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皇帝韦斯帕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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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皇帝韦斯帕芗
(69年12月21日—79年6月24日在位)
前往罗马
韦斯帕芗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取海路西行,公元70年10月时在意大利通往东方的窗口——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登陆,阔别5年的次子图密善前来迎接,他已经成长为一名19岁的青年了。
60岁的韦斯帕芗早在这一年的1月1日举行的元老院会议上就被承认为“第一公民”,但是回国的行程还是拖延了10个月,他对外宣称是由于风向不合适导致无法从亚历山大起航,实际上是在等待耶路撒冷攻略战的结果。为了确保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皇帝的地位,以凯旋将军的身份返回本国肯定更为有利。
最终,韦斯帕芗在埃及的“等待时机”从公元69年7月被东方军团推举为皇帝时算起,前后共经历了一年零两个月。然而,在此期间他并不是单纯地等待时机,他与率军西进的穆奇阿努斯一直保持着联络,虽然从二人之间的距离和当时的信息传递速度来看这种联络不会太频繁,不过韦斯帕芗确实经常接到穆奇阿努斯的报告,因为在此期间从埃及送到元老院的韦斯帕芗的书信内容不像是一个没有掌握确切情报的人能够写出来的。
另外,公元70年5月到9月末,他肯定也从担任总指挥的长子提图斯那里不断接到了耶路撒冷攻略战的战况报告。从耶路撒冷到亚历山大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600公里。
但是,韦斯帕芗并不是一个凡事不吐不快的人。受到他全权委托率军西进的穆奇阿努斯享有几乎毫无约束的言行自由,指挥耶路撒冷攻略战的提图斯也没有被父亲事无巨细地指指点点。毕竟他指派了久经沙场的武将同时也是埃及长官的尤里乌斯·亚历山大来弥补因提图斯年纪尚轻且完全没有担任总司令官的经验所带来的不利。攻击方的罗马军主力包括参与过犹太全境镇压行动的3个军团外加另外1个军团,共4个军团。纪律严明的罗马军团士兵人数只有2.4万人,但也足以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了。就算耸立在天险之地的坚固城池耶路撒冷有百万大军,韦斯帕芗也毫不怀疑能够攻破它。唯一的问题是时间,攻占迦太基足足用了三年时间,耶路撒冷攻略战却不能允许拖这么久,因为在维特里乌斯死后成为唯一皇帝的韦斯帕芗不能一直让意大利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关于韦斯帕芗选择埃及作为“等待时机”地点的理由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将埃及生产的小麦掌握在手中,从而在军粮方面对维特里乌斯一派占据的意大利本土进行牵制。自从主食依靠进口以来,宗主国意大利的粮食需求量有三分之一是埃及提供的,所以将埃及掌握在手中就等于获得了强力的武器。但是,韦斯帕芗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始终将这把“利刃”收在鞘中,一次都没有拔出来过。他在给元老院的书信中也丝毫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打算,而是只把它当成了一种无声的压力。但是,鉴于塔西佗也曾提及过这件“武器”,可见它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无声的威胁。人们往往对于有声的压力会进行反抗,对无声的压力却毫无知觉。韦斯帕芗原本给人的印象只是个单纯的武夫,谁知他在洞察别人的心理上还是个行家。
“等待时机”期间的韦斯帕芗除此之外还做了一件事,在罗马的西方版图上可能根本就无须做这件事,但是在东方却能产生不可小觑的效果。
一天,一个盲人和一个瘫子被带到韦斯帕芗面前,他们说为了治好自己的残疾,二人曾前往供奉着古埃及神灵的神殿参拜,神灵告诉他们到韦斯帕芗那里让他摸摸就能治好,所以二人请求韦斯帕芗用手摸摸他们的残疾部位。
韦斯帕芗是一个不怎么相信奇迹的务实的罗马皇帝,在心里大概不愿意接受二人的请求。但是周围人一个劲儿地劝说他,以迷信为由回绝他们可不是什么聪明的办法,因为帝国东方的人们同样是罗马皇帝的子民。尽管心中老大不愿意,但他还是摸了摸这两个人的残疾部位。于是,就在他的手刚碰到的时候,盲人睁开了眼,瘫子也能站起来自由行走了。周围的人齐声欢呼“奇迹”,两个受益者也满脸浮现出感恩之情,跪下亲吻了韦斯帕芗的脚。不用说,韦斯帕芗创造的“奇迹”传遍了整个埃及和巴勒斯坦,甚至在叙利亚的安条克也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想必这是某些人安排的“表演”,可是40年前耶稣基督不是也成就过让盲人复明、让瘫子重新站起身的奇迹吗?要想表演奇迹,治疗内脏的疾病是不太好的选择,因为治愈病症的表演如果不能让人清楚地看出来就起不到效果了。所以,可以说罗马皇帝韦斯帕芗成就了和耶稣基督一样的奇迹。
但是,虽然同属罗马帝国,西方和东方却是不同的。在西方,就算把恢复视力的盲人和能够重新行走的瘫子摆在面前,最多也只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西方对于领导者的要求不是具有超能力,而是作为一个人具有多大能力,也就是说他们要求的是在享受生活的同时维持和平与稳定。返回意大利本土之后的韦斯帕芗不需要再表演奇迹,等待他的是比这更加困难的任务——重建内乱后的帝国。
帝国的重建
即便如此,韦斯帕芗依然算是个幸运儿。巴达维人出身的辅助兵发起的叛乱后来演变为高卢帝国创建事件,导致了莱茵河防线的崩溃,而这个问题没到秋天就解决了。四年前在犹太地区爆发的犹太民族叛乱的最高潮——耶路撒冷攻略战5个月后也终于告一段落,带着城池攻陷的消息沿阿皮亚大道北上前往首都的快船肯定也在途中顺便通知了韦斯帕芗。在帝国西方的莱茵河与东方的多瑙河两处地点发生的让罗马人忧心忡忡的这两起事件都已经尘埃落定,韦斯帕芗也可以启程前往首都了。
另外,韦斯帕芗不在意大利本土期间,穆奇阿努斯施行的各项政策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在这10个月中扮演皇帝角色的其实是穆奇阿努斯。
以下试列举一下穆奇阿努斯在此期间的政绩。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并不是按照先后顺序依次处理这些问题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时开始处理的。同时处理的原因在于,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甚至无法分清孰轻孰重。
第一件事是将驻扎在帝国西方的9个军团全部召集起来,投入到对以建立高卢帝国为旗号发动叛乱的日耳曼裔高卢人的镇压中,可以说这是一个英明的决断。由于这个决断,从叛乱爆发开始不到一年,从明确打出高卢帝国旗号的时间点上开始算只过了两三个月,就成功地让莱茵河防线摆脱了瘫痪状态。假如等到韦斯帕芗回国后再作出应对的话,支持叛乱的主谋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势力可能就会遍及莱茵河东西两岸了,至少肯定会波及日耳曼裔高卢人居住的莱茵河西岸和莱茵河东岸(现在的荷兰和德国全境)。那样的话罗马帝国就会倒退到与130年前的恺撒时代相同的状态,并且为了确立本国的防线而不得不再次与日耳曼人展开全面对决。
从公元69年到70年之间的情况来看,可能还不至于投入全部由主力军团兵组成的9个军团5.4万人的兵力,但是穆奇阿努斯准备投入大军一举解决问题。战斗状态拖得越久,敌我双方彼此憎恨的情绪也会越强烈。相反,短时间内解决战斗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并且战后的处理工作和新对策的制定也能不受怨恨情绪的影响,更加理性。
罗马的很多武将共同具有的一个特点是没有身为武将的自负,也就是说没有虚荣心。他们对于以多打少的行为丝毫不会心存犹豫,因为本方人数越多,就可以越快地解决问题,减少敌我双方的伤亡。如果有人对于投入对方10倍的兵力攻打只有500人左右把守的马萨达要塞的行为嗤之以鼻,那就是不了解罗马武将的精神。在尤里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中也有介绍,罗马军的作战是在确保兵力、兵器、军粮补给等确定要素之后才开始的,他说这样一来我军在每个士兵的士气方面也会占据优势。也就是说,精神面貌这种非确定要素是最后才考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军队将这种非确定要素摆在了第一位,失败是必然的。
穆奇阿努斯在迅速解决日耳曼裔高卢人的叛乱后所作的战后处置也非常合情合理。笔者之前已经介绍过,罗马始终坚持“一笔勾销”的政策,就连叛乱的发起者巴达维人在投降后得到的待遇都是维持叛乱前的状态。犯下了发誓效忠高卢帝国这种叛国罪的罗马军团兵们同样没有被追究。对于处置如此宽大的原因,罗马方面给出的回答简单明快——这起事件是罗马人自己为争夺皇位自相争斗而掀起的余波,罪责不在他人。
这件事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意味着罗马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因为对方实力强大,不得已才妥协。这样一来,巴达维人和高卢的行省人民以及一度向高卢帝国宣誓效忠的罗马军团兵们都可以在没有任何负罪感的状态下重归罗马帝国。
对于失败的维特里乌斯一方也是坚持“一笔勾销”的政策,穆奇阿努斯没有忘记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后对失败者处置的失误直接导致了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爆发。维特里乌斯一方成为牺牲品的只有率军抗战到底的他的弟弟和年幼的儿子两个人。维特里乌斯的家眷和亲属都没有遭到流放的处罚,对于元老院内的维特里乌斯一派也不予追究,维特里乌斯挑选麾下莱茵河军团的军团兵组建的近卫军团的士兵们也没有一个人被解雇。
