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庞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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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庞培时代
（前78—前63）
对于人类来说，活着的时候能够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成，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寿终正寝，这就是幸福。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即把自己称为“幸福的人”。但有些人，特别是被宿命安排为公职人员的人，即使生前不能完成自己的理想，又不幸非正常死亡，但他为其所属的共同体指明了将来的方向，起到了铺路者和路标的作用，令人怀念。如果把这样的人定义为“幸福者”的话，那么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显然又属于“不幸的人”。
近现代著名的历史书在记述苏拉之死后，接下来的章节，几乎都是以“苏拉体制的崩溃”为标题，如实描述了苏拉死后的体制变化。苏拉逝世不久，他所努力修复的以元老院为主导的罗马共和政体这个“皮口袋”已经再度“开绽”。在苏拉独裁之下正常运转的这套体制，苏拉去世后并非毁于其反对派，因反对派能量不够，恰恰是属于苏拉本派系的人葬送了“苏拉体制”。
为什么苏拉本派系的人要破坏“苏拉体制”呢？如同很多历史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大概是这个体制牺牲了苏拉手下将领们的个人野心。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连苏拉本派系的人士都不能坚守的“苏拉体制”，实际上已经无法解决公元前1世纪罗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那么，在苏拉逝世的公元前78年时，两派的班底是怎样一个状况呢？
先看反苏拉阵营。经过苏拉对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反苏拉阵营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人物。公元前78年度的执政官雷必达是反苏拉阵营的一个头面人物，这个人在苏拉独裁下能够生存且能当选执政官，是因为他总是打着“亲苏拉派”的幌子。在苏拉将没收的反对派的财产付诸拍卖时，雷必达还趁机低价买进，大赚一笔。就这么一个人物，看到苏拉辞去独裁官职务后，马上发表谴责苏拉的演说，也许后世的研究者因此而将之誉为敢于向苏拉挑战的行为，但在当时的罗马公众看来，是极其滑稽可笑、令人难以忍受的小丑行为。以这个人的人品，是不可能起到反苏拉派领袖的作用的。
另一个人物是塞多留。他长期在马略手下做军官，在苏拉率军从希腊杀回罗马而引发的内战中败给了苏拉，战败后逃往西班牙，后因不知去向苏拉将其从反对派名单中撤销才得以保住一条命。塞多留出身平民，与马略一样，姓名只有两部分。他也不是一个能成为“小马略”的领军人物。
除这二人之外，当初胆敢批苏拉逆鳞、不肯听从苏拉让其与秦纳女儿离婚的命令、逃命到东方的恺撒倒是具备反苏拉领袖的素质。恺撒是得到苏拉的死讯后才敢回到罗马，此时的恺撒只有22岁，无地位、无金钱、无权力，尚不具备集结起反苏拉派的号召力。作为一个富家子弟，恺撒以勇敢驰名于世，且为人正派，如果再经历一段时间的准备，待时机成熟，“大器晚成”型的恺撒是唯一能挑此重任的人。
反苏拉阵营的班底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靠他们是不可能毁坏“苏拉体制”的。
再说说苏拉体系中的这些人物。这一派的首脑人物，首推路奇乌斯·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苏拉当初率大军离开小亚细亚的时候，曾委托他管理小亚细亚事务；苏拉临终时他又是手捧苏拉的《回忆录》、被苏拉指定为遗嘱执行人的最信赖的亲信。卢库鲁斯生年不详，从他的任职经历来推算，苏拉死时他大约38岁。
仅次于卢库鲁斯的，是当年36岁的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秦纳独裁时代他逃往西班牙，得知苏拉杀回意大利，他回到苏拉麾下参战，说起来是苏拉的股肱之臣。相对于军事和政治，克拉苏更擅长赚钱。
苏拉另一个股肱之臣，应该是比克拉苏年轻8岁的格涅乌斯·庞培乌斯·斯特拉本。苏拉死时庞培年仅28岁，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较早。前面已经说过，苏拉杀回意大利时，年仅23岁的庞培即率领自费组建的3个军团前来助战，令苏拉大喜过望。3个军团共有步兵1.8万人，骑兵2000人，总兵力达到2万人，如此规模的军队能够自费组建，得益于其家族的财富与势力。庞培家族在意大利中部面向亚得里亚海的皮契诺地区有大片的土地、巨额的财富和为数众多的“后援者”。庞培的父亲当过执政官，死于与马略派的抗争。庞培和卢库鲁斯、克拉苏对元老院来说，都不属于“新人”，这是保守的苏拉能够对他们放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青年时代的庞培
庞培具有军事上的天赋，其军事才能早就被同为军事天才的苏拉所洞悉，内战告一段落时，苏拉即派出年轻的庞培去追剿逃到非洲的反苏拉派余党，圆满完成任务回国时，庞培还不足25岁。苏拉还答应了庞培有些过分的要求，特别批准为他举行了凯旋式。25岁成为凯旋将军，这是大西庇阿当初也没有享受到的殊荣。
就在那个场合，苏拉半开玩笑地送给这位年轻的凯旋将军一个尊称——“马格努斯”，而此前使用这个尊称的只有亚历山大大帝一人。被后世人们意译为“大帝”的那个词，即源于拉丁语的“马格努斯”。苏拉生前，庞培一直未敢使用这个尊称，苏拉去世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庞培才开始使用“庞培·马格努斯”作为自己的签名。虽说当时苏拉是开庞培的玩笑，但也说明苏拉对庞培还是极为赏识的。
和反苏拉派相比，苏拉体系中的确人才济济，他们要想让“苏拉体制”坚如磐石，在当时也是能够做到的。然而，“苏拉体制”还是走向了崩溃，而崩溃的主要推手，正是苏拉门下的这些英雄才俊。
如同要证明反苏拉派人才不济似的，苏拉死后不到一年，发生了一起反对派对“苏拉体制”的攻击，但就像线香花火一样，刚一点着就销声匿迹了。然而，这次不成功的攻击，却成为“苏拉体制”崩溃的“前哨战”。
公元前77年，卸任执政官的雷必达，被派到“阿尔卑斯山以西高卢”即南法行省担任总督。在执政官任上，雷必达提出了一项议案但被否决了。他就借当总督的机会，试图靠武力来实现自己的想法。他被否决的议案有四项内容：
一、将被苏拉整肃的所有牺牲者已被国家没收的土地还给原主人。
二、召回被苏拉流放国外的人士。
三、恢复对贫民阶级的福利政策，让《小麦法》重新生效。
四、恢复护民官的权威和权力。
由于苏拉尸骨未寒，而且当年度的另一执政官也发表了强硬的反对其议案的演说，雷必达的议案被公民大会否决。雷必达心中不服，就想靠武力来转变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利地位，他在去行省赴任途中，顺便在意大利中部开始组建规模超过行省总督指挥权限的军队。说起来他组建的军队还算是罗马的正规军，现在这支军队站在了反苏拉的立场上，于是，以前因反对苏拉而获罪、被剥夺了土地和罗马公民权的人们纷纷投靠到雷必达麾下。
元老院得悉这一事件后，担心在意大利爆发内战，迅速通过了“关于共和国防卫的元老院最终劝告”。因为只有发布了这种形式的“紧急状态宣言”，执政官才能承担起用武力镇压的义务。
在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地区（现在的托斯卡纳地区）发生的两军冲突，简单一战即分出胜负。执政官卡图鲁斯将军队的指挥权委托给庞培，在庞培的果敢速攻战法面前，雷必达的军队不堪一击。被打败的雷必达逃到撒丁岛，并很快病死在那里。雷必达的副将布鲁图被庞培军抓获，依庞培之命被处死。后世暗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7岁丧父，其父就是这个被庞培处死的布鲁图。雷必达军的残余部分逃到了西班牙，与在当地举起反“苏拉体制”旗帜的塞多留会合。
雷必达的反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镇压下去了。但由此产生了一个副产品。
在共和罗马，一旦确立了军团总司令、向其授予指挥权后，军团在战场上的一切行动都由总司令决定，也就是说，统率军队的总司令具有“绝对指挥权”。而有资格统率军团以上规模的军队并获得“绝对指挥权”的，只有执政官和法务官或者是担任过执政官、法务官的人员。而苏拉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进一步明确了执政官和法务官的最低任职年龄分别为42岁和39岁。
在内战这种非常时期崭露头角的庞培，只有二十几岁，且完全没有在罗马政界的任职经历，就连罗马上流社会“良家子弟”仕途必经之路的财务检察官、按察官这种较低级别官吏的任职经历都没有。但由于当时元老院阶级中尚无军事才能超越庞培的人才，不得不授予庞培实质上的军事指挥权。
这个问题在镇压雷必达叛乱时尚未表面化。因为名义上的“绝对指挥权”授予了执政官卡图鲁斯，实际上的军事指挥权由庞培行使。由于庞培只有29岁，他名义上的职务，只是最高司令官卡图鲁斯的幕僚。根据最高司令官的授权指挥作战，作为一种变通措施，在较短时间能解决问题的战役中使用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战事拖长，就不能再采用这种名实不符的做法了。
雷必达残部跑到西班牙后，与在西班牙行省竖起反罗马旗帜的塞多留会合，使塞多留的实力大为增强。罗马元老院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苏拉在世时，即已派出梅特鲁斯·皮乌斯率军去镇压。但是，梅特鲁斯·皮乌斯率领的罗马军被塞多留的“游击战法”搞得无计可施，西班牙战事处于变幻莫测的状态。元老院认为必须给予实质上的增援才行，但是从现有的39岁以上、担任过法务官职务和42岁以上、担任过执政官职务的人选中很难找出值得信赖、可以授予“绝对指挥权”的武将。
这时毛遂自荐担此重任的，是29岁的庞培。按共和罗马的规定，年满30岁者方可担任财务检察官，庞培连财务检察官都没有干过，当然也不可能是元老院议员了。有资格率领军团的指挥官的最低年龄是39岁的法务官，庞培距这个要求整整差了10岁。自告奋勇要为国效力的庞培对这些规定愤愤不平，因为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曾有大西庇阿的先例。但那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这种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的特例，当时大西庇阿的父亲和伯父相继阵亡，大西庇阿请求兴兵打一场告慰亡灵的复仇之战，这个请求打动了罗马人重视祖先和家族荣誉的心弦，出于“大义名分”，将这场战事的“绝对指挥权”授予了年仅25岁的大西庇阿。庞培显然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元老院陷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中——是严守“苏拉体制”，还是允许改变常例、认可特例？是崇尚“年功序列”，还是尊重实力的价值？
两年前派到西班牙前线的梅特鲁斯·皮乌斯不属于凡庸之将，当初决定把塞多留战事的“绝对指挥权”交给他时，并不存在异议，都相信他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在他取得战果之前，需要多长时间，需要付出什么样的牺牲，谁也无法预料。至于罗马在付出的时间与牺牲的代价方面的承受力有多强，元老院议员们也只好问自己了。
事实上，能够权衡考虑的时间是有限的。苏拉生前老老实实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再度出现不稳的动向。从各方面看，元老院都不能再犹豫不决，必须尽快作出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元老院作出决定，授予29岁的庞培“绝对指挥权”，派他到西班牙与梅特鲁斯·皮乌斯一起，尽快解决塞多留战局。这个决定成为导致“苏拉体制”崩溃的第一步。由此也暴露出“苏拉体制”的局限性，苏拉本以为靠议员编制“倍增”就可以在质和量两方面加强元老院的力量，没想到还是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发生在西班牙行省、被称为“塞多留战争”的这场战争，并不是西班牙人为民族自治而战。自从公元前133年小西庇阿摧毁努曼提亚之后，西班牙作为罗马的行省，已经平稳地过了半个世纪。让罗马军深陷西班牙8年之久的这场战争，不过是马略和苏拉的“身后战”转移到了西班牙而已。
在第二章曾经说过，普通罗马人的姓名由个人名、家门名、家族名三部分组成。盖乌斯·马略的姓名只有两部分，而昆图斯·塞多留的姓名也只有两部分。和马略一样，塞多留也出身于平民，靠自己努力，经过艰苦磨炼而成长为军队将领。他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温布利亚地区，而不是生于罗马，这一点也和马略相似。塞多留作为志愿兵加入马略的部队，在与日耳曼人作战时崭露头角，20岁时即已担任统辖600名士兵的中队指挥官，属于在军队中提拔较快的。公元前83年开始的苏拉与罗马正规军的内战中，塞多留自然会站在“平民派”一边与苏拉为敌。然而，随着苏拉的大获全胜，塞多留的名字也上了苏拉的“黑名单”，不得不从意大利逃走。
塞多留逃亡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北非的毛里塔尼亚王国，在那里潜伏了一段之后，越过希腊神话中被称为“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来到了西班牙。到西班牙后，塞多留迅速组建了一支4700人的军队，并率领这支军队与西班牙西部行省总督打了一仗，居然取得了胜利。
这场战斗发生在塞多留43岁那年的秋天，他由此而声名大噪。塞多留身上有数不清的刀疤，并且失去了一只眼睛，于是就有西班牙人开始将其称为“汉尼拔第二”。也由于这场胜仗，到当年年末，跟随他的士兵达到了8000人。
苏拉派出梅特鲁斯·皮乌斯去讨伐塞多留。公元前79年，罗马军与塞多留首次交手，塞多留战败。以此次败仗为契机，塞多留改变了战法，开始用游击战术来对付罗马军。
西班牙地形复杂，众多的部落分散居住，游击战术很容易产生效果。对于正规军来说，一场战斗不胜即为负，而对于游击者来说，却是不负即为胜。塞多留反正也没有什么比西班牙更为适合的地方可去，他就打算在这里建设独立国家，甚至开办了元老院和军官的培训学校。西班牙原住民的立场也倾向于塞多留，这使他更加具备与罗马军打游击战的优势。
塞多留的英勇善战，使其对手罗马正规军无计可施，塞多留的名声几乎传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其后，唯一能够在地中海世界发挥威慑作用的苏拉去世，这使本来风平浪静的地中海骤起波澜。
首先是苏拉脚下的意大利出现了前执政官雷必达反“苏拉体制”的叛乱，此事前文中已经述及。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逃到撒丁岛的雷必达追随者又逃到西班牙与塞多留合兵一处，这支队伍由雷必达的一个幕僚佩佩那率领，共有步兵2万人、骑兵1500人。
这21500名经过训练的士兵投到塞多留麾下，使塞多留的兵力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但塞多留并未因此而放弃游击战术，事实也说明他的战术方针是正确的。在庞培未到西班牙之前，罗马军几乎在西班牙全境都受到游击战的骚扰，无法进行决战，战事呈现出陷入泥沼的状况。
风头正劲的塞多留，收到了来自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希望结成统一战线的邀请。米特拉达梯被苏拉制伏后，一直在窥伺时机以图东山再起，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他提出的统一战线方案的主要内容有：米特拉达梯从东边、塞多留从西边进攻罗马；为提高本都王国军队的素质，塞多留派军官帮助本都培训士兵，作为回报，本都为塞多留提供所缺的海军战船。
纵然出生在罗马以外的地方，但已经是罗马公民的塞多留，反对的是“苏拉体制”支配下的罗马政权，并非对这个国家有什么深仇大恨，如果让他联合外族来攻打自己的祖国，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他拒绝了米特拉达梯结成统一战线的邀请，但派了几名手下的军官去担任本都军队的教官。不管内部怎么争斗不断，罗马人也不愿呼应外族做出危害自己国家的事情。在这一点上，罗马民族与当时的其他民族完全不同。
