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略与苏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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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略与苏拉时代
（前120—前78）
第一章我们描述了出身高贵、家境富裕的格拉古兄弟，为了既不高贵又不富裕的大多数人的权益，令人扼腕地过早凋零。10年之后，一个连先祖是谁都不知道的男人，成为罗马政界的中心人物，他就是盖乌斯·马略。
盖乌斯·马略的出生地不在罗马。连接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干线公路有两条：一条是沿着海边走的阿皮亚大道，另一条是穿过内陆南下的拉蒂纳大道。从拉蒂纳大道南行，走到一半的地方转入山间小道再往内陆方向行走，就到了阿鲁匹，这就是盖乌斯·马略的出生地。这个镇子上的居民在公元前188年，即盖乌斯·马略出生前30年才获得了拥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权。
正如希腊思想家、作家普鲁塔克所写的那样，一个不希望过贫乏的生活，而偏偏又出生在充满野性的地方的人，会把军人当做职业首选，因为战场是显示实力的世界。盖乌斯·马略的经历也是从军队开始的。
和一般的罗马人不同，盖乌斯·马略的姓名由两部分组成，“盖乌斯”和“马略”。而身为自由公民的罗马男性，其姓名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个人名、家门名、家族名。
我们以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为例，“提比利乌斯”是他个人的名，“森普罗尼乌斯”是其家门的名，“格拉古”则是其家族的名，也就是姓。再如，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表示的是“属于科尔涅利乌斯一门、姓西庇阿的普布利乌斯”。同样的，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表示的是“出身于科尔涅利乌斯一门、姓苏拉的路奇乌斯”。英语中读作“尤里乌斯·恺撒”的那位古罗马名人，其姓名在拉丁语中也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假如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回家，他妈妈招呼他吃饭时会说“吃饭了，盖乌斯！”
在这三部分之外，有些人姓名中还有第四部分，即表示尊称和敬意的绰号，这部分甚至还有人继承。如扎马会中战击败汉尼拔、取得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的大西庇阿，就在姓名中加上了具有征服非洲意思的“阿非利加努斯”，之后人们普遍称呼他为“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类似的情形还有，大西庇阿的弟弟在姓名中加入“亚细亚迪克斯”，梅特鲁斯在姓名中加上“马其顿尼克斯”等。后面要出场的庞培，在姓名中加上了表示“伟大”意思的“马格努斯”，而且还将之作为自己的姓氏使用，甚至在签署文件时自己就签“庞培·马格努斯”（意译为“伟大的庞培”）。
这个方法用多了，仅靠个人名和家门名来识别一个人就有点儿困难了。因为“后援者”们总爱在自己的姓名中加入他们追随的“掌门人”的家门名，得到自由的“解放奴隶”，也能在自己的姓名中得到原主人的家门名。顺便说一下，罗马“解放奴隶”的姓名通常由三部分组成：原主人的个人名、原主人的家门名和他在当奴隶时期使用的个人名。
而且，罗马人喜欢用一些响亮的名字作为男人的个人名，像盖乌斯、提比利乌斯、格涅乌斯、阿庇乌斯、路奇乌斯、普布利乌斯、马尔克斯等，这样一来就容易重名。如果妈妈喊一声“盖乌斯，吃饭了”，估计街坊四邻会有好几个叫盖乌斯的小孩子跑过来。话虽如此，具有音乐天赋、创造了很多幻想曲但语言运用力一般的罗马人，自有人家自己的弥补办法。既然创造新的名字比较麻烦，咱就用简单好识别的，比如有五个男孩子，就分别取名为肯托斯、赛克斯托斯、赛迪乌斯、奥克塔乌斯、德西乌斯，就相当于日本男人叫五郎、六郎、七郎、八郎、十郎等。即使家中没有第十个儿子，也要有一个叫德西乌斯的。用久了，这些词就超越了原来的意思，成为独立的个人名字。
给女性取名字更为省事。本来女性没有个人名，把家门名的词尾稍作变化，就成了她们的名字。如格拉古兄弟的母亲出身于西庇阿家族科尔涅利乌斯一门，她的名字就叫科尔涅利娅；科尔涅利娅的母亲、大西庇阿的妻子出身于埃米利乌斯一门，她的名字就叫埃米利娅；尤里乌斯·恺撒母亲的娘家是奥雷利乌斯一门，她的名字就叫奥雷利娅。一门有好几个女儿的情况下，也都这样取名字，于是姊妹们就都用同一个名字。女孩出嫁后，则姓夫家的姓。
在罗马还有少数像马略这样名字只有两部分的人，至于他们的名字为什么比大多数人少了一部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分析盖乌斯·马略，“盖乌斯”应该是个人名，假如“马略”是家族名，即姓氏，欠缺的就是家门的名，连家门的名都没有，盖乌斯·马略显然出身于平民阶级。盖乌斯·马略也说过自己是出身平民。
按时间顺序排列，格拉古兄弟之后罗马史上的主要人物就是盖乌斯·马略，看来马略是一个生活在各种“后援者”之类政治关系网之外的平民。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没有任何关系的马略要想出人头地，当然会选择到战场上去展现个人能力，搏个前程。这个只有两部分名字、出生于那样一个有野性的小地方的人物开始引人注目，是在西班牙的努曼提亚战场上。
对西班牙原住民的反叛感到十分棘手的罗马，只能再次派遣当时最高等级的武将、灭亡迦太基的主帅、众望所归的小西庇阿为努曼提亚攻防战的最高司令官。有一次，在最高司令官营帐内的宴席上，有人问小西庇阿：“在您之后，谁将是统率罗马军队的将军？”
小西庇阿拍着身边一位年轻将官的肩膀说：“大概就是这个男人吧！”这个男人就是马略，当时他23岁。两年后，即公元前132年，马略跟随小西庇阿凯旋回到罗马。其后13年间，马略的名字没有成为传言的主角，大约他是在各地军团的服役和调防中度过军旅生涯的。
公元前119年，盖乌斯·马略在盖乌斯·格拉古被杀两年后就任护民官。但是，以平民阶级的顶尖人物为目标的盖乌斯·马略很少使用护民官的地位和权力。时年38岁的盖乌斯·马略，可能只是把护民官当做他进入元老院的通行证。
在平庸地度过护民官任期后，盖乌斯·马略竞选按察官，但不幸落选。按察官在罗马政界属于较低级别的官员，连这个职务都没有选上，没有背景的盖乌斯·马略在政界的前途十分黯淡。年过40，盖乌斯·马略才结婚，妻子是恺撒家族尤里乌斯一门的女儿，论辈分相当于此时尚未出生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的姑姑。当时恺撒家族的经济、社会地位在罗马处于二流，由于这次婚姻，马略在元老院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两年后，公元前115年，盖乌斯·马略成功当选为法务官。法务官是接近执政官的高级别官员，只有两名，马略能够当选，恺撒家的关系网起到了一定作用。第二年，以前法务官的身份，马略被派到西班牙行省担任总督。不管是在法务官任上，还是在总督任上，马略的业绩都与他在护民官任上相同，属于“无可无不可”一类。
马略
盖乌斯·马略得以发挥作用、大显身手的机会5年后再度来临，这次是从被称为“朱古达战争”的努米底亚战事开始的。已年届48岁的马略，作为罗马军最高司令官梅特鲁斯的副将，被派到了非洲。
让罗马元老院很伤脑筋，以致下决心采取军事介入行动的努米底亚问题，要追溯到公元前109年以前。马西尼萨国王当政时的努米底亚与罗马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即已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并在抗击汉尼拔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元前149年，89岁的老国王马西尼萨去世，他把王国交给三个儿子继承。但是王权不可能一分为三，老国王就委托小西庇阿为遗嘱执行人，决定长子米奇普萨继承王位，国政大权由次子古鲁萨和小儿子玛斯塔纳巴鲁继承。和罗马的同盟关系维持不变。依赖与罗马的紧密关系，加之北非大国迦太基的灭亡，努米底亚王国迅速扩张，成为东与埃及接壤、西邻毛里塔尼亚的北非第一强国。
玛斯塔纳巴鲁有个妾生了个儿子，取名朱古达，这个小王子聪明伶俐，招人喜爱。长大后，恰逢西班牙发生原住民反叛，罗马派小西庇阿率军平叛。由于努米底亚王国与罗马是同盟关系，有义务为罗马军提供兵力，加之西庇阿与努米底亚王国是“掌门人”与“后援者”的关系，有困难互相援助是一条“铁律”，朱古达的伯父即国王米奇普萨就把朱古达派到西班牙的努曼提亚前线，在小西庇阿指挥下参加了努曼提亚攻防战。
年轻的小王子朱古达在西班牙前线的表现引人瞩目，总司令官小西庇阿应该是比较满意，他特意给米奇普萨国王写信，信中表达了对米奇普萨国王的感谢和赞赏。米奇普萨国王认为维护与罗马的良好关系对本国的存续意义重大，既然朱古达能让罗马人满意，在朱古达从西班牙回来后，就把他过继为自己的养子。其实国王自己已有两个亲生儿子，只不过当时尚年幼。问题出在14年后，米奇普萨国王的两个弟弟先于自己辞世，米奇普萨也行将驾崩。更坏的事情是，以努米底亚王国为“后援者”的小西庇阿已于11年前去世，小西庇阿没有子嗣留下，与其有血缘关系、有资格可以接替小西庇阿充当努米底亚王国追随的“掌门人”的盖乌斯·格拉古也在3年前死去。米奇普萨处于在罗马“无人可依”的状态。
米奇普萨国王在遗言中请求罗马元老院为保证人，把努米底亚王国的王权分成三份，分别由两个亲儿子和养子朱古达继承。然而，在公元前149年马西尼萨国王逝世之际机能健全的“掌门人”与“后援者”关系，由于小西庇阿等联结罗马与努米底亚两国之间关系的“牵线人”相继辞世，在公元前118年已经不复存在。
所谓“后援者”关系，依我看有点像是一种特殊的“会客厅”，在“会客厅”碰头的时候，罗马的“掌门人”要充分体察“后援者”的想法，然后不辞辛苦地到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做工作，说服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作出相关决议。不仅如此，“掌门人”还要居间向“后援者”们通报信息和动态，对哪些事情可以怎样做，哪些事情暂且不动为好，向“后援者”发出忠告或建议。现在“掌门人”死了，联结两国友好关系的“牵线人”不在了，罗马与努米底亚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始松动也是自然的了。
米奇普萨国王死后不到一年，对王权“三分割”不满的两个亲儿子与养子朱古达起了纷争，继承人之间的争斗，转瞬间演变为国家的内乱。刚一交锋，胜负立分，胜者是朱古达。米奇普萨国王的两个亲儿子一个战死，另一个叫阿泰鲁巴雷的被追得走投无路，只好跑到罗马去求助。
这回感到为难的是罗马元老院。努米底亚王国是确凿无疑的独立国家，罗马不能干涉具有同盟关系的国家的内政，这是结盟时就定下的铁的原则。而本可以在罗马和同盟国之间充当润滑作用的“后援者”关系，在努米底亚也不存在了。
不得不发挥仲裁作用的元老院，提出了把努米底亚王国一分为二的方案，西部归阿泰鲁巴雷所有，东部归朱古达所有。但这种局面没能持续5年，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有自信的朱古达攻占了阿泰鲁巴雷的领土。阿泰鲁巴雷被追得走投无路而战死，站在他这边与朱古达作战的人们全部被杀掉，很多以经商为目的常驻努米底亚的意大利人也惨遭杀害。
消息传到罗马，人民群情激愤，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元老院这回也不能再静观不动了，公元前112年，罗马对朱古达宣战。
被罗马超出预期的强硬态度震惊的朱古达，马上向罗马派出使节，想向罗马做说明解释工作：“争夺王位，说到底是我们努米底亚的内政；而意大利人被杀，纯属一次意外的不幸事故。”但是，罗马人将使者拒之于城门之外。没有了“后援者”这层关系，失去了联结两国的“牵线人”，给努米底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第二年，即公元前111年，罗马军登陆北非，然而等待大军的不是朱古达率领的努米底亚部队，而是朱古达派来的投降使者。使者表达了朱古达的投降条件，只要罗马认可他的努米底亚国王王位，他就愿意臣服并继续保持在罗马霸权之下的同盟关系。率领罗马军队的是执政官贝斯蒂亚，他认为，所谓认可朱古达的王位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就接受了朱古达的投降申请。作为讲和的条件，要求朱古达本人拜访罗马阵营。投降文件签署之后，贝斯蒂亚就率大军从非洲回国。
然而，朱古达继先前杀害意大利人之后，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派人在罗马暗杀一个相当于他的堂兄弟的人物，暗杀成功了，凶手却被抓住了。罗马人最讨厌鬼鬼祟祟在背后搞暗杀的行径，于是再度掀起镇压朱古达的舆论。第二年（前110），罗马再次把军队开到了非洲。
这回迎接罗马军队的，是全副武装的努米底亚士兵，因出乎意料而准备不足的罗马军很快即被包围。罗马军陷入两难处境，要么全军战死，要么接受朱古达提出的停战条件——解除武装，10日内退出非洲。罗马军被迫选择了后者，在屈辱的状态下回到了罗马。
这样一来，人民情绪更加激昂，罗马人认为，因失败而缔结和约，绝不是自己的传统，而且这回是交出武器后被轰回来的，更觉耻辱。朱古达又犯了一个侮辱罗马人的错误。
骑虎难下的罗马，这回决意认真对待与死敌朱古达的战争。这回担任罗马军总指挥的，是已选出的公元前109年度的执政官昆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鲁斯，梅特鲁斯家在当时的罗马元老院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影响力，昆图斯自身充满贵族出身的优越感和高贵的品位，具备武将的才能，又是一个清正廉洁的绅士。元老院可说是打出了手中最好的牌。为司令官梅特鲁斯配的副将，是虽无高贵出身但属久经历练型人才的佼佼者——时年48岁的盖乌斯·马略。
公元前109年夏，从原迦太基领土向西边的努米底亚进军的梅特鲁斯部队，与在努米底亚境内迎敌的朱古达军队之间，爆发了第一场战斗。
梅特鲁斯率步兵，副将马略率骑兵投入战斗，这一仗以罗马的胜利而告终。朱古达混在四处逃窜的己方士兵中得以逃脱。
尽管输了第一仗，朱古达一方还是有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详知地形地势，占据地利之便。第二，由于具有以前随罗马军打仗的体验，熟知罗马军的战法及各个方面。朱古达决定充分发挥这些有利条件实施游击战术。他甚至还采用时不时提出讲和的伎俩以避开罗马军的锋芒。但是，在最后这一点上梅特鲁斯没有上他的当。
梅特鲁斯并不穷追朱古达，他的谋略是把周边一带的部落拉拢到自己这一边来，以使逃散的朱古达军难以重新集结。为了尽早与朱古达决战，也为了防止朱古达打游击战，梅特鲁斯把军队分为两部分：第一军由自己指挥，第二军由马略指挥。
这个战术大体上是成功的。第二年（前108）开始的会战，朱古达又被打败逃跑了。然而，这个战术的不利之处是不能尽快对朱古达实行决定性的打击。为了避免消耗战斗力，他又想通过外交途径，离间周边部落与朱古达的关系。但由于朱古达在当地威望较高，这一招非一朝一夕能够奏效。战争有被拖长的迹象。
副将马略劝说上司梅特鲁斯改变战术，但梅特鲁斯听不进去。限于自己不掌握总指挥权，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打仗，又担心拖延下去会使自己和士兵们困在非洲，马略决心自己竞选执政官。
由于门第的差别，梅特鲁斯始终未将马略视为同列，他认为，根据马略的指挥官才能，充其量也就是个副将，现在马略想竞选执政官，他当然很不高兴。为了竞选执政官，马略向梅特鲁斯提出申请要退役，梅特鲁斯答应得极不爽快。非但如此，他还看着站在旁边的20岁的儿子讽刺马略说：“想当执政官吗？不要着急。你可能会同这个孩子一起当选，还有的是时间。”在当时的罗马，没有任何背景的平民即使能当上法务官，但要当选为执政官还是非常难的。到了距选举日还剩12天时，总算批准马略退役了。从罗马军的营地到港口乌迪卡还有很长的路，马略快马加鞭跑了两天两夜，从乌迪卡乘船四天后赶回罗马，终于赶上了公民大会的开会时间。在罗马召开的公民大会上，马略不仅明确表达了当选执政官志在必得的态度，而且还要和选民订立明确的公约——生擒朱古达，拉回罗马处决，早日终结朱古达战争。
公元前108年末，公民大会的气氛对平民候选人马略十分有利。这五六年罗马军的战绩，苦战已成为常态，就连保持苦战不败都很难做到。
在马其顿，执政官加图率领的军队被从北方入侵的色雷斯人打败。在欧洲，执政官卡尔波涅斯率领军队抗击从北欧入侵的蛮族，首战即负。更不能容忍的是在非洲，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竟打不过对手朱古达，屈辱地缴械讲和才得以逃脱。指挥这些战斗的，无一不是属于元老院阶级的执政官。由于划定公民服兵役义务的资产下线不断下降，兵役义务增加，而战事败绩不断，应服兵役的罗马公民们陷入几近绝望的境地。
公民大会不仅选举没有任何背景的“新人”马略为公元前107年度的执政官，而且通过决议由马略负责非洲军事。“由马略负责非洲军事”的决议本不应由公民大会作出，哪位执政官负责哪方面的事务，这历来是由元老院决定，现在公民大会通过这样的决议，明确表达了对元老院的双重不信任。元老院方面这回领教了公民大会的实力，对此居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到了50岁才第一次就任执政官的盖乌斯·马略，此前这么多年基本上是在军队度过的。对罗马军队的内情和士兵们的状况，他极为清楚。因此，他痛切地感到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变军队的现状。
当选后，马略向公民们发表了演说。罗马没有竞选演说的习惯，当选后的演说，实际上就是施政方针演说。小地方出生的平民执政官盖乌斯·马略站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向人民说道：
公民们，据我所知，大概有那么一些执政官，当选前展示给公民们的，是一副谦虚的公仆的形象，但当选后，马上变为傲慢的懒汉。而我不会那样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的理念是，为国家服务，与就任执政官、法务官这类官职与否毫无关系！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既然被选为执政官，就会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但我深感困难重重。执政官是罗马的最高官职，也是军队的最高责任者。在准备战事的同时，还不能忘记要保证国家财政的健全。在征招士兵的同时，不能忘记士兵也是公民，他们不仅仅是奋不顾身为国家服兵役的人，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而且，我不得不在反对派的质疑声中履行我的职责，我所遇到的困难会超出各位选民的想象。
那些与我不同出身的人们，他们拥有作出伟大业绩的祖先，拥有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他们的有地位的亲朋好友，他们还拥有众多的“后援者”。当他们遭受挫折的时候，这些“后援者”会保护他们。
而我，保护我自己的，只有我的能力和我诚实的品格。但我认为，圆满完成选民们交给我的任务，有这两条已经足够。其他那些——诸如伟大祖先的影响吧，亲朋好友的地位吧，“后援者”们的势力吧——对于真正为国家尽职尽责的人，对于早已习惯于艰苦与危险的人，只不过是无用的装饰！
我就要率领大家去参加镇压朱古达的战争了，可是，贵族们对我的批评似乎还没有停止。他们的批评有什么根据吗？
他们对于战争的一知半解，是读来的和听来的，而我的战争知识，却是亲眼所见，亲身所为，在战场上学来的。至于军事战术，他们只知道理论，而我却通晓战场上亲历过的实务。
我一直确信，我确信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我更确信，能够为更大的共同体作出贡献的人，才是更高贵的人！
没有久负盛名的祖先，更没有祖先的肖像，出身平民的我进入罗马领导层经历的曲折困难，恍如昨日。但此刻我想告诉各位的是，与那些挥霍、玷污祖先流传下来的名声的行为相比，靠自己的努力来不断构筑自己的良好口碑，更加难能可贵。
他们靠立下丰功伟绩的祖先的肖像来彰显自己出身高贵，我只能靠自己身体上的刀剑伤疤来证明自己身经百战。对于我来说，名誉、地位与艰苦、危险相生相伴。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大家，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这一切！
我没有学希腊语，因为我不理解学它有什么特别的必要。我认为，说希腊语，写希腊语，读希腊语，对培养男人的力量与体魄，基本上没什么用！
不学希腊语，我们可以学习别的知识，可以培养对国家更有用的能力，如杀死敌人的能力、保家卫国的能力、不惧各种各样污言秽语的能力、不惧天寒地冻露营的能力、忍受军伍中劳累与饥饿的能力。
我要告诉各位公民的，就是以上这些。这不是作为最高司令官居高临下的讲话，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倾诉给全体公民的肺腑之言。
马上就要成为士兵的公民们，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拯救国家，拯救罗马！
