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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帝国的边境

　　在《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写到恺撒和庞培之间发生的内战时，笔者心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行省人民为何没有趁这个时候发动起义呢？二人都将军队把持在自己手中，此前被罗马人征服的地方在军事上都处于真空状态。恺撒刚刚征服了高卢，庞培称霸东方最多也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在罗马世界的东西方，败给这两人的人们都还健在，如果这些人有意为自由和独立再战的话，罗马人之间自相残杀的内战正是一个好机会。

　　然而，在内战持续的三年半中，没有任何一个行省揭竿而起反抗罗马。被恺撒驱赶到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销声匿迹，没有尝试过一次在恺撒出现以前屡试不爽的跨越莱茵河的作战行动。

　　罗马人之间的内斗还包括从恺撒被暗杀后到屋大维时代的奥古斯都终结内战为止的14年。不过这14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布鲁图与卡西乌斯对决安东尼与屋大维以及接下来的安东尼与屋大维的冷战状态下，真正发生交战的只有腓立比战役和亚克兴角海战这两次，因此难以拿来作为比较对象。能够与公元69年的内战进行比较的只有120年前的恺撒与庞培的对决。

　　另外，由于尼禄的死而爆发的公元69年内乱仅持续了一年。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一年之间，除了依靠皇帝尼禄的决断成功建立良好外交关系的东方防线之外，利用罗马人互相争斗的机会起兵反抗罗马的民族不在少数。

　　在尚未实现全面征服的不列颠，由于要应对揭竿而起的原住民部族的反抗，在接到宗主国意大利的召集命令时，驻扎在此的3个军团中只有1个军团作出了响应。

　　在多瑙河防线方面，达契亚人抓住这个时机渡过多瑙河入侵罗马领土，正在向西进军的穆奇阿努斯只能和剩下的军团兵一起抵挡。

　　在莱茵河防线方面，发生了罗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不幸事件——罗马军中非主要战斗力的辅助兵攻击了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并且，这些日耳曼裔的辅助兵不仅配合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裔部族一起行动，还煽动同为罗马行省人民的高卢人，企图建立高卢帝国，从罗马的统治下独立出去，问题非同小可。

　　为什么在恺撒和庞培之间的三年内战中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在三皇帝时代统治的短短一年之间，边境却如此动荡呢？

　　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对于足以领导反罗马运动的行省实力派人士而言，庞培和恺撒都是在罗马世界中家喻户晓、数一数二的名人。相反，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在帝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却很低。不知道对手是谁的话，起兵反抗时也不会感到什么压力。

　　第二，庞培和恺撒都是拥有压倒性战绩的人物，前者扫除了地中海的海盗进而称霸东方，后者征服高卢并取得了对日耳曼人的胜利。这两个人对于行省的实力派人士和居住在罗马防线之外的人来说，是让他们尝到完败苦果的始作俑者。

　　相反，另外三个皇帝在这一点上完全无法与之相比。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虽然有担任行省总督的经历，却没有打过胜仗。在行省人民和边境的部族看来，他们并不是尽全力作战也无法战胜的对手。韦斯帕芗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因此成功结束犹太战争对于韦斯帕芗而言是最重要的事情。

　　第三个原因在于战场位置不同。

　　当时恺撒和庞培交战的战场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埃及、北非，最后又回到西班牙，可以说遍及罗马世界全境。相反，公元69年的战场只有北非，并且前后两次都是在半径二三十公里的相同范围内交战。即使把首都罗马也算做战场，同样没有跨出意大利本土一步。在广大的罗马帝国边境上的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场在帝国中央的意大利展开的战斗。

　　总之，可以将前者的例子当做以整个非洲大草原为舞台展开的大象之间的激战，感觉就好像由一头体格最大的雄象率领的象群从对于自己来说不是很宽敞的大草原正面排山倒海般冲过来一样。这样一来，连狮子也只能害怕得躲在草原的一角观望形势了，因为如果贸然踏入草原的话，很可能会被横冲直撞的象群踏成肉泥。连身为百兽之王的狮子都是这副模样，经常敢于成群结队与狮子为敌的鬣狗恐怕也只有屏住呼吸等待结果的份儿了。

　　相反，公元69年的情况却如同一群雄狮在大草原的中央为争夺配偶而展开决战一样，这不是一场让其他动物害怕得不敢动弹的激战。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公元前1世纪的内战是一场围绕着国家政体展开的斗争，结果将决定是一如既往地继续采用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还是选择对于罗马而言属于新政体的帝政。与此相比，公元1世纪的内战只不过是决定由谁来领导已经持续百年的帝政而已。在远离战场的大草原周边，不同的种群可以自由地展开行动。

　　塔西佗认为“虽然维特里乌斯的死让战争状态结束，但这不等于恢复了和平”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雄狮之间已经分出了胜负，但是大草原的其他地方仍然持续着混乱无序的状态，让这种状态恢复如初便成了新皇帝韦斯帕芗和他的左膀右臂——穆奇阿努斯的工作。

　　行省兵的叛乱

　　现代的我们听到“荷兰”这个词首先想到的是遍地盛开的郁金香，还有这是个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将低于海平面的区域变成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的辛勤劳动的民族，但荷兰人同时也是可以在世界杯足球赛中以超群的实力让世界为之一震的民族。荷兰对于人种的融合持宽容态度，所以现代的荷兰人中有不少黑人，但如果你想知道古罗马时代的“荷兰人”是什么样子，设想一支由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白皮肤荷兰人组成的足球队就足够了。在罗马时代的荷兰人祖先被称为“巴达维人”。

　　居住在莱茵河河口附近的这支日耳曼裔部族不是罗马的行省人民。因为不是行省人民，所以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但是罗马人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高手，他们没有将巴达维设为行省，归入罗马的领土范围内，却与其缔结了同盟关系。双方约定，巴达维人向罗马提供兵源，作为交换，罗马尊重巴达维人的独立，并且当巴达维人遭到周边其他部族攻击时出兵协助。这种关系起始于第一个将莱茵河视为北部防线的人——尤里乌斯·恺撒。

　　恺撒将莱茵河划为防线的想法根据以下几项史实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第一，早在征服了高卢时，他就已经承认日耳曼人在莱茵河以西的永久居住权。后来被划分为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两个行省的莱茵河西岸一带，抑或在现代来说是荷兰南部、德国西部和比利时东部，在恺撒时代以前是跨越莱茵河向西移居高卢的日耳曼人的居住地带。换句话说，这个地区的居民与同样称为高卢人、后来居住在法国的高卢人不同，属于日耳曼裔的高卢人。

　　第二，恺撒让住在莱茵河东岸且与罗马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日耳曼裔乌比人移居到莱茵河西岸，将后来的科隆相赠作为他们的根据地，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强化莱茵河这条罗马帝国的防线。

　　然后恺撒还像对待其他高卢人一样，将自己的家族名“尤里乌斯”赐予了这些日耳曼裔的高卢人，从而与他们缔结了“clientes”（保护人，英语为client）的关系。在现代看来，这种关系相当于本家和分家的关系，或者是帮会老大和手下，以及政治人物和后援组织的关系。也就是说，恺撒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创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证据在于他将罗马公民权赐予了这些部族中的实力派人士。罗马公民权是世袭权利，所以这些人的子孙后代都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并且恺撒对于被纳入罗马霸权下的高卢人以及日耳曼裔高卢人以外的民族也使用了这个方法，这明显是对罗马的霸权无法到达的地带——莱茵河东岸部族的一种怀柔政策。结果，住在莱茵河河口的北部也就是现代的阿姆斯特丹周边一带的巴达维人的部族长及其亲属也成为了罗马公民，开始使用“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

　　在这个方法开始实施的初期，西塞罗、小加图和布鲁图都认为恺撒这样做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而对他横加指责，这只能说他们的指责太目光短浅了。恺撒以自己的家族名相赠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见效最快的方法，证据在于，在恺撒死后继承其位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倒台之后，这些外族的“尤里乌斯”和罗马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一直延续了下去。恺撒早就看出，这些人和自己的“clientes”关系一定会在这些人的子孙和罗马帝国之间传承下去。这种策略才是当之无愧的“百年大计”，当然从实际来说岂止是百年，至少持续了400年之久。

　　将话题转回到巴达维人，与罗马缔结友好关系的同时他们承担了提供兵源的义务，具体来说是作为向罗马军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提供辅助作用的“辅助兵”，在罗马人的指挥下服兵役。让其提供兵源不只意味着保证士兵数量，还能建立雇佣关系。一旦生活安定下来，人就会变得保守。趋向保守后，采取起兵反抗罗马这种过激行为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这种辅助兵的利用制度在奥古斯都皇帝确立军制后作为罗马军的一项正式制度固定了下来。兵役期限明确规定为25年，满期退伍时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因此巴达维人中的罗马公民也迅速增加。然而，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的权利仅限于部族长级别的人。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为止的罗马皇帝都是尤里乌斯一族的人，与皇帝使用同样的家族名肯定也具有强调与部族其他人的身份差别的效果。

　　从以上这个例子来看，恺撒是一个用合理性来对待所有事情的人。赐予“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明确身份差别，也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因为由行省人民或罗马的同盟国民组成的辅助部队会按相同地区或相同部族出身的人来分别组队，统率这些部队的指挥官通常由士兵们所属部族的族长级别的人担任。在仅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指挥官的任用上奉行实力主义的公元1世纪，任用辅助部队的长官时首先看重的仍然是权威，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也许合理的思考与文明程度是成正比的关系。

　　总之，在公元69年统率巴达维部队8000名士兵的指挥官名叫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他当然也是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并且这个“尤里乌斯”趁罗马人在宗主国意大利忙于内战的间隙，在莱茵河下游一带点燃了反抗罗马的战火。

　　在讲述这件不到一年便得到解决的事件之前，笔者想先交代一点，在叙述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反复用到这个事件的登场人物的家族名（Nomen）。之前以防过于烦琐，笔者一直极力避免将一个人的个人名（Praenomen）、家族名（Nomen）、家名（Cmgnomen）全部列举出来，比如在提到尤里乌斯·恺撒时只使用他的家名“恺撒”，但是这次有别的目的。之所以还要坚持使用“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这些家族名和家名，是因为笔者想让各位读者感受到，这些人是在120年前从尤里乌斯·恺撒那里获赐家族名的人的子孙。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就会逐渐意识到，原来所有人发起的叛乱都是恺撒自己种下的恶果。

　　确实，完全是这样，下文中的“尤里乌斯”随处可见。但是，如果各位读者在这种感觉的基础上产生以下想法可就错了——即便恺撒针对被征服民族的同化政策得到了《比较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的赞赏，但作为一项政策却是失败的。

　　错误的原因在于，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的非罗马人并非全部是这一次叛乱的主谋。尤里乌斯·奇维里斯试图借行省兵的叛乱创建高卢帝国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实现，便是由于高卢地区其他的“尤里乌斯”不同意。并且除了这次事件的有关人员之外还有很多“尤里乌斯”，只列举一些人名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对帝国作出的贡献。

　　积极协助韦斯帕芗的犹太人埃及长官的名字是尤里乌斯·亚历山大，这个时期他正在帮助提图斯攻打耶路撒冷。

　　名传后世的水道系统研究著作的作者，是在公元69年担任首都罗马法务官的尤里乌斯·弗朗提努斯。召集元老院会议的权力除执政官之外只有法务官拥有，通过将韦斯帕芗和儿子提图斯二人推上执政官之位从而着手恢复秩序的穆奇阿努斯如果没有弗朗提努斯的协助，也无法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

　　最后就是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完全称霸不列颠计划的实施者——尤里乌斯·阿格里科拉。

　　仅从这几个例子便可以清楚地得知，恺撒在120年前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但任何事在付诸实践的时候总是伴随着风险，仅仅遇到一些风险不能代表政策是错误的。证据在于，后来的罗马皇帝们谁都没有试图更改恺撒制定的这项“败者同化”政策，解决了行省兵的叛乱问题后着手重建帝国的皇帝韦斯帕芗也完全没有触碰这项制度。这说明没有任何一名统治者怀疑过恺撒式思考方法的有效性。所以，每次出现一个新的“尤里乌斯”，其所带来的风险也只有让读者会心一笑的程度。

　　但是，除“尤里乌斯”之外，通过这次事件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却相当严重，后世的史学家蒙森甚至断定这是“前所未有的灾难”，因为这个问题让人不得不思考内乱产生的流毒是如何波及其他方面的。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

　　至今尚无法查证巴达维人的领袖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在公元69年的年龄。尼禄皇帝时代的62年，率领巴达维部队跟随鲍利努斯参与征服不列颠的战役是这个人物在史料中的首次登场。年轻人就算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也不可能被委任为8个大队8000士兵的指挥，所以他的年龄至少有40岁，如果是这样，在公元69年时他大概有四十几岁了。另外，他在罗马军中的从军经历可以追溯到公元62年以前，恐怕这个巴达维人在罗马军中度过了足以让一名士兵满期退伍的25年的漫长人生。

　　罗马军的作战会议通常也会让辅助部队的指挥官列席，只要具备头脑和意愿，了解罗马军的所有情报（包括所有优势和弱点）是非常容易的。确实，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熟知并利用了这一点。

　　罗马军除了偶尔发动的远征之外，辅助部队的驻扎地点一般会设在该部队所属士兵的出生地附近，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了惯例。因此来自莱茵河河口一带的巴达维部队的驻扎地应该位于“低地日耳曼”，也就是从波河到下游的莱茵河畔。维特里乌斯在称帝之前便是低地日耳曼的司令官，受称帝之后的维特里乌斯之命率军进攻宗主国意大利的席西纳和瓦伦斯两人都是低地日耳曼军属下的军团长。

　　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本人参与了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不过那场混战的特点是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和非主要战斗力的辅助兵统统参加了战斗，原因在于担任总指挥的人能力不足。并且那次战役还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让辅助兵们觉得军团兵不足为惧。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率领的巴达维部队的叛乱，也正是4月15日展开的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结果。事情发生在胜利后辅助兵收到返回驻扎地命令后的夏天，在莱茵河沿岸爆发。

　　为什么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会萌生起兵反抗罗马的念头呢？史学家塔西佗的说法是，因为韦斯帕芗一方通过安东尼·普里默斯下令巩固莱茵河沿岸的基地，以防支持维特里乌斯的“莱茵河军团”残部南下意大利。以塔西佗的著作《同时代史》为研究基础的后世的大部分学者都赞成这个说法。

　　但是笔者实在无法同意。因为如果“行省兵的叛乱是由韦斯帕芗引发”的事实曝光的话，对于打算称帝的韦斯帕芗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韦斯帕芗是不属于既有统治阶级的“新贵”，这个后起之秀煽动非罗马公民的行省兵去伤害身为罗马公民的军团兵的行为被人知道的话，想必元老院和一般公民都会群起而攻之。连马基雅弗利都没说过“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句话，马基雅弗利只是说“为达到目的应选择有效的手段”。让行省兵起来反抗罗马作为手段并不是绝对有效的，冷静的穆奇阿努斯不可能下达这样的命令。

　　然而，安东尼·普里默斯虽然干劲十足，却是个目光短浅的人，说不定是他在没有接到韦斯帕芗和穆奇阿努斯命令的前提下一意孤行，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取得了联系。不管怎样，在一年之间皇位几易其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场混乱成了巴达维人的好机会，因为在内心实际上反对罗马的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在攻打维特里乌斯一派的士兵把守的莱茵河沿岸基地时，打的是韦斯帕芗一派的旗号。