在塞多留的势力尚未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时，罗马已经派出庞培来镇压塞多留。但庞培没有急于求成，这位30岁的总司令没有犯不管不顾地急于赶到前线与敌决战的低级错误，他首先做的事情是确保自己的补给线。
在现代，利用高速公路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到达法国南部，必须不停地穿越一个又一个数不清的隧道。古代的“高速公路”也就是罗马修建的公路，是从帝政时代（共和制罗马之后）才开始使用隧道的，而且也仅限于如果不挖掘隧道就无法到达山对面的情况下。现代的高速公路与古代罗马修建的公路相比，有三点不同——隧道众多、有效利用环形线路与收费。
从意大利经过南法行省到达西班牙的公路，已经于公元前188年随着德米狄亚大道的铺设完成而全线开通。然而这条路几乎全程都是俯瞰大海、盘山而行。从热那亚到现在的戛纳，一路上悬崖峭壁不断。庞培在他写给元老院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要重新修建一条“不是汉尼拔当初走过的路，而是一条对罗马更有利的路”。
这条路从上游穿过现在的都灵到苏萨的峡谷，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高卢后继续向西，直到距现在的里昂南边30公里处的罗讷河边。通过这条路，就可以沿罗讷河南下到达马赛湾，与德米狄亚大道会合。从德米狄亚大道西进到纳博讷后，距比利牛斯山脉就只有100余公里了。庞培所说的“对罗马更有利的路”，实际上指的是对军队的移动更为有利。
从意大利到西班牙这段距离，一般来说行军只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庞培却走了一年。他率军开山铺路，在阿尔卑斯山中建设整备基地，监视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塞多留的动向，使塞多留军的士气有所动摇。庞培还把南法地区的居民按照罗马行省的方式进行管理。庞培认识到，由于塞多留成功的游击战术，想在西班牙就地解决军队的补给是不现实的，如果强行在当地征收军需物资，就会逼迫西班牙的民心完全倒向塞多留一方。为避免这一问题，就只能先行建设从意大利到西班牙的军事补给线，使之快捷通畅，并使沿途的高卢地区安全稳定。
由于这些因素，庞培真正介入西班牙战事，实际上是从公元前75年春天开始的。对于罗马来说幸运的是，迄今为止负责塞多留战事的梅特鲁斯·皮乌斯，如其名字中的尊称“皮乌斯”所代表的意义一样，是个慈悲宽忍的君子，他和新来的年轻将军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强好胜、固执己见的事情。老将和小将采用分兵合围战术，把塞多留包围起来。尽管已被包围，但使用游击战术的塞多留仍很顽强。
两军对阵，如果是正面相遇的会战，不论结果好坏，总是可以迅速分出胜负。但若是游击战的打法，双方之间没有正面会战的机会，就会长时间胜败不明，且容易把整个战区化为焦土，就会出现生活无着的人群，其中的男人就会加入军队以解决饥饿问题。此时在西班牙发生的战争，对抗霸权国罗马的是塞多留，而西班牙原住民对把塞多留驱赶出来的“苏拉体制”并没有什么仇恨与敌意，双方的战争与他们本来毫无关系，但是因塞多留对抗其罗马支配者的战争而成为难民者，很容易就会加入塞多留阵营。尽管罗马方面盼望庞培在进入西班牙的第一年即能果断发起攻势，早日结束这场战争，但现在看来这个梦想破灭了。
当年冬天，庞培给罗马元老院写了一封要求增援的信，这封信的最后四分之一是这样写的：
我军和敌军的状态完全相同，罗马军没有给士兵支付军饷，塞多留军也没有给士兵支付军饷。这样下去，要么是我们放弃西班牙回国，要么是塞多留舍弃只剩下饥饿的西班牙到意大利来。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意大利都将被置于拖欠军饷的军队来袭的危险之中。
为此，我忠告你们，并恳请你们理解，我不能停止这场战争，我们不能出现不得不放弃西班牙战线的被动局面。由于罗马军和塞多留军的连续战争，整个西班牙东部地区已近荒芜。迄今未遭到敌人毁坏的只有沿海各城市，这些对罗马友好的城市的居民，也难以承受再增加的战争经费的负担。南法的高卢行省，去年已经负担了梅特鲁斯军队的战争经费和军粮，且今年农作物歉收，收获的粮食只够他们勉强维持口粮之用。
为了军团的运行，我不仅花费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并已经借债筹措军费。
现在，我只有向你们请求支援这一条路了。如果元老院否定我的意见，不能作出支援在西班牙的罗马军的决断，那就只有一个后果——战场从西班牙转到意大利！
这封信在第二年年初的元老院会议上被宣读后，由于当时米特拉达梯日渐暴露侵略意图，必须商讨对策，因此对是否支援庞培，元老院内赞成与否定两派意见互不相让，后在苏拉体系的“第一把手”卢库鲁斯的坚持下，元老院接受了庞培的请求，向西班牙增派了两个军团即1.2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军费也得到了补充。
即使这样，“塞多留战争”还是又耗费了两年时光方才结束。这场战争，除了证明塞多留的战术才能和在地势复杂地区进行游击战的有效性之外，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东西。最后，被罗马军穷追不舍的塞多留军内部发生了分裂，沉湎于嗜酒之中的塞多留被佩佩那暗杀，这才导致了战争的结束。
除了反对苏拉之外，对罗马一直忠诚的塞多留死于50岁。没有了塞多留，他手下的这支军队根本不是罗马军的对手，一败涂地。公元前72年入冬之前，梅特鲁斯·皮乌斯和庞培两位将军，终于能够向元老院报告战争结束的喜讯了。
元老院得悉“塞多留战争”结束的消息后，与其说是大喜过望，不如说是终于可以安心了。因为就在罗马脚下的意大利半岛内，一年前即公元前73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角斗士起义——斯巴达克斯起义。
出生于后世的我们接触到的希腊、罗马文明，是历经2000多年留下来的壮丽的遗迹，收藏在美术馆中的造型艺术，以及作为文化教养被传承的哲学、历史、文学等等。一旦接触到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无论谁都会发出赞叹，赞叹这些伟大、卓越的创造。但在赞叹之余，我们也会产生疑问——创造了如此优雅、高尚的文化文明的希腊、罗马人为什么还要实行非人道的奴隶制度呢？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耶稣基督说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但他并没有说信奉不同“神”的人群之间也是平等的。按历来的历史观，中世纪应该比古代更进步，而从中世纪开始形成的基督教文明也没有全部废除奴隶制度，只不过是禁止把基督教徒变成奴隶。因此，将犹太教徒关进强制收容所的做法，从人道的角度说是错误的，而在基督教看来，就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门上所写的那样，把“不信仰基督就没有自由”的精神演绎成“用劳动折磨来换取自由”的歪理邪说。
不管信不信基督教，人类有“人权”这个概念始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从1772年的英国到1888年的巴西，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法律在这100多年时间里集中出现。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法律上取缔了奴隶制度，但人类心目中让他人隶属于自己的潜意识是不能完全去除的。
我们把话题再回到古代。首先以公元前5世纪全盛时期的希腊为例，把学者们对雅典人口的推算成果介绍如下：
拥有雅典公民权的雅典市民——4万人（这只是父母双亲都出生在雅典、且本人拥有投票权的自由公民的人数，不包括住在雅典的外国人和女孩子）。
在店铺或农庄劳动的成年男性奴隶——3.5万人。
从事家务劳动的男女奴隶——2.5万人。
由奴隶所生，或买来在家庭内做杂务的未成年男女奴隶——1万人。
在矿山工作的奴隶——2万人。
在希腊的雅典，不认可给予奴隶自由使之变成“解放奴隶”的做法。就连出生于雅典的自由民，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是斯巴达人或其他国家的人，就不能获得雅典公民权。这就是在公民权问题上的“雅典方式”。这样一来，即使是获得自由的“解放奴隶”及其后代，想要获得有投票权的雅典公民权，只能是梦想。
在雅典，技能不同的奴隶，买卖价格是不一样的。现把奴隶价格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如下：
一、掌握熟练专业技术者——医生、技师、制作高级制品的高级工匠，例如在壶上绘画的手艺人。
二、具有一般技能者——如店铺的掌柜、一般工匠、艺人。
三、掌握舞蹈和奏乐技能的女奴隶。
四、从事家务劳动的男女奴隶。
五、非熟练工人——在农庄、矿山工作的男女奴隶。
六、未成年的奴隶。
上面从一到五的奴隶价格，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可达到40∶1。掌握熟练技术的男奴隶的价格，大约是最下层雅典市民年收入的两到三倍。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正处于从城市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的时期，自然与雅典有很大的区别。公元前1世纪前半叶的罗马人口，学者们有如下的推算结果：
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90万人。
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即罗马本土），包括60岁以上老人和女孩子的自由民总数——600万到700万人。
奴隶——200万到300万人。
以上数字不包括各行省特别是奴隶众多的西西里岛。
这200多万奴隶在哪个领域从事什么劳动的具体数字并不清楚，但奴隶的价格是知道的。现将其从高到低排列如下：
一、教师——即为罗马中上阶层的“良家子弟”教授希腊语和辩论术的家庭教师。这是一个被希腊人垄断的市场。这种奴隶的卖价很高，大约相当于罗马市内独栋住宅或那不勒斯近郊海滨别墅的价格。买者既然花大价钱作了这样的投资，虽说是奴隶，自然也是要厚待他们，奉为上宾。假如有个头疼脑热，也会受到周到的照顾。在罗马教师体罚学生是不能宽恕的，但诸如学生在学习希腊文时如出现句子结构错误，教师偶尔拽拉一下学生的耳朵，家长也不会提出抗议。这些都是为了树立教师奴隶的威信。
二、掌握熟练技术者——医生、建筑师、雕刻师、画师。
罗马人自身就有很多工程技术人员，但他们把建筑和雕刻、绘画、马赛克等造型美术的工作交给掌握相关技术的奴隶去做。在这一点上，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希腊人是由自己而不是奴隶来从事这类技术工作。
三、具备一定的高级技能者——指从事交易活动、经营农庄、给主人当秘书等具备一定头脑和知识的奴隶。
承担罗马国政要务的政治精英们开销都很大。一切高级官吏都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因此肯定需要花钱拉选票。比拉选票更需要花钱的，是那些为了得到当权者的欢心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例如主办一个精彩的运动会，或者修复一条公路等公共事业方面的捐赠与支出。但是，对元老院议员又有除经营农庄之外不得从事其他方面经营活动的禁止性规定，于是很多议员就把被禁止经营、但能够赚取利润的贸易及其他经营活动以可信赖的奴隶或“解放奴隶”的名义去做。发展到后来，奴隶们不仅仅是把名字“借给”主人，而是也承担经商的具体实务。因此，具备经商才干的人，即便是奴隶，在罗马也是受欢迎的。
奴隶的作用不仅限于经济活动，在其他方面能够成为主人得力助手的奴隶，也是高价交易的。顺便说一下，就连罗马首屈一指的学问家西塞罗著作集的编辑工作，也是由承担西塞罗秘书工作的奴隶完成的。
四、一般手艺人——如店铺的掌柜、工匠、艺人、角斗士。
五、具有舞蹈和演奏乐器技能的女奴隶。
六、从事家务劳动的男女奴隶。
但如果是有名的厨师，则被视为掌握熟练技术者，被以高价进行交易。而且，同属在家庭内从事劳动的奴隶，管家以及担当主人孩子养育工作的乳母和保姆，在奴隶中也是属于地位较高、价格亦较高的。
七、非熟练工人——在农庄、矿山从事劳动的奴隶。
如果是家庭规模的农庄，农业奴隶往往被当做家庭中的一员来看待，待遇会稍好一些。而在大规模的农庄及矿山劳动的奴隶，就会像希腊的雅典那样，被强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受到严苛的待遇。由于西西里有很多大庄园，所以两次奴隶起义都发生在那里。而起义的原因，一是对苛刻残酷的待遇感到绝望，二是奴隶们在牧羊时，可以在山野里自由散步，在领略到自由的美好时，就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被限制自由的痛苦。
八、未成年的奴隶。
罗马奴隶的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差别，可达到100∶1，比雅典的40∶1又要高出很多，这是由于担任家庭教师的希腊裔奴隶价格高企造成的。另外，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已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国家，在奴隶的供给增加、购买奴隶更为方便的同时，有很多的人将购买奴隶当做一项投资，很多资金投入到奴隶交易中来，导致对奴隶的需求增加得更快，抬高了奴隶的价格。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在罗马社会，奴隶数量已经达到了自由民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如此众多的奴隶，却很少发生奴隶起义，这使我们感到惊异。而导致军队介入镇压的大规模奴隶起义，只有公元前135年、公元前104年以及公元前73年的斯巴达克斯起义。而前两次都发生在大规模庄园较多的西西里岛，只有斯巴达克斯起义是发生在意大利半岛罗马国境内。
罗马社会很少发生奴隶起义，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很多罗马人把奴隶当做家庭的一分子，关系较和睦。第二个原因是奴隶之间划分为不同阶层，像那些被主人奉为上宾、享受优厚待遇的家庭教师奴隶，是不可能与牧羊的奴隶结成统一战线的。
第三个原因是罗马能够实现不同阶级之间的流动转换。在罗马社会，奴隶成为“解放奴隶”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如果成为“解放奴隶”，只要再有一定的资产和继承人，就能够取得投票权，成为罗马公民。即使是没有资产的“解放奴隶”，到其儿子那一代也可以成为完全的罗马公民。
与希腊人不同，罗马成年男子总是留短发，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仪表整洁。而每天为主人剃须就是充当保姆的奴隶的工作。格拉古兄弟和尤里乌斯·恺撒的事例说明，忠实的奴隶到最后时刻都会和主人共命运。
人与人之间亲属般的关系，在社会上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积极的作用，奴隶之间分为多阶层，获得自由并取得公民权的可能性，主人和奴隶之间重信守义的精神等等，可以说这些因素构成了罗马社会中特有的奴隶特征。
古代罗马人对奴隶的定义是“不能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按照这个定义，罗马附属各行省的人民，也可以说是半个奴隶。因为他们虽然拥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在服兵役时，和奴隶一样不能志愿参加罗马军。与奴隶不同的是义务，行省公民要缴纳行省税，以纳税的形式承担防卫的义务。而奴隶因为不拥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自然也没有缴税的义务。
然而在奴隶中，也还是有人宁愿承担缴税的义务，也要争取“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交会处的城市加普亚，以集中了很多角斗士训练营而知名。这些角斗士训练营是私营的，其商业模式是：经营者从奴隶市场买来体格健硕的奴隶，将其训练成角斗士，然后出租这些角斗士参加在罗马及其他城市举办的角斗士比赛以收取租金，赚取利润。角斗士比赛野蛮而激烈，虽然斗败的一方不一定死在角斗过程中，但如果观众认为角斗士的姿势、动作等不够精彩，不够刺激，就会叫嚷着让角斗的胜利者将失败者杀死。角斗士不全都是奴隶，也有自由人选择角斗士为职业。