不论行军的时候，还是战斗的场合，我都会与诸位在一起，我是你们的指挥官，我又是和诸位平等地分担危险的战友！
我确信，有众神的守护，胜利、名誉、赞赏，全部属于我们！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是什么修辞高手，但盖乌斯·马略的这篇演讲的确十分出色。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所著的《朱古达战记》中记述了这篇演说词，我从中删除了重复的部分，翻译成现在的模样。《朱古达战记》记载的马略演说词中，对属于元老院阶级的人士进行了近乎偏执的反复批判，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显得欠缺涵养。但在任何一个世俗社会，普通大众都喜欢听对权贵富豪的批判。
这一年的马略还创下了罗马史上的一项纪录，他前无古人地征招了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63年出生。
盖乌斯·马略，公元前157年出生。
盖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54年出生。
这三位，是属于同一时代的人。既然是同代人，不用说都会与当时罗马的体制发生冲突。
那个时代的罗马，已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生长于共和制罗马统治阶级中心的格拉古兄弟，能够以更为宽阔的视野，从政治的高度，揭示出霸主罗马不能回避的种种问题，并试图破解这些难题。
而生长于共和罗马周边小镇的马略，尽管缺少从政治高度思考问题、研究对策的训练与修养，但他是一位颇为优秀的职业军人，能够从自身的实践中敏感地捕捉到必须正视的罗马军队素质低下的问题。
结果三个人都触及了棘手的失业问题。格拉古兄弟是意图明确地拿出失业对策；马略则是无心插柳地“巧遇”失业对策。格拉古兄弟的构想因他们英年早逝而胎死腹中，马略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充分就业。
执政官拥有组建正规军团的权力。组建过程如本丛书第二部《汉尼拔战记》所述，先在全国35个选区中抽选出当年应出兵役的选区，然后将该选区资产符合兵役条件者中17岁至45岁的男子抽出来组成军团。只有男丁但资产达不到要求者被视为无产阶级，免除兵役。那是个把兵役与直接税同等看待的年代，免除兵役即是免税。
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公元前241年修订了这个政策，明确规定只有资产在12500阿斯以下者方能免除兵役。其后百年间，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兵力需求，这个“免税线”不断下降，先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苦斗”时期降到6400阿斯，其后降到4500阿斯，继而竟然降到1500阿斯。这样一来，本属于无产阶级可免除兵役的公民陆续被驱赶到战场上已成为常态。
在军队中摸爬滚打多年、久经历练的马略，对罗马军队总吃败仗的原因看得很清楚，正是由于本属于免除兵役的低收入者被陆续驱赶到战场上，才导致了军队质量下降。这些人本不是失业者，他们有自己的职业，只是由于被迫服兵役才不得不丢弃了职业。家中多了个当兵的，却少了个挣钱的，剩余资产又不足以养活全家，这些兵上了战场后当然会士气低落。
而且，随着可免除兵役的资产额不断下降，从统计数字看流入城市的无产阶级人数是在减少，但这并没有化解社会不安定的问题，因为此时的城市无产阶级已不再是免服兵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了。
执政官马略在行使自己组建正规军团的权力时，将历来的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由此罗马的兵役不再是公民的义务，而成为了一种职业。响应马略召唤来当志愿兵的，大部分是失去了农地的失业者。
以前征兵制体制下国家需要支出的士兵经费全部转为志愿兵的工资。但原来的经费和现在的工资两者之间没有富余，不能再给士兵们涨工资。尽管如此，新政策颇受无产阶级欢迎，他们宁愿放弃作为城市失业者可以享受到的低价配额小麦的福利，也要选择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
失业问题不是仅靠充实福利就能够化解的。在格拉古兄弟那一章中已经说到过，对失业者来说，失业不仅仅是失去了谋生手段，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的生存理由。格拉古兄弟想靠给失业者分配农地、建设新殖民地、振兴公共事业来解决失业问题。结果却是两兄弟英年早逝，良好愿望未能实现。马略的招数则是把失业者吸收进军队。
根据马略的志愿兵体制创建的罗马军队，实质上成为职业军人集团，这个集团不可能游离于罗马的其他社会阶层。
第一个理由是，志愿兵不再是失业者，而是成为和农民、商人相提并论的一部分人志愿从事的职业。
第二个理由是，有志于在共和制罗马政界发展的人，必须要有10年以上的军队工作经历。关于这一点我还坚持一个看法，在古罗马，特别是共和制罗马，能够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没有一个是“低能儿”，这种现象与他们拥有的军队工作经历不无关系。共和制罗马的领导者们，几乎全部拥有军界、政界的丰富经历。唯一的例外是那个既是哲学家又是律师还是个以写文章为职业的西塞罗。
不管怎么说，马略进行的军队改革，毕竟是触及罗马体制根基的重大改革，但这项改革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而得以顺利实施。为什么？
第一，当时罗马对外进行的战争，要么是连吃败仗，要么是深陷泥潭、左右为难，老百姓对率军打仗的元老院诸公的指挥能力深感怀疑。就是在元老院内部，认为必须要改变现状的呼声也很强烈。
第二，马略的改革没有涉及农地的重新分配，也就不会招致多占土地的富裕阶层的反对。
第三，免去了被迫服兵役困扰的下层人民，能够安居乐业，重过有尊严的生活，这些“原失业者”对马略政策的评价是相当的高。
我认为还有第四个理由，格拉古兄弟在护民官职位上发动的改革是“体制外”的改革，而马略则是已担任执政官后进行的“体制内”改革。
但是，如果罗马元老院认为马略的改革是体制内的改革，可以安心放行，那就太愚蠢了。由于进行了这项改革，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实施者的马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本来由于出身寒微，此前马略一直没有自己的“后援者”队伍，实行志愿兵改革后，那些志愿参加马略率领的军团的无产阶级，自然成为马略的“后援者”，就连那些虽未从军、但受益于改革的下层人民也成为马略坚定的“后援者”。于是，格拉古兄弟时代不曾有的，可以戏称为“民众党”的党派诞生了，而原本不属于政客的马略，却被推举为这个“政党”的头目，真是造化弄人。
马略的军政改革，体现了他“实践派”的性格特点，刚开始时稳步推进，故而并没有一下子完成。托非洲战局的福，改革才得以取得成功。在竞选执政官时，马略曾与公民们订有尽早解决朱古达战争的公约，但他当选后，非洲战局并没有马上改观。
尽管如此，公民大会上并没有非难之声，马略的“后援者”们对他们的“掌门人”给予了坚定不移的支持。
虽说非洲战局没有马上改观，但擅长果敢速攻战法的马略总司令的到来还是给罗马军队带来了活力。无产阶级的志愿兵们作战更为勇敢，罗马军相继攻占了朱古达实行游击战的众多基地，当年深秋时节，罗马军已控制了努米底亚的一半国土。
但朱古达还健在，战争还未结束，即将结束的却是马略的执政官任期。于是马略向公民大会提出要求，如果非洲战事要继续进行，就要给予他绝对的军事指挥权。公民大会通过了给他的继续授权，第二年，即公元前106年，马略能够继续在非洲指挥军队。这个授权能够获得通过，士兵们从非洲前线写给祖国家属的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志愿兵们在信中不断称颂他们的总司令和士兵们吃同样的伙食，与士兵们一起修筑营帐，战斗中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对平民执政官的高度评价，远远领先于战场上的实际战果。
然而日益明确的现实是，要想结束朱古达战争，仅靠战斗的胜利还不够。而马略擅长的果敢速攻战法，也由于朱古达基地太多，东躲西藏而难以奏效。如果不能切断朱古达与其最大同盟者毛里塔尼亚国王的关系，完全孤立朱古达也是不可能的。要想孤立朱古达，外交上的才能比军事上的能力更为重要。马略对外交并不擅长，需要给他配备一个具备外交才能的助手，于是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从罗马来到了非洲战争前线。
罗马史上另一个主人公登场了。那一年，苏拉年仅32岁。
被派到军团中的财务检察官，如前所述，要负责除指挥军事以外的一切军中杂务。这个职务在罗马政界被视为“登龙门”的起点，所以在公民大会上当选财务检察官者以年轻人占压倒性多数。被选为财务检察官后，苏拉没有马上到任，他先去罗马同盟城市国家征集援兵，然后率领征集的骑兵来到了非洲。此时正值朱古达战争十分关键的时刻。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与马略不同，他出身于科尔涅利乌斯这一名门，但由于祖上无人，日渐式微，说是贵族也是不大为人所知的家族。这一点与平民贵族格拉古家完全不同。
因此，苏拉家较为贫穷。在罗马，把一家一栋的独栋住宅称为“道姆斯”，把租赁用的公寓称为“茵斯拉”，虽说出身贵族，但苏拉家是住在“茵斯拉”的普通住户。苏拉的母语是拉丁语，他不仅拉丁语非常优秀，还能熟练地使用希腊语。他的母亲可能早逝，据说是妓女们供养他完成学业。关于苏拉的这些传闻，我判断应该是真实的。“刻苦学习”这个词用在苏拉身上，可说恰如其分。
由于苏拉在罗马历史上一手制造了独裁时代，留给后人的肖像以非常恐怖的面庞而出名。提起苏拉，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威严冷酷。实际上的苏拉并非如此，特别是年轻时代的苏拉，性格开朗，喜欢与士兵们开开玩笑以润滑关系，能够深入士兵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与要求，口碑还是不错的。对于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苏拉持礼甚恭而又不卑不亢，该说的话都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苏拉脸上的麻子是后来才有的，年轻时是个肤色白皙、身材挺拔的美男子。他举手投足间风流倜傥，从不因自己年少时的经历而自卑。苏拉是个野心家，但他不是个卑鄙猥琐的野心家。
苏拉
32岁的财务检察官到任后很快就展现出自己的才能，让马略和士兵们觉得离不开他。除了军团的后勤事务外，苏拉还率领骑兵到前线参战，尽管他缺少作战经验，但取得了上乘的战绩，得胜回营。这期间，与朱古达结盟在会战中大败罗马军的毛里塔尼亚国王向罗马军秘密发出讲和的试探，也是苏拉最先作出反应。
身为总司令的马略并不擅长外交事务，于是就将与毛里塔尼亚国王布克斯谈判的任务全权委托给了苏拉。由于布克斯已娶朱古达的女儿为妃，为使媾和谈判不致太露痕迹，布克斯委婉地提出：“为了毛里塔尼亚人民与罗马人民的相互利益，请派两名总司令信赖的人来进行商谈。”
苏拉与另一名同僚到达毛里塔尼亚国王布克斯的营地后，向布克斯陈述讲和的有利之处，但布克斯态度暧昧，导致第一回合的谈判破裂。看到布克斯难以决断，苏拉也没有强求。之后，朱古达和布克斯的联军与罗马军再战，被罗马军打败。于是布克斯再次提出讲和，请罗马军再派代表，马略答应了他的请求。
罗马军与朱古达的战事处于拉锯状态，胜负不明，此时去敌方的营地谈判，是件很危险的差事。苏拉这回是只身前往，见到毛里塔尼亚国王布克斯后，苏拉要求与布克斯单独密谈，他们二人加翻译在密室里会谈了很久，总算有了结果。苏拉要求布克斯诱捕朱古达，并以此作为和解的条件。第二天，布克斯派人给朱古达送去宴请的邀请，应邀前来赴宴的朱古达被当场拿下，戴着枷锁就交给了苏拉。
常年困扰罗马的朱古达问题，终于获得圆满解决。罗马人把功绩都记在了马略头上，他人还在非洲，公民大会即已选举他为下一年度即公元前104年度的执政官。此时又传来消息，蛮族从阿尔卑斯山北边逐渐接近。
公元前104年1月在罗马举行了马略的凯旋仪式，披枷戴锁的朱古达被杀死在罗马广场附近的牢狱内。努米底亚仍和从前一样，作为承认罗马霸权的独立国家继续存在。元老院选定朱古达的内弟（小舅子）担任新的国王。事实上，罗马从来也没有将努米底亚变成行省的打算，朱古达强行采取错误的做法，结果是丢掉了自己的王位和性命。
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倾注热情撰写的《朱古达战记》一书指出，朱古达战争的历史价值，仅仅体现于催生了马略的军队体制改革。随着原迦太基领土变为罗马的行省，努米底亚王国继续作为罗马的同盟国，毛里塔尼亚王国也成为罗马的同盟国，罗马的霸权已经尽数覆盖了西地中海地区。
朱古达战争还促使搅动罗马历史的另一个人物——苏拉粉墨登场。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又不属于当政的权贵阶层。他和马略，以及后来的恺撒，论出身都与掌握权力和财富的元老院阶级有相当远的距离。论家族历史，格拉古家虽比苏拉和恺撒家更浅一些，两兄弟却是出身于被称为“平民贵族”的家门中，生长在当时的权力阶层中心。而苏拉、恺撒纵使祖上是名门望族，但他们在罗马政界仍属于“新手”。随着这些“新手”的陆续登场，罗马的“迷失”也越来越呈现出“革命的世纪”的模样。
人类在一个地方觉得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总是要向他们想象中更易于生存的地方迁徙，这是古今东西不变的现象。这种民族迁徙，在古代称之为“蛮族入侵”，在现代被称为“难民潮”。在古代罗马，这种民族迁徙形成了罗马存续过程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原生活地区生存难以为继导致的人口迁徙，可能是和平的方式，也可能是暴力的方式。即使是和平方式的迁徙，也不可能不给迁入地现行社会秩序带来冲击。因此民族的迁徙或多或少也是带有暴力色彩的。
罗马人多次面对这个难题，又不断采取各种措施试图解决这个难题。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几乎整个罗马史中随处可见。
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高卢人）曾短时间占领首都罗马，有这样一个痛苦经历的罗马人，对蛮族的入侵首先采用的办法就是武力解决。后来随着罗马的富裕与强盛，罗马人开始站在长远的角度上更为从容地对待蛮族入侵问题，并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被动地等待入侵之敌，而是主动杀向蛮族聚集的地区，征服他们。征服之后在当地实行“罗马化”，即修建罗马式的公路网，完备基础设施，建设殖民城市，让这些尚未开化的民族接受罗马的文明，使之在自己的地盘上自食其力。
高卢人居住的卢比孔河以北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就是这样被“罗马化”的。而且，同属高卢人聚居、现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也是这样被“罗马化”的，并被改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普罗旺斯”这个地名，拉丁语发音是“普罗温洽”，在拉丁语中的意思就是“行省”，“普罗旺斯”不过是这个拉丁词的法语发音。
这种罗马式的做法如果放在现代，就会被当做奉行侵略路线的帝国主义而遭到负面的评判。在现代遇到这类问题，总想用人道主义的方法来加以解决。然而现实却是，越是想用人道主义方法解决就越是解决不了。
朱古达战争总算在公元前104年结束了，但国内还有很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可没有前面说的那么“从容”。公民大会把本不是执政官候选人的马略再次选为执政官，也是迫于蛮族从北方步步逼近，寄希望马略能打败蛮族的入侵。实际上，北方未开化民族从现在的丹麦、德国一带南下的8年间，已经和派去试图阻止他们的罗马军发生了5次冲突，5次都是罗马军吃败仗。开始时，罗马按加强行省防卫的层级派遣军队，但由于连吃败仗，且高卢人也与蛮族合流声势浩大，让罗马人越发感到危机来临，于是公元前105年派出了正规军团。假如再被打败，南法行省（今法国南部）被蛮族侵占，那就连被阿尔卑斯山这个天然屏障护卫着的意大利也危险了。
这些败仗，不过是当时罗马军队质量低下、元老院阶级的军事指挥人才告罄的实例而已。不难想象，此时正是马略展示“新人”实力的绝佳机会。而更幸运的是，众神似乎也格外眷顾马略，为了让他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又给了他充足的准备时间——南下的蛮族不知什么原因停止了南下，向西杀奔西班牙。
盖乌斯·马略于公元前107年实行了将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的军制改革。由于当时他必须马上承担起朱古达战争的指挥责任，军制的其他方面改革都没有来得及进行。公元前104年是相对平稳的一年，使他可以操作这些改革。这一年还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与公元前107年一样，马略也是该年度的执政官。
马略改革前的军制与改革后的军制的对比如下图所示。图中的“执政官军团”指罗马军队中由执政官指挥的一个战略作战单位，或者说是执政官直接担任总司令的军团的规模。
马略的改革有这么几项：第一，总司令指挥的军团数目可以伸缩自如了。由下图可以看出，以前“执政官军团”的规模约为2万人，包含两个普通军团，但这是执政官能够掌握的最大兵力；改革后的军团人数降为6000人加骑兵队，但执政官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若干个军团，增强了执政官掌握军队数量的能力。以前的军制是建立在以防卫为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的，随着罗马的霸权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新军制变得更加富有攻击性。
第二，旧军制下，公民从军后从事什么兵种，是按其资产等级划分的。由于不再按资产等级征兵，而是改为不问资产的志愿兵制，原方法不再适用，故而将其废除。
第三，旧军制下，罗马公民兵与罗马联盟各同盟国的士兵分别编队，改革后的军制取消了分别编队的办法，改为士兵不问国籍，一律统一编队。
第四，以前军团中的将官和幕僚也要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这显然影响军团的指挥效率，因而在马略之前即逐步推进军队首长用人权改革，马略改革中将此加以明确，即将官和幕僚改由总司令任命。从提升军队战斗力和快速反应机制角度看，这项改革也是必然结果。
马略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军制对比示意图
马略改革前的军制
马略改革后的军制
第五，实行志愿兵制后取消了步兵各兵种之间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又取消了步兵配备武器的区别。只要是步兵，统一配备投枪、盾和剑。剑是当年大西庇阿选定的双刃短剑，这种短剑有利于近战的优势已为一个世纪的战争史所证明。
第六，废除了原来步兵中按资产等级划分的各兵种各自的队旗，取而代之的是全军团统一的以银质的鹰为标志的队旗。鹰成为罗马的象征就从这时开始。
第七，重装步兵团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骑兵团自然也要变。当时罗马军队中的骑兵已不是上流社会子弟的“士官学校”，就连拥有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可以承担军务、担当骑士、被称为“骑士阶级”的富裕阶层子弟，也仅限于不过问军务、没有政治野心的人才能当骑兵。骑兵中没有特别的志愿者。马略改革后的骑兵团，则是由骑术精湛的来自努米底亚、西班牙、高卢和希腊士兵组成的集群。
第八，总司令卫队组成人员的选拔，由过去只从罗马联盟各同盟国士兵中选拔改为从包括罗马士兵在内的全军团所有士兵中选拔，近卫队的职能也如其字面意义所示，承担起总司令身边的护卫任务。
以上这些，是马略改革后罗马军队形式上的变化。形式上体现不出的变化，我认为还有如下几点：
1.改为志愿兵制，吸收了失业者，意味着这些士兵可以长期使用。
2.军队中彻底消灭了根据资产划分的等级制度。
3.在军队中稀释了罗马公民与各同盟国家公民的区别。
4.可根据需要增减军团数量以及可任命手下带兵的将官，增大了最高司令官的权力。
5.以最高司令官为顶点的军官阶层与普通士兵的关系更为紧密。
然而，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只有正面作用的体制之类的东西，就是神仙也造不出来。何谓改革？在本来就是坏体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动，这不是改革。当初是好的体制，经过一段时间后负面因素逐渐显现出来，设法改正这些负面因素的举动，才能称为改革。马略改革后的军队体制在提升罗马军的机能和战斗力方面成效显著，但即使这样的改革也很快显现出负面的作用——即很多历史学家批评的“军队私人化”。可以说，正是马略的军制改革成为此后苏拉、庞培、恺撒这些独裁者登上历史舞台的土壤。