　　对于日耳曼人而言，即使在白天也一片昏暗的森林才是他们的发源地，于是决定起兵反抗罗马的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也将会合地点选在了森林中。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向假托宴会之名邀来的几个巴达维人的实力派人士发表了演讲，他宣称日耳曼人拥有强大的灵魂，如今正是摆脱罗马统治的好机会，精锐部队都已前往意大利，在此期间防卫基地的军团兵都是些老弱残兵，然而基地内却遍地都是值得瓜分的物资。防守莱茵河防线的各军团早已今非昔比，现在只不过是保留着军团的虚名而已，罗马军团已经不足为惧。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似乎在演讲上也颇有心得，他所说的“保留着军团的虚名”具体来讲有如下的含义：

　　罗马的军团不只是按照“第一军团”、“第二军团”这样的数字来编排的，正式的名称应该是“第一××军团”，“××”的取名方式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采用军团组建人的名字。如第二奥古斯塔军团（驻扎在不列颠）、第八奥古斯塔军团（驻扎在米西亚）来自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名字。第七克劳狄亚军团（驻扎在米西亚）、第十一克劳狄亚军团（驻扎在达尔马提亚）则是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组建的。

　　第二种是采用征募的志愿者所在地区的名称。如第一日耳曼军团（驻扎在低地日耳曼）、第十六高卢军团（驻扎在低地日耳曼）、第四马其顿军团（驻扎在高地日耳曼）、第九西班牙军团（驻扎在不列颠）都是在高卢东部、高卢西部、希腊北部和西班牙组建的。第五阿拉乌迪（Alouette）军团（“云雀军团”）是恺撒与庞培决战时召集法国南部的高卢人组建的军团，“Alouette”是一种大量栖居在法国南部的云雀。

　　第三种不知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采用的都是很有气势的名字。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列举的例子都属于第三种。

　　比如，第三拉帕克斯（Rapace）军团（驻扎在高地日耳曼），翻译过来就是“第三生猛军团”。

　　第十三弗尔米纳塔（Fulminata）军团（驻扎在叙利亚），意思是“第十三雷电军团”。

　　第十五普利米吉纳（Preminente）军团（驻扎在低地日耳曼）和第二十二普利米吉纳军团（驻扎在高地日耳曼），只能意译为“第十五、第二十二无敌军团”。

　　对于隶属这些军团的军团兵来说，这些名称也许能提高士气，不过就算尤里乌斯·奇维里斯没有提及这一点，旁观者看到的话确实也要忍俊不禁了。

　　接下来，巴达维人的领导者对部族的几个实力派人士这样说：

　　我们辅助兵与罗马军团兵相比，在步兵骑兵方面都已经毫不逊色。如果我们起兵反抗罗马的话，很明显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各部族首先都会紧随其后，莱茵河西岸的高卢人同属日耳曼民族，应该也会响应。然后这股反抗罗马的浪潮会扩展到高卢全境，罗马人自相争斗的现在正是好时机。即使我们对支持维特里乌斯的“莱茵河军团”基地发动攻击，韦斯帕芗一派的各军团也不会赶来救援，当然他们也没有那个闲工夫。

　　他的游说成功了，巴达维人的几个实力派人士都拍胸脯表示赞同。

　　然而，尤里乌斯·奇维里斯没有马上行动，他首先派人秘密前去笼络居住在莱茵河口的巴达维人西边的邻居卡尼法提人。这个部族使用的语言和习俗都和巴达维人相同，但部族成员人数较少，属于巴达维人的分支。卡尼法提人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接下来，奇维里斯又派人前去笼络居住在更北边的弗里斯人，也得到了预期的答复。这样一来，奇维里斯就成功建立了与莱茵河河口周边一带的部族之间的统一战线。

　　事成后奇维里斯还向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结束后返回高地日耳曼的主要基地美因茨的辅助部队派遣了使者。这次拉拢也成功了，证据在于这支辅助部队没有听从皇帝维特里乌斯在得知打着韦斯帕芗一派旗号的“多瑙河军团”逼近的消息后发出的南下意大利的命令，相反却北上前去与奇维里斯会合。

　　在确保了友军之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点燃了反抗罗马的战火，他袭击了驻守在莱茵河口最前线据点的守备队。罗马军在最前线的基地除了部队长和少许士兵之外没有配置军团兵，最前线基地的大部分勤务兵通常都是行省兵。发现坚守不住的队长选择了放弃，因此反抗罗马的第一仗奇维里斯不战而胜。之后攻打的几处据点由于也是只有行省兵把守，所以都轻易得手。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对高举双手从据点走出来的行省兵的处置办法也很巧妙，他一次都没有说过“跟随我一起反抗罗马”之类的话，本来自己也是打着韦斯帕芗一派的旗号。于是他告诉投降的士兵们，可以自由选择服从自己的指挥或是返回故乡。行省出身的士兵很多都是因为在故乡无法谋生而志愿成为罗马军辅助兵的，在他们的眼里，打着韦斯帕芗一派旗号的奇维里斯应该算做罗马军的一员将领，所以成为统率巴达维辅助部队的奇维里斯麾下在目前看来不能算是叛变。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在叛乱的推进方式上也做得非常巧妙，他点燃战火的地点位于罗马帝国的最北部，并将“火势”朝着覆盖莱茵河下游地带的低地日耳曼行省的方向蔓延。所以即使宗主国意大利派出镇压部队，仅行军就要花上足足两个月时间。

　　初战告捷的奇维里斯又将他的笼络之手以莱茵河为中心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伸向东方的手斩获了布鲁克特里人和滕克特里人，这两个部族是与罗马之间不存在友好关系的日耳曼蛮族。伸向西方的手的目标是涅尔维人和佟古累人，这两个部族都居住在莱茵河西岸，被恺撒征服后一直是罗马的行省人民，虽然属于日耳曼裔，实际却是高卢人。这两个部族也有很多男子在罗马军中担任辅助兵。低地日耳曼的罗马军这时已经开始动员军队对抗奇维里斯了，但尚未得知奇维里斯的笼络之手已经伸向了这两个部族，因此前往镇压奇维里斯的军队在出发时也带上了由这两个部族出身的人组成的辅助部队。

　　日耳曼后裔部族居住地区

　　于是在战场上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事情。被部署到罗马军的左翼和右翼的这两个部族的队伍在战斗开始的命令下达后根本没有行动，不，没有行动只是在一开始，之后也行动了起来，不过是朝着奇维里斯那个方向。后来发生的情况就不是战斗而是惨剧了，在场的罗马人不分军团兵、百人队队长、大队长，统统被斩尽杀绝。

　　乘胜追击的奇维里斯还利用同样的方式将防守莱茵河的舰队收入囊中。水手和桨手都是行省人民，所以只要把罗马公民出身的舰长级别的人杀死，事情就简单了。将莱茵河舰队收入囊中意味着在战术上占据了有利位置，因为罗马的所有军团基地都是沿着莱茵河建造的，这样一来对其发动进攻时便可水陆并进。

　　被围攻的罗马士兵

　　将莱茵河两岸的日耳曼各部族纳入统率之下的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叛军从这时开始对罗马的军团基地发动了正面攻击，目标是被称为“卡斯特拉·维特拉”（Castra Vetera，维特拉军团宿营地）的维特拉（现在的克桑腾）基地。这个军团基地位于连成一线的莱茵河防线的最北端，也是第五云雀军团和第十五无敌军团的驻扎地。不过在公元69年秋天，两个军团的精锐部队都已经跟随维特里乌斯前往了意大利本土，剩余兵力好像还不到5000人。高举罗马军辅助部队队旗的奇维里斯军包围了这里，然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派遣使者到基地内，要求对方宣誓效忠皇帝韦斯帕芗。

　　对于留在克桑腾基地的军团兵来说，抛下前往意大利支援维特里乌斯的同胞改为支持别人的行径简直是天方夜谭，不用说，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在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指挥下，叛军从正面的莱茵河以及其他三个方向的陆地展开了全方位的包围战。

　　战斗在低地日耳曼打响的消息数日后传到了高地日耳曼最重要的基地——美因茨，驻扎在美因茨的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弗拉库斯在原低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维特里乌斯前往意大利以后成为了高地、低地两处基地的最高负责人，防守克桑腾基地就是他的任务。

　　但是，这名年老体弱的司令官原本只是因为手下的士兵表示支持维特里乌斯自己才顺水推舟跟随了他，其实他在内心支持的是韦斯帕芗。并且弗拉库斯手下军团长级别的将领中支持韦斯帕芗的人在数量上占了压倒性优势，隶属高地日耳曼军的3个军团中，将领和普通士兵的想法却存在出入。尽管在这个阶段问题还没有表面化，但救援克桑腾的军队在组建时微妙地出现了拖延现象。

　　不过救援军还是组建起来了。具体战略是让在美因茨过冬的第四和第二十二军团北上，在波恩和诺伊斯分别与第一军团和第十六军团驻扎在这两处基地的军团兵会合，以共计4个军团的兵力对抗叛军。尽管号称4个军团，实际却没有达到2.4万人的规定编制。虽然不太清楚准确的数字，但是应该减去被调到意大利参与内战的军队人数。大致估计一下也只有不到总人数的一半。

　　救援军的总指挥当然由弗拉库斯担任，可是他随军行至诺伊斯后，却决定将实际的指挥权移交给年轻的迪利乌斯·沃克勒，沃克勒是驻扎在美因茨的第二十二无敌军团的军团长。

　　然而，从美因茨沿莱茵河前往克桑腾的行军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没有按计划筹集到足够的军粮，感到战乱将至的农民们纷纷把收获的粮食藏了起来，就算花钱也很难买到手。并且，人要是一直持续饥饿状态的话会变得容易发怒，将领们和普通士兵之间的心理隔阂从这时开始显露无遗，士兵们纷纷用无视军规的行为来表达对指挥官的不信任。不过沃克勒的努力也有一些成效，救援军从克桑腾的基地前进到了距离克桑腾基地一日行军路程的地方。尤里乌斯·奇维里斯攻占罗马军基地的计划顿时增加了难度，但就在这时传来了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结果。

　　维特里乌斯一方在10月25日结束的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中败北的消息传到莱茵河下游的克桑腾所需的时间，即使是通过驿站派遣快马的方式也要用一个月。进攻方的行省兵和防守方的罗马兵到了11月末或12月初的时候也肯定知道了皇帝维特里乌斯兵败如山倒的事实。莱茵河下游一带正处于连野兽都行动迟缓的严冬季节，德国的冬天不仅寒冷刺骨，还会有降雨。“莱茵河军团”的士兵们得知自己拥立的维特里乌斯完败的消息后，想必心情变得就像德国北部的严寒天气一样，士气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的结果也给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既然韦斯帕芗取代维特里乌斯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就不能再以要求宣誓效忠韦斯帕芗为由对罗马军的基地发动进攻了。无论是谁登基，罗马的军团兵都有向罗马皇帝效忠的义务，原属维特里乌斯一派的“莱茵河军团”的军团兵们早晚会宣誓效忠韦斯帕芗也是显而易见的。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也终于摘掉了他的假面具。至此，所有的人都已经明白，一场行省兵与罗马兵之间的大战在所难免。

　　即便如此，“莱茵河军团”士兵的士气衰退得实在太严重，起因是自己拥立的维特里乌斯败北让他们大失所望，对顶头上司的不信任也转化为了愤怒——“那些家伙是不是早就暗中期待着维特里乌斯败北了？”这种怀疑进而升级为深信不疑。怒不可遏的士兵们袭击了司令官弗拉库斯的卧室，将这名老司令官从床上拉下来杀死了。沃克勒扮做奴隶逃跑了，捡了一条命。

　　其间传来了美因茨的军团基地遭到敌人偷袭的消息，原来是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煽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发动了攻击。一听说这个消息，让罗马军团扬名于世的铁的纪律又复活了，沃克勒也重新担任了阵前指挥。为了救援美因茨，第一、第四、第二十二这三个军团在沃克勒的指挥下向南折返。如果美因茨落到敌人手里，莱茵河防线将全线崩溃。

　　美因茨的防守很成功，但是其间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对日耳曼裔高卢人的笼络行动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证明奇维里斯“首先展示军事上的成果，然后伸出笼络之手”的方法非常正确。在高卢地区很有势力的部族——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先后要求加入统一战线。

　　“高卢帝国”

　　特雷维利人是居住在摩泽拉河（现在的摩泽尔河）周边的部族，自从败给恺撒、被纳入罗马统治以来，根据地一直在今天的特里尔。这个地方的古代名称为奥古斯塔·特里沃鲁姆，是莱茵河各前线基地中重要的后方基地，近百年来一直享受着罗马人创造的城市化和经济繁荣的成果。处于相同环境的林贡斯人的居住地区在特雷维利人的南方。也就是说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反抗罗马的战火已经逼近高卢的中心地带了。

　　代表特雷维利人参加反罗马战线的有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尤里乌斯·托图尔和尤里乌斯·瓦伦提努斯三人，从他们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可以看出，三人都是部族内的实力派人士。

　　另外，林贡斯人的代表是尤里乌斯·萨比努斯，这个人是120多年以前恺撒在征服高卢时与一名女子生下的孩子的后代，也就是说他拥有恺撒的血统。他使用的个人名甚至都与恺撒一样，全名为盖乌斯·尤里乌斯·萨比努斯。如果恺撒知道自己后代中有人起兵反抗罗马，想必也只能大笑一声，感到很为难吧。不管怎样，从恺撒那里获赐家族名的人的子孙——“尤里乌斯”们组成了反罗马战线的领导阶层，他们全部都有在罗马军中长年担任辅助部队队长的经历，并且其中的两人还参加过第一次贝特里亚库姆战役。以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为首的这五个人在科隆秘密会合，彼此宣誓建立统一战线。

　　选择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内西姆（科隆）作为会合地点是因为这里是莱茵河沿岸的行省人民居住的最大城市，将这里的乌比人拉入本方阵营的话，就可以将目前的行省“兵”对抗罗马兵的局面变为行省“民”对抗罗马兵的局面。只有将民间的人拉拢进来，才能彰显这是一场脱离罗马统治的独立运动。乌比人的代表也参加了秘密会合，在这一点上，表示全体部族都参战的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的出席意义也很重大。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精明能干甚至让塔西佗都赞不绝口。

　　高卢全境

　　在这次科隆会谈中，首次作出了创建“高卢帝国”的决定。建设一个包括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西岸的日耳曼裔高卢人以及涵盖从那里一直到比利牛斯山脉为止的高卢全境居民在内的大帝国，将罗马的势力驱赶到阿尔卑斯山以南。这实在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与后来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殖民帝国内部爆发的殖民地独立运动不无相似之处。不过一旦这个计划成功，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就会回到尤里乌斯·恺撒之前的状态。耐人寻味的是，会谈使用的语言是拉丁语，“高卢帝国”这个名字就来自拉丁语。这一点也让人想起后世的殖民地独立运动都不得不使用宗主国的语言来发起反对宗主国运动的事实。然而，导致这些“尤里乌斯”们发起的独立运动最后失败的原因却与后世的殖民地帝国完全不同。

　　不管怎样，创建高卢帝国的目标明确后，作为领导者的“尤里乌斯”们的士气确实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并且之后不久，高卢帝国还提前得到了一份“诞辰贺礼”。

　　这便是12月19日在罗马卡匹托尔山上发生的大火。在日耳曼人和日耳曼裔的高卢人看来，供奉着罗马人的最高神朱庇特的神殿起火成为了众神抛弃罗马帝国的证据，他们坚信这样一来脱离罗马帝国独立的计划必定会成功。头脑清醒的奇维里斯没有相信这样的迷信，但同伴们相信也没什么不妥，并且尤里乌斯·奇维里斯自己也感觉到了罗马帝国正在走向灭亡。

　　卡匹托尔山起火的消息也传到了莱茵河的罗马军团兵那里，而且紧随其后的是维特里乌斯遇害的消息。沃克勒统率着一群垂头丧气、军心涣散的士兵，接下来将要面对更加严重的困难。然而沃克勒的肩上却扛着死守整条莱茵河防线的重担，也就是要守住防线上的各处要地，即美因茨、波恩、诺伊斯、克桑腾等军团基地。而且，波河和诺伊斯之间还隔着已经被尤里乌斯·奇维里斯派来的日耳曼人实际占领的科隆，用于传递情报命令和输送士兵的莱茵河舰队也落入了敌人手中。