角斗士出租的准确价格不详，但应该是比较高的。西塞罗的一个好朋友、同样也是当时知名的学问家阿提科斯就在加普亚经营角斗士训练营。阿提科斯是个精明人，他参与的文化活动姑且不论，如果是经济活动，他只染指那些在经济上可行的项目。由此可见这是个赚钱的生意。其实经营角斗士训练营与经营其他正规的行业没有什么区别，就像西班牙人喜爱斗牛、美国人痴迷拳击一样，罗马人大概是继承了伊特鲁里亚民族的传统，热衷于角斗比赛。
就在加普亚的角斗士训练营里，有一个按拉丁语发音叫“斯巴达克斯”的角斗士，他是出生于色雷斯的奴隶。色雷斯南与希腊的马其顿接壤，东临黑海，罗马的霸权那时还未到达那里。马其顿变为罗马的行省后，罗马要承担马其顿北方防卫的义务。在那一带，时常有未开化民族从难以生存的地方向容易生存的地方迁徙的情况，那些民族与试图阻挡他们的罗马军之间屡屡爆发冲突。斯巴达克斯就是在这类武装冲突中战败被俘的。
传说中说斯巴达克斯是色雷斯王子，这不大可能。由于色雷斯地区那时尚未统一，他最多也就是众多部落中某个部落酋长的儿子而已。尽管不是王子，但斯巴达克斯的确是个具有领导素质的男人。
以斯巴达克斯为首的74名角斗士突然从训练营集体脱逃，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斯巴达克斯之乱”。被强迫生存在死亡边缘上的这群奴隶发动的起义，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段插曲，引起了现代人强烈的兴趣。以斯巴达克斯起义为主题的小说和电影都很有名。《斯巴达克斯》这部电影，主角斯巴达克斯由柯克·道格拉斯饰演，讨伐斯巴达克斯的罗马军队指挥官克拉苏由劳伦斯·奥利弗饰演。这部电影不太忠于史实，加入了很多现代元素，并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史实进行诠释。片中的反面角色自然是由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克拉苏。这部电影自然能给观众带来愉悦，但历史细节的错误相当多。例如当时仅有27岁、不可能成为元老院议员的尤里乌斯·恺撒却端坐在元老院议员的座位上。更可笑的是由查尔斯·罗顿饰演的每每与克拉苏对立、同情斯巴达克斯的元老院长老议员的名字，居然叫格拉古。
描绘角斗士斗豹子的马赛克
格拉古兄弟年纪轻轻即已辞世，并未留下子嗣。二人去世后，格拉古家即已绝后。现代欧美人在想要把罗马人描绘成对被残害的人如何具有同情心时，特别爱把格拉古这个名字拿出来，格拉古成了古罗马好人的代名词。这确实比较有趣，格拉古兄弟年纪轻轻即遭横死，却能名传后世，与人们的同情心不无关系。
公元前73年，从加普亚的角斗士训练营集体逃出的斯巴达克斯等74名奴隶，携带着训练营的武器逃进了庞贝城后面的维苏威火山。
维苏威火山发生毁灭庞贝城的那场大喷发是在150年之后。当时的维苏威火山还没有成为后来那样的秃山，山顶一带林木葱葱，适合隐蔽与防守。
在维苏威火山据守的奴隶角斗士的首领，自然是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相当于副头领的，是高卢人克里克斯和奥诺马乌斯。74人中以日耳曼人居多。
尽管来自不同种族，但都是些经受过长期角斗训练的男子汉，拿起武器，可以以一当百。他们开始成群结队地下山来，到附近的庄园去掠夺财物。
罗马政府一开始并未对斯巴达克斯率领的奴隶起义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是派出了不足3000人的讨伐队去平定起义，结果是轻而易举地败给了斯巴达克斯。角斗士们战胜罗马正规军的消息，在传到元老院之前已经传至四面八方。维苏威火山南面广阔的坎帕尼亚地区，散布着很多大的农庄，在那里劳动的奴隶们扔掉锄头和铁锹，纷纷投奔维苏威火山。
这回罗马政府不能不当真了，派出了执政官率领的两个军团镇压奴隶起义。然而还是败给了斯巴达克斯。好不容易逃回来的几个士兵带回来了两个军团几乎全部被歼灭的惨痛消息。斯巴达克斯们还逼着被俘的罗马士兵像奴隶们那样举行角斗比赛，以作为对罗马人的报复。
两次战胜罗马军的斯巴达克斯在意大利南部名声大噪，投奔起义军的已不再局限于从农庄跑出来的奴隶，还包括很多像奴隶一样日复一日地劳动却得不到温饱的下层农民。起义第二年即公元前72年春，起义军声势浩大，据说已达7万人的规模。斯巴达克斯和克里克斯可以兵分两路对付罗马军了。
队伍规模的扩大本来是对起义军有利的好事，但如果指挥系统不能统一，部队规模大反而会带来一些不利因素。斯巴达克斯并不想对抗罗马、征服意大利，他希望能够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归故乡，但克里克斯满足于掠夺富饶的南意大利。两人之间的争执日渐增多。
而罗马政府方面，却在公元前72年年中痛下决心，要全力剿灭斯巴达克斯起义。
公元前72年的两位执政官，全都投入了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军的行动。两位执政官各率2个军团1.5万人，以4个军团3万人的兵力来对付兵分两路的斯巴达克斯和克里克斯。
克里克斯率领的起义军，被罗马军成功地逼进了加尔加诺的山中，被追得走投无路的起义军败给了罗马军，克里克斯战死。斯巴达克斯则巧妙地避开了罗马军的围攻，率领4万名兄弟沿亚得里亚海海滨从意大利半岛北上。两位执政官率4个军团紧追不舍，在皮契诺附近追上了斯巴达克斯。
斯巴达克斯的军事才能远在平庸的罗马将军之上。他才不会犯与4个军团同时开战的低级错误。这个色雷斯出身的角斗士，先率部下与其中一位执政官率领的2个军团战斗，击败对方后，马上挥师袭击另一位执政官率领的2个军团。打了胜仗后，他并没有止步而是继续北上，一直到达卢比孔河附近。途中恰好遭遇南下的北意大利高卢行省总督率领的军队，又把总督的军队打败了。对罗马而言，真是脸面失尽，奇耻大辱。而对于斯巴达克斯来说，则意味着返回故国的道路已经开通。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不知为何斯巴达克斯又改变了主意。如果他此时想越过阿尔卑斯山北逃的话，已无人再能阻挡，他却突然又掉头率军南下。也许是他不能无视部下兄弟们的意愿——由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均是未开发的贫瘠土地，与其向北回到色雷斯，不如南下去征服富足的西西里岛后在那里定居。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罗马绝对不肯让他占领西西里岛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斯巴达克斯率领4万起义军又往南方打，终于又杀到了意大利的南端。这一路上，他的队伍不停掠夺路过的村镇。尽管又有一些奴隶和下层农民加入他的队伍，但意大利境内的所有村镇，没有一个站到斯巴达克斯一边。
斯巴达克斯尽管到了意大利半岛的南端，他却难以渡过墨西拿海峡。罗马政府派出的由法务官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率领的8个军团5万军队，正沿海峡一带张网以待。
克拉苏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军事才能，且这一年已42岁了，他深感受委托率领8个军团的庞大兵力镇压起义责任重大。而且，他对比自己小8岁的庞培，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对抗意识，并为此焦躁不安。他已经得知西班牙的“塞多留战争”结束的消息，庞培凯旋只是时间问题。假如庞培凯旋，对斯巴达克斯起义感到棘手的元老院，肯定会让“塞多留战争”的得胜将军取代自己这个没有明显战绩的将领。克拉苏对此深感恐惧。
尽管手上掌握着8个军团5万人马，克拉苏在与斯巴达克斯的第一场战斗中，虽说损失不大，但还是吃了败仗。背靠墨西拿海峡的下一场战斗，对克拉苏的仕途来说生死攸关，意义重大。
克拉苏决定用重典治军。他拿第一次战斗中临敌而败走的一个中队开刀，严惩这个中队以震慑全军。他命令使用以“什一杀”而闻名的最残酷的刑罚，即从这个中队的600人中抽签选中倒霉的60人，并由运气还不算太坏的其余540人用棍棒将这60人击毙。这种残酷的刑罚，在罗马军队中只在出现反叛行为时才加以施用。克拉苏无奈之下滥用严刑，没想到却在全军起到了提振士气的作用，居然把想渡过墨西拿海峡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军逼进了山里。
斯巴达克斯军逃进了被称为“险峻之山”的山岳地带。在现代的意大利，这一带因成为拐卖人口犯罪团伙的藏身之处而闻名。这里紧贴大海，地势险要，如果想出动军队进山搜捕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2000年之前的克拉苏费尽心机和军力想把斯巴达克斯及其起义部队从崇山峻岭中赶出来，但无法奏效。好在幸运终于降临到克拉苏头上，斯巴达克斯自信手中有4万雄兵，而且迄今为止屡胜罗马军，估计比较轻视对手，竟然自己率军从山里出来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巴达克斯与西里西亚的海盗达成协议，海盗们为他们备好船队，让他们绕到布林迪西后逃往小亚细亚。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斯巴达克斯是率领起义军下山了，并且与等待已久的罗马军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这回斯巴达克斯彻底失败了，4万人几乎全部战死。堆积如山的尸体中，没有发现斯巴达克斯的遗体。被俘的6000人被处以罗马社会的极刑，即被绑在十字架上，不给吃不给喝，让他们历经长时间的痛苦后死去。根据克拉苏的命令，阿皮亚大道沿线竖立的这种十字架，从加普亚一直排到罗马。
从克拉苏接受8个军团重托之日起，6个月后终于实现了剿灭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的战果。2个月后，庞培自西班牙凯旋。
任何体制都有正负两面。如果是正面的因素发挥作用时，不论谁负责执行，都能获得一定成果。而如果是负面的因素发挥作用时，就可能出现因得到少量的成果却导致全面失败的情形。在后一种情况下，整个共同体（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就可能会蒙受过大的实质性损害。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能够忠实于体制。但在非常时期，则可能会出现即使想忠实于体制但现实情况不允许的事态。因此，只有确立科学而适应性较强的体制，才能避免体制与现实冲突的事情发生。有冲突就会产生“例外”，而第一次的“例外”总是难逃制造下一次“例外”的宿命。
例如，若想维持苏拉努力修复的元老院体制，就不能过于突出某个人的作用，前线的总司令就必须每年更换一次。
这个制度在当年罗马军越过墨西拿海峡，以西西里岛为战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不是问题，在以本国为战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也不是问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总司令也好，士兵也好，每年都能更换。第二次布匿战争的17年间，为对抗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罗马每年平均要投入10名高级将领，这些具有前执政官或前法务官资格的高级将领须“轮流坐庄”似的行使“绝对指挥权”，坚守在前线，也能够做到让“少数领导制”充分发挥机能，不使某个人的力量过于突出。第二次布匿战争进入后半场后出场的大西庇阿，因其取得了卓越的功绩而使其个人显得格外突出，但战争结束回复到平常时期后，大西庇阿马上就在政治上垮台了。而且，在汉尼拔战争取得最后胜利，“非常时期”结束后，马上恢复了执政官任职期满后再次获选必须间隔10年的做法，并坚持了1个世纪。
然而，此后发生在北非的朱古达战争却使马略在担任一任执政官的情况下获取了北非战争连续3年的最高指挥权。而在日耳曼人大举入侵之际，又不得不让马略连续5年当选为执政官。
此外，因“塞多留战争”而被派到西班牙的梅特鲁斯·皮乌斯，在西班牙前线当了8年的最高指挥官，派去支援的庞培也5年未能归国。还有，为了对付苏拉死后再度蠢蠢欲动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而派到小亚细亚的卢库鲁斯，在公元前71年这个时点上连何时回国的日程表都还没有，结果是他在东方连续驻扎了7年。为什么会连续出现违反过去的体制规定的事情？道理很简单，有能力的指挥官可以更有效率地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如果还是拘泥于老的体制，指挥官频繁更换，军队的战斗力得不到有效发挥，就会在实质上损害罗马这个共同体的利益。
罗马的霸权已经覆盖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但随着霸权的扩大，想要坚守元老院主导下的罗马独特的共和政体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而且，“苏拉体制”不符合现实需要的情况不仅发生在领导阶级层面，就连被领导阶级也遇到同样问题。
总司令如果长期在外，其手下的士兵们也只能长期驻扎在外。因为军团换防走陆路大约需要两个月，如果坚守“苏拉体制”，一年来回就要折腾两次。而且，军队的特点是指挥官一声令下，士兵们应该像指挥官的手足那样协调一致，令行禁止，只有官兵长期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才能达成默契，军队才能更有战斗力。
另外，尽管实行了志愿兵制，但由于常年执行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任务，导致士兵们的话语权也不断增强。如果过于强化元老院主导的体制，这些士兵们就容易在公民大会上形成反元老院的势力，而护民官就成为他们话语权的代表。而“苏拉体制”导致了护民官素质降低，自然也会引起中下层人民的不满。
苏拉以降低护民官素质为目的而制订的“有护民官任职经历者不得再转任其他官职”的法律，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这个时期，没有出现一个具备汇集民意、代表民意能力的护民官。结果反而是元老院议员中的开明人士直视现实，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认为有必要解除对护民官任职的这些限制。
现在我们回到公元前75年，当时西班牙的“塞多留战争”尚未见分晓。被选为这年执政官的是盖乌斯·奥利乌斯·科塔。奥利乌斯家门以学者之家著称，家中的女性都懂得希腊语，尤里乌斯·恺撒的母亲奥利娅即出身于奥利乌斯一门。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哲学和数学等方面的学者都由希腊人把持，身为罗马人而能被称为学者的，只有法学家。科塔就是一位颇具学识的法学家。
奥利乌斯一门与格拉古兄弟所属的森普罗尼乌斯一门同属于“平民贵族”。奥利乌斯·科塔也算得上是元老院阶级成员，但其本人一直被视为开明派。苏拉在整肃政敌能够放过科塔，与他的学者地位有很大关系。
这位学者出身的执政官科塔，在说服了元老院议员们之后，相继向公民大会提出了自己的法案：
第一个法案提出有护民官经历者在经过公民大会选举通过后可以再担任其他官职。苏拉以降低护民官素质为目的而制订的“有护民官任职经历者不得再转任其他官职”的法律，由此被颠覆。
第二个法案是规定西西里产小麦出口到罗马，必须要确保一定的数量，并将其作为义务来承担。紧接着，被苏拉定为“废案”的《小麦法》得以重新生效。
奥利乌斯·科塔被认为是个稳健派。他预先设定了因《小麦法》而获得利益的人数上限，即接受补贴的人数不得超过4万人。每个月的配给量是每一户主5摩第（1摩第约合9升，合计为45升左右）小麦，这个数量大体上相当于当时罗马囚犯的口粮。根据科塔的法案，1摩第小麦的配给价是6.3阿斯。这个价格没有回复到苏拉废除《小麦法》前的象征性价格，而是与当初盖乌斯·格拉古时代的价格基本持平，大约相当于市场价格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
学者执政官科塔更为稳健的一个政策是，尽力消解社会上因苏拉整肃而聚集不散的怨气与不平。
苏拉在整肃政敌时曾将列入“黑名单”的那些人的财产没收并予以拍卖。按说竞买者支付的拍卖价款应该上缴国库，但苏拉通过设立相关法律的形式免除了竞买者的上缴义务。竞买这些财产的几乎都是苏拉的“解放奴隶”或类似克拉苏这样的属于苏拉派的人士。苏拉就这样把应该进入国库的资金当做了给这些人的“奖金”。随心所欲地做这类荒唐事似乎是苏拉的恶癖。
针对这个问题，执政官科塔提出议案，决定废除苏拉豁免上缴拍卖收入义务的法律，这个议案在公民大会上顺利通过。因当初竞买而大发横财的克拉苏等人，只能将购买价款上缴给国库。科塔还在公民大会上向公众承诺，收上来的这笔资金将专款用于西班牙“塞多留战争”的经费。
尽量消除因被苏拉整肃而成为牺牲品的人们的怨气，避免罗马社会发生分裂，这是奥利乌斯·科塔努力去做的事。他又提出了新的法案，为那些被苏拉定为“国家公敌”的人们恢复名誉。对于已经死去的人，也只能是恢复他们生前的名誉；而对于尚活在世上的人，除恢复名誉之外，还可以担任公职。实际上，这些人在得知苏拉死讯后，已经陆续回到了罗马，现在以科塔家门名命名的这部《奥利乌斯法》生效后，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归社会了。这部法律的受益者中，就包括时年25岁的尤里乌斯·恺撒。