不过,近卫军团是在意大利本土配置的唯一的军事力量,所以不能让曾经支持前任皇帝维特里乌斯的士兵们全部聚集在这里。于是穆奇阿努斯提出将维特里乌斯扩编至15个大队1.5万人的近卫军团恢复到以前的9个大队9000人的规模,把他们分批派到了负责防守帝国各处防线的军团中。唯有这项举措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把分成多批次派驻各处军团的工作与将9个大队9000名士兵全部替换为支持韦斯帕芗的士兵的工作同时进行。公元71年,在结束犹太战争回国的提图斯举行凯旋仪式之后,这位皇子被任命为近卫军团的长官。近卫军团的长官代代由罗马社会中低于元老院阶级的第二阶级——骑士阶级的人担任,所以让本来与父亲共享多项权力、甚至称其为第二皇帝都不过分的提图斯就任这个职位明显是一次降职的人事变动。但是,韦斯帕芗和穆奇阿努斯看重的都是实际利益,他们以不造成反感和怨恨为优先条件,将近卫军团中的维特里乌斯余党一举扫清,从而铲除了统治者换代时容易发生的社会不安得以滋生的土壤。在此重新强调一下,近卫军团真正的威力不在于士兵的质和量,而在于将兵营设在首都,成为意大利本土内唯一的军事力量。
穆奇阿努斯没有在失败者的待遇问题上犯错,对于在内乱中受害的城镇村庄和个人的损失赔偿也没有根据胜者和败者的身份进行区别对待,当中包括成为战场的波河流域、被胜利的士兵们无秩序的行军连累的弗拉米尼亚大道沿线的各处城镇以及对赖着不走达半年之久的维特里乌斯军忍无可忍的首都罗马的市民们。要求赔偿的地方自治体和个人的数量、赔偿的金额肯定都达到了相当惊人的数字,穆奇阿努斯在内乱刚结束的公元70年1月就早早设立了专门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牵扯到三个皇帝的公元69年的这场内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意大利本土成为了战场,损失赔偿的对象是足以影响到韦斯帕芗能否坐稳帝位的本国民众,也就是有权者,所以需要尽快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穆奇阿努斯也迅速启动了因内乱而烧毁的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的重建工程。在罗马的众神中,朱庇特(希腊名为宙斯)被奉为最高神,供奉朱庇特神的神殿在罗马的历史上一直是有幸能举行凯旋仪式的将军向神谢恩的场所。也就是说,华丽的凯旋仪式最后都要在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中以严肃的祈祷收场。驾着四匹马拉的战车凯旋时赢得群众喝彩的将军在登上卡匹托尔山到达最高神朱庇特的神殿后必须走下战车,一个人身披大红斗篷缓步登上白色大理石的台阶,进入神殿。而这座备受人们尊崇的朱庇特神殿不是被别人、正是被罗马人亲手放火烧毁的。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远在莱茵河地区的行省人民深信连众神都已经抛弃了罗马帝国,于是一下子揭竿而起,险些建立了高卢帝国。因此需要将迷信的平民对帝国的将来怀有的不安尽快扫清。朱庇特神殿的重建工程没等皇帝回国就动工了,韦斯帕芗回国后也亲自加入了背着石材向卡匹托尔山的山顶攀爬的建筑工人队列中。
在罗马帝国的西方和东方,最高领导人为了赢得人们的敬意和好感所表现出的姿态也不同。在东方,奇迹的作用比较大,而在西方,加入建筑工人的行列更为有效。如果东方的人看到皇帝背着石材加入搬运工的行列,不知会有何反应。
不过,韦斯帕芗在回到一切都由穆奇阿努斯安排妥当的意大利本土之后,可不是光顾着扮演搬运工了,因为西方的民众虽然不在乎最高领导人有没有超能力,但是会要求他们尽职尽责。
话说回来,韦斯帕芗最幸运的事归根到底还是得到了穆奇阿努斯这个无可替代的帮手。
第一个理由是,穆奇阿努斯在10个月间推行的各项政策减轻了即将作为皇帝开始真正统治的韦斯帕芗肩上的担子。
第二个理由在于穆奇阿努斯的处世方式。韦斯帕芗返回意大利本土后,这名无可取代的帮手没有认为自己的任务结束了而将接力棒完全交给韦斯帕芗后一走了之,也没有要求执政官的职位,或是像克劳狄乌斯皇帝统治时代的维特里乌斯(皇帝维特里乌斯的生父)那样要求与皇帝一起就任比执政官地位还高的财务官。与现任皇帝同时就任执政官或财务官往往比平时就任能够获得更高的权威和权力,穆奇阿努斯领会了韦斯帕芗决定设立皇位世袭制的想法,将这两个位置让给了韦斯帕芗的两个儿子。如果当初穆奇阿努斯硬是要求得到这些官职的话,没有他的协助便无法登上皇位的韦斯帕芗想必也不会拒绝。对于穆奇阿努斯没有就任这两个官职的事实,只能理解为他自己没有这个意愿。
话虽如此,在韦斯帕芗回国后,穆奇阿努斯并没有完全退居幕后。虽然没有就任公职,但是他的存在就好像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手下的梅塞纳斯,以对诸般国事出谋划策的私人顾问身份陪伴韦斯帕芗走过了他皇帝生涯的前半段。到了后半段,便渐渐没有了他的消息,可能是因为儿子提图斯对韦斯帕芗的重要性逐渐增加了吧!
穆奇阿努斯写有几部研究地理的著作,其中的一些只言片语留存到了今天,但研究者们一致认为他的作品在独创性和文章表现力上都平庸无奇。
然而,留下平庸著作的人不一定能力平庸,在实务能力和写作能力上都属超一流的恺撒当然是个例外,但拥有超一流实务能力的奥古斯都的写作能力也只有让人忍不住发笑的水平。要是著书立说的话,韦斯帕芗恐怕也要被归入平庸作者的行列。但话说回来,韦斯帕芗和穆奇阿努斯平定了在尼禄死后席卷罗马帝国的混乱,他们二人确实具有一流的实务能力。
韦斯帕芗最大的任务就是重建因为内乱而伤痕累累的罗马帝国,但是与当年必须平定内乱并重新团结全体罗马人的奥古斯都相比要容易一些。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他的统治时期面临着必须让不习惯帝政的罗马人接受这种制度的困难。第九代皇帝韦斯帕芗在这个方面却不用担心,因为在这100年间,罗马人理解了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对帝政达成了稳定的“共识”(拉丁语源是Consensus)。因此,罗马帝政的危机指的不是皇帝统治制度的危机,而是因为每个成为皇帝的人对其职责的胜任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危机。
韦斯帕芗肩负的帝国重建这个任务因而不需要恺撒具有的那种对于创造新体制来说不可或缺的先见之明和创新能力,也不需要像肩负着确立新体制的任务的奥古斯都那样拥有超一流的政治能力。只要有足够的责任感,这就是一个充分可行的课题。要解决这种课题,只要拥有健全的常识就可以了。用一句话来评价既不善于创新也不具备超群能力的韦斯帕芗,就是他是一个“健全的常识者”。在罗马帝政已经过去一个世纪的这个时期,要想克服所有制度都无法避免的危机——“制度疲劳”,依靠健全的常识回到原点重新出发才是最好的办法,公元70年时的罗马又一次迎来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领导者。
另外,拥有健全常识的人并不是要告别过去的所有,韦斯帕芗成为皇帝后的正式名字为恺撒·韦斯帕芗·奥古斯都皇帝(Imperator Caesar Vespasianus Augustus)。由恺撒创始、奥古斯都确立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在尼禄驾崩后画上了句号,但是由恺撒勾勒出蓝图、奥古斯都建成的罗马帝政却被弗拉维王朝的创始者韦斯帕芗继承了下来。并且从此之后,无论谁做皇帝,罗马帝国皇帝的正式名字依照惯例都会加上“恺撒”和“奥古斯都”,这充分反映了即使废除不胜任的皇帝也依然会沿袭帝政统治制度的这种罗马人的理念。韦斯帕芗作为皇帝的第一项声明就是他将会继承奥古斯都、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的政治。这表明虽然史学家塔西佗认为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是昏君从而与他们划清了界限,但是很多罗马人并不这么想。不过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声明中并没有提到卡利古拉、尼禄以及接下来先后即位的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这是因为这些皇帝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属于不称职的皇帝。
战神雅努斯
一般认为,韦斯帕芗的统治生涯开始于他被东方军团的士兵们拥立为皇帝的公元69年7月1日,但是从以上讲述的种种情由来看,似乎应该将70年11月视为他实际统治的起点,亲政的时间一直到他驾崩的公元79年6月为止,也就是韦斯帕芗61岁—70岁之间的这段时间。在这段岁月中,他从一个只体验过边境军团生活的武将变成了一个在执行任务前必须要事先了解帝国全境状况的政治家。
这名从军团中摸爬滚打一路爬上来的皇帝提出的目标是和平与秩序。秩序不稳的话也很难维持和平,所以他不过是把当年的“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重新提出来而已,然而在经历了一年半的内乱之后反而更容易得到罗马市民们的赞同。
他首先关闭了雅努斯神殿的大门,因为供奉这位双头神的神殿大门敞开的话就代表罗马正处于战争状态,关上的话就可以恢复和平。对于罗马人来说,这个道理不用专门解释也很好理解。
韦斯帕芗其人
韦斯帕芗公布了建设“和平广场”的消息,并马上着手动工。看看保存至今的古罗马广场遗迹便可得知,“广场”(Forum)指的是集政治、经济、行政等国家运营所必需的功能于一身的地区总称。这样的广场在罗马时代的城市俯拾皆是,“Forum Romanum”的意思是“罗马的广场”,可以视为帝国的中枢。
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统治地区的扩大,共和政体时代的古罗马广场已经不够用了。于是恺撒在古罗马广场的北侧附近修建了“恺撒广场”,奥古斯都也在更北侧的地方修建了“奥古斯都广场”,扩建了这些汇集国家运营必需功能的场所。如《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所述,恺撒修建的“广场”可以说是一座小型的古罗马广场,与古罗马广场一样,有神殿以及用于审判和经济活动的会堂,也有保存希腊语和拉丁语书籍(当时为卷轴)的公立图书馆。在一处名为“艾萨多拉”(Exedra)的半圆形角落设有私塾,由此可见这些广场也是提供很多都市生活必要设施的场所。
韦斯帕芗的“和平广场”在功能上与恺撒广场和奥古斯都广场一样,是出于相同的目的修建的,都是最高领导人给市民提供的公共生活场所。在罗马,公共建筑的名称一般会采用修建者的名字,所以命名为“韦斯帕芗广场”,谁也不会有异议。但是他却命名为“和平广场”,目的是告诉广大民众,恢复并维持和平是自己作为皇帝的最高目标。
涅尔瓦皇帝时代(96—98)的“皇帝广场”
没有命名为“韦斯帕芗广场”还有一个潜在的理由——出身地方且不是来自既有的领导者阶级的韦斯帕芗没有出身首都的名门贵族恺撒和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身上的那种“高贵血统”,在两位众所公认的“神君”的广场旁边修建自己的广场也许是个不错的想法,但他还是不敢像神君那样将广场冠以自己的名字。
