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威尼斯共和国与第四次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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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威尼斯共和国与第四次十字军
（1202—1204年）
✞ 秀才教皇的登场
在狮心王理查于法国西部的战斗中去世的前一年，1198年，罗马圣彼得所留下的教皇宝座上，坐上了一位38岁的新教皇。在日本高校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位教皇被描述为将教皇权力发挥到最大的一位人物。他就是英诺森三世。
这一时代的罗马教廷所在的意大利，像德意志、法国、英格兰这样的封建国家一样，处于领主割据的状态。在意大利中部罗马一带的教皇国南面，就是这位新教皇的家族所在地。这一家族的名称，叫作孔蒂·迪·塞尼。在英诺森三世成为教皇之前，他的全名是洛塔里奥·德·孔蒂·迪·塞尼——出身显赫的贵族家庭。
在中世纪欧洲，出身于贵族家庭的男性，只有长子具有继承权，次子以下则根据资质，选择成为神职人员或军人的人生道路。头脑发达，却不善武力的洛塔里奥，走上了圣职之路。他从小便专心于学问，具备了成为高级神职人员的必要条件。
洛塔里奥首先来到离家不远的罗马，然后又前往巴黎留学。
虽说是留学，当时法国的国境线并不明确，还处在中央集权以前的时代。巴黎大学与私塾并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外来的学子并没有太多出国留学的感觉。洛塔里奥在那里也实现了接受著名教授指导的目的。之后，这位青年回到意大利，在中部的博洛尼亚继续深造。博洛尼亚大学是西欧最古老的大学，也是意大利国内的最高学府。
洛塔里奥20岁时返回了罗马，并开始在罗马教廷内任职。他在这一时期内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的代表作品，就是名为“论人世间惨状”（Demiseria humanae conditionis）的成名论文。如何将人世间从目下的惨状当中拯救出来，自然只有坚定对上帝的信仰一途——除此中世纪教会人士的共同信条，别无他法。因此，他的文章，完全符合罗马教廷的“正道”（意大利语：Strada Maestra）。
前任教皇去世后召开的枢机主教会议，正常情况下要经过数轮投票才能选出新的教皇。然而1198年的这次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即宣告洛塔里奥当选。作为罗马教廷精英中的精英，38岁的他毫无悬念地执掌了天主教世界最高的权力。
以英诺森三世之名继任为教皇之后，他更加确信教会的“正道”。对于中世纪天主教世界最关键的问题，即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问题，他发表了如下的言论：
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帝国）的诸侯，拥有对本国皇帝的选举权。同时，罗马教皇则拥有对皇帝是否拥有加冕资格的决定权。
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
这就是说，由于皇帝是上帝所委任的世俗统治者，负责将上帝意旨传达人间的主教（以罗马教皇为首），自然能决定皇帝是否有资格胜任。
一言以蔽之，就是：
“教皇是太阳，而皇帝则是月亮”。
直到今天，尽管大多数基督徒已经不这样认为了，罗马天主教会依然坚持中世纪以来的这条“正道”。
看似保守的权威主义者的英诺森三世，却出人意料地对中世纪西欧的新潮流——青年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所组织的修会，宣扬上帝以爱而非惩罚拯救信徒的理论，在天主教世界掀起了新的波澜。英诺森三世从一开始就对方济各会加以承认。在当时的神职人员看来，这一青年团体是以极端分子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一步走错就会引火上身。但正由于教皇的支持，方济各会的未来得到了保证。
此外，在还未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腓特烈二世前往德意志帝国之时，英诺森三世就为这位未来不定的21岁青年提供了大量资金与兵力支持，使他获得了最急需的资源。
腓特烈和圣方济各，分别是西欧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政治与宗教领域的旗手。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世纪思想的化身英诺森三世的鼎力相助。
两人之外，还有一位年轻人得到了教皇的援助。他就是《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卷详细介绍过的法国修士若望所组建的圣三一修会。
这一修会以提供赎金的方式，将被北非穆斯林海盗所掳去的基督徒奴隶赎回本国。英诺森三世在修会成立两年后即给予承认，并为其在此后的日常活动筹措资金。
这类宗教组织必须依附于其他机构而运营。在拥有日常经费之后，它们就可以持续运行下去。英诺森三世下令将罗马的七座山丘中的西莲山赐予圣三一修会，并宣布，罗马11座城门中4座所收缴的关税，都作为该修会日常资金所用。
这个全名为“为救济沦为奴隶的基督徒而设立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修道会”的活动，直到19世纪初地中海海盗活动完全消失之后也还一直继续着。由于财源的保障，在600年间一直能够开展赎回奴隶的工作。
以上述及的英诺森三世的支持与援助，体现了四个特色。
第一，他为所援助者提供的都是最必要的支持，这一点，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团体都一样。
第二，即使提供支持并不带来任何好处，英诺森三世也不会停止支持。腓特烈二世后来与教廷发生了冲突，但英诺森三世还是会援助世俗君主，应该说他是颇具勇气的。
第三，初期会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后则要靠被资助者自力更生，这样就不会带来异议。
第四，教皇一定是在与被援助者面谈之后，才决定施以援助的。无论是圣方济各、腓特烈二世还是修士若望，接受援助之前都是前途未卜的年轻人。保险起见，英诺森三世都要直接与他们会面。
依我之见，英诺森三世树立了一个当权者为尚未当权者提供支持的典型。
然而，这位教皇却是对“唯信仰才能救人世于凄惨之中”深信不疑的。凡不是这样认为的人，在他看来，都是反对体制的异端。
英诺森三世镇压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已经远超普通镇压的程度，而是号召了一场十字军。就任教皇10年后开始的这次“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使法国南北双方力量的天平发生了逆转——此前一直强势的法国南部大伤元气，而法国北部则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教廷发动的针对异端的十字军，最终让巴黎的腓力二世坐收渔翁之利。
然而最令就任教皇之后的英诺森三世关切的，是针对异教徒的十字军。实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38岁的教皇的最大课题。
在理查和萨拉丁达成和议之后，基督徒朝圣者可以自由而安全地通行于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这些圣地。然而，这三大圣地特别是圣城耶路撒冷，依然掌握在异教徒穆斯林的手中。
这样的现状，绝非信奉罗马天主教会“正道”的英诺森三世所能接受的。
英诺森三世对第三次十字军的成果，当然不会满足了。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军中都有教皇的代理人同行。这些教皇代理人都有很重要的发言权，他们代表罗马教皇行使权威。
但是，在第三次十字军中，从一开始就没有教皇的代理人。当时由于教皇的动员，皇帝和国王都自发组织了东征。但这支没有教皇代理人的大军，自始至终都是以“世俗”的十字军而行动的。
第三次十字军当中并非没有神职人员。但理查身边的这些主教们，与代理罗马教廷的神职人员相比，更像是浴血奋战的将领。
此外，英诺森三世并不认同理查与萨拉丁之间达成的和议。基督徒和穆斯林相互否认对方的信仰，因此基督教国家的国王单独与穆斯林媾和，本是不合法的。
在教廷看来，此时圣地基督徒的自由与安全，是由“不信者”保证的。教廷当然不能容忍这一现状继续下去。
而倘若第三次十字军有教皇代理同行，他必然会阻止理查与萨拉丁讲和。因此在英诺森三世眼中，必须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来重申罗马教皇在东方的影响力。
而新十字军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耶路撒冷夺回。这自然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谁才是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呢？在圣彼得大位上端坐的第176任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内心，就被这个问题占据着。
如果发动皇帝和国王前往东征，他们迟早会变得归心似箭。这一点弊端，早已为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教训所证明。而此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年仅6岁，国内局势尚未稳定。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虽然不足40岁，却垂涎于理查死后留下的领地，对十字军并无兴趣。在这两位最重要的世俗君主都不合适的情况下，英诺森三世只得考虑其他人。
虽说罗马教皇是太阳，皇帝和国王们是月亮，这独一无二的太阳却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可以支配。
而英诺森三世这当红的太阳本人，不过是一介书生出身的秀才教皇，从来没有在军事组织中锻炼过。
正如其他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一样，对自己的抱负深信不疑的教皇，无法了解与自己想法迥异者的真实内心。这一缺点，最终变成了事后未能兑现的承诺。
✞ 元首丹多洛
在英诺森三世成为教皇以前6年（1192年），威尼斯共和国选举恩里科·丹多洛为元首（Doge）。这一年，理查和萨拉丁达成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