很快，盖乌斯·奥利乌斯·科塔的执政官任期结束了。公元前74年，他以前执政官的身份，赴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行省担任总督。但是，这位具有良知、学识丰富的学者，在战场上就有点玩不转了。面对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攻势，也只能仰仗武夫卢库鲁斯了。
就这样，“苏拉体制”在苏拉去世后不足3年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而导致“苏拉体制”崩溃的最后一次重击，恰恰来自公认的苏拉得意门生——庞培与克拉苏，特别是在苏拉幕僚中最年轻、最有才干的庞培，成为葬送“苏拉体制”的最关键人物。
公元前72年“塞多留战争”结束后，罗马的两位带兵将军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温良敦厚的梅特鲁斯·皮乌斯忠实地执行苏拉定下的法律，在率军回到罗马边境的卢比孔河时，将所率领的军队解散。而与梅特鲁斯·皮乌斯同样率领部队回国的庞培，却从西班牙到达“阿尔卑斯山以西高卢”（即南法行省，现在的法国南部），从那里越过横断高卢的阿尔卑斯山，与公元前71年夏天到达“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即北意大利行省），从西北向东南到达卢比孔河。但他不仅没有在这里解散军队，反而率军渡过卢比孔河，一直开到罗马郊外宿营。他向元老院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给自己指挥下在西班牙战斗的士兵们分配土地。
二、给自己举办凯旋式。
三、提名自己为下一年度即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候选人。
其实庞培早在公元前81年已经享受过举行凯旋式的荣誉，是经当时具有绝对权力的独裁官苏拉批准的特例。那时庞培才25岁，成为罗马史上最年轻的凯旋将军。凯旋式是罗马男人最为看中的最高荣誉，十分难得。就连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救国英雄大西庇阿，也是在扎马会战战胜汉尼拔之后归国时才第一次享受到这种殊荣。那时大西庇阿已经34岁了。拉丁语中有一个词“阿德勒琼斯”，有“年轻”、“思春”等意，指从16岁举行成年式后到30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在罗马人看来，这个年龄段的男子尚不是一个成熟完整的男人。
公元前71年时的庞培已经35岁了，仅从年龄上看，他具备了可以举行凯旋式的资格，但问题在于庞培的要求与苏拉进行的改革大相抵触。
根据苏拉改革后的制度，30岁方可获得财务检察官候选人的资格。被选为财务检察官后，有一年的任期，任期结束后31岁，获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其后经历8年元老院议员经验，39岁时获得法务官候选人资格，当选法务官后，可获得一个战略单位两个军团的“绝对指挥权”。一年任期结束后，会去10个行省中的某一个任总督，负责行省的治理与防务。历练两年42岁了，此时才能够获得最高官职——执政官的候选人资格。这些是苏拉费尽心机为修复“元老院体制”而进行改革的核心架构。
与雅典实行的民主政体不同，共和制时期罗马的政体，是被称为“少数领导制”的寡头政体。虽说担任国家公职要经过公民大会选举的“考验”，但这些官职的候选人是由元老院这个未经过选举“考验”的机构提出。苏拉认为，如果将国家比做人体，元老院就是心脏。为了强化元老院的功能，苏拉把元老院议员的数目从300人翻倍至600人。随着议员队伍的扩大，如果不能严格遵守前述的“年功序列”制度，元老院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为一个组织的功能。如果庞培于公元前70年就任执政官，他只有36岁，距42岁以上才能担任执政官的资格要求，足足差了6岁。
庞培缺乏的不只是年龄。由于连财务检察官的经历都没有，他连元老院议员都不是，更不用说他也没有法务官的经历。西班牙战事中按视同前法务官的资格授予庞培“绝对指挥权”，派他统率军队，是因为当时没有更合适的指挥官，他是作为一个特例得到认可的。
然而这次庞培没有要求为自己再开特例，他说自己已经具备了与举行凯旋式相匹配的辉煌战绩，凭此战绩，他同时也具备了担任执政官的资格。
庞培的逻辑很简单，有实力，就有足够的资格！这下可让元老院为难了。如果承认实力主义，那么靠“年功序列”制才能发挥作用的“元老院体制”就只有崩溃这一条路了。面对庞培以军队相要挟的“无理要求”，元老院最初并没有答应，而是找到刚刚平定“斯巴达克斯起义”、被认为与庞培同属苏拉一派的头面人物克拉苏，当时克拉苏率领着在意大利境内唯一合法集结的军队，元老院期待手握重兵的克拉苏能够努力说服庞培收回自己的要求。
令元老院没有想到的是，以前对庞培显赫一时、出尽风头一直心怀嫉妒的克拉苏，这回却借着让他游说庞培之机提出了他也想当执政官的要求。而且与庞培一样，克拉苏也把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后本应解散的8个军团带到了首都附近。庞培也好，克拉苏也好，在率兵“进军罗马”这件事上，倒真是苏拉名副其实的徒弟。
克拉苏本身是元老院议员，又有法务官的任职经历，年龄43岁，作为下一年度执政官的候选人，从年龄和资历上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此人口碑甚差。
克拉苏出身于称得上“平民贵族”之家，属于元老院阶级。既然身为元老院阶级，那么除农庄经营之外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被禁止的，但克拉苏家的经营活动涉猎广泛，不用说都是借用奴隶或“解放奴隶”名义进行的。在克拉苏父亲那一代，他们家就已经被称为“罗马首富”了。到他这一代，在家族本已拥有的巨额财富之外，又增加了大量的位于首都罗马的房地产。被独裁官苏拉列入放逐名单的人们被没收的房产，很多都在拍卖中被克拉苏低价收买，大赚一笔。
在罗马有这么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如果谁家发生了火灾，比消防队来得更快的是克拉苏的马仔。”先行赶到火灾现场的克拉苏家的人，会给后到的消防队一些金钱方面的好处，让他们推迟救火行动。这个期间，克拉苏的手下人会在燃烧着的房子前与这家的主人谈生意，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交易后，才开始救火行动。
克拉苏在首都罗马有很多房产，他如果把所有属于自己的房屋改造为防火、坚固又美观的住宅，也算是为首都的住宅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但是具有经济头脑的克拉苏不会那样做。罗马成为霸权国家后，对首都罗马的住宅需求旺盛，但若将破旧房屋改造为结实、美观的住宅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这些房子的租赁价格却达不到能收回投资的水平，因此不划算。由于付得起高额租金的还是少数，需求最多的，是那些低租金的普通住宅。于是，“罗马首富”克拉苏在首都内的房产，大部分都是晃晃悠悠的陋房旧屋。
像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在人民中间享有威望。然而克拉苏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具有罗马第一的财富地位，也应该具有罗马第一的政治地位。而实际上他尽管能当选每年有8个名额的法务官，但要想当选只有2个编制的执政官，即便动员了所有的“后援者”，仍感觉悬悬乎乎。克拉苏太想当执政官了，为此他把长年以来与庞培的对抗之心暂且搁置一边。
在就任执政官问题上同样处于负面评价的庞培与克拉苏之间达成了秘密协议：身为元老院议员的克拉苏承诺在元老院内为提名庞培为执政官候选人进行疏通。作为回报，庞培在军队中帮克拉苏拉票，因为庞培在军队中甚至在克拉苏手下的士兵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庞培可动员士兵们投票支持克拉苏。在那个年代，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人，是不能作为志愿兵加入罗马正规军的。因此谁拥有士兵，谁就等同于拥有选票。二人达成协议后，各自解散了自己的军队。
即使没有了军队的压力，元老院的软弱无力状态还是没有改变。对不具备候选人资格的庞培进行的质询，除了一场闹剧之外什么实质性内容都没有。元老院的长老议员负责询问被质询的庞培：
“阁下可有参战的经验？”
35岁的庞培充满不屑地回答：
“参战的经验？我只有指挥打仗的经验。”
元老院会场当即一片哄笑。
公元前71年年末召开的公民大会上，庞培和克拉苏的得票数甩开了其他候选人，双双当选为公元前70年度的执政官。由此，“苏拉体制”又坍塌了一角。
至此，元老院阶级的唯一指望，是希望身为富裕阶层的庞培和克拉苏两位执政官，能够为富人的“要塞”元老院阶级谋一些利益。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庞培和克拉苏的确是富人，现在也的确有政治地位。但他们二人想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进一步增大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而绝不会满足于只做一年的执政官。为了维护以后的权力，他们不能脱离支持他们的阶层。在公元前70年二人任期内他们提出的法案的内容，足以令保守的元老院议员们绝望。这些法案的要点如下：
一、完全恢复护民官的权威和权力。
不管是贵族还是无产者，或者是拥有相当于中等阶层市民的财产和5岁以上的男孩子的“解放奴隶”，只要已成为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都有权利参加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的召集权在执政官手中。执政官因军务不在首都时，由法务官代其行使召集权。但是，选举执政官以下官职的公民大会，则由护民官主持。此外，除世代传承的名门望族外，包括“平民贵族”在内的所有平民都能参加的平民大会，也是由护民官主持。自公元前287年《霍滕修斯法》生效后，平民大会通过的决议，即使没有得到元老院的承认，也可以作为政策而实施。是苏拉否定了《霍滕修斯法》，改为平民大会通过的任何决议，没有得到元老院的认可均不得生效。
庞培和克拉苏的法案，主张废除苏拉所制订的相关法律，公民大会通过了二人的法案，由此《霍滕修斯法》重新生效。
二、改革陪审员制度。
由于司法审判中陪审团成员的构成，能够决定审判的方向与结果，对罗马公民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也由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格拉古兄弟提出改革陪审员制度以来，已经经历了几次反复。
罗马变为共和政体后，陪审团成员长期由元老院议员垄断。公元前133年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将陪审团成员由全部为元老院议员组成改为由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级”各占二分之一。但是，他死后，这项改革未能形成法律。公元前122年，提比利乌斯的弟弟盖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新的《陪审员改革法》法案，将陪审团成员改为全部由“骑士阶级”的人士组成。这个法案在公民大会上获得了通过。到了公元前82年，独裁官苏拉又将其改回为陪审团成员全部为元老院议员组成。
公元前70年，奥利乌斯·科塔的弟弟在得到庞培和克拉苏两位执政官积极支持后，提出了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新法案，把陪审团成员的组成改为由元老院议员、“骑士”和平民三大阶级各占三分之一组成。
由这个改革法案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公元前70年庞培与克拉苏已成为各自支持阶层的利益代表，庞培代表的是以士兵为主体的普通平民，克拉苏则代表着日渐兴起的经济界。
关于庞培与克拉苏二人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取向，历史研究者众说纷纭。从这二人日后的行为来看，我怎么也看不出他们二人有始终如一的明确的政治取向。特别是庞培，日后又变成了“元老院体制”的“守护神”，因此他在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真的以保护民众利益为目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诽谤庞培。以他的性格，他只做他认为必要的事情。尽管他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民众的好事，但这也不过是为了证明他的“善举”。说穿了，做那些他认为“必要的事”，都是为了选举政策，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因为在共和制的罗马，决定任何事情都需要公民手中的“票”。
苏拉是个善恶分明的人，为此他常常招致憎恨，但没有人蔑视他。苏拉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目标，那就是让“元老院体制”具备应有的机能，再度发挥领导作用。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标，苏拉清楚不能太在意“选票”。他坚信只要再度确立以元老院为核心的共和政治体制，就能够解决罗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苏拉的确有些怀旧情结，但他把问题看得很透彻——如果不能坚持己见，稍有懈怠，顺从所谓的“民意”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改革就会半途而废，共和政体就会坚持不下去，那就只有实行君主政体了。在这一点上，苏拉其实是个罕见的现实主义者。
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评价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雅典是“外观是民主政体，实际是由一人支配的国家”。但是，不仅后世的我们，就连古代的罗马人也知道，“独裁者”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沦为由无知大众推动的政治格局，做出了很多愚蠢可笑而痛苦不堪的荒唐事，以致流传下来“众愚政治”这个专有名词。对当时的雅典政治感到绝望的，不仅是哲学家柏拉图，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甚至说出了“民主政体不适合治理大国”这样的名言。民主政体，并不是绝对的“善政”。与其他政治制度一样，民主政体也有正负两面，听其自然往往会成为危险的政体。
苏拉是个清醒的政治家，由于他自己实施了独裁统治，他更加致力于构架一个能够在将来排除独裁危险的政治体制。在共和政体的罗马，也只有独裁官能够不受选票的左右自主制订政策。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都要求政治家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这自有其道理。如果统治者想维持一个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政治格局，其实行的政策就会左右摇摆，结果是徒增国力的消耗。
但如果把视点转移到被统治者这一方面来又会如何呢？被统治者可能会这样评价——我不管你有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只要你把国家治理得还不错就可以了。
苏拉公元前83年决意登陆意大利，用武力来推翻秦纳执牛耳的政府时，曾公开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一定会遵守关于在意大利半岛居住的自由民与罗马公民享有同等权利的法律。身为保守主义者的苏拉，内心深处肯定不认可这个政策，但在当时需用武力征服意大利的形势下，没必要因固守自己的政治信念而实行与全体意大利人为敌的愚蠢政策。苏拉违心作出的声明，当时对苏拉似乎不是个好事。但从结果来看，这个声明对苏拉，对意大利半岛上居住的大多数人，对整个罗马国家来说，都是好事。
庞培和克拉苏实行的政策，目的可能是为了拉选票，但带来了好的结果。恢复护民官的权威和权力，可以让“苏拉体制”下离心离德的民众增强自豪感，看到了希望。而陪审团成员制度的改革，也使行省人民产生了“罗马的司法制度正在逐步走向公正”的好印象。
