予这个家庭。在距离恺撒统治百年之后的尼禄时代，出现了一名叫做盖乌斯·尤里乌斯的日耳曼人部族长，此人声称自己是恺撒后人。可见，不管在何处播种，只要彼此心满意足自然相安无事。不列颠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关系，才会导致反罗马暴动的产生。

　　当然，这些只是台面上冠冕堂皇的说辞，事情的真正缘由是这样的：

　　首先，不列颠尚未完全被征服，可是对于手下败将的不列颠人，罗马人永远一副高高在上的征服者姿态，肯定会刺激不列颠人。其实，罗马人这般做派不难猜测，他们摸不准旧敌什么时候会找帮手来对付自己，实在难以把这种对手视为盟友，又怎么会和他们平等相处呢？征服的时间越长，各种问题就会逐渐显露。

　　其次，金钱问题。这不是由于10%的行省税过高，而是缴纳税款时必须另行贷款，然而，借贷的利率又高得十分离谱。意大利本土的法律规定借贷利率最高上限为20%，但是行省可以随意乱定比例。不巧的是，在落后地区不列颠的金融业者全是罗马人。

　　布鲁图在共和制时代末期，在行省放高利贷，利率高达48%，西塞罗对此愤慨不已，有书信为证；那么想必在逐渐成为罗马统治范围内的不列颠，这种高利贷也是猖狂无忌。因为不列颠没有完全被罗马掌控，所以在此地放贷也要承担一定风险。风险越高利率越高，这是经济上的逻辑。防止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是“战后处理”中极其重要的工作。然而，不论是克劳狄乌斯，还是尼禄，他们没有在前线指挥的经验，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传闻尼禄的辅佐官塞内加由于在不列颠投资高利贷，因而累积了巨额财富。皇帝的近臣尚且如此贪财，何况别人？所以要让他们控制经济的恶性扩张，无异于天方夜谭。

　　在不列颠放高利贷的人因为没人管控，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享受暴利的人都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金融业者。不列颠人不仅对金融业者不满，所有罗马人也成了他们愤怒的对象。他们认为罗马人只把不列颠人视为可以尽情压榨剥削的对象，如此，与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变成了一切灾难的源头，他们为此后悔不已。恰逢此时，担任不列颠行省总督的苏维托尼乌斯（此人并非《罗马皇帝传》的作者）率领驻守不列颠半数的罗马士兵，大肆驱逐死守摩纳岛（今安格尔西）的德鲁伊特教祭司与信徒，导致局面更加扑朔迷离。

　　移居至科尔切斯特的罗马退役官兵受到不列颠人的攻击，而罗马军队的屠城更刺激了暴动者的疯狂，他们甚至全歼了一个赶来支援的罗马军团。罗马军队的指挥官，面对不列颠行省的首都科尔切斯特彻底沦陷，外加一个军团全军覆灭这种惨败，根本无法继续保持淡定。军团长与皇帝财务官等人命令苏维托尼乌斯即刻回城增援，但是不及苏维托尼乌斯率军从安格尔西返回，这些暴动者已经穿过多佛尔海峡，直奔高卢逃窜而去。

　　由于军队元气大伤，导致了罗马的军事部署也出现了漏洞，已经无力抵挡暴动者的怒火。遇害的不只罗马人，与罗马人友好的不列颠人也不能幸免，老弱妇孺皆不例外。据说遇害者达7万人之多。这是因为不列颠人不会把俘虏当做奴隶贩卖，投降者一律格杀勿论。

　　总督苏维托尼乌斯可以运用的兵力只有1万人左右，可以说力量十分薄弱；并且高卢没有罗马驻军，所以只有等待救援一途：从莱茵河派出援兵，或者等待西班牙的罗马驻军赶来增援。然而在这紧要关头，敌人不可能给罗马军队任何喘息的时间。面对暴动者的强大攻势，别无他法的苏维托尼乌斯只能决定在平原上布阵，与暴动者正面对决。仍然带有野蛮气息的不列颠人对这种战术并不娴熟，而罗马军队却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这场战役的结果，正如历史学家塔西佗评论的“不愧为昔日将军后代”一样，罗马军队大获全胜。敌军几乎全军覆没，8万多具尸体铺满了整个战场，血流成河，己方几无折损。骚乱处理至此结束，接下来交给身处罗马的尼禄皇帝来收拾残局。

　　为了填补被歼灭的一个军团出现的军力不足，尼禄下令从负责防守莱茵河的军队中拨出2000名军团兵、8个大队辅助兵以及1000名骑兵开往不列颠，兵力总计约1.1万人。同时，他派解放奴隶波里克雷特斯前往不列颠视察。皇帝的特使原本是奴隶，这不免遭亲罗马派的不列颠人耻笑。然而，这位波里克雷特斯非常称职，根据他的报告，尼禄大刀阔斧地修改了不列颠的治理政策。

　　没有资料明确记载改革的详细内容，我们清楚的是，尼禄没有任何报复行动。他反而以此为契机，180度改变了征服者罗马人对被征服者不列颠人的态度。此外，尼禄把苏维托尼乌斯召回罗马，重新选派了佩特罗尼乌斯担任不列颠的新任总督。这个安排对苏维托尼乌斯并不公平，他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竭尽所能并大败敌军，然而要让不列颠人知道罗马改变对他们的统治方式，除了人事调动之外别无他法。

　　不出所料，不列颠人在此后400年间很少发生反抗罗马的暴动了。当然，罗马的称霸大业远远没有画上句号。不过，就今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而言，当时的不列颠人已经被纳入“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下。另一方面，从这个时期开始，作为德鲁伊特教象征的凯尔特文明被逐出不列颠，他们逃往爱尔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就在英国与爱尔兰的信仰分化为新教与天主教前夕，罗马世界与非罗马世界之间早已泾渭分明。

　　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

　　尼禄适当调整了不列颠的统治策略，然而，在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上很难发现他的高明之处。我想，可能是这两个问题的性质差异太大的缘故。不列颠问题是帝国内部问题，它是帝国对一个地区的统治失误。而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却不一样，它影响着整个帝国的安全防御。

　　也许我们该说这是预料之中的事：罗马支持的梯里达底这个空降国王对亚美尼亚的统治不足一年，足以证明这是个错误的人事安排。亚美尼亚是被帕提亚重新掌控，还是继续亲罗马，无论哪种结局都必将影响罗马帝国东方防御系统的功能发挥。况且，亚美尼亚问题处理是否得当，将会决定与帕提亚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针对这个问题，尼禄眼前有三种选择：

　　（一）罗马帝国若没有其他合适人选，除了依靠军事实力保住梯里达底的皇位之外，别无他法。

　　（二）亚美尼亚王国的两个首都已经被罗马占领，那么为绝后患，索性把问题不断的亚美尼亚王国纳为罗马的行省。

　　（三）要么对于叙利亚总督科尔布罗的计策予以采纳。也即认可帕提亚王之弟梯里达底出任亚美尼亚国王，但作为交换条件，梯里达底必须宣誓服从罗马皇帝。

　　如果选择（一），庸碌无为的梯里达底是否有能力统治亚美尼亚，这个问题让人忧心忡忡。

　　如果选择（二），把王国变成行省由罗马直接统治，要在亚美尼亚实现这个目的并不容易，不太现实。亚美尼亚王国是属于波斯文明圈的文明国家，把这个国家变成行省与仍然较为野蛮的色雷斯王国不能一概而论。将文明程度极高的国家纳为行省时，罗马会给予对方高度自治权，亚美尼亚原本与帕提亚亲近，如果给了它类似希腊或叙利亚等希腊裔城市的高度自治权，那么这个行省最终不过徒具虚名，罗马白费力气罢了。

　　尼禄也不敢采用方案（三），因为这会让首任皇帝奥古斯都定下的政策完全改变。其实他非常清楚，要维持与帕提亚的友好关系，方案（三）是最有效的途径。但是他担心元老院和普通民众强烈反对，理由是承认帕提亚王的弟弟成为亚美尼亚王，无异于当面打脸，让罗马颜面扫地，威信荡然无存。

　　面临选择时，以下几个条件帮助尼禄作出决定：

　　（A）自古以来，亚美尼亚的上流社会就分为亲帕提亚派与亲罗马派，如今两个首都尽由罗马掌控，亲罗马派必然得势，罗马方面大可借助他们的势力达成目的。

　　（B）首都是国家的核心，罗马占据着亚美尼亚的两个首都，在军事上非常有利。

　　（C）大部分民众希望把亚美尼亚变成罗马的行省，这意味着帝国的版图有所扩大。

　　最终，尼禄的选择是兼具（一）与（二）的策略：如果能保住梯里达底的皇位，他事休提，否则，就把亚美尼亚变成行省。然而，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与帕提亚的矛盾，刺激全面冲突的爆发。

　　科尔布罗得知这个决定后建议身在罗马的尼禄，必须安排一位只负责亚美尼亚战线的军团长。尼禄欣然采纳，他任命信仰军事至上的贝图斯为军团长，负责亚美尼亚前线的军事指挥。

　　公元62年，因尼禄的任命，甫上任的贝图斯获得3个军团，其中2个军团从莱茵河抽调，再加上辅助兵以及同盟国的参战兵，总人数超过3万。另外，科尔布罗也掌握3个军团，不过他只负责履行叙利亚行省总督的职责，即他负责全面防守幼发拉底河以西，提防帕提亚军向西进攻。科尔布罗致力于加强幼发拉底河西岸一带的要塞防御，如此，罗马在这一地区的防线可谓铜墙铁壁。这样看来，尼禄的战略是把军事力量分为两个拳头，从两边包抄夹击帕提亚，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

　　大家都认为帕提亚王会御驾亲征，可是能在皇位争夺中获胜的人不可能脑袋空空。既然罗马在这一带的防御固若金汤，帕提亚王肯定不会自投罗网，傻瓜一样故意用头去撞铜墙铁壁。他的大军自然会避开西边的罗马防线，转向贝图斯率军集结的西北部寻找突破。更何况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本意并非与罗马开战，他只是希望能确保弟弟梯里达底成为亚美尼亚王，因为弟弟把帕提亚的皇位让给了并不正统的自己，他想以此作为弥补。

　　连我这个军事方面的门外汉都能想到的情形，当时杰出的将军科尔布罗不可能没有预料到如此结果。也许科尔布罗明知结果，他刻意为之只是想试探贝图斯的深浅吧。毕竟没有亲身经历无法理解个中内情。

　　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几乎所有罗马人都深信贝图斯即将击溃帕提亚军队，让亚美尼亚真正成为罗马的领土，因为大家都乐意听到好消息。假如公元62年有民意调查，那么此时尼禄的支持率想必会非常可观。虽然这位年轻的皇帝偶尔会有奇怪的行径出人意料，然而于政事上他表现得可圈可点，不列颠问题妥善安排，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当机立断，这些都会让百姓觉得他足够担当统治帝国的重任。所以尼禄只要做好本职工作，认真履行帝国最高负责人的职责，即使偶有出格的言行，无非就是为民众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而已。

　　向首都罗马供水的水道并非出自同一个源头。罗马人通常将有泉水涌出的水池视为圣地，禁止游泳。当然，神圣的水池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用意是为了保证饮用水的纯洁干净。

　　可是尼禄偏偏就不信这个邪，跳进了其中一个神圣水池中游泳。然而，水池中的泉水温度比较低，所以尼禄当晚就发高烧，昏倒了。可是，几天之后他又奇迹般地康复过来，但是首都的居民们都不知该如何是好。尝到苦头后尼禄并没有再犯，而罗马民众们也没有表示不满，反而认为这是他朝气蓬勃的表现，更加拥戴他。

　　然而，高支持率经常与陷阱相伴相生，为了避免掉入陷阱就需要很强的自我克制能力，可是尼禄对此实在没有天分。不巧的是，尼禄就在此时失去了两名能够不计个人得失直言不讳的大臣。

　　塞内加下台

　　负责尼禄安全的近卫军长官布鲁斯因病离世，这也是尼禄失去左膀右臂之始。后世有种说法很盛行，说布鲁斯之死是尼禄授意所为，不过从他当时的症状来看，很可能死于咽喉癌。可是，塞内加也因布鲁斯之死心里面打起了退堂鼓。

　　同塞内加一样以文笔优美著称的历史学家塔西佗甚至这样写道：“布鲁斯之死决定了塞内加权力开始丧失。”

　　与塞内加相仿，塔西佗的文学造诣非常之高。虽然他们都身为元老院议员，然而塔西佗在仕途上的成就最多是行省的勤务工作，塞内加却是辅佐皇帝、担当国家要职，两人不可相提并论。塞内加身处罗马帝国权力核心，才深刻体会到知识分子在这个职位上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如果只是单纯的知识分子，他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区别仅仅在于没有实权。换言之，要让别人认同你所发挥的影响力，前提是有人愿意接受，就像没有了读者，作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作为一位哲学家与悲剧作家，塞内加从尼禄12岁时就开始陪伴这位年轻的帝王，前后14年。前6年他的身份是教师，后8年他的身份是尼禄的辅佐官。然而，塞内加并未在尼禄登基之后，一如既往地发挥他的影响力。图拉真皇帝所谓“尼禄初期的五年”的时代，我认为更早以前尼禄就开始自立了。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没有察觉儿子极度渴望自立，然而塞内加应该是早有所感。换言之，在“读者”尼禄的成长过程中，“作家”塞内加逐渐发现尼禄的目光不再专注于自己。

　　然而，此时被塔西佗称之为“塞内加的权力”依然不可小觑。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重责大任并不轻松，这份工作让贵族气质浓厚的提比略皇帝偶尔发牢骚抱怨几句，让克劳狄乌斯皇帝殚精竭虑。尼禄喜好音乐诗词远胜于政治军事，所以政治上的很多事情就由他人代劳，这个人就是塞内加。这一点可以从很多法案中得到证实，这些法案都以尼禄的名义提议，目的是获得元老院的支持。塞内加能够发挥这些“权力”，少不了尼禄的许可，当然也离不开布鲁斯的支持。

　　当然，不论塞内加多么富有涵养，他毕竟出身西班牙行省，没有罗马名门贵族必备的世代相传的“被保护人”（clientes）。其实这些“被保护人”就是类似后援会的组织。这匹荒野上的孤狼能够纵声长啸，完全是由于布鲁斯时刻以锐利的目光警惕四周，毕竟他掌握驻守在意大利本土唯一的军事力量，即1万名近卫军。

　　世间不论哪种权力，拥有者总会受到无权者的强烈批评，并且露出破绽时遇到的攻击更猛烈。尼禄已经逐渐脱离塞内加的影响范围，元老院肯定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布鲁斯在世时塞内加已经开始受到攻击。在不列颠放高利贷的不只塞内加，但是似乎是杀鸡儆猴，他被特意提出来批评，仿佛他是不列颠发生骚乱的罪魁祸首。偏偏就在此时，布鲁斯撒手人寰，对塞内加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塞内加醒悟过来，他脚下的基石开始松动了，如果继续跟随尼禄，上演荒野孤狼走投无路的悲剧实在有违塞内加的本性。所以他选择退隐，回归平凡，重新执笔。此时的塞内加已经年近古稀，垂垂老矣。

　　还有现代学者持这样的观点，塞内加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无法忍受尼禄的暴政，于是以布鲁斯之死为借口，远离仕途。然而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不仅在“知识”的道路上求索，更会在“知识”的道路上一较高下。既然要分出胜负，一旦明白自己没有胜算，自动退出也是理所当然。

　　更何况，到此时此刻，尼禄在统治上虽然发生过因为对军事无知造成的失策，或是一意孤行举办罗马奥运会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暴政。元老院议员们没有谋划任何阴谋，民众们也没有不满，甚至边境上的驻守军团都没有任何骚动。真实的塞内加远比现代知识分子想象中的他更加坚韧，可是他竟然选择退隐，我深信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明白自己脚下的地基已经不稳了。

　　这场恩师与学生话别的场景在塔西佗所著的《编年史》中有所记载。我们简短描述的话，就是塞内加对尼禄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希望回归田园；尼禄则感念恩师劳苦功高，恭祝恩师颐养天年。我们不知道这段对话的真伪，即使真有其事，也只是一场师生情深意重的表演而已。塞内加当然希望在公共场合向尼禄说清退隐的缘由，尼禄也须对这段经年情谊表明态度和立场。66岁的恩师与25岁的学生，就这样平静地分道扬镳了。

　　但是，尼禄的自我控制力不强，此后再没有人能够直言不讳地进谏了。与此同时，尼禄迅速处理了不列颠问题，又决定使用武力积极介入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这为他赢得了民众的大力赞扬。

　　由于布鲁斯已死，塞内加归隐，没有人会阻止尼禄的任何决定。不久，尼禄与屋大维娅离婚，随即迎娶情人波比娅。尼禄对离婚的屋大维娅处以流放之刑，进而命人在流放之地将她杀害。据说因为尼禄害怕民众们太过同情屋大维娅，不满他休妻另娶，进而以抗议示威来支持屋大维娅，所以痛下杀手。无论如何，继弑母之后，杀妻又为尼禄添上了暴虐的一笔。