由于没有史料记载，我们不知道丹多洛当选元首时的年龄。一般的估计是他已年届七十有余。由于丹多洛家族是威尼斯的名门，他的人生一直官运亨通，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直到暮年。
丹多洛二三十岁的时候，一直在海外经商。那时，他的事业并不仅仅在威尼斯国境之内。
乘坐着满载商品的船只，与商人一起了解如何与其他民族和异教徒从事贸易，在学习经商的同时，丹多洛对航海术也了然于胸。而一旦海战在即，威尼斯船只就会得到征召，而习得海战之术，就得以在危难之时，挽狂澜于既倒。此外，与经商有关的政治、宗教和风俗习惯，乃至语言和文化的知识，也是青年时期的丹多洛学习的重要内容。
到40岁上下，丹多洛回到了陆地上，由于家族背景，很快成为共和国的外交官。威尼斯共和国的政府官员，常常是今天还在国内处理事务，后天就动身前往德意志、法国或者君士坦丁堡。
以外交家自居的英国人，通常也认为，近代外交是从13世纪的威尼斯开始的。威尼斯的外交官作为领事常驻于他国，为了国家利益收集军事、外交方面的情报，结交可信的人士。履历复杂的丹多洛，就曾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和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担任领事。
丹多洛进入暮年时，已从事了多年外交活动。他圆满地获选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时，拥有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过去的种种经验，使丹多洛成为其他国家统治者无法比拟的全能型领袖。
然而，威尼斯毕竟是共和国，并非君主国。尽管元首为终身制，没有任期的限制，但是在是否发动战争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必须由全体威尼斯人参加的公民大会来决定。此外，在相当于上议院的元老院针对具体问题投票时，元首也只是作为120名元老院成员中的一员，掌握一票而已。在政府机关中，元首也只是作为17名要员之一拥有一票。
不过，元首毕竟是在具有担任多个重要职务的经验之后选举产生的。仅仅从元首的高龄这一点，就增加了其发言的分量。这并非因为年龄使他得到额外的尊重，而是由于其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洞察力，使其发言颇具分量。恩里科·丹多洛这位元首，就是威尼斯共和国领导人中的典型。
威尼斯共和国不仅在外交方面十分先进，在政教分离这一点上，也走在前列。
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君主的宫殿和城市的大教堂往往并立在首都的市中心地带，主教的住所就在教堂旁边。
而在威尼斯共和国，在政府即元首官邸旁的圣马可教堂，仅仅是元首的正式礼拜堂。虽然威尼斯的全体市民名义上属于罗马教皇管辖下的威尼斯教区，却并没有一座供全体市民使用的公共礼拜堂。
此外，虽然教皇向威尼斯派遣了总主教，主教官邸却位于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佛罗伦萨的花之圣母大教堂是尽人皆知的，至于威尼斯，就连曾经多次游览这座水城的我，也说不出它的主教堂的位置。
但威尼斯共和国毕竟是罗马天主教世界的一员。从罗马派遣而来的总主教，与其他天主教国家的最高神职人员名称不同。其他国家是“大主教”（archbishop），而威尼斯却是与东正教国家相同的“总主教”（patriarch，或称“牧首”）。国家自然要给总主教以施展的舞台。
每到宗教节日时，威尼斯的总主教就会加入节日的游行队伍，从自己的官邸一直前往市中心的圣马可广场。
在具有浓厚威尼斯色彩的节日庆祝活动中，身穿豪华宗教服饰的总主教，总会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而庆祝活动的主人公，自然是在行进队伍中央的共和国元首。元首在瑰丽的华盖之下阔步前行，接受周围人群的欢呼。在元首之后，政府高官和元老院的议员们依次而行，这一顺序与宗教祭祀的顺序相仿。
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也是由威尼斯总主教担任第一司祭。可以说，在整个中世纪一神教世界当中，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教分离最为彻底。
在威尼斯共和国，所谓“教皇是太阳，世俗领袖是月亮”的天主教会观念，并非人们的思想。
与穆斯林贸易，在其他天主教国家会被处以剥夺圣职或开除出教的惩罚，在威尼斯却完全没有这回事儿。罗马教皇对威尼斯与东方的贸易网开一面，毕竟，这个国家负责木材等战略资源的进出口贸易，因此无法按照宗教法律对威尼斯商人做出处罚。
威尼斯共和国令罗马教皇特殊对待的原因，除了在于其商人群体之外，还由于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海军。每当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海上冲突时，威尼斯海军的参战与否，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总而言之，“首先是威尼斯的公民，然后才是基督徒”这样的言语，是威尼斯人真实观念的写照。即使是权威如日中天的罗马教皇，也常常慨叹自己“在任何国家面前都是教皇，唯独在威尼斯人面前……”
当然，在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对抗伊斯兰世界时，威尼斯共和国也一直站在整个西欧一方。保持中立无疑是极为有害的。而虽然站在基督教一方，威尼斯人还是会尽可能为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行动。
就任元首之后的恩里科·丹多洛，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威尼斯如何在同为意大利人的竞争对手比萨和热那亚面前，保持在中近东海上的优势地位。
比萨和热那亚的商人，是十字军在海上的同盟。他们在地中海东岸的贸易，主要就是为十字军提供军需物品。
在已经结束的第三次十字军行动中，比萨和热那亚舰队的协助起了决定性作用。狮心王理查之所以选择与这两国的舰队合作，正是因为他们比以国家为单位行动的威尼斯，更易于贯彻十字军的战略。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比萨和热那亚商人在中近东的活动大大增加。而同为以海洋贸易立国的威尼斯，就亟待挽回此时所处的劣势。
丹多洛就任元首的第二年，萨拉丁去世了。在那个时代，在和议主持人死后破坏原来的协议，并不罕见。但威尼斯的丹多洛希望能够继续保持来之不易的和平。因为如果和平遭到破坏，比萨和热那亚就可能通过与十字军的合作，获得更大的优势。
因此，在萨拉丁死后，丹多洛继续推行与穆斯林保持和平的策略。当三年八个月的和议到期时，伊斯兰世界希望将和平继续下去，而基督教一方也对此表示了合作。
根据丹多洛的意见，在萨拉丁死后5年的1198年，双方延长了和议的期限。此次的谈判是由阿拉迪尔主持完成的。威尼斯在谈判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早在第三次十字军以前的时代，威尼斯和埃及就保持着友好关系。这自然是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威尼斯共和国与其他基督教国家并没有任何性质的经济同盟，更不要说军事合作了。这大概是威尼斯不希望别国的政治或军事体制对本国有所干预的缘故。而与此同时，威尼斯一再延长与埃及之间缔结的通商条约，并在接受理查与萨拉丁和议的局面下，对中近东进行无形的渗透。
在1201年威尼斯与阿拉迪尔之间缔结的协议中，有一项秘密条款——一旦西欧再次发动十字军东征，威尼斯共和国保证不参与针对埃及的军事行动。
✞ 苏丹阿拉迪尔
兄长萨拉丁去世时的1193年3月，阿拉迪尔50岁。此时，他并没有任何侵犯兄长子嗣的继承权利的念头。
墓园安置在大马士革壮丽的清真寺内的萨拉丁，留下了17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都担任闲职，只有几人被委以重任。根据萨拉丁去世前的遗书，他所创立的阿尤布王朝领土，将这样分割：
萨拉丁22岁的长子阿夫达尔，继承大马士革，阿尤布王朝的首都。他自然成为整个叙利亚的统治者。
比长子年轻一岁的阿齐兹，成为埃及的统治者。
第三子扎希尔继承了叙利亚的第二大城市阿勒颇。
作为城主，扎希尔拥有对城市及周边地区村镇的所有权和管辖权。
最后，萨拉丁给自己最信赖的兄弟阿拉迪尔留下的是史称“内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
萨拉丁把这一地区分给阿拉迪尔，有着非同一般的意味。
约旦河西岸地区，正好与理查和萨拉丁之间和议中所承认的十字军国家——推罗到雅法之间的地带相毗邻。这一地区的东边是约旦河，与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叙利亚接壤。
萨拉丁将中近东十字军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间的狭长地带托付给阿拉迪尔，自然是希望这一地区成为十字军国家和他的后代所控制地区之间的缓冲地带。
通过和议使耶路撒冷保持在伊斯兰世界之内，萨拉丁结束了“武力吉哈德”。当他确知理查已经从阿克启航前往西欧，便解散了为“武力吉哈德”而组织的大军。
阿拉迪尔基本延续了兄长的战略方针。在理查与萨拉丁的和议到期之际，他主动联系了十字军国家的领导人耶路撒冷国王，延长了双方和议的期限。
无论是萨拉丁还是阿拉迪尔，都容忍巴勒斯坦的基督徒——穆斯林所称的“法兰克人”的存在。当然，他们的容忍是以西方不再派来新的十字军为前提的。
而理查和第三次十字军所夺得的，实际上是中近东的法兰克人的“满足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十字军的精神逐渐镇静下来，他们慢慢淡忘了与穆斯林之间的敌对意识。
然而，这种状态反过来动摇了中近东的伊斯兰世界。强权人物努拉丁和萨拉丁出场之前的伊斯兰社会的特点——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再次浮现出来。
1194年，萨拉丁死后不到一年，他的儿子们之间就爆发了武力冲突，只好请叔父阿拉迪尔来做仲裁和调停人。1196年，冲突再次爆发。这次，阿拉迪尔和其他继承人一致认为，阿夫达尔不适合做萨拉丁的继承人。于是，这位长子被从大马士革流放。
两年之后的1198年，取代阿夫达尔掌握阿尤布王朝大权的阿齐兹，在一次狩猎之中落马而死。得知这一消息的阿夫达尔，便摩拳擦掌，准备重掌大权。
但是，各地的埃米尔相信，年轻的阿夫达尔没有能力掌管整个王朝。埃米尔们请求阿拉迪尔出来主持局势，并一致希望他继承阿尤布王朝。
此时的阿拉迪尔，并不想僭越亡兄的遗子们才有权继承的王位。直到1201年阿夫达尔宣布最终隐退之后，阿拉迪尔才继承了苏丹的宝座，当时他已经58岁。
阿拉迪尔对阿尤布王朝的领土进行了重新分配。
落马而死的萨拉丁次子留下了一位继承人，17岁的曼苏尔，成为埃德萨的统治者。