虽说如此,韦斯帕芗并没有为自己的低贱出身妄自菲薄。他成为皇帝后,曾有大臣向他进言,据说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曾经到韦斯帕芗的出生地瑞耶提附近造访,那里修建了供平民参拜的祠堂,所以建议韦斯帕芗对外宣称自己身上有赫拉克勒斯的血统。众所周知,可以追溯到罗马建国时期的名门贵族恺撒的身上流淌着特洛伊陷落时逃到意大利而被奉为罗马人祖先的埃涅阿斯的血液,因此也就等于继承了埃涅阿斯的母亲——女神维纳斯的血统。独裁者苏拉也曾公开表示自己有维纳斯的血统,所以韦斯帕芗宣称自己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民众应该也会相信。但是他却是一个常识健全的人,大臣的建议被他大笑着驳回了。如果接受这个建议的话,说不定会招来元老院议员们的耻笑。
韦斯帕芗身体强壮,脸形犹如没有完全膨胀起来的面包,乍一看上去就知道是平民出身。所以与自己出身不相符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做。既没有修建华丽的宫殿,也从未踏入过尼禄那座虽没完工但留有华丽装饰的黄金宫殿(Domus Aurea)一步。妻子在犹太战争期间去世后,独身的他也没有再迎娶妃子。虽然有情人,但不是罗马上流社会的女子,只是小时候认识的解放奴隶。他当然不会让这名女子当皇妃,也不允许她插手公务和其他任何事情。韦斯帕芗的日常生活一直很俭朴,他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成为皇帝后仍保持着士兵的身份。按照一般惯例,面见皇帝之前都要事先接受搜身以防藏有武器,但韦斯帕芗却废除了这项规定。
他的言行举止也不是很讲究,虽然会说当时被视为文化代名词的希腊语,但绝对不是一个能感动听众的演讲高手。不过这位乡土味十足的皇帝却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幽默感。
因为自己出身卑贱,韦斯帕芗一般不会拒绝任何人的求见,他甚至接见过公然呼吁打倒帝政的少数派群体——共和主义者,他们大多是在首都罗马教授哲学的人。
韦斯帕芗当时曾耐心倾听过他们当中的一人在自己面前兜售恢复共和政体的说辞,但最后终于忍不住说:“你好像什么话都敢说,恨不得让我判你死刑,可是就算有一条狗在我面前叫个不停,我也不会杀它。”从此以后,这一派的哲学家们就得到了一个名字——“犬儒派”。
他身体一直很健康,所以有一次得病卧床不起后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便留下这样一句话:“可怜的我,快要成神了。”因为皇帝在死后被神圣化已经成了惯例。不过由此可见,对于罗马人来说神不过是这种程度而已。
但是,韦斯帕芗绝对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好人。他从当政的公元70年秋天开始(更应该说是从称帝的69年夏天开始),就已经明确了让两个儿子继承皇位和以法制化的形式确定皇帝权力的想法。在常识健全的韦斯帕芗看来,明确皇位继承人可以杜绝争夺皇位的现象,确定皇帝权力可以改变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以来的皇帝们与元老院关系不和的状况。
《皇帝法》
韦斯帕芗有两个成年的儿子——提图斯和图密善,明确他们皇位继承权的做法当然含有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但是在韦斯帕芗和他的两个儿子之后的弗拉维王朝步入了史称“五贤帝时代”的盛世,这个时代的五位皇帝政绩显赫的最大原因在于养子继承制度,这种说法是史学界的定论。然而,五人中的四人都没有子嗣,唯一例外的马尔库斯·奥勒留皇帝让他成年的儿子康茂德继承了皇位。有子嗣的人抵挡不住世袭的诱惑是人之常情,另外家庭作为培养领导人的机构在当时具有很高的重要性,所以这种体制很容易让世袭制度被第三方接受。
但是,尼禄的下场证明只确立世袭权力是不够的。韦斯帕芗为将来的继承人提图斯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从第一线退下来,让儿子提图斯担任犹太战争的大决战——耶路撒冷攻略战的总指挥就是这个目的。
然而,尼禄的下场还给了他另外一个教训——如果被元老院打上不胜任皇位的烙印,具体来说就是,如果被元老院以过半票数表决为“共同体罗马的敌人”的话,纵然是皇帝也会瞬间沦为一介草民。失去元老院的信任,一切就结束了。就连一直以从母亲身上继承了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血统而自豪的尼禄也不例外,何况与尼禄相比出身卑贱、在罗马的统治阶级中不过是个后起之秀的韦斯帕芗。所以他认为从巩固皇帝赖以倚仗的基础这个意义上来说,以明确的法律规定皇帝享有的权力也是非常必要的。
韦斯帕芗的这种想法在不可替代的帮手穆奇阿努斯的协助下,被准确且迅速地实现了。前任皇帝维特里乌斯被杀后没过10天的公元69年12月末,穆奇阿努斯来到首都,由于自己没有召集元老院的权力,所以他让拥有召集权的首都法务官尤里乌斯·弗朗提努斯召集元老院召开会议,在议席上向议员们提出了审议通过这两项措施的要求。
关于皇位的世袭,穆奇阿努斯引用了韦斯帕芗的原话:“皇位继承人问题无非就是承认我两个儿子的继承权,否则就倒退回到无政府状态的二者选一的问题。”
在一年中经历了皇位的三次易主,每次都只能事后追认的这种无力感让元老院的议员们对有利于稳定政局的皇位世袭制投赞成票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点,也就是对皇帝权力的明文规定清楚地写在今天的罗马卡匹托尔美术馆保存的碑文上。这部题为“韦斯帕芗皇帝法”(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的碑石大意如下:
一、正如神君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诸位皇帝得到承认的权力一样,皇帝韦斯帕芗也拥有与他本人认为合适的国家和君主缔结同盟及友好条约的权力。
二、正如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诸位皇帝得到承认的权力一样,皇帝韦斯帕芗也拥有召集元老院的权力、向元老院提出法案的权力,以及撤销法案的权力。
三、由皇帝召集的临时元老院会议通过的法案与一般元老院会议通过的法案具有同等的效力。
四、在举行负责意大利行政的法务官、财务官、执政官等公职以及负责行省统治的皇帝行省总督、元老院行省总督、埃及长官、负责税务的皇帝财务官等公职的选举时,皇帝推举的人应该得到与其身份相符的待遇。
五、首都罗马的居住区域需要扩建时,正如克劳狄乌斯皇帝得到承认的权力一样,韦斯帕芗也拥有对其进行扩建的权力。
六、只要无损于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不管是什么举措,都承认韦斯帕芗提出议案并付诸实施的权力。这也是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诸位皇帝曾经享有的权力。
七、正如以上三位皇帝得到承认的权力一样,韦斯帕芗也拥有对元老院会议和市民集会的决议行使否决权的权力。
如果各位之前读过《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话,肯定会觉得这些权力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集于一身的各项权力没有任何差别。确实如此,上述权力中的(一)是登上皇位就可以获得的权力,因为皇帝本来就是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所以军事和与此脱不开干系的外交都是皇帝的工作。(二)和(七)是取得“护民官特权”就可以行使的权力。(三)和(六)其实也是无须法律明文规定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皇帝们自始至终都在行使这两项权力。(四)的目的在于提高自己推举的人被任用的可能性,但是有皇帝做靠山的人在选举时自然会得到优待,没必要专门诉诸法律来明文规定。笔者觉得这一条暴露了韦斯帕芗与生俱来的品格低下。
但是,在100年前创建帝政的奥古斯都没有以这种露骨的方式明确自己的权力,是因为当时的罗马人对君主政体有强烈的排斥感,想一想恺撒被暗杀的例子就足以证明。不过历经一个世纪之后的公元70年,往往被视为“元首政体”的罗马独有的君主政体取得了很多业绩,终于得到了统治阶级的罗马公民和被统治阶级的行省人民的一致认可,对于露骨的表现表示反感的只有极少数的理想主义者而已。并且,在讲究实际的武人韦斯帕芗看来,就算成为皇帝之后也应该以明确的法律规定皇帝可以行使的各项权力,以防之后有人说三道四。
《皇帝法》碑文(藏于卡匹托尔美术馆)
韦斯帕芗在维特里乌斯被杀后成为唯一的皇帝时,就已经由元老院承认了以下几项权力:“全军的最高指挥权”、“护民官特权”、“最高裁判权”、“奥古斯都的尊称”、“第一公民”。前三项是“权力”,后两项是彰显“权威”,即使不专门成立《韦斯帕芗皇帝法》(以下简称《皇帝法》),权力和权威也会得到保障。所以《皇帝法》在任何人眼里都只不过是为了不让人说三道四而明文规定了各项权力而已。然而,这项《皇帝法》的真正目的却在于追加在这些权力之后的“Sanctio”,意译过来是“对罚则免除的承认”。并且可视为给这一项条款埋下了伏笔的上述中的(六),即“只要无损于国家利益,皇帝便拥有做任何事情的权力”,这一项条款在“对罚则免除的承认”的保障下发挥了更强的效力。
也许让内阁法制局来制定法律条文的话也会是这种结果,但是这项“Sanctio”中的内容与其他部分不同,为了不招致误解而字斟句酌,完全是用典型的法律学家的文体写成的,结果使全文的意思晦涩难懂,现将其内容逐一列举如下:
这项《皇帝法》确立后,一、皇帝对市民集会或元老院的决议表示反对时,不予追究责任。二、无须缴纳任何罚金。三、不承认任何人有权以皇帝实施了反对市民集会或元老院决议的政策为由对其进行控诉或弹劾审判。
如此明确皇帝权力的《皇帝法》不是由他独一无二的助手穆奇阿努斯以皇帝提出的法案也就是皇帝立法的形式确立的,而是要求元老院以立法的形式——“元老院劝告”来表决通过的。换句话说,这样做造成的印象就是,这个法制化的举措不是皇帝韦斯帕芗本人提出的,而是元老院主动要求的。提案者通过追加的“Sanctio”和《皇帝法》到底想表达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这项法案通过并签了名之后,你们就没有弹劾皇帝的权力了。
韦斯帕芗肯定不想重蹈覆辙,像尼禄那样失去元老院的信任,说得更具体些,就是被打成“国家公敌”而被迫自杀。不过,这项《皇帝法》的确立对于帝政罗马来说确实意味着重大的转变,它代表元老院再也无法对皇帝进行弹劾审判,并且失去了通过过半的票数表决将皇帝打成“国家公敌”来更换政权领导人的权力。由于这项法律的颁布,元老院失去了连帝政的创始者奥古斯都都认可的对皇帝的监督功能。
韦斯帕芗提出这种程度的要求是因为他能够置帝政百年的业绩于不顾吗?奥古斯都没有贸然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在共和政体向帝政过渡的那个微妙的时期,他无法对强烈反感帝政的罗马人视而不见吗?如果奥古斯都站在韦斯帕芗的立场上,他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吗?