但在马略实施改革的时期，就连元老院中那些“铁杆”的“捍卫共和派”都没有反对之声。不仅如此，从公元前104年度开始，马略连续5年被选为执政官，体现了人民和政界对他的信任。大概包括马略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没有留意到这次改革的政治意义吧！也有研究者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即使马略没有进行这项改革，也会有别人出来从事这项改革。换句话说，与其认为马略的军事改革满足了他的个人野心，不如归结为是马略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公元前103年，新生的罗马军队在他们的“父亲”马略率领下，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南法行省。此时从北欧大举南下的日耳曼人，还没有把目标指向意大利，但是罗马对纳入其霸权下的同盟国和南法行省有防卫义务，而且，如果放任不管，罗马会担心已经被“罗马化”的南法行省“日耳曼化”，于是马略率军一直开到了罗讷河边。
这一年蛮族盘踞在高卢（现法国）中西部地区没有什么动向，军中暂时无战事。为了防止等待战机中的士兵会因无所事事而疲沓软弱，马略就让士兵们去修建运河工程。罗讷河水量充沛，在汉尼拔时代即已知渡河困难，马略让士兵们在河口附近开凿运河。这条运河后世被称为“马略运河”，它对马赛与法国内陆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马略率领的罗马军在等待战机时也不忘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从此以后，确定了驻扎各地的罗马军队无战事时从事土木工程的惯例。
临近年末，马略判断今年怎么也不会有战事了，他临时回了趟罗马，公民大会又把他选为下一年度即公元前102年的执政官，这是54岁的马略第四次被选为执政官。
就在此时，蛮族又开始了移动，得到消息后的马略急速从罗马出发，沿第勒尼安海北上，经过热那亚到达罗讷河畔的军营。这个时期已经完成了从首都罗马连接同盟国马赛、南法行省，直至西班牙行省的公路网。到达前线后，在严阵以待中进入了公元前102年。
再次开始移动的日耳曼人，仅能够充当作战人员的男子数目，即已达到30万人，再加上女人、儿童、家畜、装行李的马车，堪称浩浩荡荡的民族大迁徙。由于整个欧洲也只有意大利生活最为富足，因此庞大的人群开始了以意大利为目的地的移动。
如此庞大的人群，难以全体统一行动，于是日耳曼人把各个部落分开，打算从三个方向侵入意大利——条顿部落沿南法行省的海岸从西边入侵；辛布里部落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从北边入侵；迪克利尼部落则向东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后，从东面入侵。
罗马方面迎敌阵容是：马略负责抵挡西面；与马略同为执政官的卡图鲁斯负责对付从北面入侵的辛布里部落；东边的入侵之敌由于要从绕过潘诺尼亚的道路过来，尚需时日，暂且先迎击西、北入侵之敌。
这年夏天，首先现身在严阵以待的罗马人面前的，是从西边来的条顿部落。马略率领不足3万人马守候在罗讷河东岸的营地上，条顿部落仅男人就超过了10万人。敌众我寡，马略没有急于冲出营地与敌交锋，而是采取了暂且让过敌人的战术。日耳曼人见罗马人缩在坚固的营地里没有出战，极为蔑视，连罗马人的营地也没有攻击一下就从营地前扬长而去。
蛮族长长的队列缓缓地移动着，他们还和守卫在营地门前的罗马士兵们开起了玩笑，说我们打到罗马后见到你们的家属，会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小子都挺好。看到己方士兵都很焦躁，马略就劝告士兵们少安毋躁，“展示我们新生罗马军实力的机会很快就会来临”。
蛮族长龙般队伍的队尾即将消失在平原尽头的时候，马略下达了全军出战的命令。一般来说，不知战争为何物的人群在行进时，后队必然薄弱，马略以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己方军队在敌人背后发起了猛攻。
以“埃奎亚·塞克斯提亚之战”而闻名的，在马赛以北20公里的地方进行的这场战斗，罗马军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超过10万的日耳曼人，或死或被俘，悉数全歼。经此一役，同盟国马赛和南法行省被从日耳曼人的威胁中解放了出来。
但是，马略的同事执政官卡图鲁斯为总指挥、苏拉为幕僚之一的北部战线的战况却大不相同。卡图鲁斯与马略不同，他采取了面对面的攻坚战，面对辛布里部落南下的10万多人，以己方2万人正面激战，肯定是非常吃力的。可笑的是他们不是被打败的，2万罗马士兵被身高体壮的10万日耳曼人吓住了，不战而败走。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卡图鲁斯做出了符合总司令身份的举动。
卡图鲁斯率领卫队全速驱动战马，出现在败走士兵的面前，他的左侧是高举银鹰战旗的骑士，如此一来，稳住了队形，士兵们被恐惧驱赶导致的溃败变成了战术撤退。卡图鲁斯命令将官们整好队形，罗马军一丝不乱，得以安全撤退到波河南岸。意大利北部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那一年那里到处都是日耳曼人。似乎也不必再担心他们南下了。
但是，蛮族的三分之一毕竟已经进入意大利境内。为参加庆祝南法大捷凯旋式回到罗马的马略，在分析敌情后认为，必须趁日耳曼人尚沉浸在可以吃饱喝足的梦境中的时候采取迎击的态势。他决定推迟举办凯旋式，再次率自己的士兵北上。而罗马的公民大会又把他选为公元前101年度的执政官。马略的军队在波河南岸与卡图鲁斯的队伍会合，待第二年春与日耳曼人决战。即使现任执政官与前执政官两军合一，罗马军的人数也就5万，而日耳曼人则超过10万。
公元前101年春天，不待蛮族开始南下，马略和卡图鲁斯的军队即越过波河，在靠近河北岸的维尔切利等待敌人接近。维尔切利地处图里诺和米拉诺之间，是一块宽阔的平原，117年前，汉尼拔军和罗马军的骑兵战即发生在这里。说不清为什么，尽管时代变了，战争却仍在同一场所进行。
得知罗马军已到，辛布里部落的首领派来使节，要求与罗马军约定决战的时间和地点，这是他们的习惯。马略对使节说：
“罗马人在战场上从没有听取敌人要求的习惯。话虽如此说，我还是给你们辛布里部落开个特例，决战的地点就在维尔切利，决战时间定在三天后。”
马略属下的士兵有32000人，卡图鲁斯属下有20300人，两军合起来52300人，战斗却以罗马军完胜而告终。马略改革后的罗马军队，不管是中队还是小队，在战场上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按照指挥官的意图进退有序，指哪儿打哪儿，漂亮精彩。罗马军的胜利，是自己的战斗力得到更有效率发挥的结果。而日耳曼人尽管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由于战斗没有章法，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战斗是惨烈的，包括不愿投降自杀身亡的妇女在内，共12万日耳曼人死亡，6万人被俘。得知日耳曼人在南法行省和意大利北部地区接连战败，迪克利尼部落放弃了从东面入侵的打算，逃回北欧。马略和卡图鲁斯回师罗马，在首都罗马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凯旋式，马略和卡图鲁斯二人都享受到了最高待遇，乘着四匹白马拉的战车接受人们的迎接与欢呼。
意大利也从蛮族入侵的恐慌中解放出来。
一般来说，一个56岁的男人，身体状况如何姑且不论，大脑思维应该还不到衰退的时候，然而马略却以56岁为转折点，开始走下坡路。因久经历练而运筹帷幄，马略主导设计了罗马的军制改革方案并使之得以实现，从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把下层人民从兵役义务中解放出来，让失业的人民有了新的职业。由于他的改革，罗马军的机能得以恢复，战斗力大为提升。新生的罗马军两次大胜日耳曼人，就是马略改革成功的实证。
成功击败日耳曼人后，马略的声望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公民大会又把他选为公元前100年度的执政官，这是马略第六次获选这一职务，其中从公元前104年度开始不间断地五次连任。一个在罗马之外的小地方出生的“新人”，创造了建国以来名门望族们也无人能及的辉煌，获得了极高的名誉和地位。然而从公元前100年开始，马略身边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一年前极高的支持率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德国历史学家蒙森对马略有过一个评价，直译为：“政治教养的欠缺对马略是致命的。”
马略战胜日耳曼人的纪念银币
接下来，蒙森对马略的评价还是很有趣的，如果理解了他所谓的“政治教养”是什么，就会觉得更加有趣。蒙森说：
“马略不具备蔑视常识的必要力量，但他偏要做出不正确和违反常识的举动，令人感到恐怖。”
盖乌斯·马略具备超强的组织能力和战术素养，足以令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将军。尽管他有些粗野，但为人正直而朴实，打了胜仗后，战利品都分给部下的士兵，他自己几乎什么都不要。对其他国家国王试图收买他的试探性举动，他从来不为之所动。他军规严格但执法公正，注重和士兵的交流，临敌时具有不可撼动的英勇气概，把握战机的能力也非常出色。
不懂希腊语而成长起来的马略，其自身可说没有什么缺陷。但是，未学希腊语意味着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尽管这并未影响他成为举世罕有的军事指挥人才，他自己却陷入一种不必要的自卑感而难以自拔，他靠极强的自尊和自负来防止自己坠入被自卑感困扰的“地狱”。不过，过度的自卑感尚不至于影响他对外界状况的判断。
马略得胜凯旋，但他随即发现，他所主导的军制改革虽然成功，却派生出另一个重大问题等待他解决。
由于实行了志愿兵制，罗马军队的士兵成为职业军人，这些士兵跟着马略在非洲、南法行省和意大利北部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连续取得胜利。但是，正由于战争打胜了，就回复到了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需要那么多军人，作为职业军人的士兵们就失去了职业。
在共和罗马时代，没有常备军的制度。把服兵役当做公民义务是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思维，因此，当国家需要时，就迅速组建新的军队，不需要时就解散军队。跟随马略战斗了7年的士兵们，在凯旋之后就面临被解散的命运。
在过去的征兵制时代，军队解散后士兵们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就业，而改为志愿兵制后，军队解散就等同于士兵失业。罗马政府给这些原来的士兵们发放退职金，并帮助他们联系新的职业，在未找到工作之前，国家再发给他们失业补贴。
尽管战争结束，马略还是被选为公元前100年的执政官，除了感谢他击退日耳曼人的功劳之外，也含有依赖马略解决退役士兵去向问题的期望在内。因为士兵们本身也是有选举权的公民。
马略对解决这一问题有着比其他人更为强烈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作为一个久经艰苦磨炼才登上政治舞台的“新人”，马略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这与他手下的这批士兵们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密不可分。由于出身寒微，马略无缘成为与生俱来的“掌门人”，祖上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一个能在政治上帮扶他的“后援者”，这7年追随他的士兵们成为他在政界最大的“后援者”，让他们退伍后能够安居乐业，是自己作为“掌门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既然是志愿兵制，那么国家与志愿兵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但在共和政体时代，还没有对志愿兵退役后的出路作出任何书面的保证。因此，马略认为责无旁贷的事，并没有法律上的规定，只是一种人情上的责任。
其实不仅限于马略，一直以来，所谓的“后援者关系”对罗马人的人际关系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这本身就说明，义理人情在罗马人的内心世界里占有一定的位置。
那么，罗马人创造出来的“法”的概念，难道与所谓“义理人情”没有矛盾吗？我认为，想透了就会发现其实并不矛盾。法律执行得越严格，就越容易与人性发生摩擦，为了防止这种摩擦而能够起到润滑剂作用的，我认为就是所谓的“义理人情”。确立了“法”的概念的罗马人，是能够理解润滑剂的重要作用的。
马略、苏拉，还有庞培和恺撒，都是能够理解“义理人情”的男子汉。近现代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这四位领袖和士兵的关系，简单定义为“军队私人化”，因为这些人是不理解或不太理解“义理人情”重要性的欧美学者。
马略的想法是，在罗马人的社会里对这些士兵进行妥善的照顾安置。但正如普鲁塔克所说，马略“是战时的领袖而不是和平时期的领袖”。他只是感觉到有责任和义务安排这些士兵，但不懂得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想法政策化。此时的他开始犯糊涂，竟然把自己的大脑交给护民官萨图纽斯执掌了。
护民官路奇乌斯·阿普利乌斯·萨图纽斯是格拉古兄弟的崇拜者。很多事例表明，崇拜者往往比被他崇拜的人物更为偏激。路奇乌斯就是这样一个偏激的人，而且他还利用了广大人民对马略的广泛支持。
路奇乌斯首先成功地修改了关于以补贴型价格向穷人配给小麦的法律。从盖乌斯·格拉古时期以来，小麦的配给价格一直就是1摩第小麦6.3阿斯。路奇乌斯将其降至1摩第小麦仅需0.83阿斯，基本上等于白送。对马略来说，这等于给他的老部下们发放“失业补贴”，所以马略也积极赞同这一法案。
其次，路奇乌斯又提出了在意大利半岛之外再建设殖民城市的法案。他选定的殖民城市建设用地，除当初盖乌斯·格拉古选定但没有建成的迦太基城遗址之外，又增加了北非地区。在他的方案里，到新殖民城市定居的新移民中，排第一位的就是马略的那些老兵们。这些退役士兵们每人可以领到100尤格（约合25公顷）土地。假如该项法案能获得通过，马略的那些老兵的“养老金”也得到保证了。
但是，得悉这些的元老院表明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反对的理由是国家财源不足，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在这方面，路奇乌斯·萨图纽斯远不如盖乌斯·格拉古，他连如何确保殖民城市建设资金来源的对策都筹划不出来。
然而，路奇乌斯自恃有马略和支持马略的公民做后盾，把来自元老院的抗议当成了耳旁风。不仅如此，他还把原属马略手下的那些退役兵召集到罗马，在这些人占据优势的公民大会上通过了一项与元老院对着干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今后公民大会通过的法案，元老院必须全部认可，并在法案通过5天之内宣誓遵守该法律，拒绝宣誓者，视同放弃元老院议席。
元老院采取强硬态度是可以预料到的。这就形成了元老院与护民官的公然对立。罗马共和政体的三根支柱，分别是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当护民官与元老院形成对立时，充当仲裁职能的只有执政官。当年的执政官是马略，而马略对这种调解谈判极不擅长。
马略自身也是元老院议员，不等他开始仲裁，路奇乌斯在元老院议员中第一个找到他，要求他率先宣誓遵守该法律，这一招让马略无计可施，其他议员也极不情愿地跟在马略后面进行宣誓。到最后拒绝宣誓的，是朱古达战争中曾担任马略上司的梅特鲁斯。身为贵族的这个男人，不仅离开了元老院，还自我流放，离开了罗马。从此以后，本来因马略是位优秀的武将而敬重他的元老院议员们，与马略疏远了。
护民官路奇乌斯·萨图纽斯沉醉于使元老院屈服于自己的胜利之中。由于已经拥有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支持者队伍，他打算连选连任护民官。但是他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路奇乌斯居然派人暗杀了这名竞选者。元老院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
元老院以“对难以容忍的无政府状态作出处置措施”为由，通过了“元老院最终劝告”，也就是宣布国家处于“紧急事态”。这项决议通过后，不惜诉诸武力也要致力于恢复秩序的执行责任，就落到政府最高首长执政官的肩上。护民官路奇乌斯认为马略不应该执行元老院的决定，为了阻止马略，他召集支持者们声势浩大地聚拢在卡匹托尔山上，这一下可把马略逼入绝境。
“元老院最终劝告”，就是“紧急事态宣言”，假如马略承担起执行者的角色，就必须忠实地履行职责，但这无异于给自己挖掘了政治坟墓。这样说是因为，“元老院最终劝告”与法律之间的矛盾，马略自己并没有搞明白，无法利用这之间的矛盾解决问题；而站在对立的双方之间进行调停的政治能力，马略也不具备。
茫然失措良久，马略选择了履行执政官职责，站到了镇压“暴徒”军队的前头。镇压并不费事，路奇乌斯和他的同党们投降了。马略既没有杀他们，也没有把他们投入监狱，只是把他们关在了罗马广场附近的一所房子内。但是憎恨路奇乌斯的那派人马，把那所房子的屋顶砸开，向关在里面的人投掷石块和瓦片，把他们活活砸死。这期间马略也没有采取行动阻止这起不法的杀人行为。
此次事件之后，平民们对曾视之为自己的代表并充满信任的马略失望了。马略特地将自己的家搬到市中心，以方便接受人民来访，听取他们的意见与要求。但是来拜访他的人锐减。回想一年前，马略还是个人民爱戴的英雄，只要他一走出家门，就会得到人们的欢呼与敬仰。马略对下一年度即公元前99年的执政官选举，也彻底绝望了。
就像要嘲笑马略似的，元老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把自我流放的梅特鲁斯请回罗马。与梅特鲁斯不合的马略，以战胜日耳曼人之后须向众神还愿为由，离开罗马去了希腊。谁也不相信他这个理由。
就在同一年，马略妻子尤利娅的娘家，降生了一个男孩。曾严厉批评马略“欠缺政治教养”的历史学家蒙森，却极为赞赏这个男孩，称赞他为“罗马诞生的唯一天才”。这个刚出生的男孩，叫做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
又是8年过去了，对罗马来说，这是表面上和实际上都算平稳的8年。
外敌没有来威胁罗马，各行省也能确保稳定。蛮族在马略的坚决打击下吃了苦头，没有移动的迹象。马略依然隐居。护民官的势力自路奇乌斯被害以来，持续处于无声无息的状态。连那个才能出众的苏拉，这一时期也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事情。罗马过了平稳的8年。
但在平静的水面下，暗潮涌动。
靠奖励自耕农来巩固社会基础的政策，因农地改革一时受挫而不断拖延。对失去农地、流入城市的无产阶级问题，没有任何根本性的解决对策。护民官路奇乌斯虽然被杀，但他力推并已通过的向贫民以象征性价格配给小麦的法律没有被废除。这也是由于元老院除了严防死守自己的既得权力与利益之外，对任何事情都比较懒怠，面对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失业问题，他们能够想到的也只是靠福利政策来缓解。
另外，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积极对策即新建殖民城市计划，在把马略的退役兵当做稳定对象优先安置的北非殖民城市建成后，也不再有新的动向。在当时唯一能够迅速吸收失业人口的途径就是军队，但这个时期没有战争，军队也不可能扩充。总之，这个时期罗马人享受到的和平，是把一切社会矛盾都搁置起来的和平。不过，罗马还是有明白人对现实有清醒透彻的认识。
和平进入第九年，即公元前91年，这一年当选的护民官中有一位叫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时年39岁，此公就是30年前破坏盖乌斯·格拉古改革的那位叫李维乌斯·德鲁苏斯的护民官的儿子。他父亲当年接受元老院的旨意，提出很多比盖乌斯·格拉古更为讨好民众、意在“搅局”的法案，最终成功地使盖乌斯·格拉古在政治上垮台。德鲁苏斯家与元老院过从甚密，属于家境富裕的权贵阶层，但这个儿子走了一条与其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护民官马尔库斯再度提出了以前盖乌斯·格拉古提出但未获通过的给予罗马联盟各同盟城市国家公民罗马公民权的法案。盖乌斯·格拉古的法案是先对拥有拉丁公民权（即无投票权的公民权）的人，给予罗马公民权（有投票权的完全公民权），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拉丁公民以外的其他人，给予拉丁公民权，也就是说这是个分步实施的方案。而马尔库斯的方案则是一步到位，给所有意大利人民罗马公民权。
新护民官尽管年轻但教养深厚，是个与元老院中最出色的人相比毫不逊色的人物。他虽不是元老院议员，但以将来就任元老院即国家的领导者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个时候也只有他能够看透罗马平静下潜伏的危机。
实际上，各同盟城市国家人民的罗马公民权问题，自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盖乌斯·格拉古以来，已经日益成为罗马国政改革的关键。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农地改革也好，经济结构变化应对政策也好，军制改革也好，都不能彻底解决罗马的问题。