阿拉迪尔的长子，21岁的卡米尔，得到了埃及的统治权；次子穆阿扎姆则统治大马士革；他的三子与四子分别统治各个地区。
意味深长的是，阿拉迪尔只给予自己的儿子以父亲名义统治的权力。虽然这一点是后继的卡米尔所不能忽视的障碍，毕竟深受兄长信任的阿拉迪尔，是在僭越其兄直系子孙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统治的。
不过，阿尤布王朝的统治，终究再次巩固了。
在完成内部权力交接之后，伊斯兰世界实力最强的阿拉迪尔，就与威尼斯共和国缔结了一项互不侵犯的通商条约。
拥有着与萨拉丁一起身经百战的经验的阿拉迪尔，与兄长一样深知意大利诸邦海军的强大实力。这一时期的塞浦路斯岛，已经在路西尼安的统治下，成为从西欧前往中近东的重要中转站。但由于其防御设施还没有设置完备，以当时穆斯林的军力，是有可能征服塞浦路斯岛的。然而，由于塞浦路斯四面环海，而基督教一方控制着制海权，就算是再多穆斯林军队，也无法抵达这个岛屿。
不仅塞浦路斯的情况使阿拉迪尔只能对其保持现状，他还要尽力避免使伊斯兰世界受到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威胁。如果新的十字军要来到中近东，他们必然依靠来自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海上力量。因此，伊斯兰世界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设法瓦解十字军的海上同盟。
在选择和平谈判的对手时，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情况并不相同，主要是各国能够控制其投入的武装力量的情况不同。比萨，特别是热那亚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很强，因此国家对其军事力量的实际控制比较弱。因此在发展双边关系方面，威尼斯相对更为合适。
通过缔结和约，威尼斯所得到的利益，就是能够在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迪尔控制的全部领土内，从事特许经济活动的权利。威尼斯的商人们，因此得以在比商业对手更为有利的环境中营生。
然而威尼斯商人是非常讨厌集中的。在政治上，威尼斯人并不喜欢中央集权，而在经济活动中，他们也希望能够分散风险。即便埃及为他们提供了市场中的最高地位，威尼斯商人还是感到不能满足。
如前所述，教皇英诺森三世、威尼斯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和继任苏丹的阿拉迪尔，是第四次十字军时代的主人公。
始终处于明处的丹多洛的侧面，站立着英诺森三世，而阿拉迪尔则是与英诺森三世对立位置的幕后人物。但这三人在第四次十字军时代的主人公位置，一直没有变化过。倘若这三位角色中少了任何一人，第四次十字军的历史都必将改写。
因此，在此三人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过是“马驹”罢了。
✞ 年轻的法国诸侯
在12世纪最后一年的秋天，法国西北部香槟地区城市的舞台上，开始了一场马上决斗锦标赛。
主方是22岁的香槟伯爵蒂博。挑战的客方则是27岁的布洛瓦伯爵路易。
两人都是位居法国国王之下的封建诸侯。在中世纪封建社会中，拥有比国王直辖领地更广阔土地的封建诸侯，并不少见。而作为香槟伯爵来说，其身份特殊的是，无论与法国国王腓力，还是与英国国王理查，都具有来自母方的亲戚关系。
在香槟伯爵主推的锦标赛中，不仅有来自法国各地的亲戚关系盘根错节的诸侯，也有从各地赶来争夺冠军的骑士们，因此是云集了各路好手的盛会。现场甚至有教皇英诺森三世派来的教士。
身着华丽服饰的贵妇，在比赛结束时参加进来，为城内举行的大宴会锦上添花。在中世纪的宴会上，干杯之前必然对神充满感谢，此时正是高级神职人员出场之际。
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新十字军的决定，传达到了会场。他没有通知皇帝与国王，而是对诸侯寄予厚望。
毕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所率的第二次十字军以失败告终。
英、法、德三国君主率领的第三次十字军，最终未能夺回圣城。在英诺森三世眼里，这也是一次失败的远征。
只有第一次十字军成功解放了耶路撒冷。诸侯的头上虽然没有皇帝和国王的冠冕，所率的兵力却并不比各位君主们差。因此，英诺森三世认为，以强大的封建诸侯来率领新的十字军，是最稳妥的策略。
在宣示骑士精神的马上锦标赛结束之后，教士们热情洋溢地描绘着新的十字军远征。年轻骑士的心中，立刻燃起了对战斗的渴望。
于是，蒂博当着全体骑士的面，宣誓出征。蒂博的兄长，就是在第三次十字军中跟随理查一世参战，并娶到耶路撒冷王位继承者西比拉的新任耶路撒冷国王亨利。就在两年之前，亨利于阿克病死。蒂博自然想趁机继承亨利在法国和中近东的全部产业。
在蒂博之后宣誓远征的，是这场锦标赛的主客，布洛瓦伯爵路易。两人之后，又有30名参会者接着宣誓。
第二天，香槟伯爵蒂博致信身在布鲁日的表兄弗兰德斯伯爵鲍德温，后者在回信中同意与其表弟一同出征。
弗兰德斯伯爵家族的全体骑士们，参加了先前的全部三次十字军。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弗兰德斯伯爵在阿克之战中战死。尽管如此，家族中还是有两人参加了第四次十字军。
得知弗兰德斯伯爵加入了十字军，其他诸侯纷纷效仿。在听说这一消息之后，立即有40名骑士宣誓加入。诸侯和骑士的宣誓加入，意味着他们的全体家臣和仆从都加入了十字军的行列。
与第四次十字军有关的最可信的史料，是香槟伯爵的家臣维拉哈都因所著的行文平实却以情节出彩的记载。此人亲眼目睹了第四次十字军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在最先宣誓的70位骑士的名单中，也能找到他的名字。在这份名单上，书写着中世纪法国骑士精神最灿烂的篇章。教皇英诺森三世组织的这支没有冠冕的十字军，出自完全现实的考虑。
弗兰德斯伯爵纹章（黄底黑狮子）
布洛瓦伯爵纹章（蓝底黄白绶带）
香槟伯爵纹章（蓝底黄白色绶带）
但是，在这份书写着法国最出色骑士的名单上，并没有几位重要人物的名字。
其中第一个，就是勃艮第公爵。勃艮第公爵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并在法国国王腓力回国后负责掌管留在圣地的法军，与理查一起参与了其后的战斗。理查和萨拉丁达成和议之前不久，公爵病死于推罗。结果，整个公爵家族和家臣都滞留在东方的勃艮第公国，成为法国国王腓力领土扩张的直接目标。在香槟伯爵带领诸侯发誓的时候，腓力依然健在，还在对勃艮第公爵的领地保持强大的压力。因此，勃艮第公爵家必须首先防御好自己的封地，而不能参加十字军东征。
在今天法国境内，还有一个地区的领主没有响应香槟伯爵的倡议。
这就是在理查死后仍为英格兰所拥有的法国西南部地区。这一地区的诸侯不参加第四次十字军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当理查死后，他们必须团结起来防御法国国王腓力的威胁。
说起来，法国国王腓力真是位既不为教皇所喜爱，也被其他诸侯厌恶的君主。这位狡猾的政治家，年仅35岁。
香槟伯爵蒂博很快将骑士们宣誓的情况汇报给了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读罢蒂博的来信，感到喜出望外。他所朝思暮想的十字军，今天终于迈出了成立的第一步。就任教皇两年以来，这是最大的喜讯，令他兴奋不已。
英诺森三世向整个西欧发布了特别的公告，宣布只要在这次十字军中从军一年，就可以免除世间的罪。中世纪的基督教常将死后的惩罚描绘得异常恐怖，因此对中世纪人来说，得到免罪，无异于心灵的救赎。
来自最高宗教权威罗马教皇的免罪布告，为参加十字军的西欧天主教徒提供了精神救赎的正式保证。更多人因此纷纷踊跃参加，并最终齐聚法国南部的苏瓦松。在这次集中期间，各路诸侯开始讨论如何组织兵力，何时出发，以及取道哪条路线。
这些现实问题，在青年人为主的各路诸侯热烈的讨论之下，变得毫无结论可言。最终，诸侯选出6位代表，以他们来决定全体的意志。6位代表分别产生于香槟伯爵、布洛瓦伯爵、弗兰德斯伯爵家的家臣之中，每家2名。为这次十字军留下记载的维拉哈都因，也是代表之一。40岁的维拉哈都因，是香槟伯爵的侍从大将。
在6人的努力之下，现实问题均得以解决，结论如下所述：
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地，是埃及的首都开罗。
这是从第三次十字军时代理查断绝萨拉丁的补给路线所推论的下一个需要征服的地区。埃及是穆斯林重要的大本营。
二、远征部队从海路行军。
根据以往的经验，陆路行军会遇到各种危险。因此，取道海路，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三、由威尼斯共和国运输全体十字军部队。
在第三次十字军时代，威尼斯共和国的舰队就主动担负了海上运输的职责。但上次他们所运送的十字军部队，只有此次规模的1/10。此次十字军出征的大军，完全委托威尼斯舰队运送，是因为只有该国拥有能够运输全部十字军及其装备的海上力量。关于这一点，6位代表一致同意。
这一提议得到了香槟伯爵、布洛瓦伯爵、弗兰德斯伯爵和新加入首脑阵营的圣保罗伯爵的一致同意。得到主公信任的6位家臣，立即动身前往威尼斯联络，其时正当1201年5月。
✞ “海都”
元首丹多洛专程迎接了6位使节：
“我已认真拜读派遣诸位阁下的位极人臣的诸侯所递交的国书。诸位阁下所决定的，自然与派遣各位前来的诸侯一致。那么请问，诸位希望我国做些什么？”
“我等希望阁下召集内阁会议，最好是在明日。在会上，我等将尽述主君的意向。”
丹多洛回答说，想次日就召开内阁会议，恐怕是来不及的。他与来使约定，4天后召开会议。
事实上，第二天就开会并没有什么来不及的。在威尼斯共和国，针对大事件所召开的特别内阁会议，常常在当天晚上就能够召集起来。而这段特殊时期内，内阁会议所秘密讨论的，是与阿拉迪尔订立的通商条约。
然而对威尼斯的秘密一无所知的6位使节，只好先在这4天之内静静休息等待了。直到约定的当天，6人来到了壮丽豪华的元首官邸内。在内阁会议室中，自元首以下的全体威尼斯内政外交官员们，迎接了到来的使节。6人中最为年长的维拉哈都因，首先开口了：
“各位阁下，我等是法国最具权威的诸侯所派遣而来的。我等的主君，以上帝的期望为志，已奉耶稣基督之名在十字架下宣誓，夺回为异教徒所强占的圣城耶路撒冷。
“我等悉知，贵国拥有无比强大的海军力量。因此，还望诸位阁下提供海军支持，与我等主君之军队同心协力，以耶稣基督之名一雪前耻。”
元首丹多洛问道：
“使用怎样的方法呢？”
使节们答道：
“任何方法都可以。”
从法国来访的6位使节，希望威尼斯能够提供运输十字军全军的足量船只。这自然还包括必要的操船手和划桨手，以及海路行军所需要的军粮。听罢使节的诉求，丹多洛这样回答：
“诸位与我国商议的，是最为崇高的事业。我国自然也要依赖诸位，才能对这一事业有所成就。请诸位于8日后再次聚于此地，我国届时将做出答复。”
于是，使节们继续在威尼斯等待8日。他们完全理解，对于这样重要的大事业，威尼斯共和国自然有花费时间慎重讨论的必要。
但这段时间内，威尼斯共和国实际上在做的，是与伊斯兰世界掌握实权的第一人，苏丹阿拉迪尔，进行一项秘密的通商条约谈判。