　　尼禄无端杀害无辜妻子一事，并没有因为其背上污名而画上句号。身为皇帝，尼禄的权威和权力有效发挥需要前提，就是成为先帝克劳狄乌斯的养子并与其女屋大维娅结婚、生育儿女，这样才是合法的。然而尼禄与屋大维娅没有后代就离婚，意味着他失去了合法性，正因如此，才招致小阿格里皮娜强烈的反对。再者，就奥古斯都定下的“血缘”继承制度而言，小阿格里皮娜的反对并没有错。小阿格里皮娜可以证明他身上流着奥古斯都的血，可是尼禄已经把她杀了。尼禄这个皇位的正当性越来越不堪一击。波比娅成为皇后之后没有被百姓接纳，她不像阿格里皮娜一样野心勃勃，却处处讲究排场，追求奢华。但是，人们在一帆风顺的时候都不会察觉不幸，只要稍有不顺，它就会变成导火线，焚烧一切。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和心爱的女人成婚，春风得意的尼禄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此时正如履薄冰。

　　已经步入25岁的尼禄愈发专横跋扈，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可以凭借“实力”而无须“血缘”这个靠山。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也意味着元老院、公民与军队将以更严苛的标准重新审视皇帝的能力。

　　罗马军队的投降

　　在尼禄的命令之下，前往东方上任的贝图斯把手中所有的军队都投入到了亚美尼亚。可惜的是，贝图斯却大意地将军队分为两个部分，导致攻击力分散，此外对军粮的补给路线也根本就是疏忽大意。尽管如此，罗马军队的进攻还算顺利，从当年年底贝图斯送回罗马的书信来看，罗马军队仿佛已经征服了整个亚美尼亚。对此，尼禄龙心大悦，下令兴建纪念碑庆祝胜利。

　　然而，就在贝图斯的报告传递到地中海以西时，异变陡生。贝图斯的罗马军队突然遭到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率军突袭，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此时，由于兵力分为两个部分，当时贝图斯手上不到2个军团。

　　与公元55年一样，尼禄再一次重蹈覆辙，公元62年他又一次分散帝国东方的指挥系统，导致贝图斯与科尔布罗地位、权限相当，手中的兵力也在伯仲之间。如此一来，原本应该放在首位的战略部署毫无意义。更为糟糕的是，贝图斯完全没有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运用手下的兵力，他又不经大脑地把不多的军队再度一分为二。罗马军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帕提亚王并非傻瓜，他肯定会抓住这个破绽猛烈进攻。果不其然，贝图斯的军队惨遭失败，又苦于军粮不足，他们只好悻悻地逃回冬营地。然而祸不单行，就连冬营地也被团团围住，帕提亚王还下令猛攻不止，束手无策的贝图斯只得命部下快马加鞭向科尔布罗紧急求援。

　　科尔布罗在得知贝图斯率军深陷敌围之后，遵循罗马的战略传统，将他的军队也一分为二。首先，他严令一半部队死守幼发拉底河的帝国防线，同时下令将船只连接形成浮桥。他还在东岸的帕提亚领土上兴建堡垒，保证一声令下士兵们可即刻攻入帕提亚。接着，他开始准备军粮，囤积起来的大量小麦由骆驼队负责运输。随着寒冬即将来临，加之此次远征条件艰苦，形势危险，他们必须尽快深入敌军腹地。罗马军队历来凭借称之为“军备补给站”的作战方式所向披靡，同出身意大利本土的贝图斯相比，行省出身的科尔布罗更加忠实地贯彻了这一作战传统。科尔布罗率军从叙利亚沿小亚细亚以东北上，直扑亚美尼亚。

　　对于科尔布罗的排兵布阵，古代历史学家们众口不一，有人认为科尔布罗故意拖延时间，使得援军迟迟不至。然而，塔西佗对科尔布罗的战法却是赞誉有加，在他的笔下，科尔布罗的首要目的是增援友军而非征服亚美尼亚，行进过程中他身先士卒，激励士气，日夜兼程。然而，贝图斯并不知道科尔布罗正率军对他驰援，可能是因为科尔布罗派出的信差落入敌手，信息无法传递。然而，四面楚歌的贝图斯没有抗拒到底，就在此时早早地缴械投降了。实际上科尔布罗三天后就赶来增援，如果贝图斯再坚持三天，结果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天不遂人愿，贝图斯向帕提亚王投降，沃洛吉斯欣然受之。

　　恐怕连沃洛吉斯也没有想到此行会取得如此大的战果。这次战役的规模远远称不上战争，然而却改写了帕提亚对罗马的连胜纪录。沃洛吉斯对投降的贝图斯军队几乎没有任何惩罚，这也说明了他胜利后的喜悦心情。或者可以这样说，沃洛吉斯根本没打算和罗马正面交锋。

　　由于沃洛吉斯看中了罗马军团引为骄傲的土木工程建设特长，他并未命令解除贝图斯的军队武装，而是命令他们在幼发拉底河上游迅速架设一座桥梁。此外，沃洛吉斯还提出了另一个苛刻的条件，要求罗马军队从亚美尼亚境内全面撤出。败军之将的贝图斯不得不全部答应下来。

　　随后，向西南撤退的贝图斯残部与北上的科尔布罗军团迎头相遇，幼发拉底河岸边成为他们会合的地点，具体而言，就在离罗马军团受命搭建桥梁不远处的下游。科尔布罗的士兵们眼见贝图斯的士兵们因屈辱而表情僵硬，纷纷上前给予他们拥抱，并报以同情，听他们诉苦。

　　军团长们与士兵们的热情截然相反，由于气氛尴尬，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会面。

　　科尔布罗原本打算以己方的武力优势为依仗，促使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签订和平协议，然而贝图斯的败北让一切功亏一篑，他不禁开口抱怨。贝图斯反驳，他说沃洛吉斯不可能长期滞留亚美尼亚，只要静待时机，到时全面反扑，亚美尼亚又会重回罗马的怀抱，所以局势并没有改变。

　　听了这样自我开脱的狡辩之后，科尔布罗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尼禄没有命令我进攻亚美尼亚，我的任务只是保卫叙利亚行省。因为你们陷入困境，我不能袖手旁观才率军到此。再者，这一带对敌军的主力骑兵非常有利，我的部队能够安然无恙地抵达这里已是幸运至极。”

　　贝图斯与科尔布罗的会面不欢而散，贝图斯率领残部退回卡帕多西亚，科尔布罗自然率军返回叙利亚。

　　科尔布罗前脚刚回到叙利亚行省首都安条克，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使节后脚就到了此地。这位使节传达了沃洛吉斯的要求：拆除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堡垒，同时摧毁桥梁。

　　面对沃洛吉斯咄咄逼人的要求，科尔布罗回复道，如若帕提亚全面撤离亚美尼亚，他们愿意满足帕提亚王的要求。

　　面对科尔布罗强硬的回复，沃洛吉斯也不得不让步。由于幼发拉底河以东是帕提亚的领土，在这块土地上保留罗马的军事堡垒与被用刀抵着喉咙无异，让帕提亚时刻提心吊胆，而科尔布罗手中的堡垒正是这把刀。身为叙利亚行省总督，科尔布罗只能进行防御，无权越过幼发拉底河发动攻击。当然，如果科尔布罗借口与帕提亚人发生了冲突等则另当别论，而沃洛吉斯也认为科尔布罗寻找时机进攻的可能性很大。实际上，科尔布罗在东方待了8年，这8年没有白待，对帕提亚王室的秘密他了如指掌。帕提亚王沃洛吉斯最大的短处在于他非嫡出，如果臣子谋逆，首当其冲的就是他自己。

　　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这种私底下“交换意见”开始频繁往来于帕提亚王沃洛吉斯与叙利亚行省总督科尔布罗之间。公元63年，帕提亚王派遣特使前往罗马觐见尼禄，随行的一队护卫中，科尔布罗安插了一位手下的百人队队长。

　　特使将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亲笔书信上呈罗马皇帝尼禄。古今内外，外交公文自始至终都在打官腔，很容易让人产生云里雾里之感，弄不清真实意图是什么。然而，如若仔细整理一下这封帕提亚王的书信，还是可以得出以下要点：

　　一、关于亚美尼亚的主权属于帕提亚王国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以往帕提亚与罗马交战总是取胜，也从旁证明了众神始终支持帕提亚王国。

　　二、细观最近的战局，我们俘虏了前来提格拉尼斯挑衅的贝图斯军队，本可以将之全数歼灭，却允许他们撤军。这展现了帕提亚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显示出帕提亚人的宽容大度。

　　三、我弟弟梯里达底是神明之官，而帕提亚的神明之官禁止跨海航行。关于他就任亚美尼亚王一事，如果要求他亲自到罗马接受罗马皇帝加冕，即使他本人同意也无法实现。

　　所以，沃洛吉斯的提议是，让梯里达底前往罗马军队的营地，以罗马士兵为证，在皇帝雕像前加冕亚美尼亚王冠。

　　不久前贝图斯送来的形势乐观的报告书，与尼禄眼见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尼禄立即召见与帕提亚王特使同行的科尔布罗手下的百人队队长，仔细询问。这位百人队队长如实回答了实情，罗马军队完全被赶出亚美尼亚，此外，帕提亚军队也已全面撤军。于是，尼禄立即召开了相当于今天的内阁会议的“第一公民辅佐机关”（Concilium）会议。

　　所谓的“第一公民辅佐机关”会议，也即奥古斯都开创的由“第一公民”皇帝、当年任职的2名执政官、法务官（相当于各个部的部长），以及元老院的20名议员代表共同列席的会议。尼禄在这次会议上如实报告了情况，并同与会成员共商对策。关于此事，最终形成两种意见：开战；或者从大局出发，为了和平委曲求全，咽下把亚美尼亚皇位拱手让人的屈辱。与会人员绝大多数同意“开战”，在他们看来，罗马只有战胜后谈和的传统，根本没有战败后谈和的先例。这位特使只好带着尼禄拒绝的答复回国复命。

　　如果罗马帝国再起战端，败军之将贝图斯根本难挑此大任。眼下可当重任的只有科尔布罗，然而科尔布罗却身兼叙利亚行省的总督，这一职位通常只负责日常行政与司法工作。于是，为了让科尔布罗能够专心解决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尼禄重新任命他人负责处理行政与司法工作。

　　元老院经过决议，授予科尔布罗东方“最高”绝对指挥权。虽然科尔布罗负责的地区只是东方，但是这份权力足以令他与皇帝平起平坐。这如同是拥有一份无须经过皇帝同意的空白委任状，科尔布罗使用外交手腕或军事行动来解决东方问题，都不受任何约束。提比略曾经把这项大权授予奉命前往东方的日耳曼尼库斯，科尔布罗继日耳曼尼库斯之后成为了第二位拥有如此大权的将军。东方地区的指挥系统终于得到了统一。

　　被召回意大利本土的贝图斯早作好了被追究责任的准备，然而没想到仅仅被尼禄挖苦了一顿，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尼禄这样讥讽道：

　　“听说你感到恐惧时容易瑟瑟发抖，所以我也不吓你了，在你担心被追究责任而装病之前，我已经决定原谅你了。”

　　由于指挥权的统一，科尔布罗可以调动4个军团、辅助兵和同盟国参战兵，共计5万人的兵力参战，但科尔布罗没有沾沾自喜，他没有丝毫懈怠。科尔布罗开始接触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至今已经8年，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挥师北上。此行的目标是亚美尼亚本土，这里距离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并不远，不过与之交手的却是帕提亚军队。对于这次行动，首都民众激动不已，元老院议员们静候佳音，尼禄比任何人都要期待。回顾罗马与帕提亚的战斗，无论是克拉苏还是安东尼都以失败收场，所以这一次是一雪前耻的天赐良机。科尔布罗从出任莱茵河防线的低地日耳曼军团长伊始，就以反应迅捷、当机立断的战术闻名天下，其他将领都公认科尔布罗是当时罗马军队中最勇猛的将军。帝国上下都对科尔布罗一定能大胜而归深信不疑。因此，只要科尔布罗击败帕提亚，就意味着罗马帝国将重新控制亚美尼亚。

　　然而，至于科尔布罗心里面在盘算什么，别说普通民众或者元老院议员，甚至连尼禄也毫不知情。虽然科尔布罗手握可以调动5万大军的指挥权，然而他并非一心一意只想打仗。

　　当时的罗马

　　就在东方战场科尔布罗挥师北上的同一年，罗马帝国本土的小意外却接踵而至。

　　首先，罗马帝国本土南部一个名为庞贝的中等城市发生了地震。庆幸的是，城市受灾程度并不严重，不需要国库出力，所以庞贝能够独自重建。然而，如有先见之明的话，此次地震或许是16年后维苏威火山爆发、摧毁庞贝及其周边地区的前兆吧。

　　接着，尼禄下令兴建的马尔斯广场旁的体育馆受到雷击，引发了大火。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这座体育馆无人问津的原因，我想天公不作美的时候，更是人迹罕至，所以这次火灾中无人伤亡。尼禄当即决定重建体育馆。对于把希腊锻炼习惯引进罗马，这次意外并没有给尼禄的热情泼上冷水。

　　同年，波比娅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尼禄也首次当上了爸爸。这个女婴出生不久就被大喜过望的父亲命名为奥古斯塔，意即神圣的存在与尊贵的皇后之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女婴出生不到3个月就夭折了，尼禄当时的悲痛我们不难想象。

　　为了讨好波比娅，尼禄不断搜集奇珍异宝送给她，不仅仅是满足她的虚荣心，也是为了赢得她的欢欣。女儿出生，尼禄也送给波比娅礼物，感谢她替自己生下第一个孩子。虽然女儿夭折，尼禄为了安慰妻子的丧女之痛，想出的名目实在是多如繁星。其实，波比娅·萨宾娜并非如史书所记载的那样恶名昭彰，她并未强求“皇后”的封号，也没有对事关重大的人事调动指手画脚。的确，虽然她很贪婪，可是也不足以影响国家财政，充其量就是效仿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泡个牛奶浴罢了。随着帝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身为尼禄的妻子有一些符合身份的奢侈浪费无伤大雅，这些行为尚不至于动摇帝国的根本。

　　然而，波比娅铺张浪费的习性让首都的犹太人眼前一亮，他们利用这个便利，进入皇宫做起了生意。居住在首都明显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使得罗马的犹太人口成倍增长。然而，罗马的人口与经济实力依然不能跟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社会相提并论，此外，与东方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不同，罗马的犹太人不能按照犹太教戒律行事。奥古斯都早就规定了罗马帝国的西方地区，犹太人必须遵守罗马的法律，此后历任皇帝都忠实执行了奥古斯都的规定。

　　在卡利古拉皇帝的章节中，我们也曾叙述过，由于教规所限，犹太教徒始终拒绝成为罗马公民，这也说明了犹太人在罗马帝国中永远是一群格格不入的人。所以，由于居住在罗马帝国，犹太人感到弱势，他们非常希望拥有保护人。如果从捍卫犹太人社区的角度出发，这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只要把奢华的珠宝首饰赠与贪婪的皇后，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虽然波比娅对犹太教并不感兴趣，然而她却与首都罗马的犹太人往来密切。实际上，波比娅仅仅是一个世俗的女性，她对宗教毫无兴趣，也许正因如此，她不认为自己庇护的团体是宗教团体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这却让她的丈夫尼禄，在2000多年内一直被后人指责是一位反对基督教的皇帝。

　　公元63年，发生了两件大事，非常具有罗马特色。第一件事在元老院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还被苛刻的塔西佗称之为“可耻的传统”。

　　罗马帝国的官员选拔有着自己的特色，类似执政官与法务官一类罗马要职通常由元老院选举产生，行省总督则是在具有执政官经验的人选之间抽签后决定。然而，由奥古斯都提议、元老院通过的《尤里乌斯法》（参见《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规定育有子女者优先考虑就任罗马帝国的公职。奥古斯都提出这部法律的真正目的，其实在于缓解帝国统治阶层生育减少的情况，所以这部法律可称之为“促进生育法”。所谓的优先，指在选举中票数相同时，育有子女者当选公职；如果双方均育有子女，子女多者优先当选公职。至于抽签，曾担任执政官的人选中，有子女者具有抽签资格，膝下无子者就丧失了权利，还得把公职让给有子女的人。这部法律已实施了长达80年之久。

　　罗马是举世公认的法治国家，然而法律是人制定的，就总会有人找到办法去钻空子，使之为自己谋利。“促进生育法”的漏洞，就是虚假的养父子关系。

　　每当罗马帝国临近公职选举或行省总督的抽签之际，人们为了形成养父子关系使出浑身解数，活跃非常。而当选举或抽签结束之后，养父子关系立即解除，人们又变回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有子女的议员们对这种现象心怀不满，纷纷抗议。这是我对塔西佗的评论深以为然之处，诚如他所言，的确是“可耻的传统”。