罗马人把加盟罗马联盟各同盟城市国家的人民，统称为“意大利人”，这些人与罗马公民的关系，已经和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完全不同。
首先，布匿战争结束后以保卫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为目的的防卫战几乎没有了，马略指挥的反击日耳曼人入侵的战争是这么多年来罕有的战例。以共同防卫为目的的罗马联盟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但由于罗马联盟还存续，这对同盟各国的人民来说，意味着参战义务仍旧存在。
其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发生的战争，同盟国家出于同盟者的义务而参加，但战争的结果只是罗马霸权的扩大，这些国家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而且，随着罗马霸权扩大带来的一个变化是，原来罗马公民需要认购的“战时国债”完全废止。继而实施的是由马略主导的军制改革带来的志愿兵制，罗马公民连服兵役的义务都没有了，被称为“血税”的直接税也不用缴了。而各同盟城市国家的公民却照旧要承担服兵役的义务，也就是说，他们仍然要持续地缴纳“血税”。
还有，马略改革后的军队中，罗马公民的志愿兵和同盟国公民的义务兵完全变成同等待遇了。两种性质的士兵同在一个中队战斗，同在一个小队侦察。而在布匿战争时期，只有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才是主力部队，“主力”就意味着牺牲的概率更大。
这样的话，在罗马联盟百年后的今天，如果站在同盟国家士兵的角度看，牺牲的义务对大家是均等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不均等的，对自己来说兵役是义务，而对于罗马公民就是职业。根据不干涉同盟国内政的原则，罗马实行的义务兵制只限于罗马公民。就算同盟各国学习罗马也实行了志愿兵制，但与罗马霸权扩大相随的市场扩大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是罗马公民得到的更多。
以上这些只是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实例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别。
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灭亡时，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俘虏有5万人之多，他们都会被当做奴隶卖掉，我们假设其中有一个面目清秀、聪明伶俐的少年应该是成立的。
这个少年是幸运的，他被某位元老院议员买去做家奴。在这个人家里，该少年除了干活之外，他可以和主人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在古罗马以及更早一些的古希腊，人们愿意对外国的小孩子给予一定程度的教育。
这个少年很快成长为年轻人，此时他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拉丁语和希腊语，主人让这个年轻的奴隶承担与希腊人通商的工作。由于法律不允许元老院议员经商，现实状况是很多议员以家中的奴隶或“解放奴隶”的名义经商。
由于身为元老院议员的主人有了不便公开的经商收入，于是这个迦太基出生的奴隶对其主人来说便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主人给他自由身，他就应该效忠、报答主人。鉴于法律不允许无偿解放奴隶，于是主人就会给这些奴隶一些报酬。这位迦太基奴隶就可以将自己的工资储蓄起来，当凑够一定数额时用来支付购买自由的费用。不管怎么说，他都会成为“解放奴隶”，获得自由身。他的姓名也成为“罗马式”的，由三部分组成——原主人的个人名、原主人的家门名、他在迦太基时的家族名（姓氏）。姓氏能够体现出身，这是他们与传统罗马人的区别。在当时的罗马，使用希腊、东方、西班牙姓氏的居民相当多。
只要成为“解放奴隶”，就离罗马公民不远了。根据格拉古兄弟的父亲当政时通过的一项法律，只要是拥有3万阿斯财产、5岁以上儿子的解放奴隶，均被允许获得罗马公民权。这项法律比迦太基灭亡还要早20年。
这样算来，这个当初10岁的小男孩，此时已经65岁了，他已经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假设应该是成立的。和他相比，当初跟着罗马军参加迦太基城攻坚战的同盟国家士兵们的儿子，却还是同盟国家公民身份，得不到罗马公民权。这个假设的例子足以说明，同盟国家公民长期忍受着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不利处境。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不公平的”，意大利人当然会这么想。盖乌斯·格拉古当初提议逐步开放罗马公民权时，他们对这件事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清楚，其后30年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拥有罗马公民权成为更为有利的事情，他们对这件事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然而，罗马联盟的盟主说到底还是罗马，意大利人所要求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平等待遇问题，只要涉及罗马公民权，罗马不同意是做不到的。但每当这个问题在罗马成为提案时，就会导致提案者护民官被杀而引发社会动荡。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一涉及开放罗马公民权，就会遭到来自罗马的无产阶级等既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
但是在意大利人心中，由公民权问题引发的不满就像烧到99摄氏度的热水，再有1摄氏度就沸腾，已经有人要动员1万名意大利人到罗马进行游行示威，后由于自己的动摇而停留在口头上。护民官德鲁苏斯与各同盟城市国家权势者有经常性接触，他对这些情况很了解。出于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他决定提出给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的法案。
然而，法案一出，讨论此项法案的公民大会即陷入混乱，护民官德鲁苏斯关于法案说明的演讲屡次被怒吼声打断。公元前91年的执政官菲利普斯针对德鲁苏斯的法案提出了反对的动议。在进入表决之前，护民官可以行使否决权，以使法案不必诉诸表决。德鲁苏斯是个知识分子，不是那种胆大蛮干之人，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他选择了行使否决权。行使否决权后，他离开会场回家，在护送他的支持者中混进了一个反对派的人，当时谁也没注意到。
正向自己的住宅行走的德鲁苏斯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倒在地上，在他的身边，扔着一把鞋匠用的短刀。德鲁苏斯咽气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时候罗马能够多一些像我这样的人……”
按说出身社会底层的人应该欢迎社会变革，然而不幸的是，身处贫穷阶层而顽固守旧的所谓“贫穷白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
德鲁苏斯的死，恰如最后一把火，给意大利人已经烧到99摄氏度的不满情绪加了最后1摄氏度，不满情绪沸腾了。本来寄希望能以平稳的方式解决罗马公民权问题的“同盟者”们绝望了，各部落开始秘密串联。在罗马这边，由于消灭了德鲁苏斯，公民权问题尚在萌芽状态即被扼杀，罗马人感到安心了。就连统治者元老院也懈怠了，他们对意大利人的动向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没有等到公元前90年，以“同盟战争”而在史上留名的战争爆发了。恰如平原各处同时点燃火舌，意大利半岛中部和南部各部落统一行动，同时起义。起义者均为加盟罗马联盟的城市国家，他们在当了罗马250年的同盟者之后，举起了反抗盟主的大旗。
从北向南，意大利半岛临亚得里亚海那一侧居住着皮琴特部落、维斯蒂诺部落、马尔基诺部落，由此往内陆去，居住着派力诺部落、马尔西部落，再往南的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居住着普林塔诺部落，此外还有山区的萨姆尼乌姆部落、意大利南部的比尔皮诺部落，最早起义的是这8个部落。
卢比孔河以南的罗马联盟全境中，靠近最北部的伊特鲁里亚部落和温布罗部落还未决定站在哪一边，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地区和卡拉布里亚地区则是在战争进入第二年后才卷入战争的。
“同盟战争”时的意大利东南部
在罗马作为战略要地修建的殖民城市中，如迁入殖民城市的是罗马公民，当然站在罗马一方。而迁入者是“拉丁公民权”拥有者的殖民城市，即通称为“拉丁殖民城市”中，除唯一的例外维努吉亚，其余的殖民城市都站在罗马一边。这些“拉丁殖民城市”居民和其他拉丁部落一样，已经拥有“无投票权的罗马公民权”，他们没有理由成为那些因得不到罗马公民权才起义的部落的同盟者。
除上述这些部落外，留在罗马阵营的同盟者，还有在罗马领土南面广阔的坎帕尼亚地区的希腊裔居民。这里的人虽不具有罗马公民权，但是，坎帕尼亚地区有富饶的耕地，而且希腊人长于工商业，加之那不勒斯、庞贝、帕埃斯图姆这些富裕的城市也都聚集在那一带。在这里生活的人，在很多方面都与罗马不相上下，而且，城市国家的自治也能够得到保证。他们没有必要非要得到罗马公民权。
简言之，公元前91年末爆发的“同盟战争”，参加起义的基本上都是罗马联盟中较为贫穷地区的居民。然而，对于罗马来说，这已是晴天霹雳。
在130年之前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联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致汉尼拔曾发出悲壮的誓愿——“让罗马联盟解体。”这一誓愿在当时并没有实现，但130年之后，他的这个誓愿终于实现了。130年前，罗马在特雷比亚之战、特拉西梅诺之战、坎尼之战等与汉尼拔的战争中屡遭败绩的情况下也没有抛弃罗马联盟的那些同盟者，而130年之后那些同盟者们却抛弃了罗马。此举对罗马不仅具有政治上的打击意义，就是在军事上，罗马在“同盟战争”中只能算是打了个勉勉强强的平手。
东北、东方、东南三个方面同时开始起义行动，北边的伊特鲁里亚部落和温布罗部落也没有理由一定站在罗马一边。不仅如此，还有他们开始集结兵力的情报传来。在西南和南面，起义军控制了第勒尼安海。尽管距离尚远，但起义军不论从哪个方面起兵，利用罗马铺设的公路，十几天即可到达罗马城下。
联合举起反罗马旗帜的8个部落，决定组建为新的国家，国名就叫“意大利”，首都设在亚平宁山麓的科尔芬尼乌姆。国家政体也已经确立，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由500名有资历者组成元老院，每年选举2名执政官、12名法务官，承担军事、政治要务。法定语言是拉丁语，一般通用语言是萨姆尼乌姆语和其他方言。为纪念意大利建国，他们还铸造了纪念币，纪念币上的图案是8名战士将剑交叉在一起，誓约结盟。
罗马与同盟国之间的关系有点像结合多年的夫妻，而“同盟战争”就像是妻子一方要断绝关系。从双方感情破裂这一点看，很像老夫妻闹离婚；而从同盟各国要求罗马认可他们的公民权、否则就要行使武力这一点来看，又不像老夫妻闹离婚。
成为“意大利国”首都的科尔芬尼乌姆与罗马的距离只有120公里，而且早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就修建了连接两地的瓦勒利亚大道。
“同盟战争”在所有的意义上，都是罗马遭到不断打击的事件，从此前罗马军队中来自同盟各国的士兵数量来推测，此次估计有一半的士兵退出了罗马联盟军而变成了起义军。对罗马的打击不仅限于退出的士兵，在罗马执政官手下担任将官幕僚的士官中很多来自同盟国家，其中甚至有不少人已经拥有了罗马公民权，这次他们选择站在家乡一边，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共同反对罗马。就在昨天还是共同战斗、同睡一个营帐、同吃一锅饭菜的战友，现在却分成了敌方和我方进行厮杀。
意大利人从将官到士兵，对罗马人的战略战术都是熟知的。他们的起义表明，同盟各国与罗马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相互信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罗马陷入了要与过去的同盟者交战的窘境。
罗马人被“同盟战争”惊醒了，他们马上就准确地理解了事件的严重性。可以预料到，四处同时燃起的烽火，无一不指向首都罗马。由于罗马与起义各处都有公路连接，向罗马进攻是很容易的。好在作为战略要地在公路边建设了一些殖民城市，在防止敌人沿公路攻向首都、包围罗马方面还能起到一定作用。这些殖民城市，除阿皮亚大道边的维努吉亚之外，全部都站在罗马一边。起义军要想进攻罗马，必然要先攻打殖民城市。
8个部族的8位战士将剑交叉在一起，誓约结盟
象征意大利的女神像
象征罗马的狼，被象征意大利的公牛压倒在地
公元前90年，罗马方面急急忙忙作了迎敌准备。
在坎帕尼亚地区画一条线，分为南部战区和北部战区。当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鲁迪利乌斯·鲁普斯负责北部战区，另一名执政官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为南部战区总指挥。这位路奇乌斯执政官有个10岁的侄子，就是被历史学家蒙森称赞为“罗马诞生的唯一天才”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在这两位执政官下面，南北战区各配备了5名军团长，军团长指挥的军团安排在预计会与起义军发生激战的地区。习惯上，罗马不采取总司令坐镇后方指挥的作战方式。两位执政官也亲率军团，承担机动任务，以在必要时迅速赶往有需要的地方投入战斗。把执政官直接指挥的军团称为“游击军团”可能更为贴切。被迫与曾是自己军队中的一半士兵和很多将官为敌，迫使罗马人不得不对自己的政治作为进行反思。
看一看军团长人选的配备，即可知道为了和自己以前的盟友作战，罗马人已经打出了自己所能打出的最好的牌。
执政官鲁普斯为总指挥的北部战区，战胜日耳曼人的常胜将军、即将年满67岁的马略再披战袍；日后曾主宰罗马政坛的庞培的父亲格涅乌斯·庞培乌斯·斯特拉本站到了最前线。执政官恺撒为总指挥的南部战区，48岁年富力强、风头正劲的苏拉勇为先锋；年仅24岁，日后与庞培、恺撒结为“前三头联盟”的克拉苏也被任命为军团长。
使罗马人目瞪口呆的是，意大利方面排出的阵营与罗马方面完全一样。他们北部战区总指挥是马尔西族出身的昆迪乌斯·侯裴迪乌斯·西罗，南部战区总指挥是萨姆尼乌姆族出身的盖乌斯·帕匹鲁斯·姆迪鲁斯。和罗马方面一样，在他们二人之下，各配备大约5名军团长。使罗马人惊愕的是，这些军团长的个人名字，都是罗马人常用的名字。如此亲密的关系而成为战场上的对手，使人情何以堪！“同盟战争”完全是罗马政治上的失策造成的。
各处展开的战斗相继投入的总兵力，双方都达到了5万人。由于对抗起义军的兵力不足，罗马只能邀请高卢和努米底亚派兵支援。
战争进入第二年的战况，前半年是意大利方面占优势，后半年则是罗马方面占优势。按古代历史学家所说，这是一场“连对手身上有多少汗毛孔都熟知”的战争。各地战场激战不断，罗马方面的北部战区总指挥、执政官普布利乌斯·鲁迪利乌斯·鲁普斯战死，南部战区也战死了两名军团长。意大利方面的牺牲也是巨大的。罗马军阵亡将士的遗体连运回罗马举行安葬仪式的余地都没有，只好就地埋葬。
在这场战争中，罗马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当属苏拉。他采用的果敢速攻战术很奏效，意大利方面居然没有一个能对抗这种战术的指挥官。马略的指挥风格则和以前大不相同，变得保守了，但只要马略一现身，意大利方面的将士联想到过去跟随马略与日耳曼人战斗的情景，就会退缩不前。因此，马略指挥的军团虽未取得什么决定性的胜利，但也没吃败仗。
很快进入公元前90年冬天，两军暂且进入休战季节。执政官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因另一位执政官鲁普斯战死，自己必须赶回罗马承担主持公民大会的义务。他这次回去可不仅仅是主持会议，他还向公民大会提出了一项法案。在这项被称为《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法案中，他提议，接受“同盟战争”之前各同盟国提出的要求，给所有同盟国家公民以罗马公民权。
但这项法案附加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各同盟国结束对罗马的战争。执政官恺撒提案的《尤里乌斯公民权法》在公民大会上顺利获得通过。历次关于开放罗马公民权的法案都会掀起风波，只有这次很平静，既没有怒吼，更没有暗杀。
以前罗马人在政治上出现失误时，往往采取军事上压服的做法，其结果是陷入泥潭不能自拔。这次他们终于选择了用政治上的调整来修复政治上失误的正确做法。当然也可看出，这次开战，“理”本就在意大利人一边。
《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效果马上即显现出来，一直未决定站在哪一边的伊特鲁里亚部落和温布罗部落，现在明确站在了罗马一边。在北部战区，原已定为首都的科尔芬尼乌姆被罗马军占领后，“意大利国”处于连首都都不知在哪里的尴尬处境。《尤里乌斯公民权法》正式成为法律后，意大利人失去了战争的口实，士气衰落也是必然的。在北部战区被打败的马尔西部落的族长西罗加入了南部地区主力萨姆尼乌姆部落继续顽强战斗，致使南部战区的战争在公元前89年还在继续进行。战争的名分虽然没有了，但战争中形成的相互仇视与憎恶仍然存在，如果点燃战火的指挥官存有这种仇视与憎恶，战争就会继续。尽管如此，除山区还有部分起义军继续抵抗外，“同盟战争”实质上在公元前89年已经结束。南部战区的英雄苏拉也在这一年末回到了罗马。原以为“同盟战争”会使罗马深陷泥潭的那些东方国家君主们，看到战争超出预期地快速结束，还感到有些失落。
为纪念“同盟战争”制造的银币。银币图案为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握手言欢
《尤里乌斯公民权法》是在长期的亲密关系刚刚破裂时出台的，这个法对结束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我认为该法的重要意义可与公元前367年的《李锡尼法》相匹敌，《李锡尼法》实现了贵族与平民在担任国家公职方面的差别，结束了两个阶级的长期抗争，《尤里乌斯公民权法》则对罗马的国家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持续了200年以上、堪称“钢铁联盟”、从汉尼拔开始很多国家都认可的罗马联盟终于解体了。不管是住在那不勒斯的希腊裔居民、住在托斯卡纳的埃托鲁尼亚人，还是住在可称为意大利半岛脊骨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山民，全部都成为了罗马公民。意大利人不存在了。意大利人的再次崛起，要再过1950年之后，作为现代国家的意大利在地球上诞生。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公元前90年罗马联盟的解体，不是以130年前汉尼拔希望的方式被动解体，而是采取了一种可称为“为发展而消亡”的方式主动解体。正是由于支撑城市国家罗马的罗马联盟的解体，使罗马得以超越了“城市国家”这种国家形态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以雅典为代表的所谓“城市国家”，其核心特征是国家以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为中心而运转。由此，市民自治是不言自明之理。不管是民主政体下的雅典，还是王政时代、共和时代的罗马，都把对外宣战、停战这类象征国家主权的最高决策权赋予公民大会，政体尽管不同，但雅典、罗马都属于城市国家。
然而，这种“主权在民”的政体也会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越尊重公民的权利，就越有可能导致对外的封闭性。这样说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作为国家主人的市民会要求每一个成员具有的权利必须平等，而为了维护这种平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家封闭起来，排斥“外人”，防止“外人”来分享公民们已有的各种权利。
在实行“民主政体”的雅典，只要父母双亲有一个不是雅典人，孩子就得不到雅典公民权。就连像亚里士多德那样长期居住在雅典，在雅典创办了名为“吕凯昂”的学园，致力于提升雅典文化的伟大人物都未能得到雅典公民权。在日本也有反对外国人流入日本的“锁国论者”，同样不能把他们一概斥之为顽固、守旧，因为他们也是信奉国家全体成员一律平等的狭隘的“主权在民主义”者。
