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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公元218—235年

　　皇帝埃拉伽巴路斯（公元218—222年在位）

　　横跨东西的罗马帝国，终于迎来了第一位出身于“东方”的皇帝。在过去的那120年中罗马人对于行省出身的皇帝已经司空见惯，从西班牙人图拉真与哈德良，到北非的塞维鲁和他的儿子卡拉卡拉，这些行省出身的皇帝都是出身于帝国的西方。就连仅仅做了一年皇帝的马克里努斯也是北非人。而埃拉伽巴路斯则是土生土长的叙利亚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东方太阳神信仰宗教的祭司。

　　因为卡拉卡拉在位时还那么年轻，所以埃拉伽巴路斯的母亲索艾美亚迪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儿子会继承皇位，于是从小对他的教育都是为了将来继承祭司的职位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埃拉伽巴路斯完全没有接受过帝国统治者的相关教育，而且他没有时间与环境满足对其他方面的好奇心，14岁就当上了皇帝。我们自然不能期望埃拉伽巴路斯具有图拉真、哈德良以及塞维鲁甚至卡拉卡拉都有的气魄，认为自己不属于西班牙或北非地方，而属于全罗马。埃拉伽巴路斯彻头彻尾是个叙利亚人，本人也对这一点丝毫不感到疑惑。在他心中，也从来没有成为罗马皇帝就应该更像一个罗马人的自觉。

　　当他将自己作为皇帝的全名改为“马可· 奥勒留· 安敦尼· 恺撒· 奥古斯都”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名字与他不搭调。结果大家虽然当面都称他为“恺撒”，但是背地里全都叫他“埃拉伽巴路斯”。不过他自己也很喜欢别人叫他这个名字，因为“埃拉伽巴路斯”在叙利亚语中是“太阳神的虔诚侍奉者”的意思。由此可见，他即便在成为罗马皇帝之后，也不愿放弃祭司的身份。

　　这位14岁的罗马皇帝不只有一个东方人的名字，而且在行动上也更像一位东方的君主。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表现得漫不经心，在准备行动前就慢吞吞的，开始行动之后更是磨磨蹭蹭。再加上他的队伍里拥有许多随从、祭司和乐师，使得他的行进速度变得更加缓慢。虽然在公元218年4月他就已经成为了罗马帝国实际上的皇帝，但是为了得到元老院的承认他必须亲自前往罗马。结果他从叙利亚出发之后，在这一路的旅程上花费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公元219年的秋天抵达罗马。

　　公元219年9月29日，沐浴在早秋和煦阳光之中的首都罗马迎来了皇帝一行。时年15岁的新皇帝身着罗马式的军服骑着马进入首都，跟在他身后的是一顶由6名健壮的奴隶抬着的轿子。从轿子那豪华的装饰来看，大家都猜测坐在其中的应该是皇帝的祖母尤利亚· 梅萨，但是当一阵风将帘子吹起来的时候，大家惊讶地发现里面只是一块圆锥形的黑色石头。据说这块石头是太阳神的象征，原本被安置在埃梅萨的神殿之中，但埃拉伽巴路斯执意要将其搬到罗马来。

　　罗马本身就是一个多神教的民族，所以对于这位新神灵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只不过他们从来参拜的都是神殿中的神像，而从来没有参拜过一块单纯的石头。

　　顺便说一句，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认为人类的裸体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而只有神灵才配得上这种美丽，所以他们的神灵全都以裸体的形象表现出来。不仅如此，就连死后被神格化的皇帝也是一丝不挂。当然裸体的皇帝像一定是在其死后才能制作，给活着的人塑像是必须为其穿上衣服的。

　　埃拉伽巴路斯

　　所以，对于习惯了赤裸裸的全身像或者半身像的罗马人来说，真是第一次见识到把眼前这个圆锥形的黑色石头当神明的。就这样，在大家目瞪口呆的场面之中，皇帝埃拉伽巴路斯对罗马帝国的统治开始了。

　　很久以前便在中近东一带影响广泛的太阳神信仰，是种一神教。不过与基督教、犹太教完全不同，他们不会奉自己的神明为唯一真神，把其他宗教打为邪教。因此从信奉天地诸神的罗马人的想法来看，这个宗教一点问题没有，理所当然地是罗马帝国内的宗教之一，可以不受任何迫害，自由发展信徒。因此，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个人信仰。

　　问题在于，埃拉伽巴路斯现在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而罗马皇帝往往兼任大祭司。除了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三主神之外还敬奉其他众多神明的罗马人，甚至连象征着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融合”都神格化。罗马人坚信这些神明守护着他们的国家，因此在祭祀的日子里，往往由身为大祭司的皇帝率先垂范。不过因为罗马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神职人员，所以也没有祭祀用的特别服装，一般都是将平时穿着的托加一端遮住头部表示尊敬。遇到国家祭典时，只要皇帝没有出征就必须出席。

　　但是皇帝埃拉伽巴路斯极力主张，他可以履行皇帝的义务，但是必须将对太阳神的祭祀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此他还建造了一个专门用来安置那块石头的太阳神殿，位于能够将竞技场尽收眼底的帕拉蒂尼山上一角。

　　尽管埃拉伽巴路斯十分沉迷于他的太阳神信仰，但仍然没有将太阳神作为唯一的真神，将其他的信仰打成邪教排斥，他只是希望罗马人能够承认太阳神信仰在朱庇特和密涅瓦之上。不过仅仅这一点，在罗马人看来都属于无视他们的传统精神和文化的独断专行。

　　虽然罗马人民最初对这种异国风情表现出好奇，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件给他们的心中留下了不甚愉快的印象。

　　埃拉伽巴路斯强行占有了一位居住在罗马广场深处的女祭司，随后又很快将其抛弃。这些被严格挑选出来的女祭司在任职期间必须保持纯洁的处女之身，而祭祀的时候她们甚至享受比皇后都要高的待遇。但是埃拉伽巴路斯以为这些女祭司就相当于东方神殿中的巫女。因为在东方，这样的女性会经常与前来神殿参拜的信徒们进行性交易。但是罗马的女祭司别说与异性接触，就连产生恋爱关系都会遭到活埋的严厉惩罚。

　　尽管皇帝埃拉伽巴路斯所犯下的错误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但是如果要将其逐一列举的话恐怕我们的故事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因此接下来就再举一个例子作罢。

　　罗马人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是不赞成也不批判。虽然没有像希腊社会那样严格地不给予同性恋“公民权”，但是也认为同性恋从事公职是不太合适的。毕竟这种人际关系在某些场合不太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但是埃拉伽巴路斯在公众面前肆无忌惮地与自己的男伴牵手，并且大抛媚眼，一直到仪式结束都将对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上。由于不止一次地出现这样的情形，虽然元老院只是表面上做出不愉快的表情，但是民众们难掩自己内心之中的愤怒。他们向这位轻浮的皇帝发出猛烈的嘘声和嘲笑，不过沉浸在自己东方思想之中的埃拉伽巴路斯却表现得毫不在意。

　　即便如此，这位荒淫无道的皇帝还是维持了4年的统治，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因为他的外祖母尤利亚· 梅萨在背后控制着一切。这应该也算是原因之一，不过我认为帝国周边地区的平静，才是埃拉伽巴路斯能够维持帝位的真正原因。

　　当时的帕提亚王国因为国内形势严峻，根本无暇对罗马境内发动攻击。

　　北方的蛮族在这个时期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突破被卡拉卡拉强化过的防线。毕竟当时卡拉卡拉不仅强化了国境的防卫设施，还深入敌境给予日耳曼各部族以彻底的痛击。只能说埃拉伽巴路斯继位的时期实在是太幸运了。

　　但是这位最高统治者轻率的言行和举止，终于导致了他的灭亡。在埃拉伽巴路斯进入首都正式开始皇帝统治的两年后，即公元221年，连他的外祖母尤利亚· 梅萨，也决定放弃这个东方风格的罗马皇帝。她怂恿皇帝将比自己小4岁的弟弟亚历山大立为“恺撒”。而被赋予恺撒称号也就意味着成为了皇位的继承人。梅萨的理由是，将亚历山大提升为恺撒之后，政事和公务就可以都交给他去做，埃拉伽巴路斯则可以专心于自己侍奉太阳神的祭司职责。当时17岁的皇帝对此深以为然。就这样，尤利亚· 梅萨将自己的另一个外孙子——13岁的亚历山大——以“马可· 奥勒留· 塞维鲁· 亚历山大”的名字，通过皇帝正式地介绍给元老院。

　　不过埃拉伽巴路斯很快便后悔了。亚历山大成为正式的继承者之后，支持他的元老院议员和当权者越来越多，得知这件事的埃拉伽巴路斯认为自己不应该如此草率地早早决定继承人。于是他向祖母提出想要撤回“恺撒”的封号，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时间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埃拉伽巴路斯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除掉自己的竞争对手。要说暗杀的话本来应该派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秘密进行，可是他却命令自己的军团长官去执行这个任务，由此可见他这个时候已经疯了。但是军团长官让自己手下的近卫兵去谋杀的目标并非亚历山大，而是埃拉伽巴路斯。

　　公元222年3月11日，18岁的皇帝在士兵们的嘲笑声中被杀害了。他的尸体被从皇宫一直拖到罗马广场，在遭到全城市民的唾弃之后，又被拖到台伯河岸边从桥上扔进河里。皇帝的母亲索艾美亚迪也同时被杀。

　　在埃拉伽巴路斯死后，首都罗马的太阳神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东方文化都被一扫而光。就连建造在帕拉蒂尼山一角的太阳神殿也被愤怒的罗马人改建成了供奉朱庇特的神殿。不过，那块圆锥形的黑石头还是被归还给了叙利亚的埃梅萨神殿。因为太阳神信仰在叙利亚拥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允许多神教信仰的罗马人来说，破坏这个神像就相当于对其他宗教的不尊重。所以从罗马人的思维方式上来看，将其送回原来的地方才是最好的选择。

　　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公元222—235年在位）

　　要想继续稳坐在帕拉蒂尼的皇宫之中，尤利亚· 梅萨就不能够再有任何的闪失。外孙埃拉伽巴路斯和女儿索艾美亚迪那悲惨的结局对这位叙利亚的女人来说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因为两年前便已经将亚历山大立为“恺撒”，所以皇位的继承十分顺利。问题在于从此以后，新皇帝的外祖母和母亲这两位女性不得不站在统一战线上，为了避免重蹈埃拉伽巴路斯的覆辙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如果再次失败，恐怕不止皇帝的母亲被杀，就连她这个做外祖母的也无法幸免。

　　公元208年10月1日出生于叙利亚小城市阿卡恺撒利亚（Arca Caesarea）的亚历山大，终于在公元222年3月11日得到元老院的承认而正式继承皇位。从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开始到亚历山大为止的统治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塞维鲁王朝”，但是在这个王朝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活跃在其中的叙利亚女性。阿卡恺撒利亚毗邻埃梅萨，距地中海也只有5公里。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城市都是希腊人建造的，当地居民中的上层阶级由希腊人和犹太人占据。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文化交融气氛很强的东方都市。

　　亚历山大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所受的教育与埃拉伽巴路斯不同，完全是希腊——罗马式的教育。因为在罗马社会中一般都是母亲负责教育子女的任务，因此这也可以看做是他母亲尤利亚· 梅亚的意向。总之，亚历山大虽然出身于太阳神的祭司家庭，但是并没有接受祭司的教育。因为他生于皇帝塞维鲁统治时期，也许他的母亲梅亚是为了让他能够在塞维鲁和卡拉卡拉统治的罗马帝国之中担任重要的公职并且充分地发挥能力，所以才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吧。虽然亚历山大继位的时候还只是一个还差半年才满14岁的少年，但他已经是那两位叙利亚女性手中最后的王牌了。