　　不过，沃克勒在成功守住美因茨的基地后又再次率军北上，目的是救援已经据守城内战斗多时的克桑腾基地，他暂且顺利地将军队带到了诺伊斯基地。

　　在罗马军中说到军团，并不意味着只有罗马公民权的所有者才具有应征成为军团兵的资格。通常来说，军团是由军团兵和数量与此相当的辅助兵组成的。公元69年到70年的“莱茵河军团”内的各军团由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率领行省兵发动叛乱而人数有所减少，但还是有一些日耳曼裔以外的高卢人辅助兵存在。

　　罗马军的军团兵都穿着统一的军装，辅助兵的军装也是统一的。从军装来讲，前者属于重装备，后者属于轻装备。二者分别担任主要战斗力和辅助战斗力，在战术上当然也有区别。

　　如今已成为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同伙的特雷维利人的首领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利用军装相同的便利条件，让手下的士兵潜伏到了沃克勒指挥的罗马军团内部。罗马人没有强制要求所有场合都使用拉丁语，唯独军队内的语言必须是拉丁语。就算出身部族不同的士兵潜伏进来，只要会讲拉丁语，在语言上就不会露出破绽。

　　在诺伊斯的军团基地，沃克勒在出发前去救援克桑腾之前，照例向士兵们发表了演讲。他事先察觉到了士兵们沉重的心情，因此讲话时用的是一副悲壮的语调，借此来唤起士兵们对罗马帝国的爱国心。

　　听得入神的军团兵和辅助兵中潜伏着克拉西克斯手下的士兵，这些人对沃克勒嗤之以鼻，并大声斥责，打断了他的演讲。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们从不知所措的士兵中间穿过，冲上演讲台将沃克勒拉了下来，并用辅助兵经常使用的长剑刺穿了他的胸膛。事情发生在转瞬之间，站在演讲台附近的两名军团长也遭受了和沃克勒一样的命运。

　　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出现在因失去指挥官而陷入混乱的士兵面前肯定是之后不久的事情，担任反罗马的首领的两个“尤里乌斯”要求身为罗马公民的军团兵发誓效忠高卢帝国，当然，闯入军团基地内的叛军一方的士兵们此时已经将军团兵们包围了。

　　罗马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

　　拥立维特里乌斯却遭到失败，因为行省兵的叛乱不得不在冬季辗转于莱茵河畔，现在甚至连指挥官都被杀了，军团兵们的心中可能只剩下绝望、疲惫和自暴自弃了。被迫陷入这种状态的人往往会拼命从别处找一个理由来支持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实施军制改革以来，罗马一直规定行省人民或辅助兵在服满25年军役退伍时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罗马公民权是世袭权利，所以辅助兵的儿子也拥有应征成为罗马军团兵的资格。

　　从第二代皇帝提比略统治时期开始，莱茵河再次被确认为帝国的防线，根据这个战略，沿岸附近的克桑腾、诺伊斯、波恩、美因茨也成为了永久的基地。公元69年的“莱茵河军团”的7个军团除了被派往不列颠的一两个军团之外，在提比略之后的半个世纪几乎没有发生过人员变动。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是防守莱茵河的罗马军团兵，体内却流着行省人民的血。

　　另外，出生于意大利本土的军团兵在服役期满退伍后也大多与军团基地周边的行省人民女子结婚，这是在边境服役的罗马士兵的常态。他们自己是罗马公民，所以生下的儿子也是罗马公民，意味着有资格应征成为军团兵。在这种情况下，军团兵的罗马人血统纯度在下一代会减为一半，从第三代以后会变得越来越低。号称罗马全军中最强的“莱茵河军团”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倚仗的是日耳曼和高卢的血统。

　　即便如此，军团还能在编制上属于罗马军团的理由是，虽然行省人民的血统占据了优势，但他们依然以自己是一名罗马公民而感到自豪。没有任何一个人放弃“尤里乌斯”的家族名，甚至有不少人还以继承了尤里乌斯·恺撒后代的血统为荣。

　　但这也只限于他们尊敬罗马人，并借此和罗马人攀上某种关系的情况。公元69年在罗马人之间发生的内战让罗马人的无能暴露无遗，从而也使他们失去了对罗马人由衷的敬意。

　　在尼禄皇帝统治末期最先打出反罗马旗号的罗马高官是高卢的里昂行省总督尤里乌斯·温德克斯，这个“尤里乌斯”并没有说过高卢应该从尼禄皇帝统治的罗马帝国脱离出来自己独立之类的话，他公开表示尼禄不胜任罗马帝国的皇帝之位，因此他是以罗马人而不是高卢人的身份行动的。不过，如果这个人能活到公元69年末的话，他还能像一年半之前那样，以一名满怀忧国之情的罗马人的身份行动吗？说不定这个人也会与奇维里斯和克拉西克斯等其他的“尤里乌斯”一起支持创建高卢帝国、从罗马帝国中独立出来的想法。从这个意义来说，公元69年的内乱对于罗马帝国而言是一场足以撼动帝国基石的重大危机，敬意往往比武力更容易成为有效的“制衡力”。

　　诺伊斯军团基地的罗马军团兵在强制下被迫向高卢帝国宣誓效忠。

　　“罗马的历史上，坎尼、卡莱以及条顿堡森林的全军覆没要是与这次诺伊斯的惨剧比起来，甚至可以说是散发着光辉的一页篇章。”德国史学家蒙森的这段充满感慨的话，笔者也有同感。但是，在完败给汉尼拔的坎尼会战（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争》）、被帕提亚的弓兵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卡莱战役[参阅《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中了日耳曼人的圈套导致的条顿堡森林的全军覆没[参阅《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的这些战役当时，罗马人的无能还没有暴露出来。罗马人还能以身为罗马人为荣，行省人民也对其心怀尊敬，并为自己与罗马人之间的深厚渊源感到自豪。坎尼、卡莱和条顿堡的败北纯粹是军事上的失败，因此败者坚决拒绝了对胜者宣誓效忠的要求，不，应该说他们甘愿选择成为俘虏。

　　在诺伊斯的军团基地发生的事情也在克桑腾的军团基地上演。克桑腾的军团兵们经过长时间毫无胜算的守城战后已经身心疲惫，而且防守美因茨基地的军团兵也已经紧随前面的同伴宣誓效忠了高卢帝国。只有驻扎在今天瑞士苏黎世附近的一个军团从这场“雪崩”中幸免，因此构成“莱茵河军团”的7个军团当中已经有6个军团向日耳曼裔的行省兵屈服。

　　难怪身为罗马人的塔西佗会慨叹这是“从未经历过的耻辱”。并且，这些军团兵虽然发誓效忠高卢帝国，却仍旧没能避免沦为俘虏的命运。发誓效忠的罗马士兵们被带到了特雷维利人的根据地特里尔，少数拒绝效忠的士兵当场被杀。这样一来，莱茵河沿岸的所有罗马军团基地都落入了发动叛乱的行省兵手里。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莱茵河防线自尤里乌斯·恺撒以来首次彻底失守。

　　公元69年到70年的一年之间，发生了两件动摇罗马帝国安保体制的事件——从巴达维人的叛乱开始到创建高卢帝国为止的事件，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暴动为导火索、以马萨达要塞的玉石俱焚而终结的犹太战争。时间方面，前者爆发于公元69年夏天，到公元70年秋天结束，前后历经一年。后者从公元66年夏天开始，到公元73年春天结束，一共持续了7年。关于后世学者对这两个事件的关注度，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目光比较侧重于罗马帝国和犹太民族对决这方面，后者远远高于前者。除了关心罗马通史的人之外，似乎高卢帝国事件被人们遗忘了。

　　不过，距此30年后由塔西佗写就的《同时代史》叙述前者用了80页的篇幅，叙述后者反而只用了10页。也就是说，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塔西佗对高卢帝国事件的关注度显然更高。

　　这可能是因为犹太战争的走势给帝国安全保障带来的是间接影响，相反，高卢帝国事件的结果却会直接影响罗马帝国。

　　犹太位于帝国东方安保体制的要害之地——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因此对罗马人而言同样是重要地区。但是，犹太问题对罗马来说可怕之处首先在于它会波及居住在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其次是犹太民族有可能煽动帕提亚起兵反抗罗马。当时的罗马只要在这两种可能变为现实之前解决问题就可以了，更何况犹太离宗主国意大利比较远。

　　与此相比，高卢帝国问题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如果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想法成为现实，罗马帝国将要面对的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以莱茵河为中心，西至比利牛斯山脉，东到易北河这个广阔范围内的敌人。再也没有什么“帝国北方的防线是莱茵河与多瑙河”之类的说法了，帝国的北方防线将退至阿尔卑斯山脉，意大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入侵。并且，正在进行犹太战争的罗马军团依然存在并充分发挥着作用，这让犹太人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在提及时赞不绝口。相反，被视为罗马全军最强的“莱茵河军团”实际上却已经土崩瓦解。要说两个事件哪一个给罗马人敲得警钟更响，冲击更强烈，肯定是高卢帝国问题。罗马人对这两个事件的关注度所存在的差别即使时隔30年也没有改变。

　　与高卢帝国问题存在关系的人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在创建高卢帝国、脱离罗马独立的计划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的人，包括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裔高卢人、奇维里斯所属的巴达维人等与罗马原本存在同盟关系的日耳曼裔部族以及居住在莱茵河东岸并与罗马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的日耳曼各部族。

　　第二种是被这些日耳曼民族倒戈的罗马人。

　　第三种是居住在比利时、卢格杜南西斯、阿奎塔尼亚三个行省的高卢民族。

　　为了便于理解，用现代的不同国家来表示的话，第一种相当于荷兰和德国，第二种是意大利，第三种相当于比利时和法国。

　　很难让人认为是现代意大利人祖先的古代罗马人迅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反应，并马上转化为行动，可以说他们的对策是有效运用可支配力量的典范。

　　反攻开始

　　到达首都罗马后立刻掌控住一切的穆奇阿努斯察觉到了高卢帝国问题的重要性，他决定将宗主国意大利的5个军团、西班牙的2个军团、不列颠的1个军团以及“莱茵河军团”中唯一完好无损的温德内萨（现在的温迪施）基地的1个军团，合计9个军团投入到反击作战中。这9个军团排除了通常会加入进来的辅助兵，只以军团兵展开军事行动。因为高卢帝国一方的主力是罗马军的辅助兵，与军团内的辅助兵是同行，所以不管他们是西班牙人还是不列颠人，统统被排除在外，这样一来9个军团的总兵力只有5.4万人。再加上没有时间补充之前内战中损失的人员，所以实际人数应该只有4万人左右。无法离开首都的穆奇阿努斯挑选了两名实战经验丰富的将领担任这支军队的指挥，他们是凯利亚里斯和盖鲁斯。尽管此时正值冬天最冷的时节，使者依然捎带着军团派遣的命令乘快马赶往了西班牙和不列颠。

　　面对各部族的叛变倒戈，罗马是不可能不发起反攻的，日耳曼裔的“尤里乌斯”们一定也深知这一点。但是以奇维里斯为首的“尤里乌斯”们的失算在于他们没有想到罗马会这么快就起兵平定内乱。

　　罗马一方的反攻确实也无愧于罗马人久负的盛名，既坚决又彻底，不过，实际粉碎这些“尤里乌斯”们的美梦的人却是另外一群“尤里乌斯”，也就是笔者归为第三类的高卢裔的“尤里乌斯”们。

　　这些高卢裔（用希腊式的称呼叫凯尔特裔）的高卢人当初对于日耳曼裔的高卢人提出的并肩作战的请求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然而，叛乱发展到创建高卢帝国的阶段后，他们也开始有所行动了。这些高卢裔高卢人在长期支持罗马的雷米人的居住地区召开了实力派人士共同参加的会议，围绕着“是参加高卢帝国的叛乱还是留在罗马帝国一方”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鉴于当年尤里乌斯·恺撒甚至慷慨地将自己的家族名赐予了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所以被他征服的莱茵河西岸的主要民族——高卢人当中的全部实力派人士肯定也都获赐了“尤里乌斯”的家族名。也就是说，聚集在相当于今天法国北部的雷米人居住地的所有高卢的实力派人士都拥有“尤里乌斯”的名字。其实，雷米人的族长即会议主办人的名字就叫做“尤里乌斯·奥斯比克”。再加上克劳狄乌斯皇帝奉行开国路线的影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是罗马帝国的元老院议员。

　　这些人其实已经察觉，“高卢帝国”只是个虚名，帝国的实质却是“日耳曼帝国”，并且他们也想起来，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后给高卢人带来的好处是可以保护高卢人不受日耳曼人的侵略。因为在那以前，日耳曼人利用高卢部族之间的内斗跨过莱茵河入侵了西方，高卢人经历了长期任人宰割的岁月。当时恺撒断言，如果没有罗马，高卢早晚会屈服在日耳曼的统治下，高卢人听到这句话哑口无言。多亏罗马人守住莱茵河，日耳曼问题才得以解决，谁知120年后高卢人又要再次面对这个问题。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不加入高卢帝国，高卢裔的“尤里乌斯”们对日耳曼裔的“尤里乌斯”们说了“不”。他们不仅不加入，还表明会以罗马军辅助兵的身份参战。但是这个计划因为穆奇阿努斯的一句“罗马人的麻烦由罗马人自己解决”而没有实现。不过，除了与莱茵河邻接的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两个行省之外的整个高卢决定支持罗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不论是从意大利本土还是从西班牙和不列颠赶来的军团，在前往莱茵河沿岸地带的战场时都要经过高卢。另外，在保证行军路线的安全以外，也确保了军粮方面的补给，其好处不可估量。用现代的话来说，这相当于高卢人向罗马人作出了提供后方支援的承诺。

　　在这一系列的动向中，公元70年的冬天过去了，春天随即到来。罗马一方开始从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颠三个方向朝莱茵河进军。出兵迎击的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一改当年在担任罗马军辅助部队指挥官时的短头发、齐胡须的模样，变成了长发随风飘动、胡须半遮着脸的日耳曼风格。双方的旗帜都是高卢帝国，但是很明显，这是一场在罗马史上已经反复发生过并且此后也将几度上演的罗马与日耳曼之间的对决。

　　将外形改为日耳曼风格的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似乎也想将内涵变为日耳曼模式。日耳曼民族非常重用女占卜师，往往根据她们的卜卦来决定是否出战。罗马在对外扩张的共和政体时代也曾流行过在出征前卜算“鸡卦”，根据鸡的啄食方式来占卜吉凶的这种方法也没落了，但是步入帝政时代以后军团的主要任务变为了防御。因为在迎击来袭的蛮族时，根据鸡卦的结果来决定是否出击的方法太不现实了。

　　得到尤里乌斯·奇维里斯重用的女占卜师的名字叫贝莱达，是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布鲁克特里人的年轻女子，她预言日耳曼人会成功称霸西方，歼灭罗马军。笔者觉得她说的都是废话，不过对于让驻扎在莱茵河沿岸的6个军团宣誓效忠了高卢帝国的奇维里斯而言，想必这是神灵对未来的启示。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将一名本来要处死的军团长俘虏送给占卜师贝莱达作为祭神的供品，不过这个名叫卢佩鲁克斯的军团长在被押送的过程中选择了自杀。