在罗马史上几乎是罗马代名词的“罗马的元老院”随着罗马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改变它的功能。
在王政时代,元老院是集合各家族的家长向国王提出建议的机关,成员人数从一开始就固定为300人。
公元前509年罗马过渡到共和政体之后,元老院的成员人数和集合实力派人士的功能一如既往,但是从提出建议的机关变为了执行机关。如果把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元老院比作现代的私营企业,差不多相当于在员工(市民)的上层组成一个有300名成员的董事会。由全体员工每年从这300人当中选出两人担任为期一年的社长。选出两人是因为需要一人主管国内,另外一人主管国外,共和政体时代的“国外”指的是指挥扩张霸权的战争。
步入帝政后,相当于董事长的皇帝不再是从董事会当中选出,而是由世袭制确定的或前任董事长以收为养子的形式提名的人就任不限制任期的终身董事长。市民集会也变成了市民们在竞技场中报以欢呼或大喊反对的形式,所以通过全体员工的选举来产生董事长的情况不复存在了。
第一个尝试改成这种形式的人是尤里乌斯·恺撒,但他真正的意思是,罗马这个“企业”既然已经成长为世界级规模的国际大企业,仍然延续每年更换一名企业领导人的制度以及300名董事会成员的合议制度,会妨碍企业在运营上发挥充分的作用。笔者认为,帝政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是追求统治能力的提高时所不可避免的一种过渡政体。
将恺撒的这种想法变为现实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却在董事会中保留了弹劾不称职董事长的功能——他赋予了元老院对帝政进行监督的权力。
但是,即使步入帝政时期后,罗马的元老院也不仅仅是监督机关,还是储备在将来就任国家要职人员的机关,所以奥古斯都才认为赋予元老院与其地位相称的权限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从人的心理来看,如果期待对方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话,给予足够的权限是最好的办法。就连凭借军事力量推翻了“元老院体制”的恺撒也没有做出废除元老院这样的暴行来。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增加了元老院的人员编制。不过,恺撒勾画的罗马帝国不是共和政体时代那种元老院主导的政治体制,而是皇帝主导的政治体制。到了恺撒之后的奥古斯都时代,元老院作为一个机关负责储备人才、辅佐皇帝经营国家的色彩进一步加强了。尽管如此,一旦认定在位的皇帝不称职,它仍然有权提出不信任案。
但是在韦斯帕芗的《皇帝法》中,即使皇帝被认定不称职,元老院也无权提出不信任案。笔者推测,就算奥古斯都站在韦斯帕芗的立场上,他也根本不会考虑颁布《皇帝法》。
因为对于被剥夺了不信任(用当时罗马的话来说是弹劾审判)权限的元老院来说,在位的皇帝被认定不称职时,唯一能采取的手段只剩下暗杀了。也许有人会说被表决为“国家公敌”唯有自杀一条路,所以自杀和被暗杀没什么区别。但是,拥有“武器”却不使用和“武器”被收缴了想用也用不了是完全不同的。笔者之所以不想给韦斯帕芗作为领导者的表现打满分,就是因为他知道法制化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还是断然实行了法制化。即便是法律,也能反映出制定它的人有着怎样的人格。
也许韦斯帕芗觉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安心做皇帝了,但是这项法律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26年后被暗杀的韦斯帕芗的次子图密善。越是努力想要排除风险,就越容易被风险拖下水,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有风险存在的话,人的紧张感就会增强,所以他们有意无意地都会想修正政策路线。也就是罗马皇帝不得不经常考虑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虽然韦斯帕芗通过制定这项《皇帝法》从而向帝政的专制化迈出了一大步,但有意思的是他在位的9年期间政局始终很平稳。他的统治硕果累累,甚至当初根本没必要剥夺元老院的不信任权限。按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件。没有事件值得记载固然源于他的善政和好运,但笔者认为韦斯帕芗的平民阶级出身和日常的行为加上他健全的常识也给别人造成了他是一个好皇帝的印象。“平民皇帝”便是韦斯帕芗的皇帝形象,对此他比任何人都感到满意,也很清楚这种形象的效果。
但是,没有事件值得记载也表明他肯定在这种事件发生之前就进行了妥善处置。历数韦斯帕芗回国后的业绩便可以得知他对待内乱后的帝国重建有着怎样的想法,以下将不按照年代顺序,而是分几项来进行介绍。
继承人问题
之前已经介绍过,公元70年1月,韦斯帕芗还在埃及等待时机,提图斯也没有着手开始攻打耶路撒冷。由穆奇阿努斯策划召集的元老院会议选出了韦斯帕芗和提图斯两人担任当年的执政官。次年即公元71年,也是通过穆奇阿努斯的安排,让仍然在埃及等待的韦斯帕芗当选了执政官。
公元70年秋天韦斯帕芗回国以后,父子几乎每年都当选执政官(公元72、74、75、76、77、79年等年份),韦斯帕芗与儿子之外的人分享执政官职位只有公元71年和73年这两年,执政官职位由这父子三人以外的人当选只有公元78年一年。
韦斯帕芗将长子提图斯推到幕前的计划绝非与他分享执政官职位这么简单。
提图斯
图密善
在庆祝犹太战争结束的凯旋仪式上,父子二人分别驾着四匹白马拉的战车,以凯旋将军的身份露面。公元71年春天举行的凯旋仪式的特点就是没有主角、配角之分,两个人都是主角。
并且韦斯帕芗皇帝在凯旋仪式刚一结束,就赐予了儿子提图斯使用与自己一样的个人名“Imperator”的权力,此外甚至还将“绝对指挥权”和“护民官特权”赐予了他。拥有最高指挥权相当于成为统率罗马全军的长官,是皇帝才能拥有的权力,所以提图斯依旧坐的是第二把交椅,但他拥有了包括市民集会的召集权和否决权等强大权力的“护民官特权”,其实在身份上几乎等同于皇帝了,因此可以解释为他和父亲之间已经是平起平坐的共同统治者了,这和晚年的奥古斯都给予自己的继承人提比略的待遇相同。
此外,韦斯帕芗还把“恺撒”这个称号赐予了儿子提图斯和图密善,所以从此以后,皇帝的称号就固定为了“恺撒·奥古斯都”,皇位继承人的称号则固定为了“恺撒”。韦斯帕芗深信皇位继承人的人选不确定是导致内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才明确了皇位继承人的称号,一来可以满足自己作为父亲让儿子继承皇位的心愿,二来可以将帝国发生内乱的可能性扼杀在萌芽中。
针对元老院的对策
身为专制色彩浓厚的《皇帝法》推行人的韦斯帕芗,对元老院的态度其实还是很温和的,这可能跟他自己具有的政治平衡感有关,同时也是他考虑到占据元老院议席的很多人的出身都比他高贵的缘故。
即使他没有重要的议题,也必定会出席在每个月的1号和15号召开的元老院会议,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在统治期间几乎每年都兼任执政官,需要以议长的身份参加。
在会议上,他会奖励踊跃讨论的人,对于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洗耳恭听。无论听到多么辛辣和恶毒的批判,他都不会表露出不高兴的样子。不过他也会据理力争,但是没有恺撒那种凭借机智和幽默以简洁的一句话戳到对方痛处惹来满场爆笑从而让反对者孤立无援的讲话技巧,他最多也只能是把脸上的皱纹泛起来,说些诸如“全怪我这把年纪还来当皇帝,现在成了众矢之的”之类的话。不过会场的气氛往往还算和谐,韦斯帕芗虽然没有才气,但还是有些亲和力的。
韦斯帕芗能够赢得议员好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曾经公开表明不会以叛国罪的名义将元老院议员送上法庭。既然已经确立《皇帝法》,根除了弹劾皇帝的可能性,就没有必要再三番五次强调这件事情了。这么做表明在其淳朴的乡下人外表下,隐藏着他对伪善行为的效果怀有的深刻理解。韦斯帕芗不单有亲和力,还是个圆滑世故的人。
另外,他也没有忘记给经济条件困难的议员提供资金援助。因为不管怎么说,担任终身无薪的元老院议员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拥有100万塞斯特斯以上的资产。韦斯帕芗自己在被推举为元老院议员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钱,他让哥哥萨比努斯做担保人后才好不容易借够了钱,在元老院中占据一席之地。
皇帝韦斯帕芗还重新启用了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创设并积极利用的委员会方式,这是一种当议题需要快速解决或需要专业的知识和能力时,不是通过由600人组成的元老院反复讨论表决,而是委托由5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来解决的方式。当然,这种方式的着眼点是促进统治的高效化。这不禁让人想起,韦斯帕芗是继提比略之后第一位熟谙军事、为了执行军务而将自己的足迹洒遍帝国全境的皇帝。
人才录用
韦斯帕芗刚刚登基后就明确表示自己要沿袭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的政治路线,他并没有说谎。他任用了12个出身行省的人担任元老院议员,并且如果只是给他们元老院议席的话,那就与克劳狄乌斯皇帝向中央地区和北部地区的高卢人开放元老院大门的做法没什么区别了,实际上韦斯帕芗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因为他赐予了其中5人贵族的称号。
按照罗马元老院历来的惯例,发表演讲时为了向诸位议员致意,总是以一句“Patres Conscripti”开头,直译过来相当于“各位父老,各位新进人士”。“父老”指的是建国以来的名门贵族,具体来说包括科尔涅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尤里乌斯、瓦莱里乌斯、埃米利乌斯等家族,像西塞罗这种在家族中第一个成为元老院议员的人就不是“父老”,而是“新进人士”中的一员。也就是说,韦斯帕芗将前面5个人抬举到了几乎和父老同等的地位。因为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这个既有的统治阶级无法继续发挥作用导致了尼禄政权的倒台和之后的混乱局面,所以韦斯帕芗想给活力日渐衰退的统治阶级注入新鲜血液,而这些作为“新鲜血液”的人都是凭实力晋升上来的,家族代代属于统治阶级的人也无话可说。
在这5人之中,有3个人的名字流传到了2000年后的今天:
M.乌尔庇护·图拉真——率领第十军团从犹太战争开始一直战斗到最后的武将,后来的图拉真皇帝的父亲,出身于西班牙。
C.尤里乌斯·阿格里科拉——8年后被派遣前去征服不列颠的武将,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出身于高卢。
L.尤里乌斯·弗朗提努斯——被提拔的时候不过是一名法务官,之后历任包括“水道厅长官”在内的各种部门的公职,并著有流传至今的古罗马水道系统的解说书,这个人很可能也是高卢出身。
包括这3个名人在内的12剂“新鲜血液”的出生地遍布西班牙、高卢、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帝国各处的行省。相对于将元老院的门户向帝国西方的行省出身者开放的恺撒和克劳狄乌斯,韦斯帕芗则是将帝国东方的行省出身者也吸纳到了元老院中。
虽然还不至于让他们跻身于贵族行列,但当时的民众很清楚在元老院中占据议席意味着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要职都是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来的,不论是执政官、行省总督,还是指挥数万士兵的司令官,只有元老院议员才有可能担任。所以一旦当选议员,便是光耀乡里,当地居民无不为之庆贺。实行了这种平均化政策以后,无论宗主国还是行省,同样都是罗马帝国一员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便增强了。