　　养育子女十分艰辛，无论经济还是精神方面，没有子女的人比较有利。可是他们还不满足，非要以伪装的养父子关系来侵害受法律保护的育有子女者的权利，所以议员们众口一词，向元老院提出法案，纷纷提出取消因伪装的养父子关系而得到的公职。

　　不出所料，元老院以高票通过了这项法案，在投赞成票的议员中同样有并无子女的人，这说明了罗马帝国不愧是一个法治国家。与此同时，这项法案的修正案也一并通过，修正案规定不认可此类养父子关系中养子的遗产继承权。如果失去遗产继承权，那么即使成为养子也无利可图，钻法律空子接受这种关系的人肯定会下降。随着这项法案的通过，对于有子女的人而言，罗马帝国“高级公职”的天平再次倾向他们。

　　第二件事同样发生在元老院。为了规范行省总督的行为，防止他们在行省一手遮天，罗马允许行省人民检举行省总督。然而，由于这项规定，使得司法变成攻击对手的“工具”。行省总督们都不希望任期结束后还要接受审判，所以他们在任期内都极力与当地的权贵阶层保持友好关系。因为非权力阶层要向罗马法院起诉，障碍重重，权贵阶层则不然。这本来算不上穷凶极恶，但是应该把握分寸，适可而止，超过限度就会演变成总督与行省权贵阶层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公正公平的统治应该兼顾所有弱势的行省人民，一旦总督和行省的权力阶层相互勾结，那么处于弱势的行省人民势必求告无门。所以，罗马长期以来承认行省人民检举总督的权利，并一直贯彻着这项权利的实施。

　　然而，一些行省人民并不买账，出现了要求改变这种局面的呼声。这个人正是克里特岛的一个居民，他出言不逊，放言罗马总督的生死全在他一念之间。元老院得知后十分震怒，要求将该男子处以流放，同时提议颁布法令限制行省人民的言行。

　　对于元老院提出的法案，尼禄并不支持。与之相反，尼禄提出了废除行省人民感谢决议的法案。所谓感谢决议，就是针对总督卸任时的一种传统。该法案的目的在于防止行省人民的感谢决议，变成对总督治理的“打分表”。这项法案以多数赞成获得通过。从这个插曲我们可以看出，在罗马帝国，即使是行省人民也非常桀骜不驯，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虽然科尔布罗出身于行省，却是一位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将军。科尔布罗出身行省，却悍勇非凡，不能把他与出身于南法而又善于口出狂言的克里特人相提并论。也正是这位将军，使得自奥古斯都以来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的政策，被完全颠覆了。

　　外交战

　　科尔布罗拥有全权处理亚美尼亚问题的空白委任状。此外，他还手握5万雄兵。挥师攻入亚美尼亚之后，罗马军队很快越过幼发拉底河继续前进。而沿途阻碍罗马军队的要塞堡垒都被逐一攻陷，亲帕提亚派贵族的领地也遭到掠夺。罗马军队像推土机一样如入无人之境，畅通无阻，整个亚美尼亚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此时，帕提亚军队在亚美尼亚的负责人是梯里达底，他的兄长沃洛吉斯身在帕提亚却心系在亚美尼亚的弟弟。兄弟两人得知科尔布罗军队的行军概况之后，明白罗马这次是下定决心动真格了。于是，二人立刻联名派遣和谈使者面见科尔布罗。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科尔布罗对帕提亚使者以礼相待，认真听他说明来意。不过，他并没有答复使者，而是命一位百人队队长将回复的信函送到梯里达底的军营。下面是科尔布罗的回复内容：

　　尔等在无足轻重的战斗中（意指与贝图斯的战斗）侥幸获胜，狂妄得忘了自己的低劣实力。为了让你们从傲慢中醒过来，我军出动以来有何战果，你们心知肚明。我罗马军队的铁蹄踏将而来，亚美尼亚势必沦为焦土。尔等最好相信，罗马军队想要达到的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若是梯里达底识时务的话，是不是应该在亚美尼亚化为焦土之前，把它当做我皇的礼物拜谢领受呢？

　　至于沃洛吉斯，奉劝采取聪明人的做法，尽早与我罗马帝国恢复友好关系，专心统治自己的国家，不要多管闲事。我早就知道你们东方外敌经常入侵，尔等分身乏术，根本没有余力抽调全军与罗马正面对决。反之，除了亚美尼亚之外，罗马的其余地区皆无战事，后继兵力将源源不断，这点想必尔等非常清楚。如若想要正面交战，胜利一定属于罗马。如此，沃洛吉斯和梯里达底，尔等将遭受罗马军队的沉重一击。

　　在这封信函中，科尔布罗只提到梯里达底最好接受罗马皇帝赐予的亚美尼亚皇位，具体如何操作，他只字未提。所以，收到这封信的梯里达底和得知内容的沃洛吉斯把对接受的具体做法，理解为罗马帝国同意了先前沃洛吉斯派人送给尼禄的议和方案。方案的内容是，梯里达底愿意接受尼禄亲自加冕，但是碍于身为神明之官不得跨海航行的传统，加冕仪式只好改在罗马军营内尼禄的雕像前进行。

　　沃洛吉斯和梯里达底心里一直盘算着，若是罗马同意了这样的条件，那么帕提亚自然没有异议。于是二人联名转告科尔布罗，他们愿意与罗马缔结和平条约，愿意暂时休兵。收到消息之后，科尔布罗立即遣使告诉梯里达底，要求与其面谈。

　　之所以故意不提加冕的具体方法，这也是科尔布罗早就打算在和梯里达底面谈时的一大筹码。所以，与梯里达底的谈判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科尔布罗派出高官提比略·亚历山大与亚尼斯·维尼奇亚努斯，担任与梯里达底直接谈判的使者。笔者曾在前文中提到过提比略·亚历山大，作为一名犹太人他决心融入罗马社会，担任罗马公职，最终舍弃了犹太教成为罗马公民。提比略·亚历山大在科尔布罗的安排下，成了军备补给站的负责人。而亚尼斯·维尼奇亚努斯则是科尔布罗的女婿，是科尔布罗军团的第5军团长。他们对帕提亚的情况非常了解，是科尔布罗的左膀右臂。科尔布罗甚至提出，在谈判结束之前，把这两名高官留在帕提亚的军营里作为人质。如此这般之后，终于使得梯里达底相信了科尔布罗的诚意，所以他除了回复愿意接受谈判之外，还表示由科尔布罗指定时间与地点。

　　为了趁热打铁，科尔布罗把时间定在了数日之后，地点就在贝图斯战败之处。之所以短短几天后就举行面谈，想的正是速战速决、立竿见影；而谈判又安排在贝图斯战败之处，为的是通过罗马军队东方最高司令官与即将诞生的亚美尼亚王在此地谈判，就是要让贝图斯军队大败于帕提亚军队的阴晦一扫而光。

　　科尔布罗与梯里达底达成直接会谈的共识。当天，两人都各自率领20名骑兵，在相互靠近时，也许是出于对长者的敬重，梯里达底率先跳下了坐骑。科尔布罗看在眼里，也下马步行。两人快步走近后，彼此握手拥抱致意。科尔布罗称赞梯里达底没有鲁莽行事，作出了务实明智的选择。而年轻的梯里达底则夸奖科尔布罗，过去8年间经常听到他的赫赫威名，今天则是第一次有幸识荆。让对手肃然起敬，这正是科尔布罗的拿手好戏。梯里达底还提到，沃洛吉斯皇兄也认为，科尔布罗虽是对手却仍然值得相信。现在，这位传说中的人物正出现在他的眼前，还对梯里达底赞誉有加，让这个头脑简单的帕提亚年轻人感激涕零。结果，梯里达底居然逞能地说道：“其实为我加冕，到罗马去也可以。”

　　谈判后半段的内容没有留下记录，然而从整个事件的后续发展推测，我们可以知道科尔布罗的外交策略斩获颇丰。数日之后，科尔布罗先为梯里达底举行了加冕仪式的前半部分。

　　尼禄的塑像被放置在了罗马军营的正中央，而塑像前又搭上了祭坛，武装得五花八门的罗马人与帕提亚人围在祭坛四周。科尔布罗则站在祭坛边，看着头戴亚美尼亚王冠的梯里达底径直走向祭坛。梯里达底先向尼禄的塑像行礼，接着取下头上的王冠摆在祭坛之上。加冠仪式的后半部分将在罗马举行，因为接下来的仪式，必须由远在罗马的尼禄亲手把这顶王冠重新戴在梯里达底头上。

　　梯里达底身为神明之官，不可以航海，那么怎么去罗马呢？科尔布罗说，虽然路途遥远，但又不能违背祖制，从陆路去罗马是最好的选择。从帕提亚到罗马，是一段令人目瞪口呆的距离。我们不清楚他们如何渡过夹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走陆路肯定能到，只是时间更长而已。帕提亚王沃洛吉斯曾以胞弟梯里达底身为神明之官不得跨海为由，拒绝他前往罗马接受加冕，如今，他自己掉进了科尔布罗的圈套。因为走陆路就不会违背神明之官的戒律。然而梯里达底原本就向往罗马，科尔布罗劝说了几句，他立刻就点头同意了。对此，沃洛吉斯只好接受木已成舟的事实。

　　为梯里达底举行的前半部分加冕仪式结束之后，科尔布罗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虽然梯里达底身处罗马军营，却迅速被大家接受，还不依不饶地向邻座的科尔布罗追问很多年轻人特有的问题。比如，夜间巡逻为何要分为4班，每班3小时，百人队队长又为何特意在巡逻前报告？为何必须等号角响起之后大家才能离席？为何军团长帐前的篝火彻夜不熄？对于梯里达底的问题，科尔布罗像慈父般逐一回答。罗马军队严谨的纪律使得这位年轻的亚美尼亚王佩服得五体投地，与此同时，也对即将前往的罗马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此时科尔布罗和梯里达底之间，肯定使用东方地区最普遍的希腊语进行交谈。

　　梯里达底向科尔布罗提出一个要求，恳求在出发之前向在帕提亚的母亲和兄弟告别。对此，科尔布罗赞扬他孝悌有礼。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梯里达底甚至将自己的幼女留给科尔布罗作为人质，自己返回了帕提亚。

　　沃洛吉斯见到回国的梯里达底，弄清楚来龙去脉后，对即将前往罗马的胞弟担心不已。沃洛吉斯立即修书科尔布罗，要求科尔布罗信守以下承诺：

　　第一，在梯里达底前往罗马的途中与抵达罗马之后，不能以臣服者的待遇对待他。

　　第二，在梯里达底前往罗马途中遇见罗马行省总督，希望不要禁止他们的出迎与拥抱。这表示罗马帝国对帕提亚王之弟梯里达底与罗马高官一视同仁。

　　第三，梯里达底停留在罗马城期间，希望给予他与罗马帝国执政官同等待遇。执政官所到之处历来有12名护卫为其“开道”，所以希望罗马方面能对梯里达底表示同样的尊敬。

　　第四，梯里达底在拜会罗马皇帝尼禄的宴席上，准许其带佩剑。因为帕提亚的传统中，解除武装之后的会见象征着臣服。

　　科尔布罗一看到这样的语句，自然能够体会到沃洛吉斯对深入敌营的梯里达底的一片赤诚关爱之情，为之十分感动。然而，我们还可以把帕提亚王的忧虑理解为维系王室体统，远胜于其弟的个人安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嫡出的帕提亚王子梯里达底在罗马受到屈辱，那么帕提亚王宫内极有可能将矛头对准非嫡出的沃洛吉斯。科尔布罗对于沃洛吉斯的担心自然了然于心，毕竟对他而言，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重建和平工作是由他一手主导，无论如何都必须圆满落幕。随后，科尔布罗给沃洛吉斯回信，誓言一定严格遵守这四项要求。此外，科尔布罗是罗马帝国东方地区的最高司令官，有权命令众人按他的要求行事，所以他把这些要求写成文书，发往梯里达底前往罗马途中会经过的各行省总督和长官处，让他们依令行事。

　　亚美尼亚问题的解决

　　事情已成定局，帕提亚王沃洛吉斯除了答应之外别无他法，话说回来，身在罗马的尼禄皇帝又何尝不是。我们可以用剑道术语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博弈，即他们两人都被科尔布罗“一剑击中”。尼禄接到科尔布罗传来的汇报，大概是在公元63年底到64年春季之间。他原本期待接到的是击败帕提亚军队的捷报，可没想到收到的却是与敌人缔结和平条约的报告。尽管他们赋予了科尔布罗空白委任状，可是科尔布罗的做法完全有悖皇帝与“第一公民辅佐机关”会议的原定方案。

　　对于和平协议，皇帝可以行使否决权，而作为罗马帝国的法治主权者，元老院和公民，也有权力不承认罗马军团长擅自与敌人缔结的协议。不管是他们当中的谁，只要站出来行使自己的否决权，科尔布罗的外交成果将化为泡影。然而，幸运的是，尼禄、元老院与罗马公民们不但没有一点否认之意，反而对协议表示欢迎。而尼禄行事甚至更为乖张，宣布愿意负担梯里达底一行全部的旅费，并通过科尔布罗向帕提亚转达了这一消息。

　　之所以会出人意料地回应这份和平协议，罗马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帕提亚王室作为罗马的宿敌，竟然答应要特地赶来罗马，并亲自从罗马皇帝手中接下王冠完成加冕仪式，这足以证明在帕提亚面前，罗马牢牢占据了上风。这让普通公民、元老院与皇帝都不会太过挑剔。只是想象罗马皇帝将亲手把王冠戴到跪在地上的帕提亚王弟弟的头上，对于大多数罗马人而言，就能够忘记帕提亚人夺走了历来由罗马决定亚美尼亚王的耻辱。

　　其二，这个原因与第一条原因并不一致，它源于部分罗马人能正视大多数罗马人不愿面对的现实。

　　与科尔布罗持同样的观点，这些人深知要分裂同属于波斯文化的帕提亚与亚美尼亚难于登天。然而，若是亚美尼亚与帕提亚过从甚密，帝国的东方防御体系将一触即溃，所以拉拢亚美尼亚是必然的。挑起与罗马帝国的事端绝非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本意，而科尔布罗也将沃洛吉斯为了保护胞弟梯里达底地位的心意，转告了罗马皇帝与议员们。他们知晓帕提亚并无敌意，所以，这些人认为即使帕提亚王的胞弟把持着亚美尼亚的皇位，如若亚美尼亚愿意继续和罗马维持同盟关系，那么承认梯里达底的国王地位并无不妥。我认为尼禄也应该看破了这一点。在面临现实抉择时，哪怕是尼禄太过争强好胜，也不会被虚荣心左右。

　　回到帕提亚之后，梯里达底向母亲与兄长话别，并举办了饯行宴会。此后就带着大批随从与妻子出发了，这也很有东方君主的一贯做派。一路上他们受到沿路各个行省总督与民众的欢迎。梯里达底的这一趟陆路旅程，前后共用去了9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军队，走陆路从罗马到叙利亚的安条克，加上渡过亚得里亚海的2天海路，总共需要125天。至于帕提亚到安条克的距离，如果按军队的行军速度，大概也要150天时间。同样的路程，梯里达底花了将近两倍的时间，不难想象他们是何等悠闲，一路游玩到了罗马。

　　罗马与帕提亚的骑兵队共同护卫梯里达底的加冕之旅。然而，梯里达底一行每天的花销高达80万塞斯特斯，即使罗马国库充盈，9个月的旅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是，在罗马看来这是和平的代价，还是比较划算。公元65年，梯里达底浩浩荡荡的一行人花了9个月终于平安抵达罗马。从梯里达底在尼禄雕像前完成了前半部分加冕仪式至今，算起来已经有一年了。

　　身为神明之官，梯里达底不能走水路。但是登上罗马帝国本土时，由于尼禄当时正好在那不勒斯为这行人接风洗尘，所以他只得打破禁忌，花了两天渡过亚得里亚海。要是这一行人继续从陆路踏上罗马帝国本土，他们就必须由北意大利进入，尼禄当然不可能到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去迎接梯里达底。帕提亚与罗马之间原本就相隔甚远，而且就全程而言走海路也不过两天时间，所以梯里达底可能就要求手下对这条约束神明之官的戒律明知故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走水路，最终赶到那不勒斯迎接的尼禄与梯里达底共同沿着阿皮亚大道，回到罗马。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同盟国君主的待遇，而是帝国的贵宾级待遇。尼禄与梯里达底年龄差不多大小，两人很快就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尼禄决定在罗马广场举行加冕仪式的后半部分。手捧王冠、一袭紫衣的尼禄站在广场中央的讲坛上，身披金色王袍的梯里达底则跪在尼禄面前。尼禄亲手将亚美尼亚王的王冠戴在梯里达底头上。站在讲坛左边的是身穿白底红边托加的议员，站着右边的则是身穿金色东方式样服装的帕提亚与亚美尼亚官员。为了观看这难得的盛况，罗马市民们把罗马广场挤得满满当当，在场的市民更是欢声雷动。在这次仪式上，成为亚美尼亚王的帕提亚王之弟梯里达底，还被罗马赠与了“罗马的友好同盟”的称号。