　　奇维里斯的日耳曼风格也表现在对俘虏的处置上，他把俘虏的罗马军团兵送给了年幼的儿子当玩具，不是让他们陪他一起玩，而是把他们绑起来，让儿子用剑刺他们取乐。

　　这样做也许可以提升日耳曼人的士气，但是对于高卢人起到的作用只有加深他们对日耳曼人的戒备心，并且罗马这个民族绝对不会放过以非人的方式对待同胞的凶手。

　　罗马军正式开始反攻的消息让高卢裔（凯尔特）的高卢人发动了对日耳曼的作战。首当其冲的是高卢帝国一方的林贡斯人南边的塞卡尼人。塞卡尼人的族长也是“尤里乌斯”家族的一员，同时也出席了雷米人主导召开的部族长会议。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支持罗马的立场，并且战胜了尤里乌斯·萨比努斯率领的林贡斯人。高卢帝国的冰山一角就这么快地崩溃了，败军之将萨比努斯虽然成功逃跑，但是9年后还是被罗马人找到了。自称是恺撒私生子后代的这名男子被皇帝韦斯帕芗下令处死。

　　但是，高卢帝国只是损失了冰山一角。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依然率领着巴达维人和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各部族盘踞在莱茵河口和东岸一带，科隆、波恩、美因茨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和尤里乌斯·托图尔率领的特雷维利人占据了莱茵河西岸一带。

　　代替留在埃及的韦斯帕芗率领罗马军正式反攻的穆奇阿努斯在挑选实际担任指挥的司令官和军团长时也显示出了冷静的头脑，就算曾经为前一年中相继倒台的三位皇帝中的任何一位效力过也完全不是问题，在低地日耳曼或高地日耳曼军中服役的经验才是选拔的标准。司令官之一的安尼乌斯·盖鲁斯曾经在高地日耳曼驻屯军中担任过军团长，另一名司令官佩提里乌斯·凯利亚里斯也有在低地日耳曼驻屯军中担任军团长的经历。因为日耳曼人身为原住民族对地形和其他一些事情了如指掌，并且是在他们的地盘上交战，所以就需要具备足以与原住民族抗衡的知识和经验。

　　总计9个军团从意大利、瑞士、西班牙和英国聚集到了一起。凯利亚里斯作为典型的前线指挥官，没有等到全军集结完毕，当他到达被破坏后仅剩下少量残兵的美因茨时，手上的兵力恐怕只有从意大利带来的5个军团。凯利亚里斯决定只率领这些部队向特雷维利人的驻地进军，从西班牙、英国和瑞士前来的其他军团的指挥权则交给了盖鲁斯，他不想错过这个正适合作战的早春季节。

　　但是，即使只有2万兵力，罗马军的主力军团兵的战斗力依然很可观。美因茨到特里尔之间由一条古罗马大道相连，不过因为是山岳地带，行军速度肯定比不上平地，但是罗马军仍然保持5公里的时速，每日行军9小时。罗马军通常的行军时间是一日5小时，所以这已经赶上急行军的速度了。能走得这么快是因为减少了行李的重量，特雷维利人的西邻雷米人可以提供“后方支援”。

　　他们在到达之后对摩泽尔河畔的特雷维利人的根据地特里尔展开攻势，经过激烈的战斗成功占领了特里尔。获胜的罗马士兵们主张放火将特里尔全城摧毁，并杀死所有居民，理由在于这里是杀死沃克勒等罗马军将领的罪魁祸首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和尤里乌斯·托图尔的故乡。他们认为将掠夺的战利品和俘虏变卖虽然是胜者的权力，但现在不需要这些利益，所以应该通过烧杀抢掠让特里尔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消失。

　　胜利与宽容

　　面对意欲复仇的部下们，司令官凯利亚里斯这样说：

　　罗马人之间的内战已经结束了，罗马军团兵的斗志之高妇孺皆知，而现在必须用这种斗志来重新对付帝国之外的敌人。

　　凯利亚里斯的这句话将士兵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被带到特里尔之后生活在悲惨状态下的曾发誓效忠于高卢帝国的罗马军团兵们。

　　尽管友军成功攻占了特里尔，但是这些人甚至没有从关押自己的简陋小屋和帐篷中走出来，更何况是在被解救后迸发出喜悦，与同胞互相拥抱在一起了。他们很清楚自己犯下的罪过，并且为犯下的罪过深深感到羞耻。危险和恐惧已经过去了，他们却依然躲在小屋和帐篷中。描写这种场面的一流高手塔西佗这样写道：“他们看起来甚至连阳光都想躲开。”

　　士兵们顺着凯利亚里斯所指的方向看过去，这才想起了成为俘虏的同伴们。士兵们纷纷对着简陋的小屋和千疮百孔的帐篷呼喊，却没有人答应。士兵们又将视线转向凯利亚里斯，什么都没有说，眼泪却已布满了脸颊。凯利亚里斯抓住这个机会对士兵们说：

　　抛弃罗马帝国，向蛮族帝国宣誓效忠只不过是造化弄人。他们这种有损名誉的行为以及之后的悲惨遭遇，追根溯源都是他们的司令官和几个军团长对皇位的觊觎，以及被抓住这一点的敌人利用的结果。所以，一切从今天重新开始，对于他们以前的行为，皇帝（韦斯帕芗）和身为司令官的我可以一笔勾销。

　　看到士兵们听得入神，凯利亚里斯再接再厉，他下令迎接这些原先的叛徒返回攻打特里尔时搭建的罗马军团宿营地。然后又强调，不得取笑、侮辱或者冷落他们。

　　士兵们脱去这些可怜同伴们的破衣服，为他们洗净身体，然后换上军团兵的新军装。凯利亚里斯利用这个机会把因留在特里尔而被俘的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的实力派人士召集到一起，讲了一段话。佩提里乌斯·凯利亚里斯在9年前的公元61年被当时的皇帝尼禄任命为驻不列颠第九军团的军团长，根据这个史实来看，公元70年的这个时候他肯定有50多岁了。根据塔西佗的记载，这名前线经验丰富的武将是这样说的：

　　我本人既不是善于言辞的政治家，也不是律师，因为我选择了通过武器让罗马公民的存在理由获得认可的方式。但是，鉴于你们现在的状态（败者的状态），我想还是听听我拙劣的言辞比较好。如今罗马与特雷维利人还有林贡斯人之间的战斗结束了，与其胆战心惊，不如冷静地听听我的话。

　　希望你们回想起来这样一件事，当初罗马人踏入你们以及其他高卢人的土地（指的是从莱茵河至比利牛斯山脉的高卢全境）不是出于罗马人的征服欲，而是因为接到了你们祖先的请求。那时（恺撒征服）以前的高卢整天持续着部族之间的斗争，处于濒临毁灭的状态。恺撒接受高卢部族的请求进入高卢地区，但是别的部族向日耳曼人阿利奥维斯塔请求支援。然后这个日耳曼人便想借此机会将高卢掌控在自己手中。日耳曼人的战斗力何其恐怖，罗马人与他们展开过多少次战斗，导致了多少人牺牲，只要你们回想起这些就足够了。

　　我们罗马人决定将莱茵河作为防线，这当然是为了保证意大利的安全，但同时也是防止高卢全境被阿利奥维斯塔（与恺撒交战失败的日耳曼武将）的子孙占领。你们不会认为现在的奇维里斯率领的巴达维人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与生活在恺撒时代的他们的祖先不同，会对高卢人怀有好感，并能够和高卢人亲切交往吧？如果是的话，那简直就是幻想。

　　距那时已经过去了130年，可是日耳曼人一点没变。他们依然没有放弃跨越莱茵河入侵高卢的想法，他们排斥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认为掠夺其他民族的物资是理所当然的，并一直持续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习俗。他们离去之后只会留下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这些日耳曼人当然会长期觊觎高卢这片肥沃土地的主人宝座。

　　并且这些日耳曼人将高卢人吸引到自己一方时惯用口号永远都是“自由”和“独立”这两个词，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人类社会的现实就是，但凡想将别人纳入自己统治下的民族，无一例外都会用这两个词当做旗号。

　　恺撒将高卢归入罗马的法律管理下之前，罗马人统治高卢用的是武力，这个事实谁都没有异议。但是，我们罗马人成为征服者后，行使这项‘胜者的权利’也是为了给整个帝国带来和平。确实，你们被迫负担了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但是为了保证民族间的和平是需要士兵存在的，雇用士兵就必须支付薪水，而薪水的支付只能依靠税金。

　　罗马向高卢提出的要求只有缴纳行省税这一项，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承认你们的自治权。不仅如此，自从这条路线的创始人——恺撒时代开始，便有很多高卢人被提拔担任了罗马军中的重要职务，就连行省总督的职位不是都交给高卢出身的人做了吗（此处指尼禄时代的尤里乌斯·温德克斯）？罗马的方针是不搞歧视政策，也不闭门自封（指的是克劳狄乌斯皇帝的改革以后，元老院的议席向行省出身者开放的方针）。

　　英明的皇帝会给行省人民带来利益，这对于我们罗马人来说也一样。但是，如果皇帝昏庸无能，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罗马人会受到直接的伤害。不过就像干旱少雨或是降雨过多的自然灾害让我们人类束手无策一样，对于皇帝的不英明或者是昏君的不理朝政、横征暴敛，也只有在能容忍的限度内容忍。认为让特雷维利人出身的托图尔和克拉西克斯来统治的话一切都会转好，也不用再纳税的想法只不过是痴人说梦，他们也要考虑到自己所属部族的安全，所以肯定还会保留军队以防备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

　　如果将罗马人从高卢驱逐出去的想法成为现实，当然这是上天不允许的，假使上天允许，你们有没有想过会变成什么样的局面？帝国全境必定将陷入无休止的战乱状态。

　　但是，罗马经过800年的漫长岁月，在幸运的眷顾下，通过严于律己，铲除意欲破坏和平的人，为自己和他人确立起了和平的局面。

　　如果这种和平被破坏的话，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你们高卢人。因为诱发战争的最大原因是对黄金和财富的欲望，如今这些正掌握在你们的手里。

　　正因如此，希望你们三思而后行。想想你们可以在自己的城市和村庄中享受和平、安居乐业的情景，以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能够享有同等权利的事实，这是不是值得热爱和推崇呢？

　　你们和其他高卢人不同，有起兵反抗罗马的经历。请你们根据这个经历想想，是继续支持必定失败的叛乱，还是回到我们罗马人的怀抱，彼此成为共存共荣的同伴，希望你们慎重决定。

　　光是凯利亚里斯的这场演讲就足以说服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的实力派人士了，这就意味着居住在罗马帝国的领土——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裔高卢人也脱离高卢帝国回到了罗马帝国一边。剩下的只有日耳曼部族了，这样一来他们甚至失去了号称“高卢帝国”的资格。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和虽然出身特雷维利人却决定继续反抗罗马的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联名给凯利亚里斯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如果凯利亚里斯有意成为高卢帝国皇帝的话，二人愿效犬马之劳。然而这位罗马的武将连回信都没写。奇维里斯仍然不放弃，他又将写给凯利亚里斯的信件副本寄给了身在首都罗马的图密善，以期借图密善的告发让担心前线的司令官投敌的穆奇阿努斯解除凯利亚里斯的职务，将其召回本国。但是韦斯帕芗年轻的儿子图密善把信件转给穆奇阿努斯后，他只是扫了一眼便扔到垃圾桶里了。于是奇维里斯和克拉西克斯不得不面对重新收复莱茵河西岸后直冲河口而来的凯利亚里斯的罗马军和已经集结完毕的盖鲁斯指挥的罗马军这两支军队的猛攻。

　　日耳曼人且战且退，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和尤里乌斯·托图尔都在激战中阵亡，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妻子和妹妹也被罗马军活捉，日耳曼人在前往战场时有拉家带口的习惯。被敌军追赶的奇维里斯本想着撑到冬天后能喘口气，但是果断进攻的凯利亚里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给他。穷途末路的巴达维人首领提出了与罗马军司令官进行会谈的请求，双方的会谈在莱茵河口浅滩的一处小岛上举行。

　　笔者推测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和佩提里乌斯·凯利亚里斯应该是旧交，公元60年也就是距当时10年前的时候，二人都在低地日耳曼军中服役，前者是辅助部队的长官，后者是军团长。二人先后于公元61年和62年左右与手下的士兵一起被派遣到不列颠，参加了罗马的远征。之后二人分道扬镳，奇维里斯再次回到低地日耳曼，凯利亚里斯被派到多瑙河战线，在此度过了数年。彼此的年龄差距应该不超过10岁，奇维里斯的参军时间虽然长，但相当于韦斯帕芗远亲的凯利亚里斯和韦斯帕芗一样属于“后来居上”，所以也是在兵营中成长起来的。此外，在罗马军中，不论是罗马人将领还是行省人民出身的辅助部队长，同样都是总司令官召开作战会议时的常客。即便今天二人已经彼此互为敌人，但促使奇维里斯决定与凯利亚里斯进行直接会谈并且凯利亚里斯也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前提下接受的背后存在着这样的背景。

　　关于会谈都讨论了些什么内容，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塔西佗在《同时代史》中的相关叙述正好在奇维里斯开口说话的部分中断了。并不是塔西佗在此搁笔，而是因为之后的记载在中世以后失传了。不过，虽然不清楚二人的谈话内容，谈话的最后结果还是知道的。

　　巴达维人没有被赶尽杀绝，也没有沦为奴隶，而是恢复到了与起兵反抗罗马之前相同的状态，被允许继续作为罗马的同盟者存续下去。并且他们没有加入行省，所以也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作为交换条件，他们需要作为罗马军中的辅助兵服兵役，这与起兵之前也是完全一样的。

　　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也没有被处死。话虽如此，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继续担任巴达维部队的长官，此后关于他的消息完全中断了。关于曾经起兵反抗恺撒的高卢人维钦托利以及在条顿堡森林中全歼罗马三个军团的日耳曼人阿尔米纽斯事后的消息，很多史书都一直追寻到他们去世为止，但唯独关于奇维里斯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及。如果他是被处死，肯定有人会记载下来，实际却没有相关记载，同时也没有证明他存活下来的史料。他有可能是恢复了平民身份，在莱茵河东岸的某个地方平淡地度过了余生。原因是被罗马军抓住的妻子和妹妹就好像被送回了他的身边一样，从此也没了音讯。

　　曾经得到这个奇维里斯重用的女祭司贝莱达倒是被送回意大利，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可能是罗马人觉得把她从即使白天也一片昏暗的森林之国转移到阳光普照的意大利就可以削弱日耳曼女巫的法力。据说这名日耳曼女巫在意大利重操旧业，生意非常兴隆。

　　至此，高卢帝国在不到半年内便土崩瓦解了，从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率领巴达维人点燃反抗罗马的战火算起，也不到一年时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对于这次“高卢问题”的处置方式。

　　首先，对于背叛罗马后发誓效忠高卢帝国的军团兵们，只用一句“一笔勾销”便给予了宽恕。这些人身为罗马公民不仅背叛了祖国，作为罗马的正规军也违反了罗马军的军规，如果是现代的话，势必难免被移交军事法庭。

　　其次，身为罗马帝国的行省人民却禁不住日耳曼人的笼络，打着创建高卢帝国的旗号，试图脱离罗马独立的特雷维利人和林贡斯人也完全没有被追究。除了战死的人之外，在这两个部族的实力派人士当中被处死的只有叛乱的主谋之一——尤里乌斯·瓦伦提努斯一人。

　　第三个是前面提到的对巴达维人的处置。对于充当了叛乱发起者的这个部族，罗马也贯彻了“一笔勾销”的方针。

　　这一系列现象中唯独不存在“报复”这两字眼。比起行使“胜者的权利”，罗马人选择的是以“宽容”相待。不是因为他们醒悟到了人道主义的可贵，而是他们觉得这样更有效。

　　这个处置方式是否是凯利亚里斯一个人的主意呢？

　　从罗马军的传统来看，前线的司令官拥有几乎无限制的裁决权，与汉尼拔的讲和是大西庇阿自己决定的，恺撒征服高卢后也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了战后处理。至于科尔布罗，虽然由皇帝尼禄委以军队执行作战任务，却未经战斗就决定与帕提亚讲和。