　　塞维鲁王朝家谱

　　当他成为皇帝之后将正式名字改为“马可· 奥勒留· 塞维鲁· 亚历山大”。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有两个目的：第一，强调他和塞维鲁以及卡拉卡拉的血缘关系；第二，表示自己向那位备受当时的罗马人尊敬的哲学家皇帝学习善政的决心。同时，因为塞维鲁很受军队的支持，强调他的血统有利于博得帝国士兵们的好感。而强调学习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的统治方法，是为了获得元老院的认可。

　　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

　　元老院立刻承认了亚历山大的皇位继承。不仅如此，还将皇帝可以得到的一切权力，全都授予了这位还不足14岁的少年：

　　奥古斯都称号

　　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称号

　　内政最高统治者“终身护民官”的称号

　　罗马帝国“国父”的尊称

　　在元老院议会一天提请5个议案的权力

　　元老院之所以匆忙地授予他这些权力，并不是因为相信他学习哲学家皇帝的宣言，而是为了在军队采取行动之前使皇位成为既成事实。因为之前的两位皇帝马克里努斯和埃拉伽巴路斯都非常不受士兵们的欢迎，当得知埃拉伽巴路斯死亡的消息之后，负责国境警备任务的各个军团的士兵们都想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拥立自己的总督或军团长夺取皇帝的宝座。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迟早会演变成内战。元老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守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才如此匆忙地赋予亚历山大所有的皇帝权力，不过这个办法也非常有效地阻止了军队的行动。

　　皇帝亚历山大虽然并不是什么美少年，但也是一个性格认真稳重的人，而且他还会使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想要保护他的欲望。另外，亚历山大还将从马可· 奥勒留之后便被废除的传统重新发扬光大，不管是元老院议员还是总督，只要是比亚历山大年长的人，都可以与皇帝平起平坐。虽然在皇帝面前下跪是“东方”的传统，属于“西方”的罗马人对此看不习惯，但是最开始罗马人在皇帝面前是要站着的。亚历山大则规定，既然身为元老院议员，就算到了皇帝面前也有资格坐下。

　　罗马的元老院并不是功成名就的老人们养老的地方，除了不需要通过选举这一点之外，和现代国家的国会没什么两样。另外，只有经过元老院认可的决议才能够法制化，因此元老院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立法机关。虽然罗马的皇帝拥有极大的权力，但是皇帝提案的法律也需要经过元老院的认可，才能够成为拥有恒久性保证的国家政策。皇帝单独决定的法律只是暂时性的，在这位皇帝死后便会自动废除。如果想要将自己的想法反映在帝国政策上，就必须得到元老院的认可。从这一点来看，与元老院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身为帝国最高执政者的皇帝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亚历山大谦虚的态度，使他很快赢得了元老院议员们的好感。另外，少年皇帝提出的合理政策，也使得议员们找不到反对的理由。

　　法学家乌尔比安

　　决定这次小心行事的尤利亚· 梅萨，为自己的外孙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商量对象，这个人就是在罗马法律界大名鼎鼎的法学家乌尔比安。

　　图密善· 乌尔比安出生于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城市提罗斯，位于现在的黎巴嫩境内，应该属于希腊系的东方人。从他的姓氏乌尔比安来看，大概是在图拉真统治时代便取得罗马公民权的家族后代，并由皇帝赐姓。既非罗马人，又不是出身于意大利，却能成为罗马的法律专家，这一点令人觉得有趣。正因为即使出身于行省，只要获得罗马公民权，就能在各个领域施展才能，罗马帝国才会成为国际化的“res publica”（国家）。

　　罗马这个国家所具有的另外一个有趣的特点是，罗马人建立了非常完整的法律体系，但是没有让法律成为脱离社会的桌上空谈。在子弟素养教育的科目中包括修辞学、伦理学、几何学、历史和地理等，但是唯独没有法律。因为在罗马人看来，所谓法律（lex），是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的人，为了在同一个“共同体”之中一起生活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对罗马人来说，法律只有亲身体验学习的份儿：在家中是餐桌的话题，在外则是到广场上公会堂旁听几乎天天都有的法庭审判。

　　因为这些背景，罗马人口中的法律专家没有学者的意味，而是成为法务官担任审判，或者为人进行辩护的人，再不然就是与公务相关的实务专家。

　　不过，仍然有一种被后世称为“法学著述家”（jurist）的存在，指的是那些创作了法律相关著作的人。乌尔比安凭借其在首都罗马丰富的工作经验，创作了上百部法律相关著作。尤利亚· 梅萨为她外孙子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位对法律了如指掌的实务专家。正如从总统助理到国防长官的现代升迁路线一样，乌尔比安也经历了皇帝助理（magister libellorum）、粮食厅长官（praefectus annonae）等职位，最后才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近卫军团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这个位置。近卫军团长官共有两名，就相当于皇帝的左膀和右臂一样。

　　乌尔比安像（现在罗马最高法院前与西塞罗等法学家并列在一起）

　　尤利亚· 梅萨要求乌尔比安不只在公事上，就连在私下里也要时刻陪伴在亚历山大身旁，换句话说就是形影不离。特别是最初的几年，不管皇帝走到哪里，在他的旁边必然有乌尔比安的身影。尽管不久后乌尔比安当上了公共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到了罗马人风俗中每天最悠闲的晚餐时分，皇帝的餐桌旁也从来没有缺少过乌尔比安的位置。

　　但是，这个人物对少年皇帝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重新恢复了皇帝和元老院“二人三脚”的统治体系。

　　为了帮助皇帝进行统治，在罗马帝国开国皇帝时期便有“Concilium”组织存在，相当于现代的内阁。但是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又增设了一个类似于摄政团的机关。摄政团共由16名成员组成，全部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Concilium”决定的法案只有在经过这个机关同意的前提下，才会被提交到元老院。这项改革很明显是为了表明其对元老院的尊重。因为以前的元老院在接到法案之前，并不知道这项法案是经过怎样的过程建立起来的，而现在元老院则可以完全地参与到立案的过程之中。尤其是亚历山大还明确表示欢迎大家进行讨论，对于那些经历了塞维鲁和卡拉卡拉独断统治时代的元老院议员来说，就好像重新回到了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一样感到非常欣喜。不过在身为辅佐官的乌尔比安看来，年轻的皇帝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元老院对其产生不信任感。因为在这种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公正”（jusitia）。如果通过内政的公正能够消除元老院的不信任感，那么这个方法对于军队应该也是适用的。

　　为了统治这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罗马的当权者习惯将所有的事情全部记录下来。其中的大部分记录都已经消失，只有从4世纪末到5世纪的Notitia Dignitatum存留了下来。这是一个可以称为“官员名簿”的文书记录，上面按照地区分门别类地记载了当时所有的文职与军队官员的名称、官职和地区。4世纪末到5世纪这段时间已经属于罗马帝国的末期，在如此动荡的年代还能够留下这样详细的记录，由此可见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的帝国初期和中期，这种记录更是确实存在的。根据《罗马皇帝传》的记载，亚历山大就经常会随身携带这样一本厚厚的文书记录，时不时地打开来看一看。这位少年皇帝最为用心的部分，就是与罗马全军相关的记录。

　　在关于罗马军队的记录中，按照勤务地和军团分别记载了所有将官的全部信息，包括经历、军功、年龄、曾经获得几次褒奖等。因为其中所记录的信息还会不时地发生变动，因此要将这些东西全部记住绝非易事。但是据说亚历山大将这些内容全部牢牢地记在了脑子里。每次他和将军们谈话的时候，都会立刻说出这位将军麾下大队长的名字。也许这只是出于他做事过于认真的性格，却使军队的将士们产生一种皇帝对他们非常关心的感觉。这样一来不管是升迁还是调任，都会因为皇帝给人留下的公正印象而使将士们更容易接受。

　　在尤利亚· 梅萨的支持以及乌尔比安的辅佐下，年轻的皇帝逐渐得到了人们的信赖，使得其统治非常顺利地进行下去。

　　先帝埃拉伽巴路斯统治时期耀武扬威的宦官们以及妖里妖气的占卜师和戏子，全都被从皇宫中赶了出去。其中被埃拉伽巴路斯任命官职的人，也都被从首都流放。同时亚历山大还大幅减少了皇宫中的用人数量，一是为了减少国家财政开支，二是因为他和自己的“老师”乌尔比安一样不喜欢喧闹的排场。奢华的宴会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已经彻底成为了过去。

　　亚历山大虽然年轻，但是私生活非常俭朴。他迎娶了一位元老院议员的女儿为妻，据说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女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善于与人交往，他有很多同龄的好友经常在一起运动。另外他也喜欢自己一个人读书，他经常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西塞罗的《论责任》，同时他也喜欢那些讴歌男女爱情的诗歌，由此可见，他和普通的年轻人并没什么两样。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和自己同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记，但是他并不喜欢这位英雄时而显露出来的醉态，也不赞同其非常残忍地对待自己多年好友的做法。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位少年皇帝也不过是一位普通人而已。

　　据说在他的寝室中装饰着自己尊敬之人的画像，分别是生于小亚细亚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阿波罗尼、传说中的诗人与竖琴手奥菲斯、犹太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以及基督耶稣这四位伟人。这并不是因为亚历山大脑子有问题，而是意味着罗马帝国是一个能够包容众多民族和文化的帝国。正因为如此，在涅尔瓦长方形议会厅的两旁并列摆放着死后被神格化的罗马皇帝也不会显得突兀，而且正如之前所说过的那样，被神格化的皇帝雕像全部是裸体像。

　　6年和平

　　亚历山大皇帝的统治，在乌尔比安的指导下以及由他本身的性格使然，公正而稳健地进行着。

　　在公共事业领域，经过历代皇帝的不断完善，建筑物和道路基本没有需要新建的工程，但是适当的修复和保养还是必要的。虽然有些只要稍作修缮即可，但也有一些必须重新建造才能够继续使用的情况。

　　首都罗马规模第二大的公众浴场是由皇帝尼禄在160多年前建造的，这座位于万神殿附近的浴场虽然经过历代皇帝的不断维护保养，但是毕竟年代久远，到了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必须进行彻底的改建。改建完毕的浴场被以最初的建设者尼禄与重建者亚历山大的名字共同命名，叫做“Thermae NeronianaeAlexandrinae”（尼禄亚历山大浴场）。

　　另外，还有一个对于历代的皇帝来说都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保证居住在首都的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对此进行调整，乌尔比安亲自上阵指挥。罗马居住着上百万的人口，为了保证这些人的粮食供应，必须使与之相关的所有组织之间保持十分紧密的联系，使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另外，因为罗马帝国并没有将运输业并入国营范畴，所以负责运送粮食的都是私营企业，而对于商人来说利润是高于国家利益的，所以罗马帝国对于运输业的从业者给予各种优惠待遇。首先是完善各种港湾设施，减免关税和其他税赋，还给因为海难沉没的船只补偿。不过享受这种优惠政策的只限于主食小麦的运输，对于小麦以外的其他食物，罗马帝国采取的是相当于现如今市场经济的控制手段。因此，所谓的保证粮食供应，实际上就是保证主食的供应。在粮食厅长官乌尔比安的努力下，亚历山大统治的13年间，首都罗马从来没有出现过粮食紧张的问题。

　　平稳的治安与公正的税制同为善政的根本，皇帝亚历山大也明确宣称扰乱治安的人就是“国家公敌”。如果治安混乱，普通市民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当权者有国家军队作为保护，有钱人可以雇用保镖破财消灾，但是普通市民则没有任何办法。因此普通市民的安全问题必须由国家来承担。

　　实际上罗马帝国非常清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开始便在城市中设立了警察组织，提比略更是在联结都市与都市之间的大道上设立了治安亭。因为如果无法保障国内的安全，那么人们便不愿意出门经商和耕作。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结果可以证明，在古罗马时代，当权者和有钱人全都集中在首都以及行省的都市之中，但是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高高的围墙，门口也没有全副武装的守卫24小时站岗放哨，由此可见当时罗马的治安状况相当稳定。