但是观察这12人的名字后发现,12人中有4人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能够赐予行省人民“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的只有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卡利古拉4个人。克劳狄乌斯和尼禄属于克劳狄乌斯家族,所以这两人赐予的家族名必须是“克劳狄乌斯”,就像被韦斯帕芗赐予家族名的犹太人史学家约瑟夫斯应该被称为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一样。
首先,卡利古拉对这种事情毫不关心。奥古斯都不是不关心,而是在这个方面属于比较保守的人,所以对于将自己的家族名赐予行省出身者始终持消极态度。继承他位置的提比略一直积极任用有实力的人,他手下的人被后世称为“提比略一派”,但是他的信条是绝不会做奥古斯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他应该也没有到处赐名。结果,最后剩下的就是尤里乌斯·恺撒,这样一来,韦斯帕芗也成了恺撒在120多年前播下的种子的受益人。虽然有一些“尤里乌斯”发动过叛乱,但是罗马帝国确实也有不少跻身到帝国中枢、为国服务的“尤里乌斯”。
针对骑士阶级和平民的对策
尽管自己出身于罗马社会的第二阶级——骑士阶级,但韦斯帕芗并没有给予他们特殊的待遇,他的这种政治平衡感还是很值得称赞的,不过他在这个方面也只是按照先人指明的方向前进罢了。
这个方面的“先人”指的是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共和政体时代的政治被元老院阶级垄断,骑士阶级只能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奥古斯都将他们带入了行政领域,让这些由于在经济活动上经验丰富而在实务能力上出类拔萃的人负责帝国统治方面的实务工作,使得他们成为了统治广大帝国所不可缺少的“官僚”。因此,可谓之共和政体时代的“经济界”的骑士阶级在步入帝政以后变成了经济、行政、军事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罗马社会分为元老院阶级、骑士阶级、平民阶级、解放奴隶、奴隶等阶层,罗马人并没有废除这种共和政体时代以来的阶级制度,而是让它延续了下来。不过却承认了五个阶级之间的流动性,不仅承认甚至还鼓励流动。奴隶可以变成解放奴隶,只要具备资格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成为平民阶级。骑士阶级出身的韦斯帕芗也凭借在军团中的业绩和公职经历进入了元老院,甚至当上了皇帝。
如果让社会的构成人员人人平等,反而会造成疏远外部人员的结果,因为对于新进人员,不可能马上就承认他们拥有与既有人员同等的权利。如果承认的话,会招来既有人员的反对。只要想一想在现代仍然悬而未决的种族歧视现象在社会底层引发的严重问题,就可以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像古代罗马这样,承认社会的阶级差别,也承认阶级间的流动性,就没有拒绝外来人员加入的理由了。首先让他们加入到下层,之后能否提升地位全看个人的努力。另外,对于一开始就展现出自身实力的人,可以马上允许他们提升到与自己实力相符的阶级。为了捍卫民主政体而不得不一直坚持人人平等的希腊城邦国家雅典对于其他城邦出身的人和奴隶来说却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相比来说,共和政体时代由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治和进入帝政时代后变为君主政体的罗马社会却开放得多,笔者相信这个史实拿到现代也是值得思考的。古代的罗马虽然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确实是实现了机会均等的社会。韦斯帕芗的业绩不过是建立在由恺撒开辟、奥古斯都巩固、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不断修正改善的基础上。
韦斯帕芗通过《皇帝法》的制定剥夺了元老院弹劾皇帝的权力,但是没有就此便认为自己和儿子们的地位安然无恙了。平民阶级也是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所以也是堂堂正正的有权者。在帝政历经百年后的公元1世纪下半叶,执政官以下的国家要职都改为由元老院选举决定,市民集会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很久没有召开了。然而,这些有权者并没有完全失去表达自己心声的机会,由国家主办或皇帝要员们举行的各种角斗士比赛和祭祀活动成为了平民们反映意见的场所。虽说是平民,但同时他们也是罗马公民,他们以此为荣,在表达意见的时候毫不客气,让统治者很是头疼。不管皇帝的兴趣是观看角斗士比赛还是四匹马拉的战车竞速,市民们都非常欢迎他出席,因为这是他们向最高统治者反映意见的场所。
奥古斯都在履行皇帝职责的同时也经常在这种场合露面,使得他在平民当中的口碑节节攀升。提比略虽然也充分履行了皇帝的职责,本人却隐居在卡普里岛,而且也不喜欢出席观看角斗士比赛,这成为了平民们对他评价不高的原因。作为皇帝是否称职尚且是个疑问的卡利古拉和尼禄却意外地备受平民爱戴,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他们二人的“全勤”。
后世将这种做法称为“面包与马戏”(代表食物与娱乐),认为是罗马帝国的最大弊端。然而,“面包”的制度可以为贫困者保障食物来源而不至于让他们饿死,“马戏”对于罗马帝国的民众来说也有着娱乐之外的意义。为了证实这一点,下面介绍一段韦斯帕芗亲身经历的轶事。
犹太公主
韦斯帕芗的长子提图斯秉承父命参加犹太战争期间,疯狂地爱上了犹太的公主贝蕾妮丝。贝蕾妮丝是在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重登王位的阿格里帕一世的女儿,相当于协助罗马一方参与犹太战争的阿格里帕二世的姐姐。她比提图斯大12岁,曾经与两名东方国家的君主有过婚姻经历。
父亲阿格里帕一世才气超群,青年时期在罗马接受教育时甚至被提比略皇帝视为心腹大患。大概是比起儿子来,他的才能更多地遗传给了女儿的缘故,弟弟因性格忠厚而被罗马方面视为理想盟友,姐姐贝蕾妮丝却不同,她性格耿直,有强烈的自尊心,如果发现罗马人的长官企图迫害犹太人的话,她会毫不犹豫地提出严正抗议。她不仅天资聪颖,还受过广泛而深入的教育。此外,虽然她的肖像没有流传下来,但根据史学家们的描述,她还是一个身材苗条、举止优雅的美女。
而提图斯在外表和内心方面都与父亲韦斯帕芗颇为相似,不过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身上没有父亲的那种圆滑。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在《犹太战记》中描述的提图斯是一个身为总司令官却在打仗时与普通士兵无异的人,所以只能说他是一个勇将,而并非智将。他是一个淳朴且有良心的青年,但是头脑不够冷静。也许正因如此,他才迷上了这位美丽、知性、比自己年长的东方女子。
贝蕾妮丝对于提图斯表达的爱意似乎也给予了充分的回应。阿格里帕二世协同姐姐一起到罗马向韦斯帕芗进行亲善访问时,这位皇子和犹太公主得以再次相会。提图斯让自己的情人住进了皇宫,他当初爱上贝蕾妮丝的时候已经和育有一女的妻子离了婚,所以是个自由的单身汉。罗马人不觉得和犹太女人同居是什么丑事,当时皇帝一家住在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中,同住的还有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犹太战争后被提拔为首都警察长官的原埃及长官、犹太人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也经常出入于此。对于这些事,罗马人甚至都不会提起。
如果提图斯仿效恺撒对克娄巴特拉那样,与这个出身高贵的犹太女人一直保持情人关系的话,本来不会有什么问题。或者如果提图斯不是皇位继承人,只是一名普通行政官的话,就算与这个犹太女人正式结婚,罗马人也不会横加阻拦。贝蕾妮丝的姐姐就嫁给了一名从罗马派来的犹太长官。但是,淳朴的提图斯不愿意让自己爱的人一直没有名分,而他偏偏又是现任皇帝的继承人。
对于提出正式结婚请求的儿子,不知韦斯帕芗是如何回答的,不过民众却对此给出了答复。
当天,韦斯帕芗和提图斯坐在竞技场的贵宾席上,想必犹太公主贝蕾妮丝也列席了。挤满观众席的群众向他们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声。
罗马的民众不是因为提图斯期望的结婚对象是犹太人而提出抗议,对于他们来说,一提到东方国家的公主,首先想到的就是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尽管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他们没有忘记马克·安东尼就是因为对希腊裔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鬼迷心窍才把弓箭对准祖国罗马的。不管是希腊裔还是犹太裔,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区别。单是东方国家王室的女人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担心再次回到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那个时代。
提图斯
提图斯最终放弃了爱情,贝蕾妮丝返回了犹太。9年后,韦斯帕芗去世、提图斯继承皇位时,贝蕾妮丝再一次来到罗马。但是提图斯成为皇帝后也没有忘记当年民众在竞技场上演的那场大抗议活动,这个犹太女人只能再次返回东方。
然而,提图斯虽然放弃了爱情,却没有放弃对这段爱情的忠贞。与贝蕾妮丝离别以后,他没有再另外寻找别的结婚对象,甚至连情人都没有。他那时才30岁出头,之后终身未娶。尤里乌斯·恺撒在与提图斯相同的年龄时曾说过,身处上层的人比身处下层的人在自由上更受限制,提图斯大概能够切身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皇帝即使有《皇帝法》护身,但如果觉得这样便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就等于自掘坟墓。
圆形竞技场
在现代,如果要用一张图片来表示罗马这座城市的话,大家通常都会想到“Colosseum”(圆形竞技场,意大利语为Colosseo),它的修建者就是韦斯帕芗皇帝。所以这座圆形竞技场的正式名称是“Amphitheatrum Flavium”,翻译过来就是“弗拉维乌斯圆形剧场”。半圆的剧场建筑形式是希腊人首创的,所以在名称前面加上意为“将两个半圆合在一起”的希腊语“Amphi”,就成了圆形剧场,根据场地中举行的活动种类来意译的话,应该译为“圆形竞技场”或“圆形斗技场”。其实场地的形状更近似于椭圆,这种样式的野外竞技场完全是罗马人的独创。只有首都罗马修建的这座圆形竞技场被通称为“Colosseum”,是因为在修建黄金宫殿的当时,尼禄在旁边建造了一座自己形象的巨大雕像(Colossus)。韦斯帕芗没有破坏这座雕像,但是把尼禄的脸改成了太阳神。没有破坏这座雕像是因为它庞大的体积很受民众的喜爱。
修建圆形竞技场的地点是尼禄本来准备用于建造人工湖的一块平地,尼禄建造人工湖的目的肯定是想为市民们提供散步的场所——公共建筑物林立的古罗马广场和恺撒、奥古斯都的“广场”附近增添绿化植被和清新的空气,但为什么韦斯帕芗要牺牲这些好处,在这里建造能够容纳多达5万人的圆形竞技场呢?