假如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全体成员都把绝对平等作为“金科玉律”，他们就不可能不排斥“外人”。尽管在罗马这个共同体内部，也会存在各种人与人的区别，如名门望族、平民贵族、骑士阶级，普通平民、无产者，得到自由的“解放奴隶”、奴隶，“掌门人”、“后援者”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区别，但想在接纳“外人”问题上形成什么决议，就会遭到各阶层的一致抵抗。这说明，共同体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区别”和共同体内部人与“外人”的差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如果过分关注内部人与“外人”的“差别”，就会忽略共同体内部各阶层间的“区别”，甚至放弃为防止“区别”演变为对立而应该作出的努力。罗马发生的社会问题，更主要的还是各阶层之间难以流动与融合而导致的阶级对立。
雅典人心目中的“同胞”，是具有共同的血统、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生的人。
罗马人心目中的“同胞”，只有一个标准——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至于是原来的奴隶也好，迦太基出生的也罢，完全没有关系。拉丁语说得好不好也没有关系。从取得“罗马公民权”的瞬间起，这个人就是“同胞”了。
罗马人对给予“外人”罗马公民权本来是很大方的。本书第一部所叙述的那个时代的罗马公民权，没有太多的好处，因此那时罗马联盟各同盟国的人民，对取得罗马公民权没有太强的欲望。其实任何国家在处于发展时期时，在接受“外人”方面都是很宽容的，可一旦成为霸权国之后，对“外人”还能持宽容态度的就很少了。
罗马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成为霸权国之后，罗马公民权的吸引力大为增强，罗马人在给予“外人”罗马公民权问题上就变得非常不宽容，从盖乌斯·格拉古首次提出开放罗马公民权的法案到《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生效为法律，经历了30多年的蹉跎岁月。
尽管如此，罗马人在经历曲折反复后，总算是迈出了这具有第二个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对于参加“同盟战争”的各部落酋长，在他们降服于罗马后并未受到任何处罚，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罗马人并未简单地把这次起义视为反叛。
原加盟罗马联盟的各城市国家及部落的根据地，自此以后成为罗马国家内部的地方自治体，但居住在那里的人民在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独立性并未因此而消亡。后世有个研究者曾写下过这样的话：
罗马留给人类的一个启示是，在保持各地方独立性的同时，可以实现整体的统一，这是可以确立的普遍规律。
随着《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生效，罗马联盟得以实现了“为发展而消亡”。借用本书卷首语引用的汉尼拔的比喻，为了适应骨骼和肉体的生长，内脏器官也要随之生长，“同盟战争”促进了罗马内脏器官的生长，成为罗马从“城市国家”向“世界国家”蜕变的催化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士们的血没有白流。
罗马对意大利半岛之外其霸权所至的地区采取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一种是明确纳入自己统治范围的直接管辖的行省，另一种则是保留其独立国家地位的同盟国。同盟国又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紧密的同盟关系，就像努米底亚王国那样，与罗马保持着类似“掌门人”与“后援者”关系的同盟国。还有一些罗马统治下的自治城市国家，如雅典、斯巴达、马赛，虽不是“王国”，但也属于这种同盟关系，实质上是罗马的附属国。这些王国和城市国家不是罗马的行省，因此无须向罗马缴纳作为行省应该缴纳的税收，其义务是在罗马有战事时，根据其所长（如努米底亚的骑兵，马赛的战船等）派出军队参战。
第二类是和罗马保持普通同盟关系的国家，其中既有被罗马打败后结成同盟的国家，如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叙利亚，也有未和罗马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在罗马刚刚进入“迷失期”即公元前133年这个时点上，这类同盟国有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本都、卡帕多西亚，以及其东邻的亚美尼亚，还有继承亚历山大大帝一部分遗产的埃及王国。这些同盟国都是位居东方、且采取君主政体的国家。也许是受亚历山大大帝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王室继承的是希腊的血统，统治国家的方式却都是亚洲式的专制主义。
本都即是这种类型的国家之一。当时的国王是米特拉达梯六世，即位于公元前115年。他本应于7年前其父王去世时继承王位，但被其母将王位夺去。米特拉达梯只能在小亚细亚四处流浪，最终于17岁时成功夺回王位。米特拉达梯是个冷酷无情的男人，但又是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君主。现存的一枚纪念币上，雕刻着米特拉达梯的侧面头像，那头像似乎在模仿亚历山大大帝，一头纷乱的鬈发随风飘逸。由此可以看出，米特拉达梯是个潇洒的美男子。这个美男子看到罗马进入了“迷失期”，无暇东顾，决意利用这个间隙创建自己的帝国。
为掩人耳目，本都王国十分慎重地进行了战争的准备工作。本都王国的首都是锡诺普，起源于希腊人建在黑海沿岸的殖民城市。受此影响，这个国家财富的很大部分来源于贸易，更大的来源则是矿山收入。在专制国家，一切财富都属于王室，米特拉达梯储存了巨额的金银财宝，这些财富不仅储存在首都，他还在国内很多地区，特别是内陆地区修建了大量的城堡，这些城堡既可当做军事要塞，又可储藏财富，还能分散风险。在东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佣兵制，只要有钱，随时、随地可以招募士兵，组建军队。在作这些准备的同时，米特拉达梯在耐心等待时机。
刻有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侧面像的纪念币
公元前92年，米特拉达梯40岁的时候，机会来临。
那一年，本都王国的邻国比提尼亚王国的国王去世，王位继承者们开始了争斗，米特拉达梯暗地插手其内部纷争，把自己一派的继承者推上了王位。紧接着，他又在另一个邻国卡帕多西亚王国安排自己的一个儿子登上了王位。被驱逐的两个国家的王室成员跑到罗马去控告米特拉达梯。
强国也有为难的事。由于本都、比提尼亚、卡帕多西亚都不是罗马的行省而属于各自独立的国家，尽管不能置之不理，但也只能视情况相机处理。于是罗马派遣了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视察团进行仲裁。视察团所作的仲裁暂时是见效了，米特拉达梯收回了自己的做法，把两国的王位还给了两国各自正统的继承人。
然而，此后不足一年，罗马与其意大利半岛上的那些同盟城市国家之间爆发了“同盟战争”。米特拉达梯判断这场战争将使罗马深陷泥潭，再向国外派遣兵力已是没有余地。他想抓住这个机会，实现多年来创建自己帝国的愿望。
米特拉达梯悍然率军西征。号称30万人的本都铁骑蹂躏了比提尼亚，又侵入了西邻的原帕加马领土，而原帕加马领土早已变成了罗马的行省，米特拉达梯是在与罗马公然叫板。罗马急于结束“同盟战争”，与米特拉达梯的军事入侵也有一定关系。
“同盟战争”未能如米特拉达梯之愿，两年时间就结束了。“同盟战争”结束后，罗马该集中精力对付米特拉达梯了。但是，和15年前日耳曼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大举入侵那次相比，尽管敌人同为30万人，两次危机给罗马人的感觉却并不相同。如果说上次是举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话，这次给人的感觉是罗马人的步调并不一致。
“同盟战争”结束于公元前89年冬季。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的军事指挥能力在“同盟战争”中大放异彩，回到罗马后，他即被选为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并且如愿获得了东部战线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年届50岁的苏拉在开始自己的执政官生涯的同时，着手组建剿灭米特拉达梯的军队。他在位于坎帕尼亚的一个城市诺拉开始了志愿兵的招募。
然而，迎来67岁的老将盖乌斯·马略也有出征东方的雄心，他希望是由自己亲率大军征讨米特拉达梯，而且尤其不愿意让苏拉抢到这份功劳。不幸的是，两位声名远播的勇武将军之间的矛盾，因被当年的护民官利用而变得复杂化了。
公元前88年的护民官是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卢弗斯，他为了使自己拟推行的政策成为法律，需要在政治上得到马略及其庞大的“后援者”队伍的支持，为此他在自己能够施加影响力的平民大会上支持马略，二人形成了政治联盟。
罗马共和时期，全国共有35个选区，其中首都罗马有4个。选举制度规定，按公民拥有的资产数额划分选举人拥有的票数，并且以“百人队”为单位进行投票，每个选区票数汇总后形成该选区的选举结果，即每个选区算一票，35个选区选举结果汇总后形成最终选举结果。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很像现代美国总统选举的计票制度。在这个选举制度下，如何安排各选区的选民成为当时“元老院派”和“平民派”争斗的焦点。
如果把《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生效前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公民称为“老公民”，《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生效后取得罗马公民权的公民称为“新公民”，“老公民”与“新公民”的比率约为一比二。假如把“新公民”按居住地划分到就近的选区的话，除了首都罗马的4个选区“老公民”占据压倒性多数外，在其他各个选区“老公民”都成了少数派。也就是说，只要沿袭原来的选举制度，“新公民”将决定罗马的国政大事。
意识到这一点的“老公民”们决意在选区的选民安排上作一些限定，以捍卫他们自诩的“纯种罗马人”的权利。他们举出一个先例来大做文章，即以前罗马的“解放奴隶”在取得罗马公民权后，只能在全国35个选区中的4个选区投票。既然有这个先例，那么对“新公民”也可以作出类似安排。他们提议，在现有35个选区中指定8个选区，“新公民”只能在这8个选区中的任何一个投票；或者新设9个选区，“新公民”只能在这9个新选区中的任何一个投票。“老公民”们希望，把以上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作为法律予以通过。“老公民”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尽量压低“新公民”能够反映自己的诉求、进而决定国政大事的比重。
护民官苏尔皮基乌斯抢占先机，率先提出了名为《苏尔皮基乌斯法》的法案，提议“新公民”们居住的每个居住区，可选择在全国35个选区中的任何一个选区投票。他认为，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角度，既然都是罗马公民，不应再区分为“老”与“新”。他这样考虑绝对是正确的，但由于因公民权问题而刚刚发生过“同盟战争”，他的想法分步实施可能更为妥当。
尽管时机不妥，《苏尔皮基乌斯法》还是获得了通过，而且在平民大会上还通过了任命马略为东征军总司令的决议。
但是这两项法律没能顺利生效，因为法案通过地是在首都罗马，这里占压到多数的是“老公民”，“老公民”们不愿意，于是拥护和反对《苏尔皮基乌斯法》和“任命马略为东征军总司令”决议的两派民众发生了冲突，并发展为流血事件。出席会议的两位执政官也被卷进了冲突。苏拉躲到马略家才得以逃过一难。让苏拉觉得不能忍受的是，选举制度的改革竟会剥夺他已经执掌的兵权。
苏拉逃离罗马回到诺拉正在组建的军队中，他马上召集将士们集合，告诉他们：“你们的总司令的名誉受到了侮辱，现在我要杀回罗马，用武力来挽回自己名誉上的损失。”将士们大部分都是这两年跟着苏拉在“同盟战争”中浴血奋战的热血男儿，也就是被一些研究历史的学者所诟病的“私家军”，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为挽回“老板”的名誉不惜牺牲一切。军中有一位幕僚认为，正规军杀回首都是一件不妥的事情，他拒绝参加这次行动并离开了军队。除这一个人之外，3.5万名将士都表示听从苏拉的调遣。不仅如此，就连与苏拉同为当年执政官的卢弗斯也逃离罗马，投入到苏拉军中。
诺拉位于维苏威火山的北边，从那里到罗马，首先要穿过加普亚，从那里取道拉蒂纳大道，只需几天行程。但是身在罗马的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一派却毫不在意，他们一是觉得行军距离并不短，二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罗马的执政官会真的统率军队攻打自己国家的首都。
苏拉率军来到没有任何防御准备的首都，只需几个小时小规模的战斗，苏拉军即控制了首都的局面。马略逃往伊特鲁里亚，护民官苏尔皮基乌斯被抓获后处死。苏拉还下令，把苏尔皮基乌斯的头颅放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示众。就在首都居民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之间，苏拉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政变。公元前88年的发生的这次事件，成为罗马人用武力夺取罗马的第一个先例。
把罗马控制于自己手中的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在罗马广场召集公民开会，向公民们陈述自己不得不动用武力的事情原委。
说实话，苏拉的“陈述”一点也不恳切，他的言行往往还带有“瘆人”的效果，特别是此时，护民官苏尔皮基乌斯的人头就在旁边，更是让人不寒而栗。苏拉提出了他的法案，提议凡公民大会和平民大会通过的法案，未经元老院认可不得实施。这个法案在没有任何反对声中获得通过。本来在公元前287年生效的《霍滕修斯法》中明确规定，即使没有得到元老院的认可，公民大会和平民大会议决事项也可以成为国家的政策。《霍滕修斯法》已实行200年之久，现在被苏拉颠覆了。为追求“新公民”和“老公民”平等的《苏尔皮基乌斯法》也因此而成为“废案”。苏拉还胁迫公民大会通过了把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等所谓“平民派”领袖定为“国贼”的法案，凡协助他们者与之同罪。由于这项法律，暂且逃到伊特鲁里亚的马略又被追杀，马略被迫又逃到了非洲。马略的逃亡生涯充满了凄惨与屈辱。
苏拉倒也没有更过分的举动。被选为第二年即公元前87年度执政官的是屋大维和秦纳二人。以法学家知名的屋大维对乱立法规导致社会秩序大乱的现实感到不满，但对苏拉不构成什么威胁。而秦纳40来岁，血气方刚，使苏拉感到有一定危险。恰在此时，传来东方不稳的军情。
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判断，即使罗马已经解决了“同盟战争”问题，但仍然没有余力向东方用兵。他在占领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西海岸的原帕加马领土现为罗马的行省后，把很多住在当地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同盟战争”结束后已经全部为罗马人）及其家属与奴隶以“血祭”为名全部杀死。如果相信古人的说法，这次被杀的人数达8万之众。
米特拉达梯还打出了“把希腊民族从罗马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旗帜，自我标榜为希腊人民的“解放者”。米特拉达梯很聪明，他首先想办法让雅典倒向己方。当时的雅典，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虽不是很强大，但在精神、文化上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即便已沦为三等国家，雅典仍是希腊的象征。当时有位哲学家与米特拉达梯会谈后，醉心于米特拉达梯的主张，经这位哲学家一煽动，雅典公民们决定举起反罗马的旗帜。有雅典带头，希腊全境逐渐充满反罗马的气势。
在做出罗马史上第一次强行“进军罗马”的行动后，苏拉来不及完成对罗马政局的全面安排，就不得不率军出征了。他很清楚解决各类政治问题的先后顺序，他是个一旦作出决定就不会左右摇摆的男人。在出征之前，苏拉把即将开始任职的执政官秦纳约到卡匹托尔山，在最高神朱庇特的神庙中，让秦纳宣誓遵守由苏拉提案、公民大会通过并已生效的各项法律。
自己强行发动军事政变，却要求别人宣誓遵守法律，这的确不太公平。在苏拉看来，这也是为了恢复秩序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尽管苏拉会做出违背常理的举动，但他骨子里是个沉着冷静的男人，从本质上说他还是属于较为保守的一类人。
让米特拉达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一年的年末，苏拉已经率领5个军团加上骑兵共3.5万名罗马军，从布林迪西渡海到了希腊。
苏拉刚去希腊，秦纳即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本来秦纳未被人们视为属于马略和被杀的苏尔皮基乌斯一派，不知为什么他在苏拉走后忽然改变了政治立场，也许他一直是马略、苏尔皮基乌斯隐蔽的支持者。公元前87年，执政官秦纳召集公民大会，通过了为被苏拉定为“国贼”的马略及其一派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法案。继而又使《苏尔皮基乌斯法》重新生效，“新公民”可以在全国35个选区中选择任何一个选区投票。
对秦纳的这些做法，另一位执政官屋大维行使了否决权。罗马还发生了武力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败下阵来的秦纳从罗马逃走。得知罗马形势变化的马略，率领6000士兵回到罗马。
这回用武力把罗马收到囊中的是马略和秦纳一方，但这次武装政变把很多无辜的人牵扯进来。马略难以忘怀逃避追捕时饱尝的凄惨与屈辱，并将之转化为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这位70岁的老将军开始了他那疯狂的复仇之战。
现任执政官屋大维拒绝好心人让他赶快逃亡的劝告，死在了元老院的执政官座位上。秦纳逃离罗马后刚被选为执政官的梅鲁拉，被捕之后竟被切断血管，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公元前102年马略的执政官同事，第二年与他共同成功击退日耳曼人，二人均乘坐4匹马拉的战车凯旋的卡图鲁斯，被捕后被投入密封的牢房中因缺氧致死。公元前91年度的执政官、“同盟战争”第二年的总司令、《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创建人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尽管与马略的妻子还有亲戚关系，也未能幸免于难。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的弟弟、“同盟战争”时与马略同为军团长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也被杀害。
若干年后罗马“三头政治”中的“两头”——庞培与克拉苏的父亲也分别在这一年被杀害。刚刚19岁的庞培因不引人注目而得以脱险。27岁的克拉苏则逃至西班牙避难。苏拉的妻子逃到希腊。用来示众的被杀要人的头颅竟然多到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已经放不下的程度。
据说死于马略的残杀中的，有元老院议员50人，属于“骑士阶级”的人士1000人。马略的杀戮持续了5天5夜，由于要杀的人太多，他以恢复自由为诱饵，使用了一队奴隶来帮他完成这项“工作”。这队奴隶在完成杀人“工作”后，竟也被为满足怨恨发泄欲望的马略杀死。
看看死难者的名单即可知道，这些人并不全是苏拉的同党。按马略的逻辑，这些人的罪过在于，当苏拉提出将马略定为“国贼”的法案时，他们没有反对，等于是帮助苏拉通过了该项议案。马略疯狂复仇的结果是元老院中的很多优秀人才惨遭杀戮。而在马略疯狂杀人的时候，秦纳既没有帮助马略杀人，也没有出面阻止。
随着马略的仇恨发泄告一段落，罗马也大体平静下来。公民大会选举马略和秦纳为第二年即公元前86年的执政官，这是马略第7次担任执政官职务。当他的这次任期开始后的第13天，也就是公元前86年1月13日，这个卓越的武将与世长辞，终年70岁。
马略死后空出的执政官位置，由秦纳派的弗拉库斯补上，秦纳的独裁统治从这一年开始。