　　要实现“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仅要成功抵御外敌的入侵，同时还要保证国内的治安稳定，这两者缺一不可。对于扰乱国内治安的人，罗马当局一向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亚历山大也继承了传统的做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责任会更轻松，因为他需要强大的自制力和艰苦的努力去将传统维持下去。在他的统治时期，对于强盗的惩罚力度比杀人犯更加严厉。因此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除了锁门之外，只要在玄关门口的墙上描绘一个正在狂吠的狗并且写上“注意猛犬”的字样即可。

　　写有“注意猛犬”字样的镶嵌画

　　说到治安政策，就不得不提一提皇帝亚历山大留下的一条法律。那就是将在此之前一直属于皇帝和元老院的司法最终决定权，移交给各个行省的总督。

　　罗马史专家认为，这项法律的实施对于20年后镇压基督教徒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但是我认为这项法令的影响并非仅仅如此，甚至和卡拉卡拉当初颁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一样，从根本上动摇了罗马帝国的基础。

　　不管是共和时期还是帝政时期，只要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都同时拥有上诉权。

　　居住在行省的居民即便被行省总督判为有罪，也可以向执政官（共和时期）或者皇帝（帝政时期）提请上诉。所谓上诉，就是指在不服从一审判决的情况下，向上级审判机构提出重新审理的要求。由行省总督进行一审，皇帝和元老院作为上级审判机构，这就是罗马时代的“司法”。

　　皇帝尼禄时代出现的圣保罗案件，可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圣保罗和圣彼得并称为基督教两大支柱人物，在罗马帝国东方进行传教活动的时候被捕。当时的罗马帝国认为基督教是扰乱社会秩序的宗教，因此以传播邪教的罪名将其逮捕并判其有罪。但因为他拥有罗马公民权，所以行使了自己上诉的权利，于是他在罗马军队的护送下被带往首都罗马。罗马的法律规定，在最终的判决结果出来之前，被捕者都不是罪人。而从帝国东部经地中海前往罗马的旅程十分漫长，圣保罗搭乘的船只在路上需要停靠很多港口，在船只进港的时候，圣保罗也不会被送进监狱，而是可以居住在当地基督教信徒的家中直至船只重新出海为止。这种待遇即便在他进入意大利本土之后也没有改变。对于那些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来说，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享受法律保护，这正是罗马公民权最吸引人的一点。

　　但是这种状态被皇帝亚历山大彻底改变了，从此之后上诉权基本不复存在。因为这是在重视公正的法学家乌尔比安辅佐时期所作出的决定，所以其目的绝对不是单纯地为了减轻皇帝的工作负担。当然也不可能是为了镇压20年后才抬头的基督教势力。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皇帝当时已经无法处理众多的上诉请求。

　　因为卡拉卡拉的一道法令，使得居住在广阔的罗马帝国之中的所有自由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甚至北方蛮族的后代，都可以拥有罗马公民权。拥有公民权的人增加，也就意味着上诉的数量随之增加。在卡拉卡拉之前的皇帝，在处理上诉问题时就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虽然皇帝会将这些任务交给位于首都罗马的高级法院审判长，但是仍然需要很多时间。请想象一下，当年在多瑙河前线作战的马可· 奥勒留，结束白天战场最高司令官的任务之后，晚上还要进行司法相关的工作。而在统治时期几乎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视察帝国全境的哈德良，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司法”如影随形。

　　上述那些情况还是在只有少数人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时代发生的，而在卡拉卡拉使所有人都拥有罗马公民权之后，这种情况更会如同井喷一般出现。亚历山大统治时期距离卡拉卡拉颁布法令已经过去了15年，因此根本完全无法处理那堆积如山的上诉请求。

　　总之，从此以后罗马人就失去了上诉的权利。这也可以看做全都有就是全都没有的典型例子。或许会有人认为只让一部分人享受的权利，还不如将其完全剥夺使之成为人人平等的状态。但是罗马的特色就在于公民权并非既得权，而是只给予那些希望得到它的人的期待权。在卡拉卡拉的“安东尼努斯敕令”颁布之后，“期待权”变成了“既得权”，罗马也逐渐失去其作为罗马的特点。

　　所以说废除上诉权的责任，其实并不在亚历山大身上。这一切都是卡拉卡拉颁布法令之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对亚历山大来说，面对明显已经无法处理的工作，只有想办法改变这种现状。即便他明知这会给行省总督以可乘之机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身为皇帝的亚历山大· 塞维鲁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和努力。虽然他并不因为自己的身上流着叙利亚人的血而感到羞愧，但是他并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叙利亚人。每当有人开玩笑地这样称呼，他都会非常认真地回答说所有为了建设罗马帝国而努力的人都是罗马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而且，他在慰劳臣下的时候也不说“谢谢”（gratia），而是说“国家感谢你”（gratias tibi agitrespublica）。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或者说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年代，他一定会在皇帝的宝座上直到天寿之年吧。但是，命运女神并没有眷顾他。在他继位之后的第四年，即公元226年，外祖母尤利亚· 梅萨的死给他的统治带来了一层阴影。这位叙利亚的女人属于寿终正寝，她的遗体在盛大的送葬队伍簇拥下经过哈德良皇帝兴建的阿耶利斯桥被送往耸立在台伯河岸边的哈德良陵园下葬，据说当时的罗马下起了非常罕见的大雨。

　　忠臣失足

　　代替尤利亚· 梅萨成为青年皇帝监护人的是太后尤利亚· 梅亚。梅萨是个邪恶但精明的女人，她的女儿梅亚却是个邪恶但愚蠢的货色，也就是说，梅亚没有大奸大恶的才能。对于工作需要后台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推动工作的环境。其中因为尤利亚· 梅萨的死受到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地位有如帝国宰相的乌尔比安。

　　虽然就连普通的市民都感觉到皇帝处于他母亲的阴影之下，但是尤利亚· 梅亚对于这件事的危险性毫不在意，而且她还抓住一切机会向外界展示身为皇帝母亲的她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最高统治者。用一句俗语说，太后开始抢风头了。她的高调作风很快就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这个人就是皇后塞丝蒂安。不过因为塞丝蒂安婚后一直没有生孩子，这成为了梅亚攻击她的借口。最终梅亚迫使亚历山大与塞丝蒂安离婚，并将她流放到了北非。

　　皇宫中的气氛变得如此紧张，波及号称皇帝身边第一忠臣的乌尔比安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因为帝国的统治非常顺利，他作为实干派官员的能力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不过作为尤利亚· 梅萨时期皇帝身边的红人，乌尔比安自然拥有很多政敌。而梅萨死后他与梅亚之间保持距离的态度，则使得他的政敌们找到了可乘之机。

　　对于乌尔比安来说无比艰难的这段时期，同样也是使亚历山大感到左右为难的时期，这位皇帝从18岁成长到了20岁，已经不能够再被称为“少年”了。如果他能够表现出坚决果断的态度，或许还能够避免未来一系列的悲剧发生。但是，这个年轻人在面对困难事态的时候缺乏圆滑的处理能力，没有当断则断的气魄。仅仅凭借善良和责任感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领袖。公元228年，尤利亚· 梅萨去世之后两年，在得到皇帝母后默许的反对派煽动下，忠臣乌尔比安被他下属的近卫军团兵杀害了。

　　尤利亚· 梅亚

　　4年后，皇帝亚历山大24岁。在这4年里他没有再婚，而是专心于国家的管理。似乎是为了回报他的艰苦付出，帝国的秩序也是一片祥和。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赫罗提安这样写道：“没有一位元老院议员以叛国罪受到控告，不管是在议会厅还是在大街上，到处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提出不同的意见，亚历山大· 塞维鲁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在所有意义上来说都是和谐稳定的。”

　　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看上去安静祥和的水面，下方却是暗流汹涌。罗马帝国已经再也无法回到乌尔比安辅政的那个时候了，至于亚历山大向往的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则更加不可能。所以一名统治者要想将盛世尽可能地维持下去，需要非常仔细小心地为国家这条大船掌舵。因为等到改变之后再想回到过去，是非常困难的。

　　历史学家狄奥

　　说起从2世纪后半期到3世纪前半期的罗马帝国历史，首先提到的必然是卡西乌斯· 狄奥的《罗马史》。这部用希腊文写成的著作共有80卷，但是流传至今的只有断断续续的25卷。从历史书的价值来说，其中关于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描述还值得信赖，但是对之前时代的描写则明显有很多修饰和值得怀疑的部分。不过即便如此，作为一名生于帝国后期的典型才子，他的一生仍然非常耐人寻味。

　　卡西乌斯· 狄奥，公元165年生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比提尼亚行省首府尼科米底亚，他的家庭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虽然他是希腊人，但拥有罗马公民权，因为他的祖父从当时的皇帝涅尔瓦那里得到科塞乌斯的名字作为家族的姓氏，所以他的全名应该是卡西乌斯· 科塞乌斯· 狄奥。由此可见，从他的祖父辈开始便是罗马化但出身于罗马行省的希腊人。

　　他的父亲被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任用，从而成功跻身于帝国上层社会，担任元老院议员的职务，后来又被哲学家皇帝推荐当选执政官，随后以“前执政官”的身份赴小亚细亚东南部的行省西里西亚出任总督。身为其儿子的卡西乌斯也按照当时的惯例跟随父亲来到这里，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不过当他到了应该上学的年龄之时就被父亲送回首都罗马接受学校的教育。在这段时期，他的父亲被调任到与意大利本土隔着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行省赴任。他身为希腊人的后代，却没有前往雅典、帕加马或者亚历山大接受大学教育这一点实在是令人费解。大概是因为他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发展路线吧。

　　这也是行省出身的罗马人非常典型的发展路线，说明进入帝国时代的罗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同化政策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因为不管罗马多么渴望同化对方，如果对方没有这种意愿，那么也是无能为力的。在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断言罗马帝国强大的原因就是实行了同化政策的普鲁塔克，其本人就是和卡西乌斯· 狄奥的祖父同时代的希腊人。

　　与他父亲期待的一样，后来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在帝国的任职经历也以元老院议员儿子的身份顺利开始。公元180年，即马可· 奥勒留去世的这一年，他也成为了元老院议员，似乎是接替死去的父亲担任元老院的职位。

　　康茂德统治时期的卡西乌斯· 狄奥只不过是元老院议员中的晚辈，但是与生俱来的敏锐观察力为他后来的著述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他对于康茂德那不稳定的言行的描写，就好像是将这位皇帝的内心世界全都挖掘出来了一样，或许是他和这位皇帝年纪相仿的缘故吧。

　　康茂德被谋杀之后柏提纳克斯继位，卡西乌斯被提拔为法务官。但是他在这个“光荣职务”上并没有坐多久。很快柏提纳克斯也被谋杀，帝国陷入三位将军的内战状态。这段时期的卡西乌斯早早地便加入塞维鲁派，或许是因为他看出虽然年轻但拥有冷静性格的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是最有可能取得这场内战胜利的人。身为爱国者的卡西乌斯· 狄奥非常重视罗马帝国的兴亡。

　　内战结束后，卡西乌斯首次在塞维鲁皇帝的身旁获得执政官的职位。虽然只是辅助执政官，但是他已经获得了以“前执政官”这个头衔被派往行省进行统治的资格。

　　卡拉卡拉继承皇位之后，虽然他也跟随这位皇帝参加了帕提亚战争，但和其父亲塞维鲁统治时期不同，他和卡拉卡拉的关系仅仅维持在皇帝与元老院议员之间。卡拉卡拉被谋杀后继位的马克里努斯任命卡西乌斯· 狄奥为小亚细亚主要都市士麦拿（今土耳其西部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和帕加马的行政负责人。即便在马克里努斯被杀、埃拉伽巴路斯统治时期，他也仍然被继续留任在这个职位上。