　　只不过，这些前线司令官的决定需要事后经过元老院的表决和市民的赞同才能立法确定为国策，话虽如此，其实可以说他们的决定几乎没有被否决过。

　　凯利亚里斯不同于以上列举的几位在罗马史上光彩夺目的大人物，并且他的对手不是什么强大的敌人，只是发动叛乱的行省人民而已。在他决定投入9个军团的阶段，罗马一方可能就已经胜算在握了。只要胜券在握，怎样进行战后处理应该也会一目了然。

　　笔者猜想，凯利亚里斯从意大利本土出发之前就已经从穆奇阿努斯那里接到了指示，因为这个时期穆奇阿努斯正在意大利专心于确保韦斯帕芗皇帝之位的工作，而他采取的方法不是“报复”，而是“宽容”。

　　维特里乌斯曾经因为在对失败者的处置上失误而招致过怨恨，穆奇阿努斯没有重蹈他的覆辙，并且他还巧妙地将因存心报复维特里乌斯而把支持维特里乌斯的克雷莫纳夷为平地的罪魁祸首安东尼·普里默斯降了职，这就是他深谙冤冤相报会导致国家灭亡这个道理的证据。

　　穆奇阿努斯还让元老院表决通过了向遭受战火的意大利北部居民提供损失赔偿的提案，曾经支持维特里乌斯的克雷莫纳居民也被列入了赔偿名单中。“一笔勾销”的政策在宗主国意大利也得到了贯彻，前任皇帝维特里乌斯一派的人员中，被处死的只有他的亲弟弟卢西乌斯一人，战斗到最后的士兵无一人遭到刑罚。

　　话说回来，人对于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即使是上司的命令也不会妥善执行。所以凯利亚里斯应该也赞同穆奇阿努斯的想法，正因如此他才能稳住叫嚣着报仇的士兵们，重新接纳“变节”的军团兵，接受曾一度倒戈转向罗马的行省人民再次承认罗马霸权的要求，甚至还让主谋奇维里斯放弃了抵抗。

　　但是笔者认为促使穆奇阿努斯和凯利亚里斯选择宽容而不是报复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那就是罗马人自己认为发生从巴达维人的叛乱到创建高卢帝国为止的这一系列事件的真正责任在于罗马一方，塔西佗也写道：“这只不过是罗马人之间斗争的余波而已。”如果不是一年之间先后出现三个皇帝，各为其主的军团兵之间混战不休的话，行省兵的叛乱就不会发生了。如果罗马人没有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也不会让行省人民觉得罗马人不足为惧了。笔者认为穆奇阿努斯和凯利亚里斯是在充分了解了个中情由的基础上才选择了“宽容”的处置办法。

　　正因如此，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宽容与冷静毫不矛盾。始终坚持“一笔勾销”的凯利亚里斯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更不可缺少“冷静”的任务——与战友盖鲁斯一起重建莱茵河防线。

　　“莱茵河军团”重组

　　公元1世纪下半叶的“莱茵河军团”由于士兵被抽调到不列颠参与征服战争，从1世纪上半叶的8个军团减为了7个军团，分别是驻扎在低地日耳曼的3个军团和驻扎在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

　　这7个军团经过高卢帝国骚动后唯一毫发无伤的只有驻扎在今瑞士苏黎世附近的温德内萨（现在的温迪施）的第一军团，维特里乌斯下令让他们前往意大利似乎才是毫发无伤的真正原因。由于同样的原因，驻扎在克桑腾的第五军团也避免了军团解散。这个军团的大部分人都去了意大利，发誓效忠高卢帝国的士兵只有极少数人，而且也不能如此轻易地就将恺撒创建的这个战功显赫的军团解散，因此只有这个军团被调任到多瑙河流域的米西亚行省。另外还有一个军团也免于被解散，就是驻扎在美因茨基地的第二十二军团。保留这个军团的理由是他们在看到“莱茵河军团”唯一的军团长——不畏艰险、恪尽职守的军团长沃克勒被行省兵杀害时竟无动于衷，所以要求他们在以后的任务中将功赎罪，这个军团的银鹫旗此后也镶上了沃克勒的名字。

　　除此之外的4个军团全部被解散，并不是因为担心保留下来会再次引发类似的事件，而是要他们为自己身为罗马的军团兵却发誓效忠其他民族的可耻行为负责。不过，虽然军团被解散，却没有将军团兵们除名，而是将他们分别分配到了新组成的各个军团中。因为突然增添2万名无处可去的军团兵的话，很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至于协助主要战斗力的军团作战的辅助部队，既然连巴达维人都恢复到了叛乱以前的状态，其他行省出身的士兵们各自归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在这个方面作了一些小变动。

　　叛乱以前都是由部族的实力派人士来指挥、由自己所属部族的部族民组成的部队，此后改为任命罗马人或其他部族出身的人担任指挥官，但是没过几年就又变回了原来的方式。毕竟这种新的选任方式有诸多不便，让出身本地的人来担任指挥能够更有效地团结士兵。虽说一切都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但此后的200年却再也没有发生过行省兵攻击军团兵的事件，可以证明公元70年的宽容政策是非常有效的。

　　不过，尽管罗马人在帝国西方始终坚持如此宽容的政策，在帝国东方的做法却截然相反。高卢帝国问题和犹太问题是发生在同时期的事件，但可以说罗马人对两个事件的应对方式有着天壤之别，理由在于这两个问题的性质不同。

　　犹太问题

　　如果说公元66年夏天爆发、73年春天以马萨达要塞的玉石俱焚告终的“犹太战争”是罗马帝国内部的行省人民发起的一场反抗霸权者罗马的独立运动的话，从巴达维人的叛乱开始的高卢帝国创建事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但是，两个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犹太战争是本来就应该发生的叛乱，无论统治者罗马如何施行善政，也只是将问题暂且搁置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居住在犹太的犹太人起兵反抗罗马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想到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思维方式（文明）的差别，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对决。

　　犹太民族的第一个特殊性是他们的居住地区——巴勒斯坦一带位于大国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如果他们是居住在黑海东岸一带的话，犹太肯定会有一段不一样的历史。因为如果处在交通要道上，必然长期受到叙利亚和埃及的垂涎，而此时叙利亚和埃及都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

　　第二个特殊性是，他们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民族。在统治者看来，越是优秀的民族越不好统治。如果是平庸的民族，被打压到社会底层也不会有反抗的能力和勇气。

　　第三个特殊性是犹太人与古希腊人不相上下的离散倾向。以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两处犹太人聚集区为首，各个城市都存在犹太人的共同体。与希腊人不同的是，这些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与本国的连带关系非常强。具体来说，只要是犹太教徒，不管住在哪里，每年都有义务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与犹太民族相反，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城市的代表锡拉库萨和塔兰托的居民只有在参加四年一度的奥林匹亚运动会时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有希腊血统。就算科林斯灭亡，科林斯移民的后代——锡拉库萨的居民也不会起兵复仇，但如果要是灭亡耶路撒冷的话，居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很可能会起兵。一些学者表示，比起居住在犹太的犹太人来说，居住在希腊移民城市的海外犹太人在数量上要多得多。

　　第四个特殊性在于，犹太人没有对自己以外的民族进行统治的历史。犹太人也有诸如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那样的独立时期，但这些都是自己国家内的独立，并不是将他国纳入统治下的帝国。而且，这个时代在他们的历史上稍纵即逝，即使不追溯到被巴比伦奴役的时代，他们也曾长年处于埃及和叙利亚的希腊化（Hellenism）王朝（希腊裔国家）的统治下，最后又被罗马统治。

　　在历史上被其他民族长期统治的民族以现代人的思维来看肯定是受压迫的民族，当然会让人们抱以同情之心。但是，也需要注意这样一种现实，就是在历史上长期被压迫的话很可能会带来精神构造上的变化。

　　具体来说就是自卫本能异常发达，失去了思考的灵活性而变得顽固不化。同时，对于任何事物都会反应过于敏感。为了在残酷的现实中存活下来，往往容易将希望寄托在梦中，犹太教中期待救世主的教义就是一个例证。

　　第五个特殊性会让人感到这是犹太人特殊性的极致，就是与宗教的关系。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多神教中的众神只是保佑人类、为其提供帮助的存在，相反，犹太人信奉的一神教的神却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存在，一旦有人违反，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进行惩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在多神教的民族中政治与宗教是分开的，相反，一神教的民族却容易衍生出宗教积极介入政治的神权政体。

　　加之犹太人还有着诸如巴比伦奴役时代被强制迁移到他国的经历，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在身处异乡的情况下还想保持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除了诉诸宗教外没有别的选择。从他们的历史来看，犹太人观念中的国家一直是神统治的国家，也就是神权政体（意大利语Teocrazia，英语Theocracy）。

　　有意思的是，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中不存在表示“神权政治”这个意思的词语，这表明古代的罗马人甚至没有设想过让神来介入人类政治的政体。

　　但是，如果全体犹太人一致推崇神权政体的话，应该只会与不接受神权政体的罗马人发生矛盾，犹太人彼此之间应该不会存在冲突。然而，事实却是同样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当中对于政体也存在着意见分歧。

　　这便是主张宗教优先的法利赛人和倡导重视政治的撒都该人。

　　除此之外，他们居住的场所也发生了分裂，有的犹太人继续居住在犹太国内，有的移居到了海外的希腊移民城市。犹太国内的居住区也分成了内陆地区和海边地区，耶路撒冷城内还出现了贫困阶级和富裕阶级的分化，情况很复杂。

　　现代的研究者们将这些人统括起来分成了两派：贫困的犹太人属于对罗马的强硬派，富裕的犹太人属于稳健派。当然，在亚历山大拥有一家小店铺的犹太人比起在加利利的山野放羊的犹太人确实要富裕一些。但是，对统治者罗马采取强硬还是稳健态度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财富的多少，更多依据的是与异族接触、共生的必要性有多大。对于住在城市的犹太人来说，正因为这种必要性比较高，所以本来由于选民思想的影响而性格封闭的犹太人也不得不变得开明起来。

　　对于这个既特殊又复杂的犹太民族，罗马是如何应对的？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皇帝卡利古拉”一章中罗马人与犹太人、希腊人与犹太人、提比略与犹太人、卡利古拉与犹太人等各个小节，此外，“皇帝克劳狄乌斯”一章中也曾单列出“犹太问题”一节进行过介绍，在此重新梳理一下：

　　第一，结束后世称为“希腊化时代”的300年后，罗马人取代之前的统治者希腊人，提高了此前一直处于统治阶级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使得东方世界的两大势力——希腊人和犹太人在经济上趋于了平等。

　　像斐洛这种开明的犹太人高度评价尤里乌斯·恺撒开创的罗马帝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在罗马人看来，自己的帝国在东方世界实现经济上的繁荣只有通过这两个民族的自由竞争才能实现。

　　第二，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是优秀的民族，正因为如此，动不动就容易陷入敌对关系，罗马采取的方针是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始终在双方之间充当调停的角色。在作为统治者的罗马人看来，希腊人和犹太人同样是被统治者，《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介绍的克劳狄乌斯皇帝的敕令《致亚历山大公民的一封信》就是表明罗马这种立场的好例子。

　　第三，对于犹太人主张自己所拥有的“特殊性”，充分给予承认，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一）在不破坏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给予完全的信教自由。

　　（二）允许每年继续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

　　（三）除死刑的宣判执行以外，允许犹太人社区内的法律自治，但只限于帝国东方的犹太人社会。

　　（四）免除军役及其他国家公职，但对于有意参军、奉公的人仍然保持开放政策。

　　（五）每星期六仍然定为安息日。

　　对于罗马人来说的假日是供奉神灵的祭日，不是每周定期一次的休息日。在罗马人眼中，犹太人这种每到周六就停止工作，除了祭神以外什么都不做的习惯一定显得很奇怪，但同时罗马人也将犹太人严格遵守的每周六的安息日视为了他们自己的祭日。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人已经习惯了罗马教以外的祭日，因此也尊重犹太人的安息日。

　　帝国的首都罗马有一项名为《小麦法》的小麦免费发放制度，以保障居住在首都的贫困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的生活。相当于“面包与马戏”中的“面包”，虽然这种做法被后世大加抨击，但也是一项兼顾社会福利和争取选民的政策。

　　小麦的发放通常一个月进行一次，有时发放日正好赶上周六的安息日，遇到这种情况时犹太裔的市民就无法前往马尔斯广场的一角领取小麦，因为在安息日除了敬神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于是负责发放小麦的当局会将属于犹太裔市民的那一部分留到第二天。

　　如果只是5人、10人，负责给数万人发放小麦的当局不会搞这种特殊待遇，这也可以证明兼有犹太教徒和罗马公民权所有者这两种身份的犹太人在首都罗马也有相当的人数，同时也表明罗马人有着尊重不同习俗的理念。

　　除了卡利古拉皇帝统治末期双方关系一度恶化之外，从犹太人处于罗马直接统治下的公元6年开始的60年间，罗马人一直对犹太人奉行这种政策。不过罗马人唯独没有允许在耶路撒冷建立神权政体，因为如果允许的话，恐怕无法避免这种影响波及海外的犹太人社会。作为不允许建立神权政体的交换条件，罗马一直致力于在犹太地区实现由犹太人的国王领导的统治政体。如果能确立起像大希律王时代的那种世俗王权，就可以抑制犹太人建立神权政体的念头。

　　然而，在耶路撒冷建立神权政体才是正统犹太教徒的心愿，这是无论罗马如何让步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两个民族对“自由”这个词语的理解是不同的。罗马人的“自由”意为在有军事力量保障的和平以及有法律保障的秩序下，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犹太人的观念中，能够建立神权政体才是“自由”。罗马人60年来承认犹太人特殊性的统治政策只能暂缓犹太教徒追求“自由”的脚步，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这种愿望。

　　犹太人史学家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认为，60年后爆发的犹太人叛乱是菲利克斯、菲斯托斯、阿尔比努斯、弗洛鲁斯等历代犹太长官施行暴政的结果。罗马人史学家塔西佗也曾写道：“犹太人的忍耐一直持续到弗洛鲁斯那个时期为止，在弗洛鲁斯担任长官期间爆发了叛乱。”

　　这四个人担任犹太长官的时间是从公元52年到66年为止的14年间，如果这14年间的罗马行政官的暴政是爆发犹太叛乱的原因的话，那为什么罗马的中央政府能够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容忍地方长官们在问题最多的犹太地区施行暴政呢？

　　这四个人无一例外都是尼禄皇帝时代的长官，尼禄虽然在很多方面犯了统治错误，唯独在涉外政治上展现出了了不起的见识。在他统治的14年间，除了统治末期的犹太，没有任何一个行省对罗马发起过叛乱。虽说在挑选担任行省统治直接负责人的总督、司令官和长官时只要沿用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建立起来的人才网络就可以了，但是尼禄在用人方面确实有超凡的才能。

　　不过，尼禄既不是一人独揽皇帝大权的提比略，也不是为了公务而鞠躬尽瘁的克劳狄乌斯，他对于皇帝责任之外的事情，比如诗歌的自作自吟，还有罗马的城市绿化倾注了更多的心力。如果是提比略的话，肯定会马上将统治失当的犹太长官召回送上法庭，严厉追究责任。当然，挑选继任的长官时也会比以前更加慎重。皇帝的职责就像驾驶一辆四匹马拉的战车，只要驾驭其中任何一匹马的缰绳发生操作失误，战车就会撞到运动场的观众席，连带驾驶者一起粉身碎骨。也许尼禄缺乏的是这种紧迫感。