在威尼斯共和国必须做出紧急决议的情况下，国家的政策就交由包括元首在内的10人内阁会议来定夺。此时，元老院只会对内阁会议的决定进行事后承认。
而这一决议手段，在强调多数决定的共和制国家中，是独具威尼斯特色的避免贻误时机的策略。元老院的事后承认是其中关键的步骤。元老院议员的人数是内阁会议的10倍，而威尼斯政府官员的任期则是一年。当年的元老院议员，在一年后很可能就会成为政府官员。这样的机制使威尼斯共和国很难发生内部的斗争和变乱。
在这1201年初夏，威尼斯共和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大问题。因此，8天的准备时间并不长。
就在这几天之内，出使埃及的阿拉迪尔的船只从威尼斯启航了。船上带着元首亲笔签名的条约文书。
威尼斯是发明复式簿记的国家。这些面面俱到的准确记录，体现了出色的威尼斯商人的细致之处，这种细致流淌在威尼斯人的血液里。
然而在威尼斯共和国，也有完全没有留下记载的事件。一般来说，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件，都得不到记载。因此，虽然与法国诸侯使节的谈判记录得以详尽保留，威尼斯与阿拉迪尔的秘密谈判则没有任何记录。在以埃及为目标的十字军代表面前，威尼斯不能露出任何马脚。
因此，威尼斯和埃及的谈判的细节，我们只有去想象了。我想，这也是中世纪的奇妙之处吧。
回到使节与元首会谈这一头，8天之后，6名使节来到了元首的官邸。丹多洛告知他们：
“诸位使节，威尼斯共和国决定接受各位主上的请求。然而这最终还需要得到公民大会的承认。”
元首接着说，
“根据各位所提供的数字，我国提供运输4500名骑士和2万名步兵所需的船只，以及运输4500匹战马和9000名马夫的平底船。而为这些兵士和马匹提供必要军粮的工作，我们也将完成。
“我们尽量降低以上各项的费用。一匹马的价格是4马克，一个人的价格是2马克。
“因此我们提供的合约，是保证十字军在一年之内从威尼斯港出发，费用共计8.5万马克。”
马克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银币，也是当时的国际通用货币。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还未开始铸造100年以后整个地中海世界和西欧的流通货币杜卡特金币，本国的货币还是一种叫作格罗索的银币。此时威尼斯使用马克，就像今天外汇交易中使用美元或欧元一样。
例如，使禁闭中的理查一世恢复自由的赎金，大约是10万马克。付出这样一大笔钱，需要索尔兹伯里主教来回奔走。对于理查一世这样萨拉丁眼中的枭雄，付出的赎金自然要十分可观。
理查死后两年，威尼斯向十字军诸侯索要8.5万马克的费用，在现代研究者看来并不算过分——这自然是从威尼斯商人的角度来看的。
10年之前，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和热那亚之间的协定，是在8个月之内完成运输，每2匹马和3个人收取9马克费用。
这次威尼斯的情况，期限为一年，运输的数量也不同。腓力的部队包括650名骑士、1300名马夫和1200匹马，而法国诸侯的兵士和马匹数目要多得多。
上次热那亚运输法国军队时，并不需要新造船只。但这次威尼斯不仅要动员全部的商船，还要为运输马匹特别建造大量新的平底船。
平底船的基本构造，与当今运输汽车的运输船相似。在800年前，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很多这种平底船。
因此，威尼斯共和国所提供的8.5万马克的数目，并不是很高的价格。当今的学者普遍认为，这个价格也就是当时的市价而已。
此外，根据双方的契约，每匹马需要的粮草是8蒲式耳 的燕麦，而兵士则可以得到包括面包、奶酪、香肠、蔬菜和半壶葡萄酒在内的食粮补给。
骑士和马夫虽然都支付2马克，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骑士还会通过自带财物购买更多的食物。
这8.5万马克，需要分四次付清。
根据计划，8月中旬，十字军支付1.5万马克；11月1日支付1万马克；到1202年2月中旬，再支付1万马克；最后5万马克统一于4月中旬支付。
威尼斯一方的义务，则包括在一年后的1202年6月24日之前，提供全部船只和水手。
来自法国的使节们对契约的明细极为满意。
然而正在此时，威尼斯共和国提出了比萨和热那亚未曾做过的提议。
✞ 威尼斯参战
威尼斯元首亲自率领50艘武装桨帆船以及6000名水手和战斗人员参加十字军。作为交换，威尼斯要求获取此次东征所占领土地的一半。也就是说，威尼斯并不仅仅扮演运输大队长的角色，而是要与法国诸侯共同作战。
6位使节一开始对此犹豫不决。但经过当晚的讨论，他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得到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力同盟，使6位骑士兴奋得一夜未睡。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同意了元首的要求。
数日后，在维拉哈都因眼中世间最堂皇的圣马可教堂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威尼斯全体公民参加的盛大弥撒。
弥撒结束后，元首通知在住所中等待的使节们，公民大会通过了与法国诸侯的十字军契约。于是，在全体公民的注视下，使节们进入了圣马可教堂。维拉哈都因代表香槟伯爵，在教堂内发表了演说：
各位公民阁下，拥有最高贵血统和最强大权力的法国诸侯，派遣我们6人来到贵国。为了夺回被异教徒奴役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将与诸君共同作战，以上帝与圣子耶稣基督之名，一雪前耻！
我们之所以选择与诸位合作，因为威尼斯人乃是强大的海洋民族，是任何其他海洋国家都无法匹敌的。诸侯命令我们在各位面前屈膝，表达我们真心诚意的希望。各位威尼斯公民，请为地中海彼岸的圣地而祈祷吧！
6位法国使节齐刷刷的跪倒下来。教堂内的人们见到法国骑士们的样子，霎时间静默下来。瞬间之后，元首的呼声起来：
“诸位，是否同意啊？”
元首的呼唤如同点燃了众人心中的火焰。宏大的圣马可教堂中，“同意！我们同意！”的喊声此起彼伏。在维拉哈都因眼中善良而深谋远虑的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向教堂内的公民说道：
诸位公民，上帝已将无上的荣誉给了你们！世界上最优秀的骑士们，并未选择其他国家，而是与我们结成了同盟。我们将一雪前耻，为主耶稣的至上高贵事业共同奋斗！
这样，代表威尼斯最高主权的全体公民大会通过了与法国诸侯共同出征的建议。在威尼斯共和国之内，解决国家大事的最终裁决，要通过公民大会的鼓掌多数票。在此之后，双方剩下的只是具体的签字仪式了。在契约文书上面，有出发日期的明确记录。
双方决定，1202年6月24日，也就是施洗约翰的纪念日那天，第四次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
到该日，十字军的参加者和朝圣者全体在威尼斯集合完毕。威尼斯一方则准备好全部的船只和水手。
在签字画押完成的契约文书之前，使节和元首们手按《圣经》，以上帝的名义宣誓逐条执行契约的各个条目。文书的副本被立即送往罗马教廷，很快得到教皇“十分满意”的批示。
然而，这份对军粮的详细条目清楚记载的契约书，并未写明远征的目的地。根据维拉哈都因的记载，双方秘密约定，远征目的地是埃及的开罗，但他并未指出为何秘密约定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这一事项，在后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文书签署之后，使节们从威尼斯的银行预先借出2000马克，作为第一部分付款的定金，然后就返回法国回报各自的主君。
当使节离开之后，威尼斯便开始举全国之力准备十字军东征。
威尼斯需要为法国诸侯准备3.5万人和4500匹马所需的粮草，以及大量运输船。这不啻是一桩大事。共和国命令其在地中海上航行的全部商船，于当年底之前返回威尼斯，还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城镇和乡村大量募集水手。
威尼斯的造船厂一时间也忙碌了起来。为运输马匹所定制的大量平底船，在紧锣密鼓地制造着。
到第二年的春天，需要建造400艘这样的平底船。对于当时地中海海运力量居于第一位的威尼斯来说，也要动员全国的国力才能完成。
在圣马可教堂向市民呼吁的元首丹多洛
第四次十字军对于威尼斯来说，是举国的投资。因此，他们自然是按照契约的各个细节，认真完成的。
✞ 在法国
为了尽快传达喜报而昼夜兼程骑马回到法国的维拉哈都因，却见到了自己正卧病在床的主君。
香槟伯爵蒂博听罢维拉哈都因的汇报，立即打起精神，感到十分喜悦，甚至命令马夫牵来自己的战马，想练习骑术。但他上马之后不久便再次感到不适，重新回到了床上。
伯爵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下去，这使他不得不留下遗嘱。他授意将自己用来出征的资金分配给属下的骑士，以使他们能够在誓约日期前抵达威尼斯。
蒂博也将自己遗产的一部分留给了维拉哈都因。
之后，这位年仅23岁的伯爵就撒手人寰了。
得到伯爵遗赠的骑士虽然很多，却有不少人留了下来，没有前往威尼斯。
失去了总司令的十字军，必须选出另一个人来领导。会谈之后，众人推举勃艮第公爵承担这一任务。但勃艮第公爵不仅拒绝担任总司令，甚至连参加十字军都拒绝了。最终，使节们没能说服拥有像亡故的香槟伯爵一般影响力的诸侯担任总司令。毕竟，各大诸侯都在为了抵抗法国国王腓力二世扩张领土的图谋而做准备。
最终集合在苏瓦松地区，为十字军东征而商议的弗兰德斯伯爵、布洛瓦伯爵和圣保罗伯爵商议的结果，是任命蒙费拉特侯爵博尼法乔为十字军的总司令。
蒙费拉特侯爵是意大利人，也是法国国王腓力的亲戚，以战场上的勇猛而著称。博尼法乔比三位伯爵年长，已年过半百，爽快地答应了诸侯的请求。
在前往苏瓦松的路上经过巴黎的博尼法乔，得到了腓力的热烈欢迎。
这是自然的。对腓力来说，第四次十字军当中有很多人是自己领土扩张的障碍。此时由自己的亲戚、老练的蒙费拉特侯爵担任十字军的统帅，自然有着帮助国王消除障碍的作用。
腓力把这次东征当作一次良机。此时理查已经驾崩，继承英国王位的约翰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十分无能。而其他诸侯则由于参加第四次十字军而不在封地，给法国国王以可乘之机。
离开巴黎，抵达苏瓦松的蒙费拉特侯爵，与在当地等候的弗兰德斯伯爵、布洛瓦伯爵和圣保罗伯爵一起，在苏瓦松主教堂的十字架下宣誓出征。仪式结束后，十字军正式发兵。在大主教出席的庄严仪式上，全体十字军宣誓于约定之日前抵达威尼斯。
苏瓦松宣誓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法国。自此之后，决意参加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大量增加。但相对于普通的骑士，诸侯级别的封建领主数量并不多。
从1202年4月14日复活节前后，到6月2日的五旬节，法国的骑士们大都完成了旅程，到达了威尼斯。他们的路线是在法国境内从北到南，然后再自西向东横穿意大利。