　　卡西乌斯· 狄奥的从政生涯在亚历山大· 塞维鲁统治时期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

　　首先，他被任命为父亲也曾经担任过的达尔马提亚行省总督。任期结束后，他又穿过地中海前往北非行省担任总督，在北非行省的首府迦太基（今突尼斯）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他在这两个行省的统治能力得到了一致肯定。而从北非行省卸任之后，卡西乌斯· 狄奥内心最希望的是能够前往不管在地理上还是在气候上都与北非完全不同的多瑙河防线执行勤务。虽然在多瑙河执行勤务就相当于在如今的克罗地亚、突尼斯、奥地利等地不断地来回巡视，但是对于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卡西乌斯· 狄奥来说，根本感觉不到其中的辛苦。

　　虽然他的新勤务地近潘诺尼亚行省的首府长久以来一直是卡农图姆，但是在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行省总督的官邸便被设在了维德伯纳（今奥地利的维也纳）。不过，他并没有为了舒适的居住环境而移居维也纳。这两个城市都是军团基地，而且都是多瑙河上的军事要地，与位于东方的以布达佩斯为首府的远潘诺尼亚行省共同构成了多瑙河中部一带罗马帝国的北方前线。总督卡西乌斯· 狄奥除了负责整个行省地区的行政和司法等工作之外，还要负责统率下属的两个军团。这也是距离国境较远因此没有军队驻扎的行省和位于国境附近拥有军团基地的行省之间最大的区别。前者被称为“元老院行省”，后者被称为“皇帝行省”。从防御层面上来说，后者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担任元老院行省总督的人能够被任命为皇帝行省总督，说明他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而卡西乌斯· 狄奥在这个如此重要的前线位置上，从公元224年一直到227年总共任职了3年的时间。当他卸任的时候已经62岁了。也正是这3年的经历，使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将多瑙河防线称为显示罗马帝国安全保障体制是否健康运转的测量仪。同时，他也是在这段时间，得知了在背后支持乌尔比安的尤利亚· 梅萨的死讯。

　　在他卸任回到首都之后的两年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乌尔比安的死一定对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虽然并没有史料记载他和乌尔比安之间有多么深厚的友谊，但是同为爱国者，并且为了亚历山大的统治殚精竭虑的两个人，总会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所以对于相当于亚历山大左膀右臂的乌尔比安的死，卡西乌斯· 狄奥一定会在心中暗自神伤吧。

　　公元229年，卡西乌斯· 狄奥再次被推举为执政官。这次他并非候补而是正式的执政官，而且与他共同执政的还是身为皇帝的亚历山大，可以说这是一个名誉和地位双丰收的职位。64岁的卡西乌斯· 狄奥终于登上了罗马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生涯的顶点。

　　但是首都的气氛在乌尔比安死后完全发生了改变。卡西乌斯· 狄奥以旧病复发并且持续恶化为由，放弃了与皇帝共同执政的机会，返回位于那不勒斯的家中闭门不出。甚至连在罗马召开的元老院会议都一次也没有出席。他做出一副虽然拥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但是在面临死亡恐怖的时候还是难免退缩的样子。或许是因为他冷静地判断自己没有强大的后盾支持，“当第二个乌尔比安”是不切实际的行为。

　　关于他究竟何时离开了舒适的意大利南部，返回自己的故乡比提尼亚并隐居起来，在史料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正式的创作活动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除了80卷的《罗马史》之外他还留下了许多其他的著作，可见他也是比较长寿的人。原本恶化的旧病或许也因为悠闲的生活而逐渐减轻，至于他去世的具体年份则无从知晓。在他开始隐居生活的第二年，皇帝亚历山大东征时正好经过卡西乌斯隐居的地方，不知道他会不会和皇帝去打声招呼。而当3年后他得知皇帝死讯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表面上看起来一直维持着相当良好状态的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实际上即将面对的危机并非来自内部，而是由于帝国以外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危机之一，就是在遥远的东方，罗马的宿敌帕提亚王国被波斯萨珊王朝所取代。

　　波斯萨珊王朝

　　在我的工作室中有两张托斯卡纳风格的木桌子，比较小的一张被我当做书桌，稍大点的那个用来摆放词典和地图。现在这张大桌子上被两张中近东地区的地图所占据，一张是古地图，另一张则是现代地图。在每天面对这两张地图的过程中，我终于逐渐地意识到，为什么自古以来“西方”便一直将“东方”看做一种威胁。

　　说起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就算不追溯到特洛伊战争那么久远的年代，公元前5世纪波斯和希腊之间发生的波斯战争也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其中的萨拉米海战以及马拉松战役，更是因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记述而流传后世。

　　虽然自从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之后波斯便退出了地中海世界的舞台，但是因为波斯帝国人才辈出，丝毫不见衰弱的迹象，所以对于希腊的各个城邦来说波斯的威胁一直存在。

　　直到公元前334年到前323年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为止，波斯的威胁才被彻底解除。希腊的宿敌波斯，在其至高无上的王者大流士被消灭之后，终于屈服在西方的统治之下。不过这种臣服实际上也仅仅维持了不到10年而已，因为这位身为军事天才的年轻征服者，在33岁的时候便英年早逝。而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继承了他领地的下属将军们只关心地中海附近的区域，至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地区实际上处于搁置状态。

　　身为游牧民族的帕提亚人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们占领了曾经是波斯帝国的心脏部位——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中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公元前247年，帕提亚王国诞生。

　　这段时期的罗马才刚刚征服意大利半岛，与强敌迦太基人正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打得难解难分。在经过导致一代名将汉尼拔盘踞在意大利16年之久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及最终灭亡了迦太基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百余年。而以帕提亚民族为主融合了众多部落民族的君主专制国家帕提亚，则靠着东方两大财源——农耕和通商——成为了一个富强的国家。

　　消灭了迦太基之后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罗马，开始接连征服希腊诸国，势力范围也逐渐向地中海东部扩张。马其顿、希腊、叙利亚、埃及全都陆续归入罗马的版图之内。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彻底成为了罗马人的“内海”。在这一时期罗马那些著名的武将，比如苏拉、鲁库卢斯、庞培等全都有远征东方的经验。恺撒也计划直接与帕提亚交锋取胜，借以确立罗马的东方防线，但因恺撒被暗杀而没有机会实现。

　　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完全继承了恺撒的政略，在帝国东方的防卫问题上也是一样。但是在帕提亚问题上他选择了外交方式而非军事手段。一是因为自从恺撒被暗杀之后，罗马帝国经历了14年的内战，因此奥古斯都首先希望能够恢复国计民生。二是因为他并不像恺撒那样拥有过人的军事才能，对于战斗非常不擅长。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需要非常敏锐和迅速的判断力，但是奥古斯都却是一个做事喜欢深思熟虑的人。大概上天也了解这一点，所以只给了恺撒不到两年的统治时间，却给了奥古斯都40年。顺便说一句，亚历山大大帝成就霸业之后的统治时间是零。

　　恺撒和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代罗马皇帝，虽然希望稳固幼发拉底河附近国界线的目的相同，但是在做法上分为恺撒派和奥古斯都派。前者主张进攻敌方的根据地彻底摧毁敌人侵略的意图，后者主张通过确立防御体制和强化防御设施来防止敌人侵略。恺撒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图拉真，奥古斯都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则是哈德良。

　　图拉真的东征曾经攻陷了帕提亚王国的首都泰西封，甚至顺着底格里斯河直达波斯湾一带，但是他的足迹仅仅到此为止，没有继续向底格里斯河以东的方向前进。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图拉真之所以没有继续进军是因为当时他年事已高，但是对于一路长驱直入未尝败绩的图拉真来说，我认为其中一定另有原因。

　　古代的帕提亚王国拥有包括现在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巴勒斯坦的广阔土地。当时的罗马人所谓的“东征”，实际上只是越过作为国界的幼发拉底河攻至底格里斯河的岸边而已。因为帕提亚王国的主要都市大多集中在这里，相当于现在的伊朗以东，伊拉克境内，也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腹地。对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来说，只要占领了这里就相当于征服了帕提亚王国，所以根本没有必要继续向东前进。

　　伊拉克现在的首都巴格达，是在这个地方伊斯兰教化之后于7世纪建设的都市，距离帕提亚的首都泰西封只有不到40公里的路程。因为这两个都市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都是位于两河流域一带，所以从古代的泰西封到现在的巴格达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现代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在13世纪遭受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只是一个小村庄，19世纪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小城镇而已。进入20世纪后，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都保留了各自的独立，如果这些国家重新合并起来，想必“西方”人一定会再次感觉到来自“东方”的威胁吧。毕竟就算没有石油问题，仅仅居住在这里的人数就足以对西方构成足够的威胁。这也是罗马帝国不得不时刻提防“东方”国家的原因。

　　话又说回来，对罗马帝国来说，帕提亚王国在很多方面是个好对付的“敌人”。

　　第一，虽然帕提亚拥有越过幼发拉底河入侵罗马境内的军事实力，但是并没有将罗马帝国东部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实力，更别说征服整个罗马帝国了。

　　当然对于罗马来说也不可能允许帕提亚控制帝国的东部地区。如果位于幼发拉底河防线西侧的叙利亚行省落入帕提亚手中，那么整个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就将完全暴露在对方的面前。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小亚细亚、南部的约旦和巴勒斯坦，甚至被称为罗马粮仓的埃及都将面临沦陷的危险。军事防线（limes）的重要程度，是由其被破坏后所可能产生的损失决定的。因此罗马人认为幼发拉底河防线的重要性甚至与被称为北方生命线的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相比也不遑多让。为了保证这条东方防线的安全，罗马帝国专门建立了行省总督负责制的防御系统，只要叙利亚行省的总督们发令召集，就可以立刻集结10个军团共计6万人的战斗力量。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东方的君主们常常喜欢通过统率的士兵数量来显示自己的实力。拥有广阔的疆域、并且下属的封建诸侯都拥有大量直属士兵的帕提亚国王则更是如此。

　　这样一来，两大强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形成了某种意义上军事平衡的状态，由此产生两国之间“共存”的局面。

　　第二，不管是罗马还是帕提亚，都拥有明确的最高统治者，两国都拥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这样就给两国提供了通过高层会谈商议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点和同为罗马帝国宿敌的北欧日耳曼民族就完全不同。罗马和帕提亚进行高层会谈和签订协议的地点一般选在幼发拉底河中的一个小岛上，这也成为两国之间关系的象征。

　　第三，两国的统治者都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考虑双方之间的问题。罗马帝国的东方都市，不管是安条克、大马士革还是帕尔米拉，都是因为与亚洲之间的通商而繁荣发展起来的。而用于交易的商品和原料则全都需要经由帕提亚国内流通过来。凡是从亚洲来的商品虽然另外还经由黑海、红海进入罗马，然而大多数的商品无论是走陆路经过大草原，还是走海路至波斯湾上岸，全都需要通过帕提亚的领地运往西方。

　　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帕提亚虽是敌国，但手里握有罗马人想要的东西，而同为敌人的日耳曼人手中则没有罗马人想要的东西。

　　反过来说对帕提亚王国也是如此。从东洋传过来的奢侈品仅仅放在那里是无法产生利润的。如果能够将这些奢侈品转手卖出去，那么他们的经济繁荣便指日可待。而帕提亚王国最大的客户就是罗马帝国。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来便移居于此的希腊人和只要有利可图就一定会出现的犹太人，将这个被夹在两国中间的市场发展得有声有色。在经商头脑和流散风俗上，希腊人与犹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特点。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最大版图（公元前500年左右）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路线

　　2世纪中期的罗马与帕提亚

　　可以说，分别居住在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境内的希腊人与犹太人，构成了这一地区的上层社会群体。这样一来，不管是罗马也好还是帕提亚也罢，都没有封锁国境的理由。而且就算他们真的打算封锁国境，也因为当地多河流与沙漠的自然条件而无法实施。罗马和帕提亚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双方之间的这种状态。虽然两国间经常会因为各自国内的种种原因而纠纷不断，但是军事冲突从来都不会上升到你死我活的境地。这也是两大强国之间“敌对”了300余年仍然能够共存的最大因素。