　　即使如此，笔者还是无法同意尼禄手中的“缰绳”偏偏会在犹太上操作失误的说法，并且是连续四人，时间长达14年。

　　关于这个疑问，塔西佗下面的这句话也许能作为解答：

　　犹太人对于我们来说之所以是难以忍受的存在，就在于他们固执地坚持自己与帝国其他的居民不同。

　　在《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也曾经提到过，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一直努力同化被征服者，并试图将他们吸纳为罗马帝国这个共同体的一员。希腊人、西班牙人、高卢人和北非人都赞成并且加入了罗马的这条“败者同化”路线，相反只有犹太人以一神教为由加以抗拒。并且，他们不仅抗拒被同化，还固执地坚持建立神权政治，对于不接受他们要求的罗马不断进行反抗。

　　虽然希腊人存在反犹太的情绪，但是与希腊人不同，在社会立场和职业上都与犹太人不存在竞争关系的罗马人却没有反犹太的情绪。不过到了与犹太人发生直接接触60年后的这个时期，也许罗马人终于也开始对犹太人心生厌恶了。

　　一旦对犹太人心生厌恶，犹太人的所有行为都会变成厌恶的对象。就像塔西佗所说，犹太人的割礼是为了区别于别的民族，一神教是从对其他众神的轻蔑中产生的信仰，拒绝服兵役和担任公职表现出缺乏对帝国的爱国心，积极增加人口是为了超越其他民族，他们拒绝崇拜仿照人类模样雕刻的神像只代表对人类的蔑视，没有舞蹈也不伴随有体育竞技的犹太教祭祀死气沉沉，足以让人们对人生产生绝望，禁止与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通婚也逐渐被认为是犹太民族封闭性的一种体现。

　　不能说四名犹太长官的心中不存在这种反犹太的情绪，并且这四个人与远在帝国西方、和犹太人没有直接接触过的塔西佗不同，他们必须日日夜夜与犹太人来往，并且还肩负着统治这些犹太人的任务。

　　对于接到命令镇压游行的警察部队队长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驱散游行人群，而是对手下队员的掌控。如果放任不管，受到游行队伍挑衅而心里燃起憎恶之火的队员很可能会像野兽一样对游行队伍发动攻击。从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对部下进行掌控的“缰绳”有多么重要。

　　连续四任犹太长官的残酷统治的背后可能也潜在有长官们的焦躁心理吧！尽管没有酿成大祸，但光是列举这个时期发生的犹太人叛乱，其次数之多恐怕就会占去很多篇幅。被称为“短剑党”（杀人者）的恐怖组织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了犹太全部地区，另外，从大神殿的重建工程结束的两年前开始，耶路撒冷出现大量失业者。建立神权政体的大义正道，失业造成的生活不安，中近东地区特有的酷暑，使得当地难免不生状况，这要求直接负责人需要比以前更加慎重。然而，就在要求对这些地方长官的任务执行进行监控并预先制定对策的时候，皇帝尼禄却缺乏这种坚决、持续的责任感。

　　叛乱爆发

　　埋下的火种被点燃的契机是长官弗洛鲁斯从耶路撒冷大神殿的宝物库中没收17塔兰特金币充当了欠缴的行省税。尤里乌斯·恺撒在年轻的时候曾被海盗生擒，海盗向他开出的赎身钱是20塔兰特。1塔兰特相当于6000德拉克马，用平民的生活开支来比较的话，相当于560人一年的收入。在弗洛鲁斯看来，这些只不过是用来代替没有缴纳的行省税罢了。

　　但是，问题不在于金额的多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是犹太教徒每年都会义务捐赠2德拉克马香火钱的圣地，是将捐款奉献给神的地方，不是储蓄自己钱财的银行，更不是以拖欠税金为由便可以随便提款的账户。然而弗洛鲁斯不仅没有反省自己的冒失行为，反而决定对发起暴动的犹太人实施强硬的镇压，这当然会让犹太人的愤怒更加强烈。

　　并且犹太人一方也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愤怒。犹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冲动起来便无法在中途停下来，要一直冲到无路可走为止。以17塔兰特金币为起因的暴动发展成了将罗马势力从耶路撒冷赶出去的战争，时间是公元66年6月。

　　不过，并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犹太人都参加了暴动，他们分为激进派和稳健派。激进派指的是此前游荡于犹太内陆地区的“短剑党”，他们这次成功地将耶路撒冷的下层民众卷了进来。稳健派是处于耶路撒冷上层阶级的人们。

　　内部不团结使得激进派的行动更加过激了。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同时也是为了让本来没有信念却出于立场而不得已支持稳健派的人明白“事已至此只能一不做二不休”的道理。而且在这个时候，激进派内部也已经分裂成了两派，过激的行动愈演愈烈。

　　因畏惧暴徒而逃入王宫内的罗马守卫队听到对方承诺缴枪不杀后纷纷投降，之后却全部惨遭屠杀。

　　稳健派的主心骨——大祭司和他的弟弟一起成为了恐怖事件的牺牲品。

　　罗马的卫兵驻扎在马萨达的要塞落入了前来袭击的激进派手中。

　　统治犹太北方的阿格里帕二世以犹太人的身份出面劝说却无功而返，夏秋之间，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反罗马暴动开始向犹太地区的西部和南部扩散。

　　居住在恺撒利亚等希腊移民城市的希腊人对这次事件产生了危机感，他们本来就有很强的反犹太情绪，因为危机感而倍增的反犹太情绪朝着直到昨天为止还同住在一个城市的犹太人爆发了。同样的现象还波及了叙利亚，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之间长年的敌对情绪也一触即发，罗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亚历山大由于犹太人长官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果断采取应对措施才得以避免事态过于严重，但是问题已经发展到管辖犹太的叙利亚行省总督不出马便无法解决的程度了。

　　叙利亚总督塞斯提乌斯是名将科尔布罗的继任者，就任总督后不幸患病，两年来一直将实际工作交给副手穆奇阿努斯负责。然而，率领军团攻打耶路撒冷的任务是不允许交给别人代理的。由于罗马考虑到犹太民族的特殊性，所以向犹太教徒的圣地——耶路撒冷派遣罗马正规军团只有在130年前的庞培时代发生过。

　　率领第十二军团和阿格里帕二世的友军一同南下的塞斯提乌斯攻占了一些支持叛军的城镇后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军。不出所料，犹太一方的反击非常凶猛，同时，塞斯提乌斯的指挥也缺乏积极性，结果没有攻下号称耶路撒冷最大要塞的大神殿所在的丘陵地区。此时已经到了11月，即将步入冬季，也许是打算来年再战，塞斯提乌斯决定撤退。

　　然而，撤退往往比进攻要难，比起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坚定的决心和更慎重的安排。抱病在身的塞斯提乌斯大概没有这么充足的劲头了。犹太人得知罗马军团撤退的消息后高奏凯歌，并对撤退中的罗马军发动了袭击。据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记载，罗马军团和友军加在一起的战死人数为步兵5300人、骑兵480人。就算不是犹太人，看到这个数字后也会认为犹太一方大获全胜。塞斯提乌斯返回叙利亚安条克的总督官邸后不久就病死了。

　　罗马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了当时正在希腊的皇帝尼禄那里，尼禄任命穆奇阿努斯接替塞斯提乌斯的职位，他认为事已至此只有通过坚决的行动来解决问题了。虽然现在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叙利亚行省总督的主要职责仍然是监视东方的两个大国——亚美尼亚和帕提亚的动向。尼禄觉得犹太问题超出了叙利亚总督的职权范围，他决定起用韦斯帕芗作为犹太问题的唯一负责人。尼禄此时正游走于希腊全境为他自作自吟的诗歌进行“巡演”，不过还是妥善处理了这件事情。而且尼禄还起用了因为在自己的诗歌巡演中打瞌睡被发现而自认出头无望的韦斯帕芗，可见他的性格也是不拘小节的。

　　韦斯帕芗决定出动3个军团参与计划于来年即公元67年春天开始的镇压叛乱犹太人的军事行动。事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为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也发生了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间的暴力冲突。

　　至此，在130年间一直坚持充当调停角色的罗马终于开始了与犹太的正面对决。犹太问题牵扯到的绝不只有犹太民族本身，这种复杂性是让罗马坚决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从帝国东方的对决关系来看，依靠寻常的手段是无法解决犹太问题的：

　　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之间的对立关系——以亚历山大、安条克、大马士革为首的希腊移民城市。

　　犹太人激进派和犹太人稳健派的对立——耶路撒冷、犹太内陆地区。

　　希腊裔居民联合罗马士兵与犹太裔居民的对立——以恺撒利亚为首的犹太地区内的港湾城市。

　　犹太人史学家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的观点是，要想一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出动罗马的正规军才行。另外，根据这位犹太人史学家的记载，面对罗马的正式反击，犹太方面也确立起了联合激进派和稳健派的迎击体制。

　　犹太人约瑟夫斯

　　在此出现了一位人物，为了能够继续接下来的话题，需要先对他进行一下介绍。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犹太战记》的作者，从名字可以看出他是个犹太人。

　　他出生于公元37年，与皇帝尼禄同岁。父亲出身祭司阶级，母亲拥有犹太王室血统，因此他出身高贵，也受到过符合犹太上流阶级身份的系统教育。然而，他似乎是一个智力方面比知识方面更为优秀的人，在青少年时期，为了了解犹太教的整体面貌曾经徒步寻访各个宗派。与撒都该派、艾赛尼派都有接触，也曾体验过沙漠中的教团生活，后来又与法利赛派走得很近。无论从出身阶层还是智力方面来说，他都是应当进入犹太社会领导层的人。

　　公元64年，27岁的约瑟夫斯第一次来到了罗马，他此行是作为最年轻的成员随同使节团前去向皇帝尼禄请愿，要求释放在菲利克斯担任长官的时期率众在罗马发动暴动而被押送至罗马的犹太人。

　　这位年纪轻轻、头脑清晰的犹太精英在乘船从犹太前往意大利的途中首次目睹了沿途的小亚细亚和希腊的各座城市，尤其是管理所有这些城市的帝国首都——罗马。这个时期的体验很可能在约瑟夫斯几年之后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到达帝国的首都罗马后，这个年轻的犹太精英没有甘做一名纯粹的旅行者，通过一名犹太演员的介绍，他结识了皇帝的妃子波比娅·莎宾娜。皇妃波比娅是罗马犹太人社会的保护者，因此他们彼此相识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美丽又善解人意的波比娅也不会拒绝接见一位相貌英俊、满腹经纶的犹太青年。约瑟夫斯并没有提及自己当时是否也面见了皇帝尼禄，尼禄当时正在为罗马一场大火的善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可能没有闲工夫接见这位犹太使节团中年龄最小的年轻人。总之，约瑟夫斯成功通过皇妃向皇帝请愿，准许被囚禁的犹太人返回故乡。

　　考虑到从犹太到意大利，再从意大利返回犹太的旅途所需的时间，以及受季节影响的海上路况，约瑟夫斯一行回国的时间大概应该在公元66年秋天之后。刚回国不久，约瑟夫斯就被任命为迎击罗马军的前线指挥官。这名29岁的年轻人刚刚见识过罗马帝国的威严后就被派到最前线与罗马为敌，不知他作何感想。

　　如果是不了解现实的人，大可随心所欲地做着美梦。另外，借用尤里乌斯·恺撒的一句话：“如果你是一个只想看到自己期望的现实的话，看一看自己想看的罗马帝国就可以了。”约瑟夫斯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人，对于不想看到的现实他也会直接面对，在这一点上比起他的同胞来更接近于对手罗马人，他就是这样一名犹太青年。

　　《犹太战记》就是他这样一个人写就的关于同胞毁灭的故事，这是一部由热情和冷静综合而成的历史杰作，在日本已有译著出版。出版者为山本书店，从译文到小标题、地图、插图，无不倾注着编辑山本七平先生的精心编排，是一部难得的译著。山本书店除了这部《犹太战记》之外，还出版了《犹太古代志》、《自传》、《驳斥阿比安》等约瑟夫斯的全套著作。可见已故的山本七平先生对于这个让现代的以色列人在理性上认可其重要性、在感情上却又憎恶至极的约瑟夫斯有多么的关注。

　　犹太战争

　　公元67年5月，韦斯帕芗率领的罗马军开始向犹太北部的加利利进军，约瑟夫斯已经偕同胞们在此严阵以待。

　　如果有人能够通过罗马军这次的“量”，了解“质”的话，一定会感到罗马军这次是动真格的了，这次与塞斯提乌斯去年只派遣驻扎在安条克的一个军团加上犹太阿格里帕二世援军的情况不同了。

　　作为主力的第五、第十、第十五这三个军团无一不是名将科尔布罗训练过的精英军团，在解决了亚美尼亚、帕提亚的问题后依旧驻扎在小亚细亚，现在已经沿着地中海的东岸到达至此了。

　　协助主力各军团的辅助兵人数与军团兵基本相同，这些行省兵的出生地都在所属军团的驻扎地点附近，所以原先在多瑙河沿岸服役的第五和第十五军团的辅助兵有很多来自巴尔干。驻扎在叙利亚的第十军团的辅助兵则大多是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出身。

　　此外，韦斯帕芗军还得到了统治犹太东北地区的阿格里帕二世的犹太士兵以及那巴提亚和阿拉伯士兵的支援，因为他们的国王与罗马缔结了同盟关系。

　　全军总兵力为6万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组建一支从语言肤色到饮食习惯全部迥然相异的部队了，对于罗马军的司令官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军团内的语言统一为拉丁语，可是被调来参战的阿拉伯士兵不可能听得懂。罗马的皇帝多为军事经验丰富者出身，也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军人势力有多强，而是如果有人能率领一支鱼龙混杂的军队取得战果的话，那他到了政治舞台上也能有所作为。

　　另一方面，迎击这支罗马军的犹太军却只是由犹太人组成的集团，可见犹太人建立神权政体的这种大义正道在别的民族中很难找到共鸣者。从这一点来说，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战争就如同《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所讲述的，是一场古代社会的“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对决。

　　由于要等待从各地前来的军团和同盟国军队到达，韦斯帕芗在接到任命半年后即公元67年5月才终于展开了军事行动。这个人作为武将的能力与当时罗马军的其他司令官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优秀之处，回顾他此前的经历，在战略上远远不及名将科尔布罗，也不是一名善于运用各种华丽战术的才华横溢的指挥官。话虽如此，他也绝不是一名平庸的武将，能够集谨慎、踏实、持久力和健全的常识于一身的人就已经不是凡人了。虽然仅凭这些还不足以俘获普通士兵的心，但韦斯帕芗偏偏还拥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亲和力”。

　　他于公元9年11月出生在首都罗马沿萨拉利亚大道向东北行走60公里处的列阿特（现在的瑞耶提），之前已经提到过，他的出身非常低贱，依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了一片天地。

　　犹太及其周边（为了表示距离感，使用的比例尺与日本的九州一样）

　　弗拉维乌斯·韦斯帕芗的军旅生涯开始于提比略皇帝时代，他也是史学家蒙森笔下的“提比略一派”中的一员。在军团内晋升到大队长之后，他仿效当时罗马常见的晋升途径，参加首都的选举并当选为财务检察官。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一阵后，又当选为按察官。之后曾一度重返军团生活，在此期间提比略皇帝驾崩，开始了卡利古拉皇帝的时代。

　　卡利古拉是个问题很多的皇帝，但还是保留了前任提比略构筑的人才网络，所以在风雨交加般的卡利古拉皇帝统治期间，韦斯帕芗没有受到影响。不仅如此，卡利古拉皇帝统治期间，30岁的韦斯帕芗还成功当选了法务官。在当时的罗马，有担任法务官经历的人也就意味着拥有被委任指挥一个军团的资格。

