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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同为罗马人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为何要对罗马皇帝们口诛笔伐呢？

　　如果我们在今天的意大利街头提问：“既是知识分子又身价不菲的人是谁呢？”意大利人的答案肯定会是：“左派。”

　　塔西佗身为元老院议员，而苏维托尼乌斯则是皇帝的秘书官。塔西佗比苏维托尼乌斯大约早出生15年，然而并没有两人生卒年的史料记载，不过传闻他们都活了60至65岁。可是，无论是《编年史》的作者塔西佗，还是撰写《罗马帝王传》的苏维托尼乌斯，他们都生活在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罗马帝国时代。

　　塔西佗在尼禄自杀而亡的那一年大约13岁，而苏维托尼乌斯则尚未降生。罗马帝国在尼禄死后，陷入了一年半的混乱状态，在这两个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他们经历的罗马皇帝如下（括号内表示在位时间）：

　　韦斯帕芗（公元69—79年）、提图斯（公元79—81年）、图密善（公元81—96年）、涅尔瓦（公元96—98年）、图拉真（公元98—117年）、哈德良（公元117—138年）。

　　罗马帝国“五贤帝”中，后面三位皇帝占了三席。

　　对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的出生地，历史学家们并不十分了解，然而普遍推测塔西佗出生于南法行省。塔西佗的岳父阿格里科拉的家族姓名是尤里乌斯，出生地记载得很清楚，就在法国南部的法姆·尤里（今弗雷瑞斯）。尤里乌斯·恺撒在发动高卢战役时代，就曾经授予过很多高卢实权派罗马公民权，甚至把自己的家族姓名尤里乌斯与元老院议员席位等授予了他们，阿格里科拉的祖先应当就是恺撒拉拢的对象。罗马帝国有这样的惯例，即行省出身的人被提拔为元老院议员之后，通常会选择同样出生地的人做自己的女婿。不难推测，法国南部名为高卢·纳博讷的地区很有可能是塔西佗的出生地。

　　与同样出身行省、最终跻身罗马上流社会的塔西佗不同，苏维托尼乌斯出生于意大利本土，其父是第十三军团的一名大队长。从苏维托尼乌斯的经历推断，他属于罗马帝国的中等阶层。不管怎么说，他们一位是元老院议员，一位是皇帝的秘书官，哪怕是没有处于罗马帝国的权力核心，当也应该是处于接近权力核心圈的地位。

　　从这两个人的政治态度来看，他们都坚持国家大事不应由个人独揽大权，而应当由元老院这支精英队伍挑起重任，显然上述立场表明他们都属于支持共和制的一派。身为议员的塔西佗身上的这种倾向十分强烈。然而，他们两人都生活在罗马秩序井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

　　如果只是单纯地反对某一种体制，往往会造成自身力量的损失。保存实力又能到达反对体制的目的，唯有提出一个能够取代现行体制的新的制度，才是正确的做法。也只有这样，反对体制才能取得积极的功效。

　　可是，随着罗马帝国政权的日益巩固，罗马人已经日益认可这种体制，在这种和平与繁荣的罗马帝国政权时代，不可能一味地反对体制，而新的制度也很难产生。甚至连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都没想过摧毁元首制度，回归共和制。

　　在这种前提下，如若无法提出足以取代旧体制的新制度时，理性的反体制者又如何谋求出路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批判。然而，一个人如果无法相信自己言语所具有的力量，他很容易变成为批判而批判，或者堕落为专门揭露别人丑闻的小人。就像研究者经常说的“塔西佗式悲观主义”，我想他产生悲观情绪的真正原因，并非担忧罗马帝国的未来，而是因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担忧。这种想法与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最后变成了德国历史学家蒙森说的：“该记的不记，记的都是不该记的。”试想一下，假如报纸上的社论与周刊杂志的八卦新闻，全是今天我们日本人留给后人的史书，那么后人会怎么来看呢？然而，罗马皇帝的不幸之处在于，塔西佗功力深厚，远非写社论的记者可比，他的文章引人入胜，而苏维托尼乌斯亦然，他的文章比周刊杂志的文章更有意思，很适合作为人们闲聊的谈资。正是他们俩功力深厚的文笔，这些文章才得以流传2000年之久。共和制时代的知识分子西塞罗也早就有这样的名言：“无论何时，批判当权者的文章总是受人追捧。”而我们在日本也很容易读到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译本了。