　　但是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王国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终于在公元3世纪走到了尽头。终结帕提亚王国500余年的历史，并且取代其“东方”霸主地位的，就是我们接下来即将提到的波斯萨珊王朝，同时也是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所不得不面对的强大敌人。

　　虽然“东方”更换了统治者，但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通商活动仍然保留了下来，波斯萨珊王朝没有将首都定为波斯波利斯，而是沿用了帕提亚时代的泰西封就是最好的证明。也许会有人认为波斯萨珊王朝和“西方”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也将和帕提亚王国时一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复兴的旗帜

　　波斯萨珊王朝的创建者阿尔达希尔，在公元224年将长久以来对波斯民族进行统治的帕提亚国王从统治者的宝座上推了下去。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他统一了帕提亚全境，终于在226年登上王位。而阿尔达希尔的目标则是复兴居鲁士与大流士统治时期的波斯帝国。

　　阿尔达希尔

　　请大家参照前面的两幅地图，我们不难发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土地和古代波斯帝国的领地几乎一致。这是因为当初亚历山大大帝彻底征服了波斯帝国。

　　而且将这两幅地图作对比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出，亚历山大大帝的领土在希腊时代之后，被帕提亚王国与罗马帝国东半部正好从中一分为二。

　　由此可见，波斯萨珊王朝的目标与帕提亚王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波斯萨珊王朝的目的在于复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的波斯帝国。而罗马对于这种诉求当然不可能保持沉默。所以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之前同帕提亚王国的关系了。

　　复兴曾经的波斯帝国，重新恢复500年前的荣耀，虽然想要实现这个愿望需要付出无比的艰辛，但是人类这种生物就是拥有这样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被哈德良皇帝瓦解的犹太民族，历经1800余年的颠沛流离，仍然固执地想要回到自己的故乡。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诞生。与之相比，波斯人的500年也并不漫长。在帕提亚人的统治下度过500年，已经充分地点燃了波斯民族的抗争热情。因此波斯萨珊王朝将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重新定为国教。

　　生于现代的我们都知道，波斯萨珊王朝最终也没能够实现他们复兴波斯帝国的理想。直到400多年以后的穆斯林才算是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但是，对于公元3世纪的波斯人来说，复兴被亚历山大大帝灭亡的波斯帝国，重振波斯民族的荣耀，并非无法实现的梦想。因此他们才会结成统一战线，为了这个共同的理想而努力。这也是同为东方民族的帕提亚人所没有的气概。

　　另外，还有一个适用于古今中外所有人类社会的原理。那就是现实主义者往往会将对方也看做是现实主义者，从而认为对方如果站在现实的角度上看问题，就一定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但身为现实主义者的罗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波斯萨珊王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当年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即便双方交战也仅仅限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而且带来这种变化的并不是历史上那个波斯帝国统治者的后代，虽然同为波斯民族，但是新兴的萨珊王朝与500年前统治波斯的皇族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对于罗马人来说更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正如其在历史上被称为“波斯萨珊王朝”一样，3世纪时候的罗马人所面对的敌人，并不是曾经被亚历山大大帝彻底摧毁的那个波斯帝国，甚至都不是那个帝国的直系子孙。准确地说，波斯萨珊王朝并非是曾经波斯帝国的复兴，而是由新兴的波斯民族所组成的。像这样的新兴民族往往都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位于“西方”的罗马似乎对于公元227年“东方”所发生的变化并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这段时期对罗马来说也是多灾多难。一年前，皇帝亚历山大的幕后支持者尤利亚· 梅萨去世。而就在阿尔达希尔于波斯民族的大本营波斯波利斯举行了盛大而华丽的加冕仪式，并且入主首都泰西封之后不到一年，失去了靠山尤利亚· 梅萨从而地位不保的乌尔比安也死于其政敌之手。刚刚20岁的亚历山大，因为其母亲梅亚并没有继承外祖母梅萨的气度，导致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失去了所有值得信赖和能够给他提供帮助的人。在当时的“西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东方”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并提供相应的对策。就这样，开始逐渐衰退的罗马帝国，与燃烧着旺盛斗志的波斯萨珊王朝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顺便说一句，罗马皇帝并没有加冕仪式。因为在加冕仪式上必须有“某个人”为皇帝戴上皇冠，表示正式授予其统治国家的权力。而罗马帝国之中的“某个人”则是帝国的两大主权者元老院与罗马公民。但是因为主权者的数量过于庞大，如果将所有人都集合起来举办加冕仪式不仅场面过于庞大，甚至也会失去加冕本身的意义。不过对于东方人来说，皇帝的权力并非委托而是授予，所以需要通过举办盛大的仪式来给平民百姓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刻有皇帝两种头冠的硬币：太阳冠

　　刻有皇帝两种头冠的硬币：公民冠

　　在罗马帝国甚至都不存在皇冠这个概念。在硬币和雕像上最常见的是用树枝编织出来的头冠，这种被称为“公民冠”的头冠在共和国时代便已经存在，经常被授予那些在战场上拯救同胞的士兵。一个大男人却在头上戴着树枝编成的公民冠，象征着守护公民的安全是罗马皇帝的首要任务。

　　除了公民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展现罗马皇帝权威的皇冠。这种皇冠被设计成类似太阳光芒集中在一起的造型，与公民冠在“西方”普及所不同的是，太阳冠是专门面向帝国“东方”使用的。对于没有公民传统的东方人来说，公民冠也没有任何意义，而太阳冠显然更加有利于他们对皇权的理解。入乡随俗是统治多民族国家的传统法则，罗马人就连皇冠也坚定地贯彻了这一方针。

　　因为加冕仪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负责授予皇冠的人不能是普通的人类，而必须是某种超越注定一死的人类的存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而神是无法亲自为人类加冕的，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那些传达神意的大祭司、祭司以及神职人员身上。这样，掌权者的统治才具有正当性。

　　通过加冕仪式，皇帝与神之间被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也是“东方”比“西方”更加重视加冕仪式的原因。由此可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全都源于“东方”也并非偶然。“加冕”一词被解释为“证明欧洲皇帝即位而为其戴上皇冠的仪式”，但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应该是进入基督教时代之后的“欧洲皇帝”。

　　让我们回到还没有被基督教统治的罗马帝国时代，没有加冕仪式的罗马帝国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的对手，是被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亲自授予皇冠的阿尔达希尔。当然阿尔达希尔对罗马帝国的威胁，并非因为波斯萨珊王朝与之前的帕提亚相比宗教色彩更加强烈，而在于其是一个新兴的国家。

　　新兴国家甚至能够置国内的反对派于不顾而坚决对外采取攻击的态势。所以从阿尔达希尔加冕开始到向西北方出兵为止，甚至都不到4年的时间。

　　北上越过幼发拉底河的波斯大军在征服了罗马的盟友亚美尼亚之后，又马不停蹄地突破了罗马帝国的防线，攻入卡帕多西亚行省。而越过幼发拉底河向西进发的波斯大军则将叙利亚行省带入了恐怖的深渊。商人们停止了一切交易活动，躲在戒备森严的城墙下面瑟瑟发抖。曾经在罗马街道上活跃的商队也被全副武装的波斯骑兵所取代。屯驻在叙利亚行省的诸多军团，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也失去了应对的能力。自从马克里努斯屈辱地媾和撤退之后，经过埃拉伽巴路斯治下的4年以及亚历山大统治的10年，这里一直被中央所忽视，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如果任凭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居住在罗马帝国东部的人民将全部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之中。于是皇帝亚历山大决定亲自出征解决这场危机。公元232年，24岁的亚历山大· 塞维鲁在继承皇位10年后，终于要亲自证明其作为皇帝的价值。

　　罗马人对皇帝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他能否保证帝国和居民的安全。也就是说，罗马人需要自己的皇帝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展现其强大的军事能力。“皇帝”的语源“Imperator”原本在拉丁语之中是士兵对取得战斗胜利的指挥官的尊称。早在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建立帝国之前，“Imperator”就一直是胜利者的意思。

　　这个对率领军队取得胜利的指挥官的尊称，在进入帝国时代之后直接变成了“皇帝”的称号，因为罗马的皇帝同时也是全军的最高司令官。

　　由此可见，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有上阵杀敌的军人使命。维持了10年的和平统治之后才初次踏上战场的亚历山大，可以说算是比较幸运的。唯一不幸的是，他的对手是一个斗志旺盛的新兴民族。

　　波斯战争（一）

　　在作出亲征的决定之后，亚历山大的动作非常迅速。虽然他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行军速度的重要性，但是仍然非常谨慎地选择随行人员并妥善地准备辎重，并没有草率地贸然出兵。离开首都罗马之后，皇帝一行首先花费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来到多瑙河沿岸。之所以先来到这里，是为了整编东征的军团。因为在波斯军队进攻的初期，屯驻在叙利亚的军团就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其根本靠不住。

　　据说亚历山大召集了6个军团以及辅助部队，参加这次波斯战争的罗马兵力应该在5万人左右。但是作为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只有3万人左右，这是因为他原计划在抵达叙利亚行省之后与驻扎在叙利亚周边的军团会合，并将其吸收进来。

　　就这样，庞大的罗马军团浩浩荡荡地向东方进发，只能用“壮观”一词来形容。

　　从多瑙河南下来到色雷斯，继而沿着通往东南方的道路越过作为欧洲与亚洲分界线的赫勒斯滂海峡进入小亚细亚。根据当时遗留下来的记载，罗马军队的全体士兵都穿着正规的军装，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职责手持不同的武器，整齐划一地在罗马的大道上行进。行军的秩序直到太阳下山以后也没有丝毫的紊乱。在行军的过程中，不管是皇帝还是士兵全都需要在野外搭帐篷宿营。罗马军队非常重视传统的兵站建设，而野营正是兵站发挥其作用的时候。因为只有在满足了战士们最基本的物质层面需求之后，才能够使他们保持高昂的斗志和士气。与军队一起行军的皇帝亚历山大，在维持罗马传统这一点上可以说做得相当到位。

　　亚历山大没有选择使用四周有帷幕遮挡、可以安心躺卧的轿子，也没有选择比较节省体力的马车，而是和军团长与大队长一样骑在马上与军队同行，偶尔还会和百人队队长与士兵们一起徒步前进。

　　吃饭的时候他也和士兵们吃一样的食物。唯一不同的是士兵们自己做饭，而皇帝有随行的厨师负责料理。他在吃饭的时候会将帐篷四面全都高高掀起，让士兵们能够看到皇帝吃的是什么。如果在行军过程中发现有开小差跑到附近农家偷东西的士兵，会被押往皇帝面前接受严厉的鞭打。因为亚历山大虽然并没有亲历过战场，但是他深知军规必须严格遵守，只有严格遵守秩序的军队才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出强大的力量，这一点已经得到罗马帝国之前无数次的战役证实。而对此深信不疑的亚历山大，在经历了漫长的行军之后所见到的一幕，却使他的心中充满了绝望。

　　士兵们的罢战

　　作为防守幼发拉底河防线的主力而常驻于叙利亚行省的三个军团，分别以三个战略要地作为其军团基地。其中两个军团分别位于现在土耳其境内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萨莫萨塔和泽乌玛，另外一个军团位于之前提到过的埃梅萨附近的拉法内埃。但是在公元232年的时候，叙利亚行省之中还有从北部美索不达米亚撤军回来尚未安排屯驻基地的第一和第三帕提亚军团。不能够在城市内设置军团基地是罗马一直以来的传统，因此一时间没有地方驻扎的这两个军团就在安条克以南10公里处的达芙妮驻扎下来。达芙妮是以祭祀希腊诸神的神殿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小镇，所以即便驻扎大量的士兵也不会对当地的居民造成什么不便。当皇帝亚历山大进入安条克的时候，前来迎接他的就是这两个军团的士兵。

　　接下来将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在迎接皇帝的时候所发生的小故事。所谓历史，就是由无数的细节组合起来的，这次的小故事也是其中之一。这些细节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其能够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很多的参考。身为领袖的亚历山大· 塞维鲁，究竟能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呢？