秦纳首先修改了《苏尔皮基乌斯法》，将“新公民”可在全国35个选区的任何一个选区投票改为在居住区域的选区投票。修改后的法案在公民大会上顺利通过。由此，过去罗马联盟加盟国的居民，即被称为“意大利人”的“新公民”，已经与“老公民”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尤里乌斯公民权法》也终于因此而修成正果。“新公民”们自然感激秦纳的恩惠，他们“报恩”的方法，就是支持执政官可以连选连任的体制不变，并持续投秦纳的赞成票，让秦纳可以连续担任执政官，维护秦纳事实上的独裁统治。
取代已死的马略成为“平民派”利益代表者的秦纳，没有忘记救济那些难以偿还债务的下层人民。他促成了一项法律，要求债主必须放弃原有贷款本金的四分之三。这些债主虽然可以照常收取利息，但本金只能收回四分之一。
这种做法显然是过于无视经济理论的表现。债务人因被豁免了四分之三的债务而欢天喜地，而放出贷款的金融业者所从属的“骑士阶级”则开始与秦纳离心离德。
秦纳还利用可以掌握“新公民”和下层公民选票的有利条件，顺利通过了解除苏拉担任的东征军总司令职务的决议。他不仅解除了苏拉的军职，还决定没收苏拉及其同一派系所有人员的财产，并将这些人驱除出境。
由于苏拉受到了解除职务、驱逐出境的处分，他所统率的军队也失去了罗马正规军的名分。按说此举无异于放纵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控制希腊的行为，是置罗马的安全于不顾的荒唐做法。秦纳也不是不清楚这个道理，但他更惧怕苏拉的军事实力。他更清楚的是，以苏拉超群的军事才能，仅仅流放是不足以消灭苏拉的。于是，秦纳派另一名执政官弗拉库斯统率罗马正规军远征米特拉达梯。弗拉库斯的正规军于该年年末从布林迪西出发，打算不经希腊直接登陆小亚细亚。苏拉因过于相信秦纳的誓言而深陷敌地，处境艰难，难免感到孤立。这种境遇换了别人恐怕很难坚持下来。但正因为他是苏拉，他的对手才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自公元前87年从意大利渡海到希腊的一年时间里，罗马发生的事情苏拉都很清楚。那时虽不像现代可以做到信息瞬间传递，但一定会被传递到理解其重要性的人手中。苏拉完全知道罗马的局势，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一样，苏拉也明白，雅典的动向对控制希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登陆希腊后他首先着手的就是对雅典的攻坚战。尽管他尽知罗马发生的一切，但这并未干扰他攻城的决心。他没有撤出阵地，攻城的力度丝毫未减，就像罗马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但是，苏拉不能指望援军，也不能指望来自后方的军需物资补给，他必须想办法自己解决这一切。
尤其是缺乏海军，成为苏拉心中之痛。雅典有一个距城市8公里的外港——比雷埃夫斯，如果不能控制比雷埃夫斯，雅典就难以攻下。而要想攻打比雷埃夫斯，使用海军更为有利。而且，米特拉达梯买通了西里西亚的海盗，将其当做自己的海军来使用，掌握了爱琴海的制海权。如果不能夺回爱琴海的制海权，对米特拉达梯的大本营小亚细亚的远征也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登陆希腊的第一年，苏拉即把其一个幕僚卢库鲁斯派出去筹办海军事宜。卢库鲁斯访问了罗得岛和塞浦路斯两个岛国及埃及，邀请他们派遣海军助战。
陆军方面，苏拉也只能充分利用自己手头仅有的兵力。被米特拉达梯赶出来的原罗马行省总督手下的士兵投奔到苏拉门下，但那个时候罗马不在行省派驻军队，总督手下的这些士兵们战斗力极差。本指望这些士兵能够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现在看来也指望不上。结果能够使用的兵力还是自己从意大利带出来的5个军团，即3万步兵加上5000名骑兵。
在战争经费的筹措方面，苏拉瞄上了希腊各地有名的神庙中的金银财宝。希腊的厄庇道鲁斯、奥林匹亚、德尔斐等地，都有闻名地中海世界、引来很多信徒朝拜的著名神庙。这些“神的居所”，自然会收到很多贡品，其中有不少是金币、银币，就连海盗也把神庙当做打劫的首选目标。苏拉想好就做，派兵去把这些金银财宝都给没收了。
然而，这些金银财宝都是贡品，贡品的所有者是“神”，希腊的“众神”是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希腊众神就是希腊文化。把“神”的东西据为己有，苏拉的行为难免招致非议。严谨的普鲁塔克就曾哀叹：“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大西庇阿）、弗拉米尼努斯和埃米利乌斯·保卢斯这样的罗马人已经消失了。”这三位都是罗马的将军，但又都迷恋希腊文化，他们在征伐希腊时，以绝对不破坏希腊的传统文化而闻名。
其实苏拉对希腊文化也有很深的理解，只不过他的做法与众不同。在没收神庙的贡品时，他并不是二话不说就强行抢夺，而是预先给神庙的神职人员送去一封信，信中说他只是借用这些金银财宝，请神职人员称一下重量登记入账，以后定当奉还。
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有趣的“花絮”。有个承担没收工作的部下是希腊人，他进入神庙后，听到从神庙深处放圣经的地方传出一些声响，就问神职人员这是什么声音，神职人员告诉他那是阿波罗神弹奏琉特琴（古代希腊的一种乐器）的声音。这个人慑于神的威力，不敢动用属于“神”的金银财宝，空着手就回来了。他把事情经过向苏拉作了汇报，苏拉听后，压制住怒气对他说：
“你这小子完全误解了神的意志，令我十分失望。神发出声音，不代表不赞成，而是对你取走那些金银财宝表示非常高兴，这才弹奏出悦耳的琴声。你放心取回来便是！”
苏拉的确反应敏捷，也真会嘲弄人。这件事过去不久，又流传如下的“花絮”：
苏拉要求雅典无条件投降，雅典方面派来了谈判具体细节的使臣，这个使臣在苏拉面前长篇大论地演说雅典历史悠久的文化。苏拉是这样回答的：
“贵使臣的确能言善辩，我劝你还是带着你的舌头回去吧！身为罗马公民，我不是派到雅典来学习文化的学生，由于雅典竖起了反罗马的旗帜，我是奉命前来镇压造反者的罗马将军。”
话虽强硬，可对于打开城门无条件向罗马投降的雅典人民，苏拉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说：“为了少数的优秀人才，我们要赦免大多数的人民；为了故去的卓越死者，我们要体恤仍然活着的人民。”尽管是“无条件投降”，但苏拉并没有按照对付投降者的惯例行事，没有把雅典人民当做俘虏，更没有把他们作为奴隶来处理。
而且，后世的我们能够拜读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也是苏拉之功。当发现了被尘土掩埋的这位哲学家的著作集后，是苏拉把它们带回罗马保存起来，才得以流传后世。可在另一件事上，他又表现得冷漠无情。为了制作攻城用的器具，苏拉下令把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凯昂”学园周围的森林全部砍倒。毁掉了这片有文化意义的森林，苏拉却没有丝毫的惋惜之情。
不管雅典在军事上如何软弱无力，攻陷一个城市一般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况且雅典还有比雷埃夫斯这样一个外港，攻城时必须分出一半的兵力对付比雷埃夫斯。派出去筹组海军的卢库鲁斯一直未回，请同盟国派遣海军助战这件事也没有结果。特别是埃及，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可就是不肯发兵。究其原因，还是自公元前133年以后近50年的时间里罗马持续处于“迷失”状态，连一些常年的友好国家都开始重新审视与罗马的军事同盟关系。在援军不到位的不利情况下，苏拉统率的军队还是完成了对雅典的征服，这与苏拉知己知彼、不失时机地向雅典果断施压密不可分。刚刚拿下雅典，紧急军情传来，号称12万人的本都国军队已经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希腊领土。
由于雅典已重回罗马阵营，时年52岁的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不再采用防守待敌的战术，而是挥师北上，在希腊中部地区迎击经过泰萨利亚南下的本都军。面对来势凶猛的本都军，苏拉必须留下5000人镇守雅典，只能率3万人与敌交锋。面对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采取主动出击战术往往比消极防御更为有效。
苏拉还有一重不利因素，他预定的战场是希腊中部的城市国家底比斯，但底比斯出乎意料地早早归顺了米特拉达梯一方，苏拉不得不在敌方的地盘上与4倍于己的敌军战斗。
底比斯西北方向15公里湖边的盖罗涅亚，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公元前86年春，苏拉与米特拉达梯两军在这里相遇。
本都军步兵10万、骑兵1万、战车90辆，在平原上排得满满的。就像要显示米特拉达梯的军威似的，排出的阵势是手持长枪的希腊式重装步兵和东方式装有巨镰的战车的混合体。军队总指挥是出身于卡帕多西亚的阿尔凯洛斯。与之相比，罗马军只有用短枪和短的双刃剑武装起来的2.5万名重装步兵和5000名骑兵，乍一看，让人感到罗马军胜负难卜。
但是，苏拉最擅长的就是在会战刚刚打响时亲率骑兵团冲入敌阵，掌握战斗的主动权。本都军的战车一边转动着巨大的镰刀一边行进，尽管看起来威力巨大，但就像扎马会战中汉尼拔的象群一样，转身不方便，灵活性差，只要对方能够灵巧地躲闪，战车就会疲于奔命而发挥不出应有的威力，而且还容易掉队。
本都军的重装步兵阵容严整，长枪的枪尖排成整齐的一条线，目中无人地向前行进。但这个阵容的缺陷是正面强大，两肋和后背依然薄弱，弥补这一缺陷应该是骑兵的职责，但本都的骑兵团只会依赖数量上的优势猛打猛冲。面对苏拉军以中队为战术单位的灵活战术，这些骑兵很容易落入圈套，远离己方的重装步兵，使其主力阵容出现漏洞。
马略实行军制改革后，罗马军按纵三、横十配备中队的传统阵型没有改变，这个阵型的长处是可以根据战况的进展随机应变，可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更有效率的发挥。
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军与罗马军之间展开的第一次真正交锋的结果是，本都军方面战死和被俘者达到10万以上，逃掉的不足1万人。而罗马军方面战后点名时缺少了14人，太阳落山后又有2人回到军营，战死者仅有12人。这个战绩，超越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汉尼拔曾经取得的战果，创造了新的纪录。
这次会战后，对于归顺本都方面的城市国家底比斯，苏拉给予了没收其二分之一领土的惩罚，他将这一半没收的领土，分给了厄庇道鲁斯、奥林匹亚和德尔斐，作为当初从神庙借走金银财宝的补偿。
东方国家的君主没有亲临战场的习惯，并常常把战败的责任归结为指挥官能力欠缺。在专制君主看来，是自己把军队委托给一位总司令来指挥，这位总司令不过是一个臣子而已。盖罗涅亚大败之后，米特拉达梯认为只要换一位更能打仗的总司令，就能够战胜苏拉统率的军队。
数月之内，本都军8万人马再度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而苏拉在盖罗涅亚之战后没有返回雅典，而是率军继续北上。两军第二次对垒的结果，又是苏拉完胜。这次战斗共杀死敌军1.5万人，少于第一次战役，这是因为奉苏拉之命、手下士兵尽可能活捉敌兵的结果。由于苏拉的军费要靠自己筹措，他就把这些俘虏的敌兵当做奴隶卖掉，其收入成为军费的重要来源。在罗马指定的自由港、经济振兴基地得洛斯岛上，有个活跃的奴隶市场，据说自从苏拉在那里大量出卖奴隶后，有很多商人从希腊和亚洲远道而来购买奴隶，致使得洛斯岛的经济非常繁荣。
罗马军在希腊人的眼皮底下连续两次大胜本都军，起到了让希腊人清醒头脑的作用。当时希腊正在进行以修建横断东西的埃涅迪亚大道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长于经商的希腊民族已经意识到，当初盲目相信米特拉达梯鼓吹“把希腊人从罗马的暴政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蛊惑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不利之处。
尽管苏拉已经控制了希腊的局势，但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仍然占据着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与希腊隔海相望、可挟制爱琴海的罗马行省。由于海军未到，苏拉无法乘胜追击，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去攻打小亚细亚。就在等待海军的日子里，苏拉得到了消息，秦纳派遣的弗拉库斯指挥的军队已经从小亚细亚的南端登陆。
苏拉在达达尼尔海峡边等待卢库鲁斯率战船归来。这期间又得到了一些新的消息。尽管弗拉库斯的罗马“正规军”已经登陆小亚细亚，但总司令弗拉库斯与副将芬布洛斯在战略上意见不合，加之士兵们对弗拉库斯的昏庸无能强烈不满，军中发生了骚乱，弗拉库斯被杀，军队改由芬布洛斯统领。芬布洛斯率罗马军与前来迎战的本都军发生了战斗并取得了胜利。
同时面对两方面的敌兵，这让苏拉很苦恼。不仅苏拉苦恼，米特拉达梯也同样苦恼。米特拉达梯在反复权衡来自两方面的两支罗马军的实力之后，决定与更强大的一方讲和。他派出盖罗涅亚之战的败将阿尔凯洛斯作为谈判代表，来到了苏拉军营。
苏拉提出如下讲和条件：
一、本都国王放弃一切侵略得来的领土，退回本都境内。
二、停战以后，本都再度成为罗马的同盟国。
三、阿尔凯洛斯指挥下的海军战船，全部移交给苏拉军。
四、本都军的俘虏、逃兵、奴隶，全部返还本都方面。
五、本都国王向罗马方面支付2000塔兰特的赔偿金。
阿尔凯洛斯与苏拉军有过战场对决的经历，深知苏拉的厉害。作为谈判代表，他对这些条件没有异议。但国王米特拉达梯并没有下定决心，他判断苏拉急于讲和，又觉得苏拉的条件过于苛刻，所以并不急于答复。在此期间，谈判代表阿尔凯洛斯病了。苏拉周到地安排阿尔凯洛斯在罗马军营中接受治疗。由于在罗马军营中的所见所感，这位出生于卡帕多西亚的将军为苏拉的人格魅力所倾倒。苏拉也试探性地劝诱阿尔凯洛斯归顺罗马。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苏拉苦等多时的卢库鲁斯终于率领着他组建的海军船队回来了。埃及最终还是打破了以往总是协助罗马作战的先例，号称保持中立，没有给卢库鲁斯任何帮助。倒是罗德斯向卢库鲁斯提供了战船方面的帮助。
得知苏拉有了自己的海军的消息后，米特拉达梯决心认真对待与苏拉的讲和谈判。但他还是希望能够获得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件，但又摸不清苏拉的底牌。于是他准备打出自己手中最硬的一张“牌”，那就是苏拉以被正统的罗马政府驱逐流放之身，没有资格合法地代表罗马政府。米特拉达梯要求与苏拉直接谈判，两人约定于公元前85年春在划分欧亚两大陆的达达尼尔海峡东侧的海港小镇达达尼尔举行会谈。
一般来说，两国首脑会谈如果没有事先约定地点的话，通常应该选择在中立地带举行。达达尼尔尽管位于小亚细亚最西端的位置，但毕竟还是属于小亚细亚。虽说希腊在苏拉掌控之下，渡过狭窄的海峡很容易，可当时小亚细亚还是在本都的势力范围。会谈地点定在达达尼尔之后，米特拉达梯想成功地营造一个欢迎苏拉前来求和的“舞台”气氛，加之东方的君主一般都喜欢炫耀自己的力量，米特拉达梯率领了2万名步兵、6000名骑兵和一队战车出现在达达尼尔。
苏拉则显得比“演员”米特拉达梯轻松并技高一筹，他只带了2400名步兵和200名骑兵轻装渡过海峡。一到达达尼尔，苏拉立即命令士兵们快速搭建起罗马式的营帐，坐等米特拉达梯前来。这样就把本都国王迎接前来求和的罗马将军的阵势一下子逆转过来。
米特拉达梯在臣子和骑兵们的簇拥下进入了罗马军营，他身着镶嵌着宝石的豪华礼服，其耀眼的装束的确吸引了罗马士兵的眼球。而站在军营正中迎接米特拉达梯的苏拉却只穿普通的罗马将军军服，披着一件总司令专用的大红色斗篷，连头盔都没带。47岁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牛高马大，以浑身长满健壮的肌肉闻名。53岁的苏拉则属于瘦高身材，有几分儒雅。米特拉达梯下马后，亲热地边伸出右手边走向苏拉。
迎接他的苏拉把他让到椅子上，却没有理睬他伸过来的右手，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按照我提出的条件来讲和的吗？”
没想到苏拉如此无视外交礼节。米特拉达梯在愤怒的同时，更强烈的感受是出其不意。由于苏拉的突然袭击，把米特拉达梯事先想好的谈判策略全部打乱，他竟然沉默不语。苏拉不给他思考的时间，马上又说：“被问话的一方应该回答呀，只有胜者才能无言！”
米特拉达梯试图辩解，他把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归结为神的旨意和罗马派驻行省的统治者身上。但苏拉不给他申辩的时间，马上用犀利的语言封住了他的口：
米特拉达梯六世像
“早就听说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果然名不虚传，今天已经领教了。然而今天这个场合没有听你演讲的时间，对我已经开出的条件，我只想听你说‘行’还是‘不行’。”
没防备苏拉的再次出其不意，米特拉达梯未假思索脱口而出“Yes”。
苏拉立即换了一副面孔，伸出双手拉住比自己小6岁的米特拉达梯，不仅和他握手，还搂着他的肩膀一同走到签署文件的桌子前。
米特拉达梯精心准备的一手“好牌”被苏拉打飞了，关于谈判的话一句都没能说出来。双方的谈判就这样在还没有开始前就已经结束了。
停战文件签署后，米特拉达梯足不点地地跑回了本都，住在小亚细亚西部罗马行省的本都军全部撤走，被米特拉达梯赶跑的比提尼亚、卡帕多西亚的国王，也都复归王位。本都军的70艘海军战船全部归属苏拉军，编入了卢库鲁斯指挥下的海军。本来卢库鲁斯征集到的战船很少，虽说自称海军舰队，但其规模小得可怜，现在才真正成为整齐威武的海军之师。这还是得益于苏拉在与米特拉达梯交手时面不改色地坚持自己的条件，终于取得了谈判桌上的胜利。
然而，苏拉手下的士兵们却不情愿按这个条件与米特拉达梯讲和，他们的理由是，米特拉达梯在侵略以原帕加马王国领土为中心的罗马行省时，杀死了8万罗马公民及其奴隶，对这个如此残杀自己同胞的恶魔，就这样放过他过于宽容了。
苏拉把士兵们集中起来对此事作出了说明。他站在全军的角度，循着如何对己方有利的思路，耐心地对士兵们做说服解释工作，他说：
“如果我们不能与米特拉达梯缔结和约，米特拉达梯就会与芬布洛斯讲和，假如他们两军联手，我们很难应付，将处于危险的境地。”
士兵们听了苏拉的解释后，非常信服，拥护苏拉的做法。
成功征服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后，苏拉的军事力量有所增强，现在手中也有了海军，进军小亚细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率军东渡，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小亚细亚。本都军撤走后，小亚细亚的政治格局急需重整，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苏拉首先要对已经陈兵小亚细亚、且首战战胜本都军、由芬布洛斯指挥的罗马“正规军”作出妥善处理。
秦纳派遣的现由芬布洛斯指挥的罗马军有两个军团，加上骑兵，总兵力为1.5万人，苏拉指挥的“非正规军”现在有3.5万人，实力比对手更为强大。但苏拉这个时候还不想两支罗马军在境外打内战。
苏拉率大军沿小亚细亚西岸南下，一直开到严阵以待的芬布洛斯军驻地附近，然后开始安营扎寨。罗马式的军营要在周围挖出战壕、竖起围栏。一般来说，在敌人眼皮底下开挖战壕，十之八九是要开战了。但苏拉的士兵干活时却是优哉游哉的，芬布洛斯的士兵受苏拉士兵的情绪感染，不由得也松懈下来。进而他们换上便衣、不带武器靠近正在干活的苏拉军士兵，苏拉的士兵就邀请他们过来聊天，芬布洛斯的士兵就边聊边帮苏拉的士兵干起活来。苏拉的士兵就请他们一起吃饭，既然饭都吃了，苏拉的士兵又邀请他们过来睡觉。
一来二去，很自然地就形成了芬布洛斯的士兵集体脱逃、加入苏拉军队的现象。等芬布洛斯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是一座空营。这时苏拉的代表来拜会芬布洛斯，称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回罗马的船。芬布洛斯是个性格刚烈的男人，他自知无颜面返回罗马，拒绝了苏拉的“好意”，独自走进帕加马的宙斯神庙，自杀身亡。秦纳为了遏制苏拉而派出的罗马“正规军”，非但未能削弱苏拉的势力，反而被苏拉的“非正规军”悉数吸收，苏拉的队伍更为强大。
但苏拉并未因此而率军回师意大利，去推翻把自己污为“国贼”的政府。苏拉是个善于把握轻重缓急的政治家，他先要在被米特拉达梯侵害过的东方恢复罗马的威严，把罗马的霸权再度覆盖至小亚细亚全部地区。由于米特拉达梯统治了5年之久，原有秩序早已荡然无存，若要彻底恢复罗马的霸权，就要重新构筑罗马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模式。
苏拉在以下几个方面重新架构了对小亚细亚的统治模式：
第一，容易成为小亚细亚纷争根源的，是卡帕多西亚、本都、比提尼亚三个王权国家，苏拉让他们三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且三国各自同罗马重新签订同盟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这三国中无论哪一个侵略其他国家，不仅是违反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被视为与罗马为敌。此举的目的是在与罗马行省相邻的同盟国增大罗马的威慑力，以弥补不在行省派常驻军队的缺欠。