　　在平和而肃穆的气氛中，加冕仪式结束，随后在庞培剧场的宽阔回廊中举行国宴。布置豪华的宴会氛围同样是一派祥和。尼禄此时志得意满，心情愉悦，他不仅送了许多贵重礼物给亚美尼亚新王梯里达底，还许诺罗马会竭尽全力协助亚美尼亚重建7年前被科尔布罗攻陷与焚毁的首都阿塔克萨塔。这里所说的协助，指派遣建筑技师和能工巧匠前往阿塔克萨塔援建，也即技术支持。后来尼禄果真兑现了这个许诺。梯里达底将重建的阿塔克萨塔更名为尼禄尼亚（尼禄之都），以示感激。

　　亚美尼亚王梯里达底在达成了此次罗马之行的目的后，率领众人重返东方。归去也是循着陆路返回，只是梯里达底长途跋涉的目的地不再是帕提亚，而是亚美尼亚。如此一来，科尔布罗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担任罗马军团东方地区的最高司令官，所以卸任后的科尔布罗奉命回到叙利亚行省，出任叙利亚总督。这次，科尔布罗的新使命，是监视进入新形势下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关系发展。这次人事变动虽然不是提拔他，但科尔布罗仍然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此项任务。在科尔布罗看来，罗马与帕提亚的两国关系十分重要。

　　舍名求实，这是帕提亚选择的做法。那么，罗马帝国就真的愿意舍实求名吗？

　　亚美尼亚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就享受着与罗马其他同盟国不同的待遇。作为独立国家，同盟国没有向罗马缴纳行省税的义务。然而，他们却有责任派兵参加罗马发动的军事行动，也即今天的“后方援助”的义务。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关系，才能被称为罗马的同盟国。在罗马的众多同盟国之中，只有亚美尼亚不必出兵参战，也不必进行后方援助。虽然亚美尼亚是东方仅次于帕提亚的大国，然而这样的特别待遇也太过引人注目了。

　　对于亚美尼亚皇位的继任者，罗马通常采用特殊的方式来安排以控制亚美尼亚，不过奥古斯都与尼禄的差异，仅仅在于此次是由帕提亚人梯里达底出任亚美尼亚国王。当然，今后帕提亚人会有什么举动无人知晓，所以罗马方面自然不会也不能放松对亚美尼亚的监视。换言之，罗马在叙利亚设置4个常驻军团，未来也不会变动。这可谓是一场赌博。其实外交何尝不是另一种赌博？然而，这场赌博最终以罗马胜出告终。

　　对于维系与罗马帝国的友好关系，亚美尼亚王梯里达底不遗余力，往往让人怀疑他不是帕提亚人。对于梯里达底这位新任亚美尼亚国王，罗马帝国并未采取任何会危及他皇位的活动，也非常尊敬他。只要帕提亚人统治的亚美尼亚王国平安无事，那么，帕提亚王沃洛吉斯自然不会轻起事端，这么一来罗马帝国与帕提亚之间也相安无事。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在图拉真皇帝时代来临前的半个世纪里一直维持和平友好。对于两个大国之间这50年的和平，想必现代许多国家的人都会给予积极的肯定。

　　为梯里达底加冕的3年后，尼禄众叛亲离，最终自杀身亡。帕提亚王沃洛吉斯闻讯后向罗马的元老院递交了以下请求：你们如何评价尼禄是你们的事，我们不管，但是尼禄对帕提亚与亚美尼亚有恩。所以，希望你们允许我们每年继续举办尼禄感恩节。

　　对罗马而言，与帕提亚维持友好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即使元老院断定尼禄为“国家之敌”，他们还是决定答应帕提亚王沃洛吉斯的请求。

　　科尔布罗是个深谙“战争是端着武器的外交，而外交是没拿武器的战争”这一道理的将军。

　　早在科尔布罗到任亚美尼亚几年之后，他就建议承认梯里达底的亚美尼亚皇位，以此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尼禄在更早之前就采纳科尔布罗的建议，罗马就不会耗费12年来处理帕提亚——亚美尼亚问题了。不劳民伤财的领导者才是真正有能力的领导人，我深以为然。

　　歌手首演

　　正当梯里达底一行还在向罗马缓慢进发的公元64年，罗马的加冕仪式仍然在等着梯里达底的到来，可是，罗马国内就像帕提亚——亚美尼亚问题烟消云散了一样，到处洋溢着和平的气氛。因此，元老院与公民们对尼禄的支持率直线上升。照理说，身为皇帝获得的支持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强的自制力。然而，每逢支持率上升，尼禄就会乘机把以往因自重而自我压抑的事情全部翻出来，逐一实施。不出意外，尼禄的怪癖又出现了。

　　尼禄自幼就喜好诗歌，尤其喜欢用名为“齐特拉”（Cetera）的竖琴给自己伴奏，吟唱自己作的诗。他对自己喜好的解释是，吟诗奏乐是希腊化的精髓。其实如果他喜欢，自娱自乐倒也无妨，可他偏认为自己才华横溢，想要唱给大家听。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深信这是希腊化的精髓，才有理由让众人听他唱诗。

　　尼禄从继位以后一直到梯里达底抵达罗马加冕为止，总是召集皇宫内的侍者与随从，为他们表演唱诗。尼禄最担心的是，普通罗马人总会觉得希腊化太过纤柔而极其反感，从而使得听众对他的才华心存偏见。然而，时年27岁的尼禄继位已有10年，而国民对他的高度支持更是提升了他的自信心。一直以来他就自恃才华横溢，厌倦了表演给只会溜须拍马的宫里奴才们欣赏，强烈希望有一天能公开表演，请罗马公民给自己的才华作出评判。现在，他终于下定决心将其付诸实践。

　　话虽如此，若是真的站在“罗马精神”的发源地首都罗马进行表演的话，尼禄还是缺乏这样的勇气。出于这样的考虑，尼禄把他首次登台献唱的地方选在了那不勒斯郊外的剧场。那不勒斯正如它的希腊名称尼亚波利（Neopolis）一样，是希腊人迁入之后才繁荣的城市，到了罗马时代，仍旧保留着浓郁的希腊化氛围。即使是历史学家塔西佗，也曾这样写道：“这里与希腊本土城市并无二致。”尼禄因此才会盘算到，自己以竖琴伴奏吟诗的形式来诠释希腊化精髓，那不勒斯的居民应该能够理解并欣赏。

　　复原的竖琴

　　果不其然，尼禄表演之际涌入了大量的观众，整个剧场被拥堵得水泄不通。然而，这些人并非前来感受“希腊文化精髓”，而是想瞻仰“唱歌的皇帝”。由于尼禄出现在剧场的身份是艺术家，而非皇帝。所以令大家失望的是，他没有以一袭紫衣、头戴黄金月桂冠的扮相出现在观众眼前，而是穿了比专业演员还要朴素的罗马短衣。虽然对这副打扮有些失望，但观众们对站在舞台上卖力抚琴、吟唱自己诗作的尼禄皇帝，还是在仔细聆听他的演奏，掌声不断。这场首演增加了尼禄的信心，很快就敲定了下一场演出的地方为罗马城，在象征罗马精神的堡垒之地展示希腊文化之精髓。而尼禄的下一个目标更为宏大，即前往希腊文化的发祥地，一展自己的风采。然而，尼禄首演不久后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得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美好的愿望。

　　罗马大火

　　公元64年7月18日至19日夜，首都罗马大角斗场观众席下，一家店铺突发火灾。在强风的助长之下，火势迅速蔓延到周边的帕拉蒂尼山与西里欧山。罗马到了夏季，就会遭遇西罗科风的袭击，它是非洲吹来的西南风。这股风一旦吹起，就会让浸润在习习西风中的罗马街道气温骤升，像蒸笼一般。还好，这股西南风通常不会停留太久，可偏又不巧这一年的西南风有点异常。起火的大角斗场观众席被烧毁是意料中的事。然而，当天夜里火势就蔓延到帕拉蒂尼山与西里欧山，甚至还烧到了平民聚居区“苏布拉”。皇族的官邸都集中在帕拉蒂尼山上，那里共和制时代发家的望族宅邸也很多，全都被大火无情吞噬。西里欧山上也是高级住宅林立，山的低地一带则是百姓的房屋，不过大火才不管豪宅还是草屋，全都一焚而空。

　　每逢罗马人在建设帝国的新兴城市之际，总能发挥令人惊叹的都市规划才能，然而如此才能却没有应用到自己的首都建设上。由于罗马城是自然产生的首都，如果要规划罗马的建设布局，城中的“七丘山”就必须被列为规划对象。这“七丘山”可以说是罗马的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再加上罗马发展成“世界之都”之后，由于人口大量涌入，人口超过了百万，其他都市难以望其项背。

　　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曾放言，继承时接手的是砖瓦的罗马，他会留下大理石的罗马。然而，奥古斯都所指的仅仅是公共基础建设。要容纳下不断增加的人口，不得不依靠名为“因斯拉”的五六层高的集中楼房。“因斯拉”是中下或下层民众的楼房。除了墙壁用石头建造之外，地板与天花板全都是木质结构。此外，为了扩大屋内空间，二楼以上的窗户大多向外延伸到街道上空。这样一来，原本就狭窄的街道变得更加拥挤。这种类似于大杂院的集合楼房，一般是相邻的两栋楼共用一堵墙壁，换言之，楼房之间根本就没有空隙，“因斯拉”群是一栋接一栋，十分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整个住宅区将无一幸免。

　　富人奢华的独幢建筑也并非完美无缺。这些豪宅的建材大多是大理石和马赛克，反映出整个罗马帝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但是柱子与柱子间的横梁不是石头而是木质结构。就算横梁上雕龙画凤，再怎么装饰也还是木材。还有，富人家的仆人住房与仓库都在楼上，这些地方的地板和门窗的框也都是木质结构的。当时罗马只有神殿、会堂与剧场等公共建筑物才会用铁制的卡子把石材连在梁上，豪宅也没有做到这一步，所以一旦火焰烧到梁上，房屋塌顶是迟早的事。

　　而罗马帝国当年就已经有消防队了。罗马帝国的消防队由奥古斯都一手组建，分7个大队共计7000名消防员。然而，由于当时还未发现橡胶，他们当然不能用塑胶水管引台伯河的河水来灭火。所以，人们只能用传递接力的方式来运水灭火。在这样的情形下，消防队的作用充其量就是在大火波及之前把可燃的完好建筑物摧毁，以达到阻止火势蔓延的目的。可是，就是这样的消防队在日后却成了指证尼禄教唆纵火的铁证之一。

　　这场大火烧到第6天傍晚才被成功扑灭。然而，火灾还没有就此结束，余火在强烈的东风之下再度复燃，又连烧了三天三夜。最后在这场大火的肆虐之下，罗马这个“世界之都”在9天的时间内几乎化为灰烬。

　　不巧的是，尼禄在罗马火灾发生时并未在罗马。当时，尼禄为了躲避酷暑，跑到了罗马以南50公里外的海边小镇安齐奥的别墅之中。火灾发生的第二天，尼禄才知道罗马发生了大火，立即驾着两匹马的战车，沿阿皮亚大道北上赶回首都。他在埃斯奎里山上的别墅没有被大火波及，不过这位27岁的皇帝并没留在家中。他带头指挥救灾，接连发出指令，罗马公民们在他的调度下井然有序地进行救火。

　　林立在离城中心最近的马尔斯广场上的公共建筑等，由于没有受到火灾的波及，所以向灾民开放。此外，凡是万神殿（现在我们所见的，并非哈德良皇帝时代的建筑物，而是阿格里帕修建的建筑物）、尤利娅选举会场、以“庞培”与“屋大维娅”等命名的回廊、有屋顶的建筑物等等，全部被用做灾民的避难场所。不过，要收容所有灾民，单靠这些建筑远远不够。所以尼禄下令从近卫军团兵营中运来大量帐篷，搭建在这些公共建筑物周围的空地上，也作避难场所用。于是在马尔斯剧场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帐篷村。

　　尼禄除了为灾民提供避难场所，并没有忘记给这些无家可归的灾民们提供食物。他下令将奥斯提亚港卸货后存放在仓库里的小麦，以及堆积在码头的小麦，全部运往罗马。繁忙的奥斯提亚大道与台伯河源源不断地运来小麦，送到躲过火灾的面粉厂磨成面粉，最后发到灾民手中的，是面粉或面包。然而，灾民们仅仅依靠面粉做成的汤与面包为生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尼禄还命令罗马附近的乡村提供乳酪、蔬菜和水果供应罗马。由于首都罗马有9条水道供应日常用水，资源充足，只有饮用水是唯一不缺乏的物资。

　　由于灾民们大都一无所有，使得灾民中有许多人投靠了灾区以外的亲戚朋友。尼禄便又下令将罗马小麦的零售价格下调，由往日1摩第（modius）10塞斯特斯降低为3塞斯特斯。

　　14个行政区的火灾受灾情况（为了帮助理解，在此，特加上当时并不存在的公元3世纪建的奥勒留城墙）

　　然而，在这场大火中，不幸被烧死、被倒下的建筑物压死、或是被逃难的人潮挤死的到底有多少人，当时的史学家们并未留下确切的数字。塔西陀记录了一次郊外剧场倒塌所造成的死伤人数，然而对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的伤亡人数却没有记载。现代研究者绝大多数持这样的观点，虽然火灾烧毁房屋无数，然而并没有带来巨大的伤亡。电影《你往何处去》（Quo Vadis）对这次火灾的描绘，基于基督教反罗马的特定立场，在描述死伤时有夸大其实的成分。然而，作为“世界之都”的罗马在这次大火中蒙受了巨大损失，这一点毋庸置疑。

　　罗马帝国首都被奥古斯都划分为14个行政区域，并沿用至火灾发生之时。在大家看来，大火无情，是不会分行政区域焚烧的。事实上，罗马虽然并没有规规矩矩地按照计划来建成，然而罗马人却利用宽广的街道与广场划分各个行政区。

　　完全被烧毁的行政区域是以帕拉蒂尼山为中心的第10区以及大角斗场所在的第11区，还有平民居住的第3区苏布拉。这几个区都是城中心的核心部分，然而同在市中心的罗马广场与神殿较多的卡匹托尔山幸免于难，肯定是集中于这一带的公共建筑物全是大理石建筑材料的缘故。

　　部分被烧毁的包括第2、4、7、8、9、12区和第13区等7个行政区。位于罗马西北部的第7与第9行政区，是在复燃的大火中才被波及的。

　　逃过一劫的行政区域有第1、第5和第6行政区，以及台伯河西岸的第14行政区共4个行政区。这可能是因为起火点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大角斗场，而这几个区则分布在罗马城的郊区。

　　重建

　　首都罗马的这场大火，使得在14个行政区中全部被焚毁的有3个，半焚毁的多达7个，可谓是损失惨重。在大火之后，罗马不得不对受灾区进行全面重建。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以皇帝的名义向全国募捐。募捐一事，在几年之后里昂火灾之后也再度上演，罗马向里昂也捐了400万塞斯特斯，数额与罗马重建时大致相当。罗马既然从行省首都里昂都获得了400万塞斯特斯的捐款的话，想必富饶的亚历山大与安条克也不会太少。自提比略时代伊始，形成灾区捐款传统之后，自然灾害时互相捐款已经变成惯例。尼禄在罗马重建时指挥若定，只是皇帝下达的命令全都是罗马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在尼禄的观念里，罗马的重建仅耐火还远远不够，还要更加美观。

　　第一，规定街道比以往更宽，尽量让街道笔直平坦。

　　第二，住宅建筑的高度限制在60步（约17米）以内。

　　第三，建筑物之间的间隔，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2.5步（约70厘米）。如果空间足够，还应尽量放宽间隔。所有建筑都要有属于自己的外墙，禁止使用同一外墙。

　　第四，建筑用的横梁只能用石头，而不能用木材。

　　第五，“因斯拉”应有自己的庭院。

　　第六，作为面向街道的住宅的防火措施，各住宅建筑物必须设置石柱门廊，这个门廊的经费由国库开支。

　　第七，清除了瓦砾与大火焚毁残留物的土地，应当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第八，如果在规定时限内重建自己的房屋或者自己租住的住宅（因斯拉），国库给予奖励。

　　第九，住宅建筑的所有者必须在自家的庭院内建储水池，而且有义务储存备用水。

　　第十，水管的重建工作不能自己随意改建，应当交由专业的水管修复人员管理。

　　当然，这是为了杜绝无耻之徒撬开水管偷水。也正因为如此导致水压偏低，使得道路边与广场公共水管的消防工作也几乎作废，这也是对这次大火深刻反省之后得出的教训。

　　第十一，将大火后残留的瓦砾全部运到台伯河岸。从奥斯提亚运小麦的船只，返回时必须顺着堆满瓦砾和废墟的河道走，并且顺道把这些堆积物带到奥斯提亚的沼泽地，因为要充分利用堆积物，所以不能随意乱倒在指定的场所之外。

　　上述政策就是灾后重建的全部政策。重建的经费开销非常大，单靠行省的捐款是杯水车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尼禄改造罗马城中心的同时，兴建“黄金宫殿”的原因。因此为了确保这些资金的运转，也在这一时期实行了之前稍微提及过的货币改革。