　　小故事共分为“过去”和“现在”两个部分。“过去”指的是亚历山大曾经阅读过无数次的历史，虽然不知道普通的士兵是否了解，但是将官级别的人应该都知道。同时这也是被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们无数次提到过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过去”的主人公是尤里乌斯· 恺撒，“现在”的主人公是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虽然“过去”的这段历史在《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中描述过，但我们在这里还是要重新回顾一次：

　　公元前47年的小故事

　　解决完西塞罗的事情后，恺撒沿着阿皮亚大道奔向首都的期间，接二连三地收到了安东尼从罗马发来的急报。罢战又发生了，精锐军团中的部分士兵集体要求退役。而且此次的主谋第十军团的士兵们已经手持武器，齐聚城外的马尔斯广场。大法务官撒路斯提乌斯（后来的历史学家）带着奖赏方案前去交涉，结果被士兵们赶了回来。

　　说起这个恺撒一手调教出来的第十军团，在地中海世界可谓家喻户晓。英雄团如今举起了罢战的大旗，这事非同小可。况且，对恺撒而言，现在正是需要他们前往北非肃清庞培余党的关键时刻。

　　从阿皮亚大道进入首都的正南方向，正好与马尔斯广场所在方位相对。恺撒对近侍们的劝阻置若罔闻，连日耳曼骑兵担任的侍卫们都没带，策马横穿罗马城，单骑出现在闹事的士兵们面前。时隔一年，再次与第十军团兵们相见的恺撒，没有任何寒暄，而是突然开口道：“说！想要什么？”士兵们纷纷叫嚷着要求退役。实际上，他们也很清楚，在即将开始的北非战场上恺撒是非常需要自己的。因此这个退役的要求不过是希望恺撒能答应增加军饷提高奖励而已，原本他们就没想过要真正退役，还是希望能跟随恺撒继续征战。然而恺撒只说了一句话：“我准了。”

　　闹事的士兵们没料到恺撒会这样回答，挥舞剑的手顿时停在空中，叫嚷声也瞬间停止了，广场上陷入一片沉寂。面对哑然的士兵，恺撒接着说：“公民们，我恺撒一言九鼎，在我及我的士兵们得胜凯旋之后，各位的饷银及其余奖赏定会如数给付。在此之前，请乡亲们到安全的地方静候。”

　　恺撒的这一声“公民们”，在以精锐自居的第十军团兵们听来，无异于晴空霹雳。这下他们真是成为了退伍士兵，成为了和恺撒无情无缘的普通老百姓。多少年来，一直被恺撒热切对待的“战友们”，现如今却成了“公民们”。这种被恺撒当成陌生人的感觉，让第十军团的士兵们深受打击，再没心情要求罢战、要求加军饷。士兵们一边流泪一边高喊道：

　　“我们要重回军队！”

　　“我们要追随恺撒继续战斗！”

　　不过对于这一切，恺撒不再应答。曾经意气风发的第十军团此刻显得无比消沉。在随后北非战役的备战过程中，恺撒下令麾下军队在西西里岛的马尔萨拉集合，却唯独没有通知第十军团。被冷落的第十军团像只丧家犬一样，夹着尾巴默默跟在前往西西里岛集结的大部队后面。等他们再度接到恺撒的参战命令时，已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这是后话。这一次恺撒又赢了，既没有发奖金也没有提高薪水就收拾了第十军团，而且最后还让他们乖乖地主动要求作战。后来有位学者这么评价：

　　尤里乌斯· 恺撒

　　“恺撒简直是个演技一流的幽默剧大师。”

　　古代的历史学家们在介绍这一幕时，异口同声地称赞恺撒“仅出一言，便已扭转乾坤”。

　　这一幕里的恺撒表现出了十分卓越的语言才能，正如他所说：“文章好坏，取决于言辞。”

　　公元232年的小故事

　　当皇帝亚历山大来到安条克的时候，前来迎接他的是队伍散乱、衣衫不整而且还有很多缺席者的军团。经询问，那些缺席者基本都没有回到位于达芙妮的屯驻地，而是在安条克的公共浴场、竞技场以及妓院中逍遥自在。甚至在明知皇帝驾到的情况下，仍然流连在那些地方以至于错过了集合时间。

　　愤怒的亚历山大下令将所有缺席的士兵都抓起来扔进监狱。这一命令得到了非常严格的执行。

　　但是，当其他士兵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表示对同伴遭到处罚的抗议，将皇帝居住的行省总督官邸围了个水泄不通。当然，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武器。接到报告的亚历山大命令将被逮捕的士兵用铁链锁着带到官邸前的广场，并且亲自来到总督官邸的阳台之上。前来抗议的士兵在阳台下方围成一个半圆形，虽然看到皇帝出现而停止了愤怒的呐喊，但周围紧张的气氛丝毫也没有减退。皇帝的声音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响了起来：

　　战友们，如果你们前来抗议，是因为我对你们的同伴处罚过轻，那么说明我们的祖先所定下的军规还没有被忘记，我们的罗马帝国还依然拥有希望。但是，如果你们的抗议是认为我对你们的同伴处罚过重，那么罗马帝国的未来就非常令人担心了。也许在先帝（暗指埃拉伽巴路斯）统治时期违反军规算不上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在我的统治下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这种过度的散漫，与肩负着帝国防卫任务的士兵是完全不相符的。

　　亚历山大· 塞维鲁

　　肩负着守卫帝国重要任务的士兵，绝对不能像普通市民那样贪图享乐。这一点对于身为诸位最高司令官的我，以及直接指挥诸位的将官们也是同样的。连我都有这样的觉悟，难道诸位还坚持认为违反军规的人不应该接受处罚吗？况且我并没有对他们处以死刑，仅仅只是鞭打而已，难道这样的惩罚也过于严厉了吗？

　　一直默不作声的士兵们，听到这里忽然爆发出愤怒的抗议。24岁的亚历山大为了压过士兵们的怒吼，进一步提高了声音说道：

　　为什么你们的情绪如此激动？与其将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不如将其留给你们战场上的敌人。日耳曼和波斯才是你们真正的敌人，而我则是发给你们军饷、保证你们的衣食住行甚至分发给你们战利品与土地的皇帝。快停下你们威胁的怒吼吧。

　　虽然你们的怒火应该留在战场之上，但是恐怕无法实现了。因为你们现在的行为不但与军人的身份不符，甚至违反了罗马公民所应该遵守的法律，我只好命你们退伍了。

　　士兵们听到这段话，认为皇帝搬出退伍当武器，情绪顿时更加激动起来，不但没有停止愤怒的呐喊，甚至还将手中的武器指向皇帝。亚历山大再次大声说道：

　　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如果你们的身上还残留一丁点战士的灵魂，就应该将你们的右手指向敌人。

　　你们的威胁对我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就算你们现在杀了我，我也是身为一个男人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你们，则将遭到元老院和罗马全体公民的唾弃和报复。

　　士兵们的愤怒依然没有消减，24岁的皇帝高声说道：

　　公民们，放下武器，马上离开！

　　士兵们终于安静下来。但是他们对于自己被称为公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悔恨之情，甚至为了证明自己从“士兵”变成“公民”，不仅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还脱掉了身上的军装，随后所有人都从广场上散去。不过，他们并没有回到达芙妮的宿营地，而是直接在安条克的众多旅馆中住了下来。

　　放下武器离开，也就意味着军团的解散。直到一个月之后这些士兵才重新回到位于达芙妮的驻地，恢复军团的编制。关于双方究竟作出了怎样的妥协与让步，以及这场闹剧对士兵的情绪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记载。我们所知道的只有煽动抗议集会的几个人被处以死刑，以及这些士兵全都参加了第二年，即公元233年爆发的波斯战争。

　　这两个小故事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虽然当时的恺撒已经53岁，而皇帝亚历山大只有24岁，两人之间的年纪差就像父子一样悬殊，但是这也并不能被看做是后者失败的借口。毕竟亚历山大大帝率领数万大军进行东征的时候，也只不过20多岁而已。

　　比年纪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拥有洞察人类心理的能力。“公民”这个词，只有对那些习惯了“战友”称呼的人才有作用。恺撒与第十军团的士兵们，自从高卢战役开始一直到后来经历的内战，并肩战斗长达13年之久，可以说是相互间有着深厚感情的“战友”。即便在那个小故事发生的时期，他们也已经与恺撒在一起共同度过了10年的艰苦岁月。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在明知触犯国法的前提下，依然义无反顾地跟随恺撒越过了卢比孔河。就是这样一支跟随恺撒多年的军队，竟然被曾经的统帅称为“公民”，并且像对待普通公民一样对待，毫无疑问会受到非常强烈的打击。恺撒正是看准了他们的这一心理，才会故意做出那样的表现。

　　而皇帝亚历山大与第一和第三帕提亚军团兵之间的关系却正好相反。这些士兵之前甚至连这位最高司令官的样子都没见过。用现在的话来说，皇帝亚历山大就好像是突然空降到前线士兵面前的最高司令官一样。而且这位最高司令官面对即将开始的波斯战争，不但没有对将士们进行任何的鼓励和奖赏，反倒还将很多人逮捕入狱。虽然“道理”在皇帝这边，毕竟无视长官的集合命令确实应该遭受惩罚，但是有“道理”不见得就一定要这么做。正所谓匹夫不可夺志，对于前线作战的士兵们来说更是如此。

　　第一与第三帕提亚军团当时并没有常驻基地。一般来说罗马军团的常驻基地，除了兵营以外，浴场、剧院以及竞技场等设施也是一应俱全。只要在军团基地内部就可以满足士兵们一定程度上的放松需求，这也是为了使士兵们不至于频繁出入附近城镇所采取的措施。但是屯驻在达芙妮临时基地的士兵们并没有这样的休闲环境。所以前往10公里之外的安条克进行放松，对于这些士兵来说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不过即便如此，他们放松的次数也确实有些过于频繁。

　　皇帝亚历山大在叱责这些士兵的时候，以“战友们”为开头。因为同伴受到严厉的处罚而前来抗议的士兵们，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会感到非常刺耳吧。毕竟在这位皇帝统治的10年里，都没有为他们安排一个正式的军团基地。这样的家伙在见面的第一天就大言不惭地称呼大家为战友，士兵们肯定不会感到满意。身为一位领导者需要具备非常强大的说服力，措辞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而亚历山大的失误之处正在于他的措辞。

　　虽然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但是在每次重复的过程中人类的心理活动不尽相同。为了掌握这些心理，敏锐的洞察力和换位思考的想象力缺一不可。否则即便是历史上取得成功的事例，也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导致失败。皇帝亚历山大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后一个问题是战术问题。投机取巧的战术必须在一瞬间解决战斗。对于那些长篇大论搞不定的问题，在进行投机取巧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浪费时间。亚历山大的演讲就显得过于冗长了，而且这件事在当场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直到一个月后士兵们的不满才逐渐平息下来。但是即便骚乱平息了下来，皇帝与士兵之间的关系并不见得有什么好转。由此可见，这是一个解决问题失败的例子。

　　第一战

　　罗马帝国与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之间的第一场正面冲突，在公元233年的春天正式打响。罗马与帕提亚曾经交战过无数次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如今换个对象，又成了战场。因为两国军队全都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亲自率领，所以双方应该都是大军。据说罗马方面有六七万人，波斯方面则超过10万人，但是因为并没有留下准确的记载，所以具体数目现在已经无从考证。波斯萨珊王朝建国7年才出动了10万军队，恐怕是其身后的国土过于广阔的缘故吧。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仍试图将西方势力赶回地中海沿岸，重铸波斯民族的辉煌。