第二，结束被米特拉达梯占领期间的无政府状态，恢复以原帕加马领土为中心的小亚细亚西海岸地区的社会秩序。这一带成为罗马的行省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当地居民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但由于此地的居民以希腊人居多，米特拉达梯想把他们拉拢到自己这边来，于是把各种租税全部废除。“英明”的米特拉达梯也知道，光靠一句“把希腊民族从罗马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口号是笼络不住希腊人的。
由于维持军队的开支很大，必须在当地筹措，苏拉决定恢复征收行省税，而且命令以前5年未缴纳的税款必须一并补足。催缴欠税的做法也是“苏拉式”的。
苏拉不让自己的士兵集中居住在统一的军营内，而是分别住到居民家中，每个家庭要负担一个士兵的食宿和服装，如果摊上一个军官级别的住在自己家中，还要负担其两套服装，一套外出用,一套在家中穿。行省居民都盼着驻军尽快撤走，只好按规定赶快缴税，2万多塔兰特的巨额税款很快就收上来了。
苏拉把原芬布洛斯属下的2个军团并入卢库鲁斯指挥的海军，并决定把这支军队留在小亚细亚。时年54岁的苏拉，最为赏识的是自己幕僚中的武将卢库鲁斯，曾极其信任地把组建海军的任务交给了他，此番又把维护小亚细亚安定的重任托付给了年仅32岁的卢库鲁斯。
安排好这些事情后，苏拉离开小亚细亚，渡过爱琴海从比雷埃夫斯登陆，进入希腊，不用说跟着他的还有那3.5万名即使去地狱也愿意追随他的将士。但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苏拉并未从那里马上向意大利进军，他在雅典待了将近一年，公开的理由是他要在雅典治疗痛风病。就是在雅典居住的这段时期，苏拉发现了被遗忘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如果说苏拉变成了学习雅典文化的学生，谁也不会相信，他滞留希腊自有其战略上的考虑。
假如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有什么不稳的动向，从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去小亚细亚西海岸，只有三天的海路。苏拉留在雅典，对米特拉达梯是一种无形的震慑力。而从雅典走陆路向西到希腊西海岸，再走海路去意大利半岛，两天即可到达。只要苏拉持续驻扎在雅典，对于执罗马政府牛耳的秦纳，也构成一种“无言的压力”，使秦纳感到政权不稳。
秦纳不仅感受到了“无言的压力”，还受到了“有言的压力”。罗马元老院收到了来自苏拉的书简，其中有这样的话：
考虑到我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功绩，公民大会把我认定为国家之敌并作出将我流放国外、没收财产的处分决定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因同样的借口将很多无辜的人杀害，也是极其无理的。我将与我忠实的部下一道，坚决铲除这些不公现象！
事到如今，一切都明朗了。苏拉根本无视罗马关于出国打仗的将军回国后就要解散军队的法律，他不但不解散军队，还要率这支军队推翻秦纳领导下的正统政府。
把这封书简送到罗马元老院后，苏拉召集将士，告诉他们自己要杀回意大利的决心。他还对将士们说，此行会面临10名以上的将军和20万以上的军队的迎击。将士们一致表态，誓死跟随苏拉冲锋陷阵。不仅如此，将士们还主动要求拿出自己的积蓄作为军队打仗的经费。将士们都知道，苏拉尽管在筹措资金时措施强硬，但他从不往自己怀里放一个第纳尔（古罗马货币单位，1个第纳尔相当于4阿斯）。苏拉感谢将士们的忠心，他说：“兄弟们的情我领了，但你们的钱来得不容易，我不能收。我是个幸运者，打仗方面的经费凑合着还够用。”将士们当然对自己统帅的话深信不疑，也就不再坚持。这个时候已经临近公元前84年末。
苏拉是在公元前87年离开意大利的。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秦纳可不会什么都不干地虚度时光。秦纳的全名是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秦纳，说起来与苏拉还同属科尔涅利乌斯一门。在当初马略被个人恩怨驱使疯狂复仇、大开杀戒时，秦纳一直冷眼旁观，马略死后，却出乎意料地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但是，秦纳在实施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以元老院为敌的政策时，却是毫不含糊的。他严格地实施了将“新公民”分配到全国35个选区的法律。当然了，核定50万“新公民”的资产，再将“新公民”划分为5个阶层和无产阶级，工作量相当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不管怎样，《尤里乌斯公民权法》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根据公元前85年的户籍调查，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数量，和以前相比增长了近两倍，不考虑“新公民”一次性增加的因素，成年男子是以平均每年5000人左右的幅度在增加。
为贫民阶层配给小麦的政策仍在继续，但由于财政资金紧张，秦纳就削减公共事业开支以保证小麦补贴的资金来源。在秦纳统治时期，罗马没有什么说得出的公共事业建设。这件事以及借款冲销四分之三的政策，被普遍认为不过是秦纳的选举政策而已，因之成为反对者非难秦纳的口实。
秦纳靠他能够掌握公民大会的选票来支撑其独裁统治。除上面谈到的之外，他没有再出台任何激进性的法律。秦纳独裁的三年间，罗马也好，其他地方也好，都没有发生流血性的骚乱。秦纳以其政治上的老道，确保了元老院中开明派的支持，以致苏拉刚刚登陆意大利时，元老院并没有马上要抛弃秦纳的迹象。
秦纳把自己刚刚完成“成人式”的女儿嫁给了时年16岁、后世成为大英雄的恺撒。恺撒这个16岁的少年，不仅与马略是姑父与内侄的关系，还是“同盟战争”时期的执政官路奇乌斯·尤里乌斯·恺撒的侄子。现在秦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恺撒，既是增强与“平民英雄”马略的亲缘关系，也是为了表示与元老院中的“开明派”和解的姿态。在那个时代的罗马上流社会中，政治通婚已经很普遍。
在双方蓄势即将爆发激烈冲突的对峙阶段，敌我双方都必须忍受各种压力。有人能够在确信是最好的时机（即错过这次时机将不会有更好的时机出现）作出开始行动的决策；而有人则耐不住压力，在错误的时机发起行动。秦纳自以为是前者，但他实际上是后者。他没有军团总司令的经历，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在战机的把握上不及苏拉。
秦纳开始行使执政官组建军队的正当职权。这一年与秦纳同为执政官的是马略的儿子，二人决定用武力对付“无法者”苏拉。如果事后回过头来看，秦纳应该在意大利以逸待劳，但他被苏拉“有言”、“无言”的压力困扰得不知如何是好，居然采取了离开罗马本土前往希腊挑战苏拉的鲁莽行动。
秦纳军队的集结地设在意大利中部面向亚得里亚海的海港小镇安科纳，从意大利各地来的志愿兵们陆续向这里集中。如果要想把这些志愿兵们迅速组建成军团，需要总司令组织一批中级将官开展有效率的编队工作。由于秦纳没有这样做，志愿兵们只好就像无组织的普通群众那样游荡在小镇的各个地方。在这种状态下，秦纳率领着临时组建的军团登上了横渡亚得里亚海的战船。
然而，按照预定安排随后陆续来到安科纳的志愿兵们，却没有跟着秦纳离开安科纳。秦纳只好又率领已经出发的军队返回安科纳。这一来，小镇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像流民一样没有规矩的士兵们混乱不堪，离暴动只有一步之遥。努力想带好这支混乱军队的秦纳，又不具备一现身即可让场面安静下来的人格魅力与能力。如果能融入士兵们中间取得他们的支持还好，但这一点似乎也很难做到。眼看这盘棋是做不活了，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秦纳却因很小的一次意外事故而丢掉了性命，终年不足50岁。这是发生在公元前84年末的事。
公元前83年初春，苏拉率军从雅典出发，强行军横穿希腊，渡过亚得里亚海，从意大利南端城市布林迪西登陆。布林迪西的居民们打开城门喜迎被称为“国贼”的苏拉及其统率的军队。对苏拉来说，这意味着好的兆头和全新的开始。从阿皮亚大道的终点布林迪西到罗马，即使大队人马行军，有半个月时间绰绰有余。而苏拉为了消化一些不利因素，足足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也正如苏拉所预料到的那样，前来迎击他的罗马正规军，数量相当庞大。
从布林迪西上岸后，苏拉首先做的事，是向公众表明自己的态度，即自己下决心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罗马的问题，这是一种政治行为。
从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在其后进行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看出，他骨子里是个保守的人。在他看来，意大利半岛是罗马霸权所及的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在所有意大利居民中，居主导地位的必须是罗马公民，而罗马公民的领导者必须是元老院阶级。对秦纳实行的“罗马公民”和“罗马新公民”同等待遇的政策，他本能地反对。但苏拉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迎击自己的罗马正规军中的很多士兵，正是那些“新公民”，他们是因不愿失去刚刚获得的罗马公民权才参战的。
苏拉从布林迪西发出公告，表态要充分尊重“新公民”们已经得到的权利，然而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这个公告的效果并不理想：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缺乏将信息发布到整个意大利的手段；第二是人们不相信被视为保守派的苏拉所做的承诺；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公民”中有很多贫民，他们认为秦纳及其一派是致力于改善贫民待遇的，自己应该报答这份“恩义”。在这个现实面前，苏拉也只好延续他的老做法，即按兵不动，等待时机。他过了两年才沿阿皮亚大道北上，原因即在于此。
年满54岁的苏拉，率领着他的3.5万名老兵及在希腊加入其部队的5000名士兵共计4万人，沿阿皮亚大道开始了北伐。为了对周边地区产生威慑作用，部队从容不迫地缓慢行进。过去4年间在秦纳统治下忍气吞声、低调生存的一些人物，纷纷投奔苏拉麾下。
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地区驻屯军总司令梅特鲁斯·皮乌斯率领两个军团从意大利北方远道而来与苏拉会合。父兄均被马略杀死后逃到西班牙的克拉苏也从西班牙赶了回来。父亲被马略派杀死的庞培，也从隐居的皮契诺飞速赶来。当时只有23岁的庞培出身于大地主世家，他率领着自费组建的3个军团来到苏拉身边，苏拉不由大喜过望。
这样一来，苏拉的军力从公元前88年的5个军团变成了11个军团。新增的6个军团是：在希腊时增加的1个军团，梅特鲁斯·皮乌斯2个军团，庞培3个军团。总兵力为步兵6.5万人，骑兵1万人，总计7.5万人。
得知苏拉从布林迪西发出的布告后，罗马的执政官们紧急从全国各地征召军队，就连村镇都未能幸免。终于组成了总计12万人的罗马正规军。
指挥这支军队的是这一年的两位执政官诺尔巴努斯和科尔涅利乌斯，还有前执政官西庇阿·那西卡和马略的儿子，以及当过马略副将的塞多留这5个人。面对苏拉军分4路北上，罗马正规军兵分5路，5个人各率一路。
持续了两年的这场战争，激战不断。西庇阿·那西卡对苏拉誓将复仇而自己必死感到恐惧，早早地就投降了。他统率的部队被苏拉的军队吸收。与“同盟战争”中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的战争不同，这次双方都是罗马公民。战争是个邪恶的东西，且邪恶的程度与战争持续时间的长短成正比。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交战双方士兵中本来不曾有的相互憎恶也会抬头，以致在前线厮杀的战士只是被相互憎恶所驱使，连为何而战都不清楚。内战的最悲惨之处，就在于交战者不知目的何在。
这场殃及意大利全境的战争，在公元前82年11月1日，以罗马城下之战为标志，终于结束了。
诺尔巴努斯逃到了非洲，塞多留逃往西班牙，马略的儿子战死，正规军的指挥员们全线崩溃。苏拉马上命令年轻的庞培奔赴非洲追杀诺尔巴努斯。因不知逃往西班牙的塞多留的具体去向而暂时停止了对他的追捕。但没想到此人后来会给罗马招来后患。
56岁的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成了罗马的支配者，他现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于是他开始了横扫政敌的战斗。
与马略因个人恩怨而大开杀戒不同，苏拉的目的则是将反对派全部在物理上消灭，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
苏拉首先把因大军兵临罗马城下被迫放弃抵抗的4000名萨姆尼乌姆族士兵集中到竞技场全部杀死。死者临终发出的痛苦的惨叫，连在元老院开会的神庙中都能听到。看到参加会议的元老院议员们面色苍白、心神不定，苏拉冷冷地说：“这是接受正当惩罚者发出的声音，没有听的必要。”苏拉解放了1万名具有强健体魄的奴隶，并允许他们在姓名中使用自己的家门名“科尔涅利乌斯”，这些获得自由的奴隶被称为“科尔涅利乌斯别动队”，成为苏拉清洗反对派的实际操刀者。他们掘开了马略的墓，将遗骸扔进了台伯河，为马略战胜朱古达和日耳曼人而建立的胜利纪念碑也被毁坏，马略的养孙被虐待而死。
刻有苏拉侧面像的纪念币
对于与马略和秦纳有关联的那些“平民派”人士，苏拉做成了一部名录，将他们登记在册，不管这些人躲到哪里，都很容易被抓获。苏拉还实行了“悬赏密告”，即秘密举报有赏金的办法来抓捕这些人。最厉害的一手是，如果谁杀死了这些人，可以得到被杀者的财产作为奖赏。苏拉的“处罚者名录”上，包括近80名元老院议员、1600名“骑士”，总人数据说高达4700人。这些人被抓后，或不经审判即被处死、财产被没收，或留下性命、没收财产。他们的子孙后代不得担任罗马的公职。没收的财产被拿去拍卖，由于拍品众多，拍卖价格很低，有些人就借此低价买进，发了大财，其中就有后世成为罗马“三头政治”之一的克拉苏。
苏拉对“平民派”的清洗，不仅限于罗马的知名人士，意大利各地也多有涉及。曾参加罗马正规军抵抗苏拉的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南部的萨姆尼乌姆和卢卡尼亚的人们，不仅不能取得《尤里乌斯公民权法》保证的罗马公民权，而且其中的主导人员还被处以死刑，没收土地。苏拉这样不留情地清洗是想彻底摧毁“平民派”的地盘。
苏拉的“处罚者名录”上还有一个年轻人的名字，那就是马略的内侄、秦纳的女婿——恺撒，苏拉认为恺撒是应予清洗的“平民派”的一名出色的干将。
然而苏拉周围的一些人一再为恺撒说情，说他父亲已死，他就是尤里乌斯一门的唯一继承人，而且他只有18岁，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举动，劝苏拉手下留情，放过恺撒。一开始苏拉不为所动，经不住很多人屡次求情，才勉强同意，从“名册”上把恺撒的名字去掉。苏拉还说：
“你们懂什么？100个马略也不及这个年轻人！”
只有天才才能洞悉天才啊！
尽管赦免了恺撒，但苏拉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恺撒和秦纳的女儿离婚，还说这是命令。苏拉这种命令不仅针对恺撒一人。庞培自掏腰包组建3个军团，协助苏拉夺回罗马，并且追到非洲成功消灭“平民派”余党，可说为苏拉立了大功，但因其岳父属于被杀死的“平民派”，也服从苏拉的命令，与其妻子离了婚。离婚后，又按照苏拉的意见，与苏拉妻子娘家的一个女孩再婚。
但恺撒不是庞培，他拒绝与秦纳的女儿离婚，这可激怒了苏拉。18岁的恺撒赶快离开罗马，跑到意大利中部躲起来，但人在意大利还是很危险，为了避免被继续追杀，他又逃到了遥远的小亚细亚。
和马略复仇后很快就死去不同，时年57岁的苏拉在清洗政敌之后仍然健在，而且他还想做一件大事，即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要施展他的抱负，他必须要先取得合法的地位。当时两位合法选出的执政官均已亡故，人们普遍认为，苏拉想占据他们空出的执政官位置。按照罗马的法律，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当国家最高职位的两位执政官均出现空缺时，元老院的首席议员将承担起重新安排内阁选举事宜的职责。我把这个职责意译为“内阁选举管理人”，当年的“内阁选举管理人”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瓦莱里乌斯，他在公元前100年与马略共同担任过执政官，公元前97年担任过监察官。就在他准备召集公民大会选举新的执政官的时候，收到了苏拉的一封信。信中说道：
众所周知，国家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为了更好地应对目前的状态，必须采用非常时期的对策。如果还是按照平常时期的执政官体制是不够的，必须按非常时期的做法设置独裁官，而且独裁官的任职期限不能像从前那样只有6个月，而是要给予其足够解决国家非常状态的充足时间，独裁官的任职应是无期限的。如果能孚众望，我愿担此重任。
根据共和制罗马的制度设计，独裁官是危机管理体制的产物。当共和政体的三大支柱——公民大会、元老院、执政官——不能合作共事、正常履行职责时，就会任命一名被赋予极大权力的独裁官来处理国政事务。由于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有的官职，故其任期只有短短的6个月。与执政官等国家官职须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不同，独裁官无须选举，而是由一位执政官任命即可。
但是在公元前81年，具备独裁官任命资格的两位执政官都已战死，按法律程序办事的话，这一年谁也当不了独裁官。
苏拉当然明白这些，但他还是明确表明了要当独裁官而且是无期限的独裁官的意志，虽然这个意志只是通过一封信作出委婉的表达。信不是命令，不过是一种“启发式的点拨”，但苏拉的“点拨”是以近10万大军为后盾的，瓦莱里乌斯也好，元老院也好，只能按苏拉“点拨”的意图去做。
于是，《瓦莱里乌斯法》被提交公民大会表决，由瓦莱里乌斯提出的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是，选举苏拉为无任职期限的独裁官。公民大会通过了这项法案，苏拉被选为独裁官。如此一来，苏拉就不算是无视国法、用武力夺取独裁官位置，而是依照法律民主选举产生的罗马史上第一个无任职期限的独裁官。公民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公元前81年度的两位执政官，不用说都是苏拉一派的人士。
做完这一切后，苏拉才开始举行庆祝两次战胜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凯旋式。凯旋式历时两天，规模宏大，华丽无比。恰巧这一年是希腊第16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年，所有运动员都被邀请到罗马，在奥林匹亚举办的这届运动会因此而延期。
苏拉凯旋式纪念金币
在公元前81年1月27日至28日举办的凯旋式结束后，苏拉马上启动了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按罗马法律，执政官、监察官、护民官提出的法案，须经公民大会表决通过后方能生效。但独裁官所提法案则无须公民大会表决，苏拉的想法可以立即成为政策法规。苏拉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关于公民权和选举制度
苏拉认可把罗马公民权赋予意大利半岛全体居民的《尤里乌斯公民权法》，并表示遵守这项法律的约束。而且，对于由护民官苏尔皮基乌斯提案、公民大会通过、后由秦纳推行的《苏尔皮基乌斯法》即“新公民”可在全国35个选区中的任何一个投票的法规，也予以认可。苏拉想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是单纯的保守派。
但是，苏拉废止了秦纳关于“解放奴隶”也可以在35个选区中的任何一个行使投票权的法案，恢复了“解放奴隶”只能在指定的4个选区投票的规定。
而且，苏拉还修改了《尤里乌斯公民权法》的部分内容，明示了“不与罗马为敌者”这个前提条件，即意大利半岛居民中，只有“不与罗马为敌者”方可取得罗马公民权。以这个条款为撒手锏，苏拉剥夺了参加罗马正规军阻挠苏拉向罗马进军的伊特鲁里亚人和意大利南部很多部落居民的罗马公民权。
二、福祉问题
苏拉废除了40年前由盖乌斯·格拉古开始实行的以低于市场价格向贫民配给小麦，后配给价格不断下降的《小麦法》。在保守派的苏拉看来，和福利政策相比，国家财政的健全化应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而且，根据《小麦法》受益的无产阶级成了“平民派”的地盘，选票都投给了“平民派”，现在废除这个法，也是为了阻断无产阶级对“平民派”的支持。也许苏拉已经意识到，用军队来吸纳失业者会更有效率。
三、失业对策
苏拉重新启动了停顿已久的新殖民城市建设。对苏拉来说，新殖民城市建设的首要目的是安排属下的那些“老兵”，其次才是解决失业问题。苏拉主导兴建的8个新殖民城市，安置的几乎都是他的“老兵”。顺便说一句，现在意大利旅游城市佛罗伦萨的起源，就是始于苏拉的新殖民城市。
四、元老院改革