根据罗马的法律，在罗马的行省居住的人民，对罗马派来的总督的治理感到不满时，有权控告总督。但实际上，由于陪审团成员均由元老院议员担任，难免袒护总督，控告者大多是败诉。而就在庞培与克拉苏统治时期，即公元前70年，却发生了一起与以往的结果完全不同的审判。
公元前70年春，西西里行省总督盖乌斯·威勒斯任期届满回国。他在总督任上的恶行在罗马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西西里行省人民向罗马法庭对盖乌斯·威勒斯提出了控告。
盖乌斯·威勒斯也是元老院议员，很多有影响力的议员都是他的朋友。这场官司，被告方的辩护人由昆图斯·霍滕修斯担任，昆图斯·霍滕修斯是当时罗马最高级的律师，评价很高，而且基本上可以确定能够当选第二年（前69）的执政官。除昆图斯·霍滕修斯之外，被告方的辩护阵营中，还能看到科尔涅利乌斯、梅特鲁斯等有势力的名门望族的身影。
担任原告方辩护人的，是时年36岁的西塞罗。西塞罗这次辩论的全文，在审判结束后，由他的朋友，经营着类似于现在出版社营生的阿提科斯刊行于世，而且有幸没有毁于中世纪，使现代的我们能够读到。那真是一篇与36岁的少壮派律师相匹配的、洋洋洒洒、充满力度、逻辑清楚、精彩绝伦的辩护文章。我不能不佩服此人具有的传媒业者的才能。
比起在美国法庭上听美国律师的辩护，会觉得西塞罗的辩护更加生动有趣，公元前1世纪的西西里仿佛历历在目。在罗马广场的会堂内旁听这场审判的普通百姓，也会从西塞罗的描述中对发生在西西里的事情如同身临其境。
然而，决定审判结果的，不是旁听者，而是陪审团。假如“苏拉体制”不变，陪审团成员全是元老院议员，让他们对被列为被告的自己人作出不利的判决，恐怕是相当难。但发生在公元前70年的这次审判，坐在陪审员席上的却是元老院议员、有经济实力的“骑士阶级”和平民阶级代表各三分之一。
审判的结果成为传遍罗马所有行省的重大新闻。西西里行省人民最终胜诉，被告盖乌斯·威勒斯被判处将总督任上搜刮的财富全部退还，并且自请流放处分，勉勉强强才免去了牢狱之苦。
这次审判，使既非贵族且祖上没有人当过执政官的“新人”西塞罗名声大振，为野心家西塞罗打开了通往政界之门。
就这样，公元前70年成为“苏拉体制”的落幕之年。苏拉去世仅仅8年，他所精心构筑的体制彻底崩毁。破坏“苏拉体制”的诸多人物，除了奥利乌斯·科塔之外，都不是有意识地要颠覆这个体制。应该说，一个不能适应现实要求的体制，必定要退出历史舞台，只不过借用了这些大人物的力量而已。
苏拉具备领袖的全部素质，只是在预见性方面有所欠缺。
破坏了“苏拉体制”才得以当上执政官的庞培，在一年任期将满时并没有表示出“恋栈”的动向。在这一点上，他倒是忠实地执行苏拉制订的制度。执政官任期届满后，作为前执政官要转到行省去担任总督，这也是苏拉制订的制度。但在这个问题上，庞培却不是苏拉制订的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了，他拒绝去行省任职。正是由于庞培在这些事情上的举动，他被批评为没有确定的政治目标。
而站在庞培的立场上，也不是不能够理解。在当时的罗马，庞培是公认的最优秀的武将。在公元前69年这个时点上，庞培能够发挥作用的行省，只有小亚细亚。也就是说，当时需要罗马派军队去解决问题的地方，只有东方。其他行省，不用庞培也能搞定。但是，同属苏拉门下相当于庞培“大师兄”的卢库鲁斯，已经于公元前73年率军去了东方，至今未回。庞培自然不好再去了。
军队的统帅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自己作为指挥官开始了一场战争，自己有能力将其圆满结束。
第二种类型，由其他统帅开始了一场战争，战争中途接手这场战争的指挥权后能够将其圆满结束。
第三种类型，自己作为指挥官开始了一场战争，并且作战勇敢、冲锋陷阵，但无力将战争顺利结束，只能够靠其他统帅来结束战争。
苏拉、庞培，还有后来的恺撒，属于第一种类型。
马略可说是属于第二种类型。
朱古达战争前期的指挥官梅特鲁斯、塞多留战争时的梅特鲁斯·皮乌斯只能归为第三种类型。卢库鲁斯虽然是一名优秀的武将，但也只能属于第三种类型。他担纲指挥的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从公元前73年一直到公元前66年，足足打了7年。其间虽然打了一些漂亮的战役，但他只能算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却没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路奇乌斯·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出身于有名的平民贵族李锡尼乌斯一门。同属于这一门的克拉苏以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而出名。卢库鲁斯却是一个非常有贵族风度的男子，他可以熟练地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文章，并能讲一口漂亮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学识教养深厚，并有很强的审美眼光。
卢库鲁斯年轻时即已被苏拉赏识。他的政治履历是从“同盟战争”时期担任苏拉的幕僚开始的。此后苏拉为了东征米特拉达梯渡海到希腊，他也追随苏拉离开了意大利。苏拉将筹组海军的大任交给了年仅二十几岁的卢库鲁斯，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完成了任务。在率领辛辛苦苦组建的海军船队赶往苏拉身边时，途中经停港口城市以弗所，还出了段小插曲。卢库鲁斯在以弗所遇到了被秦纳派来与苏拉为敌的罗马正规军将领芬布洛斯，芬布洛斯劝诱卢库鲁斯及其船队投靠自己一方，“弃暗投明”。当时苏拉被秦纳主导的政府作为“国贼”指名通缉，处境极其不利。身为罗马公民的卢库鲁斯如果背叛苏拉也是有正当理由的。
但是，刚刚进入30岁的卢库鲁斯冷淡地拒绝了芬布洛斯劝诱，离开了以弗所，赶往焦急地等待海军军船归来的苏拉麾下。假如卢库鲁斯的海军船队投靠了芬布洛斯，苏拉的对米特拉达梯之战，绝不可能那么快，并且以那么精彩的方式取得胜利。卢库鲁斯对比自己年长22岁的苏拉一直怀有仰慕之心，忠贞不贰。
苏拉对卢库鲁斯的信任也是坚定不移的。在米特拉达梯问题解决之后，苏拉即将返回意大利与秦纳决一死战，他把留守小亚细亚地区的任务留给了卢库鲁斯。苏拉很清楚，回到意大利后，与秦纳一派发生内战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仅从这一点考虑，让战斗顽强的卢库鲁斯共同返回意大利是有利的。但是，要想在民心上征服意大利，一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对米特拉达梯战争的胜利者形象是苏拉能够打出的最好的“牌”。而为了确保这张“牌”的有效性，他离开后小亚细亚必须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卢库鲁斯的留守，实际上是肩负了更重的责任。
卢库鲁斯没有辜负苏拉的重托，完成了在小亚细亚“维稳”的任务。等他再度回到罗马，已经是公元前80年，此时正是苏拉独裁最鼎盛的时期。当年年底，这个构筑“苏拉体制”的独裁者自请辞去独裁官职务。次年，苏拉去世。卢库鲁斯当年38岁，他已经成为元老院中有势力的人，如果他想现实一点，为自己谋取政治上的更大权势，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卢库鲁斯忠实地维护苏拉确立的体制，没有因个人得失而做出破坏制度的事。直到他年满42岁，达到苏拉规定的执政官任职年龄资格后，才被推举为执政官候选人，公元前74年，卢库鲁斯就任当年度的执政官。
执政官时代的卢库鲁斯，几乎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作为。上一年度的执政官奥利乌斯·科塔对“苏拉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卢库鲁斯接任执政官后也没有将被破坏的体制予以修复。看来卢库鲁斯对政治上的事不太在行。
第二年，即公元前73年，以前执政官的身份，卢库鲁斯赴西里西亚行省任总督。由于米特拉达梯兴兵起事，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爆发，卢库鲁斯这一去足足待了7年才再度返回罗马。如果说，是苏拉承担了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责任的话，那么卢库鲁斯则始终活跃在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最前线。
公元前73年，看到罗马的军事力量被不同的战事分散，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再度开始了他的侵略战争。这一年对罗马来说，的确是“多事之年”。
在西班牙进行的塞多留战争中，梅特鲁斯·皮乌斯迟迟不能取胜。又把庞培派过去，还是处于胜负未分的不明朗状态。雪上加霜的是，国内又爆发了斯巴达克斯起义。真是内忧外患。
米特拉达梯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以12万步兵、1.6万名骑兵、100辆4匹马拉的双巨轮战车的庞大阵容，入侵了邻国比提尼亚。比提尼亚位于小亚细亚北部，与本都同样面对黑海，比提尼亚国王已留下遗嘱将国家赠送给罗马，此时比提尼亚已经是罗马的行省。米特拉达梯此举已是直接挑战罗马的霸权。当时的比提尼亚总督是当过执政官的奥利乌斯·科塔，科塔指挥的第一场战斗，输给了本都军。
在战争开始的时期陷于苦战，似乎已成为罗马军的宿命。卢库鲁斯到任后，战况发生了转变。卢库鲁斯只有3万步兵、2500名骑兵，却独自承受了本都大军的全部压力，但卢库鲁斯率领的罗马军取得了胜利。这也能够证明卢库鲁斯是一名优秀的武将。本都败军重新整合后再度发起攻势，结果还是败给了卢库鲁斯。罗马军在与采取游击战术的对手打仗时，常常陷于“苦斗”状态，短期内难以取胜。但对付正面会战之敌时，却是能打善战的强者，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罗马人都占有优势。两次战胜本都军后，卢库鲁斯没有立即去追击本都军，而是选择了治理被米特拉达梯破坏的小亚细亚行省的内政事务，以展示自己作为行政长官的能力。
罗马负责对各行省征缴税收具体事务的，不是官办机构，而是被称为“普布利加努斯”（可直译为“公务代理人”）的专门从事税收代理事务的私营中介机构，这些人中的成功人士拥有的财富可相当于甚至超过元老院议员的水平。罗马社会把介于元老院阶级与普通平民阶级之间的人士称为“骑士阶级”，意思是可以承担为国家提供骑士义务的有产阶级。骑士阶级经营的一项业务，就是接受罗马政府的委托，代为征收各行省应缴的赋税。他们经营此项业务的收益，是收上来的行省税的十分之一，由于各行省要按收入的十分之一向罗马政府缴纳直接税（也称“什一税”）所以他们的收益是行省收入的百分之一。
普布利加努斯们的好处并不仅限于相当于代收业务手续费的这百分之一。假如某个地区出现天灾或不幸成为战场致使农作物严重歉收，此时计税依据仍是以上一年的收成为基准。也就是说，歉收之年并不能豁免应缴纳赋税的义务。那么缴不起税的人怎么办呢？可以借款缴税。向谁借呢？这些“公务代理人”或称“税务承包商”可以向纳税义务人提供贷款。贷款成为这些人更赚钱的一项业务。那时候的贷款利率也没有什么基准，假如没有个“为民做主”的好总督来过问这件事的话，贷款利率可就没谱了。
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之后，苏拉向小亚细亚的行省公民征收的一次性上缴的租税为2万塔兰特，假定当时全部以借贷支付，10年后，即卢库鲁斯治理行省内政的这一年，本息相加会达到12万塔兰特。卢库鲁斯治理小亚细亚内政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行省人民从高利贷中解救出来。
卢库鲁斯自己也是行省总督，他以自己手中掌握的行省治理上的绝对主权为后盾，果断实行了“金融”方面的改革：
一、规定付给普布利加努斯们的贷款利率为月息1%，即年息12%。
二、不管按贷款者的计算方法应该收取多少贷款本息，借款人最多只支付年收益的四分之一。贷款者对超出部分不得主张权益。
由于卢库鲁斯的这套改革，4年以后，小亚细亚地区罗马各行省人民不再受高利贷盘剥之苦，借款人当初用于借贷抵押的资产，大部分也都解除抵押回到了自己手中。行省的民心也因此而回到罗马这边。
然而，卢库鲁斯却因此而与以前在行省大发横财的高利贷者们结成仇敌。这些人开始秘密地向元老院反映情况，告卢库鲁斯的黑状。其结果对卢库鲁斯相当不利——也许是罗马确实没有多余的兵力，反正在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期间，卢库鲁斯基本上没有得到来自母国罗马的任何支援。
卢库鲁斯可以调动的兵力，相当于5个军团，只有步兵3万人、骑兵2500人。其具体构成是：从意大利带出来1个军团；在小亚细亚任行省总督，属下的士兵凑起来大约有2个军团；另外2个军团本来是秦纳派到小亚细亚对付苏拉的，结果归顺了苏拉，他们的指挥官芬布洛斯自杀，苏拉把这2个军团留给卢库鲁斯镇守小亚细亚。原芬布洛斯手下的这2个军团的士兵们，已经15年以上没有回到故国了，这些士兵们的心境如何是可以想象的。
比这些士兵更不幸的是卢库鲁斯。尽管具有武将的才能，也具备一定的行政管理能力，但卢库鲁斯在得到女人垂青和得到部下拥护这两方面运气欠佳。
卢库鲁斯的家庭生活终生不幸。在没有基督教时代的罗马社会，离婚应该尽量避免，但不算是罪恶。特别是在上层人士之间，因政治策略结成婚姻很普遍，苏拉、庞培、恺撒都曾经历过几次结婚、离婚。但结婚、离婚、再结婚，并不代表他们的家庭生活都不幸福，在婚姻存续期间，他们仍可能会有幸福的男女之爱。经历了幸福的婚姻生活之后，即使离婚，也不会有“往事不堪回首”的苦涩之情。总之，他们选择配偶，就像政治斗争中选择盟友一样。由于这个原因，即使结婚几年后再离婚，女方仍可以堂堂正正地再婚。
但卢库鲁斯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是真的不幸福。成为他妻子的女人们，没有一个是真正爱他、与他同心的，以致长年留驻在东方，对他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卢库鲁斯遇不到好的女人，也没有遇到好的下属，这二者之间似乎是相通的。
人类的幸福不存在客观标准。假如将其限定在精神层面，能够充分地与他人交流沟通的人是幸福的。但是，所谓交流沟通并不是说在一起的时间越多，交流沟通的程度就越高，效果就越好。由于标准是主观的，能让对方感觉到交流沟通很充分才能达到效果，具备这方面能力的才是交流沟通的高手。
卢库鲁斯很注意与士兵的交往，行军打仗都冲在前头，身先士卒。遇到必须露营的时候，作为总司令的他，与士兵们按同一标准共同在野外就寝。尽管这样，士兵们对他还是不满意。好在卢库鲁斯每战必胜，士兵们即使心里不情愿也不得不跟随着他。
卢库鲁斯不仅能打胜仗，而且常常是用只有对方十分之一的兵力，灵活运用精彩的战术战法，取得令人叫绝的胜利。
两次败给卢库鲁斯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从公元前70年起，采取了和亚美尼亚国王结盟的对策。两国结盟并不仅仅因为亚美尼亚王妃是米特拉达梯的女儿，身为一国之王，亚美尼亚国王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与罗马为敌。他们是因利益而结成盟友的。双方商定，赶走罗马人的势力后，两国瓜分这一带的领土，希腊归本都所有，亚美尼亚则分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战败的米特拉达梯逃到亚美尼亚后，卢库鲁斯提出引渡米特拉达梯的要求，却被亚美尼亚国王拒绝。卢库鲁斯又遇到了新的敌人，他只能以自己本来不多的兵力，分兵应对两个敌国。
亚美尼亚国王率军迎战前来进攻的罗马军，看到罗马军正在眼前的平原上布阵，就加以嘲笑：
“罗马派来的如果是求和的谈判使团，人数是多了一些；如果是来打仗的军人，这点人数可就太少了。”
然而，拥有12.5万人的庞大的亚美尼亚军，被只有1.2万名步兵和2500名骑兵的卢库鲁斯军打得狼狈不堪。高效利用手中较少的兵力，灵活突击敌阵，把敌军主力兵团孤立后再对其实施打击，这套战术是自大西庇阿以来罗马将军经常使用的战法。这场战斗的结果是，亚美尼亚方面死者达10万人以上，而卢库鲁斯指挥的罗马军却只有5人战死，不足百人受伤。卢库鲁斯取得了不逊于其师傅苏拉的骄人战绩。而与师傅相比，卢库鲁斯不止一次以少胜多，更加难能可贵。常胜将军卢库鲁斯大败亚美尼亚后继续东征，一直打到了里海。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欧洲人率领军队踏足这个地方，这还是第一次。
不用说，卢库鲁斯也是罗马公职人员到达这里的第一人。
但卢库鲁斯还是未能把给罗马造成“东方之乱”的米特拉达梯彻底消灭，因为他手下的士兵们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既然不能继续征讨，卢库鲁斯只好率领军队撤回到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美尼亚首都提格拉诺凯尔塔。由此，命运不再关照卢库鲁斯了。