在《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讲述尼禄皇帝的章节,笔者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假说——尼禄修建包含一处可以划船游玩的人工湖和饲养野生动物的自然公园在内的黄金宫殿(Domus Aurea)是想绿化罗马的市中心,这本身就是他的首都改造计划。并且笔者认为这项计划没有得到市民好评的原因在于尼禄和当时的市民对于都市的改造计划上存在分歧。喜欢希腊的尼禄肯定是想将首都罗马改造为希腊风格的“阿卡迪亚”(Arcadia,理想国),但是对于在郊外一般都拥有另外一套住宅的市民来说,城市不是享受绿化的地方,而应是人们聚集的场所。尼禄也许会说,自然公园和人工湖一样可以让人们聚集起来,游玩享受。
然而,“享受”这个词对于个人和集体的意义是不同的。市中心不仅是聚集民众的场所,还需要让民众一起参加某项活动才算充分得到了利用。取消人工湖的计划而改为修建圆形竞技场的韦斯帕芗才是理解了市中心价值所在的人。
圆形竞技场的复原模型
但是尼禄可能又会反驳,市中心已经有大竞技场了。
大竞技场的意大利文写作“Circo Massimo”,起初能够容纳15万人,后来扩建为能够容纳25万人,是一座用于举办四匹马拉战车竞速比赛的大型竞技场。但是,一旦达到这么大的规模,反而很难保证每名观众都实际参与进来,因为他们的注意力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而分散了。相反,如果是5万人的规模,并且集中在封闭空间内的话,人们的参与意识会增强。
圆形竞技场的大小正适合皇帝与民众会面。5万人的规模对于拥有百万人口的罗马来说,正好不大不小。并且对于最高权力拥有者的皇帝韦斯帕芗来说,修建圆形竞技场除了可以提供娱乐场地之外,还可以提供让民众对自己的施政发表赞同或反对意见的场所。市民们也正确理解了韦斯帕芗的意图,对于修建人工湖持批判态度的他们听说要修建圆形竞技场,都举双手表示赞成。
现代的圆形竞技场
圆形竞技场在外观和技术上都是旷世的杰作,这种规模,让人既不会感到笨重,也不会感到单调。它采用了罗马人喜爱的拱门,拱门两侧用圆柱固定,在连成一片的拱门内部修建人像。一楼使用的柱子是厚重的多立克柱式,二层的柱子是轻盈的爱奥尼亚柱式,三层的柱子是纤细的科林斯柱式。每层采用不同风格的柱式,可以避免有笨重单调的感觉。读者们可以与据说是模仿这种方法建造的墨索里尼时代的新城市EUR(罗马博览会新区)的建筑物比较一下。
在功能方面,由于出入口的巧妙设计,据说一旦发生事故可以在15分钟内保证全体观众安全撤离。用于格斗的猛兽可以通过地下的运输装置运送到地面上,而不会伤害到管理人员。此外,为了防止观众被罗马强烈的阳光晒伤,利用帆布在观众席顶上制作了顶盖。据说每当圆形竞技场要举行活动时,都是由米塞诺海军基地的水兵们负责这项工作,但是直至今日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办到的。
圆形竞技场的三层拱门
劳动文明宫(EUR)
这座圆形竞技场直到2000年后的现在依然耸立在地上,让我们能够亲眼见到,但是我们看到的圆形竞技场只相当于罗马帝国时代的三分之一。被基督教统治之后,罗马的公共建筑物变为了现成的石料供应地。拜其所赐,能拆的地方全被拆掉了。每个拱门内立着的人像、墙面上的大理石板统统遗失殆尽,我们今天看到的圆形竞技场不过是残留下来的“骨架”。德国文豪歌德曾经说过,到意大利旅行光有肉眼是不够的,还要带上心灵之眼。圆形竞技场就是一个好例子。
建设“和平广场”呼吁恢复和平和秩序,建设圆形竞技场提供娱乐场所,同时拉近皇帝与一般市民的距离,这些做法都很好,但是韦斯帕芗得到市民们一致支持的最重要原因还是钱。由于尼禄松散的财政政策和一年内乱带来的秩序混乱,国家财政的重建已经是燃眉之急。而在财政重建方面最有名的人首推韦斯帕芗,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他是最称职的国税厅长官。”
圆形竞技场(复原假想图)
现代的足球场
他被评为“最称职”是有依据的。韦斯帕芗既没有提高税率,也没有胡乱增设新的税种,他只是思考过如何才能增加税收,并且成功了。韦斯帕芗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在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需要先来了解一下罗马的国家财政是如何构成的。
财政重建
曾经有很多学者下大工夫研究过罗马帝国的国家财政,然而直到今天也未能窥其全貌,恐怕以后也很难指望将这个问题完全搞清楚。并不是因为罗马人不重视税制,漫无计划地横征暴敛。相反,罗马的皇帝们很清楚,以较轻的税率进行大范围征收的税制才是善政的根本,基本上在税制的制定上都保持简单的原则,在遇到各种情况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没有足够的现存史料能够把握其整体特征。因为到了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中世纪,割据各地的封建诸侯和豪族们随心所欲地征收苛捐杂税和过路费,在税收方面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拜其所赐,人们都不再关心罗马时代的税制了。恐怕后人都认为那个时代存在的关于古罗马税制的史料根本没有抄写下来进行保存的必要,都遗失了吧!不过从散见于各种史料中的史实来推测,罗马帝国的税制大致如下:
年收入
一、税收
(1)直接税——古代城邦国家的市民认为,公民的权利是参与国政,义务是通过服兵役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即使城邦国家雅典的市民也只有服兵役的义务,没有缴纳直接税的义务。罗马也是由城邦国家发展而来的帝国,成为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的条件是拥有罗马公民权,所以作为帝国安保负责人的罗马市民只有缴纳这种别名为“血税”的“税”,而不会被要求缴纳直接税来代替兵役。不过雅典和罗马的不同之处在于,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不只限于出生于意大利本土或行省的罗马人,即使是出身行省的他国人,只要作为辅助兵服满25年兵役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医生和教师在直接开始从事治疗和教育的阶段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另外,还有不少人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例如恺撒大范围赏赐被征服民族的权贵阶层)或个人的原因(例如韦斯帕芗赐予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获得了罗马公民权。除了可以被纳入罗马法的保护下之外,还可以免除直接税,这都是罗马公民权保障的直接利益。
因此,直接税大部分来源于行省税。换句话说,没有取得罗马公民权的行省人民由于被免除了负责保障帝国安全的义务,所以就要承担安保费用。这项行省税以获利的资产和个人为征税对象,税率规定为收益的10%。女人、小孩和老人被认为不属于获利群体,所以没有被归入征税对象的行列。
然而,仅以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为征税对象的直接税也是存在的,便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首创的、在古代独一无二的遗产税,税率为5%,不过六等亲以内的家属亲族被排除在征税对象之外,也并非每年都必须缴纳的税种。此外还有针对摆脱了奴隶身份的人征收的奴隶解放税,这种税的税率为该人以前作为奴隶被贩卖时身价的5%。关于这种税,笔者已经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详细介绍过了。
(2)间接税——罗马帝国大致有两种间接税。
关税——奥古斯都时代根据各地的经济实力,分别征收1.5%到5%不等的关税,到了帝政历经百年后的韦斯帕芗时代,地方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有所减小,帝国全境的关税率固定为了5%。不过,对于通过埃及的海关进口的香料、丝绸和宝石等东方的奢侈品,依然保持奥古斯都时代25%的关税率。
营业税——类似日本的消费税,税率为1%。不过,作为主食的小麦从尼禄皇帝时代开始不再是征收对象。
依靠征税获得的收入大致就是以上情况。
二、国有的金、银、铜及其他矿山收入
罗马帝国尽可能避免国营事业,但只有矿山是国有化的,重视矿山带来的收益不是唯一的理由,也是因为帝国政府的职责之一是保持帝国内流通的货币面值与制币材料的价值一致。
三、国有土地的租赁收入
把意大利本土和行省的全部地域加在一起的话,罗马确实拥有面积辽阔的“国有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耕地。罗马帝国将这些地租赁给耕作者,国家和农民之间建立了相当于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公元前59年,当时还是执政官的恺撒颁布了《尤里乌斯农地法》,完全保障了农民的租地权。由于该项法案承认了租地权的世袭,并规定租赁20年以后让渡给农民,所以与其说农民是佃户,不如把他们当做从国家借来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自耕农更为贴切。土地的租金为一年收成的10%,除了农耕之外,畜牧业也采用这个税率。
以上都是一般年收入,此外还有两种临时的年收入:
(1)变卖战争胜利后获得的战利品而取得的收入。
(2)没收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或流放的人拥有的资产而取得的收入。
但是,韦斯帕芗无法指望能获得这些临时收入,因为罗马步入帝国时代以后,主要任务由征服变为了防卫,并且韦斯帕芗本人也曾公开表示不会以叛国罪为名控告元老院议员。以下,我们再来看看管理国家时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年支出是怎样的情况。
一次,笔者有机会见到了前首相宫泽喜一先生,向这位经济专家请教了多年以来的疑问——在现代,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税率都比罗马帝国要高,这是为什么?宫泽先生的回答是,可能是因为现代国家要负担社会福利开支。
那么,古代罗马的年支出中是不是没有社会福利的部分呢?