　　罗马是一个霸权国家，军队负有防卫庞大帝国全境的职责，所以不会让有指挥军团资格的人游手好闲。韦斯帕芗从法务官的职位上卸任后马上被任命为负责防卫莱茵河的第二军团的军团长，派驻低地日耳曼。到了公元43年，决定征服不列颠的克劳狄乌斯皇帝命令34岁的韦斯帕芗与指挥下的军团一起前往不列颠。

　　当时的不列颠战线由曾在确立多瑙河防线的工作上表现出色的普劳提乌斯担任总指挥，整个战线挥洒着克劳狄乌斯皇帝征服不列颠的热情，也是年轻武将们一显身手的舞台。在年龄和经验上都毫不逊色的韦斯帕芗的军事才能在不列颠战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担任总指挥的人能力出众的话，手下的军团长们也更容易立下战功。韦斯帕芗东奔西走，表现活跃，最后被授予了凯旋勋章。在步入帝政时代的罗马，通常只有皇帝才能享受到驾驶四匹白马拉的战车出席凯旋仪式的待遇，军团长级别的人只能得到低一级别或者更低级别的勋章。韦斯帕芗获此殊荣后产生了巨大效果，公元51年，42岁的他当选为执政官。

　　不过，其实他只是以候补身份当选执政官。罗马帝国必须向元老院管辖的近10个行省派遣总督，并且担任总督必须拥有10年的执政官经验，所以需要大量培养执政官人选，因此即便是候补也有出头的机会。韦斯帕芗应该有两个月的执政官经验。10年后的公元62年，韦斯帕芗成为阿非利加行省的总督，前往官邸所在的迦太基赴任。

　　但是，就在结束一年的任期后即将被任命为可以指挥多个军团的“皇帝任命的司令官”并前往皇帝管辖的行省赴任时，发生了在尼禄皇帝的诗歌巡演上打瞌睡的事件。韦斯帕芗本人和周围的人都认为他的仕途生涯就这么结束了，但是这件事过去两年后，尼禄又重新将韦斯帕芗提拔为指挥犹太战争的司令官。

　　公元67年，韦斯帕芗58岁，约瑟夫斯30岁。民族、出身、性格、年龄都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犹太地区遭遇了，此前二人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起兵6万攻打犹太的罗马军显示出了司令官韦斯帕芗的性格，稳扎稳打地向前推进。他们的作战计划是一边对犹太全境展开地毯式攻击，一边南下逼近耶路撒冷，当然，攻击重点都集中在各战略要地上。然而，约瑟夫斯率领的犹太军队挡在了罗马军团的面前。

　　约瑟夫斯在书中自夸的战术确实精妙绝伦，但依然没有超出出奇制胜的范围。不过他的计策竟然能阻挡罗马军主力47天，也难怪约瑟夫斯会自夸。但是笔者认为韦斯帕芗在战略战术上已经达到极限的解释更为妥当，被敌人出奇招阻挡47天之久，如果是大西庇阿、苏拉或者全盛时期的庞培或恺撒的话，想必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担任司令官副手的韦斯帕芗的长子提图斯虽然也是一名身先士卒的勇将，却是有勇无谋。

　　纵然如此，对手既然是组织完善、纪律严明的罗马军，奇招也早晚会有用完的一天。英勇的约瑟夫斯和他的犹太同胞们大败而归，很多人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当俘虏，他们负责死守的尤塔帕塔城也于7月20日陷落。据约瑟夫斯统计，这一战死了4万人，1200人被俘。

　　但是，约瑟夫斯逃走了，他藏进了当地很多洞穴中的一个。不过这里早有先来的客人了——城内的40名长老。约瑟夫斯劝这些人向罗马军投降，可能因为他才30岁，还不想死。又或许是因为约瑟夫斯对罗马帝国有所了解，不想成为这场大局已定的战争的牺牲品。然而，即使他说罗马人会赦免所有投降者，40名长老也没有听从他的劝说。相反，他们坚定不移地主张全员自尽才是犹太教徒应有的风范。

　　虔诚的犹太教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只有唯一真神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自由应该献给为侍奉这位神而建立政体的国家。因此，在这个没有自由的地方，死不足惜。”

　　对于犹太教徒来说，自杀行为是在他们无法得到自己期待的“自由”时所面临的必然结果。

　　就在双方你来我往地争辩期间，他们藏身的洞穴被罗马士兵发现了。韦斯帕芗派来了劝说投降的使者，但长老们的想法没有改变。最后，他们决定通过抽签来集体自杀，最先抽中的人由第二个抽中的人动手杀死，照此顺序直到最后抽中的人自杀为止。

　　罗马军在犹太战争中的进军路线

　　但是，40人中的其他人相继被杀后，最后留下来约瑟夫斯和另外一个人。据现代的数学家称，用高等数学的方法是可以让其中一人活下来的。不过约瑟夫斯在书中这样写道：

　　不知是命运之神的作弄还是神的旨意，我和另一个人留到了最后。因为不希望在抽签之后杀人或者被杀，我便劝说那个人相信我，一起活下去。

　　他的劝说成功了，二人举着双手从洞穴中走出来，被罗马军带回了营地。罗马士兵们用一种好奇心大于憎恨的心情迎接了这名让本方在原地被困一个半月的敌将。尤其是约瑟夫斯如此年轻，更是让提图斯惊讶不已。

　　与约瑟夫斯年龄相仿的提图斯虽然正在执行镇压犹太叛乱的任务，然而他却完全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非常崇拜以犹太人的身份坐到埃及长官位置的尤里乌斯·亚历山大，并且不顾阿格里帕二世的姐姐贝蕾妮丝犹太公主的身份，疯狂爱上了她。提图斯和他的父亲韦斯帕芗一样，完全不存在种族偏见。淳朴的提图斯被这位将罗马军团阻挡在一个地方47日之久的犹太指挥官的年轻和品格征服了，于是他下令，罗马士兵不得碰约瑟夫斯一根汗毛。

　　但是，父亲没有忘记指挥官的职责，他向儿子交代，约瑟夫斯是即将被押送前去面见皇帝尼禄的俘虏，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约瑟夫斯得知这个消息后，下了一生中最大的赌注，这个犹太俘虏要求与罗马的司令官单独谈谈。韦斯帕芗应允了，但还是让儿子提图斯和两个朋友陪同自己出席，大概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约瑟夫斯其实完全没有偷袭敌方司令官的打算。

　　预言

　　约瑟夫斯率先开口：“或许你以为自己抓到了一个名叫约瑟夫斯的犹太人，但其实我是神派来向你转达一件事的使者。”然后他接着说，“神说继承尼禄之位的是你和你的子孙，为了确认这个预言的真伪，让我留在你的身边。”

　　韦斯帕芗没有相信，因为尼禄的母亲继承了神君奥古斯都的血统，约瑟夫斯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公元67年夏天，尼禄的皇帝位置安然无恙。并且韦斯帕芗出身低贱，此时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他会取代当时的领导者，尤其是韦斯帕芗本人首先就没有这种想法。

　　于是在场的朋友之一马上反驳约瑟夫斯：“假如你有预言的能力，那为什么没有向尤塔帕塔的居民们预言，他们的城镇会陷落，而你自己也难逃被俘的命运呢？”约瑟夫斯回答：“自己曾经预言过，但是他们不听。”

　　约瑟夫斯在《犹太战记》中的这段记载有强烈地为自己辩护的味道，所以他记载的内容不一定都是事实，不过据他自己说，韦斯帕芗后来相信了。笔者猜想，与其说韦斯帕芗后来相信了，不如说是他虽然不相信但也无意推翻他的预言。

　　虽然不至于达到犹太人那个程度，但罗马人也是很迷信的。看到鸡欢快地啄食，士兵们会欣喜地认为这是好兆头。但是，罗马的领导层不管在共和政体时期还是在帝政时期都非常清醒，因为他们会私下命令在前一天不给鸡喂食。

　　不管怎样，约瑟夫斯的计划成功了。他不必再担心自己会被押送到尼禄那里，提图斯也可以公然地和这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犹太人称兄道弟了。

　　连塔西佗也对这次“预言”作过记载，至于这么做到底是像约瑟夫斯所说的真的是神的旨意，还是像笔者所说的，这是约瑟夫斯在一生中下的最大赌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笔者这么解释的根据在于以下几点：

　　公元67年7月——约瑟夫斯预言尼禄之后的皇帝将是韦斯帕芗。

　　公元68年6月——尼禄自杀。

　　公元69年7月——东方各军团拥立韦斯帕芗称帝。

　　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在公元67年的年龄：

　　尼禄——30岁。

　　韦斯帕芗——58岁。

　　提图斯——28岁。

　　约瑟夫斯——30岁。

　　如果是站在约瑟夫斯的立场上，估计笔者也会打这个赌。约瑟夫斯只预言韦斯帕芗会继尼禄之后成为皇帝，但并没有预言到尼禄的死亡。如果尼禄没有被迫自杀，从年龄上来看，先死的很可能会是韦斯帕芗。假如韦斯帕芗不打这个赌，等待约瑟夫斯的将是被押送到尼禄面前的命运，运气不好的话会在30岁就英年早逝。从尼禄的年龄来看，想知道预言是否应验肯定要等到很久以后，所以试着预言一下也没什么损失。即使预言不中，约瑟夫斯也不会失去什么。笔者推测，30岁的约瑟夫斯当时很可能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有趣的是，一年之后加尔巴成为皇帝，证明了约瑟夫斯的预言落空，但是韦斯帕芗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他没有去找约瑟夫斯质问为何预言没有应验，也没有将约瑟夫斯套上枷锁投入大牢。得知加尔巴登基后的韦斯帕芗派遣提图斯作为特使前往罗马，向新皇帝表示支持和效忠，提图斯在途中得知了加尔巴死亡、奥托登基的消息。对于新皇帝奥托，韦斯帕芗既没有积极地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至此，约瑟夫斯的预言第二次落空，可是他的境遇仍然没有什么变化。是因为韦斯帕芗的心中还惦记着这个年轻犹太人的预言，还是因为他觉得约瑟夫斯的出身和头脑在镇压犹太的叛乱上有用武之地？从韦斯帕芗凡事都讲究平衡的态度来看，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在一年后的公元69年7月，罗马皇帝的归属又从奥托变为了维特里乌斯，得知这个消息的东方各军团不接受维特里乌斯登基，纷纷支持韦斯帕芗称帝。

　　自称为帝的韦斯帕芗至此才相信了约瑟夫斯在两年前作出的预言，于是约瑟夫斯被释放，恢复了自由身。不过他没有离开罗马军的营地，不知是韦斯帕芗挽留还是约瑟夫斯自己决定留下。

　　如之前提到的，公元69年7月以后的韦斯帕芗阵营明确了每个人的角色分工。叙利亚总督穆奇阿努斯率军西进，韦斯帕芗留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待时机，重新打响的犹太战争的总指挥由提图斯担任，埃及长官尤里乌斯·亚历山大协助提图斯一同指挥，约瑟夫斯留在提图斯的阵营内，协助攻打耶路撒冷。实际上，约瑟夫斯后来确实曾三番五次劝说坚守耶路撒冷的同胞们投降，虽然城内给出的答复都是拒绝。

　　公元70年9月耶路撒冷陷落之后，约瑟夫斯也继续与提图斯一起行动，次年提图斯凯旋返回罗马的时候也带上了约瑟夫斯。在确保了皇位之后，韦斯帕芗将自己的家族名“弗拉维乌斯”赐予了约瑟夫斯，从此以后，约瑟夫斯的名字就变成了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按照罗马的习惯，家族名一般写在前边，所以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但为了阅读时的节奏感，不少研究者都写成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总之，约瑟夫斯后半生一直留在首都罗马以著书为生。

　　正统的犹太教徒绝对不会原谅约瑟夫斯的这种行为，虽然他们也阅读他的著作，否则无法了解犹太发动叛乱反抗罗马的这段历史，但他们依然没有饶恕这些著作的作者。直至今日，犹太方面对约瑟夫斯的评价还是“叛徒”。

　　以犹太人的身份在罗马历任多种公职的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与约瑟夫斯一样，也被犹太民族视为叛徒，但这个人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与罗马人共同进退的道路。相反，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却是从犹太一方叛变过来的。但是，没有这个叛徒写就的著作，犹太人就无法了解自己的历史，并且约瑟夫斯的著作还被翻译成拉丁语和当时的国际通用语希腊语出版，具有将犹太叛乱的因果关系和事件经过向犹太以外的世界广泛介绍的功绩，连正统的犹太教徒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所以犹太人对约瑟夫斯同时抱有憎恨和矛盾这两种情感，不，应该说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情感才更加增添了他们的憎恨。

　　但是，从约瑟夫斯和尤里乌斯·亚历山大，以及第一个给予提比略恰当评价的哲学家斐洛等人的选择可以得知，有些犹太人相信犹太教徒同样可以在罗马的世界中生存下去。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罗马人的哲学所主张的“普遍”与犹太人的宗教所倡导的“特殊”是可以共存共荣的。现代人往往认为犹太人是全体一致反抗罗马统治者的，也很少有人对此抱有疑问。但是，这属于只看到人类社会一个侧面的倾向，用恺撒的话说，就是“只想看到自己期望的现实”，笔者认为这很难给犹太人自身带来好的结果。人类社会的现实就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种必须和平共处下去。玉石俱焚虽然可以感动后世，但终究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约瑟夫斯是没有痴迷于这种满足的一个例外。

　　战争中断

　　公元67年5月开始的罗马军对犹太叛乱的镇压行动在平定约瑟夫斯把守的加利利地区后，将战线转移到了犹太的中央地区。然而，战争的发展既不豪华也不迅速，虽说很好地反映了总指挥韦斯帕芗坚忍持重的性格，但是也可以看出韦斯帕芗有意放慢进攻节奏的迹象，原因是迎击的犹太一方的老毛病——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了。

　　被派往犹太的罗马军的任务只是镇压叛乱，至于是用军事手段还是和平手段，由前线的司令官全权决定。韦斯帕芗认为只要犹太一方发生分裂，稳健派占优势的话，就可以和平解决，所以有意给犹太方面留出充足的时间。话虽如此，为了给对方造成一旦展开攻防战则耶路撒冷必败的印象，也需要适时地展现出罗马军的声势。所以尽管步调缓慢，但开战一年后的公元68年夏天，罗马的军队还是将战线从北、西、东三个方向推进到了耶路撒冷周围。

　　但是，就在整个战争只剩下攻打犹太民族的精神家园——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战争却突然中断了，原因是得知了皇帝尼禄自杀的消息。将韦斯帕芗任命为犹太战争总司令的就是尼禄，所以决定暂且停战直到尼禄之后的皇帝下令韦斯帕芗继续执行这项任务为止。这个决定很符合韦斯帕芗不喜欢擅自决断的性格，他将儿子提图斯派往罗马面见新皇帝加尔巴也是为了确认自己是否可以继续执行任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从加尔巴那里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但是，前往罗马的提图斯在途中得知了加尔巴驾崩和奥托登基的消息。接下来的奥托也只是为起兵称帝的维特里乌斯一派疲于奔命了三个月，便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结果，一直等待罗马方面回复的韦斯帕芗给了犹太一方长达一年半的休战时间。

　　犹太一方当然将这段时间用在了增强防御、储备粮食等现实的防卫对策上。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准备在攻防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前来耶路撒冷共度逾越节的犹太人，却没有以战争将至为由阻止他们。非但如此，甚至还宣称会奖励像往年一样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的行为，他们断言唯一真神守护的耶路撒冷绝不会落入异教徒罗马人的手中。从耶路撒冷离开的都是稳健派的犹太人，即使不属于激进派的人当中也有很多相信有神坐镇的圣地耶路撒冷不会沦陷而留了下来。

　　战争重开

　　公元69年7月，韦斯帕芗刚被拥立为皇帝后就决定重新打响耶路撒冷攻略战。因为出于巩固韦斯帕芗皇位的目的，同时也是由于关系到之前所述的对东方全境的犹太人社会的影响，犹太战争是绝对输不起的。