与此同时，一些拥有舰队的弗兰德斯骑士们，顺着大西洋南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最终抵达威尼斯。
这一行人从布鲁日出发，计划与弗兰德斯伯爵在威尼斯会合，一同手持《圣经》宣誓出征。伯爵及其兄弟委托经海路南下的骑士，运送了远征的必要物资，自己则与属下骑士沿陆路前往威尼斯。
然而，这支沿海路出征的队伍，始终没有抵达威尼斯。当十字军大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莫德内港登陆时，也没有见到这些来自弗兰德斯的骑士。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他们实际上直接前往了巴勒斯坦。
他们抵达圣地之后，很快就与当地的穆斯林兵戎相见，结果大都被杀，只有极少数人返回了故土。
从法国出发的骑士中，也有并未抵达威尼斯，而取道马赛乘船前往莫德内。这些人当中，也有并未抵达莫德内的。他们的命运，也大都像那些失散的弗兰德斯人一样。
在维拉哈都因的笔下，记录的满是这些同袍们的悲怆故事，与之伴随着的自然还有抵达威尼斯的十字军战士的情况。维拉哈都因评价威尼斯元首丹多洛时，用了“善良”的字眼。而这位真诚而善良的香槟绅士自己，则是通过婚姻取得领地。他毕生谨守去世的主君遗赠的地产，绝不在同志面前做任何利己的单边行动。可以说，维拉哈都因的人生，笔直地走在上帝所规定的“正道”上。
✞ 在威尼斯集结
在约定日期前不久，又有一位善良的绅士抵达了威尼斯。他就是弗兰德斯伯爵鲍德温。随着日期的临近，到达威尼斯朝圣者和普通士兵不断增加。
尽管如此，十字军的总数并不多。在期限的日子到来时，还在前往威尼斯的道路上缓缓前行的人不在少数。
威尼斯得到通知，蒙费拉特侯爵由于后方的事务而姗姗来迟。至于布洛瓦伯爵，也没有按时抵达。威尼斯的使者抵达帕维亚，并在那里拜见了在此逗留的伯爵，诉说了在威尼斯的始末。布洛瓦伯爵随即派遣了使节前往威尼斯，会见先期抵达那里的维拉哈都因和圣保罗伯爵。
此时，在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和皮亚琴察，有许多法国人并未向东前往威尼斯，而是折向南方。有的人是怀疑威尼斯人的信用，而另一些人则是受到在意大利南部获得领土的同胞的邀请，到当地去与穆斯林海盗作战的。这些人后来并未与十字军主力合流。
由于中途离去者众多，在威尼斯集结的十字军兵士数量很少，甚至连与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所签署协议的1/3都不到。最终统计的官兵总数约为一万人。
当十字军兵士们来到威尼斯外港的圣尼古拉岛时，他们为所见的情景而震动。
用维拉哈都因的话来说，任何一位基督徒都没有见过如此浩大的舰队——不计其数的桨帆船、大帆船和平底船将港口围得密密实实。善良的维拉哈都因不仅惊叹道：
哎呀，那些骑士们为什么要离开前往威尼斯的正途啊？基督徒拥有这样的一支大舰队，彻底消灭异教徒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可是，到达这里的十字军，却只有约定数目的1/3！
威尼斯一方已经完全履行了双方契约所规定的义务。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东岸从伊利里亚到达尔马提亚之间的地区招募了大批水手，而本国国内的成年男子则有1/5计划参加十字军，可谓是以举国之力来完成与法国诸侯的约定。
相反，法国的诸侯却没有如约行事。大概是由于信心不够的缘故，为3.35万名行军人员支付8.5万马克的钱财，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法国国王腓力在国内的作战中征发了大约一万名兵士，而他此前参加第三次十字军时，仅仅率领了2000人。以当时法国的军事实力，地位低于国王的封建诸侯根本无法召集如第一次十字军时代一般的大军。因此，诸侯最开始估计的超过3万的人数在实际成行时就打了折扣。
当约定的日期到来时，抵达威尼斯的法国十字军总人数大约是一万人。在四次分期支付中，前两次的2.5万马克已经支付完毕，而剩下的6万马克则不了了之了。威尼斯得到的经费平均下来是每人两马克，剩下的部分只能依靠诸侯和骑士们自筹。
但十字军还是陷入了经费短缺的局面。最终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声称，如果得不到约定金额的经费，就将拒绝派出舰队。
关于这一点，后世的研究者指出，之所以在参战人数减少到原来1/3时，威尼斯还强行要求诸侯支付经费，是因为威尼斯已经为履行约定进行了大笔投资。
对此感到困惑的显然不止是诸侯，作为诸侯代表的维拉哈都因也在其列。但是在他留下的记载中，这位使节不得不承认，威尼斯人完全遵守了约定，不遵守约定的是法国人自己。
最终，各路诸侯协商决定完全支付这些费用。但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金钱。最终，弗兰德斯伯爵将自己携带的全部金银财宝都变卖了，其他的诸侯和骑士们也竞相效仿，将堆积如山的金银器纳入了威尼斯的国库。
将这些财物全部抵充账款，十字军最后凑了将近3.4万马克。此时，上至各位诸侯，下至普通骑士，都没有任何财产可以用来支付出征的费用了。
在这些法国骑士精神的代表看来，如果只是因为无法支付费用就导致此次十字军东征流产，那他们是没有任何颜面回国面见家乡父老的。此时，虽然威尼斯的银行有可以外借的资金，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向银行伸手乞援。
威尼斯政府只得静待法国人最终支付。到了6月24日那天，威尼斯的舰队依然停泊在港口之内。
焦虑的情绪在圣尼古拉岛上滞留的十字军将士们中间蔓延开来。虽然诸侯和骑士们能够进入威尼斯城，普通士兵则没有这个权限。当时不允许大量外国人进入城内，主要是出于治安和预防传染病的考虑。该政策在其他地区也普遍实行。眼看着面前的大舰队已经整装待发，十字军士兵们却要在进退不得的局面下度过6、7两个月。
第四次十字军与威尼斯海军的进军路线
就在8月也只剩下几天的时候，元首丹多洛召集了十字军诸侯，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
丹多洛的提议是，如果十字军愿意在前往近东的过程中帮助威尼斯攻占扎拉城，威尼斯银行就可以为十字军提供期限尽可能长的贷款，以使这次东征成行。
扎拉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是从威尼斯出海的航线上的重要港口城市。
由于匈牙利国王的煽动，扎拉城举起了反抗威尼斯的旗帜。由于不能以扎拉为航线中继港，威尼斯的船只回母港的通道就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因此，共和国无论如何要重新夺回这座港口。
让十字军接受这一提议，多少是有些困难的。毕竟，扎拉城的居民是基督徒，而支持他们的匈牙利国王也是基督徒。以消灭异教徒为目的的十字军，是不能攻击基督徒的。这样的事情如果让罗马教皇知道，可是会导致极为麻烦的结果的。
然而，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是要抓住的。于是，在丹多洛提出建议的当天，蒙费拉特侯爵、弗兰德斯伯爵、布洛瓦伯爵和圣保罗伯爵都同意了威尼斯的提议。
与此同时，一部分不同意这一提议的骑士们，决定与大军分开单独行动。他们前往其他的港口自行乘船去巴勒斯坦，也有一少部分直接返回了法国。这样，一万人的部队又减少了一些。
得知十字军一方决定的元首丹多洛，率领威尼斯的全体参战人员在十字架下发誓，从此也加入了十字军的战斗序列。威尼斯的公民们群情振奋的情景，与法国人的士气低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连同水手在内的威尼斯参战人员的总数，已经与法国来的十字军人数基本持平。第四次十字军，由此成了法国诸侯与威尼斯共和国的一次联合远征。
万事俱备之后，诸侯和骑士们各自乘上分配好的船只。法国诸侯的总司令蒙费拉特侯爵和威尼斯元首丹多洛一起，乘坐这支大舰队的旗舰。
一时间只见人头攒动，潮水一般涌上船去。将士们一边运送着攻城器械和个人用品，一边赶着马匹上船，就这样整个9月的威尼斯都在忙碌中度过了。
✞ 出阵
1202年10月8日，最终等到了出港的日期。庞大的舰队将港口围得水泄不通，而激动的法国骑士们早已忘记了在威尼斯已耽搁3个月的事实。
这支舰队所载的攻城器械，数量达到300之众。船桅上秋风吹拂着诸侯和骑士们的各色旗帜；甲板上整齐排列着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的盾牌；盾牌之后站立着手执钢枪的英姿飒爽的骑士们。
元首和蒙费拉特侯爵所乘的旗舰桨帆船，周身连同划桨都涂成绯红色，桅杆顶端飘拂着绣有金色圣马可狮子图案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
旗舰的舰桥上站立着四位号手，手持银色的号角高声吹奏着。从桨帆船船腹两侧伸出的长柄划桨，整齐划一地舞动着，推动船只缓缓前行。桨帆船牵引着威尼斯大帆船倾巢而出。在港口外的海面上，桨帆船和帆船次第航行，船帆迎着徐徐秋风舒展开来。霎时间，水手们切断了桨帆船牵引帆船的缆绳，桨帆船的划桨像水鸟的翅膀一样舒展开来，使船保持水平，逆风前行。大舰队就此离开港口送别的人群的视线，向着地平线的方向远去。
关于这支舰队的舰船数量，由于存在各种说法，并没有准确的数字。亲身经历的维拉哈都因，只是说此次出征的舰船为数众多，前所未闻，并没有任何数字记载。在爱德华·吉本所引用的威尼斯方面的记载当中，有如下的说法：
战舰用桨帆船——50艘；
运输用帆船——240艘；
平底船——120艘；
传令用小型桨帆船——70艘；
合计480艘。
但是，这一统计来自各船乘员记载的综合，其中多有重复。如果以双方约定的人数——3.5万法国十字军和6000威尼斯兵士来计算，威尼斯需要准备的船只数量并没有吉本统计的那么多。因此，根据当时及一些后世编年史家的记载，这支舰队的船只总数大致如下：
桨帆船——50艘；
帆船——大约与桨帆船相同；
平底船——80艘；
快速小型桨帆船——20艘；
合计200艘。
实际的情况，是威尼斯一方的参战人员并未减少，而法国来的十字军人数为约定数量的1/3。
桨帆船
即便如此，在这13世纪初的时代，200艘舰船齐集的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参考370年后勒班陀大海战时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投入的兵力，双方也不过各自调遣了200余艘舰船。
舰队离开威尼斯之后，首先向东航行，前往亚得里亚海东岸。这一地区的沿海城市拥有充足的新鲜食物和饮用水。威尼斯船只向其他国家航行时，都不在本国内购买食物和饮用水，而是在离家乡不远的地方来大量购入。因此，舰队在这一地区停泊了一天。
从当天开始，到11月10日的一个多月内舰队的行动，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维拉哈都因的编年史里，只叙述了舰队离开威尼斯和抵达扎拉两件事。那么，在这一个月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对威尼斯并无好感的一些历史学家，是这样推论的：