　　尼禄的货币改革，把原来7.8克纯金制造的奥里斯金币，减至7.3克，而3.9克的第纳尔银币，减至3.41克。此外，第纳尔银币的含银量也从100%下降到92%，但铜币纯度不变。罗马帝国的货币政策从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规定之后，87年来首次有人加以改革，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货币贬值，然而我不赞同这种说法。

　　首先，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大幅下降，如若非要将这次货币改革与大多数货币贬值政策相比，只是区区0.5克，根本不值一提。

　　而且，对于尼禄的改革，元老院与市民毫无异议，这也是一个事实。

　　货币贬值虽然代表经济实力的衰退，但是得益于长期的和平稳定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尼禄时代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一路向上发展。经济增长跟货币的流通量密切相关，但是黄金白银的产量并不一定和经济增长同比攀升。正因如此，近代开发使用纸币，但是古代人还没有这种观念。

　　同以前相比，黄金白银的产量略微增长了一点，然而经济增长更快。这样一来，能想到的有效经济政策就是缩小金银币的大小。当时，作为流通货币的条件是材料价值与币面价值必须一致，那么就应该尽量避免掺入杂质降低纯度。在经济实力衰退的第3世纪，金银币纯度变低已经成为罗马的一个特色。但是在1世纪的尼禄时期，还没有必要这么做。

　　为了灾后重建和兴建黄金宫殿的罗马大改造，尼禄的的确确很需要钱。但是动机不良未必后果就不佳。尼禄对金银货币的改革，一直沿用到五贤帝时代后公元215年的卡拉卡拉皇帝再次改革为止，长达150年之久。这跟我们熟悉的货币贬值不一样，反映了罗马帝国经济增长，是现实稳妥的改革证据。

　　尼禄皇帝兼顾建设与财源的重建政策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好评。在灾民与非灾民齐心合力下，罗马建设已经在全体市民的投入中快速进行。罗马也比之前更加井然有序，街道格局也变得更加规整。因此倒苦水的人也有，阳光洒进了罗马的各个角落，空气变得更加闷热。但是，一贯对尼禄持批评态度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却对尼禄赞赏有加，说他此举堪称人类智慧的结晶。

　　黄金宫殿

　　作为男人，都有修建宏伟建筑的理想。因此，罗马一直以来也有这样的惯例，即权贵阶级投入自己的私有财产建设公共建筑，然后将之慷慨赠与国家。这与其说是利益的社会回馈，还不如说是一种名誉的社会返还，而且受赠方会在建筑物上镌刻上捐赠方的名字作为回礼。

　　当然，身为皇帝的尼禄也不例外，然而他的目标不是庞培剧场或恺撒、奥古斯都神庙那样独栋的设施，而是另有策划。此外，尼禄肯定是以国库来支撑他的梦想，而非自己出钱来实现梦想。在尼禄看来，让国库来完成这些工程是可行的。尼禄跃跃欲试地设想，从帕拉蒂尼山、经西里欧山之下的低地、再到埃斯奎里山开工，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改造计划。

　　时至今日，在我们游览罗马之际，很难想象西里欧山下的低地没有“圆形露天大剧场”（Colosseum）的罗马的样子。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圆形露天大剧场”时会觉得它就应该那样设计，因为可以眺望盘踞帕拉蒂尼山下的罗马广场遗址。然而，当时的罗马剧场并非有如今天所见的断壁残垣，而是神殿、会场以及各种纪念柱整齐排列的地方。从这里延伸出去还可以看见卡匹托尔山上的众多神殿，往北眺望可以看见雄伟的恺撒与奥古斯都广场，即此地是拥有众多公共建筑的罗马市中心区域。

　　历朝历代争先恐后进行公共建筑的有权者并不在少数，然而不会给人以低俗的感觉。以石柱廊为例，如果它仅仅只有支撑房屋的作用，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数量。然而并列的柱子本身就能产生一种美感。集中的建筑物也是这样，也能产生出力量与美感。如果说在眺望茫茫海洋的断崖上建一个孤立的神殿是希腊人的审美观的话，那么将众多建筑集中起来，向外人展现力量与美感就是罗马人的审美观。

　　然而，尼禄痴迷于希腊文化。尼禄所想的是尝试在罗马城中心重现希腊称之为“阿凯迪亚”（Arcadia）的绿色世外桃源，于是下令兴建“黄金宫殿”。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完全占用了从帕拉蒂尼山到埃斯奎里山全部共计50万平方米的土地。

　　尼禄在帕拉蒂尼山下开始了他的工程，拉丁语直译为“穿行大厅”的“Domes Transitria”采用了列柱回廊的建筑风格，正中放置了4米高的黄金尼禄雕像。穿过“穿行大厅”，沿欧比斯山丘前的道路右侧往上，即“圆形露天大剧场”所在的低洼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广阔的人工湖。欧比斯山丘上“黄金宫殿”（ Domus Aura）主楼面对着这个人工湖，而主楼的背后就是埃斯奎里山。这个地方被计划用于饲养动物的公园。据说，人工湖的水从遥远的罗马东北的特沃利引流而至。欧比斯山丘上人工湖一带全部修建了长达1.5公里的三排列柱的回廊。主楼雄伟壮观，甚至连建筑物的天花板都可以旋转，还可以利用上面的机关将花瓣撒落在游人头顶之上。可以说，黄金宫殿是融合了奢华、技术与梦想于一体的宏伟建筑。

　　在我看来，尼禄将意为私宅的“Domus”命名为这些建筑十分不妥，这是他犯下的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黄金宫殿没有栅栏也没有墙。皇帝的私人住宅本是不可以随便进出的，然而人工湖与自然公园罗马公民都可以随意进出。这也是尼禄想把城中心变成绿地的原因。如果那时候有生态学家，我想他们肯定会与尼禄产生共鸣。

　　然而，对于城市的理解，罗马人与尼禄并不相同。在罗马人看来，作为一个城市，特别是市中心，拥有可供城市正常运转的设施就能满足他们的生活，希望享受绿地美景大可以到郊外的山庄或别墅。此外，对于拥有第二栋房子，罗马人非常执著，所以他们往往在别墅中费尽心思营造美丽的庭院。这种痴迷可以与近代的英国人相媲美。

　　这些建筑被尼禄命名为“黄金宫殿”之后，他还感觉不够，甚至还夸口说这里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话传到那些渴望在城市中拥有庭院却十分贫困的公民耳中，不免有些刺耳。然而，炫耀并非尼禄的真正用意，他只是希望公民们可以到这里放松休憩。

　　“黄金宫殿”随着尼禄自杀身亡也搁置了下来。然而，此后的罗马帝国的历任皇帝都对“黄金宫殿”进行了改建。韦斯帕芗皇帝将人工湖改建为“圆形露天大剧场”，而把黄金雕像的尼禄头像换成了太阳神的头像；提图斯皇帝在庭园的西南角建了一个浴场；图拉真皇帝把主楼拆除后也重建了一个大浴场；哈德良皇帝在“穿行大厅”的位置上兴建了一座神殿。经过这些皇帝们的改建，原来的“黄金宫殿”早已面目全非了。在皇帝们有意无意的破坏之下，民众的反感逐渐消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尼禄与罗马人的城市观非常不一致。在罗马人看来，比起波涛翻滚的湖面，宽敞的“圆形露天大剧场”更让人赏心悦目；比起放养动物的自然公园，温暖的浴场更让人心旷神怡，罗马人利用城市的方法不外乎如此。

　　此外，选错了日子重新动工也是尼禄的失误。

　　公元64年，就在年初动工的“黄金宫殿”即将落成时，突如其来的罗马大火将“黄金宫殿”也焚毁了，本来重新动工的日期应当稍微推迟一下，然而尼禄好像忘了一般。虽然尼禄一心致力于灾后重建，但对“黄金宫殿”的重建更是不遗余力。在普通民众看来，“Domus”等于私宅，所以尼禄花力气的重建当然让他们愤怒。在罗马公民之间，见面居然会开这样的玩笑：“趁尼禄还没把罗马变成私宅之前，赶快从罗马搬走吧！”

　　让罗马公民更为愤怒的是，这次火灾造成的灾区差不多与尼禄的“黄金宫殿”预想用地完全吻合，从而引发了罗马公民的纷纷质疑。保护私有财产在罗马实行得非常彻底，即使是皇帝要想要土地，也得出钱向所有者购买。然而，购买需要跟所有者分别交涉，没有充足的时间与金钱，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若是房屋被烧毁，所有者一般都会放弃土地，所以购买起来会比较轻松。因此，罗马大火是由尼禄下令纵火这一谣言也传开了。灾民中还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尼禄在埃斯奎里山的别墅中手抱竖琴，遥望着大火中的罗马，兴高采烈地唱着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特洛伊城沦陷一节的内容。这些谣言加重了灾民们痛恨尼禄的情绪。

　　罗马公民对尼禄的反感与敌意，使得27岁的尼禄浑身不自在。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罗马公民，所以他们理应对自己感恩才是。虽然在罗马大火之前，尼禄偶尔会被罗马公民嘲笑。但从整体上而言，尼禄仍然是一位受罗马公民尊重的皇帝。现在，情势急转直下，尼禄继位以来第一次被敌意包围，这使得他惊慌失措，因此患上了强迫症。为了打消人民对他的敌意，尼禄绞尽脑汁。就在此时，很多心怀叵测的人趁机向尼禄兜售诡计。

　　迫害基督教徒

　　在追查罗马大火纵火嫌疑过程中，为何尼禄会把矛头直指基督教徒呢？犹太教与基督教都一直拒绝融入罗马社会，为何犹太教就可以免遭尼禄的迫害呢？

　　公元64年夏，作为侥幸逃过火灾的4个行政区之一，犹太人居住的是台伯河西岸第14区。之所以他们会集中在一个地方，源于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奥古斯都允许他们在这一区中建立自己的聚居区。基督教起源于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晚年时期，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耶稣基督在公元33年左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其信徒们开始传教，主要对象是与信徒们民族相同的犹太人。罗马帝国差不多每一个城市都有犹太人社区，所以罗马帝国也是基督教的传教范围之一。因而，在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与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时代，基督教徒都与犹太人生活在台伯河西岸的犹太人聚居区。

　　然而，新的运动往往最先遭到身边人的反抗，犹如基督被判刑是因为耶路撒冷犹太教的敌视态度。在尼禄时代，罗马的基督教徒大多是犹太人，他们大多数并非住在犹太人聚集的第14区，而是居住在台伯河对岸的第12区。虽然第12区曾被恺撒下令拆除，但仍然保留了共和制时代塞尔维马斯城墙的外沿。因为是郊区，虽然在大火中受到损毁，程度却并不严重。

　　由于罗马人是一个信奉多神教的宽容民族，他们认为基督教无非是犹太教的分支，只要不引发社会骚乱，就不会使得罗马宽容的方针改变。然而，在罗马人看来，宽容并不意味着赞同，仅仅是正视对方的存在。在我看来，罗马人对待犹太教徒的态度可谓是真正的宽容。

　　罗马人与当地的犹太人没有太大摩擦，这当然与犹太教的选民思想不无关系。只有自己才是神明选中的子民，犹太人对此深信不疑。若是其他民族与他们一样，他们的地位就受到冲击。因此，即使热衷于在自己民族内部坚持信仰，犹太人根本不打算向其他民族传播其宗教。我们也从未曾听过犹太教传教的新闻吧？

　　然而，基督教与犹太教恰恰相反，耶稣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这完全不符合犹太教的选民思想。不过，我觉得耶稣的平等思想以“基督教的上帝”为前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民思想。话说回来，选民思想的差异导致了对待他人态度的不同，也导致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不同。换言之，犹太教对其他宗教的信徒并不热衷，基督教恰好相反。

　　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维奇在其小说《你往何处去》（Quo Vadis）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十分有代表性：在罗马传教的圣彼得拜访罗马首屈一指的大儒、尼禄的亲信佩特罗尼乌斯，热心地游说他皈依基督教。然而，佩特罗尼乌斯不为所动地回答道：

　　“我深知你们的说教没错，但我死之时，自会饮毒自尽，请你们不要打扰我吧。”

　　乖乖听话就不是基督教了。基督教肯定不会放任不管。在他们看来，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是唯一的，不相信这位上帝的人说明他还没有了解真正的宗教。所以，基督教徒坚信拯救这些可怜人就是他们的使命，不过这对那些非基督徒而言就是多管闲事。当时的罗马绝大多数人是非基督徒。

　　从多神教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罗马人眼里基督教徒的多管闲事就是桀骜不驯。《新约·使徒行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描述圣保罗在希腊传教时，在众多神像（希腊人也是多神教徒）的最后面找到一尊名为“献给未知之神”的神像。和圣彼得不同，圣保罗属于激进的传教士，他对在场的希腊人大声嚷道：“这尊神正是我们唯一之神。”听到这种武断的话之后，希腊人愤怒地将圣保罗毫不留情地赶出了城外。

　　人类智慧还有尚未涉及的领域，而献给未知的神正是对尚未涉及领域谦虚的表现。如果武断地认为找到了无所不知的唯一之神，对于多神教的希腊人而言，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自大。能够接纳战败者的信仰，导致了罗马的神祇超过了30万个。然而，即便是罗马人十分宽容，他们与怒而赶走圣保罗的希腊人如出一辙。

　　此外，罗马人有自己独特的感情。罗马人击败埃特鲁斯坎人，随后将他们同化，除了活人祭祀之外，罗马人在这个过程中向埃特鲁斯坎人虚心学习，包括如何建造拱门、如何举行仪式和角斗比赛等。公元前2世纪，迦太基人被罗马人战胜，出于对迦太基人用婴儿来祭祀行为的极端蔑视，就把他们的首都焚为不毛之地。由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特教也有活人祭祀的风俗习惯，罗马人也将他们赶出加入罗马帝国的高卢和不列颠，并为他们感到羞耻。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厌恶在祭奠神灵时用活人作为祭品。

　　当然，在弥撒之中，基督教也有用面包与葡萄酒祭奠的习惯，面包象征着耶稣的肉，葡萄酒象征着耶稣的血这一点，罗马人对此十分清楚。然而，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这与在神灵前供奉牛羊，再把它们宰杀、烤熟、分吃是一样的道理。基督教徒一直强调耶稣之死是一种牺牲，道理大抵如此。

　　基督教徒吃牺牲者的肉，饮牺牲者的血，而罗马人只吃献祭的牛羊肉。在罗马人看来，基督教徒比埃特鲁斯坎人、迦太基人还要野蛮，甚至比蛮族凯尔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基督教徒的态度，普通罗马人基本是厌恶唾弃。

　　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徒的态度稍微有些不同。在历史学家塔西佗看来，基督教徒就是破坏罗马人打造人类共同体制度的始作俑者、阴险的敌人。300年后的罗马帝国，的确验证了塔西佗的观点。

　　与尼禄时代的犹太人相比，同一时代的罗马基督教徒聚居区规模相对较小，势力低微，没有强盛到必须斩草除根的地步。此外，他们没有犹太人那样的好运，可以获得皇后波比娅的庇护。综上所述，罗马基督教徒当然是纵火罪最好的替罪羊。基督教徒除了犯有“纵火罪”，尼禄还指控他们犯下了“憎恶全人类罪”。

　　尼禄实施的逮捕并非撒网捕鱼，而是顺藤摸瓜。先逮捕了几个自称是基督教徒的人，然后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供出其他基督教徒，等其招供之后再予以判刑。当然，所谓的判刑一般都是死刑，然而不经审判直接推赴刑场又与罗马法律相悖。所以，在接到告密后，这些司法机构才采取行动，在证据齐全之后立即予以处决。

　　对这次清剿基督教徒的行动，以塔西佗为首的史学家都没有记载这次殉教者的确切人数。然而，有部分研究者从骇人听闻的刑讯手段，以及罗马以外城市基督教徒的组织规模等推测，处死的基督教徒有二三百人。要一次处死这么多人，的确非常吸引眼球。然而，尼禄并非简单地将其处死，而是当成了一场残酷的表演。传闻梵蒂冈的角斗场就是当时的刑场。

　　一些基督教徒被强迫穿上兽皮，然后被野狗群咬死。其他人则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这是罗马时代比较普遍的刑法。还有一部分人被用于夜间表演，一个个被绑在并排的柱子之上，然后活活烧死。被烈火焚烧的人肉柱，映得观众席上大气都不敢出的观众满脸通红。尼禄也在角斗场上的战车里，欣赏这残酷的“表演”。

　　这次基督教徒所遭受的残酷死刑，在市民的心中引起了与尼禄预期相反的情感。塔西佗不相信尼禄纵火，但是他依然这样写道：

　　即使这些人罪有应得，但是过于残酷的刑法让民众动了恻隐之心。其实人们都清楚，这些基督徒会遭此厄运绝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只是满足一个人的暴虐罢了。