卢库鲁斯对自己卓越的能力和优秀的素质充满自信，这本不是坏事。问题在于他认为优秀的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士兵们应该也能做到。按理说，当需要士兵们忍受在夏天的沙漠、冬天的雪山中行军的艰难困苦时，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让士兵们能够充分理解这样做的意义，但是卢库鲁斯不懂得这种沟通的重要性，以致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些细部的内容，他也觉得没必要向士兵们作出说明解释。长此以往，当士兵们感到自己被指挥官日益疏远时，再想沟通就很难取得预期效果了。优秀的卢库鲁斯对自己能够把任何事情都做到完美有着过强的自信，因此他忽略了如何让士兵们与自己同心协力，如何调动士兵们的主观能动性，让士兵们成为自己战略意图的积极参与者。
卢库鲁斯与士兵们未能形成融洽的上下级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战利品的分配令士兵们不满。和西欧相比，那个时候的东方（现中东地区）更为富有，战利品的质量与西班牙和高卢相比，差别相当大。这些战利品包括：受“希腊主义”文明的影响，中东地区各国都能见到的希腊工艺美术制品；东方国家君主们所拥有的奢侈用品；金币、银币等等。
卢库鲁斯将银币分给了部下的士兵们，但艺术品都留给了自己。他觉得身为庶民的普通士兵们不懂这些艺术品的价值。卢库鲁斯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而且，即使懂得这些艺术品价值的卢库鲁斯把他们送到了罗马，这些属于全人类财富的艺术品又有哪一件能够流传后世呢？
作为指挥官，在分配战利品的时候，应该做到尽可能不使士兵们产生不满情绪。例如不要死板地执行罗马军队关于战利品分配的严格规定，时不时让士兵们多得到一些好处等等。
可卢库鲁斯不这么做。不仅如此，他还把应上缴国库之外的金币，也据为己有，当成总司令应该得到的报酬。当然，多次以十分之一的兵力取胜对手，肯定离不开指挥者的才能。但是太拘泥于死理，严苛地对待下属，就会导致一个命运共同体内缺乏顺畅的沟通与和谐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发生过满载艺术品的运往罗马的车队遭到士兵们袭击的事情。
到了这一步，卢库鲁斯仍然对自己抱有自信，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正确性坚信不疑。他简单地认为，自己想做什么，跟士兵们说一下，士兵们就应该明白。于是他把士兵们集合起来，认真地作战前动员，说现在是彻底剿灭米特拉达梯的最好时机，大家要再接再厉等等。然而士兵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总司令如何中饱私囊，坚决不肯再跟着卢库鲁斯继续打仗了。结果是，卢库鲁斯军尽管已经进攻到了里海，但由于担心士兵哗变，只好撤退再撤退。一仗未负却不断退却，卢库鲁斯这也算是创造了罗马军的一项纪录。得知卢库鲁斯军撤退的消息后，米特拉达梯由于儿子叛逆，处于想出击又不敢出击的犹豫不决状态，这等于是救了卢库鲁斯。这一年卢库鲁斯49岁，经历了7年的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就这样未分胜负地结束了。
此时在罗马的庞培39岁了。过了几年安宁而锦衣玉食的生活后，他再度在政治上活跃起来。
地中海虽面积广阔，但毕竟是个内海。内海的特点是风向多变，加之周边地形复杂，形成许多海湾，顺风时非常便于航行。在地中海，海不会阻止人类出行，反而更方便通行。货运航行的便利，给那些以袭击抢劫货船为生的海盗也提供了方便条件，致使海盗横行。在地中海，可以说海盗与海水同生共长，自古以来代代不绝。
对不是海洋民族的罗马人来说，海盗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倒不是因为在此期间海盗不存在，而是因为罗马人自己很少有机会出海。自从将环地中海各国收入自己霸权之下后，罗马人出海的次数日渐增多。在公元前1世纪的上半叶，与罗马人出海次数增多相伴的，是本来至少能在本国近海海域对海盗具有威慑力量的沿地中海各国的国力不断衰退，使海盗日益猖獗。
海盗的大本营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西里西亚，选在那里绝非偶然，因为那里是权力的真空地带。
曾经将西里西亚置于自己霸权之下的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已见不到昔日辉煌的踪影。此时西里西亚已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罗马每年向这里派总督。卢库鲁斯虽担任西里西亚总督，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对付米特拉达梯，腾不出手来清剿海盗。而且海盗们把自己藏身的要塞建在面向大海的狭窄绝壁上，从陆地很难进攻。此外，由于从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中东一带纷争不断，战事频发，一败涂地的人们很多都跑去投奔海盗，又给海盗队伍输送了人才。
随着海盗的发展壮大，其组织化的程度也日渐提高，他们具有收集信息的便利条件，能够把握地中海世界发生的各种变化，并利用这些变化兴风作浪。如策划在西班牙从事反罗马战争的塞多留和在意大利境内领导奴隶起义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斯之间建立反罗马联盟，就是海盗们比较知名的手笔。
海盗们不仅袭击船舶，抢夺物品，还绑架船员、水手、乘客，以收取赎金。能交来赎金的可以恢复自由，付不起赎金或规定时间内未收到赎金的，都被当做奴隶卖掉。
如果仅仅是靠上述“纯粹的”海盗营生赚钱，尚不致达到令罗马政府下决心要将其荡平的程度，关键是海盗们想发展为更大规模的集团并与罗马作对。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的，是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米特拉达梯扶植海盗的目的，是想让海盗们袭击从罗马向东方运送士兵和武器的船舶，使罗马方面吃点苦头，不再积极向东方用兵，他在东方就可以更加为所欲为。
由于充沛的资金供应，海盗们“鸟枪换炮”，海盗船一律换成了快船并雇佣了长于航海的专业人士来驾船，这样冬天也可以出海了。海盗装备升级，苦了沿海地区居住的人们，过去冬天海盗来不了，现在冬天也能登岸，一年到头再也不能过踏实日子。除了西里西亚的大本营外，海盗们还在环地中海全部地区设立了众多的根据地，其完整的组织和庞大的规模已经与一个军事集团不相上下。
海盗们不仅袭击罗马船舶，罗马友好国家的船舶也屡遭袭击。由于海盗船靠岸更加方便，他们对意大利半岛也开始无所顾忌，阿皮亚大道离海岸很近，一队行走在阿皮亚大道的行李马车居然也被海盗打劫。离首都罗马只有22公里的外港欧斯迪亚港停泊的船只遭到海盗袭击，众目睽睽之下，海盗公然把船上的货物洗劫一空，乘船的客人全部被劫持而去。引人瞩目的是，就连罗马上流社会人士所乘的船也遭到海盗劫持，支付了赎金后总算把人释放了，这其中就有年轻的恺撒。
由于海盗的猖獗，行省需要的士兵和武器送不到，地中海的物资流通也陷于停滞，就连罗马需要进口的小麦数量都得不到保证。打击海盗已成为令罗马不能忽视的紧迫问题。
公元前67年，在讨论海盗问题的公民大会上，当年度的护民官加皮亚阿斯提出了肃清海盗的提案，提案中提出的清剿海盗构想具体而周密，很有说服力。以一位护民官的知识结构和经历很难提出这样有水平的构想，或许这个构想是庞培自己在背后秘密筹划出来的。
护民官加皮亚阿斯提案中列出的作战规模及其他事项如下：
一、投入12万名重装步兵、5000名骑兵，即20个军团的作战部队。
二、配备战船500艘。
三、总司令以下的军官由总司令任命，为总司令配备14名有元老院议员资格的幕僚。
四、总司令的作战实施区域不仅限于海上，还包括从海岸进入陆地80公里纵深的地带。
五、此次作战行动需要支出的资金为1.44亿阿斯。
六、选举庞培为总司令。
七、给予总司令三年的指挥权，直至完成肃清海盗的作战任务。
看来庞培总是要干一些史无前例的大事情。他几次破罗马官场先例的事情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现在庞培的形象又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而且这次的破例更是前所未闻。
据学者们的推算，当时罗马的国家预算每年也就是2亿阿斯的程度，现在国家预算的一大半都要拿来用于肃清海盗。罗马人具有尊重决定的品性，一旦作出决定就坚决执行，但真要作出这样的重要决策还是要下大决心的。而且，将这样大的权力在三年的时间内授予一人，元老院从维护共和政体的角度出发，也会断然反对的。元老院反对的理由如下：
一、授予一个人如此大的权力，违反了排斥独裁的“元老院体制”，苏拉确定的法律也禁止这样做。
二、这样大的权力只应该授予独裁官，而且三年的任期也过长。
三、即使认可总司令为独裁官，独裁官在国境外（即意大利半岛之外）行使实权也是没有先例的。
四、庞培才39岁，他上次破格当选为执政官已经是创出例外，这次还要制造新的例外，而罗马的法律是不允许例外的。
五、庞培若想再度当选为执政官必须再等7年，现在这个清剿海盗的提案是为满足庞培个人野心而精心炮制出来的产物，不应该认可。
然而元老院也不是铁板一块，元老院议员中有人就持赞成态度，因“威勒斯审判”获胜而名声大振的西塞罗就赞成这个提案，刚刚步入政界、时年33岁的恺撒也赞成这个提案。而拥有投票权的普通民众，对罗马政府则抱有一种“看你怎么办”的心态。
护民官加皮亚阿斯的提案，在公民大会上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消息一出，罗马市场上原本高涨的小麦价格立即暴跌。而“苏拉体制”则因此而被彻底埋葬。
由庞培主导的清剿海盗之战，虽未受到后世军事家们的一致好评，但仍称得上可作为军事战略范例的杰作。
庞培首先把地中海全部地区划分为13个作战实施海域，每个海域配备由正副军团长指挥的实战部队。庞培将60艘战船作为自己直接指挥的机动部队，在需要时驰往相关海域投入战斗。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前线。
这13个作战实施海域，不用说都是海盗的根据地及其周边海域。整个作战方案分前后两期实施，前期的重点在西地中海地区。先消灭疲弱之敌，这也符合一般军事战略战术的基本要求。
对海盗的打击方式是海上、陆地相结合，先海战后陆战。在海上遇到海盗船即当场痛击，侥幸落荒而逃的海盗逃往根据地时，陆路守候的军队将逃回的海盗连同其根据地连锅端掉。西地中海海盗出没频繁、活动猖獗的区域集中在西班牙近海、利比亚近海、希腊和撒丁岛近海，以及埃尔巴岛附近的第勒尼安海。庞培仅用了40天，就把这一带的海盗全部消灭了。
肃清西地中海海盗的罗马舰队，恰如开始收网的渔夫，把逃遁的海盗船全部装进了东地中海。紧接着，北至爱琴海，南至埃及，东至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海盗根据地全部落入罗马军之手。不断收紧的大网包围了小亚细亚南部的西里西亚。
从战线转移到东地中海开始，到摧毁海盗们的大本营西里西亚，耗时49天。庞培在地中海全部海域实现罗马强权下的和平，一共只用了89天。
在肃清海盗的战斗中，共缴获海盗船400艘，烧毁击沉1300艘，海盗设在根据地的造船厂、要塞全部破坏烧毁，超过1万名海盗被击毙，俘虏了2万多名海盗。被海盗劫持绑架的人们全部恢复了自由。这一年即公元前67年初夏，地中海的航行完全回复了正常的安全状态，意大利的小麦进口也恢复到原本的数量。
庞培的声誉在罗马急剧上升是可以预料到的。在希腊，被海盗袭击神庙、掠夺城市闹得近乎绝望的希腊人，更是把庞培当做神来称颂。
庞培被授予的“绝对指挥权”有3年的行使期限，而他仅仅用了3个月就出色地完成了肃清海盗的目标。如果他忠实于“元老院体制”，就应该凯旋罗马后，交回“绝对指挥权”。公元前5世纪的辛辛纳图斯曾被任命为6个月期限的独裁官，他在15天的时间里打败敌人后，立即交回了独裁官的“绝对指挥权”，回到自己原来的“晴耕雨读”的生活中。假如他不那样做，由少数优秀分子组成的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就不能坚持下来。
但是，39岁的庞培不那样做，而且时代也不要求他那么做。
可能又是身在西里西亚的庞培的授意，身在罗马的护民官加皮亚阿斯再次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
解除中东、近东战线最高责任者卢库鲁斯的职务，选举庞培接任。如果庞培接任卢库鲁斯职务被公民大会通过，还要根据战事的需要延长授予庞培的“绝对指挥权”，直至彻底消灭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
这个提案还是遭到了元老院多数议员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与当初他们反对肃清海盗提案的理由相同。赞成的元老院议员还是西塞罗和恺撒。而公民大会以35个选区全部投赞成票的结果，通过了加皮亚阿斯的提案。对卢库鲁斯在小亚细亚强制推行的金融改革不满的“骑士阶级”，这次完全站到平民阶级一边，投了赞成票。与上次一样，元老院还是既孤立，又无力阻止。
从西里西亚弃舟登岸，沿小亚细亚向黑海方向北上，途中的内陆地区是卡帕多西亚，卡帕多西亚西邻，有个被称为卡拉迪亚的地方。
在这里，卢库鲁斯和庞培会合，新旧总司令要进行指挥权的移交。年长10岁的卢库鲁斯，还算是同属苏拉门下的庞培的师兄。二人之间的交谈，尽管形式上都是外交辞令，但确实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卢库鲁斯赞扬庞培肃清海盗的高超指挥艺术，庞培则称颂卢库鲁斯作为罗马公职人员第一个率军打到里海的历史功绩。但聊着聊着，二人的自我约束全都失灵，话语变得坦率直白，毫不客气。庞培非难卢库鲁斯的吝啬与贪欲，卢库鲁斯则谴责庞培前来抢夺自己即将收获的胜利果实。不管二人怎样相互指责，有公权力支持的是庞培，二人之间的争斗，从一开始即已清楚地分出胜负。
卸任后，卢库鲁斯准备踏上回国旅途，庞培说卢库鲁斯归国后肯定要举行凯旋式，就以此为由，从接收的原卢库鲁斯手下的士兵中挑选了1600人，允许卢库鲁斯带着这1600名士兵一起回国。卢库鲁斯到港口准备登船时发现，这1600人中除了失去战斗力的老弱士兵，就是重伤在身的伤残之兵，而且都是人所共知的比海盗还要劣质、不服从管理的“兵油子”。年纪轻轻即获得成功，不知失败与挫折痛苦的庞培，在新老交替这样的场合下仍然不顾情面，能够做到坦然与冷酷。
公元前66年，在外7年之久的卢库鲁斯回到罗马，以他所做出的功绩，当然要为他举行凯旋式。在举行凯旋式那天的马尔斯广场上，展览着在与本都国王和亚美尼亚国王战斗中缴获的各种东方华丽的武器和铠甲，仅这些稀罕物就已经让罗马人目不暇给。
凯旋式以10辆从东方君主手中缴获的装有双巨镰的战车为先导，其后是被俘虏的60名本都及亚美尼亚高官，接着是一队牛车拉着的110艘缴获的军船的巨大彩绘模型，再后面是近2米高、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米特拉达梯铜像，作为未能抓到的米特拉达梯的替代品。接下来是数量众多的各种战利品，用20副担架排成一队，其中有国王专用的镶嵌着宝石的盾牌、众多的银壶和33个金杯。再就是8头驴拉的黄金制的轿子，轿子上堆放着56块银锭和270万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单位）的金币。观看凯旋式的市民们看得目瞪口呆。
在这些队伍之后，是一队举着大牌子的士兵，这些牌子上宣示着卢库鲁斯的各项成绩。其中有一块牌子上记载着卢库鲁斯在向庞培移交指挥权后剩余军费的金额。另一块牌子上记载了卢库鲁斯结束远征后从战利品中上缴国库金银币的金额。还有一块牌子上记载着卢库鲁斯给属下士兵每人支付了95德拉克马的奖励金。卢库鲁斯乘坐4匹白马拉着的战车出现后，凯旋式结束。当天晚上，卢库鲁斯自费举办了一个大型宴会，招待市民们。
深受庞培之苦的元老院喜迎卢库鲁斯归国，期待着苏拉门下坐第一把交椅的卢库鲁斯能够为巩固元老院体制发挥重要作用。实际上，由于担心权力向庞培集中，有些人已经结成了被称为“元老院派”的党派。时年40岁的西塞罗和29岁的加图，都是这个党派的活跃分子。这个加图与当初大西庇阿的政敌马尔库斯·波西乌斯·加图同属一个大家族，历史上为了区分这两个人，就把公元前2世纪的加图称为“老加图”，把公元前1世纪的加图称为“小加图”。老小加图都是狂热的共和政体主义者。
50岁的卢库鲁斯，开始时还打算积极参与“元老院派”的活动，但是，卢库鲁斯具有认清政治现状的能力，大约他很快就看明白了，西塞罗和小加图尽管有思想、会演说，但要把纲领转化为行动，仅靠他们的力量是不够的。不久，卢库鲁斯就离开了政界。
卢库鲁斯的妻子是小加图的姐姐，过去卢库鲁斯因为妻子是朋友的姐姐一直勉强维持着婚姻，现在他无所顾忌，终于与小加图的姐姐离了婚。从此以后，卢库鲁斯虽然还在元老院有席位，但几乎不再参加政治活动。
对国政的关心和私人生活的愉悦，是一种反比例的关系。离开政坛后，卢库鲁斯的私生活开始多姿多彩。为了陈列从中东带回来的艺术品，卢库鲁斯在各地修建自己的宅邸，在罗马市内，在那不勒斯近郊的海边，在意大利内陆地区绿树包围的山野，都有他精心建设的漂亮住宅。