“谙熟亚得里亚海航线的威尼斯人，在对此处陌生的法国人眼皮底下，驾驶着船只兜圈子。”
而对威尼斯没有恶意的历史学家，则对此提出了反论：
“伊利里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港口，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可以利用，与此同时，威尼斯的舰队还依照惯例，在这一地区逗留以招募中下级水手。”
后者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原定6月招募的水手，由于出航晚了3个月，其中必然有一大部分已经回家。将他们再次召集出来工作，还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而且这次舰队出海的时间也与平时不同，除了更长的勤务时间，还有未知的海战使人感到前途叵测。因此，在威尼斯公民当中，选择出战的人选，必然是十分缜密而慎重的。
✞ 攻占扎拉
11月10日，舰队在扎拉城外的海面上现身了。来自法国东北部的十字军骑士们，从未在海上看到过陆上的都市，面对眼前高耸的坚固的城墙，并不知道如何攻打，心中充满了不安。
虽然威尼斯也是面向大海的城市，由于威尼斯附近只有它一座大城市，亚得里亚海就充当了城墙的作用。因此，威尼斯并没有其他中世纪城市所普遍具有的城墙。因此，从陆路前往威尼斯的法国人见到的第一座耸立于海岸的城墙，便是扎拉城。
正当法国人发出慨叹的时候，元首丹多洛立即命令大型平底船强行突破封锁港口的铁锁，接着就要求扎拉的居民投降。
城内的居民立即将十字架和耶稣像抬到城头，要求同是基督徒的十字军停止攻击扎拉城，并声称绝不会屈服。
法国人虽然眼看着十字架和圣像，但还是从平底船上牵出马匹，完成了登陆和安营扎寨的准备。在海上，早已占领了港口内部的桨帆船队，已经将海路封锁完毕。
从11日开始的攻城战，在3日内决出了胜负；到第5天，扎拉城就宣告投降了。面向大海一侧的城墙被十字军攻破，于是扎拉的居民向威尼斯元首递交了降书。
得知扎拉之战的发生，教皇英诺森三世震怒不已。他立即发出手谕，将此次全体十字军处以开除出教的绝罚。
法国诸侯连忙向罗马派遣使节，将此前的情况详细禀明，希望教皇可以解除绝罚。教皇得知了法国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之后，解除了对他们的绝罚。
然而，教皇依然维持对威尼斯人的绝罚处理。威尼斯人对此心态十分平和，并没有派遣使者请求教皇解除绝罚。
绝罚的威力，就在于使其他基督徒与被开除出教者之间划清界线。然而尽管如此，被绝罚了的威尼斯人和解除了绝罚的法国人还是一起组成了这次奇妙的十字军。
正当此时，一心想着征讨异教徒的法国人，被元首丹多洛的一段话泼了冷水。由于冬季航海颇为危险，元首建议整支大军在扎拉逗留到来年复活节前后。就算是忙于从事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舞台的商船，也会在每年11月到次年3月之间回到母国，修理船只，以避免在冬季航海。法国人只好听从了航海专家们的建议，决定延期到次年春季再向东进军。
在这段时间，教皇的使者来到了扎拉，传令解除对威尼斯人的绝罚。毕竟，继续这次十字军东征，还有赖威尼斯的船只提供运输。英诺森三世也就不得不承认威尼斯人对扎拉的占领了。
除了教皇的使者之外，另一位到访者，却做出了令法国诸侯和骑士们惊异的事情。
✞ 拜占庭皇子
12月中旬的一天，在扎拉的十字军首脑们，见到了一位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这就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子阿莱克西斯。他手持德意志王国国王的介绍信，与德意志王国的随从一起到来。
阿莱克西斯虽然贵为皇子，却被自己的亲叔叔夺取了皇位，还被打入了大牢。这位20岁的皇子最终成功越狱，并乘一艘商船前往意大利的港口安科纳。
阿莱克西斯翻越阿尔卑斯山抵达德意志王国，向德意志王国国王求援。由于皇子的姐姐嫁给了德意志王国国王，他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与德意志王国国王约定帮助他夺取帝位。
拜占庭皇子在十字军的首脑面前声泪俱下地诉说着。他请求十字军改变行军目标，前往君士坦丁堡，将无道的叔父推翻，使拥有正统皇位继承权的自己回到宝座上。
而阿莱克西斯列出了如下的条件作为事成之后的报偿：
1.向诸侯支付20万马克。
2.提供一万名兵士进攻埃及的全部军费。
3.在自己夺取皇位之后到整个在位期间，拜占庭帝国为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提供500名骑兵，以协助防御穆斯林。
4.将希腊正教会统一在罗马天主教会之下。
十字军的首脑们鸦雀无声。对法国的诸侯来说，这一消息十分令人意外。维拉哈都因的记载中，完全没有关于此事的任何记载。因而我们就不能通过他的记载来悉知他和诸侯的立场和想法了。
不过，有一个人并未觉得此事意外，他就是十字军的总司令蒙费拉特侯爵。
当侯爵从苏瓦松宣誓出征之后，曾专程前往德意志王国会见其国王。此时阿莱克西斯正在德意志王国宫廷之内。因此，三人很可能在德意志王国举行了秘密谈判。而此时蒙费拉特伯爵所率十字军的目的地也渐趋模糊，以皇子提出的逐项条件来看，完全可以转向进攻君士坦丁堡。
事实上，正是蒙费拉特侯爵同意了皇子的提议。他还进而以接受提议的种种好处，来游说游移不定的法国诸侯。
如果能得到20万马克的资助，诸侯不仅能够还回威尼斯的借款，还能为十字军的后续开支提供足够的经费。
而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十字军进攻埃及的部队就会增加来自拜占庭的一万名军队，这将大大强化十字军的兵力。
而阿莱克西斯许诺提供的负责巴勒斯坦地区防御的500名骑兵，加上随从共计达到1500人，对当地的基督徒来说是莫大的支援。
最后，历代教皇都希望却从未实现的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的合并，将成为此次十字军给教皇英诺森三世最好的赠礼。
法国的诸侯和骑士们深为蒙费拉特侯爵的话所吸引。他们还沉浸在攻陷扎拉的喜悦中，而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不仅是希腊正教徒所拥有的最大的都市，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最大的都市。
而最为吸引他们的，就是皇子阿莱克西斯开出的最后一项条件了。
当然，第一到第三项条件已经足够吸引人了。与这些条件相比，一代代教皇孜孜不倦追求却从未实现的东西方教会之统一，若单单在威尼斯人的手上实现，对自负的法国诸侯和骑士们来说是分外眼红的。因此，他们不能在一边眼睁睁看着威尼斯人自己夺取了头功。
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就没有这样的苦恼，丹多洛明确赞成了皇子的提议。
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丹多洛，并不相信皇子所提的条件可能真的实现。就算是一切顺利，皇子也兑现了诺言，威尼斯也不会参与其后对埃及的远征。
丹多洛在担任元首之前的大半生中，曾经分别出任驻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领事。因此，他对同是基督教国家的拜占庭帝国和异教徒穆斯林的埃及都十分熟悉。由此所积累的经验，使丹多洛具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信念：信奉相同宗教的国家之间未必会有良好的关系，而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之间也未必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
在扎拉被威尼斯攻陷之后，匈牙利国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拜占庭皇帝。匈牙利和拜占庭接近，导致拜占庭与威尼斯的关系恶化，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的活动变得困难起来。
相反，穆斯林埃及与威尼斯的关系，却由于同采取现实主义态度的阿尤布王朝的态度而顺利发展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尼斯与同是基督教国家的匈牙利和拜占庭的关系，远远不如其与穆斯林埃及的关系那么稳固。
但威尼斯人毕竟信奉“首先是威尼斯的公民，其次才是基督徒”这一并不符合中世纪一般伦理的座右铭。由于保持了密切的经济往来，即便他们交往的对象是异教徒，也能秉持着“良心”而往来。
在扎拉重归威尼斯控制之后，成为了威尼斯海上航线的重要一站。而如果拜占庭的皇位归于与威尼斯友好的主人，威尼斯自然会对君士坦丁堡做更多的投资。
如果只是忠实执行双方议定的计划，并不需要特别的才能。但是，如果要对议定事件之外的特别事态做考虑，并做出十二分的灵活利用，就需要特别优秀的人才了。
元首丹多洛，恰恰就是拥有统治者绝对必需才能的一位伟大人物。这一点，从当时和之后的事态发展中都得以充分证明。
✞ 行军目标变更
在为拜占庭皇子的提议而困扰的法国人之间，对于是否将行军目标变为君士坦丁堡的问题，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诸侯和强有力的骑士之间，就连一般的士兵也分裂成唇枪舌战的两派。
随着十字军的首脑中蒙费拉特侯爵、弗兰德斯伯爵、布洛瓦伯爵和圣保罗伯爵陆续赞成了阿莱克西斯的提议，最终的决议也就达成了。十字军中的大部分，都将下一个行军目标定为君士坦丁堡。
然而十字军中毕竟还是有人不愿意进攻基督教国家的。一支500人的十字军队伍，从扎拉港夺取了停泊着的威尼斯船只，向埃及进发。但是，由于没有威尼斯水手肯为他们操船，这些人离开扎拉不久就无法继续航行下去，孤零零地在冬季的海上漂泊了几天之后，船只宣告沉没，没有人前来救援。
也有人取道陆路前往巴勒斯坦。这些人离开扎拉之后，就进入了匈牙利国王的控制区。这些法国骑士们受到匈牙利士兵的追击，幸好及时逃回了扎拉城内。自然，没有一个威尼斯人离开扎拉城。
最终，十字军与阿莱克西斯签订了明确记录以上四项条件的契约。法国诸侯的署名仅有10人。蒙费拉特侯爵、弗兰德斯伯爵、布洛瓦伯爵、圣保罗伯爵和元首丹多洛之后，还有6人署名。各位诸侯都是在同意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后，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教皇得知了十字军行军目标的变更，再次震怒。但历代教皇中拥有最高权力的英诺森三世，对第四次十字军的既成事实，也只好事后承认了。
毕竟，如果能在自己在位期间，实现东西方教会的统一，对这位野心勃勃、学识过人的教皇来说，将是喜出望外的收获。
因此教皇并未像扎拉之战时那样给出明确的意见。至于绝罚之类的情况更是完全没有发生。他默许了十字军进攻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但希望他们不要进犯行军途中的其他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只要十字军不进攻其他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在进攻君士坦丁堡得手之后，教皇自然会予以承认。