　　尼禄原打算将纵火嫁祸给市民讨厌的基督教徒，从而消除市民对他的怀疑。然而尼禄失算了，反而使传闻他故意纵火的谣言愈传愈凶。

　　罗马共和制时代与元首制时代的历史中，最有名的既非尤里乌斯·恺撒，也非奥古斯都，而是尼禄。他不仅十分出名，也可谓是罗马皇帝的代表。当然，罗马帝国延续期间并非如此。在罗马灭亡之后，基督教徒取代罗马人成为世界主人公后才有此定论。公元64年，尼禄迫害基督徒而成为罗马史上的名人。基督教徒极其反感尼禄，称其反基督教。对尼禄的评价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丝毫改变。

　　然而，尼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只局限在首都罗马，或许他只是为了转嫁纵火案，而此后没有发生类似事件。

　　基督教徒称五贤帝为“贤主明君”，这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统治时期没有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发生。图拉真皇帝时代，耶路撒冷与安条克两名主教殉教。此外，里昂的基督教也曾经被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镇压过。然而除了局部地区受到镇压之外，并没有大规模扩散到帝国全境。而镇压的理由并非宗教问题，大多是借口维护社会治安。

　　进入3世纪，迫害扩散至罗马全国，但这也是从公元202年到250年间的短暂现象。公元250年一过，局势完全转变，公元253、257、258年，都是基督教徒受迫害最为严重的年份。

　　基督教徒在公元260年到303年期间并没有受到任何迫害。这对于居住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来说无疑是最为宁静的一段日子。

　　然而，公元303年后基督教徒又遭受了新一轮迫害。戴克里先（Diocletianus）皇帝决定重建罗马帝国，然而，他决心把“打乱罗马人创建的人类共同体制度”的基督教徒彻底肃清。光看这一时期皇帝对基督教徒所下达的清扫令，就可以明白戴克里先的决心多么坚定。这一时期对于基督教徒而言是最大的受难时期。幸运的是，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下诏承认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才使得灾难结束。基督教徒虽然卷进了帝王间的权力斗争，然而他们最终成为了胜利的一方。

　　上述的例子是基督教徒受迫害比较引人瞩目的事件，因而仅仅把尼禄看做基督教徒的敌人未免有失公允。尼禄迫害基督教徒的理由，除了指控他们是纵火犯与胁从犯之外，把“憎恶全人类罪”也强加在了基督教徒头上。然而，当时罗马人所说的“全人类”只是“罗马帝国”的意思。尼禄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居然成了第一个迫害基督教徒的当权者。

　　唱歌的皇帝

　　作为一位年轻的皇帝，其实尼禄的性格太过稚嫩，根本就容不得任何人对他的批评、反感与仇视。然而，正因为尼禄喜欢“标新立异”的性格，又不能坦然面对别人的批评、反感与仇视，这种性格使得他经常产生偏激的倾向。要么就是手忙脚乱地想扭转局势而丑态百出，要么就是反应过度地进行回击。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由于不能保持精神平静而产生的心态。当尼禄看到民众对遭受酷刑的基督教徒产生怜悯时，心里也开始感到惴惴不安。

　　翌年，即公元65年，第二届“五年庆典”——罗马奥林匹亚运动会正式拉开了帷幕。罗马人通常将此盛会称之为“尼禄节”。在这个节庆中，尼禄希望以身体、诗歌和辩论来展现希腊化的精髓。举办此次盛会的初衷，就是要将希腊化融入罗马人的生活中，同时也是为了挽回其逐渐失去的民心。因此，尼禄向民众表示，他将为自己创作的诗配上曲，参加歌唱比赛。其实，尼禄已经在那不勒斯彩排过，当时就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因此他信心十足。而尼禄很早之前就打算在罗马民众面前进行表演了。

　　这下子元老院如临大敌，为了降低皇帝自降身份、甘当艺人丑闻的热度，除了内定让尼禄获得辩论与歌唱的冠军之外，元老院别无他法。

　　对于元老院的好意，尼禄予以严词拒绝。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才能根本无须元老院插手。他表明自己要与其他参赛者一样平等比赛，服从裁判员的严格裁判，用自己的实力赢得桂冠。对此，元老院只能无可奈何地袖手旁观。

　　皇帝表演本身就吸引人，门票免费，罗马的春光又适合出门，所以那天的庞培剧场人山人海。可容纳3万人的露天剧场居然座无虚席，实在是因为尼禄的出演刺激了群众的好奇心。

　　从尼禄登上舞台伊始，就沐浴在群众的欢呼声与掌声之中。尼禄等这高涨的热情告一段落之后，手抚竖琴，和着自己创作的曲子，深情款款地唱出自己的诗作。从流传至今的几首诗作来看，尼禄的确有这方面的才华。至于曲子，当时无法录音，我们不好判断他的谱曲才华。套用那个时代的评论家的评价，用日语而言就是“下手の横好き”（越是拙劣之人越好瞎摆弄）。声音就是歌手的生命，尼禄的声音还不错，只是不够洪亮。

　　这些评价对观众而言毫无意义。尼禄唱得很卖力，唱完后他就用身上希腊式短衣袖子擦汗。罗马帝国的上流阶级通常用专用的布擦汗，如若要保持这一礼仪，就得命令仆人把布送到台上来，如此一来，就违背了他不想以皇帝的身份来比赛的初衷。等待评委们评分时，尼禄和其他选手一样，单腿跪着把竖琴抱在怀里，谦虚地安静等待。这一举动让观众很开心，不断为尼禄鼓掌喝彩。尼禄是否胜出，历史学家们没有留下记录，不过比赛确实非常成功。如果在评委评分的基础上再加上观众投票，尼禄肯定获得优胜，因为没有一个参赛者得到的掌声和欢呼声盖过尼禄。

　　然而，观众席前面正襟危坐的议员与骑士阶级的男人，满脸鄙夷。观众中有来自行省和同盟国的贵宾，当他们见到艺人打扮的罗马皇帝时，也是一脸惊愕。

　　比赛非常成功，尼禄对此也很满意。虽然尼禄眼看就要满28岁了，然而在某些方面依然懵懂无知。他不明白人类是种很复杂的生物，亲近和敬意难以在他们心中并存。他也不知道，没有民众的尊敬与支持，皇帝的工作没法进行。年末，发生了一起针对尼禄的暗杀事件，史称“皮索的阴谋”。

　　皮索的阴谋

　　盖乌斯·卡尔普尼乌斯·皮索的出身正是这种案件中最具典型的。首先，皮索的家庭背景好。他出身于共和制时代的名门望族，也即尤里乌斯·恺撒后妻的娘家。从不把婚姻与政治混为一谈的恺撒都选择与这个家族联姻，也不难看出卡尔普尼乌斯家族在元老院的地位。卡尔普尼乌斯家族对于成为皇族的尤里乌斯家族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为了消除隐患，卡利古拉在位时，曾经把他流放到外地，克劳狄乌斯上任时才得以回国。

　　作为一名心胸宽广、亲切友善的绅士，皮索身材健壮，即使人到中年仍然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与不到30岁就肥头大耳的尼禄相比，无论身穿军装还是托加，皮索都是一个有魅力的罗马男子。至于才能与性格，并无特别之处。也许因为他并非才华出众、个性突出，所以才会被挑中在尼禄遇害后担任皇帝。

　　同决定刺杀尤里乌斯·恺撒的“布鲁图的阴谋”相比，这个“皮索的阴谋”明显不同。

　　刺杀恺撒的“布鲁图的阴谋”源于对国家体制的分歧而产生两个派别，一派支持庞大帝国由皇帝一人统治，另一派则赞成仿照旧例由元老院统治。换言之，恺撒属于革新派，而布鲁图属于守旧派。恺撒与部分人的私人恩怨，也掺和在了“布鲁图的阴谋”之中。

　　这次未遂暗杀事件并没有上述两个原因。这些策划者当中的确有忠诚的共和制主义者，然而他们并没有打算推翻元首制，恢复共和制。因为大家都普遍认为，由皇帝一个人治理的元首制要比由元老院少数人统治庞大的罗马帝国实际得多。这些策划者大约20到30人之间，却没有一个人是出于个人野心、私人恩怨以及恐惧害怕，全都是担心罗马帝国的未来才出此下策。出于维护“共同体利益”的责任感而参与谋杀策划，这正是他们的理由。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连主谋都没有。这次暗杀并非由单一的某个人提出来的，而是因为大家担忧罗马帝国的未来而集体商讨出的计划，并决定了刺杀尼禄后的继位人选。除去皮索，这些策划者中的其余人员全是亲近尼禄之人，儿时的伙伴、偏袒尼禄的议员。其中居然还有尼禄的启蒙老师与谋士塞内加。亲近尼禄之人策划暗杀尼禄，与卡利古拉遇刺极为相似，但不同于布鲁图刺杀恺撒，其目的不在改变国体而只是想换一位皇帝而已。卡利古拉与尼禄都是未满30岁的年轻人，除了暗杀他们别无他法。

　　然而，暗杀行动之前为何会走漏风声呢？

　　参与者中有一位名叫斯卡耶维努斯的男子，仿佛是要把遗嘱在自己生前兑现一般，居然早早作了财产分配。斯卡耶维努斯以答谢的名义，把财产悉数分给以前忠实侍候自己的仆人们。而得到财产的人中有个解放奴隶，名叫米里库斯。斯卡耶维努斯一再吩咐米里库斯把短剑磨锋利点，再准备好止血药与绷带，将有大事发生。

　　米里库斯仔细一想，经常有客人登门拜访斯卡耶维努斯，主人会把他们支开，与这些男子密谈，而以前从未发生过此等怪事。米里库斯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随即将这些情况告诉妻子，同样是斯卡耶维努斯家仆人的妻子对丈夫说，即使你闭嘴不说其他人也会说漏嘴，到时候就会被当成共犯抓起来，还不如现在就去告密。米里库斯带上斯卡耶维努斯吩咐他磨好的短剑，去了尼禄当时住的郊区行宫。尼禄由于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失火，加之“黄金宫殿”尚未完工，暂时住在郊区的一处行宫。

　　听到米里库斯的告密之后，尼禄大吃一惊。自即位以来，这10多年从未有人想过要谋杀他。他深信自己与在位4年就遭到杀害的卡利古拉不同，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君主。然而，尼禄还是被吓得够呛，他赶紧传唤亲信近卫军长官提格里努斯（Tiglinus），下令他全面搜查。接替布鲁斯近卫军长官一职的提格里努斯出身低贱，他希望通过对皇帝的绝对效忠来掩盖自己的出身。

　　被捕后的斯卡耶维努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他说把短剑的刀刃磨利并无他意。尼禄犹豫不决，他不知道应该相信这位解放奴隶，还是这位议员。就在尼禄差点被斯卡耶维努斯说服之际，情势急转直下，提格里努斯再次拷问了米里库斯。米里库斯招出了来访者中有位名叫纳塔里斯的客人，与主人聊得十分投机。

　　于是，纳塔里斯也被缉拿归案。属于骑士阶级的纳塔里斯，在罗马仅次于元老院阶级。当他见到血气森森的刑具时，吓得浑身发抖，接着供出了皮索与塞内加。斯卡耶维努斯得知纳塔里斯招供后，也许觉得大势已去，很快说出参与其中的人名。塞内加的侄子——诗人卢坎赫然在列。

　　卢坎与尼禄生活在同一时代，和伯父塞内加一样，也是出身西班牙行省。他从小由伯父教导，与尼禄算是同门师兄弟。奥古斯都定下的《百年节赞歌》是诗人贺拉斯的得意之作，尼禄把卢坎从雅典的最高学府召回，要求他创作尼禄节的主题赞诗。在尼禄看来，奥古斯都时代的国民诗人贺拉斯与维吉尔同样声名显赫，这个任务交由卢坎相当于给了他同等的荣耀。卢坎拥护共和制，他的长篇叙事诗《法萨卢斯》，描述了尤里乌斯·恺撒与庞培的生死决战，其偏袒共和派庞培的立场一目了然，不过尼禄依然重用了他。然而，尼禄万万没有想到，他寄予厚望的年轻人也背叛了他。

　　面对严刑逼供，激情的年轻诗人也弯下了腰。他提供的名单让审讯者难以置信，上面居然有他母亲的名字。

　　为了抓捕谋叛者，提格里努斯手下的近卫军团把罗马翻了个底朝天。皮索自知前途无望，他在近卫军赶来之前割腕自杀了。被选为次年行政官的拉特拉努斯，来不及自杀就被直接押赴刑场，当即处死。

　　哲学家塞内加是积极参与，还是装做不知情，抑或与他完全没有干系？我们不得而知。只有纳塔里斯指认塞内加参与谋杀，他的供词只是说，他受皮索之命拜访塞内加，告知皮索对塞内加不愿见他的埋怨，同时带回塞内加的答复。塞内加的回答似乎无懈可击。

　　“如果经常见面，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如今，我已经退隐，成了普通人，这样的我能否安度晚年，全在皮索一身。”

　　塞内加仅凭这句话，就被判定有罪。对这位曾经的授业恩师兼辅政大臣的老哲学家，尼禄下令“赐死”。换言之，尼禄命他自行了断。

　　这位哲学家塞内加已经年近古稀，即使割腕，血液也并不多。所以为了及早解脱，他躺进了放满热水的浴缸，但是没有如愿。最终，在为了促使发汗的蒸汽室的热气中才得到解脱。他在生前没有严厉批评尼禄，他有个愿望，希望在与朋友讨论哲学的过程中安静去世。就这样，罗马史上唯一一个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与世长辞。塞内加曾经对尼禄寄予厚望，竭尽所能地辅佐他。退隐之后，尼禄如何看待他，对这一点塞内加本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如果说尼禄“辜负”了塞内加，或许他也会觉得，对一个洞察力远胜常人的哲学家而言，这实在太过浅薄。即使如此，他引退后的著作仍旧保持一贯的飘忽忧郁，我不禁认为，这是老师在远处守望弟子。

　　与之相反，武士素来以简单直率为美德，他们在临终前的发言反而十分悲壮豪迈。

　　近卫军团大队长弗劳斯是原计划下手行刺的要犯，当尼禄质问他为何要对曾发誓效忠的皇帝刀剑相向时，弗劳斯这样说道：

　　“我恨你！当你还是一个受人民爱戴的皇帝时，我敢说没有人比我更忠诚。可是，眼看着你大逆不道弑母杀妻，痴迷于竞赛，后来又热衷于唱歌，甚至沦落到纵火犯罪，我只希望你死！”

　　百人队队长相当于如今的中队长，身为百人队队长的阿尔普斯气愤地严词谴责尼禄后，平静地走向了断头台。尼禄质问道：“为什么要害我？”阿尔普斯回答道：“要挽回你犯下的种种错误，除了杀了你别无他法。”

　　显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不依靠选举而又想要促进政权更迭时，唯有采取恐怖手段，才能改变一人独揽大权、乾纲独断的现状。参与此次暗杀阴谋的人全都拥有罗马公民权，意即拥有投票权。

　　纳塔里斯因指认同党得免一死，其他人被下令自裁或处以死刑。鲁弗斯与提格里努斯同为近卫军长官，虽然他也是审问者，然而审讯过程中被抖出参与策划暗杀后也难逃一死。“皮索的阴谋”就此功亏一篑。不知道尼禄怎么打算，他公开了所有审判过程，还以出版物的形式公之于众。难道他不担心民众们看了这些出版物后，同情这些暗杀者，甚至接受他们的言论思想？根据奥古斯都制定的《叛国罪法》，对帝国的第一公民图谋不轨，与反叛国家同罪论处。所以这些人是罪有应得。

　　显而易见，在获悉对方意图置自己于死地时，没有人会感念旧情。尼禄原本心胸开阔，如今对谁都揣有防备心理。过了不久，心爱的妻子波比娅也与世长辞。尼禄因此变得更加孤独，疑虑重重，这导致近卫军长官提格里努斯的权力极度膨胀，愈加飞扬跋扈。对这种事情极为敏感且热衷的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就这样写道：恐怖时代再次降临。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是尼禄的密友之一，讽刺文学《萨蒂利孔》（Satiricon）就是他的杰作，他也被下令自裁。如果要说明尼禄是彻头彻尾的暴君，佩特罗尼乌斯是所有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中的最佳人选，相当于从不同角度呈现罗马人对尼禄的评价。在以基督教徒的立场描写罗马的小说《你往何处去》中，佩特罗尼乌斯就是主角之一。

　　可是，无论怎么假设都必须有说服力。比如批判罗马的体制，如果单从基督教徒这一方面进行论述，根本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最具说服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列举这一阵营支持者们批评的例子。如果连皇帝的亲信都持反对皇帝的态度，那么更具说服力。在小说家眼里，这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在这些以文章为武器的人口中，与其说是“战略”还不如说是“构造”。