　　罗马人论述罗马皇帝与非罗马人论述的罗马皇帝，这两种形象大相径庭。对于罗马元首制时期600名议员失去决策国家大事的“自由”，对于非罗马人的希腊人斯特拉波、犹太人斐洛与约瑟夫·弗拉菲乌斯等而言，这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一件史事。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属于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而是被统治阶层。对于居住在罗马的非罗马人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会受到罗马帝国是否正常运转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记载更为客观，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而，非罗马人眼中的罗马皇帝就是：“该记的记，不该记的不记。”不会有丝毫隐瞒。

　　然而，由于这些非罗马人远离帝国权力核心，这也成为他们论著的硬伤，与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的著作相比，他们的作品缺乏真实性和说服力。仅仅从流传后世这个角度出发，由于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对批判皇帝不遗余力，也迎合了基督教徒们的口味，使得他们的作品流传更加深广。

　　塔西佗的作品对后世的罗马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想介绍其中的一些章节。这本书与他崇拜的岳父阿格里科拉有关，名为《阿格里科拉》。笔者向大家介绍他担任不列颠总督时的一些段落，主要记述他如何治理：

　　阿格里科拉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停战期间，实施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虽然不列颠人散居在各个部落过着自己的野蛮生活，然而他们依然拥有彪悍的好斗性。阿格里科拉了解到不列颠人的这种天性，通过竞争关系培养他们过上和平与安定文明生活的习惯。不论是不列颠人为公家或自己修建神殿、论坛（集会广场），还是建造石屋，都会给予奖赏。阿格里科拉积极奖励劳动者，惩罚懈怠者，如此一来，不列颠人之间自然形成竞争关系，总督大可作壁上观，根本就没有必要强制他们干活。

　　阿格里科拉让不列颠人部落族长的儿子们学习提高修养的必修课（英语是Liberal Arts）。他还不忘奉承这些族长几句，说不列颠人的聪明远胜高卢人的热情。这样一来，此前一直拒绝学习拉丁语的不列颠人都希望可以早日说一口流利地道的拉丁语。阿格里科拉甚至夸奖不列颠人身穿托加的姿态更加富丽堂皇，而罗马服饰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就这样，不列颠人逐渐忘了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迷恋上了罗马式回廊、浴场与饮食方式。无知而又浅薄的他们以为自己正在迈向文明，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们成为奴隶的证明而已。

　　在不列颠，罗马人所做的不仅仅是盖祭祀场所、列柱回廊、议事厅、歌剧院以及浴场。如今的英国还留下诸如街道、上下水道等大量的古罗马遗址，都是当时罗马人的杰作。而痴迷庭院的现代英国人喜欢栽种花草，这当中有很多种类也是由罗马人移栽不列颠的。另外，现代英语中，大约有40%的单词来源于拉丁语。有些英国知识分子在聊到德国人时，不经意间会流露出德国人是一个没有经过罗马文化熏陶的野蛮民族这样的轻蔑语气。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写过，恺撒跨越多佛尔海峡开启了大英帝国的历史。如今，关于古罗马的研究，英国人的成绩足以鹤立鸡群。没有英国人的研究罗马史将无从谈起，当然，这种说法也并不为过。

　　对于现在英国人的这副姿态，不知塔西佗知道了会作何感想？也许他会再次出言挖苦道，不列颠正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奴隶化了吧。

　　然而，当不列颠人从笔直平坦的街道一眼望去，他们的心里应该清楚，比起过去劳力伤神的道路，现在运输货物应该更加省时省力；当不列颠人站在宽敞屋檐遮挡下的会场内，他们的心里应该知道，哪怕是经常下雨，也同样能够高兴地在里面聊天。养成洗澡的习惯可以预防疾病，铺设水道就不用到远处取水，摆事实讲道理可以避免冲突，这些都是不列颠人从罗马人那里学到的生活习惯。正如塔西佗所言，虽然不列颠并不寒冷，但天地间弥漫着水汽。所以，不论是穿着罗马式长袍还是短衣，不列颠人应该不会再饱受这些天气的困扰了。

　　现代发达国家的左派知识分子，与武断地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奴隶化结果的塔西佗如出一辙。他们拥有了一切，却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拼命工作为了电冰箱、洗衣机、汽车是错误的，极力想说服他们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他们不厌其烦地进行说教，从未考虑过自己是否真有这种资格。更进一步而言，不知道这些左派知识分子是否认真思考过，电冰箱、洗衣机让女性减少了多少负担呢？

　　笔者从心底十分尊敬塔西佗，他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的历史。然而，有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想抗议几句：“塔西佗，你怎么能这样讲呢？”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