一言以蔽之，英诺森三世希望能够重新将这支十字军控制在自己之手。
所谓教皇代理人，就是不能亲自参加十字军的罗马教皇在十字军中的正式代表。教皇代理人在肩负着上帝期望的十字军中，拥有与总司令同等的至高地位。但对教皇代理人来说，他还是教皇在十字军中的使节。在第四次十字军中的教皇特使，能够对十字军的首脑起到监督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钦差大臣”。
但教皇特使对元首丹多洛并不起这样的作用。丹多洛以特使并不重要为由，敦促特使早早返回了罗马。他派遣船只，将特使送回了教皇国的港口安科纳。
而当特使手持教皇的回信，再次来到扎拉港时，他发现威尼斯的船只已经无影无踪了。由于十字军离开扎拉以后不需要再回港口，原来雇佣的船只也都纷纷解散了。当特使再次到来以后，十字军的舰队早已离开了港口。
结果，十字军里就没有了教皇的“钦差大臣”。这支没有罗马教廷监视的第四次十字军，与理查一世所率领的第三次十字军的情况类似。
1203年4月6日，复活节期间，十字军离开了扎拉。当天出港的是帆船和平底船组成的舰队。第二天，较少受风向变化影响的桨帆船队扬帆起航。
多种舰船混编的舰队，根据航速的差别，决定了一处集合目的地，然后从此地开始再次按顺序编队航行，前往下一处目的地。从扎拉出发后，下一处目的地是科孚岛。
元首、蒙费拉特侯爵和阿莱克西斯所乘的旗舰所在的桨帆船队，顺利地乘风驶出了亚得里亚海，南下来到了距离科孚岛只有两天航程的都拉斯。都拉斯虽然与威尼斯保持友好关系，却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威尼斯舰队停泊于此处，是为了要求港口的居民对阿莱克西斯宣誓效忠。效忠仪式结束后，舰队便离港前往科孚岛。
帆船和平底船队已经先期到达了科孚岛。平底船内的马匹被悉数牵出，由骑士引领着，在帐篷外休息。科孚岛的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浪涛声对面浓密的绿色杉树林，给从西欧北部前来的法国人以一种十分安逸的感觉。
十字军在这座拜占庭帝国的岛屿上逗留了三个星期。这里的居民虽然表面上向皇子宣誓效忠，实际上却因为与意大利南部隔海相望，而时时刻刻都留存着反叛的心思。
然而，虽然南意大利人有想夺取科孚岛的心思，却未能跟对岸的同志们取得联系。直到法国诸侯从科孚岛出发，也没有任何反叛的事情发生。
5月24日，整支舰队按照平底船、帆船和桨帆船的顺序，从科孚岛出发了。当天晴空万里，清风徐徐，船帆借着风力张开，推动船只沿着水面前进。在目光所及的海面上，整齐排列着舰队的船只。法国人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不禁心潮澎湃，已经全然忘记了中途离开的那些人。
舰队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海岸南下，在半岛南端的莫德内港稍作停留之后，转向东航行。从此经过一条狭窄的海峡绕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侧的爱琴海。就在此处，舰队遭遇了从马赛出发，前往巴勒斯坦的两艘船。原来，这两艘船在巴勒斯坦找不到可以停泊的港口，只好返航。船上乘坐的都是来自法国的骑士。
当双方的船只接近时，弗兰德斯伯爵向对方船只发出了询问所乘何人的旗语，但对方没有回答。只有一位骑士对伯爵船的方向看来，随即发出了大声欢呼。然而就这样，两艘船与大舰队相向而行，很快就消失在西方的天际。
在这小麦收获的季节，十字军的舰队于途经的岛屿登陆补充军粮。而在以水源清澈而著称的安德罗斯岛，舰队的饮水得到了充分补充。
舰队就这样通过了爱琴海，又经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马尔马拉海，在6月中旬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城下。
映入十字军将士眼帘的君士坦丁堡的壮观景象，令初来乍到的法国人为之倾倒。围绕着街道的城墙高耸，在城墙的险要处则建有坚固的塔楼。向城内眺望，可以看到数不清的豪华的宫殿和教堂。法国的诸侯、骑士和普通士兵，都为自己要进攻的这座世界最大的都市而感到胆寒。
在附近岛屿上登陆的十字军首脑们召开了作战会议。元首丹多洛在会上发言：
“在座的各位诸侯，我比各位更了解这座都市。各位今天所面临的，是任何民族都未能完成的大事业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以妥善而合理的方式取得这座都市。
“如果我们仅仅从陆上攻城的话，敌方国土广大，居民众多，人数劣势又缺少军粮的我军，必然会为了获取军粮而分散，从而被敌人各个击破。我方的兵力已经很少了，不能因为任何缘故再损失兵力。
“而在君士坦丁堡周边有许多岛屿。在岛上驻扎就可以确保获得足够的军粮。因此，首先在岛屿上贮存军粮，然后再听从上帝的命令而行动吧。只有不为粮食发愁的兵士，才能勇敢地战斗。”
作战会议在当日结束，各位诸侯乘坐自己的船只分开行动。
然而，诸侯完全没有听从元首的建议。第二天（6月24日）一早，法国诸侯的军队纷纷手持武器，向君士坦丁堡进军。
✞ 君士坦丁堡攻城战
从这一天开始，历时10个月的君士坦丁堡攻城战拉开了帷幕。
在这10个月间，由于与拜占庭谈判和获取军粮，双方一度休战，军事行动在此之后再次展开。此时，为了提高围困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军队的士气，元首丹多洛领导威尼斯军队采取了全新战术，为限于停滞的战线注入了活力。
以地中海世界最强城防而著称的君士坦丁堡，在10个月之内就被军力并不强的第四次十字军攻破，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事件。
不过，在此处我打算略去对这场攻城大战的叙述。其原因如下所述。
我在30年前所著的《海都物语》 中，已经从威尼斯共和国历史的角度，用一章的篇幅叙述了第四次十字军的经过。
毕竟，第四次十字军对威尼斯共和国来说，是其“高速成长时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因此，在编著该国通史时，有必要用整整一章内容来充分论述。
然而，在本书中详细叙述君士坦丁堡之战，也是有理由的。在本书中一直以从事海运和贸易立国的威尼斯人，参与到正式的攻城战，特别是攻击陆地上大都市的战争之中，说明威尼斯人对如何立国、如何治国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与古罗马时代详细考察罗马共和国与汉尼拔作战的三次布匿战争的理由是相同的。
同样，对战争的胜败来说，胜者是如何取胜的，而败者是如何失败的，都值得认真检视。
《海都物语》的主人公，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公民们。因此，在写作该书时，我有必要详述君士坦丁堡之战的经过。而在《十字军的故事》中，主人公是东征的十字军战士，而此时的敌人是穆斯林。相反，在《海都物语》中敌对的，是天主教徒和希腊正教徒。因此，在这本《十字军的故事》中，我有有意省略君士坦丁堡之战的理由。关注这场战役的读者，请参见《海都物语》的上册。
此处关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基本线索，与我在30年前著作中的叙述相同。当时我对善良的维拉哈都因的叙述与不能称之为善良的威尼斯记载的比较，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必修改。
但在《十字军的故事》中，我并不想完全追述当时的记载，其原因在于，3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接触到了穆斯林撰写的原始材料。
30年前，我阅读了十字军东征历史权威史蒂文·朗西曼的《十字军的历史》一书。通过对他翻译的伊斯兰史料的掌握，我了解了当时伊斯兰世界的记录。
然而，虽然朗西曼是博学的史学家，他却会从自己的史观出发，在对原始材料介绍的过程中，筛选一部分进行论述。因此他所翻译的伊斯兰史料并非完整的记载，而是从自己关心的问题出发的引述。这样，我所引述朗西曼作品中的伊斯兰史料，就是“二次引用”的了。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从整体上参考了伊斯兰史料。这次不再是通过“二次引用”，而是虚心地从头到尾读过了一遍原始材料。如果说在部分引用时我只是对问题有了粗线条的了解，在虚心拜读原始材料之后，大致上就有了整体的把握。尽管如此，有一点还是必须提及——史料毕竟是人写的，完全依赖史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必须对史料进行处理——如果只是片面依赖某一方面的史料，必然会导致引用者实际写作中出现偏差。
30年后我读到的这些伊斯兰史料，为我提供了在《十字军的故事》中介绍鲜为人知的阿拉迪尔一方情况的机会。这就为第四次十字军在英诺森三世和元首丹多洛之外又增添了一位主角。如果不是因为阿拉迪尔的缘故，这次十字军东征将如何进行下去，恐怕就会完全不同了。
而我从此著作开篇起就十分尊重的著名历史学家朗西曼，在其代表作《十字军的历史》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指的是1453年的那次）中，跟我对同一事件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朗西曼是这样概括狮心王理查一世的：
“他是最坏的儿子，最坏的丈夫，也是最坏的国王。但如果从一员战将的角度来看，他无疑是最勇敢而完美的。”
以性格严谨而著称的朗西曼笔下的理查和我笔下的理查，几乎是判若两人。
在我看来，理查绝不是一个坏儿子，也不是坏国王，而由于其妻子贝伦齐亚的生活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可以参考，两人虽然没有留下子嗣，也不能因此说理查是最坏的丈夫吧。也许朗西曼认为，理查把妻子撇在一边，自己在战场上出征，是一件坏事。
我还是回到正题，不再说无关紧要的话了。
✞ 拉丁帝国
在10个月内陷落的君士坦丁堡城内，发生了拜占庭皇室内部的仇杀。双眼失明的老皇帝连同前来复仇的皇子阿莱克西斯都一命呜呼，杀死他们夺取帝位的穆尔祖弗洛斯则逃亡小亚细亚。拜占庭的帝位成了空位，威尼斯人则抓住机会，计划扶持一位亲威尼斯者登基。
最终，一个名叫“拉丁帝国”的新国家建立了起来。而为了建立这个国家，一位新皇帝必然要上台。
最终的人选，由法国方面的6名选举人和威尼斯方面的6名选举人决定。
一开始，当选皇帝呼声最高的，是集沉着与胆识于一身，受到全体官兵尊敬的元首丹多洛。然而元首以自己高龄为由，推辞了出任皇帝的建议。
丹多洛拒绝出任拜占庭皇帝，自然是由于别的原因。作为威尼斯共和国普通公民的丹多洛出任别国的皇帝，就会有触犯威尼斯的共和制的嫌疑了。此次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丹多洛一直是把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祖国威尼斯才是丹多洛个人成就的根基，因此让他做出任何违背威尼斯共和国制度的举动，都是不可能的。