和后来的帝政时代相比，共和时代罗马人的住宅还是比较质朴的。帝政时代曾经当过皇帝老师的塞内加曾造访过大西庇阿的别墅，对于这位既富且贵的大英雄居所的简约程度表示吃惊。按塞内加的说法，能与帝政时代的豪宅相媲美的，只有卢库鲁斯的住宅。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卢库鲁斯宅邸的豪华与奢侈。他在海边的别墅，还专门修建了引入海水养鱼的水池。
离开了政治的卢库鲁斯，不再有政治婚姻的必要，他随着季节的变换住在不同地方的私宅中。这个独身的优雅贵族，把自己收集的艺术品和书籍对外人开放，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欣赏的愉悦。卢库鲁斯宅邸内的图书馆，成为热衷文化的罗马人和侨居罗马的希腊人聚会的沙龙。
致使卢库鲁斯留名后世的是他身体力行的饮食文化。至今在西欧，人们还把豪华的美食宴席称为“卢库鲁斯式”宴席。
严谨的普鲁塔克曾对卢库鲁斯的奢侈生活有“暴发户之常态”的恶评。其实对这类富豪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必要太过在意。卢库鲁斯在美食方面的造诣，令今天的美食家们也难以望其项背。
卢库鲁斯在美食方面的一些做法令人联想到他是当过军队统帅的人。他按所需费用的高低把宴席进行分类，不同级别的宴席安排在不同的房间里，各房间取不同的名字以便于区分。为了保持食材的新鲜和优质，他在自己的农庄里养鱼养鸡，种植蔬菜和水果，还自制奶酪。美食对卢库鲁斯而言，绝不单纯是一个“吃”字，餐厅如何布置，用餐时弹奏什么音乐、朗诵那些诗文，交流怎样的话题，邀请什么类型的客人，这一切的巧妙搭配、和谐完美，才是卢库鲁斯所追求的美食境界。
有一次，卢库鲁斯一个人在家里用餐，用人觉得就他一个人吃饭，于是安排了一些简单的饭食。卢库鲁斯得不到美食的满足感，很不高兴，他唤来用人，斥责道：“你怎么连这么点事都弄不明白？今天是卢库鲁斯到卢库鲁斯家来赴宴！”
还有一次，西塞罗和庞培看到了在罗马广场散步的卢库鲁斯。共和时代的罗马人有一个优点，不管在元老院中如何唾沫星子乱飞、大喊大叫地激烈辩论，也不管政治信仰如何针锋相对，一旦到了私人聚会的场合，都会坦诚相见地交往应酬。西塞罗和庞培自热也不会装着看不见而不理卢库鲁斯。
二人耳语道，卢库鲁斯常邀请客人到他家用餐，他款待客人的豪华宴席都是事先周到地准备好的，卢库鲁斯自己的日常饮食一定不会那么复杂，肯定是非常简朴的，咱们去看看如何。二人商量好以后，就走近卢库鲁斯，寒暄了一阵后说：“今晚去你家好不好？”西塞罗紧接着又说：“不要为我们作什么特殊安排，把你的晚餐拿来我们一起吃就可以了。”
卢库鲁斯刚开始还劝二人另选别的日子，定好时间再来，可这二位就是不同意，非要今晚就去。卢库鲁斯只好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当晚招待这两位不请自到又不便拒绝的客人。他对二人说，请允许我告诉跟随我的奴隶咱们今晚在哪个房间吃饭。二人回答说那当然可以。卢库鲁斯就告诉奴隶说：“今晚在阿波罗的房间用餐。”西塞罗和庞培哪里知道，按卢库鲁斯的等级划分，以阿波罗神的名字命名的房间的宴席，是最高等级的。据说在“阿波罗的房间”安排的宴席，一次所需费用为5万德拉克马，而那个时候普通人民的年收入只有5000德拉克马左右。
不难想象，庞培和西塞罗二人，当晚一定会被卢库鲁斯的美食水准惊得瞠目结舌。而卢库鲁斯如此破费招待这二人，恰恰是想以此表示对二人的轻蔑。如果再次借用普鲁塔克的话，那就是：“在饮食上如此地挥霍和炫耀，就像战争中被俘虏的野蛮民族。”
尽管激烈的政治斗争朝朝暮暮，始终不断，但共和时期罗马人的价值观仍是崇尚质朴刚健，蔑视豪华奢靡的私人生活。卢库鲁斯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只能引起人们的惊讶，不会获得人们的尊敬。
然而，不留恋政界的卢库鲁斯，已经毫不在意别人如何评判。在经历了10年充分享受私人生活的愉悦之后，路奇乌斯·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告别了这个世界。那个时候的罗马，已经是庞培和恺撒的时代了。
卢库鲁斯的葬礼，自始至终没有在市民中掀起特别的感情波澜。据说卢库鲁斯唯一的一个真挚的愿望是希望能安葬在长眠于马尔斯广场的苏拉身边，但因为没有人积极为他争取而未能实现。这个在做副将时期最能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男人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
从卢库鲁斯手中接过东方战线总指挥权后，庞培手中的兵力有10个军团6万余人的陆军和由270艘战船组成的海军，相当于卢库鲁斯能够掌握的兵力的2倍。但这个“2倍”意义重大。
卢库鲁斯用高超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干净利索地战胜了10倍兵力于自己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和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的军队，镇服了东方的君主们。这个战绩，就连亚历山大大帝都会自叹弗如。当初，亚历山大大帝率3.6万士兵果敢东征，汉尼拔靠2.6万人就敢在意大利横冲直撞。卢库鲁斯与他们使用的是同样的战略战术，即以较少的兵力压制住大军集结的敌人，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最终大获全胜。但是连续的以少胜多也会令人产生敌方征召军队能力太弱的印象。
但是，无论是怎样的军事天才，率领一支战斗力不足的军队总是会有缺失，主要是没有余力去做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努力，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两军交战，如能给予对方“无形的压力”，可抵得上千军万马。
无论从财政能力，还是从专制君主对国家的控制能力，东方这些国家的君主们征集10万大军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庞培能像在肃清海盗之战时统率20个军团的大军，对这些东方的君主们就会构成“无形的压力”。现在庞培只有肃清海盗时的一半兵力，即10个军团，但还是比卢库鲁斯当时的兵力多了一倍。而且，和卢库鲁斯相比，庞培能够选择的战略幅度也更为宽阔。在能力上，庞培不说远在卢库鲁斯之上，但至少他能够更为自如地驾驭和利用这种“幅度”。
能力超群的人，做事会瞻前顾后，统筹安排，能够让前一阶段所做的事情，成为后来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铺垫和出发点。
庞培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肃清了地中海的海盗，这期间俘虏了2万多名海盗。按一般的做法，会把他们押到奴隶市场卖掉。然而庞培没有这样做，他了解到，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由于东方国家的纷争内乱致使失去家园才投身海盗职业的。
庞培不仅恢复了这些人的自由，还给了他们土地。当时的小亚细亚，不像西班牙、法兰西那样尚未开发，而是已形成村、镇的布局，但由于诸王之间的争斗不断，战火频仍，很多村镇已经无人化。庞培把这些原来的海盗移到这些无人化的村镇落户，但特意关照一点，即一定是远离大海的内陆地区。因为希腊裔居民已经在沿海地区定居，如果这些原海盗移住附近，会招致希腊裔居民的反对。庞培还把原海盗落户的其中一个小镇，取名为“庞培小镇”。
安排好这些原海盗们的生计之后，马上就到了公元前66年夏，迎来40岁的庞培此刻已没有后顾之忧，他指挥的东方之战正式开始，史称“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为了攻击被卢库鲁斯打跑又回到本都的米特拉达梯，庞培率军从小亚细亚北上，向黑海沿岸的本都进军。米特拉达梯没想到庞培这么快就发动攻势，急忙征召了3.3万名士兵出战，被庞培轻而易举地就打败了。老奸巨猾的米特拉达梯只好又使出成功对付卢库鲁斯的老办法，即逃往东方的山岳地带，使追讨他的罗马军队疲于奔命却一无所获，最终总司令顶不住士兵们的压力不得不撤兵回到西方。米特拉达梯期望这一招在对付庞培这个新对手时也能奏效，但庞培不上他的当，并没有穷追不舍，而是积极地开展了外交战。
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一而再、再而三地败给罗马军后仍能东山再起，不是米特拉达梯自身能力有多强，关键在于他与亚美尼亚国王之间的同盟关系。
卢库鲁斯当时也意识到了破坏本都与亚美尼亚同盟关系的重要性，而且他也知道，如果亚美尼亚发生内乱或者亚美尼亚东邻的帕提亚王国（也译成“安息王国”）有什么动向，都可能成为导致本都与亚美尼亚联盟解体的机会。
实际上卢库鲁斯在东征到里海的时候，曾经提出与帕提亚王国结盟的意向。但是，不管卢库鲁斯怎么能打胜仗，毕竟说起来只有3万人马，不足为帕提亚国王所动。如果是现代，遇上这种杀敌10万，己方只牺牲5人的前所未闻的战绩，可以立即把战争全过程的录像送到帕提亚的王宫内一睹为快，可那个时候做不到。既然不是亲眼所见，口耳相传的冲击力、震撼力就差了很多。有鉴于此，在得知米特拉达梯也在争取与帕提亚结盟的消息后，庞培抓紧与帕提亚国王谈判结盟事宜，他把自己的军事实力描述为“两倍于卢库鲁斯的作战能力”。
庞培向帕提亚王国提出的结盟内容，和以前卢库鲁斯的提法相同。主要是以下两条：
一、罗马公民和元老院承认帕提亚王国在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领土主权不可侵犯。
二、以幼发拉底河为边界，划定帕提亚和罗马两国霸权的势力范围。
帕提亚王国是东方的一个大国，也被称为“波斯”。对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不断向罗马挑起事端的做法，帕提亚王国一直不大关心，但当米特拉达梯与帕提亚西部邻国亚美尼亚结成军事同盟后，就不能不关心了。帕提亚对米特拉达梯的举动一直抱有怀疑的眼光。而米特拉达梯却一直想把帕提亚拉入反罗马同盟。
如果帕提亚、亚美尼亚、本都三个强国结成军事、政治同盟，地中海对罗马来说，就不再是“我们的海”了。但是，中东各国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局面，并非始于现代。在西欧，“同盟”的含义是团结弱小国家来对抗强国；而在东方，“同盟”的含义则是拉拢强国来欺负弱小国家。
帕提亚王国最终还是抛弃了维持守势的米特拉达梯，选择了处于攻势的罗马结成同盟。但当时谁也没有考虑到的是，两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划定势力范围，给后世留下了很多隐患。
帕提亚王国倒向罗马一边，动摇了其邻国亚美尼亚与本都继续结盟的决心。具有强烈危机感的一名王子树起了反对父王迪古拉斯的旗帜，不仅造了父亲的反，他还派出使节到庞培军中来，说要废弃与本都的同盟关系，转而与罗马结盟。
这一下使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陷于窘境。他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结盟的目的，本不是支持米特拉达梯反抗罗马、确保独立和自由，而是为了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本都、亚美尼亚结盟的主要内容即是本都向西、亚美尼亚向南扩张势力范围。现在本国因反对与米特拉达梯结盟而产生内乱，不论从正义，还是从国家利益来说，都没有继续维持与米特拉达梯结盟的道理。
于是，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派人给庞培送信，告诉庞培说，为了和平谈判及缔结和约，国王自己想亲自去拜访罗马的将军。不等庞培回信，他就以国王的名义在国内发出布告，悬赏通缉米特拉达梯，如有抓获或杀死米特拉达梯者将给予巨额奖赏。
两次败于庞培后，米特拉达梯还想逃到亚美尼亚境内。以前他逃命的时候，卢库鲁斯曾经向亚美尼亚提出引渡米特拉达梯的要求，那时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被米特拉达梯所迷惑，拒绝了卢库鲁斯的要求。但这回不同了，亚美尼亚和帕提亚均已没有了米特拉达梯容身之地。米特拉达梯以66岁之身，在少数忠臣的守护下，只能逃进高加索山脉中躲避追杀。庞培派来的舰队严密监视着黑海各处，米特拉达梯根本无法在黑海沿岸现身。
庞培靠军事和外交两面作战，完全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帕提亚国王在这场各方较量的“牌局”中只不过是庞培利用的一张“牌”，而亚美尼亚国王对庞培的拜访，则成为庞培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标志性事件。
前面提到过，苏拉曾像开玩笑似的送给了庞培“马格努斯”（意为“伟大的”）这个尊称，但因苏拉尚在，庞培有所顾忌，一直未用。经历了平定海盗、征服东方后，庞培已经无所顾忌，他在签署文件时，开始使用“庞培·马格努斯”作为自己的署名。在言、行两方面，庞培都在模仿之前被人们唯一冠以这个尊称的亚历山大大帝。在接待前来拜访的亚美尼亚国王时，他的举止言行与当初亚历山大大帝接见败国之君时一模一样。
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戴着东方君主特有的高高的帽子，上面再加上皇冠，出现在罗马军营前。在军营入口处，他应罗马警卫的要求下马，随身携带的黄金宝剑也被收走。然后他走向站在军营正中、身穿军装、披着大红斗篷的庞培。走到庞培面前时，亚美尼亚国王按照东方国家战败者的习惯，跪倒在罗马将军脚下。而且，他还取下头戴的皇冠，送到庞培手中，以示完全臣服之意。
40岁的庞培满脸洋溢着胜军之将的微笑，拉住还跪在自己脚下的国王的手，让他站起来。然后把皇冠还给了国王，说：“我接受你的求和。”
事到如今，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当然会完全接受庞培要求的讲和条件。具体内容是：
一、亚美尼亚向罗马支付6000塔兰特的赔款。
二、亚美尼亚赠送给庞培手下的士兵每人50第纳尔（罗马货币单位，1第纳尔等于4阿斯）。
三、亚美尼亚将迄今为止侵占的西里西亚、卡帕多西亚、腓尼基、叙利亚的一部分以及幼发拉底河东岸的索菲地区全部归还给其原来的所有者，放弃对这些地区的领土主权。
四、亚美尼亚与罗马恢复友好同盟国关系。
举起反对父王旗帜、率先与罗马讲和的那位王子，从父亲手中接过赠送给战胜国的礼品，转交给庞培。
庞培把卡帕多西亚的王位，还给了被米特拉达梯、迪古拉斯联军赶跑的卡帕多西亚国王。然后他没有再继续追捕逃到高加索山中的米特拉达梯，大概他认为米特拉达梯已不再是什么心腹之患了。之后，庞培率自己的军队向东、南两个方向开进。
庞培将队伍分兵两处，自己率领三分之二的兵力向幼发拉底河西岸进军，他率大军到那里是为了向罗马霸权所及的地区宣示主权、展示军威。我这样说的证据，是他遵守与帕提亚王国的协议，没有渡过幼发拉底河。庞培的军队在水量充沛的幼发拉底河西岸安营扎寨，在那里度过了公元前66年至65年那个冬天。
庞培手下的另一支部队作为别动队开往南方，进入因被亚美尼亚侵略而一片荒芜的叙利亚，预定在那里等待庞培向帕提亚展示罗马军威后过来会合。当然，这支军队也不能等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当时的叙利亚名义上是塞琉古王朝统治，但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庞培的部队迅速控制了当地的局面，静候庞培。
自从苏拉死后，米特拉达梯一直在耍弄罗马的将军们，现在轮到他被耍弄了。这位67岁的东方君主，在与41岁的庞培的心理较量中，完全处于下风。
米特拉达梯豁出全部家当，将藏在各处的金银财宝全部拿了出来，动员了包括奴隶在内的人民从军，总算又凑起一支3.6万人的队伍。但庞培的视线根本不往北边转移，就像没他这个人似的。米特拉达梯又向庞培提出讲和，条件是承认罗马的霸权，甘居同盟国地位，并支付赔款。庞培的回答是，只要求米特拉达梯自身臣服。这下可伤了一心想做希腊主义式帝国君主、与罗马抗争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米特拉达梯的自尊。他没有再派出回话的使者。
米特拉达梯再次呼吁与帕提亚王国建立同盟关系，却没有得到回应。绝望之余，他离开亡命的高加索山脉，鼓动黑海沿岸的部落一起参加西征。米特拉达梯游说说，要以手中的3.6万名士兵为主力，率领他们经过色雷斯、马其顿、潘诺尼亚向西方进军，并且雇佣居住在多瑙河附近的凯尔特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进攻意大利。然而事到如今，谁也不再相信这个又老又孤立的男人的幻想。雪上加霜的是，连米特拉达梯的儿子法尔纳凯斯也对父亲绝望了，公开和米特拉达梯决裂，造父王的反。米特拉达梯此前因怀疑儿子加害于己已经杀死了四个儿子。在高加索山中一直没有什么作为的米特拉达梯，如今到了黑海沿岸已不能再杀人了。而且本都国王的高官们此时也明确表示抛弃国王，站在了王子一边。法尔纳凯斯王子派使者去向庞培表明了本都国王愿臣服罗马、请罗马接纳的请求。