年支出
一、军事费用
各位读者应该没有忘记,皇帝的首要职责是安全和粮食的保障。维持和平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安全的保障就等于粮食的保障,对于这一点,罗马帝国的人们都没有意见。
在韦斯帕芗的时代,需要不断对不列颠进行征服活动,同时也要在犹太地区驻军,所以一直保持28个军团。作为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为16.8万人,作为辅助战斗力的辅助兵人数也基本与此相同。对于这些士兵,国家除了要负责他们的吃住和武器装备,每年还必须支付薪水。另外,军团兵在20年后期满退伍时,还可以享受到在古代来说很稀奇的退役金。用不着史学家塔西佗和哲学家塞内加提醒,也可以知道维持“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是要花钱的。
二、公共事业费
能够以30万人的兵力坚守住广大罗马帝国周围的所有防线,是因为铺设了能够让大批士兵和重型武器快速移动的罗马式道路网络。罗马人认为桥梁也是道路的延长,所以他们不会有“完全用石头铺设道路,却用木头修建桥梁”的想法,如果铺设道路的话同时也必须架设桥梁,不是与道路同在一条线上,则架设了也没用。另外,为了让道路网络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只要有必要,罗马人当然也会修建堤坝和运河,因为这些也是道路网络的一部分。不管前面是大海还是河川,都会修建必要的港湾。
修建这些基础设施最初是出于军事目的,全部由军团兵负责,这使得明确区分军事费用和公共事业费用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或者说两者密不可分更贴切,因为当时的高速公路系统——罗马道路网络对民间也是开放的,并且可以免费使用。
还有一项国家出资负担的公共事业是神殿的建造。罗马信奉多神教,所以神殿的数量也很多。不仅有朱庇特、阿波罗和维纳斯这些高级神,罗马人将“融合”、“信义”这些理念也还原为了神。这些神殿的修建一般是通过竞标的方式委托给被称为“Societas”(英语society的词源)的民间企业负责施工,这种施工方式也被其他同样重要的公共事业——上下水道、公共浴场、竞技场所采用,和平广场和圆形竞技场也都是委托民间企业修建的。很多Societas都不止一个资本家,而是多名出资人共同经营,可以说是近代股份有限公司的雏形。
在首都罗马,重要的公共建筑物很多都是在共和政体末期由个人通过私人投资修建的。例如庞培剧场、恺撒广场、尤里乌斯会堂、尤里乌斯投票场等。包括这些在内的很多建筑物都是依靠个人捐资建造,没有使用国家的钱。但是,任何建筑物在完成后都需要定期维护保养。公共事业费的相当一部分都被用在了道路、上下水道以及公共建筑物的维修上。
三、人力资源费
既然帝国幅员辽阔,在管理上就需要很多人力。在首都罗马任职的执政官、法务官、财务检察官、按察官等政府高官都是没有薪水的,但是在首都罗马任职的事务官僚却有薪水。另外,派驻行省的总督可以领取必要的经费,在总督手下工作的官僚当然也是有薪水的,在这些人身上支出的人力资源费肯定达到了相当的数目。不过令人意外的是,罗马帝国统治如此广阔的地区,却没有成为一个官僚王国。也许是因为包括征税事务在内的很多事情都委托给了民间负责,就连首都罗马也没有一座政府办公室之类的建筑。
四、节庆费
这也是多神教国家特有的一笔开支,罗马人没有每周日公休的惯例,献给众神的节日就是他们的休息日。节庆费开支庞大的原因是,除了在神殿举行祭祀的开支外,按惯例在祭祀之后举行的以敬献给众神为名义的各种竞技大会耗资庞大。对于罗马人来说,休息日的意思就是在神殿向神祭拜之后与这些神一同欣赏竞技比赛和格斗。
五、社会福利费
按照《小麦法》的规定,居住在首都的市民拥有每个月免费领取5摩第(Modius)小麦的权利。
这个措施的历史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到韦斯帕芗皇帝统治时期为止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小麦法》在公元前123年由当时的护民官格拉古兄弟中的弟弟盖乌斯首创。当初的目的是保证贫民以市价60%的“政治价格”购买作为主食的小麦,但是后来这项法案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从公元前1世纪起固定为了免费发放。步入帝政以来的领取人数为20万人左右,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在每个月免费领取5摩第(约合30公斤)的小麦。
领取小麦的条件是居住在首都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限定为居住在首都的罗马公民的原因是古今东西的贫困者都容易涌向大城市。同时,能够直接或间接表明是否支持皇帝的也正是这些居住在首都的“有权者”,所以《小麦法》也是一项针对有权者的对策。
女人和10岁以下的孩子没有资格领取。这样的话,从理论上来说,不论是元老院议员还是属于骑士阶级的Societas的管理者都可以申请领取。
然而,《小麦法》的真正目的在于将贫困的人从饥饿中拯救出来。话虽如此,因为是针对有权者的对策,所以只把对象限定为贫民阶层的话就会失去效力。于是罗马当局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如果想要得到每个月免费领取5摩第的小麦和节日活动免费入场券的待遇,必须由领取者本人申请获得承认上述权利的证明书(Tesserae Frumentariae)。因此就给申请人带来了很多无形的障碍,比如需要与平民和解放奴隶一起加入到马尔斯广场的长队中,还得忍受在排队时碰到熟人的尴尬,并且还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领到手。通过采取这种方法,确保了真正需要福利的人才能够领到小麦。
“面包与马戏”
后世的人们批判罗马人时首先举出来的就是“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理由是罗马人有国家保障食物,所以不需要工作,终日以观看国家举行的格斗等节目为乐。
在此假设有一家五口罗马人,三个孩子中大一点的两个孩子已经过了10岁,其中一个孩子是女孩,不到10岁的最小的孩子是男孩。这一家的成员中有权享受《小麦法》的只有父亲和长子两人,两个人每月领取的小麦配给量是10摩第,约合60公斤。然而似乎发放的不是小麦粉,而是脱谷后还没有磨成粉的小麦粒,每天的发放量为2公斤。那么首先磨粉就需要花钱,磨成粉后罗马人一般会采用两种烹饪方法,第一种是拿到面包房烤成面包,第二种是加入蔬菜或奶酪蘸着汤吃。不管哪种方法都要花费开支。第一种方法需要向面包房支付费用,第二种方法需要负担购买另外的食材所需的费用和燃料费。假如不将这些开支计算在内的话,每天食用2公斤小麦获得的热量大约为4000千卡,一家五口人就凭这些热量能维持生计吗?
日本的生活保障制度在就职获得收入后就不能再享受了,然而,在古代罗马,即使有工作也不会失去领取小麦的资格。因为一家五口人以每天4000千卡的标准领取小麦,只能保证不饿死,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都得不到保障。没结婚的人得到的待遇也差不多,虽然每天可以免费领取1公斤小麦,但还需要支付房租,另外还要买衣服。最重要的是每天光吃小麦会营养不良,导致生病。所以找到工作赚取收入是绝对有必要的,国家给予的保障只是不让人饿死罢了。
“面包与马戏”的原文是拉丁文,可见是罗马人自己发明的说法,但这只是讽刺作家的夸张形容,如果囫囵吞枣地笼统理解,就无法搞清历史的真实情况。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正是由于这项《小麦法》的存在,百万人口的城市罗马的民众才不至于饿死。另外,类似这样的社会福利随着帝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也逐渐普及到了地方城市和行省,所以在这样一个广大的罗马帝国中,由于饥饿导致的集体死亡事件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一笔吗?毕竟这是距今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而直到现代我们依然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非洲和亚洲发生饥荒的场面。
然而,就算发放给每个人的小麦量只达到保证不饿死的程度,20万人口也会给国库带来沉重的负担。据说1摩第小麦的市价平均为10塞斯特斯,但是不能以市价来计算《小麦法》给国库带来的负担。并且从尼禄时代开始,小麦是不收税的。所以,除了向生产者支付的批发价之外,还要算上装载到Societas的船只上运抵奥斯提亚港的运费。全部计算进来的话,1摩第小麦的成本价差不多是6塞斯特斯左右。
20万人一年所需的小麦总量为1200万摩第,这样的话所需费用为7200万塞斯特斯,那么罗马帝国的社会福利费就相当于支付给罗马全军将士薪水的三分之一。保障平民不饿死的政策是需要一笔相当大的费用的。但是,历代皇帝依然坚持奉行这项政策。对于没有资格享受《小麦法》的平民的需求,也一直通过完善港湾和仓库的设施来保证供给量的充足和价格的稳定。罗马皇帝的两大职责在于安全和粮食的保障,所以一旦在其中任何一项上做得有所欠缺,很可能会在竞技场接见民众时迎来嘘声,甚至有被杀死的危险。
但是,对于了解现代福利制度的我们来说,国家的社会福利应该还包括医疗和教育。
然而,罗马人不认为这两项属于国家的职责。不过也有例外,就是在每处军团基地常设的军队医院。连前线的军团基地都有如此完备的医疗设施,帝国的首都罗马却没有本应该修建的大医院。如果要想讨市民的欢心,皇帝们本可以争先恐后地修建大医院。但是,皇帝们争先恐后修建的“大建筑”却是浴场,还有可以在夏季供给充足水源的水道设施。此外,在罗马帝国时代的首都罗马的复原地图中,也找不到与医院同样重要的大规模公共设施——学校。
教育与医疗
古代的罗马人并非对医疗和教育漠不关心,尤里乌斯·恺撒早在公元前45年就颁布了对于从事医疗和教育工作的医生和教师,不问本人的出生地、民族和肤色,统统赐予罗马公民权的法律。拥有罗马公民权也就意味着被免除了行省税这项直接税。恺撒的想法是,通过免除直接税,让这些人从事医疗和教育来适当地回报社会。换做现代的日本,就是不管出生在日本还是韩国,或是美国、德国、印度,都赋予日本国籍,并且免除在日本的所得税,以此来吸引人才到日本从事医疗和教育事业。也就是说,通过给予优待措施来生成知识产业的自由市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促进水平的提高和费用的合理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国立医院和公立学校,而是出现无数的小规模诊所和私塾。从事医疗工作的地点应该是在供奉医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殿附属的诊所,或者是在医生的私人住宅中。私塾方面则是在神殿、广场或会堂的一角提供教学场所,有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恺撒广场就留存有似乎是出自中小学生手笔的涂鸦。
克桑腾军团基地的军队医院平面图(■为病房)
恺撒的这种制度在罗马帝国期间一直发挥着作用。笔者认为,始终坚持将医疗和教育委托民间的这种方针正是罗马的社会福利费用没有给国家财政带来过重负担的重要原因。总之,因为罗马帝国始终奉行除了国家必须经手的事情之外一切委托给民间的方针,所以才实现了现代所谓的“小政府”。