从公元前509年罗马由王政时代进入共和时代开始，元老院议员的编制就是300人，此后一直未变。那时罗马的领土比现在的东京还要小，而此时已大不相同，成为称霸全地中海地区的大国。具有公民大会投票权的公民数量，也已经增加了近10倍。苏拉认为，元老院议员的规模也应适应现状。
5年来，经历了马略和苏拉两次杀戮，应为300人的元老院议员中已经减少了近百人。苏拉首先把缺额补齐，进而把元老院300名议员的编制扩大至600人。根据苏拉安排新得到元老院议员席位的很多人，既不是建国以来的名门望族，也不是因祖上有人当过执政官而进入贵族行列的“平民贵族”，而是属于被称为有经济实力的骑士。随着罗马霸权的扩大，经济活动也随之扩大，这些“有经济实力的人”的实力大为增强。苏拉有意把这些人拉入政治领域，让他们参与国政，分担社会责任。苏拉认为，若想控制护民官率领的平民势力的冲动行为，强化元老院的力量是最优的政策选择。
五、司法改革
共和时代罗马的司法体系，是由法务官承担下令搜查和主持法庭审判的职权，原告方的辩护人充当检察官的角色，被告方的辩护人负责辩护，判决则由陪审团合议后作出。由此，陪审员们成为法庭判决裁定的关键因素。陪审团是由元老院议员组成，还是加上经济界人士和平民代表，一直以来都是政治斗争的焦点。
苏拉将其改为陪审员一律由元老院议员担任，即回复到格拉古兄弟改革以前的状态。苏拉的理由是，元老院议员中已经有了很多“骑士阶级”人士，所以实质上陪审员的组成还是可以做到贵族和“骑士”各占二分之一的比例。总之，强化元老院的作用是苏拉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六、行政改革
苏拉清楚地认识到，罗马已成为强大国家，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统治能力。但同时，他又对元老院主导下的寡头统治，即所谓“少数领导制”共和政体的有效性深信不疑，不想破坏这项基本原则。
如此一来，苏拉主导的行政改革的方向就归结为按“年功序列”原则重塑权力架构。既然坚持“少数领导制”，就要建立起一个能让这“少数”人均等地分享“领导”机会的体制，尽量避免出现靠武力夺取权力的特例。苏拉推行的行政改革措施，是严格按照任职程序来安排的：
财务检察官，由8名增至20名，任职年龄为30岁以上。有财务检察官任职经历者，即可获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
法务官，由6名增至8名，任职年龄为39岁以上。只有具备法务官任职经历者，方有资格成为执政官候选人。
执政官，仍为2名不变，任职年龄为42岁以上。
按照这个安排，如果30岁被选为财务检察官，一年任期结束后，就可以等待元老院空出的议员席位，由于议员死亡的事情时常发生，经常会有空出的席位，有空位即可替补为元老院议员。成为元老院议员后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增长经验。经过8年39岁了，可以竞争法务官，当上法务官后干满一届（一年），可以以前法务官的身份被派去行省承担管理职责。有了行省的治理经验且年满42岁之后，就获得了被提名为执政官候选人的资格。如果当选为执政官，一年任期结束后又可以以前执政官的身份被派到行省担任总督。总督任期结束后再回到元老院。由此可以确保元老院是由实务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的机构。执政官一年任期届满后，若想再度获选为执政官，必须经过10年的间隔，由于这个规定，原国家高级官员将逐步成为元老院的主体。
苏拉还对行省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周密的制度化改革。法务官增至8名后，每年可以有8名卸任法务官和2名卸任执政官，当时罗马属下恰好有10个行省，这10个人可以分别派到各行省任总督一年。由此确保了行省总督后备人选的数量充足。
当时的10个行省是：
（一）西西里岛行省
（二）撒丁岛行省
（三）西班牙东部行省（又称为“近西班牙”）
（四）西班牙西部行省（又称为“远西班牙”，大致是现在的葡萄牙一带）
（五）南法行省（现在的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也被称为“阿尔卑斯山以西高卢”）
（六）马其顿行省（希腊的马其顿地区）
（七）亚细亚行省（小亚细亚西部地区，“亚细亚行省”是当时的称谓）
（八）西里西亚行省（小亚细亚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
（九）阿非利加行省（原迦太基领土的一部分）
（十）北意大利行省（距罗马最近的行省，领土相连，位于卢比孔河以北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也被称为“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
这10个行省，都需要罗马派总督去管理。
七、军事改革
苏拉坚信，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分离，对国家机器健全运行、国家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他的军事改革的重点就是政军分开。
可能有人会问，靠武力得到独裁官位置的苏拉，这样做不是和自己的行为相矛盾吗？其实也正因为苏拉两度率兵强行“进军罗马”，他比任何人都能更深刻地理解政军不分的弊端。
苏拉立下的规矩是：国内有资格统领军队的，只限两名在任的执政官，他们能够统领四个军团，超过四个军团的常备军，一律不得在国内驻扎。超出执政官指挥规模（即四个军团）的军队指挥权，只授予现职担负行省保卫职责的前执政官或前法务官，但他们调动军队必须得到元老院的许可。在北至卢比孔河、南至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半岛即罗马领土内，绝对不允许率领军队进入。这些安排都是为了防止有人对首都罗马和元老院滥用武力。即使是最高司令官，在军务结束后也负有立即解散所统率军队的义务。对于与军队具有最短距离的各行省总督，严格限定其一年的任期，防止因总督任期过长容易导致的军队“私有化”现象。
执政官和法务官尽管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但他们任期届满被派到行省时，其具体去哪个行省任职由元老院决定。这本来是个不成文的惯例，苏拉把这个惯例制度化了。总之苏拉在这方面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为了完善、充实“文官控制”的体制机制，从制度设计上防止用武力“进军罗马”的事情再度发生。
八、地方改革
罗马联盟是实行了多年的一种联邦制的同盟关系，联盟解体后，一切意大利人都成了罗马公民，罗马政府也没有了尊重各同盟城市国家国内自治的义务。过去的同盟城市国家，现在变成了罗马国内的地方自治体。苏拉改革后，中央政府向各地方自治体派遣行政长官，各地方自治体由居民选举产生100名议员组成地方议会，议会议员和行政长官的任期均为5年，负责地方自治体的行政事务。由于地方自治体的居民都已拥有罗马公民权，他们也被免除了缴纳直接税的义务，只需缴纳间接税。这个时期各地方自治体的财务方面是个什么状况，因史料太少，不得而知。
不管怎么说，和罗马联盟时代相比，向中央政府的集权更为明显。另外，罗马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官方使用的语言表面上仍是拉丁语，但与之并行的是，希腊语也被广泛地使用。尤其是作为一种地方特色，希腊语在那不勒斯等城市应用非常普遍，人们普遍将其视之为“希腊人的城市”。
九、关于护民官制度
有关护民官制度的改革措施，其实并没有充分反映苏拉真实的想法。苏拉认为，格拉古兄弟光天化日被杀害以后，罗马进入了“迷失期”，而“迷失”恰恰是元老院统治能力日渐衰退和护民官权力日益增大造成的。苏拉不认可护民官权力增大是平民对于日益蔓延的社会不公现象不满情绪的喷发口的说法。
在苏拉看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强化元老院的力量是解决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的万全之策。既然要强化元老院的权力，相应的自然要弱化护民官的权力。但是，苏拉具有超强的政治敏感，他深知，在目前状况下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能采取废除护民官制度的激烈举措。权衡之下，他还是保留了护民官制度，但采取了很多限制措施，让护民官不能像以前那样发挥强大的作用。
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来，护民官制度首次为平民贵族以及平民出身者打开了一扇通往罗马政界之门。由于元老院最初是直接面对国王的智囊机构，权贵云集，出身于名门望族者步入元老院比较容易，而那些出身于平民阶级的人士（那个时候其祖先想当执政官也当不上）要想成为元老院议员则要受很多不利因素限制。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这次改革，允许有护民官经历者自动成为元老院议员，消除了对平民阶级出身者进入元老院的不利因素。成为元老院议员对仕途是非常有利的，若想当选执政官、法务官、监察官等共和罗马的重要公职，候选者是元老院议员成为一个不成文的重要前提条件。由于这个原因，几乎所有出身于平民或“平民贵族”家庭的执政官，都曾担任过护民官。对进入元老院完全不感兴趣者如格拉古兄弟，绝对是例外中的例外。
为了弱化护民官的作用，苏拉设立了一项有关护民官制度的法律，这项法律保留了有护民官经历者方可进入元老院的制度，但特别限定其不得获选为其他官职。这项法律实施后，对于以政治家为人生目标的年轻人来说，当选护民官对仕途的顺畅多少会带来一些不利，不如去尝试其他的途径，比如去军队当财务检察官也可实现进入元老院的目标，却不受不得转任其他职务的限制，当然对仕途更为有利。这样一来，对那些志存高远、前途有望的优秀年轻人来说，护民官不再是从政的最佳路径，自然会对竞选护民官失去兴趣，从而使护民官的整体素质降低，护民官率领平民与元老院对抗的能量也就不足了。
对于像格拉古兄弟那样不把护民官职位当做进入政界的跳板、而是一心想为民众做点好事的人，苏拉也设计了相应的对策，独裁官苏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护民官和执政官一样，任职期满后必须相隔10年方可再次竞选同一职位。
以上这些，构成罗马史上第一个无任职期限的独裁官决心推进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苏拉从公元前81年开始操作，到第二年，这些改革措施已全部付诸实施。
从上述改革措施可以看出，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是在努力维护以元老院体制为代表的罗马共和政体。如果把这个体制比喻为一个“皮口袋”，由于年代久远，这个“皮口袋”已经是破旧不堪了。苏拉试图用一些结实的皮革来尽力修补，只要补好的“皮口袋”还能装入新的葡萄酒，苏拉就坚信它还能够正常使用。对此坚信不疑的不仅苏拉一人，连当时有罗马“传媒代表”形象的西塞罗也是属于“皮口袋修缮派”。也就是说，当时的罗马人尽管认识到他们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予以解决，但如果要他们扔掉原来的“皮口袋”，去创造新的体制机制，还是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但是，有一人除外。
公元前80年接近年末的时候，在罗马的中心——罗马广场，按惯例召开了选举下一年度执政官的公民大会。在选出下一年度的两位执政官之后，独裁官苏拉登上了讲台，时年58岁的他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向公民们宣布辞去独裁官职务。
对此丝毫没有精神准备、一时反应不过来的人们，只是默默地注视着苏拉。苏拉在讲坛上环视了一下听众，又宣告将象征独裁官权威、日夜不离的24名警卫人员解聘。他不仅放弃了独裁官的绝对权力，也放弃了保卫自身安全的警卫，由此，苏拉回归为一个普通的罗马公民。
身材颀长、穿着托加的苏拉走下讲坛，从无言地注视着他的人们中走过，几个朋友陪着他，沿着罗马广场中间的道路边聊天边散步。突然，在场的群众中有一人发出非议苏拉的声音，指责苏拉在独裁官任上的不当行为。听到这些话，苏拉只是缓缓地转过头去，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瞟了一眼，指责苏拉的人立即闭上了嘴巴。
苏拉的无任职期限的独裁官职位是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正式认可的，在完成各项改革后，只要他愿意，仍然可以继续坐在独裁官的位子上。因此可以判断，他是真心地主动辞去这个职位。就连那些将苏拉的改革斥为“保守、反动”的历史研究者们，大多也都认为苏拉主动辞去独裁官职务，是“不执著于权力的廉洁行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这些研究者们相比，我的确更欣赏苏拉，但在他辞去独裁官职务这件事上，我和他们看法不同。
苏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重建立足于“少数领导制”原则下的固有的共和政体。而以元老院为象征的“少数领导制”，不存在认可独裁官这种现象的机能。苏拉出任独裁官，是为了在失去既有秩序的罗马社会中恢复秩序，而他所中意的秩序，就是元老院主导下的秩序。
由于这个原因，苏拉如果长期坐在独裁官位置上，就变成了突出个人能力、反对“少数领导制”的行为，与他所致力的国家治理模式相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若想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完成，苏拉必须辞去独裁官职位。当然了，不眷恋权力的领导者也会得到大众的鼓掌喝彩，由此带来的利益也不少，但这并不是苏拉刻意追求的东西。
在人类世界，真正参透真理的人往往是少数，由此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任何改革若想获得成功，在手段的选择上往往不能随心所欲。
苏拉在58岁时辞去了独裁官职位，并从政界隐退。尽管他还是元老院议员，但他离开了元老院举行会议的城市——罗马，在那不勒斯向西的海滨小城库马过起了隐居生活。库马是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最早建设的殖民城市，那里处处体现出希腊人的审美趣味——大海、森林、河流和凉爽的西风。
由于积蓄了足够的个人财富，苏拉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他在库马建造的别墅，不算简朴但也绝对称不上奢华。在这栋别墅里，他钓鱼、散步，还撰写回忆录。苏拉的回忆录毁于中世纪而没有流传下来。苏拉在回忆录里，多次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运气，他说自己是“被幸运眷顾的人”（Felix），而且他还将Felix当做自己的尊称放在姓名的姓氏之后，其姓名全称变为“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菲利克斯”。
在这所别墅，苏拉与35岁的年轻妻子瓦莱娅为伴。苏拉的前三次婚姻都是娶不知名的女子为妻，第四次婚姻，娶的是罗马政界有影响的梅特鲁斯家门的姑娘，名叫梅泰拉。梅泰拉在苏拉任独裁官时期亡故，给苏拉留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和女儿。瓦莱娅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关于这个女人与独身的最高权力者之间的邂逅，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有如下的浪漫“花絮”：
在举行角斗士比赛的竞技场，苏拉正在观看比赛，瓦莱娅从苏拉座位后经过时，用手触碰了一下苏拉的肩，从他身上穿的托加上抽出一根断丝，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她的举动使苏拉大为惊诧，苏拉注视着这个不可思议的女人。瓦莱娅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她转过头来面对苏拉说：
“不要觉得我的行动很可笑，我真想像您一样幸运，哪怕是只从您身上得到一点点。”
出身于名门望族瓦莱里乌斯一门的这个女人，成为苏拉的第五任妻子。
谈个题外的趣闻。在以《纽约物语》为题目的一部集锦式电影中，马丁·斯科塞执导的第一部的结尾处，一个年轻女孩在一位名画家作品展览会门前对这位画家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与普鲁塔克记载的瓦莱娅对苏拉做的事、说的话如出一辙。我在观看这部电影时忍不住笑了起来。估计现代名导马丁·斯科塞也阅读过普鲁塔克先生的书吧！当然了，瓦莱娅的言行是大家闺秀充满自信的得体举止，所以能在苏拉身上奏效。如果换一个除了年轻什么都不具备的女孩子，想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男人的青睐，恐怕难以奏效。
应该指出的是，普鲁塔克是个严谨耿直、有道德家之称的大家，他写出上述花絮绝不是在赞赏苏拉，因为随后他又写道，苏拉的举动是与其身份地位及年龄不符的轻佻之举，给予了负面的评价。大概普鲁塔克这个人，对于苏拉在公众场合是斯多葛派信徒式的克己禁欲者、在私生活中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的做人方式始终不能理解，站在他的立场，对苏拉进行抨击就是当然的了。
在担任独裁官之前和之后，苏拉并未改变自己将公众生活与私生活截然分开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在公众场合，他总是保持严肃端正的态度，一旦回到家中，他就变成一个喜欢开玩笑甚至喧哗打闹的普通罗马人。假如他餐桌上的常客是希腊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也许会得到普鲁塔克的赞赏。而苏拉餐桌上的常客是喜剧演员、喜剧作家、喜剧诗人等人物，严酷、冷静的政治家的餐桌上，总是哄笑连连。喜剧的主旨是嘲笑伪善，调侃人生，这也许正契合了苏拉的性格吧！
这样的隐居生活过了一年有余，苏拉去世。临终前两天，他大量吐血，但那天他还在撰写回忆录，写完22章后才不得不搁笔。意识到死期将至的苏拉急忙书写遗嘱，他把和第四个妻子梅泰拉所生的双胞胎儿子和妊娠中的瓦莱娅将要分娩的儿子的将来托付给卢库鲁斯。除此之外，继承人是谁、葬礼怎么办这些问题，遗嘱中一概未作交代。苏拉至死也是一个通达事理的罗马共和国的优秀公民。
获知苏拉死讯后，罗马政界在如何为苏拉举行葬礼的问题上分为两派。当年（前78）的执政官是雷必达和卡图鲁斯二人，卡图鲁斯和庞培等人属于苏拉一派，主张在首都罗马举行国葬。而雷必达则以苏拉已经没有现任职务为由，主张葬礼应是私人式的，不同意举行国葬。但就在这时候，全意大利的老兵开始向库马集中，而且就像参加凯旋式那样，已是全副武装。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罗马元老院决定为苏拉举行国葬。
苏拉的遗体被安置在涂满黄金的灵床上，承载灵床的车由8头牛拉着缓缓前行，从库马沿海岸到泰拉契那后北上，从那里沿阿皮亚大道向罗马行进。走在灵车前为先导的是一队军乐手，灵车后是沉默的老兵们长长的队伍。有些老兵是等在送葬路线的途中加入送丧队伍的，因此越接近罗马，队列就越长。而且这些老兵还不是简单地排队了事，而是按他们当初在苏拉手下时的编队排列，完全就像军团行军打仗一样。所不同的只有一点——走在队伍前面的，不再是活着的苏拉。
进入罗马城门后，军团旗、大队旗、中队旗全部整齐地举了起来。根据罗马的习俗，对逝者感恩的人们和各市、镇、村以及行省赠送的黄金冠达2000个之多，也加入了送葬队伍。军旗生辉，金冠耀眼，使原本严整肃穆的送葬队伍又增加了华丽的色彩。送葬队伍以最高神祇官为首的祭司们和女祭司为先导，到达罗马广场。全体元老院议员都在那里肃穆等待，两位执政官站在议员们的最前面。
颂扬逝者丰功伟绩的悼词由谁所致，历史学家阿皮亚努斯和普鲁塔克都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一般是由与逝者有最亲密关系的直系亲属来致悼词，但苏拉的儿子尚未成年，大约是其他什么人代为执行这个任务的吧！
致词仪式完成后，元老院议员中的身强力壮者用肩膀扛起苏拉的遗体，送葬队伍离开罗马广场，走出环绕着城市的围墙，向马尔斯广场行进，乐队在此期间一直不停地吹奏哀乐。
在罗马人供奉战神马尔斯的广场举行的国葬，吸引了很多市民，其中一部分人是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前来送行，其他人则只是好奇。苏拉的骨灰埋葬在安葬历代帝王的马尔斯广场中央墓地。
苏拉临终前，对葬礼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仅仅对下葬的方式提出了要求。在当时的罗马，火葬还是很稀罕的事，科尔涅利乌斯家门的传统是将遗体直接土葬。但苏拉的这个愿望难以满足。元老院诸公难以忘怀马略被掘墓扬尸之事，担心苏拉的遗体不知何时会遭到什么样的亵渎，因此不同意直接土葬。因此，苏拉的遗体是先火化，然后将骨灰下葬。望着苏拉遗体燃烧的火舌，此时不管是仰慕苏拉的人，还是仇视苏拉的人，想法都是一致的——下葬方法是正确的，国葬礼仪是壮观的，前所未有的。苏拉直到死后都是一个幸运的男人。
在苏拉的墓碑上，雕刻着苏拉自己在生前即已定下的碑文：
对朋友来说，没有比苏拉更好的人；对敌人来说，没有比苏拉更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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