　　虽然亲近尼禄的人不断离他而去，但他没有因此自暴自弃、滥用职权、不理朝政。似乎是等待皮索的阴谋结束一样，帕提亚王胞弟梯里达底为了前往罗马加冕，经过9个月长途跋涉后终于踏上了意大利国土。如前所述，尼禄亲到那不勒斯，以国宾之礼迎接宿敌帕提亚人。最终，在罗马首都举行的盛大加冕仪式圆满落幕。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亚美尼亚皇位之争，又使得罗马与其头号假想敌帕提亚再度确保了“和平”。罗马广场上的典礼场地民众围得水泄不通，当尼禄亲手把皇冠戴在跪着的梯里达底头上时，民众们对着尼禄山呼皇帝。真正的功臣是科尔布罗，然而市民并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恢复和平的有功之臣只有尼禄。尼禄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无论功劳由谁所立，只要一经承认，最后尽归尼禄。沉浸在和平喜悦中的的市民发出阵阵欢呼，作为回应，尼禄下令关闭雅努斯（Janus）神殿大门。战神雅努斯神殿的大门敞开代表战争，关闭意味着和平，这是罗马自古以来的传统。

　　尼禄原本以罗马公民中“第一公民”这种虚伪的名号称呼自己，现在他享有民众给予的“皇帝”这种颂扬声，仿佛是在公民大会中以掌声、欢呼声的高低来选举一样。那么，此时的尼禄应该重拾皮索阴谋揭发时被动摇的自信了吧。

　　每天与历史相伴，重温曾经的一切。在这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决定成王败寇的不是那个人资质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他如何运用自己的资质。从这一点来说，尼禄始终在门外打转。他尽干不讨巧的事情，好不容易获得的名声又丢失了。也许在尼禄看来，只要民众支持他，做什么都无所谓吧。在他仿佛获得“和平之神”的赞誉之际，尼禄已经下定决心前往他心驰神往的希腊旅游。然而，这次并非皇帝视察，而是去希腊参加比赛，一展歌喉。

　　青年将领

　　尼禄若是个未雨绸缪的人，那么“贝内文托的阴谋”肯定会让他搁置希腊之旅，也应该使他清楚，莱茵河防区与巴勒斯坦等问题不断的地方更值得视察。虽然“贝内文托的阴谋”在萌芽状态就被尼禄掐灭了，也不如“皮索的阴谋”规模浩大，并未对他造成多大影响。然而，事实上这次阴谋影响深远，尼禄更应该深刻反省、思考，寻求根本对策，而非单纯地事后处理。因为罗马军队主力军团首次出现了反对尼禄的迹象。

　　以这些阴谋策划者聚集密谈的城市为名的“贝内文托的阴谋”，于公元66年正式酝酿成型。这次行动计划由军团的青年将领组织暗杀。他们并没有打算废除帝国政权恢复共和制。作为罗马军队的精英，他们虽然常年戍守边关，却年纪轻轻就身居军团长或大队长等要职。虽然罗马帝国早就规定他们是今后能够统率4个军团以上的军团长的后备人选，然而由于与29岁的尼禄年龄差距不大，这群热血青年经常指责尼禄没有资格担当罗马帝国的皇帝。

　　这次阴谋的核心策划人物是一位名叫维尼奇亚努斯的青年将领，作为化解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功臣科尔布罗的女婿，他认为这是为国分忧解难的最佳时机。“贝内文托的阴谋”大概是意欲暗杀尼禄后拥立科尔布罗。为什么说“大概”呢？因为此次阴谋与“皮索的阴谋”不同，没有详细史料，我们只能推测。尼禄曾经公布“皮索的阴谋”的审问过程，然而针对“贝内文托的阴谋”，尼禄以“不值得”为由，没有这样做。尼禄趁他们在贝内文托密谋时全部予以逮捕，居然全是军人。也就是说，参与阴谋的人全是誓死效忠皇帝、拼死捍卫国家利益的青年将领。由于罗马帝国规定，军人不在公民的审判范围之内。事到如今，他们必须接受军法处置。然而，这次结果并未经任何审判马上就出来了，不到10人的青年将领全部被处死。而尼禄则若无其事地照原计划前往希腊。

　　希腊之旅

　　罗马帝国历任皇帝都会前往各地视察，然而尼禄却是一个特例，从未视察过罗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罗马帝国疆域宽广，西起不列颠，东至幼发拉底河，北抵莱茵河口，南接撒哈拉沙漠，统治了600多个民族。尼禄作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亲自前往视察过的地方居然仅仅只有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几处，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转战罗马帝国东西南北各处的尤里乌斯·恺撒暂且不论，就连擅长纸上谈兵的奥古斯都，从他继位前的内乱时代到登基以后，也亲自去过很多地方。提比略虽然55岁之后才登基，但在他即位之前有着极为丰富的外地巡视经历。甚至只当了4年皇帝的卡利古拉，在位期间也目睹了莱茵河与多佛尔海峡，这还不算他少年时代与父亲日耳曼尼库斯前往东方的经验。虽然克劳狄乌斯登基时对国情一无所知，然而远征不列颠时他也亲自到过疆场。尼禄与前任皇帝们相比，继位时罗马一派太平，没有动乱与战事，然而他对国情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尼禄统治罗马帝国，截至其去希腊之前，已经12个年头了。这12年间，尼禄见到的只有罗马到那不勒斯这一段国土。

　　与其说尼禄的希腊之旅是为了收集信息，不如说亲自前往沐浴它的新鲜空气，借此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更为恰当。可惜的是，尼禄根本没有领悟到这个真谛，也缺乏单纯的好奇心。作为一国之君，只要尼禄想做没有什么不可能。另外，皇帝亲自驾临，戍守边关的士兵们肯定欢迎之至。

　　希腊及其周边国家

　　在我看来，尼禄的性格虽不属于多疑一类，然而，作为一种探索，无论事前计划得多么周密，旅行一定会遇到计划外的情况。可是，尼禄与其他年轻人不同，他担心遇到意外。举办“罗马奥运会”与兴建“黄金宫殿”来改造罗马市中心，这些都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新事物，这也说明了他并非厌恶新事物。但是，这些归根到底也是“计划内”的安排。此外，尼禄从未进行过即兴演讲，选择首次登台表演的地方，也是非常熟悉的那不勒斯；有了拉拉队作为坚强后盾，才敢在罗马登台表演。

　　尼禄并非以皇帝身份来完成这次憧憬的希腊之旅的。相反，他是以歌手的身份，带上“奥古斯特阿尼”拉拉队，与其他选手比试自己的表演才华。此外，虽然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与科林斯竞赛并非开赛之年，然而，在尼禄的强令之下又开办了这些竞赛。由于尼禄要参赛，原本没有的音乐项目，也在奥运会中增加了进去。拉拉队卖力的声援，加之蜂拥而至的希腊人的喝彩，各地举行的竞赛中，尼禄都获得了冠军，也获得了不少黄金桂冠。通常，奖励冠军的桂冠都是用月桂树的枝叶编织而成，然而由于尼禄获得了冠军，唯有此次桂冠是专门以黄金铸造。

　　尼禄憧憬中弹竖琴的阿波罗神

　　即使是这样，尼禄在这次希腊之旅时也履行了皇帝的职责。其中一件是下令开凿科林斯峡谷，使之成为连接爱奥尼亚海与爱琴海的运河，其目的是为了缩短绕道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时间和距离。尤里乌斯·恺撒是首先想到这个工程的皇帝，可惜以后的皇帝都没有打算建造此项工程。因为，这对维护地中海区域的“和平”无关紧要。从军事角度分析，科林斯海峡通航没有太大优势，但是经济方面会获得极大利益。希腊由于人才大量流入罗马帝国出现衰退，开凿科林斯海峡可以改善希腊的经济状况。

　　然而，尼禄驾崩之后这个工程也被搁置了，再也无人问津。19世纪，苏伊士运河这一举世瞩目的工程完工之后，这条运河才得以顺利完成。虽然重新动工时隔1800年之久，然而有传闻在重新动工之际，工程现场还发现了尼禄时代开凿岩石的遗迹。

　　也许是为了回报其获得的众多桂冠，或是为了在自己钟爱的希腊留下印记，总而言之，尼禄这次“巡演”顺带给希腊人带来了一份大礼。尼禄宣布将希腊全境都升格为“自由都市”。在此之前，由于雅典与斯巴达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只有这两座城市获得了“自由都市”称号。而这种升格，意味着内政自治，行省税全免。尼禄赋予希腊全境与雅典和斯巴达同等的特权。所以，即便不是希腊人也会对免征收入10%的行省税感到开心。显而易见，我们不难理解当时的希腊人会把尼禄视为最杰出的皇帝这种狂热。

　　然而，尼禄驾崩不到两年，这些全部变成一纸空文。心智成熟、性格健全的韦斯帕芗皇帝认为，区别对待行省非统治之良策。憧憬希腊化，与冷静处理政治工作完全是两码事。但是，韦斯帕芗皇帝依然承认雅典与斯巴达的特权，这其实也是“政治”。

　　话说回来，尼禄有时候还是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比如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由于指挥系统不统一，尼禄耗费了10年时间。所以在处理犹太叛乱一事时，为了不重蹈覆辙，他一开始就交由韦斯帕芗全权处理。

　　然而，我们只能说，尼禄这一时期言行不成体统。他一方面命令韦斯帕芗全权负责镇压犹太暴动，另一方面，他又愚蠢地命令前线的士兵们避免出动。尼禄在希腊旅途中如此矛盾的指令，大概是他把这些命令视为对“贝内文托的阴谋”的后续处理吧。虽然，此时的罗马军队一派安静祥和，然而从罗马军队之后的变化来看，尼禄的决定实在愚蠢至极。

　　军团长之死

　　罗马帝国在莱茵河防线驻守了8个常驻军团，以保障帝国的边境安宁。被称之为高地日耳曼军团的，由一位军团长统率4个军团，担任莱茵河上游至中游河段防御。称之为低地日耳曼军团的，也是由一位军团长统率4个军团，担任莱茵河中游到下游的防御。罗马帝国共有25个军团，守护莱茵河的8个军团是公认的精锐军事力量。然而，此时担任高地与低地日耳曼军团长职位的，刚好是斯克里波尼乌斯家族的兄弟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前线将领。

　　斯克里波尼乌斯兄弟俩被尼禄召到了希腊。与此同时，他也传唤了科尔布罗。科尔布罗时任叙利亚行省总督，负责幼发拉底河的防御工作。

　　作为最高司令官对下属的命令，尼禄在信中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三位军团长毫无防备就直奔希腊报到。然而到达希腊后，尼禄并未召见，他们没有等到皇帝设宴招待的通知，而是赐死的命令。提格里努斯奉命出迎，他指挥近卫军士兵包围了莱茵河的两位军团长，逼迫他们自杀身亡；迎接科尔布罗的是尼禄派来的近卫军士兵，科尔布罗从他们手中接到尼禄的亲笔书信，命其自裁。

　　塔西佗的《编年史》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最为翔实，可惜这个时期以后的内容都失传了，所以我们并不清楚，解决亚美尼亚——帕提亚问题的功臣科尔布罗最后的命运到底如何。至于他临终前是何心情，除了想象之外别无他据。无论如何，有一点毋庸置疑，他没有犹豫，也没有申辩，爽快地举剑自裁。这三位军官，是否确实参与了“贝内文托的阴谋”，还是由于年轻气盛的将领们一时口误而造成的冤案？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尼禄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的确处死了长期驻扎在帝国最重要的两条防线——莱茵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三名军团长。更有甚者，尼禄是先将他们调离了有部下忠心支持的军队之后才命令他们自裁，这种做法的确十分卑鄙无耻。

　　即便将军队的最高将领处死，军队也并未出现反尼禄的行动，这说明军队上下都在讨好皇帝，有研究者这样记下了当时的场景。确实如此，即使自己的长官遇害，在这一时期属下的士兵们也没有发生叛变。虽然没有行动，但反叛的心理正在酝酿之中。经此一事，以罗马公民为主的罗马军队对尼禄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是这样，此后一年内他们发起的叛乱我们就无从解释。尼禄无凭无据地处死三名军团长，这让他与整个罗马军队为敌。造成这种结果，与其说是尼禄行事过于草率，还不如说他蠢得无可救药。

　　若是尼禄对军队置之不理，他可能会永远待在希腊。作为皇帝就必须处理此事。尼禄离开罗马期间，一应政事皆由解放奴隶赫利乌斯处理，经赫利乌斯再三劝告，他终于在一年半后返回了罗马。传闻于公元68年1月下旬，尼禄从意大利南部港口布林迪西登陆。

　　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才终于回到本土。在尼禄看来，凯旋将军的待遇才对得起他的此行，故而，在那不勒斯与罗马都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

　　凯旋仪式

　　在希腊之旅全程陪伴尼禄的拉拉队每人手持一块宣传牌，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列。宣传牌上详细记录着获胜的各场赛事，在罗马的凯旋仪式中，这是凯旋之人进城时获得的待遇。为了让目不识丁的人也能了解情况，尼禄下令在宣传牌上描绘了他表演时的情景。宣传牌的尽头紧跟着一支队伍，他们高举获胜的奖品黄金月桂冠，据说月桂冠居然有1808顶，那么宣传牌也应该不少于这个数。尼禄作为凯旋将军，最后才慢条斯理地出场了。除了头上戴的不是橄榄枝编的月桂冠，而是黄金月桂冠之外，尼禄依照罗马帝国的古代礼仪，身披绣有金线的深红斗篷，驾着由4匹马拉的战车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到达罗马广场之前的行进路线严格遵循传统，然而经过罗马广场之后却没有登上卡匹托尔山，亲赴最高神祇朱庇特的神殿表示感谢。出人意料的是，尼禄刚进入罗马广场就往左转，耸立在帕拉蒂尼山之巅的阿波罗神殿才是凯旋仪式的目的地。作为艺术之神，阿波罗掌管着艺术。尼禄自认为不是战场上的胜利者，而是艺术上的胜利者，所以他坚信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是阿波罗神，阿波罗神才是他应该感谢的对象。

　　在历史学家的记载中不难发现，尼禄的凯旋仪式让罗马公民欢欣鼓舞。在罗马人看来，有趣新奇的事物都值得享受。更何况这次凯旋仪式打破常规，人们还可以看到春风满面的尼禄。

　　实际上，大获全胜的凯旋仪式，是人们为了庆祝国家安全得到保障而举行的庆典，这与手抱竖琴、自弹自唱的“巡演”结束后的凯旋完全不一样。所以，罗马的民众们迅速从狂热中回过神来，错不在普通人身上。

　　然而，对于罗马人迅速冷却的表现尼禄非常不满。在他看来，罗马人缺乏文化素养，于是他动身前往那不勒斯，他认为那里的文化水平高于罗马城。另外，在罗马他只能在奥运会期间登台演唱，但是在那不勒斯则可以完全任由他高兴，随时随地引吭高歌。可惜天不遂人愿，尼禄到达目的地之后突然接到报告，高卢发生暴动。

　　忧国

　　对于当时的罗马人而言，不管是谁，只要一听到盖乌斯·尤里乌斯·温德克斯这个名字，立刻就明白所指何人。比如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这个名字对2000年后的我们来说也是如雷贯耳。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名字。首先，温德克斯表示这个人是高卢人；尤里乌斯家族中，名为盖乌斯的男性多不胜数。百年前恺撒征服高卢之后，将自己的家族名赐予高卢部族首领，所以高卢人从此以尤里乌斯作为自己的家族名。虽然名字较长，然而只有温德克斯才表示他出身于高卢的一个地方，即阿奎塔尼亚（今亚奎丹）。

　　从父辈开始，这位高卢人的家族已经成为元老院的一员。这种结果得益于公元48年克劳狄乌斯皇帝制定的法律，它规定：高卢人可获得元老院议员席位。起初，这部法律承认当时与罗马历来友好的埃杜伊部族有资格加入元老院。当时大家都可以预见，既然允许部分部族加入元老院，那么其他部族获得这个资格也是早晚的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位温德克斯的父亲就不是埃杜伊族，而是属于阿奎塔尼亚族。

　　后来，子承父业的温德克斯也成为议员，然而议员职位并非终点，温德克斯甚至出任高卢行省中的重镇“高卢·卢格登”（里昂行省）的总督。如果把这里与罗马化进程较快的“高卢·纳博讷”（南法行省）进行比较，罗马人肯定认为这里比较落后。但克劳狄乌斯这部允许“长发高卢”（法国中北部）的权贵成为议员的法律，从立法到尼禄时代仅仅过去了20年时间，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对被征服者的开放乃至同化速度之快，实在让人惊叹。

　　东邻莱茵河，北接多佛尔海峡，西至大西洋，南抵比利牛斯山脉，罗马帝国高卢全境分为5个行省（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其中，除南法行省是元老院行省之外，其余4个行省都是皇帝行省。这4个行省中日耳曼行省位于莱茵河西岸，是防线的最前沿，所以罗马在此设置了常驻军团。此外，比利时、高卢·卢格杜南西斯与阿奎塔尼亚没有驻军。在“长发高卢”的首都卢格登（现在的里昂），罗马只驻扎2个大队（士兵不到1000人）。换言之，20年前行省出生的人没有资格进入元老院，如今罗马不仅让他负责治理高卢，还授予他军权，即使他手下的士兵不足1000人。罗马开国路线由尤里乌斯·恺撒开创，经克劳狄乌斯再次验证，到温德克斯一代终于结出“果实”。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温德克斯“果实”最后居然起兵反抗尼禄。