看到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惨状后，庞培没有了后顾之忧，立即率军进入叙利亚。经由安提阿进入大马士革后，未流一滴血就让已徒具虚名的塞琉古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只剩下了另一个继承国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从此叙利亚变成罗马的行省，罗马派出总督驻在大马士革，行使管理职权。
叙利亚变成罗马的行省后，国王被强制退位，但其国家政体的支持系统并未解体。既然未解体，就需要人员更替，庞培就把国家政体支持系统的主要成员全部换成年轻人。能够让历时250年的塞琉古王朝未流一滴血而灭亡，与庞培这一招有很大关系。
中东地区不是未开发之地，已经有较为发达的城市文明。庞培就以城市为主体来恢复当地的秩序。当时叙利亚的五个主要城市，从南向北依次为安提阿、塞琉古城、《圣经》语言（希伯来语）的发源地比布鲁斯、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庞培设计了以城市为主体、各城市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各中心城市享有一定的自主权，承担起本城市的治理职责。各城市之上，设置罗马派来的总督。庞培这样安排也是为了避免叙利亚的内乱，因为内部纷争从来是招致外来入侵的最主要原因。
在叙利亚这些城市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中间地带居住着贝都因部落，庞培率军平定了那里，然后与贝都因人缔结了同盟协议。庞培这样做，是为了在叙利亚行省与幼发拉底河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地带。
庞培在大马士革忙于重整中东格局，恢复罗马霸权下的秩序。这期间，很多有地位的犹太人前来拜访他。犹太的内乱时有发生，常依赖罗马来进行调停。庞培就命他们重新考虑是否还要坚持“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然而这却遭到了虔诚的犹太教徒的强烈反对。于是耶路撒冷成为罗马军的下一个进攻对象。
攻下耶路撒冷城并不费力，但由于该城市内街区密集、建筑物众多，如果防守者占据神庙林立的地区进行抵抗，进攻者需要三个月的巷战。攻下耶路撒冷后，庞培独自一人去了犹太神庙。由于在罗马、希腊等多神教的神庙有不能携带武器进入的规定，庞培就遵守这个规矩，去犹太神庙连武器都没带。由于在希腊、罗马的神庙中，参拜者可以进到神庙深处的“圣所”向神祈祷，庞培以为犹太神庙也如此，就信步走进了神庙深处不对普通参拜者开放的地方。进入后才发现，犹太神庙内的“圣所”内，不像希腊、罗马神庙那样摆有神的雕像，而是什么也没有。庞培对此很诧异，因为诧异，他什么也没有做就赶快出来了。
庞培不知道，犹太神庙内的“圣所”，一年只有一次且只限最高祭司长一人进入。庞培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并无恶意地进入犹太神庙内的“圣所”，在犹太人的眼里，只能是亵渎神灵的行为。这就是多神教的罗马人和单一神教的犹太人之间最早的文化摩擦。从此以后，犹太成为罗马的半行省，由叙利亚总督管理。
耶路撒冷再往南，是以佩特拉为中心扩展势力的纳巴泰部落。纳巴泰人因与印度的贸易而繁荣，他们向庞培提出了与罗马建立友好关系的请求。由此，庞培没有再继续南下。到此为止，地中海东南方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包括塞浦路斯岛已全部统合于罗马的霸权之下。
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因孤立、绝望，最终选择了自杀。他的儿子法尔纳凯斯将其遗体送到了庞培军中。
庞培与法尔纳凯斯缔结了和约，把他安排到位于比原本都领土更往东、黑海东岸的地方当国王。庞培打算将原本都领土变为罗马的行省。至此，因米特拉达梯作乱而使罗马人烦恼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小亚细亚地区，终于安定了下来。
被儿子送来的米特拉达梯的遗体，奉庞培之命，葬在锡诺普埋葬历代本都国王的陵墓中。这个顽固执拗地与罗马作对的男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因无望而服毒自尽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给世人留下了一封书信。
米特拉达梯自杀20年后开始写作的罗马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在其著作《历史》中，收录了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书信，其中就包括米特拉达梯写给帕提亚国王阿尔萨凯斯的这封信。这封信稍长一些，但因其集中反映了当时反对罗马帝国主义路线的代表性观点，我还是想全文介绍给读者。介绍完这封信之后，我想再介绍一下罗马人自己对罗马帝国主义问题的看法。这就像法庭调查那样，原告、被告都应有证人出庭才体现公平。
米特拉达梯的信全文如下：
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谨向帕提亚国王阿尔萨凯斯致以问候。
任何国家的执政者，为了维护和平，都可能会选择与他人结成同盟。但这个同盟是否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将决定同盟的最终结果——是受人尊重，还是贻笑大方。
假如您正处于永久享受和平的状态，没有被邪恶的敌人包围，或者来犯者是虽然邪恶但很容易击败的敌人，那么战胜罗马人，对您的声誉不会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不会向您提出结盟的请求，让您的幸运来填补我的厄运。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看看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吧！他的事例已经说明了现实状况是如何的险恶。我的惨状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之间建立同盟，对我们各方都是不可缺欠的。
在亚美尼亚国王迪古拉斯方面，不论您提出您认为合适的任何结盟条件，他都会同意的。在我这方面，命运虽然夺走了我的很多财富，但我具备和罗马人战斗的丰富经验，因此我有能够向您提出有益的建议的自信。事到如今，我的确不像以前那样强大，但我确信我能够为您和您的国家提供例证和忠告。
实际上，罗马人自古以来就是把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作为唯一目的的民族，他们对别人的财富和领土有着强烈的无穷尽的欲望。
他们最初是以马其顿国王腓力为目标，尽管罗马在迦太基的威胁没有消除之前，与马其顿之间曾结有同盟关系。他们在攻击腓力的时候，为了阻断叙利亚国王安迪欧科斯向腓力提供的支援，就向安迪欧科斯承诺叙利亚在小亚细亚的领土不可侵犯，成功离间了叙利亚和马其顿的关系。
然而，腓力刚刚败北，安迪欧科斯就成了罗马攻击的目标。安迪欧科斯也被罗马打败，叙利亚在道罗斯山脉以北地区的领土和1万塔兰特被罗马强行夺走。
接下来轮到腓力的儿子珀尔修斯。开始的几次战斗有利于马其顿方面，但最终结局还是败北。在萨摩色雷斯岛尽管缔结了和平协议，但等待珀尔修斯的还是死亡。狡猾、虚伪、欺诈是罗马人的长项，协议条文中保证珀尔修斯的生命，但罗马人让这位马其顿王朝最后的国王，因患失眠症而“自然死亡”。
罗马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大肆宣扬他们与帕加马国王的友好关系，但实际上他们对待帕加马国王就像当初对待叙利亚国王安迪欧科斯一样——他们给了安迪欧科斯一片面包，却从安迪欧科斯手中获得大片领土；他们让帕加马国王担当从叙利亚掠夺来的领土的看守人，而其下场却比奴隶还要悲惨。
他们连无中生有地捏造遗书这种连神灵也惧怕的事情也干得出来，靠这种卑鄙的手段，他们把帕加马王国变成了罗马的行省。帕加马国王的儿子刚想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就被强行带到了罗马。罗马人就这样将自己的铁蹄踏进了亚洲。
最近还有比提尼亚王国的例子。国王尼科美德死后，留下遗言把国家让渡给罗马，变成罗马的行省。让人生疑的是，尼科美德并非没有后嗣，他尚有一个庶出的王子健在。
那么再说说我吧！我的王国和罗马霸权所及领土并不直接相连，但是，他们知道我有很多的财富，而且对谁也不服从，于是他们就利用尼科美德挑起对我的战争。
我看透了他们狡猾的伎俩，于是我先下手为强，夺取了比提尼亚国王的王位，驱逐了尼科美德，解放了小亚细亚。接着我又把希腊从罗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由于我的臣下阿尔凯洛斯和军队的背叛，我的理想未能实现。
罗马人为了应付国内的内战而与我讲和，但我知道他们不是发自内心地要和我建立友好关系，因此，我稍事整备后立即再度对其宣战。在陆地上，我战胜了罗马总督奥利乌斯·科塔；在海上，我成功地击溃了罗马海军。但是，我得不到近邻各国的军粮支援，经由黑海运输，又因为恶劣天气而未能如愿。得不到给养而不得不撤退的军队，又遭遇风暴，船队沉没，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士兵。
其后我并未放弃，而是重整了军队，与入侵的卢库鲁斯展开了几次战斗。但他能够得到来自卡帕多西亚国王的军粮补给，而我的国土一片荒芜，军粮得不到补充，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能逃到亚美尼亚。
罗马人并没有追我，他们常用的手法是把军队攻占的地方变成荒地，使我无法再征召部队。现在，就连亚美尼亚国王轻率的举动（与庞培缔结讲和条约），也被他们当做自己的胜利而沾沾自喜。
我强烈地请求您，请求您能充分地设想一下我们成为失败者的情形。因为现在您比其他任何国王更具备对抗罗马军的力量，只有您才能终结与罗马人的战争。
毋庸讳言，您拥有众多的士兵、武器和资金，这些对我来说，是接近您、争取与您结盟的理由；而罗马人接近您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您的这一切！
您所不知的是，罗马人早就觊觎着我们的国土，因为他们的西边是大海，阻碍了他们向西方的扩张。罗马人拥有的一切——房子、妻子、耕地等等，都是抢夺周边住民的结果。
罗马人过去也是难民，没有国家，没有家庭，不过是一群流浪者的团伙。他们的国家是构筑于周边人民的牺牲之上的。无论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人间伦理，什么样的神灵，都不会允许抢夺友人和同盟者，并将其毁灭的行为；都不会允许用充满邪恶的眼光歧视其他民族，并将其变成奴隶的行为。
在普通民众中，盼望自由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无知民众更期盼遇到一个公正的主人。我们东方的君主们，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常常会遇到臣下怀疑的眼光，怀疑我们或是违反国民利益，或是为了复仇，而做出不慎的举动。这个因素也会影响您的决策。
您拥有亚洲第一大城市，而且，因具有无穷财富而闻名于世的波斯也在您的手中。您作为这一切的拥有者，罗马人能不动心吗？他们现在是在哄骗您，是在阻挠您和我们的结盟。当罗马人消灭了我之后，接下来除了战争您还能期待什么呢？
罗马人把他们的剑指向一切民族。但是，哪个民族可供掠夺的财富最多，他们在与这个民族的战斗中也就会最勇猛。他们反复运用战争和欺诈的手段，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帝国。照他们的这种逻辑发展下去，要么是毁灭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一切民族，要么是他们自身的毁灭……
罗马尽管强大，但我们没有必要绝望，我们能够制止他们侵略的步伐。如果您能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兵，我从亚美尼亚出兵，共同包围罗马军，他们就会陷入没有军粮、也得不到支持的困境，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之前我们没能实现这一目标，一是他们的运气太好，二是我们在持续地犯错误。
假如您能接受我的请求，采取行动去帮助东方的君主们，您将作为消灭罗马侵略者——这些全人类的强盗——的胜利者而令后人景仰。
我恳求您，发自内心地劝您采取行动。如果您选择了让我和其他东方的君主灭亡，也就是选择了您的灭亡的延期到来。您与其这样选择，不如我们联起手来，一致对外，奋力一搏，我们一定会取得战胜罗马人的伟大胜利！
尽管米特拉达梯的信写得很悲壮，但如前所述，他渴望与帕提亚国王阿尔萨凯斯结盟的愿望没有得以实现。
下面再来介绍一下罗马方面的看法。但绝不是为了与米特拉达梯辩论。我选择的是罗马哲学家、律师、政治家西塞罗去西里西亚行省任总督时，写给他弟弟的信的节录。信中所表达的看法不应视为只是西塞罗的个人见解，因为以西塞罗在当时罗马的地位及影响力，他的见解足以代表罗马方面的主流意见。
西塞罗去西里西亚赴任是在公元前62年，庞培平定东方是在一年前的公元前63年，也就是说，西塞罗是在东方刚刚平定后去西里西亚上任的。
西塞罗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罗马把亚洲（罗马人所说的亚洲指小亚细亚和近东、中东地区）从无休止的战争和内乱中解救了出来。不应该抱怨说罗马人把亚洲人牺牲的部分财富，当做维持罗马霸权体制的费用。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亚洲人的这种牺牲，是为了保持这个地区持久和平所必需的经费支出。
公元前61年元老院在罗马为庞培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凯旋式过程中也有士兵们高举宣示庞培业绩大牌子的这一幕，若干个大牌子上，记录了庞培自公元前66年至公元前63年期间为罗马成就霸业所建立的功绩：
一、在从黑海到里海，以至红海的全部地区，确立了罗马的霸主地位。
二、把1200万人口纳入罗马霸权的统治之下。
三、把1538个城市列入罗马的管辖范围。
四、罗马的国库收入和以前相比翻了一番。庞培自己上缴国库的货币形态的战利品高达2亿阿斯。
五、分配给庞培手下的士兵们的报酬总计为2900万阿斯。
六、与埃及、帕提亚、亚美尼亚等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保证与之相邻的罗马行省的边境安全。
以上这些成绩，绝非胜者的夸张之词。43岁的庞培取得的上述成绩，对罗马的确是居功至伟，他所使用的“马格努斯”（意为“伟大的”）这个尊称，不再是徒有其名，这回真的是实至名归。在公元前1世纪60年代，罗马最有名气的人物，也是地中海世界所有民族在内最有名气的人物，非庞培莫属。
庞培自己也在增强“马格努斯”的自我意识。平定东方之后，在返回罗马途中，庞培经停罗得岛，专程去探望了卧病在家的著名哲学家波希多尼。这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举动与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十分相仿。
公元前1世纪的“大帝”——庞培，把被地中海波涛涤荡的所有地方，统统变成了罗马的行省或同盟国。在这个时期，地中海实际上已成为罗马的“内海”。
熟知从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在他的代表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中，有一卷题为“关于世界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历史有时候会突然聚焦到某一个人物身上，并按照这个人物指示的方向行进。普遍与特殊、静止与变动，被集成为这个伟大的个人的人格特征。国家、宗教、文化和社会危机，全部体现于他们的存在。
……
危机时期，现存的事物与新生的事物的矛盾与融合，在这些伟大的个人身上达到顶点。这些伟人们的存在，是世界史的一个谜。
公元前63年平定东方后的庞培，年仅43岁，从年龄上看，此后可以对他有更多的期待。
庞培所具备的，不仅仅是正值壮年的身体，他具备了应该有的一切——政治能力、军事能力，以及民众对他的支持。如果说，在当时的罗马人当中，找出一个符合布克哈特所定义的“某一个人物”、“伟大的个人”的人，没有谁比庞培更合适，至少在能够看到的人物中，除了庞培没有第二人。而且，当时的罗马尚未从“迷失”状态中走出来，还需要继续变革，克服汉尼拔所形容的“内脏疾患”，以适应身体的正常生长，的确需要伟大的人物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伟大的庞培”（庞培·马格努斯）还是没能成为布克哈特所定义的“某一个人物”。罗马史上的“伟大的个人”不是庞培，而是其他的人物。
庞培平定东方后（前63）的地中海世界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