在丹多洛之外，出任拉丁帝国第一任皇帝的候补，就是十字军的总指挥蒙费拉特侯爵。侯爵自己则为了对选举人的心理施加影响，在城陷之后就当即与前任皇帝的皇妃、匈牙利公主举行了婚礼。
然而威尼斯方面并不希望由侯爵本人出任皇帝。出身意大利北部蒙费拉特地区的侯爵，与邻近的热那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现在又与威尼斯的敌国匈牙利出身的拜占庭皇妃结婚，这绝不是威尼斯人心目中的皇帝人选。威尼斯人心目中希望的，是由弗兰德斯伯爵来出任皇帝。
选举的结果，果然是弗兰德斯伯爵鲍德温成为新皇帝。他取得了威尼斯一方6人一致投票支持，也得到了部分法国选举人的选票，从而成为了简单多数票的获得者。
至于新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则由威尼斯共和国的托马索·莫罗西尼出任。
拉丁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在君士坦丁堡最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加冕仪式上，新任牧首莫罗西尼为皇帝授予皇冠。而从蒙费拉特侯爵以下的法国全体诸侯和骑士们，都以臣下的身份宣誓效忠皇帝。
新皇帝将帝国5/8的土地授予了蒙费拉特侯爵以下的诸侯。只有将国土分配给诸侯和强有力的骑士阶层，才能使这些习惯了封建制度的臣下保持对皇帝的忠诚，而不至于出现内乱。
而威尼斯方面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未对皇帝宣誓效忠。最终，法国诸侯没有抗议威尼斯的做法，而威尼斯实质上取得了此次东征所获得拜占庭领土的3/8。
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是拉丁帝国存在期间的“东罗马帝国3/8领土的拥有者”。
此外，在皇帝的官僚机构中，也始终有威尼斯人加入。
而这还不够，威尼斯成功地在拉丁帝国的政策中，加入与威尼斯敌对国家不能在帝国内经商的条款。这样，威尼斯人在拉丁帝国当中就没有了对手。
✞ 地中海的女王
这次十字军名义上的领袖是蒙费拉特侯爵，实际上则是元首恩里科·丹多洛。这位威尼斯元首的最大成就，就是完成了本国在地中海东部商业航线网络的建设。
威尼斯人在其海上商业帝国中的成功经营，使其在整个地中海的最大对手热那亚，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开始逐渐收复在地中海贸易中的失地。
威尼斯共和国在帝国领土中所获得的3/8部分，并非集中于一个地区。帝国的内陆部分大都处在法国封建诸侯的占有下，而威尼斯人则保持了对军事和贸易要地的控制。这是人口相对较少的威尼斯十分明智的做法。他们只对能增加本国利益的区域感兴趣，而对内陆地区并不关心。
在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沿着金角湾，布满码头和仓库的狭长地带，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周围，是威尼斯人的居住区。
威尼斯人的活动区域，既不是“面”也不是“线”，只是“点”而已。在人员不足，无法维持对这些“点”的控制的情况下，就只能将其让给其他国家了。威尼斯有许多友好城市，这确保了它能够控制在地中海世界的商业利益。下面我就将这些“点”一一列出：
亚得里亚海东岸中间位置的扎拉，在此次东征期间完全回到威尼斯手中。
亚得里亚海出口处的都拉斯。
进入爱奥尼亚海之后的第一个岛屿科孚岛，暂时是威尼斯控制下的岛屿，后来几经转手，最终在1386年完全落入威尼斯之手。
科孚岛以南的凯法罗尼亚岛，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就一直控制在威尼斯人手中了。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莫德内和科洛内两个海角，也成为了威尼斯的海军基地，史称“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
还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南，接近克里特岛的克里贡德群岛。
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入爱琴海的入口处的特尔米西奥内。在1386年之后，由于战略需要，威尼斯转而着手经营附近的那福利翁和阿尔戈斯。
还有爱琴海中的米罗斯、帕罗斯、纳克索斯、米克诺斯、斯坦帕利亚、提诺斯、安德罗斯等岛屿。
以上这些威尼斯共和国的直辖领地，都分别由威尼斯国内的大家族管理。这些家族，并非都忠实于本国的政策。
萨梅多家族控制了纳克索斯、米罗斯和帕罗斯岛，基奇家族则控制了米克诺斯和提诺斯，朱斯丁尼安家族领有西佛斯和泽亚岛，奎里尼家族和丹多洛家族则分别是斯坦帕利亚岛和安德罗斯岛的主人。
这些家族中的部分成员带着自己的家庭移居希腊岛屿，在所领有的岛上开展经营活动。这些岛屿上居住着的主要是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因此他们很难接受身为天主教徒的威尼斯人的统治。作为变通，威尼斯的移居者并非以封建领主的形式控制这些岛屿，而是以类似公司领导和职员的方式，在岛上从事经营活动。这正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动物——威尼斯人所向往的。
而对于控制爱琴海不可或缺的内格罗蓬特岛（希腊语称优卑亚岛）来说，威尼斯共和国就必须将整个岛屿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将这里掌握在自己手中，就等于掌握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上路线。
最后就是克里特岛了。这座地中海东部最大的岛屿，可称是地中海东部的航空母舰，其作为战略基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威尼斯来说，克里特岛不仅是战略要地，还是与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和中近东城市进行贸易的中继站，因此威尼斯人要保证对此处的控制。
然而，在分割拜占庭帝国领土期间，克里特岛被划为蒙费拉特侯爵的领地。最终，威尼斯向侯爵缴纳了一万马克，连同希腊半岛上帖撒利亚领地作为交换，使克里特变成了共和国的直辖领地。
从此以后的400年间，不管是付出多大的牺牲，威尼斯都要竭尽全力守住这座克里特岛。
威尼斯在地中海东部的网络
就这样，威尼斯的海上航线网络，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这个人口不到10万的国家，通过合理而现实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控制整个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帝国。正是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十二分巧妙的利用，使得威尼斯完成了海上霸业，加冕为“地中海的女王”。
然而，史学界对第四次十字军的评价极低。例如朗西曼就认为，此次十字军毫无可取之处。恶评如潮的原因，首当其冲的是此次十字军是基督徒攻击基督徒的运动。
这类恶评虽然是20世纪以来出现的。在此之前的700年间关于十字军的叙述当中，对第四次十字军的评价也不高。其证据是，在19世纪米绍的《十字军史》中，有古斯塔夫·多雷为他提供插图。在多雷的100张插图中，只有5张是描绘第四次十字军的。
但是，在此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编年史记载中，并没有出现多少负面评价。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也并没有对任何人处以绝罚。尽管如此，当时的世界还是都知道了这件基督徒进攻其他基督徒的大事。
那么，在当时的西欧基督徒那里，此事到底是怎样评价的呢？
生活在耶稣基督话语中的中世纪西欧人的理想，是到耶稣出生和死难的圣城耶路撒冷去朝圣。
由于理查和萨拉丁之间的和平协议，西欧基督徒前往圣城巡礼已经是自由而安全的了。虽然耶路撒冷还处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基督徒的朝圣往来却是十分活跃的。朝圣者登陆的港口阿克和海法，也在和议条件下归基督徒所有。
在这一状况之下，前往巴勒斯坦朝圣的船只，可以在沿途威尼斯控制的岛屿靠岸补给，大大增加了旅行的安全性。此外，理查所征服的塞浦路斯岛，此时也成为西欧天主教徒控制的岛屿。朝圣者们以这些岛屿为跳板，安全地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威尼斯人也把朝圣当作商业来经营，从而使第四次十字军以后的基督徒朝圣旅行变得日益安全、便利起来。
以上的事实，是跟后世原教旨主义者的想法并不相同的。而原教旨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杜雷生活的时代是否已经存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此外，在800年过后的21世纪中，人们还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4年发起的针对法国南部阿尔比派基督教异端的十字军，称为“阿尔比十字军”。
最后，我想以法国南部香槟地方的维拉哈都因笔下对威尼斯元首丹多洛的描写，来结束对第四次十字军的介绍。
在战斗中，元首时常全身披挂，英姿飒爽地伫立在旗舰船头的大圣马可国旗下。
当舰队抵达城下时，元首向水手们大声命令，立即下船上岸。此时，威尼斯人看着年事已高的元首，多少表现出对执行命令的踌躇。元首见状，当即大声喊道，凡不遵命者，必受重罚。
在城墙上如雨点般落下的敌军箭矢中傲然挺立的元首丹多洛，以及他身边的大圣马可国旗，成为全体威尼斯将士遵从的号令。平底船中的马夫牵着马一起上岸，大型帆船上的船员们也乘着小舟赶来，加入了陆地上的战斗。
维拉哈都因接下来写道：
高大的老元首立刻纵马疾驱，以一贯所示的毅然之姿，克服进军中的一切困难，以必死的决心，迎战最后的敌人。
在第四次十字军攻陷拜占庭帝国之后一年零两个月，1205年6月，恩里科·丹多洛未及回国，就病死在君士坦丁堡。他被葬于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内。盛放遗体的石棺十分简朴，没有任何的装饰，只是在一侧雕刻着逝者的意大利语名字（Enrico Dandolo）的拉丁语形式：Henricus Dandolo。这座石棺今天仍然保存在原处。
在丹多洛的母国威尼斯，并没有任何的勋章或铜像来纪念他。在威尼斯人的观念当中，他只不过是为共和国做出贡献的一个普通人而已。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