　　由于韦斯帕芗需要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待时机，所以决定由提图斯接替他担任耶路撒冷攻略战的总指挥。主力部队除了参加过上一阶段战役的第五、第十、第十五军团之外，又加入了第十二军团，共有4个军团。新参战的第十二军团是三年前由叙利亚总督塞斯提乌斯指挥撤退时败给犹太军队的那个军团，韦斯帕芗给了这个军团雪耻的机会。与停战之前一样，主力的4个军团仍然有各同盟国的士兵加入，统治犹太东北地区的阿格里帕二世也亲自参战。罗马军以多国部队的阵容打仗，与其说是为了增强兵力，不如说是为了告诉与自己为敌的一方（这次是犹太一方），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其他各国与统治者罗马是同心协力的。

　　攻打犹太首都耶路撒冷的罗马军中加入了犹太军队，而指挥这支罗马军队的提图斯身边也有不少犹太人。让30岁的提图斯心悦诚服的尤里乌斯·亚历山大是在名将科尔布罗手下久经沙场的军事专家，接下来是犹太王室的阿格里帕二世，还有已经与提图斯成为亲密朋友的约瑟夫斯。这样一来理所当然的结果就是，罗马军的参谋本部中不论罗马人还是犹太人，都强烈希望能够和平占领耶路撒冷。

　　但这也是一场与时间的战斗。维特里乌斯被杀后，韦斯帕芗成为了唯一的皇帝，所以他不能无休止地拖延前往首都罗马的行程，话虽如此，他肯定也不放心把攻打耶路撒冷的任务交给儿子，自己前往罗马。年纪尚轻且缺乏战场经验的提图斯指挥的战斗一旦出现拖延太久的迹象，韦斯帕芗就必须从埃及赶过来。也许有人会想，既然如此为什么韦斯帕芗自己不继续担任总指挥呢？拥有“健全常识”的韦斯帕芗很清楚，当时罗马帝国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由皇帝的继承人迟迟不确定造成的。他已经决定将来让长子提图斯继承自己的皇位，所以耶路撒冷攻略战也具有给提图斯“镀金”的意义。为了提高提图斯的威望，同时也是为了将耶路撒冷作为凯旋的皇帝韦斯帕芗送给意大利民众的“礼物”，攻占耶路撒冷的目标必须尽可能早日实现。

　　耶路撒冷攻防战（参考了山本书店刊行的《犹太战记3》）

　　激进派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耶路撒冷市内已是一片抗战的呼声，如果攻击方的罗马期望尽快解决的话，唯有一战了。公元70年春天，提图斯指挥的4个罗马军团在耶路撒冷城前布下了阵。

　　耶路撒冷是一座四周被悬崖峭壁包围的天然要塞，要想攻占此地，只能从没有深谷天险的北面进攻。耶路撒冷还有坚固的城墙保护，甚至让人纳闷，罗马为什么允许让行省的一个城市建立起如此完善的防御设施，而且城墙不止一层，而是两层、三层地重叠在一起。一些重要建筑周围更是耸立着高塔和坚固的石墙，就连作为宗教场所的大神殿也有两层城墙保护。

　　罗马人自己的首都没有城墙，却允许自己统治的民族在城市周围建起坚固的城墙，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巩固整个帝国防御能力的要塞，但只限于这些被征服者没有对征服者罗马发起反抗的时期。一旦他们发起反抗，罗马人就要面临为打破允许被征服者建立的这些坚固城墙而耗费心力的局面。不过既然选择了败者同化政策，这必然会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风险，公元70年的耶路撒冷攻防战也因此连日上演激战。

　　当然，罗马军依照惯例在开战前进行了劝降的尝试，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在公羊冲破城墙之前”。公羊指的是用于打破城墙的一种破城锤，罗马军的军规规定，在城墙被打破前投降的人免死，不投降的人格杀勿论。在公元70年的攻防战中，打算接受罗马的劝说开城投降的犹太人全部被市内的激进派杀死了。

　　为什么在脱离罗马人独立的立场上意见一致的犹太人会变成杀戮同胞的凶手，进而演变为马萨达要塞的集体自杀事件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

　　破城锤“公羊”（复原后的假想图）

　　对于以纯粹为至上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没有比不纯的行为更让人唾弃的了。越是纯粹，就越不能容忍哪怕一点的不纯。激进派只能是越来越激进，犹太人建立神权政体的“自由”得不到允许的话，就只有选择死。对于有这种想法的犹太人来说，阿格里帕二世和约瑟夫斯的劝说当然不会有效果。

　　耶路撒冷陷落

　　耶路撒冷在持续5个月的激战后陷落了。8月10日，大神殿起火。9月8日，犹太人在市内的抵抗开始趋于缓和。9月26日，抵抗全部停止。

　　关于牺牲者的人数，塔西佗认为死者和俘虏加在一起一共有60万人。但是据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记载，整个犹太战争期间的俘虏人数为9.7万人，耶路撒冷攻防战中的死者多达110万人。

　　其中一多半是犹太人，但很少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大多都是从犹太全境来到耶路撒冷共度逾越节却被卷入战争的人。另外据约瑟夫斯称，其实大部分死者不是被罗马兵杀死的，而是因为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场所导致密度过高，并且是在5月份遭到包围，发生了大范围的疾病和饥荒。

　　然而，至于在攻防战期间耶路撒冷城内到底有多少人，现场证人约瑟夫斯也只是进行了一些推测。根据他的推测，大概有270万人。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公元1世纪的耶路撒冷有那么多的人，城内肯定会拥挤到不能动弹的地步。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牺牲的人数确实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罗马人严格地执行了“投降者免死，负隅顽抗者格杀勿论”的政策。并且，投降时间仅限于公羊开动之前，之后再投降的人不能划入“免死名单”的行列，只能沦为与战利品无异的俘虏。

　　据约瑟夫斯记载，俘虏中唯一幸免的是一些年轻俊俏的男子，他们被挑选出来用于参加日后的罗马凯旋仪式，一部分17岁以上的男子则被送往埃及充当苦力，此外绝大多数的俘虏都沦为了奴隶，被提图斯作为赠与各行省的礼物，或者被送往圆形竞技场与角斗士和野兽对决。16岁以下的男子和女子被分给了士兵，士兵们肯定是将这些人卖给了奴隶商人，以赚取一次性收入。

　　耶路撒冷的大神殿被烧毁的事件说明，罗马方面以后不会再允许犹太教徒设立犹太教的宗教圣地，虽然没有废除住在任何地方的犹太人成年男子每年都可以捐赠2德拉克马香火钱的制度，但是将捐赠对象从以前的耶路撒冷大神殿变为了罗马的朱庇特神殿。因为阻断金钱流通的话，就可以让犹太人因积蓄财力而膨胀的势头和实力受挫。不过，这是真实的目的，另外还需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掩饰。从此以后，只对犹太人开征的这项“犹太人税”就被冠以了一种“美名”——作为免除帝国防卫任务的交换条件而缴纳的税金。

　　此外，耶路撒冷独有的大祭司长制度也被废除，由70名祭司组成的耶路撒冷自治机构“七十人会议”也被废除。同时，此前罗马因顾及民族感情而没有在耶路撒冷驻扎军队，今后也常驻了由一个军团和附属的辅助兵组成的1万士兵。

　　这些举措都表明，始于尤里乌斯·恺撒对犹太的宽容路线在120年后发生了大转变，这就是此前一直在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充当调停角色的罗马人首次直接与犹太人进行对决的“犹太战争”的结果。

　　不过罗马人这种冷酷无情的严厉政策针对的只是长期反抗罗马的犹太人，对于没有进行反抗的犹太人特别是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的待遇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另外，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人也没有强迫他们放弃犹太教的信仰。

　　据守城池的犹太人集体自杀后，马萨达要塞陷落了。犹太全境的反罗马势力完全消失三年后，也就是公元73年，皇帝韦斯帕芗批准了在耶路撒冷和现在的特拉维夫之间的雅麦尼亚城设立犹太文化研究所的计划。对于犹太人而言，“文化”指的就是犹太人的宗教，具体来说是律法书籍的研究。罗马人无意禁止犹太教，也不是反犹太主义者。

　　但是，耶路撒冷的陷落也助长了由于长年的利害冲突而怀有强烈反犹太情绪的希腊人的势头。攻占耶路撒冷后，提图斯曾顺道前往叙利亚的安条克，一些希腊裔的居民等候在野外剧场，见到提图斯后请求他将安条克的犹太裔居民驱逐出城。提图斯表示拒绝，理由是犹太人已经失去了家园，驱逐出去的话他们会没有容身之地。然而，希腊裔居民仍然不依不饶，又要求撤掉罗马人下令设立的刻有犹太裔居民各项权利的青铜板。提图斯同样拒绝了，罗马人的观念中不存在民族净化思想。

　　另外，罗马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倾向在军事镇压后的犹太地区也得到了发挥。

　　犹太东北地区——与以前一样仍然是由犹太王室阿格里帕二世统治，所以划为了犹太人的自治区域。

　　集中在犹太西部的恺撒利亚等港湾城市——罗马在这些地方的作用是调解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在犹太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城市中的犹太社区也得到了沿袭。

　　耶路撒冷和内陆地区的城镇、村庄——在犹太人占居民人口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确立罗马的直辖统治，也就是说不再像以前那样由叙利亚行省总督手下的长官统治，而是换为犹太行省总督统治。

　　此外，犹太也与帝国的其他行省一样，开始在区域内铺设在当时来说相当于高速公路的罗马式道路网络。

　　落实了这些政策之后，提图斯才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在那里等到春天后取海路前往罗马。父亲韦斯帕芗早在耶路撒冷大局已定的时候就出发去了罗马。

　　耶路撒冷陷落后，还有三座城池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分别是耶路撒冷南方15公里的希律堡、死海东边的马凯洛斯和死海西边的马萨达，全部是耶路撒冷陷落后成功逃脱的激进派固守的据点。

　　提图斯觉得攻打这些要塞用驻扎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军团就足够了，于是让参与耶路撒冷攻略战的其他三个军团返回了之前在叙利亚和多瑙河沿岸的驻地，反正从现在的情况来说也不着急攻占。之后没多久希律堡和马凯洛斯两处要塞就被攻了下来，但是攻占马萨达却用了三年时间。据守城池的人连带妇女孩子加在一起不过几百人，以数千人的兵力却打了三年，当然有守城一方顽强抵抗的原因，不过攻方也确实没必要急着把城池打下来，因为对于罗马来说，“犹太战争”在耶路撒冷陷落后就已经结束了。

　　公元70年的“犹太战争”明确了“不进行反抗的犹太人可以继续存活下去，进行反抗的犹太人的命运只有死或者成为奴隶”的基调，因此犹太人的反罗马运动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偃旗息鼓。再次爆发类似事件是到了图拉真皇帝统治时代的公元116年，图拉真皇帝在远征帕提亚的途中被犹太人从背后暗算，让罗马举国激愤。这一次的反罗马运动遭到多次镇压，一直持续到了哈德良皇帝的时代。公元130年，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哈德良皇帝前往巴勒斯坦，不仅对犹太全境进行了军事镇压，还采取了以前的罗马皇帝从来没有实施过的强硬政策。他将耶路撒冷的全部犹太人驱逐出境，以后彻底禁止犹太教徒到耶路撒冷居住。同时还禁止割礼，甚至通过对罪犯实行割礼的方法明确了歧视犹太教的态度。

　　失去家园的犹太人散居到各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犹太人所谓的“散居”（Diaspora）并非始于公元70年的提图斯时代，而是由公元130年的哈德良一手造成的，是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皇帝的政策所致。然而，就连这位哈德良皇帝也没有禁止犹太教信仰，或者废除罗马帝国内各城市的犹太人社区享有独特习惯的权利。罗马始终贯彻“只要不反抗罗马，就承认信教自由”的政策，另外，不知是不是因为哈德良皇帝的强硬政策奏效的影响，从此以后犹太人的反抗完全销声匿迹了。

　　前几年，在古罗马广场南侧的提图斯凯旋门前，罗马的犹太人社区举行了庆祝以色列建国50周年的活动，这次庆典也含有“罗马帝国灭亡了，犹太人依然存在”的意义。

　　笔者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情景，脸上不禁浮现出了微笑。真要庆祝的话，不应该在提图斯的凯旋门前举行，在哈德良修建的万神殿前庆祝不是更合适吗？但笔者随即改变了想法，因为庆典毕竟还要考虑到舞台效果。万神殿作为建筑的价值姑且不论，它宣扬的是同时接受不同民族神祇的多神教精神，因此作为不承认其他民族神祇的犹太教的庆祝场所并不合适。此时还是在凯旋门前那雕刻着一座士兵们肩扛七座烛台等犹太教圣物参加提图斯凯旋仪式模样的浮雕下面举行更有助于提升庆典的效果，因为天主教徒每年同样也会在没有发生过教徒殉难事件的竞技场由教皇举行庆祝天主教战胜罗马帝国的弥撒。

　　罗马人的犹太人政策始于公元前63年庞培征服犹太之后，在公元前47年恺撒实施犹太民族待遇改善政策后迎来转机，除了卡利古拉这个唯一的例外，奥古斯都以后的罗马皇帝都始终坚持对犹太人的宽容政策，但是从公元66年开始到73年马萨达陷落结束的犹太战争再一次改变了这项政策。不过，虽说发生了改变，其实只是罗马人观念中对犹太教徒“宽容”的内涵与以前相比更明确了而已。承认信教的自由，并且对于犹太教义规定的犹太人特有的生活习惯也全部承认，前提是不反抗罗马帝国。公元70年的耶路撒冷攻略战也好，公元130年强制执行的将犹太人从耶路撒冷驱逐的举措也好，都是对叛乱的镇压，并非对信仰的排斥。对于承认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多神教的罗马人来说，这是完全不存在自相矛盾的方法。

　　提图斯的凯旋门（复原后的假想图）

　　但是，犹太教是不承认其他民族神祇的一神教。信奉这种教义的犹太人不管能否居住在耶路撒冷，都会一直希望在以普遍为宗旨的罗马帝国内拥有“特殊性”，这是无法改变的。犹太教徒希望自己在罗马帝国内保持异国人的身份，并且他们一直保持了下去。

　　然而，同样身为一神教徒，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开始明确脱离犹太教的基督教徒却走了一条与他们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成为罗马帝国内的“异类”，而是试图取代罗马的“普遍”。不过这个问题到了公元4世纪之后才浮出水面，所以笔者准备等到叙述那个时代的相关章节时再进行详细讨论。

　　提图斯凯旋门的浮雕，肩扛着已变为战利品的犹太式烛台的罗马士兵

　　公元1世纪下半叶发生的犹太战争以耶路撒冷陷落这个戏剧性事件收场，让同时代的罗马人将目光转向了犹太民族。塔西佗在《同时代史》中对这场战争进行叙述之前，先从摩西开始将犹太民族的历史回顾了一番，比起对战争本身的叙述，他将更多的篇幅用于介绍之前的历史。相反，犹太人自己的历史著作却只是讲述自己民族的历史，对“敌人”罗马的叙述极少，这可能也是标榜“特殊性”的民族具有的一个特色。

　　尽管塔西佗不遗余力地去了解“敌人”，但却始终认为犹太教“是迷信而不是宗教”。迷信在词典中的解释是“错误的信仰”。对于深信“承认别人信仰的信仰才是正确的信仰”的多神教徒罗马人来说，不承认别人信仰的一神教只能是一种错误的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距此1800年的公元1870年，史学家布克哈特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讲课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从君士坦丁到狄奥多西为止的罗马皇帝们没有接连立法将基督教奉为唯一宗教的话，罗马人的宗教也许会延续到今天。”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