　　高卢全境

　　按理说，温德克斯应该义愤填膺地煽动高卢人：

　　“在我看来，尼禄根本不配为皇帝，拥护尼禄的罗马人自然没有资格统治我们。罗马人统治我们已经百年了，如今正是我们获得解放、赢得独立的大好时机。”

　　然而，温德克斯用的却是这样的言语：

　　“尼禄把罗马帝国占为己有，整日沉溺于各种消遣、娱乐而萎靡不振，哪里还有泱泱大国一国之主的风范？他大逆不道，谋害生母，甚至以叛国重罪逼死贤臣良将。作为一国之君，他却喜欢化身歌手，琴技不佳，曲不成调，他自己居然沾沾自喜。这种不称职的首领应该及早下台，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高卢，拯救罗马人，拯救帝国。”

　　温德克斯的这番说辞很快鼓动了大约10万高卢人。实际上，这位总督号召群众时用的身份不是高卢人，而是罗马人。另外，他还鼓动同僚西班牙东北部的行省总督加尔巴，说他最有资格取尼禄而代之，成为罗马“第一公民”。

　　然而，就在卢格登总督温德克斯给西班牙总督加尔巴的亲笔信还在比利牛斯山脉途中时，莱茵河的高地日耳曼军团已经出动，准备镇压此次叛乱。

　　这8个防守莱茵河的罗马军团，不仅得提防前面日耳曼人的入侵，还得防着背后的高卢人生事。一旦高卢发生叛乱，军团长无须皇帝下令，就必须直接出兵平叛。从军团中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库尔蒂乌斯·鲁弗斯，正是时任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军团长，当他接到温德克斯聚集高卢人叛乱时，当即发兵镇压。

　　尽管号称10万大军，高卢人依然不是精锐的罗马军队的对手。何况，温德克斯与他手下的高卢人并不希望和罗马军队开战。所以，这支队伍顷刻间溃不成军。也有历史学家记载道，高卢人损兵折将接近2万人。然而，这支罗马军队成功镇压了反抗尼禄的叛乱之后，居然对军团长鲁弗斯说道：“将军如想为王，我们愿效犬马之劳。”

　　这些罗马军人成功镇压了高卢人的叛乱，但他们反抗尼禄的心情与高卢人大同小异。对于士兵们的劝进，鲁弗斯拒绝了。在他看来，或许是士兵必须忠于自己宣誓效忠的皇帝？或许是在军团里历尽千辛万苦晋升至骑士阶级，连担任议员都还不够资格，又怎能奢望自己可统治帝国呢？他对此举棋不定。然而，反抗尼禄的行动已是此起彼伏。

　　崛起

　　西班牙总督加尔巴没有像鲁弗斯一样彷徨犹豫，而是立即响应了温德克斯的叛乱号召。加尔巴出身名门，祖辈们都是议员。加尔巴在统治行省的8年时间里，以德政著称，作为一个公职者，可谓是问心无愧。在他看来，20年前才被获准进入元老院的高卢人都能忧国忧民，作为罗马人岂能甘落人后呢？

　　伊比利亚半岛今天被分为西班牙与葡萄牙，而在罗马帝国时代则被分为三块：覆盖东部与北部的“希斯帕尼亚·塔拉戈纳西班牙行省”、南部的“贝提卡行省”，以及西部“卢西塔尼亚行省”。伊比利亚半岛的3个常驻军团全部集中在塔拉戈纳西班牙行省，总督是加尔巴，他也是3个总督中最年长的一位。

　　加尔巴接到报告，高卢人的叛乱被轻易镇压，温德克斯也自杀身亡，然而这并没有动摇加尔巴的决心。加尔巴说，行省总督宣誓效忠的对象仅限于元老院与罗马公民，这等于表明自己反尼禄的立场。公元68年4月2日，距离尼禄的凯旋仪式不到两个月，当时他正大肆庆祝自己的表演成功，引得非议不断。

　　卢西塔尼亚行省的总督奥托对加尔巴表示支持。很早之前，派驻贝提卡行省的财务监察官、即代理总督的凯奇纳也公开表示支持加尔巴。换言之，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拉开了反尼禄运动的帷幕。高卢人温德克斯发起叛乱时，尼禄丝毫没有担心。然而，尼禄对加尔巴的异军突起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加尔巴家族自共和制时代就十分显赫。这次，尼禄不得不离开那不勒斯，急忙赶回首都。

　　然而，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因军团长鲁弗斯举棋不定，不敢有任何动作，而低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亦然。加上元老院依然保持观望，在这种情况下，尼禄觉得还有希望挽回局势。

　　元老院接到报告，加尔巴在西班牙又扩充了一个军团的兵力，所以他们通过决议，把加尔巴定为“国家公敌”。按照规定，要编制一支由罗马公民权利所有者组成的正规军，首先必须获得最高司令官即皇帝的同意，接着由皇帝向元老院提议，元老院通过之后方可执行。加尔巴擅自扩军，是对元老院的冒犯。

　　然而，这次反抗尼禄的暴乱，扩散到了罗马公民之中。小麦是罗马公民的主食，把小麦运到罗马有专门的船只，但是民众居然发现船上运载的是改建角斗场用的沙子，这还是出自尼禄的命令，这彻底引发了民众对尼禄的不信任。我曾反复强调过，罗马皇帝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的“安全”与“粮食”。身为皇帝，既不能有效控制负责国民“安全”的军队，也不把保证“粮食”放在心上，罗马民众忍无可忍。

　　伊比利亚半岛

　　元老院开始与“国家公敌”加尔巴联系，加尔巴本人在很久之前也派心腹潜入罗马卧底，双方暗度陈仓时日已久。当然，尼禄被蒙在鼓里。

　　元老院的议员全都是罗马社会的富裕阶层，思想较为保守。在他们看来，72岁的加尔巴比30岁的尼禄更有安全感。再者，加尔巴功勋卓著，经验丰富。历史学家塔西佗曾写道：“很多人都认为，虽然尼禄是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正统人选，然而真正有能力的还是……”当加尔巴率军攻向罗马的消息传来时，摇摆不定的元老院与罗马公民终于作出了选择。

　　国家公敌

　　局势突然变得对尼禄非常不利，一直以来信任有加的近卫军长官提格里努斯早已不知所踪。提格里努斯手握1万近卫军，这也是驻扎在罗马帝国本土唯一的军事力量，他不见了，尼禄就失去了一个依仗。而另一位近卫军团长官利比德乌斯拜倒在加尔巴的麾下，成了尼禄的敌人。

　　就像从即将沉没的船里仓皇出逃的老鼠一样，从尼禄的警卫到伺候其平常生活的奴隶全都逃得一个不剩。他原本准备逃往埃及的船只因为船员纷纷离开，现在空无一人。

　　屋漏偏逢连阴雨，尼禄被元老院判决为“国家公敌”。笔者曾一再重复过，“第一公民”是罗马皇帝的正式称谓，只有同时获得元老院和罗马市民的认可才有权统治帝国。尼禄被元老院宣布为“国家公敌”之后，意味着他的正当性受到了质疑。元老院发布公告后，由利比德乌斯一人指挥的近卫军决定拥戴加尔巴为“皇帝”。当然，这些士兵也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公民，他们拥有选举权。尼禄失去了元老院与公民的认可，意味着丧失了统治国家的权力。尼禄受到元老院派出的大批士兵的追缉。

　　即使这样，尼禄仍然没有自杀的勇气。由于尼禄曾经给予希腊特殊政策，在他脑海中还存在着一丝幻想，只要能够亡命希腊，希腊人一定会笑脸相迎。他甚至一度考虑逃往帕提亚，然而，眼下最担心的仍是扑朔迷离的命运。

　　民间有这样的传闻，虽然尼禄最后众叛亲离，但仍有4个地位卑微的仆人始终不离不弃。其中一个解放奴隶在罗马城外有住宅，位于首都以北的萨拉里亚大道与诺门塔纳大道之间，距首都6公里，尼禄一行决定逃到这栋住宅。大概是这个地方较为偏僻，加上人烟稀少，所以远方的声音清晰可辨。逃进房间之后，顺着东风，甚至连近卫军士兵们“皇帝加尔巴，万岁！”的欢呼声都传到了尼禄的耳朵中。

　　在后来的传闻中，尼禄此时痛不欲生的处境被描述得更加夸张。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尼禄知道有人会到这个藏身之处抓捕他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自行了断，并最终付诸实施。他甚至在临终前还说了“可怜的艺术家将要死了”这样一句遗言，然而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尼禄喜欢咬文嚼字的性格来判断的话，他也许真的说了吧。这句话与他在“黄金宫殿”竣工前夕说的“终于建好像样的住宅了”相似，经常会让人产生歧义。

　　公元68年6月9日，罗马帝国第五任皇帝尼禄离世，享年30岁零5个月20天。尼禄继位时不满17岁，他在位的时间超过了14年。

　　接下来则要考虑怎么安葬尼禄了。奥古斯都陵由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兴建，然而时局注定尼禄无法安葬在那里。所以，与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的待遇相仿，尼禄的骨灰被埋在别处。在经过简单火化后，尼禄的遗骸被儿时的乳母及初恋女奴阿可特埋在了其生父杜米提亚家族的墓地内。这处墓地位于马尔斯广场上，然而具体地点现在已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尼禄墓前祭奠他的鲜花水果从不间断，这一点是卡利古拉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从祭奠物品的数量与新鲜程度来看，这些东西不仅仅出自尼禄的乳母与阿可特。死者为大，罗马公民对自杀身亡的尼禄还是比较宽容的。假若抛开尼禄曾经的帝王身份，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更何况，尼禄并非碌碌无为，除了没有善始善终，多少还是有些政绩。换言之，作为领导者，持之以恒的意志力必不可少。

　　“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是由奥古斯都一手开创，到尼禄时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我看来，尼禄之死并非单纯意义的奥古斯都血统断绝，而是象征着奥古斯都一手创立的“精致的虚构”的帝国政权终结。

　　卡利古拉遇害之后，或多或少拥有奥古斯都血缘的后裔，都会被拥立为新的皇帝。元老院和罗马民众不但不反对，反而赞成如此行事。正因如此，克劳狄乌斯得以顺利继位。他登基时近卫军的确是一大助力，但是仅凭这个依靠不可能让元老院和民众们忍气吞声长达13年。所以，按今天的说法，克劳狄乌斯登基是各方势力互相妥协、达成共识的结果。

　　同卡利古拉相仿，尼禄也没有后代。但是在庞大的罗马帝国，身上流着奥古斯都血的人并非没有。单论女性一脉，有人嫁到共和制时代已是名门望族的埃米利乌斯家族，也有人嫁入同为名门的尤里乌斯家族。然而，这类人大多遭到清洗，因为卡利古拉或尼禄认为他们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可是如若人们依旧坚信，继承了奥古斯都“血缘”之人就有资格继承皇位，那么肯定能找到符合条件的幸运儿。如果如愿以偿，那么“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可能会加上一个埃米利乌斯什么的名称，变成“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埃米利乌斯王朝”等等，奥古斯都开创的政治体制应当可以万古长青吧。

　　然而，现实始终不是理想，元老院与尼禄分道扬镳，他们最终选择了与奥古斯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加尔巴，并不认为这么做有悖礼法。士兵和普通民众也不以为意。至此，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被罗马的主权者元老院和公民们抛弃了。自卡利古拉死后，换个人来当皇帝就可以维持统治；尼禄死后，加尔巴无法稳坐皇帝的位子，帝国一年半之内内战频发，原因就在于此。然而，为何一个世纪之后，才有人认为不应该如此选择皇帝继承人呢？

　　同少数人掌握统治权、多数人共同执政的共和制不一样，君主制是君王一个人独揽大权，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有效监督。实际上，元首制也好，君主制也罢，人类历史上的统治方式基本都有缺乏有效监督这类缺点。

　　然而，只有奥古斯都开创的罗马元首制存在监督机制。

　　相信各位在看了我所做的图表之后应该会明白，下面这个巧妙的框架正是罗马皇帝权力构建的基础。

　　然而，正是奥古斯都创立的这个界限模糊不清的权力框架，才能实现其统治帝国的构想。在奥古斯都看来，他的这个构想相较少数人把持的共和制更为优越，庞大的罗马帝国更适合采用他开创的元首制。奥古斯都沿着恺撒指明的方向前进，已经见证了奥古斯都预见的正确性，因为后来的帝国统治并无大的纰漏。罗马帝国的“和平”并不会因为个别皇帝的统治不力而受到影响，也不会动摇帝国的根本。

　　奥古斯都不仅仅亲自搭建了这个体系，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人”，对于他创造的这样一个“精致的虚构”体系他心知肚明。然而，要娴熟地驾驭这个体系为己所用，高超的政治技巧必不可少。

　　我们知道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个身居高位同时又拥有娴熟高超的政治才华之人，简直可遇不可求。所以，哪怕是君主制的许多方面都是捏造且失于精巧缜密，然而世袭制仍然是君主制国家的首选。在君主制国家眼中，即使统治者没有卓越的政治才华，如若辅佐之人拥有这种才能，实际的政治生活同样可以照常运转。换言之，纵使统治者是弱智或者脑瘫，只要他与前任“血缘”相继，他照样可以统治帝国。当然，要让这个系统维持运转，这也是拥有卓越政治才华之人的责任。也即是说，通过承认权威却不授予权力的方式，弥补了缺乏监督机制的不足。

　　然而，罗马人与这种君主制没有丝毫联系。按照传统，罗马的权威与权力向来尽归一人。因为比起个人的“血缘”关系，罗马人更看重的是能力。即使是在元首制时代，世袭制也并不为罗马人接受。如果真要让罗马人接受世袭制，必须设置可以让他们安心的监督机制。

　　那么，奥古斯都为何如此钟情于世袭制呢？首先，相比出身都市的恺撒，奥古斯都则出身于农村，他对家族拥有更强的向心力。然而，奥古斯都对于罗马帝国的统治，并没有半点私心，这一点与家族企业的创始人热衷于让儿子继承家业不同。在奥古斯都看来，世袭制可以避免争夺皇位导致的内乱，这才是真正的目的。然而，自古以来，世袭制并非罗马的最高统治者采用的传统。因此，仅凭“血缘”想当上皇帝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获得元老院和民众的认可。此外，为了使得世袭制更加巩固，士兵们在宣誓效忠自己的最高司令官的同时，也必须向皇帝宣誓效忠。

　　然而，这只是表面规定，真实情况如前（《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所述，在奥古斯都的巧妙平衡之下，将大部分权力都集中在皇帝身上。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把权力利用得炉火纯青。没有驾驭这些权力的天赋，或者没有勇气使用这些权力，那么拥有权力也是枉然。因而，是否拥有权力完全取决于表面上的规则。对于罗马皇帝而言，如若元老院与罗马公民撤销对他的认可，罗马军队也拒绝宣誓效忠，那么即使身为皇帝，到那时也会沦为普通人，这就是所谓的表面规则。最典型的就是尼禄走投无路这个案例。

　　显而易见，在这种表面规则的操控下，“血缘”关系变得无足轻重。而罗马人认为的“血缘”，并非今天所谓的附加值，归根到底罗马人还是崇尚实力至上的一个民族。血缘对罗马人而言，只有拥有实力才会产生价值。尼禄之后的罗马帝国皇帝，全都与奥古斯都毫无血缘关系，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罗马人早已不再唯奥古斯都的血缘论事了。

　　与共和制时代末期一样，对于没有附加值的实力而言，也难逃正面冲突。与一天时间就摆平了卡利古拉遇刺后的局势不同，尼禄自杀身亡后，罗马恢复和平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罗马的内乱期间，先后出现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三位皇帝，直到韦斯帕芗继位才算大局已定，而前后差不多持续了一年半的内乱。这位继任的皇帝身上既没有流着尤里乌斯或克劳狄乌斯家族的血液，更不是出身于诸如加尔巴、奥托与维特里乌斯等元老院阶级。韦斯帕芗仅仅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其父甚至没有稳定的职业。

　　奥古斯都开创的政体是“精致的虚构”

　　虽然罗马人与奥古斯都的“血缘”进行了诀别，然而他们并没有否定奥古斯都开创的元首制。罗马帝国的元首制由恺撒描绘蓝图，奥古斯都构建框架，经提比略奠定基础，最后由克劳狄乌斯修修补补才最终确立下来。甚至连感情上倾向于共和制的塔西佗也不能否认，最符合罗马帝国现实的，除了元首制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作为一个并非意识形态类型的民族，罗马人仍然是一个善于与现实抗争的务实主义群体。公元68年夏伊始，虽然罗马帝国经历了长达一年半的动乱，但在此期间并没有探索新的政体。元首制已经成为罗马的共识，问题仅仅在于谁能够有幸成为“代表”而已。但是正因如此，奥古斯都原本辛辛苦苦为元首制设置的监督功能，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或许是我错了，其实暗杀皇帝似乎也成为正常的监督手段之一。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