　　发生在公元233年的波斯战争，对于罗马方面来说本是一场防卫战争，但是罗马帝国采取了积极的进攻战略，将全军分成三路，分别是从幼发拉底河上游进攻的左翼、从叙利亚沙漠东部越过幼发拉底河中游进攻的主力部队以及从西南方向朝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动攻势的右翼。这种三方同时夹击的战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要想充分发挥三军协同作战的效力，需要整齐划一的战术体系。而根据不同的战况对全军进行及时的调整，则是全军最高司令官亚历山大的工作。

　　罗马帝国因为将整个地中海（Mediterraneus）区域全都纳入在自己的统治之下，所以拥有将其称为“内海”（mare internum）的资格。而将罗马帝国赶回西方，重新将罗马人的内海变成地中海的，就是波斯萨珊王朝。曾经仅仅围绕着亚美尼亚王国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争夺，随着帕提亚王国的灭亡成为了过去，从此以后罗马帝国在东方最大的敌人变成了波斯萨珊王朝。但是双方之间在公元233年展开的这第一场战争，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正式的记录。波斯方面没有留下记录的原因很容易理解。专制君主国家一般来说只会记录那些取得胜利的战争。而罗马方面也仅仅留下少量记录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当时的罗马方面并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至少皇帝亚历山大就没有认识到，如果他认识到的话，断然不会以那样的形式结束这场战争。

　　于是，关于公元233年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之间最初的战争，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只有如下几点：

　　一、两军都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到最后也没有分出胜负，双方都退回到各自的出发地停止战斗。没有媾和，也没有签署任何停战协议。

　　二、罗马方面并没有公布自己详细的损失情况，从总体上来看，恐怕至少损失了1000人到2000人，相当于一个大队规模的部队。

　　三、即便如此，罗马帝国还是将15年前马克里努斯割让给帕提亚王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今叙利亚境内，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区）重新夺了回来。第一与第三帕提亚军团再次回到自己原来的常驻基地。

　　四、因为罗马方面公布了战争结果，那么就说明他们在这场战役中处于优势地位。既然如此，他们应该趁此机会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中部地区，波斯萨珊王朝的主要都市大多集中于此。因为占领最接近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这两条大河的地区，等待波斯萨珊王朝攻回来，才是对罗马帝国来说最完美的选择。战争在夏初的时候便宣告结束，由此可见罗马人拥有足够继续进攻的时间。但是皇帝亚历山大以越冬为由作出撤军的决定。如果他打算明年春天继续战斗的话，就应该像卡拉卡拉那样将军队驻扎在前线附近，但是他只将第一与第三帕提亚军团留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其他军队则全部撤回幼发拉底河以西。他自己也为了举行凯旋仪式而回到首都罗马。同年9月25日，皇帝亚历山大向元老院提交了关于这次战争的报告。考虑到从美索不达米亚到罗马的距离，可以认为是西方主动停止了这场战争。

　　根据《皇帝传》的记载，在9月25日这一天，25岁的亚历山大· 塞维鲁面对挤满了整个会场的元老院议员，作了如下的演讲：

　　诸位元老院议员，我们在与波斯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想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需要多作说明，只要列举几个事例，你们立刻便会知道。

　　冲在敌阵最前方的是700头大象。为了方便作战，这些大象的背上都用皮带固定着高高的塔楼，上面站着许多弓箭手，一边突击一边射箭。我们的士兵毫不畏惧，采取积极果敢的攻势，成功击杀了200头大象，并且捕获了30头，其中的18头被我们带了回来。

　　敌人在象群身后，还投入了1800辆战车。这些战车都是东方式的设计，在战车的四个轮子外侧都固定有镰刀和利刃。我们通过击杀拉车的战马，成功地使其中的200辆战车失去战斗力。虽然这200辆战车我们也打算作为战利品带回来，但是因为很多已经严重破损，剩下那些粗制滥造的，没有带回来的价值，所以就扔在战场上了。

　　波斯军队大概有12万人，我们成功地击败了他们作为主要战斗力的1万名重装骑兵。其余的波斯步兵大多被我们当场歼灭或者俘虏，因为俘虏数量太多，除了分给士兵们做奴隶以外，剩下的那些人都被带到奴隶市场卖掉了，获得的收入将归于国库。

　　另外，我们的军队将失去多年的两河流域重新收复，也是值得夸耀的战果。

　　我们击败了波斯军队，迫使他们的国王阿尔达希尔撤退。虽然这位国王独揽大权于一身，在国内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但是，他手下的臣民们全都看到了他畏惧臣服而不顾一切落荒而逃的狼狈模样。当时他疯狂地抽打着胯下的坐骑，沿着大道一心只想逃回自己的首都泰西封。他们曾经在那条路上将我们的军旗作为战利品拖曳而行，带回波斯（暗指公元前53年克拉苏的军队全军覆没）。而今天，我们却将波斯的军旗拖回了罗马。

　　诸位元老院议员，这就是我们军队的战绩。其余的想必不用我再多说。接下来就由诸位来决定，这场胜利有没有感谢神灵的价值，是否应该举办一场能够使神灵满意的凯旋仪式。

　　元老院议员们纷纷起身向汇报完战况的皇帝恭贺道：

　　“亚历山大· 塞维鲁！愿神灵永远保护你！”

　　当亚历山大从元老院会场走出来时，聚集在罗马广场上的民众立刻对他发出热情的欢呼：

　　“期待你带领我们取得对日耳曼人的胜利！”

　　“只要有你在，不管同多么强大的敌人战斗也会取得胜利！”

　　“只有胜利者，才能随心所欲地统率军队！”

　　《皇帝传》中记录皇帝亚历山事迹的主要作者，是生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人，在他创作这部作品之时距离这个小故事的发生已经过去了百余年。每一个记述历史的人都必须尊重史实，这个人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在他忠实地记录了皇帝亚历山大的波斯战争之后，又添加了如下的感想：

　　虽然这些都是笔者从罗马公文书库中收藏的官方记录和编年史中搜集到的资料，但是也难免会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之前就曾经有人认为罗马与波斯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实际上是皇帝亚历山大为了避免最终落败而提前作出的撤退决定。

　　但是，如果我们查阅众多官方以及非官方的资料就可以发现，这只是当时极少数人的意见。就连当时以发表反对派言论著称的艾罗迪亚鲁斯也非常客观地这样写道：

　　跟随皇帝亚历山大参与波斯战争的士兵们，大多死于饥寒交迫和疾病。

　　艾罗迪亚鲁斯是生于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叙利亚行省的希腊人，从公元192年开始他在首都罗马生活了12年。虽然他前往罗马是为了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在那之后他究竟从事了什么工作现在已经无从得知。总之，在公元204年的时候他返回了叙利亚，在罗马帝国东方的大都市同时也是他出生的故乡安条克定居下来。这个人之所以会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是因为他著述了一部名为《马可· 奥勒留死后的罗马帝国史》的史书，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从公元180年到238年的历史。全书只有8卷，算不上长篇大作，而且内容也因为过于平铺直叙，没有任何对人物的深刻描写而使其读起来索然无味，成为很快被后世遗忘的作品。不过因为书中记述的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时代，所以对于现在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即便他生于那个时代并且描述的就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也不见得就完全是事实。有句话叫做眼见为实，人类往往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

　　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安条克，在公元233年发生的波斯战争中是罗马军队的后方基地。他在安条克看到的事实，与其说是对战争整体的客观认识，不如说是参战士兵们的感受。仅仅通过一场战斗根本无法判断战争胜负的走向，而且明明正值战斗的好时节，皇帝却草草下令撤军，这对于士兵们来说一定非常难以理解，心中也自然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

　　但是公元233年的波斯战争，对罗马方面来说即便没有失败，也算不上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大胜。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现场的目击证人，只要从皇帝亚历山大向元老院作出的报告就可以分析出来。

　　首先，700头大象之中的200头被杀，30头被捕获，那么波斯方面应该还剩下470头。迦太基人与波斯人自古以来使用的战象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坦克，而波斯人在这场战役中也只不过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坦克”而已。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东方”军队常用的战车，1800辆战车损失200辆，只是区区九分之一。

　　虽然罗马人成功地击败了10万名波斯步兵，并且俘虏了其中绝大部分，但是东方的步兵和罗马的重装步兵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对于罗马人来说，重装步兵是主要战斗力，但是东方的君主制国家的步兵中充斥着大量被强行征用的农民，仅仅作为辅助作战的力量。所以不管击败多少波斯步兵都不会对战斗的结果造成影响。事实上，曾经征服了东方的亚历山大大帝，从来都没有将这些步兵放在眼里，他身先士卒进行突击的目标，只有敌军的主要战斗力量。

　　波斯方面的主要战斗力量是骑士和战马都披挂重甲的重装骑兵。因为骑士和战马都需要装备，所以武装一个重装骑兵需要一大笔开销，同时也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使骑士在身披重甲的情况下熟练地进行战斗，就算是喜欢在战场上投入大军的东方君主，也无法一下子纠集起几万名重装骑兵。皇帝亚历山大声称其击败了1万名重装骑兵，可以说相当于摧毁了波斯方面几乎一半的重装骑兵。由此可见，发生在公元233年的波斯战争，罗马军队彻底摧毁了波斯军队的主要战斗力量。罗马人之所以认为自己取得了对波斯战争的胜利，应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波斯国王也许就是因为看到自己的主力部队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才那么仓皇地逃回首都去了吧。

　　罗马军队之所以能够在这场战役之中大获全胜，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军团兵还依然发挥着主要战斗力的功能，而且能让战局发展到使重装步兵与重装骑兵冲突，让双方主要战斗力相互对决。

　　骑兵，尤其是重装骑兵，要想发挥其令人恐惧的冲击力，必须保持一段相当长的突击距离。如果没有这段加速距离，尽管波斯骑兵的重装备有如中世纪的骑士，那么骑兵也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威力，甚至有可能彻底失去攻击力。一旦失去灵活机动的性能，那么骑兵也就失去了作为骑兵的价值。另外，因为重装骑兵身披重甲，一旦陷入步兵的包围之中，更加难以躲避对方的攻击。

　　这就是恺撒在公元前48年于法萨卢斯会战中击败庞培的战术。在公元233年与波斯的战斗中，罗马再次将其复制过来，通过将敌人侧翼的骑兵分割包围，使其从友军之中孤立出来，然后趁其移动不便之时将其消灭。重装步兵之所以在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的第一次战役中展现出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他们完全发挥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作战方式。人类在坚持自己习惯之时，往往会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皇帝亚历山大向元老院的报告，虽然没有将所有的事实都阐述出来，但是也并没有说谎。

　　首先，他击退了入侵的波斯军队，完全实现了当初的出兵目标。其次，他还彻底摧毁了敌军的主要战斗力量，这一点至关重要。事实上，波斯萨珊王朝在此后的20年间都没有能力再向罗马的领地发起进攻。最后，他将沦陷于敌人之手长达15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重新收复回来。这样罗马帝国今后就可以在西北与西侧两个方向同时对波斯萨珊王朝进行牵制。

　　总之，皇帝亚历山大在波斯战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他的不幸之处在于，大家高估了他的胜利。从元老院到普通公民，全都认为他拥有率领军队战胜波斯人和日耳曼人的能力，这给25岁的皇帝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结果，公元234年，即波斯战争刚刚结束一年，罗马帝国的两大主权者“元老院与罗马公民”一致同意将亚历山大· 塞维鲁送上莱茵河前线。而正是这个决定，夺走了这位年轻皇帝的性命。

　　日耳曼对策

　　很多人认为蛮族的罗马化是造成罗马帝国衰退的主要原因，但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所谓蛮族的罗马化，是指生活在罗马帝国防线外侧的蛮族，经常与罗马境内的居民进行方方面面的接触。这是由于当时的罗马属于高度文明的国家，拥有先进文化的同时物产也十分丰富，境内的市场上可以买到种类繁多的商品，吸引境外的蛮族们频繁前来进行贸易活动。对于此种现象，历代的罗马皇帝都采取鼓励的态度，认为这样做可以有效地缓解罗马与蛮族之间的矛盾。罗马的统治者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些罗马化的蛮族是否团结起来采取统一的行动。罗马人将这些蛮族称为“近蛮族”，虽然时常提防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并不将他们看做是真正的敌人。因为这些“近蛮族”与罗马帝国之间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