但是这项制度能够在罗马人当中固定下来,根本原因在于罗马人自身对教育和医疗的看法。
罗马人认为,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有意愿、资质和经济宽裕的人才应该接受的。如果奴隶有这种意愿和资质,但是经济条件不允许的话,也有机会和主人的儿子一起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另外,在罗马社会中,接受教育的水平高低不会给出路带来影响。历代皇帝中没有一人曾经到当时的最高学府——雅典或罗得岛留过学,不过这些皇帝却无一不热衷于在帝国的首都罗马修建国立图书馆。图书馆在当时本身就是研究所,同时,罗马的官方记录包括元老院的议事录都是公开的,所以保存这些记录的Tabularium(意译为公文书馆),也可以称为研究机关。并且,富裕的家庭在子弟的教育投资上都不惜重金。如果在图书馆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同时能够为城里的孩子们提供教育的话,就可以享受免除直接税的优待。人们都乐于聚集到环境好的地方,出身于帝国行省的有潜质的青年就如随风飘舞的草木一样涌向罗马,他们通过向罗马的孩子们提供教育可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
罗马人对于医疗的看法也许来自他们的生死观。为了维护帝国这个共同体的和平而负伤的人由国家保障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但是,对于生命(在日本来说就是寿命)罗马人看得比较开,所以在实施治疗时也只会在有可能治好的前提下才竭尽全力。历代的罗马皇帝中没有一人曾经为了延年益寿而四处求医。不仅如此,不少社会地位高的老年人在病倒卧床不起、意识到自己命不长久的时候,会拒绝继续接受治疗,选择通过绝食的方式自尽。罗马人从来没有想过通过某种手段来延长自己的生命,越是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头脑、精神和肉体方面消耗殆尽后越不希望自己继续活在世上。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强调应在有生之年尽量享受生活的斯多葛哲学才得以在当时深入人心。
此外,希腊的医学之祖希波克拉底的教诲也经久不衰,他认为比起得病之后再治疗,提高身体本来的抵抗力更为重要。罗马皇帝们更热衷于大浴场和水道系统的建设而不是大医院,可能也是受到了这个学说的影响。
保持身体清洁的习惯有助于提高免疫力,保证摄食量可以维持体力,避免生病。韦斯帕芗时代在罗马有两处公共浴场,一处是奥古斯都时代的阿格里帕捐资修建的,另一处是尼禄皇帝修建的。除此之外,在韦斯帕芗之后继承皇位的提图斯在圆形竞技场上方的高台修建了第三座大浴场。
罗马时代虽然也叫做浴场,但实际除了主要的沐浴和按摩设施之外,还包括运动场、图书馆、游乐场所和庭院,是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综合设施。先洗净身体,通过按摩舒筋活血后,至于是下棋、打球还是读书、散步,全看个人爱好。值得一提的是,恺撒为医生提供了免除直接税的优待,而韦斯帕芗将同样的优待也赐予了按摩师。一来是因为罗马人喜欢按摩,二来也是因为他们重视按摩带来的功效。入场时间是从黎明到下班结束的下午2点,到日落结束。
这种罗马独有的“浴场”的入场费为男性0.5阿斯,女性1阿斯。女性的入场费较高,让身为女性的笔者有些不满,也许是女性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缘故吧!儿童可以免费入场,享受免费的还包括士兵以及就任公职的解放奴隶和奴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浴场”面向上到元老院议员下到奴隶的各个阶级开放,另外,如果碰上特殊的节日,全体人员都可以免费入场。
0.5阿斯相当于一个面包加一杯葡萄酒的价钱,依靠这种程度的入场费来维持提供温、热、冷三种水的浴室正常工作,还要经营包括其他多种设施在内的面积广大的高级浴场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非国营不可。正因为提供娱乐休闲和保持卫生水准这两个目标的存在,公费的支出才能维持下来。这种罗马式的大公共浴场在罗马帝国内比比皆是,就连意大利境内的中小城市庞贝,即便没有医院的遗迹,却保存有浴场的遗迹。笔者在帝国最北部边境的英国亲眼看到哈德良皇帝时代的城墙附近的浴场遗迹时不禁笑了出来,因为这座浴场建在小溪边上,就像日本的温泉一样。不过建筑风格是地地道道的罗马式,采用的是坚固的建筑方法,构成也很符合逻辑。
以上介绍的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年度预算,预算一般都会反映出该国民众的思考方式,罗马帝国的“预算”自然也反映了罗马人的想法。削减这些反映罗马人想法的预算就等于否定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如果想要提高既有税种的税率,必定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因素,所以也是无法实现的。就连被称为昏君的卡利古拉和尼禄也不敢贸然改变税制。话虽如此,目前面临着重建因高卢帝国骚动而濒临崩溃的莱茵河防线、征服不列颠、在犹太常驻一个军团进行直辖统治等各种问题,所以很多部门的财政吃紧,迫切要求必须通过某种方法来增加税收。
提图斯的公共浴场(复原假想图与平面图)
那么,被后世誉为最称职的国税厅长官的韦斯帕芗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寻求财源
韦斯帕芗拥有健全的常识。如果是常识健全的人,在面临财政重建问题时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正确把握现状。公元73年,韦斯帕芗和儿子提图斯就任了财务官,于是现任皇帝和下任皇帝两个人一起在帝国全境实施了国情调查。
在帝国全境实施的国情调查自从步入帝政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包括韦斯帕芗在任期间,一共实施了三次:
公元14年——奥古斯都皇帝和帝位继承人提比略就任为期一年半的财务官。
公元47年——克劳狄乌斯皇帝与最佳搭档路奇乌斯·维特里乌斯就任财务官。
公元73年——韦斯帕芗皇帝和帝位继承人提图斯一起就任财务官。
罗马人是在古代唯一进行过国情调查的民族,这种调查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准确了解符合服兵役年龄的成年男子,也就是17—45岁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的人数。步入帝政以后,变为了了解包括行省在内的帝国全境居民生产手段的调查。因此与其说罗马帝国施行的“国情调查”与现代实施的国情调查相近,不如说更接近于现代每年实行的税务申报。尽管征税的实务工作也可以委托给私营企业承担,但是这些人只负责征收,不负责核查。与这种税务申报相似的国情调查并非每年都实施,而是每隔30年实施一次,原因是实施一次会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并且当时不存在通货膨胀这种现象,所以经济状况的变化还是非常平稳的。
虽说如此,韦斯帕芗的意图当然在于通过实施国情调查而实现实质上的增收。距上次实施调查也已经过去了26年。这26年除去其中的一年之外一直持续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只要用常识来判断就知道其间的经济水平一定提高了。
韦斯帕芗实施的另一项增收政策是对笔者在上述罗马年收入的第三项列举的国有土地的租金收入方式进行改良。
恺撒在公元前59年颁布的《尤里乌斯农地法》规定了国有土地租赁的面积上限,这项法案的目的在于扶植中小自耕农。
户主可以借地500尤格(约合125公顷),以每个儿子的名义可以借地250尤格,但是全家借地不得超过1000尤格。
这样一来,划分国有耕地的最小单位就是250尤格,另外,期满退伍的士兵得到的冲抵退役金的土地下限似乎是200尤格。如果国有土地的借地和出租的最小单位为50公顷的话,比这个单位更小的土地就不会成为租赁或提供的对象。
但是,并非每块土地都适合这种分割法,各个地区肯定都存在“零星农地”。这些不足200尤格的土地由于租借了邻近土地的人扩大耕种面积而成为了事实上的租用地。但实际上没被划入租用地,所以没有向国家缴纳地租的义务。这种状态到当时已经持续了130年。
韦斯帕芗对这些“零星农地”也逐一进行了精确的丈量,并划为征税对象,仅此一项就增加了不少税收。
皇帝韦斯帕芗增加税收的最后一项措施在喜好花边新闻的罗马人当中成了众矢之的,他新设了一项名为“Vectigal urinae”的税种,直译过来就是“小便税”。
卫生意识很强的罗马人很热衷于下水道的建设,同时对于在城市的重要场所设置公共厕所也是乐此不疲。不过韦斯帕芗设立的“小便税”的征收对象并不是公共厕所的使用者,而是收集公共厕所的尿液用来去除羊毛中的油脂的纤维业者,理由是这些人使用尿液赚取了利润。
就连儿子提图斯也忍不住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觉得父亲是不是做得太过了。韦斯帕芗拿起一把银币凑到儿子的鼻子下面问道:“有臊味吗?”提图斯回答:“没有。”于是这位皇帝说:
“没有吗?但这可是小便税的税收啊!”
在现代的欧洲,“韦斯帕芗”这个词语在各国语言中成了公共厕所的通称。在意大利一般说到韦斯帕芗,指的不是罗马皇帝,而是公共厕所的意思。
韦斯帕芗之死
公元79年6月24日,皇帝韦斯帕芗去世。一开始得病时他曾到故乡的温泉疗养过,但是毫无效果。于是他说皇帝必须站着死去,刚要起身就断了气。享年70岁,在位一共10年。
不过这个幽默的武将出身的皇帝是在完成了所有帝国重建的任务后才去世的。还有一些已经着手但还未完成的事情,但是他相信长子提图斯和次子图密善会在继承皇位后妥善处理,所以走得很放心。
罗马帝国发行的金、银、铜三种货币通过保持面值和制币材料的价值一致,从而在促进经济的健全发展上发挥了关键货币的作用,但同时也被作为了将皇帝的统治业绩传遍帝国全境的宣传手段。一般来说正面是皇帝的侧脸,背面雕刻着象征其业绩的图案。也有雕刻着缩写文字的硬币,韦斯帕芗皇帝时代发行的货币雕刻的文字有如下内容:
皇帝恢复了和平
韦斯帕芗和他的儿子们确立了永久的和平
恢复了军队对国家的忠诚
韦斯帕芗是市民自由的保护者
皇帝统治公正
为身为罗马公民感到庆幸
罗马公民,万岁!
韦斯帕芗实现了自己在登上皇位时承诺的和平和秩序的恢复,他是以既有统治阶级之外的身份成就的这两个目标。韦斯帕芗死的时候,元老院阶级内也不再有人对帝国的最高权力者皇帝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第二阶级——骑士阶级感到反感了。如同他在临终的床上所“担心”的“可怜的我,快要成神了”,韦斯帕芗死后确实被神化了。有趣的是,在罗马帝国连成为神也要看生前的业绩。
之后,儿子提图斯没有遇到任何阻力,顺利地继承了皇位。原因之一是制定《皇帝法》预先保障了他的继承权,不过在父亲统治期间,他和父亲共同统治取得的业绩也是不可忽视的。另外,妥善处理了罗马人视为行省人民叛乱而不是宗教问题的犹太战争也成为了提图斯的有利砝码。在讲述罗马人的历史时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帝国安全保障的最高负责人是皇帝。罗马皇帝在军事方面的知识、能力、业绩会经常接受考验,从拉丁语“Imperator”一词的定义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