　　正如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1 · 结局的开始》所描述的那样，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统治的时代罗马所面对的“时代变化”，是指一直以来被他们称为“蛮族”的外国人，在那个时代环境下，逐渐分成“远蛮族”和“近蛮族”两种类型。与居住在罗马防线附近的“近蛮族”相比，“远蛮族”指的是居住在现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德国东北部、波兰以及俄罗斯的民族和部落。这些民族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就好像暴涨的河水往低处流一样，开始向南部以及西南部发展扩张。当然，他们不会去那些无人的地区。既然是无人区，肯定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物产丰富的地方早就有人居住在那里了。而且如果能够开垦无人区并将其变成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那还叫什么蛮族。

　　既然叫做蛮族，那一定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还会选择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所以蛮族的扩张方式无非就是将原先居住在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打败，或者将其作为奴隶，或者使其臣服于自己。而从2世纪后半期开始，罗马帝国的防线之外就逐渐地发生着这种变化。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之所以一直因为北方蛮族的问题而疲于奔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刚好在那个时期显现出来。被“远蛮族”打败吞并的“近蛮族”不断地入侵罗马领地，其中比较弱小的部族甚至向罗马帝国提出移居的请求。虽然罗马的历史就是不断抗击蛮族入侵的历史，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因为皇帝卡拉卡拉采取的积极攻势，罗马帝国北部的莱茵河防线与多瑙河防线才得以维持了15年的和平与稳定。但是这并非唯一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这段时间中，防线之外的“近蛮族”正遭到“远蛮族”的不断进攻。

　　蛮族的入侵之所以在15年后才卷土重来，也是因为这时候“远蛮族”已经将“近蛮族”吞并，开始觊觎起罗马帝国的领地来。想要一夜致富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发动侵略战争，而对蛮族来说，罗马帝国无疑是最值得侵略的地方。

　　基于上述原因，罗马帝国到了公元3世纪同样要为入侵的蛮族伤脑筋。而有趣的是，3世纪的罗马人已经不再称呼“近蛮族”和“远蛮族”，重新被统一为马可· 奥勒留时代前的“蛮族”这个称呼。可是其中所代表的意义已经不是马可· 奥勒留时代前在某些方面罗马化、与罗马人共存的“蛮族”。“近蛮族”已经完全被与罗马从未接触因此没有罗马化的“远蛮族”所取代，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北部地区也都成为了这些人的地盘。由此可见，导致罗马在这一时期急速衰落的，并非罗马化的蛮族，而恰恰是这些没有被罗马化的蛮族。25岁的皇帝亚历山大所不得不面对的，也是这些更加凶狠残暴的蛮族中的蛮族。

　　当皇帝出征的时候，元老院议员和公民代表们从首都罗马送行了长达100罗马里，折合成现代的公里，相当于150多公里。由此可见，举国上下都对皇帝亚历山大抱有极高的期望，这位年轻的皇帝必须取得辉煌的胜利。

　　莱茵河畔

　　现在德国的美因茨，在罗马时期被称为莫根提亚肯，原本是一个凯尔特人的聚居区。因为位于美因河注入莱茵河的河口，罗马人发现其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在这里建设了军团基地，从此使原本的小村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城镇。现在美因茨附近仍然存留有大量的罗马遗迹，证明这里从很早以前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地。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开始的150年间，美因茨一直因为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常驻有2个军团。但是因为2世纪中期多瑙河防线的重要性逐渐增强，美因茨的常驻军团数量减少为1个，不过如果战况紧急，立刻会从莱茵河下游的波恩以及上游的斯特拉斯堡调遣军团前来支援。顺便说一句，在罗马灭亡1000多年以后，发明了活字印刷的谷登堡就出生于这里。

　　美因茨作为罗马帝国时期重要的军事基地，和科隆一样都是沿河而建的要塞，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还会在河对面修建一座稍小一些的防御堡垒用于侦察和监视。这座建在河对面的小要塞通过一架浮桥与正式的要塞相连，因为这架浮桥在敌人来袭的时候必须及时切断，所以通常的做法是将小船并排连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组成临时的通道。只有少量的步兵和骑兵可以在上面通行，只有罗马军方在大军渡河时，才会像恺撒那样修筑具有规模的木桥，或平行铺设多道舟桥。虽没有残存的史料记录，不过可以肯定，亚历山大到达美因茨时，曾下令修筑上述两种桥梁之一。莱茵河防线迎来皇帝的亲临，士兵们重新沸腾起久违了的战争气氛。而罗马军队之所以在莱茵河上架设能供大军通过的桥梁，大概也是为了渡过莱茵河直接向敌人的领地发起进攻。

　　常驻于美因茨的第二十二初创军团与从波恩赶来的第一密涅瓦军团以及从斯特拉斯堡赶来的第八奥古斯都军团齐聚在银鹫旗下，就连当时还只是一座要塞的法兰克福也挤满了罗马军团的士兵。甚至唯一在意大利本土拥有军团基地的第二帕提亚军团都接到命令正在北上赶来的途中。从总督到军团长再到每一位士兵，所有人都因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投入而对这次全面开战深信不疑。不过身为他们总司令的皇帝亚历山大心中却开始产生另外一种想法。

　　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或许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但是对于这位年仅26岁尚未经历过人生真正苦难的皇帝来说，所谓的不择手段，只不过是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所作出的选择，但是他没搞清楚如何选择有效达成目的的方法。

　　这也是他的性格使然，每当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说好听点是慎重，说难听点就是优柔寡断和胆小怕事。波斯战争的时候就是如此，当初就算追着逃跑的波斯国王一直逼近他们的首都泰西封实际上也并非难事，可是他就是无法下定决心。结果在一年后的日耳曼战争中，他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集结在美因茨前线基地的罗马军队，在公元234年冬天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战斗准备。剩下的只需在罗马境内等待北欧严寒的冬天过去，来年春天便越过莱茵河向日耳曼发动总攻。但是，皇帝亚历山大在这个冬天和日耳曼人开始了交涉。目的当然是使日耳曼各部族停止对罗马帝国境内的入侵。也许皇帝认为通过经济手段解决问题比动用武力更加稳妥，于是他提出向日耳曼人提供经济援助，希望能够以此来解决日耳曼问题。

　　这个方法对于罗马的皇帝们来说并不算什么新手段。从五贤帝时代开始，这就是罗马帝国的惯用伎俩。但是，在那个时代罗马人所面对的是能够理解罗马化优点的“近蛮族”。

　　罗马方面的经济援助分为现金援助、技术援助以及市场开放三种。但是罗马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为了将“近蛮族”的生活基础从狩猎转变为农耕。一旦社会进入农耕阶段，就需要长期固定在一个地区不再迁徙。与不断移动的敌人相比，固定的敌人更容易应对。另外，当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类也会趋向于更加保守。当恺撒征服高卢之后，将当地的居民从狩猎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被固定在土地上并且物质生活不断富裕起来的高卢人，逐渐失去了进攻意大利的热情和理由，所以说高卢是罗马化的典型代表就是这个原因。与狩猎相比，农耕更能够稳定而持续地提高生活水平，这个道理即便在古代也是一样。

　　与恺撒时代的高速成长不同，罗马帝国在五贤帝的统治下迎来了鼎盛时期，而处于鼎盛时期的帝国已经不再将扩张领土作为其基本政略。除了图拉真征服达契亚人（现在的罗马尼亚）之外，帝国一直处于稳定的发展之中。但是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居住在防线以北的蛮族一直是他们的心头大患。于是罗马的皇帝们决定对蛮族实施“经济援助”，真正的目的却是希望让这些敌人也过上和平稳定的生活，以此巩固罗马帝国的防线。事实证明这一举措非常成功，“近蛮族”的罗马化成为罗马帝国安全保障的重要一环。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一举措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建立在罗马帝国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条件下采取的和平政策必然会被对方所接受。同样对于接受罗马帝国“经济援助”的蛮族们来说，也深知这绝对不是罗马帝国示弱的表现。

　　亚历山大· 塞维鲁在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再次采取了同样的举措。大概一向喜好读书的他是在从前的文书记录中看到了这些记载，于是也想效仿吧。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与100年前那个深刻认识到罗马帝国的防线如铜墙铁壁般不可侵犯的蛮族相比，现在的蛮族已经完全不同。公元3世纪的蛮族没有多少与罗马帝国接触的经验，也对成为农耕民族没有多大的热情，是一群只想着掠夺的日耳曼人。所以他们认为罗马方面提出的经济援助，只不过是为了阻止日耳曼民族入侵罗马境内而作出的让步。与只懂得参考文书记录的亚历山大不同，驻扎在莱茵河防线的士兵们拥有丰富的对敌经验，他们立刻意识到现在的蛮族已经和从前不同。向他们提供援助，无异于帮助其加快吞并其他弱小部族的脚步。就在亚历山大与日耳曼人进行交涉的时候，集结在美因茨一带的军团兵开始对一心只想媾和的皇帝产生不信任感。并非有人煽动这种情绪，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开始看不起皇帝的所作所为，这种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最终，驻守在莱茵河防线的罗马士兵发生了暴动。

　　公元235年3月，驻跸在美因茨附近村落之中的皇帝亚历山大，被冲进他帐篷的士兵杀害。据说士兵在杀害他的同时，口中还大喊着：“没有断奶的家伙，去死吧！”本次战役与皇帝同行的皇帝母亲尤利亚· 梅亚也在这个时候被杀害了。虽然亚历山大· 塞维鲁与他的母亲都死于叛乱，但是他们的遗体还是被送回首都罗马，在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之后，被埋在历代皇帝长眠的哈德良陵园之中。这位还不到27岁便英年早逝的皇帝，共在位13年。

　　这次导致皇帝被害的叛乱并非一场计划严密的阴谋，而且也并没有多少士兵参与其中。但是因为皇帝亚历山大的被害，驻扎在美因茨及其附近的罗马军团还是陷入混乱之中。士兵们立刻与在科隆指导新兵的马克西米努斯将军取得联系，并且一致推举他就任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叫做马克西米努斯的人，与谋杀皇帝亚历山大之间有任何的联系。

　　接下来的50年，在罗马历史上被称为军人皇帝时代。因为在这半个世纪之中，各个军团完全不顾元老院的意见，纷纷擅自推举自己的司令官做皇帝。而罗马帝国的衰退，与这些军人皇帝的层出不穷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后世之所以对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的统治予以高度评价，也是因为他并非一名军人皇帝。

　　诚然，由此开始的半个世纪，罗马帝国真正地步入了迷途之中，但是责任不能单纯地推到军人出身的皇帝上。不管是卡拉卡拉还是亚历山大· 塞维鲁，都不是军人出身，但正是他们种下了导致罗马帝国衰退的种子。我之所以在前文之中如此详细地描写了卡拉卡拉与亚历山大· 塞维鲁的事迹，就是为了向大家表明，3世纪军人皇帝层出不穷的原因并非是一种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后世之所以对军人皇帝提出如此多的质疑，实际上是用现代文明统治的观念批评古人，简直像是一种过敏反应。

　　当然，当时的军人皇帝是应时代需求而出现的，但也确实带有一定的缺点，这也成为导致罗马帝国逐渐走向衰退的重要原因。不过需要澄清的一点是，用现代的观念去评价古人，是对历史的误读。在我们解读历史的时候，不应该用先入为主的观点草率地否定任何事。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罗马帝国的“文官”指的是元老院出身的人，而“武将”则是指那些军团中历练出来的人。

　　当然罗马帝国历史上也不乏文武双全的人物。尤里乌斯· 恺撒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直到帝国中期，虽然没有恺撒那么强大的实力，但是也有不少深知军事的重要性并且精于此道的皇帝。而3世纪的罗马所欠缺的，正是这种类型的统治者。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